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integration）概念自20世纪中叶提出以来，一直备受关注，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较早且认可度较高的定义是Balassa提出的“过程”与“状态”的定义^[1]。随后地理学、规划学及政治经济学等学科均对一体化做出了各具特色的界定，一体化的内涵也突破了狭义的经济一体化，逐步拓展到基础设施、生态、制度、政治以及文化等多个领域。目前，一体化与全球化、区域整合、同城化等概念在内涵解析上存在交叉和重叠。①一体化与全球化。从市场、资本、要素等方面的表现来看，区域一体化与全球化呈现出高度一致性^[2]，且具有相同经济动力^[3]，区域一体化是全球化的一个阶段，最终结果即是全球化。也有学者认为，全球化与一体化属于同一过程的不同表现形式，两者互为补充，互促与互制并存^[2]。②一体化与区域整合。一体化与整合均被翻译为integration，所以这组概念的辨析是在中文语境下产生的，讨论较多的是两者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王珏等认为区域整合比一体化更具包容性、灵活性和力度，是一体化未来的方向^[4]。但也有学者认为整合是产业、资源、制度等方面在地域上拟合的策略，是一体化的推动力^[5]。③一体化与同城化。同城化本质是基于交通等基础设施一体化的城市间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资源、人才等要素的无边界共享化^[6]，更强调共享性。而一体化范围则更广泛，同城化应该是一体化的前期阶段以及在空间和联系上的具体表现。

都市圈作为城市群的组成单元，其一体化发展已成为重要的发展趋势。《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加快都市圈一体化发展。解析都市圈一体化内涵和揭示其驱动和调控机制是促进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基础，也与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密切相关，因而备受关注。

运用“中国知网（CNKI）核心期刊库”和“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两个数据库，分别检索了都市圈一体化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表 1），清洗、归类后共获取高相关文献452篇，并引援其中79篇。相关文献的搜集、整理和阅读工作分三个阶段完成。首先，广泛检索文献。在两大数据库分别检索都市圈、区域一体化和都市圈一体化为主题的文献，并归类整理，以梳理都市圈一体化相关概念与研究主题。其次，精确检索和追溯文献。基于对所搜集文献的整理和阅读，分别以都市圈一体化的理论、评价方法、效应为主题展开精确检索，并追溯相关经典文献，以总结都市圈一体化研究的理论框架和方法等。最后，拓展检索。筛选出生产网络、都市圈空间组织演化、区域分工、国土空间规划和区域创新协同发展等与都市圈密切相关的主题进行拓展检索，以进一步明确都市圈一体化的研究转向。

表 1(Tab. 1

表 1 相关文献收集过程 Tab.1 Related Literature Retrieval Process

表 1 相关文献收集过程 Tab.1 Related Literature Retrieval Process

都市圈（metropolitan area/metropolitan region）概念起源于日本，21世纪以来在我国学术界被广泛讨论，但往往与城市群（urban agglomeration）、都市区（urban area）、经济圈（economic circle）等概念混用，“同物异构”现象引发了持久争议^{[7, 8]}。都市圈是开放的空间单元^[9]，是城市功能区伴随郊区化不断扩展的结果，其界线常常处于动态变化中而难以明确^[10]，这也增加了都市圈概念的模糊性。2019年国家发改委在《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指导意见》中提出“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再次指出：“培育现代化都市圈，增强城市群人口和经济承载能力，形成都市圈引领城市群、城市群带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动力系统”。在国家战略指引下，城市群与都市圈再次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方创琳、胡序威等学者也对城市群、都市圈等概念进行了界定和解读，并提出城市→都市区→都市圈→城市群→大都市连绵带的路径扩展规律^{[11, 12]}。认为都市圈是城市群的基本组成单元，是城市群的核心区，3个及以上的都市圈相互作用联系发育成城市群^{[11, 13, 14]}。都市圈主要发挥区域增长极功能^[15]，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载体，城市群则更多承担国家和国际功能，是区域、国家甚至国际的增长极^[16]，是国际循环的主要推动力。

一体化概念最早在矿床研究中被提及^[17]，后被经济学、地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等学科引用，衍生出区域一体化概念（regional integration）。学界对区域一体化的定义尚未统一，不同学科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图 1）。1954年荷兰著名经济学家Tinbergen在其著作《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中阐释了区域一体化概念^[18]。认为区域一体化初衷是资本主义倾销剩余产品的一种手段，国家间利用跨国公司、一体化组织、联盟等方式将边界和制度等壁垒弱化或消除以谋求经济共同发展。Balassa则从贸易和流通的角度将区域一体化定义为“过程”与“状态”，既是指在经济交往中各国之间区别待遇消除的过程，又是指区别待遇消失后呈现的状态^[1]。Charlestos跳出“过程”与“状态”的定义，将经济一体化的本质归结为劳动分工^[19]。传统的区域一体化研究多从经济、市场、贸易的角度阐释，区域也被视为经济空间的表征，在狭义上区域一体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同^[4]，指国家或区域间通过超国家性组织或区域协议，消除贸易壁垒、优化资源配置以实现经济的协调发展和互惠互利。广义上的区域一体化，除经济、市场、产业一体化，还包括制度、生态、文化方面的整合^[20-23]。也有学者仅从空间尺度视角将主权国家间为协调贸易和分工的国际一体化归为广义一体化^[24]，如欧盟的一体化；将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为协调两个或两个以上跨行政地区融合发展的区域一体化归为狭义一体化，如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

图 1(Fig. 1)

图 1 一体化概念内涵框架图 Fig.1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Integration

地理学及城市规划学者强调一体化的空间过程和空间状态，从要素流动自由化^[25-27]、要素资本配置优化^[28]、地域和产业分工^[29]、网络体系构建^[30]和开发密度与强度^[31]等视角解读一体化，认为地理邻近性是一体化的重要前提^{[32, 33]}。将一体化区域描述为一个地域性经济综合体，一体化是分工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34]，通过合作与协调促使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的调整^[32]，同时也是空间管制和开放合作的产物^[25]。政治经济学领域认为一体化不仅是经济过程，更是商品政治化过程^[35]，也是从优惠贸易安排（PTA）、自由贸易区（FTA）、关税同盟（CU）、共同市场（CM）、经济同盟（EU）等一体化组织实体空间转向虚拟、话语空间的过程^[36]。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变迁过程^[37]。在此过程中，基础设施和信息的网络化，进一步压缩时空、降低交易成本^[30]，地理邻近的束缚被流空间和网络空间突破^[4]，同时制度邻近和认知邻近等多维邻近的重要性被发现^[38]，区域边界效应也由“屏蔽”转向“中介”^[39]。尽管不同领域的侧重点不同，但“去边界化”或“去领域化”成为一体化的共识^[40]。

都市圈是以一个或两个中心城市为核心，以及周边与其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功能上存在密切相互作用的一体化区域，是产业一体化、交通一体化等的重要空间载体。都市圈一体化涉及到功能、制度等层面^[41]，是城市群发展的重要内容，在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

都市圈作为复杂协作系统在内涵上与来源于生物学的共生理论吻合性较强^[19]，共生是由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关系）、共生环境构成共生界面^[42]，在共生界面上发生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产生、传递和交换过程^[43]。都市圈一体化可看作成员在空间、功能、制度等多维度上的动态共生网络系统。都市圈一体化是指都市圈地理单元内各城市在核心城市引领下通过多方面的跨界合作、分工和共享形成的都市圈一体化共生网络系统。都市圈一体化的具体表现为：在都市圈内打破传统的“行政区经济”和“锦标赛经济”的“领域”圈划；实现在产业上分工合理、产业链完备；市场共建共享、要素自由流通和优化重组；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上同城化和网络化；制度协议共商、趋同化；生态联防联控联治和综合补偿；科技和知识合作互通；具有较强的文化和地域认同感。经济空间、生态空间和社会文化空间三大共生界面的协调是都市圈一体化共生网络系统的建构和优化再构的重要内容。

20世纪60年代全球开启了第一次区域一体化浪潮，90年代后新一轮的一体化浪潮又被掀起^[44]，21世纪以来，中国开启了一轮以城市群和都市圈为核心的一体化进程。国内学术界关于都市圈的研究，包括都市圈概念^[7]、范围^{[45, 46]}的界定和都市圈的功能、效应、演化、一体化和协调发展等方面^[47-50]。本文梳理了近20年来，中国都市圈一体化研究的文献，结果表明不同学科对都市圈一体化概念的理解有所不同，因而在研究的理论框架（图 2）和评价方法方面都有差异。

图 2(Fig. 2)

图 2 都市圈一体化研究理论、转向与展望 Fig.2 Research Theories, Transformations and Prospects of Metropolitan Area Integration

有学者把一体化的本质总结为分工^{[29, 51]}，都市圈内部通过横向地域分工和纵向产业分工，发挥产业和城市的比较优势，错位发展，功能互补，实现帕累托优化。资源禀赋、信息、技术、制度等的不完全流动是分工理论的客观基础，也是区域分工的根本^[42]。相较于城市群或区域，都市圈成员大多位于同一省级行政单元，行政边界屏蔽效应更弱而“流”作用更强，对区域分工理论基础形成了冲击，此外该理论仅从经济方面阐释都市圈一体化，忽略了生态空间和社会文化空间一体化的演化和效应。

虽然行政边界弱化，但在都市圈内部仍然存在诸如制度、文化等新的边界，仍符合交易成本理论的信息不完全条件的前提假设。成员间信息不对称，使得原始契约交易日益暴露出诸如机会主义行为、信任和道德危机等问题^[52]，增加了都市圈发展环境的复杂性和交易行为的风险性。为降低谈判和签约等交易成本和弱化外部风险，企业逐渐开展了交易和投资的内部化（一体化）行为^[52]，加速了市场扩张、要素流动和分工的形成，反过来又驱动了一体化进程。

基于资源重组、产业空间重构实现都市圈和城市间权力分配、价值链嵌入，形成网络化的生产组织结构是都市圈产业一体化的重要内容。生产网络理论为都市圈内产业价值嵌入提供了系统解析^[53]。生产网络包括单一产业垂直分工（纵向一体化）的价值链关系和各产业间（横向一体化）价值链关系^[54]，这两种关系都是一体化中生产内部化的结果。

都市圈空间组织是基于空间要素分配过程的地域空间演化及其衍生的空间关联关系^[55]，是自然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交互并存形成的一系列空间组织范式^[56]。既有市场组织作用，也包括政府和社会组织的作用^[57]。其中自组织和他组织是空间组织的两种重要路径，并存于都市圈一体化复杂巨系统。自组织系统是开放系统^[42]，系统会依靠各内部要素的协调自动形成某种秩序和平衡，从无序到有序、从异质到均衡、从低级到高级等。基于自组织衍生出的协同理论对都市圈一体化的启示较大^[58]，通过“竞争”与“协同”两个核心概念探讨都市圈一体化自我协调发展内在的机理。他组织与自组织相对应，系统结构的运行和维持需要来自外界不断的特定干预，如通过政府公权力强力推进的都市圈一体化^[59]。

都市圈涉及到国家、地级市、县域等多个层级管理主体和多元利益主体^[60]，在纵向多尺度政府行政层级和横向“政府力—市场力—社会力”多维度间形成综合性治理模式，构建协调的区域权力秩序、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是都市圈一体化的重要内容。多层级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提倡用网络思维和多边治理模式，通过协调形成公共治理中的合力，推动都市圈发展^[47]。多层级治理的难度在于“政府力—市场力—社会力”如何在都市圈一体化中形成合力，以及在不同区域环境下合力方向的控制。

都市圈协同发展是一个博弈—协同—突变的非线性螺旋上升过程^[61]。都市圈多元利益主体的存在是合作博弈的前提，在城市与城市之间，一体化发展与制度、生态、文化等之间相互作用发生利益冲突时，强调集体理性^[62]和整体利益，实现至少一方获益、它方无损或双方获益，最终达到都市圈整体获益^[62]。在都市圈一体化治理协调过程中，合作博弈是有效治理策略，但由于该理论强调区域内部整体利益，则会助长机会主义，滋生部分利益主体的“搭便车”行为，降低一体化效率。

对区域一体化内涵理解的深化和实践的推进，推动了都市圈一体化评价方法的创新。评价是一体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一体化内涵具有多层次的复杂性，学者们从多个维度对其进行了研究。从现有研究来看，评价方法主要有：多指标综合评价法、相对价格法、（修正）引力模型、生产法、贸易流量法、专业化指数法等。贸易流量法和专业化指数法因其过度简单难以体现都市圈一体化的综合内涵而应用逐渐减少。与此同时，出现了一系列诸如BP神经网络模型^[63]、直觉模糊理论模型^[64]、网络社团划分法^[27]等方法的创新，拓展了都市圈一体化的研究视角。指标体系的构建是一体化评价的基础，与研究者的研究主题和评价模型相适应，往往差距也较大。现有评价指标体系可分为单要素（市场一体化、交通一体化、劳动力一体化、制度一体化等）一体化指标体系和多层次综合指标体系两大类。这些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多以横向一体化评价为主，纵向一体化和一体化立体网络系统的评价仍较薄弱。

近20年来，关于都市圈一体化研究的新成果不断涌现，并且表现出多重转向的特点。

一体化强调有效的政府干预^[59]。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可将发展中的危机催化成一体化的机会^[65]。在都市圈一体化进程中，制度与经济相互强化^[66]，政策、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和社会规范、道德约束及区域认同等非正式制度同时发挥作用。有学者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把一体化定义为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的调整，突破原有结构惯性，在区域内实现结构趋同的过程^{[32, 67]}，是成员间权力博弈以及利益共享的制度变迁过程。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理念与一体化有着密切联系，是一体化的制度支撑。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通过央地、区域及城乡的空间统筹和治理聚力，有望解决我国长期的行政体制壁垒导致的大量基础设施与市场的重复性建设^[68]、资源浪费严重、市场分割明显等问题，在制度层面突破一体化的困境。我国的一体化是政府公权力强力推进的结果^[59]，如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制度一体化在都市圈一体化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也进入新时期。都市圈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发挥着辐射功能放大、行政壁垒消解、区域协调融合等重要作用^[69]。都市圈的成长遵循一体化规律，以实现协调发展^[20]。当前，都市圈传统的“场所空间”被“流空间”取代，城市间形成多维、网络化联系^[48]，都市圈一体化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引领下由空间一体化转向功能一体化。都市圈中“职住”跨城关系和“工作—工作”跨城关系是都市圈功能一体化的重要体现^[49]。“中心—外围—网络”的一体化基本单元^{[20, 70]}，在集聚与扩散的叠加驱动效应下演化成功能上健全的都市圈网络状拓扑结构^[71]。区域协调发展以“网络嵌入与互联”为前置条件、以优化要素空间配置结构为目的、以“功能互补与协同”为核心动力实现区域一体化“价值传递与增值”的靶向目标^[30]，形成都市圈功能一体化的重要机制。

在可持续发展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约束下，都市圈作为区域发展的关键单元，其生态功能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14]。生态系统提供的自然资产是包容性财富、福祉和可持续性的关键组成部分^[72]。维持和提高人类的福祉以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平衡个人—社会—经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都市圈一体化的持续推进，使我们不得不从互惠主义或共栖主义方面重新考虑城市与生态之间的关系。姚丽等提出了区域经济空间一体化的生态环境压力响应概念^[63]，认为一体化带来区间联系增加、产业布局重构、要素流动以及市场同一，但也对生态系统各要素的演化产生负面影响。同时，生态系统通过反馈和约束反作用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综合的社会—生态—经济系统观有助于理解人与自然间的复杂关系和维持区域可持续发展。都市圈生态一体化的推进需要在此系统观下，联合多元主体合作博弈，协调治理，即通过跨区域联防联控联治和综合补偿等制度设计突破“囚徒困境”。

协同创新是都市圈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新着力点，创新型都市圈及其协同创新体系的构建，需要知识、技术、人才、资金等要素的充分释放，其中科技创新是核心驱动^[73]。中国城市创新体系具有明显的组团集聚特征^[74]，创新网络构建具有较强的文化根植性^[75]，更加相近的文化背景和制度环境，对创新网络的催化作用更明显，更利于区域协同创新^[76]。文化与经济长期处于分割的两个领域，直到在全球化与地方化的作用下二者才渐渐融合。在中国，方言是都市圈一体化研究的独特文化视角^[23]，有研究证明方言的多样性会促进创新^[77]，在区域形成集体身份认同或区域依恋情感，触发一体化的溢出效应而推进一体化进程。陈友华提出相互认可的文化基础是都市圈一体化的必备条件之一，促进制度与文化的融合有助于充分释放市场活力以及突破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中的制度藩篱^[78]。社会文化可以通过影响市场发育潜力而决定一体化发育的广度和深度^[79]，文化认同是都市圈发展的内在驱动^[8]。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和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双循环”格局是新时代适应新发展环境的战略决策。在新发展格局下，都市圈和城市群是国家和国际增长中心，发挥着“双循环”格局的战略性枢纽功能^[14]。其一体化发展和区域治理需要从关系的视角展开。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体化生产组织方面。在高技术产业的引导下，垂直分工体系向水平网状分工体系转变，经济空间嵌入社会关系网络^[28]。在网络结构中，节点和枢纽城市可以有效将集聚的规模效应沿轴线正向溢出^[20]。所以生产网络是一体化成员间经济关系的集合，也是关系转向的产物。二是关系治理方面。关系是关系共同体的内核，亲密与和谐程度是其重要属性，也是有效治理的标识。一体化是区域管治和开放合作的产物^[25]，成员间的关系治理是都市圈一体化深化的重要方面。

本文梳理了近20年我国都市圈一体化的概念、研究理论与评价方法等相关研究成果，得出以下结论：①学术界对区域一体化及都市圈一体化概念的界定存在差异。经济学者把一体化定义为贸易壁垒消除的过程以及消除后的状态，并把一体化的本质归结为劳动分工；政治经济学者将一体化定义为商品的政治化过程，也是一体化组织实体向虚拟话语空间转向的过程，认为一体化的本质是制度变迁的过程；地理学者将一体化定义为区域壁垒消除的空间过程和空间状态，认为一体化是分工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都市圈一体化是都市圈地域范围内的区域一体化。②学者们从不同学科视角构建了都市圈一体化的演化、驱动、治理和调控等方面的研究理论框架。但多学科间的交叉融合研究匮乏，未形成与都市圈一体化内涵高度适配的研究理论体系，限制了对都市圈一体化机理研究的深化。③都市圈一体化评价方法不断创新。但现有评价指标体系多以横向的一体化评价为主，对纵向一体化和一体化立体网络系统的评价仍较薄弱。④随着国家发展战略调整和区域一体化实践的深入，都市圈一体化研究正面临制度、功能、生态、文化和关系等方面的转向。

尽管关于都市圈研究的新成果不断涌现，但针对都市圈一体化的研究仍较为薄弱，存在以下问题：①对都市圈一体化内涵梳理等基础性研究重视不够。明晰都市圈一体化概念与内涵是后续研究之基。②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不够。都市圈一体化是地理、经济、管理等多学科问题，单一学科的独立研究难以解析其深刻内涵和机理，多学科交叉融合将为都市圈一体化研究开辟新路径。③高适配性的理论体系薄弱。用于都市圈一体化动力、演化机理和治理调控研究的理论框架较为丰富，但这些理论和方法多直接引鉴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等，高适配性的理论体系构建仍需强化。④缺少与时代发展战略的纵深关联。都市圈一体化与国土空间规划、“双循环”格局、“双碳”目标、区域协调发展等其他发展战略具有密切联系。现有都市圈一体化相关研究与这些发展战略之间的联系缺少理论剖析，未来研究面临密切关联时代发展战略的多重转向。

都市圈一体化内涵梳理与评价体系构建是重要的基础性研究。目前评价体系与都市圈一体化的内涵契合度不够，重横向指标，纵向评价较单薄；重经济指标，一体化的生态、文化、政治内涵体现不明显；重实体空间一体化，网络空间一体化不足。应该在深刻明晰都市圈一体化内涵的基础上，将一体化的经济空间、生态空间和社会文化空间整合纳入测评体系，逐步建立被公认的理论性、多层次的综合评价体系。另外，一体化在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是否产生收敛效应仍存在争议，构建公认的科学评价体系也是化解争议的有效手段之一。未来可凭借地理学与其他学科高融合性的优势，创新数据形式和来源，拓展一体化研究的新视角和新发现，增强其研究的科学性、系统性、层次性和综合性。

一体化是经济与制度、文化、社会、生态等通过关联、网络或场域复杂交互过程形成的立体、动态、网络化的复杂系统。对此复杂网络系统解析机制的建立，是一体化科学研究的主要环节和关键方向。需要依靠地理学的包容性，吸纳融合社会学、生态学、政治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多学科共同触发。直接借鉴的单学科理论框架在解决综合性问题时，往往难以概其全貌。如经济学研究框架多停留在静态一体化的状态上，对其动态性深化关注不足。因此，多学科融合和高适配性的理论体系的构建显得尤为重要。

都市圈和城市群一体化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通过发挥都市圈一体化的外部溢出效应和内部协调效应，推动“双循环”格局的构建。都市圈一体化作为重要发展战略之一与其他发展战略联系密切，但现有研究不够重视国土空间规划、生态文明建设、“双循环”格局构建等对都市圈一体化的影响。都市圈一体化具有时代性，其特征和路径也随时代发展战略而变化，这就要求都市圈一体化研究视角和框架紧密结合国家发展战略实行相应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