“减贫与发展”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话题，2000年9月通过的“千年发展目标（MDGs）”，第一条即为“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促使各国人民政府关注贫困问题并充分调动资金用于减贫事业。2015年9月，在“千年发展目标”的收官之年，联合国又进一步制定了“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承接千年发展目标，致力于在世界各地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并逐渐转向可持续发展道路。近年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ramework, SLF）作为理解贫困人口致贫原因并予以多种解决方案的集成性分析工具被广泛应用于“减贫与发展”问题的研究之中，并认为能够用来有效指导可持续发展研究与实践^[1]。与此同时，随着旅游产业的不断蓬勃发展、与各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不断深度融合，其在带动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促进贫困地区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示范作用逐渐得到学者们的广泛认同，甚至有学者直接指出旅游收入分享能够有效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2-4]。因此，学者们逐渐运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来解释旅游发展对目的地生计的影响，认为旅游发展能够有效增加贫困人口生计资本^[5]、促进贫困人口生计策略转型^[6]、提升贫困人口的生计多样化^[7]，进而提升居民整体生活质量与福祉^[8]。然而，也有学者认为旅游业不能完全替代传统的生计方式，只有少部分人能够从旅游发展中真正获益^[9]，而且旅游发展会给居民生计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过度依赖于旅游业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其生计脆弱性增加，不利于生计的可持续发展^{[10, 11]}。虽然当前我国已取得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但如何实现巩固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接续推动脱贫摘帽地区乡村全面振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及生计可持续仍是我国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因此，在以全域旅游、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系统理解旅游发展对目的地可持续生计的影响，有效运用可持续生计的理论与方法深化我们对旅游发展实践的认识与理解，进而促进旅游地生计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旨在回顾可持续生计概念与理论发展的基础上，归纳总结旅游地可持续生计研究的国际进展与特征，阐明未来中国旅游地可持续生计研究的重点与方向，以期为以旅游发展促进目的地生计可持续、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指导与借鉴。

为全面掌握旅游地可持续生计国际研究进展，本文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以“tourism”+“livelihood（s）”为主题词进行文献检索，其中，文献类别设置为“Article”，语言为“English”，检索时间截止2021年3月20日，共检索到相关文献832篇，涉及《Tourism Management》、《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Journal of Rural Studies》、《Tourism Geographies》、《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Journal of Hospitality & Tourism Research》等346个期刊。其中《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发文量最多为51篇，占总文献量的6.13%。从历年文献量看（图 1），1995—2007年期间，旅游地可持续生计国际研究的数量较少且增长较为缓慢，2008—2017年期间，国际学者对旅游地可持续生计问题的关注逐渐增加，且在2017年之后迅速增长，2020年一年间的发文量高达130篇，占历年文献总数的15.63%。

图 1(Fig. 1)

图 1 历年旅游地可持续生计国际研究文献数量 Fig.1 Th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s on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in Tourism Destinations over the Years

进一步地，对上述检索到的外文文献标题及摘要内容进行认真研读，并遵循以下原则对文献进行二次筛选：①旅游地可持续生计同时包含社区及农户两个层面的生计可持续，因此相关文献的研究对象须为旅游地社区或农户；②研究内容须与可持续生计直接相关；③文献来源须为学术界普遍认可的较高质量的学术期刊。最后，经再次筛选剔除后共保留145篇旅游地可持续生计相关的外文文献。基于此，对每一篇文献的研究内容进行认真研读，并按照研究主题进行归类整理，总结旅游地可持续生计国际研究特征，从而为中国旅游地可持续生计研究与实践提出未来方向。

可持续生计研究缘起于人们对贫困问题属性理解的加深，是一种国际发展思想的范式转变^[12]。可持续生计将人作为发展的中心，强调除了解决传统的收入和消费贫困之外，更应该关注发展能力的贫困，并认为提升个体、家庭、社区和社会各个层面的生计发展能力是消除贫困的关键^{[13, 14]}。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最初从生计安全的角度提出可持续生计是一个家庭通过多种不同的生计方式以获得可持续的粮食储备和现金流以满足基本需求的生计保障^[15]。Chambers和Conway在此定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生计的可持续发展，并将可持续生计的定义修改为：生计指的是谋生的手段或方式，它包括谋生所需的能力、资产和活动；可持续的生计能够有效应对外部压力和冲击并从中恢复，同时在不破坏自然资源的情况下维持或提高其能力和资产，为下一代提供可持续的生计机会，并在短期和长期内为当地和全球各种其他生计带来净利益^[14]。这一概念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广泛认同，并成为后续学者们理解可持续生计的重要基础。

为增强可持续生计理论的可操作性，全面理解实现或未能实现可持续生计的过程及原因，许多国际组织如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及国际学者如Scoones、Bebbington、Ellis等开发了各有侧重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16]。其中，以Scoones^[17]和DFID^[18]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 SLF）最具代表性，并得到了国际学者的广泛应用。这两个框架均认为可持续生计包含：生计背景、生计资产、结构与过程、生计策略、生计结果五个部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反映了贫困人口如何在特定的环境背景下，基于对不同生计资产的组合能力选择合适的生计策略以实现生计目标的过程，同时特别强调制度与机构在生计策略选择及生计目标实现中的重要作用。此外，Scoones还突出了生计策略的多样性，并辨析了生计结果的五个关键要素：创造就业，减贫，福祉和能力，生计适应性、脆弱性和恢复力，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前三个要素侧重于生计本身，将关注就业和减贫与充分性、安全性、福祉和能力等更广泛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后两个要素则侧重于可持续，重点聚焦于生计恢复力及其依赖的自然资源基础^[17]。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始于2008年Shen等^[19]通过辨析旅游发展与可持续生计之间的鸿沟，基于DFID的可持续生计框架提出了旅游可持续生计框架（SLFT），该框架将可持续生计的所有构成要素均置于旅游发展背景之下，并特别强调制度资本（人们进入旅游市场、参与旅游收益分配与政策制定的能力与条件）在旅游可持续生计中的重要性。Tao和Wall则在Scoones的可持续生计框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旅游型生计与传统生计方式的融合，认为旅游业应该是对传统生计方式的补充，共同促进旅游地生计的可持续^{[1, 20]}。近年来，Su等^[21]和Ma等^[22]结合DFID、Scoones和Shen等的可持续生计框架，对旅游地居民生计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分别提出了“旅游情境下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图 2）。调整的内容包括：①在生计背景中增加了文化/传统与社会因素；②在生计资本中突出强调了文化资本的重要作用，认为传统文化资源在成为核心旅游吸引物的同时也成为旅游地社区居民生计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③在生计策略中明确区分了传统生计方式与旅游型生计方式；④在生计结果中进一步强调了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及文化资源可持续的重要性。

图 2(Fig. 2)

图 2 旅游情境下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19, 21, 22] Fig.2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ramework in the Tourism Context [19, 21, 22]

探讨旅游发展对生计的影响是旅游地可持续生计研究的重点内容。学者们通常着眼于旅游地社区或农户层面，从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评估、生计策略转型等方面进行实证研究，深入分析旅游发展对可持续生计的影响作用。

旅游业被广泛认为是促进目的地社区生计改善、增强贫困人口抗风险能力、降低生计脆弱性的重要途径^[23-25]。但随着近年来旅游可持续生计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开始意识到旅游发展也给目的地生计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首先，旅游发展往往伴随着多个新型利益主体的产生，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关系很可能会导致农户生计的不公平性增强，进而引发更多的利益冲突^[26-28]，具体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①目的地社区的旅游管理与决策通常由地方政府与开发商主导，社区农户往往缺少话语权，无法与其进行有效协商或抗衡，从而无法从旅游发展中真正获益^{[29, 30]}；②面对外来经营者的介入，社区农户的竞争力往往较低，导致旅游参与程度较弱，旅游获益有限^[31]；③在社区农户之间，不平衡的利益分配也会导致彼此之间的关系恶化，旅游参与者往往拥有更多的生计资产，并通过参与旅游而获得更大的利益，从而拉大农户之间的贫富差距^{[21, 32]}。其次，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户逐渐放弃传统的生计方式参与餐饮、住宿、旅游商品销售等旅游经营，市场需求有限、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竞争激烈等潜在威胁也日益凸显，因此，过度依赖于旅游业也可能会导致农户生计方式单一、生计弹性与稳定性下降^{[11, 33]}。另外，旅游收入的不稳定性及其对生态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会在一定程度造成上目的地生计脆弱性增加^[34]。如Mbaiwa^[6]通过对旅游影响下博茨瓦纳奥卡万戈三角洲社区生计转型的研究指出，旅游业很容易受经济衰退、疾病爆发等自然社会因素的干扰，将旅游业作为唯一生计来源很可能会增加社区生计安全风险，从而导致生计的脆弱性与不稳定性增强。Movono等^[35]也指出，长期过度依赖于旅游业发展，会导致社区农户无法有效应对飓风、动乱等突发的自然和政治压力，造成生计安全性下降。Su等^[36]则指出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引发的环境污染与水资源短缺问题进一步引发了气候变化加剧，社区农户由传统的生计方式向旅游型生计转变的同时也加快了去农业化进程，导致农业技能丧失，进而共同增加了农户生计的脆弱性。

生计资本既是人们选取生计策略的条件基础，也是人们抵御生计风险的重要屏障^[17]。当前，大部分学者都是沿用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的五类生计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来评估旅游发展对目的地生计资本的影响^[18]。其中，自然资本指的是为生计提供资源流动和服务的自然资源储备，主要测量指标有耕地、林地、水及生物资源；物质资本是维持生计所需的基础设施和生产资料，通常由住房条件、家庭耐用品、基础设施、生产资料等来反映；人力资本是使人们能够追求不同的生计策略并实现其生计目标的技能、知识、劳动能力及良好的健康，具体由家庭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认知与技能、健康状况等来体现；社会资本是人们在追求生计目标时所依赖的社会资源（网络和联系、团体成员、信任、交流与互惠等），具体表现为社会关系支持、社区和组织参与；经济资本是人们用来实现其生计目标的各种财政资源，主要由家庭储蓄、借贷机会、政府补贴等来反映。此外，部分学者还结合旅游地实际，增加了文化资本、政治和制度资本、心理资本等资本类型，其中文化资本是人们将传统文化资源运用于其生计目标实现的方法和过程，通常体现为农户对文化资源的理解与认知、保留与传承、及旅游化利用；政治和制度资本是保障人们生计目标实现的各种政策与制度，主要由政策支持、管理制度、机构保障等来反映；心理资本是支撑人们维持其生计活动的心理状态，具体由生活改善期望、自信心指数、韧性指数、幸福指数等来衡量。本文将总结的生计资本类型划分及具体测量指标的代表性文献总结如表 1所示。

表 1(Tab. 1

表 1 生计资本评价指标及代表性文献 Tab.1 The Measurement Indicators and Representative References of Livelihood Capitals

表 1 生计资本评价指标及代表性文献 Tab.1 The Measurement Indicators and Representative References of Livelihood Capitals

国际学者们普遍认为旅游发展改变了目的地原有的生计资本结构与规模，促进了目的地整体生计资本水平的有效提升，尤其是物质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22, 37, 39, 43, 46]}。社区基础设施、农户物质生产资料及日常耐用品等物质资本显著改善；家庭收入水平、信贷机会、政府补贴也因旅游发展明显增加；文化资本更是提升显著，旅游发展深化了社区居民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与理解，使得传统文化在商业化利用的同时得到了较好的传承与发展。然而，旅游发展对自然资本的影响却存在一定的争议，如Yu等^[38]和Stone和Nyaupane ^[47]指出生态旅游的发展使得目的地社区更重视生态保护，从而有效提高了社区自然资本存量；而Mbaiwa^[6]和Li等^[48]则发现旅游发展降低了农户对传统的土地等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导致大量耕地资源的废弃与闲置，而且部分耕地资源还被地方政府与旅游开发商征用进行旅游开发建设，进一步导致了农户自然资本的减少与流失。

此外，旅游发展在提高农户总体生计资本存量的同时也导致了不同地域空间及生计类型的农户生计资本分化，靠近核心景区的农户旅游参与程度往往较高，从旅游发展中获益较大，其生计资本存量也相对更为富有，而位于景区边缘的农户则往往参与程度较低，其生计资本指数也相对较低^{[38, 42]}。不同类型的生计资本对旅游地社区农户生计的重要性也具有显著差异，在以生态自然景观为核心吸引力的生态旅游地，自然资本是农户实现其可持续生计的最重要基础^[40]，而对于以文化资源为核心吸引力的乡村旅游地，农户对自然资本的依赖性明显下降，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农户可持续生计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22]。

生计策略是为实现生计目标而进行的活动和选择的范围及组合^[18]，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计资本的规模与结构。各类型生计资本中，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被认为是影响农户选择旅游型生计策略的重要资本类型，缺乏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支撑且人力资本相对匮乏的农户竞争力较低，往往无法参与餐饮、住宿等收益较高的旅游生计活动^[21]。同时，在旅游发展的初期阶段，合作与交流、分享与互惠等社会资本对社区农户识别旅游生计机会并参与旅游生计活动至关重要^[49]。此外，农户的家庭区位同样对其从事旅游型生计具有重要影响，位于核心景区或重要交通干线的农户更易凭借其区位优势顺利参与旅游生计活动^{[39, 50, 51]}。

生计多样化则是一个家庭增加不同的生计活动数目以改善其福祉与生计机会的过程^[45]。旅游发展为目的地社区创造了新的生计来源，促进了社区农户的生计策略转型及多样化发展^{[34, 52]}。大部分学者认为在旅游发展之前，社区农户的生计方式往往相对较为单一，多以传统的种植业、畜牧业、原产品采集、外出务工等生计方式为主导；旅游发展之后，农户生计方式逐渐发生转型与重构，开始出现餐饮、住宿接待、旅游产品销售等新型旅游生计活动，并形成了旅游专营型、旅游主导型、务工主导型、务农主导型、均衡兼营型等多种生计策略^[53]。旅游地社区农户往往会同时从事多种生计方式，生计多样化水平明显提升^{[6, 37, 42]}。然而，也有学者指出旅游发展也会代替部分传统的生计活动，尤其是当目的地社区因旅游发展而需要异地搬迁时，农户很可能会丧失其耕地资源，导致传统的农业、畜牧业等生计方式也随之消失，社区农户对旅游业的高度依赖性将进一步造成其生计多样化水平下降^[11]。总体来看，学者们普遍认为旅游业应该是对目的地社区原有生计活动的有益补充，而不是完全替代传统的生计方式，旅游业发展需要与农业、林业、渔业、手工业等传统业态嵌入融合，共同促进目的地社区生计的多样化与可持续性^{[20, 31, 54-56]}。

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结构和制度指的是支持多种生计策略并促进所有人公平进入竞争性市场的政策和体制环境^[18]。贫困人口往往知识与技能水平有限，良好的政治制度与管理模式是有效平衡多方利益主体在旅游发展中的权力地位、保障贫困人口真正从旅游发展中获益并实现其生计目标的关键^{[30, 57, 58]}。Matiku等^[59]在回顾参与式规划、适应性协同管理、保护区模式和制度管理模式等旅游发展管理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以社区为中心、全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管理模式（CDTPs），并认为这种模式将最大程度的实现社区可持续生计。Snyder和Sulle^[52]指出为了更好的实现社区生计的可持续，地方政府应该将管理权下放给社区，让社区主导市场力量，同时建立健全社区参与机制，确保社区意见反映在旅游发展规划与战略之中。Lee^[60]发现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建立相关的行业协会如台湾的自选农场（pick-your-own, PYO farms）协会，不仅能够有效促进基层农户与政府之间的沟通交流，保障政策制定符合农户生计发展需要，而且能够增加农户对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参与，从而为自身生计的多样化发展发挥积极作用。还有学者指出农户生计与各层面的正式与非正式机构密切相关，村委会、NGOs等正式组织能够帮助当地居民与游客之间建立交易关系网络，存在于乡村社区的亲属关系网络等非正式机构则能够促进居民之间的共享与互助，从而共同促进社区农户生计的改善^[61]。

总体来看，旅游发展催生了很多新型管理机构的产生，其中以社区为主导、多方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的旅游发展管理模式被广泛认为是实现社区可持续生计的最有效途径^{[5, 43, 62]}。如社区决策机构的成立实现了旅游管理权下放，让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促进了社区政治资本提升^{[47, 59]}；基于社区的自然保护区管理体制、旅游保护企业的成立均能够有效促进社区生计改善与生态保护^[63]。旅游协会组织则能够进一步规范社区的旅游参与体制，促进社区参与的公平性^[34]。此外，社区在积极参与旅游项目规划、运营和管理的同时，还需要与政府、私营部门或非政府组织协调合作，共同促进社区生计的可持续。良好的社区—公共—私营部门合作关系不仅能够为农户参与旅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而且可以借助私营部门的资金与技术支持，提升社区农户的旅游参与能力，并促进自然生态资源的保护与利用^{[36, 64, 65]}。

旅游发展对目的地生计的作用结果主要体现为减少贫困、提高居民福祉、降低生计脆弱性、增加居民权力与参与机会^{[21, 22]}。旅游地社区农户同样希望通过旅游发展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提高个人能力与家庭收入、从而实现其生计目标^{[4, 66, 67]}。大量研究表明，旅游发展确实能够增加社区农户的生计来源，并通过提供就业与技能培训、促进旅游赋权等方式促进贫困人口生计目标的实现^{[64, 68, 72]}。如Mbaiwa和Stronza^[65]通过对博茨瓦纳三个旅游社区的实证研究，发现社区农户认为旅游发展大幅增加了其家庭收入和就业机会，已成为其新的生计来源。然而也有学者指出旅游业对可持续生计的促进作用因地而异，只有当旅游经济效益足够显著且社区贫困人口能够真正从旅游发展中获益时，旅游业才能有效促进社区生计目标的实现^[73-75]。Lonn等^[76]通过对以社区为主导的生态旅游项目的参与户与非参与户生计状况的量化对比研究，发现生态旅游对农户生计的贡献相对有限，农业仍然是其主要收入来源，也是他们确保有足够食物的主要生计策略，而且生态旅游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大于农业、非农业和非森林制品。Luo和Bao^[30]通过对中国海南亚龙湾度假村旅游影响的实证研究，发现旅游发展带来的巨大收入并没有真正改善当地农户的生计状况，度假村的建设征收了贫困人口大量的耕地资源，不仅导致了其原有耕种、捕鱼等生计活动丧失，而且贫困人口往往知识与技能有限无法从度假村找到高薪酬的工作，只有少部分精英能够从旅游发展中真正获益。

旅游业并非改善生计的灵丹妙药（panacea），也不是破坏生计可持续的瘟疫（plague），旅游业与生计更多的应该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77]。因此，如何促进旅游地可持续生计与社会—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使人地关系达到最佳的和谐状态，实现旅游地民生福祉改善与社会生态环境及文化遗产保护的双赢是学者们争论的重要话题。

自然生态旅游作为改善目的地生计状况、促进生计多样化的重要手段，必须能够为社区农户创造收入机会，然而过分强调生态旅游的经济效益势必会威胁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因此如何维持旅游业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协调发展是实现生态旅游地可持续生计的重要前提^[78]。一方面，大量研究表明，旅游发展能够提高社区生态保护意识，并促进生态资源的保护与生物多样性。如：Açıksöz等^[7]及Stone和Nyaupane^[47]的研究表明，生态旅游是促进自然资源可持续管理和生计多样化的可行策略，以社区为基础的生态旅游开发可以通过创造就业和收入提高社区主人翁意识、降低社区农户对生态资源的依赖性，从而有效维护生物多样性、促进社区增权并减轻贫困。Nyaupane和Poudel^[2]同样认为生态旅游有助于改变当地人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态度，减少人们对自然资源的依赖，而且旅游发展能够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并提升目的地农户的能力建设，从而有效改善目的地生计状况。Hunt等^[79]的研究指出，与其他行业相比，奥萨半岛（Osa Peninsula）的生态旅游发展对改善社区生计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贡献更大，生态旅游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更高收入的就业机会，更多的教育、健康和信息资源，同时促进了人们积极的自然保护行为。

另一方面，因旅游发展需要为旅游者提供的餐饮、住宿、交通等接待服务同样明显增加了生态保护压力^{[43, 53]}。机场、水电站等重大旅游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并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从而不利于生态保护^[79]。对于习惯于传统生计方式的贫困人口而言，其自身人力资本有限，对旅游发展认识不足，无法有效参与旅游发展并从中获益，因此，旅游发展带来的收入水平提升反而会进一步增加其对传统畜牧业生计活动的投入，从而造成更大的生态保护压力^[80]。如Lonn等^[76]通过分析柬埔寨生态旅游对生计影响，发现由于长期的粮食不安全及贫困入口生计能力不足，生态旅游发展对野生动物保护的积极作用并不明显，旅游收入往往只能使少部分精英群体获益，贫困人口的旅游参与程度有限，仍然需要依赖传统的狩猎等生计方式谋生。Gurung和Seeland ^[81]同样认为虽然生态旅游企业可以提供非农就业机会、扩大农户可持续生计基础，但随着农户收入的增加，其会进一步增加畜群数量，那么生态旅游将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最终导致农户可持续生计基础的恶化，进而对原本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造成威胁。因而，学者们指出需要对旅游发展进行合理管控，多方利益主体和组织机构共同作用，促进旅游地可持续生计与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82, 83]}。

如何通过旅游发展提高社区可持续生计的多样化发展并促进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是文化遗产旅游发展的终极目标^[84]。以文化资源为依托的旅游发展是连接传统文化保护与目的地可持续生计发展、促进目的地生计多样化的重要途径^[85]。其不仅能够提高目的地社区农户对手工技艺、民俗节庆等传统文化知识的认知与理解，并增强农户文化认同与文化实践，从而有效促进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而且可以转变文化遗产资源的利用方式，拓宽社区的生计来源^[86-88]。Woyesa和Kumar^[89]通过对埃塞俄比亚西南部社区生计与咖啡文化旅游之间的关系探讨，提出了咖啡文化旅游可持续生计模式，认为咖啡旅游是促进山区森林和小粒咖啡基因库的保护与乡村可持续生计协同发展的有效途径。Su等^{[84, 90, 91]}则通过探讨中国安徽河图镇的茶文化旅游、河北宣化葡萄园及江苏兴化垛田等地的农业生态文化遗产旅游与可持续生计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了茶文化旅游可持续生计理论框架及农业遗产保护、旅游发展和社区生计关系的概念模型，认为农业文化遗产旅游不仅能够增加社区生计的多样性并改善生计的可持续性，而且可以促进农业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指出，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化利用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如遗产资源的不合理规划与过度开发、旅游收益分配的不平衡及文化遗产治理体系的不完善等，这在某程度上反而加剧了文化遗产保护的严峻性，不利于遗产资源的持续保护与可持续利用^[92]。因此，Cheer等^[93]和Guri^[94]等指出需要强有力规章制度与机构保障来协调文化遗产旅游与可持续生计的协调发展。

生计会不断受到外部压力和冲击的挑战，生计适应性（adaptation）与恢复力（resilience）是社区与农户为了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保持可持续发展，以适应挑战并从中恢复的能力。面对迅速发展的旅游业，目的地社区农户并非被动的“旁观者”，而是有意识的、积极的参与者，他们会不断提高自身的知识与技能以适应新型的旅游生计方式^[35]。Xue和Kerstetter^[33]深入分析了社区农户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生计适应过程，发现社区农户从传统的农业生计方式向新型的旅游生计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持续的不断适应的过程。在旅游发展初期，社区农户从事旅游经营需要克服资金不足、文化冲击等障碍与挑战；而随着旅游业的不断成熟发展，他们需要不断学习并运用各种新的职业技能（房屋设计、美食烹饪、营销宣传、债务管理等）以满足日益增长变化的旅游者需求，从而在新型的生计策略中保持足够的竞争力^[33]。农户对旅游发展的适应模式受个体、社区系统、可利用资源、村内社会文化背景和邻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具有明显差异，政策导向是影响旅游发展的首要因素，劳动力和物质资本则决定了农户在旅游发展中的生计选择^[95]。Li等^[53]运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框架评价了中国乡村旅游地农户的生计适应性，发现在现行的政策和资源背景下，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是影响农户选择不同的生计适应策略的两大主要因素，需要从政策意识、产业意识、农民意识三个方面改变农户生计适应能力。

关于旅游发展与生计恢复力之间的关系，学者们普遍认为以社区为导向的旅游发展是帮助社区灾后生计恢复的最有效模式。King等^[96]以印尼东部海洋保护区为例，探讨了外资高端潜水旅游运营商、外资旅游研究与志愿服务运营商及以社区为导向的家庭旅馆三种不同类型的旅游发展模式对社区生计恢复力的影响，发现基于社区的旅游发展模式能够更有效的应对疫情等灾害冲击。Liu-Lastresa等^[97]通过对印尼灾后重建及海啸旅游业发展的研究，发现以社区为导向的海啸旅游发展，不仅能够促进目的地生计资本提升、增强农户自身的防灾意识及灾害应对能力，而且可以将以知识为基础的地方方法嵌入灾后旅游发展中，从而有效提高社区生计弹性。Lin和Lin^[98]通过对台湾灾后土著部落文化旅游向社区生计来源转变过程的研究，认为以社区为基础的文化旅游是灾后生计复兴的一种方式，文化可以通过转变为生计来源以降低灾害风险，并内化为社区韧性，从而实现传统文化传承与生计可持续的双赢。此外，还有学者指出个体和集体机构对社区生计恢复力均非常重要，能够改善家庭获得生计资产的途径、增加生计选择的多样性，特别的，集体机构需要挑战主导发展话语和治理结构，从而推动系统转型，更好地适应新环境^[99]。

Shen等首次从理论上将可持续生计与旅游联系起来，并提出了旅游可持续生计框架，认为旅游可持续生计应该置于更广泛的旅游背景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可持续生计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特殊性，推动了可持续生计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与发展。然而，此后大部分学者都是直接沿用DFID与Scoones的可持续生计框架，对旅游可持续生计进行实证研究。虽然部分学者结合旅游情境对可持续生计框架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如在生计资本部分增加了文化资本、制度资本、心理资本等类型^{[22, 58]}，在生计策略部分区分了旅游型与非旅游型生计活动，在生计结果部分进一步强调了旅游社区参与^[21]，但对于旅游可持续生计的脆弱性背景及其实现的制度与结构却缺乏相关的理论探讨，且旅游可持续生计的核心思想依然未变、没有在理论层面得到实质性的发展与突破。此外，当前关于旅游地生计资本的评估与测度，虽有学者尝试构建了旅游地社区层面的生计资本评估框架^[44]，但由于该框架的指标体系较为复杂，没有得到后续学者的普遍采用。旅游地农户层面的成熟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亦尚未建立，大部分学者都是在借鉴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中关于生计资本衡量指标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调研数据的可获取性确定相应的生计资本评价指标，缺乏对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特殊性的考量，导致旅游地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与适用性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从最初运用可持续生计框架解释旅游发展对目的地社区可持续生计的影响，到近年来关注的旅游可持续生计与生态保护、农业遗产发展的关系探讨，及旅游地农户生计适应性与恢复力的研究，旅游可持续生计的研究内容正不断深入。学者们在主张旅游发展能够促进目的地生计资本增加及生计策略转型的同时，也逐渐认识到旅游发展可能给目的地生计的可持续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与挑战，如旅游收益分配的不均衡性很可能会导致农户生计分化^[100]、过度依赖于旅游业可能会导致农户生计多样性与稳定性下降^[11]、过度的生态旅游开发可能会进一步增加生态保护压力等^[36]。因此，学者们开始反思旅游发展作为社区替代性生计的可持续性问题，并提出应该积极探索旅游业与其他经济部门的联系，政府部门需要自上而下的提供技能培训、可行性评价、资金和政策支持，社区及社区组织则需要自下而上的通过与游客的直接接触，根据对游客行为和需求的理解创新发展理念与思路，从而共同推动旅游生计系统重构，以生计多样化发展降低生计脆弱性，促进旅游地生计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可持续生计研究的不断深入，国际学者们关于旅游地可持续生计的研究方法也逐渐从最初的以质性分析为主导，转变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图谱绘制、GIS空间分析等多样化研究方法的发展态势。其中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焦点小组访谈、关键人物深度访谈、参与式/非参与式观察和问卷调查等一手资料数据及二手文本资料及统计数据。数据分析方法则主要包括：演绎法、叙事法、主题编码分析法、描述性统计、图谱绘制、熵值法、聚类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GIS空间分析等。总体来看，混合式研究方法将成为未来旅游地可持续生计研究的主流趋势。原因在于民族志文本分析与归纳演绎等定性研究有助于理解与分析旅游地生计变迁的历史过程与内在机制，熵值法、回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定量研究则能够精准描绘旅游发展前后可持续生计的变化情况并有助于确定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等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遥感数据、GIS空间可视化等新型技术则有助于探索旅游地生计的历时性动态演变过程及空间分异特征。

虽然国际学者们已经认识到旅游地生计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地域空间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但现有的国际研究对旅游地生计时间演变规律及空间分异特征的探讨仍相对缺乏。大部分学者均是以单一类型案例为研究对象，采用短期内的一次性或多次调研的截面数据分析旅游发展对目的地生计的影响。尽管也有学者运用二手资料数据或深入访谈资料对旅游地生计进行了阶段性分析，但由于缺乏对案例地的长期跟踪研究，导致无法深入理解旅游地可持续生计的动态演变过程与作用机制。另外，不同的旅游发展模式对目的地生计的影响也很可能具有显著差异，并呈现出不同的生计变化特征，学者们却很少同时选取多个不同属性特征的案例地进行对比分析，只有Qian等^{[41, 101]}对比分析了社区主导型与外来投资商租赁经营型两类旅游发展模式影响下农户生计的异同。由此可见，当前关于旅游地可持续生计的国际研究多聚焦于特定发展阶段及单一发展模式影响下的生计状况分析，缺乏对不同旅游发展阶段及发展模式作用下目的地可持续生计的跨尺度研究。

我国旅游地可持续生计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学者们大多都是沿用DFID的可持续生计框架探索旅游发展对目的地社区可持续生计的影响^[102-106]，忽视了目前通用的可持续生计框架在我国旅游背景下的解释力与适用性。一方面，当前国际学者对旅游可持续生计的研究与探讨仍然是基于通用的可持续生计理论，缺乏对旅游特殊性的考虑与关照。因此需要进一步发掘可持续生计的旅游学意义、解析旅游可持续生计的本质特征与中国特色，区分旅游可持续生计的属性特征与通用的可持续生计理论将成为未来国内学者关于旅游地可持续生计研究的基础与前提。另一方面，中国的政治制度与西方国家具有显著差异^[107]，尤其是在现阶段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旅游发展会明显受国家权力与地方政府主导，强有力的政策导向与制度干预往往对旅游地社区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及生计目标的实现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需要特别强调旅游发展政策与相关制度机构在目的地可持续生计中的调控作用，在明晰旅游地可持续生计根本属性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从而丰富完善可持续生计理论、更好地指导我们中国旅游实践。

可持续生计由多个要素构成，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系统。当前旅游地可持续生计研究多侧重于对可持续生计构成要素的独立分析，缺乏对不同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探讨。从可持续生计框架本身来看，可持续生计的脆弱性背景会影响其生计资本组合与生计策略选择，进而实现相应的生计结果并反作用于生计资本与生计脆弱性，结构与制度则会同时影响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积累与生计策略选择。然而当前只有少部分研究探讨了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作用^{[106, 108]}，未来研究需要着力厘清不同生计要素之间的多重反馈机理，进一步分析验证生计资本组合状况与生计策略选择对生计脆弱性的影响作用、结构与制度如何影响生计脆弱性与生计策略选择，从而归纳总结生计脆弱性—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结果与制度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与互馈机制。此外，旅游地可持续生计还涉及资源、环境、社会、文化等多种重要的隐形因素，未来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探讨旅游地可持续生计与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等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从而促进旅游地可持续生计与社会—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

降低旅游地社区生计脆弱性、提升贫困人口对生计风险的应对能力既是实现可持续生计目标的关键，也是旅游发展的核心目标。虽然现阶段国际学者关于旅游发展对生计脆弱性负面影响的批判性反思有所增加，但是仍然缺乏对旅游地生计脆弱性的系统深入研究，我国学者同样较少涉及。旅游业通常被认为是具有明显季节性的产业，且易受各种自然因素及人文社会因素的影响与冲击，如果将旅游业作为目的地唯一的生计来源，很可能会增加目的地的生计脆弱性。因此，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旅游地生计脆弱性研究，构建适应旅游发展的生计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对旅游地生计脆弱性进行科学评估，并尝试从政治生态学、地理学、管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科学视角，揭示旅游地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及其形成机制。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全域旅游和乡村旅游的全面发展，还应高度重视旅游地生计风险、生计适应性与生计恢复力等问题。需要紧紧围绕生计风险的识别、预测与调控，尝试运用准实验/实验研究或情景模拟等方法，对旅游地生计风险进行系统模拟与监测，从而制定科学有效的风险调控策略，提高旅游地生计适应性与恢复力。

可持续生计是连续的动态变化过程，涉及复杂的自然和人文要素。由于旅游业的季节性及旅游发展的阶段性，可持续生计的不同构成要素很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规律。然而，当前绝大部分研究均是使用一次性或短期内的多次截面调查数据对旅游地可持续生计进行分析，缺乏长期的历时性纵向研究。未来学者可以尝试对特定旅游案例地的可持续生计进行持续跟踪，从而深入剖析旅游地可持续生计的动态演变过程，总结旅游发展对可持续生计影响的历时性演变机理。同时，需要进一步增加不同旅游发展模式案例地可持续生计效应的对比研究，探讨不同地域空间或政策制度影响下的旅游地可持续生计演变过程与规律的异同。未来可以尝试运用全球定位系统、遥感技术、空间可视化分析、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等新型研究技术对旅游地可持续生计的时空演变格局进行动态分析，并模拟预测其未来演变轨迹，从而探索不同时空背景下的旅游可持续生计变化规律，总结不同发展阶段及地域特色的旅游可持续生计发展模式与实现路径，为以旅游发展增加目的地生计多样性、促进生计可持续性并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科学的指导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