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已经成为我国新发展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明确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习近平总书记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提出乡村振兴要统筹谋划、科学推进；要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从顶层制度设计层面以“五个振兴”构建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为学界进一步探索乡村振兴路径指明了方向。

理解乡村振兴战略及乡村未来发展方向，必须基于城乡关系演变历史进行思考^[1]。当前乡村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各类要素流动造成的城乡关系撕裂^[2]。因此，从城乡融合发展视角探索乡村发展之路，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基本路径。当前，研究者从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互馈机制^[3]、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推动乡村振兴^[4]等方面对乡村振兴战略进行分析，还有学者从地理学视角对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探讨^[5]，提出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但总体而言，从人地关系系统分析城乡关系的理论研究成果较少，对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具体路径的认知尚需进一步推进。本文拟通过基础理论进一步阐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的城乡发展，以山西省乡村振兴实践所处困境为例，从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五个方面，对城乡融合推动乡村振兴的具体路径进行阐释，在此基础上探讨乡村振兴的实施路径及其进一步研究的领域，以期为乡村地理学的理论推进以及乡村振兴发展的实践进程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乡村发展是乡村地域人类社会系统与地理环境系统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乡村衰落表现为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乡村地域内人类与自然系统之间、人类社会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发展失序。因此，如何实施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分析就必须基于人地关系、城乡关系来进行。马克思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思想、城乡融合思想以及地理学中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为当前我国城乡融合视野下乡村振兴发展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6]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不断地从自然界获取物质产品，同时又会不断地向自然界返还生产、生活废弃物。“人类与自然的和解”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实现，要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是顺畅的、正常的。乡村地域范围内，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农村生活，都是人类直接和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过程。然而，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一方面大量城市生产和生活人口需要从农村获取物质产品的同时还要向包括乡村和城市的自然环境不断返还生产、生活废弃物，另一方面，生产要素的趋利性又使得乡村包括人口在内的生产要素流向城市和工业，二者叠加造成乡村地域范围内的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代谢断层”，乡村地域范围内人地关系必然出现矛盾，直接的表现就是乡村资源和环境质量下降、乡村产业非生态化、乡村劳动力老弱化及人才短缺、乡村文化衰落、乡村空间组织无序等（图 1）。因此，通过各类要素流动的城乡关系重构，构建有助于实现乡村地域范围内人与自然之间正常物质变换过程的乡村发展框架，是探索乡村振兴路径时必须要考虑的理论前提。

图 1(Fig. 1)

图 1 人与自然物质变换思想图 Fig.1 Thought of Material Transforma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人与地在特定地域范围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的一种动态结构，是地理学的研究核心^[7]。从空间角度来看，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也是一定地域范围内城市和乡村空间、功能、环境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动态演变过程。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乡村系统中的生产要素非农化日益严重，乡村发展严重落后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乡村劳动力老弱化严重、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甚至空废化、乡村土壤及水环境污染严重等一系列人地关系失调问题日趋严重（图 2），城乡关系的演变使村庄系统的人居关系（人口与居民点）、居业关系（农民居住与就业）、农业系统的作土关系（作物与土壤）发生变化。乡村各类生产要素从乡村剥离流向城市，导致乡村因此成为城乡地域系统发展的短板，也使得我国当前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乡村发展不充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用以研究乡域系统人地关系的形成过程、结构特点以及发展趋势，该理论谋求人地系统各要素在结构和功能上保持相对平衡，探究乡村系统结构和功能优化，可以为城乡融合发展视角下构建乡村振兴政策框架提供理论依据。

图 2(Fig. 2)

图 2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分析思路图 Fig.2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Regional System of Man-land Relationship

从历史上看，每一次城乡关系的变化都会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梳理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发展思想，可以为当前探索乡村振兴路径提供方向指导。首先，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是推动城乡融合的关键。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广泛地应用于农业，将会带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巨大提高，乡村和农业将会获得巨大发展，同时“城市工业就能腾出足够的人员，给农业提供同此前完全不同的力量”^[8]，城乡之间劳动力融合将成为城乡均衡发展尤其是乡村发展的关键，并将成为推动城乡之间全面融合发展最活跃的动力。其次，要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并不是以城市为中心，而是强调利用城市和工业的发展优势，发挥它们对乡村和农业发展的带动作用，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再次，工农业结合发展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根本途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可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9]。工农业结合发展包括“工业带动农业发展”和“工农业均衡发展”两个阶段。从城乡对立走向城乡融合首先需要工业带动农业发展，工业带动农业发展包括：一是将工业中大规模生产经营方式应用于农业生产，二是城乡劳动力的共同使用。城乡融合发展从产业发展方面最终表现为工农业均衡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工业与农业应该交错分布，恩格斯指出，“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均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的条件”^[10]。除此之外，“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同样也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公共卫生事业的需要。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目前城市中病弱群众的粪便不致引起疾病，而被用做植物的肥料。”^[10]城市和乡村的绿色发展、生态环境的改善，都需要城乡融合发展。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发展思想已经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生产力融合发展（包含技术要素城乡融合）、劳动力（人才）融合、产业融合、生态要素融合等方面指出推动乡村发展的方向，为我国乡村振兴具体路径探索指明了方向（图 3）。

图 3(Fig. 3)

图 3 城乡融合发展思想图 Fig.3 Urban 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Thought

乡村地域系统作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载体，与城市系统互相联系，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随着生产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各国都经历了城乡分离和对立、乡村趋向衰落的发展过程^[11]；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城乡关系、乡村发展也经历了与发达国家相似的历史。乡村如何振兴发展已经成为当前乡村发展乃至关乎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众多学者从城乡关系的角度切入研究乡村振兴发展问题^[12]，强调乡村地域系统的综合性、动态性和复杂性，指出乡村振兴应着重推进城乡融合系统优化重构。理论探讨发现，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思想强调人类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平衡和协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强调人地系统各要素在结构和功能上的平衡，城乡融合发展思想则提供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内结构和功能平衡的实现路径，基于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思想、人地关系系统理论，运用城乡融合发展思想分析当前我国乡村振兴发展的实践，有助于从微观层面探索乡村振兴发展的更为明确和具体的路径。

在人与自然正常物质变换条件下，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问题，必须科学认知和有效协调城乡人地关系，发现城乡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类型，从而探明城乡融合驱动乡村振兴的动力因素及具体路径。根据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关系，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由乡村地域系统、城市地域系统以及城乡融合系统共同构成^[7]。其中，乡村地域系统又包括乡村农业系统和乡村聚落系统，由乡村农业系统和乡村聚落系统共同构成的乡域系统中，既包括乡村生产发展中的人地关系、乡村人居生活发展中的人地关系，还包括集生产、生活、生态于一体的乡域系统中的人地关系，以及体现乡域系统之间关系、乡村地域系统与城市地域系统要素流动关系的村镇系统中的人地关系。总之，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活动越来越强烈地作用于地表人地关系系统。而当城乡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分离、对立状态时，城乡之间要素流动不利于乡村地域系统的人地关系，具体表现为：乡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和工业化、化学化农业生产方式不利于乡村地域系统的作土关系；乡村农业生产方式工业化及居民生活方式城市化不利于改善乡村地域系统的人居关系；乡村人才流失、现代管理制度滞后不利于乡村地域系统的居业关系。乡村振兴其实质就是要在乡村地域系统内人类活动与地表环境相互渗透过程中形成“经济—社会—自然”协同体或人地协同体。为此，从工农业融合、城乡劳动力融合、城乡生态要素融合、城乡文化互补融合以及城乡制度有效融合等五方面优化城乡融合路径，重构各类要素主体在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激发乡村发展的活力，通过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和组织振兴，补齐乡村发展的短板，有利于系统推进乡村振兴发展。因此，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发展的过程，是各类要素在城乡之间融合的过程，是城乡之间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组织等空间动态均衡的过程。结合我国乡村振兴发展的实践，城乡融合发展视野下乡村振兴发展的路径框架更加清晰化（图 4）。

图 4(Fig. 4)

图 4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城乡融合推动乡村振兴发展路径框架 Fig.4 Path Framework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al System of Man-land Relationship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农村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粮食产量持续稳定，农民人均收入逐年增加，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农村人居环境不断改善。然而，由于历史上“重工轻农”思想和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影响，城乡发展结构性矛盾显著，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以及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缺乏问题仍然比较严重。作为传统重工业基地的山西，这一问题尤其严重。各相关问题交织共存便使山西乡村振兴实践仍陷于困局之中。

受自然地理环境以及历史发展的影响，乡村发展本身具有异质性和复杂性特征，不同类型乡村产业发展具有不同特点，当前也面临不同的困境，因而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振兴的原则。根据山西乡村产业依托资源及产业优势，乡村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传统农业型乡村、特色保护型乡村和资源依赖型乡村。

传统农业型乡村，其产业发展主要是依靠传统第一产业带动，发展动力薄弱。在粮食生产能力稳步提升的同时，粮食生产结构性矛盾也日益凸显。尤其是粮食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农业生产科技水平不高，影响种植收益提升和农民收入增加^[13]。加之传统农业型乡村以及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县域具有粮食加工“两头在外”、品牌建设滞后、缺乏主食化龙头企业的产业发展特点，产业发展动力不足^[14]。到目前为止这类乡村的产业发展仍未摆脱传统农业特征。特色保护型乡村，因拥有独特的自然资源如独具特色的农产品、拥有历史文物及古村落、独特的地理环境等，该类型乡村发展需要在保护特色资源的基础上进行。以古村落为例，山西现存古村落3500处，登记建档1736处，中国传统村落550处，是北方地区传统村落数量最多、风貌最完整、集聚度最高、类型最丰富的省份^[15]。然而受历史原因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对传统村落保护的投入有限，传统村落一方面面临自然损毁，另一方面还需防止开发建设性破坏。资源依赖型乡村，因历史上形成的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使山西有些乡村产业的发展也未能摆脱高度依赖资源的特征，由于资源型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地下水流失，导致第一产业发展也受到影响。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从乡村涌入城市，一年中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城市，留守在农村的都是老弱病残人口，这已是我国农村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山西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同样未能避免这一现象，与其他省份相比，山西农村劳动力流失、人才短缺现象更为严重。山西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末全省常住人口3491.56万人。全省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21831494人，占62.53%；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13084122人，占37.47%。与2010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4670950人，乡村人口减少5467445人^[16]。山西省资源型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农村劳动力向工矿企业和城市的转移，以及资源开发所引起的乡村生态环境恶化，导致山西境内出现很多“空心村”和“无人村”。乡村贫困化与空心化是乡村地域系统衰退的主要表征和关键内因^[17]。山西省第七次人口普查所显示的乡村人口明显，一方面是山西省乡村地域系统衰退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会进一步导致乡村地域系统进一步衰退。由于缺乏青壮年劳动力，导致土地撂荒、村舍闲置、农业发展几乎停滞，这类村庄大面积的资源浪费，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已严重衰败。长远来看，这种现象不利于巩固山西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人居环境改善，对山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带来阻力。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中最重要的议题^[18]。不改变乡村人才现状，乡村振兴的大厦将无从建立^[19]。然而，当前山西大部分农村地区存在公共资源匮乏、发展机会受限等问题，人才“引不来”“留不住”现象普遍存在。如何挖掘青山绿水的价值，借助乡村生态、文旅资源恢复乡村人气，形成人才振兴和乡村振兴互推机制，这是地方政府亟需突破的课题。

乡村文化是一种源于乡村生活且不同于城市文化的另一种文化，是乡村居民在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和生活的过程中创造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综合，是一种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人文气息的文化。与各地自然环境及农业生产生活相关，不同的乡村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自然景观、空间肌理、乡村建筑、生产工具等乡村物质文化以及由历史文化沉淀而成的节庆民俗、传统工艺、民间艺术、村规民约、村落氛围等乡村非物质文化。乡村文化遗产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城市文化的根基之一，是乡村振兴重要的内生驱动力和创造源泉^[20]。

山西乡土文化资源具有地域特色浓郁、形式多样化等特点。从类型上看，山西乡土文化可划分为晋商文化、黄河文化、祭祖文化、宗教文化、红色文化等；从形式上看，晋东南、晋中、晋北地区等具有不同的自然景观、空间肌理、乡村建筑、生产工具等物质文化和民俗、传统工艺、民间艺术、村规民约、村落氛围等非物质文化。乡土文化资源如若得到有效保护和开发，将能转化为较高的经济价值。然而，乡土文化衰落这一不争的事实在山西尤为明显。究其原因，首先是受长期以来高度依赖煤炭资源发展经济的发展理念影响，对乡土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认识不足；其次是市场机制在山西乡土文化资源价值实现过程中的作用不充分，乡土文化资源价值化效果差导致乡土文化资源闲置和浪费，如晋南威风锣鼓、晋城八音会等乡土艺术文化传承度不高，黄河文化、祭祖文化等未能达到对旅游业发展应有的带动作用。

由于乡村人口的持续外流、文化传播媒介的变化，传统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逐渐走向衰败，乡村物质文化也逐渐失去地方特色。总体而言，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对乡土社会的冲击，造成乡村传统文化衰落^[21]，原有乡村文化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忽视乡土文化资源价值、乡村居民老龄化等既是乡村文化衰落的原因，也是当前乡村文化复兴难的原因。

山西的乡村地域范围内的企业大多具有资源依赖型特征。资源依赖型经济发展为山西经济实力的增强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众所周知“不美丽”是传统资源型经济的典型特征，这一特征在山西多年的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实践中有所缓解，但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高耗能、高污染项目的发展，造成了较为严重的乡村工业污染。

乡村农业生产污染严重。山西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全省农用化肥施用量1074111吨，农药使用量23426吨，较2019年的化肥施用量用量1084085吨、农药使用量25319吨有所减少，但减少的幅度较小；2020年地膜使用量31238吨，比2019年使用量31111吨有小幅增加^[22]，该数据说明山西省农业生产化学化趋势仍未改变，所造成的农业面源污染仍然比较严重。研究者采用聚类分析方法，研究发现山西省11个行政区中包括临汾、吕梁、晋中、运城在内的4个行政区的农业面源污染为重度污染型，包括长治、忻州、大同、晋城、忻州等在内的5个行政区的农业面源污染为重度污染性，只有太原和阳泉为轻度污染型^[23]。

乡村生活污染问题不容忽视。山西省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取得显著成效，山西全省79.4%乡镇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63.9%的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但生活污水处理及厕所改造造成的污染还较为严重，全省8.5%的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27.0%的村完成或部分完成改厕，使用普通旱厕的农户占比高达81.1%^[24]。

虽然山西省在农村拆违治乱、污水治理、垃圾治理、厕所革命、卫生乡村等专项治理方面有一定成效，但是提升人居环境方面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乡村聚落本该具有的自然生态之美有待进一步修复，乡村人居环境仍然需要进一步提升。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就要坚持绿色发展，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打造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农村取得历史性进步的同时，乡村基层组织建设遇到了组织力方面的新问题。研究者认为，自我国进入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了新一轮的问题。乡村免收农业税费以后，乡村基层组织的资源动员能力弱化，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乡村基层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资源财力，实践中干群关系疏离、乡村治理无序、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严重缺乏的现象普遍存在。由于青壮年、高学历劳动力外流，山西农村普遍存在村干部成员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工作能力偏差等问题，乡村基层组织力量弱化，难以发挥带领农村创业致富、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作用。

城乡关系是基本的经济社会关系，城乡关系的变化是一切社会关系变化的基础。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大多经历了乡村逐渐衰落的过程，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就是沿着“科技革命—工业革命—现代城市—现代城乡关系”的逻辑顺序演进的^[25]，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城乡关系演化规律无法说明中国城乡关系演变的内在机理^[26]。中国的城乡关系演变表现为城市的发展与乡村的衰落同时存在。为重塑新型城乡关系，我国顶层制度设计经历了从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到城乡融合的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是破解当前社会主要矛盾、推进乡村振兴的首要路径选择。

以山西乡村振兴实践的现实困境的分析可知，城乡各类生产要素流动的结果仍然未能摆脱城乡发展不均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的特点。乡村振兴发展是通过弥补乡村发展的各项短板来实现城乡均衡发展，是通过城乡融合发展来提高生产要素和产品的城乡循环能力。各类要素的城乡融合表现为工业反哺农业、人才下乡和农民工返乡、城乡人地关系协调、城乡文化互补、制度反哺乡村等，成为乡村振兴发展的驱动因素（如图 5）。基于此探讨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的微观实现路径，可为突破山西乡村振兴发展实践困局提供理论参考。

图 5(Fig. 5)

图 5 城乡融合推动乡村发展的内在机理 Fig.5 Internal Mechanism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Promoting Rural Development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工业和农业相结合才能消除城乡之间的对立。当前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我国在新的发展阶段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在乡村大有作为。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对山西乡村第一产业发展所依赖的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使其第二产业的发展难以摆脱资源型经济模式的影响，更使乡村第三产业的发展缺乏良好的营商环境。推动山西乡村振兴，首要的问题是找到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突破口。实践证明，忽略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之间协同推进关系而相对孤立地发展一二三产业的办法，难以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并且会造成乡村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之间更大的矛盾。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乡村产业振兴乃至乡村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根本路径（图 6）。

图 6(Fig. 6)

图 6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Fig.6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to Promote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就一二产业融合发展推动乡村产业振兴而言，山西省各级政府要优化农业空间布局和产业布局，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首先，顶层设计要精准把握地区差异，确定不同地区的发展方向，以政策规划引领城市和乡村的融合、工业和农业的结合，推动乡村振兴发展实践。比如以山西首批6个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忻州杂粮、朔州市雁门关草食畜、吕梁核桃、晋西北沙棘、太行有机小米等特色农产品产区为基础，发展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确定包括大同县黄花菜、广灵县食用菌等在内的农业产业园区，并以农业产业园为基础招商引资，形成农业产业化发展项目，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就一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乡村产业振兴而言，山西省需要更大力度的政策支持，能够将丰富的农耕文化底蕴和独特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优势相结合，采取科技赋能智慧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方式，推动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与文旅、教育、康养等领域融合发展，衍生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新业态和新产品，将一三产业融合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竞争优势，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就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乡村产业振兴而言，根据山西农产品多产小杂粮、山地中草药等的特色，依托乡村农业生产的发展，延伸拓展农产品深加工产业链条的基础上，将农产品深加工产业与健康养生、休闲旅游、乡村民宿等第三产业相融合，融入数字乡村建设、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建设，培育乡村产业新业态。

在基层政府推动和微观经济主体需求的双重驱动下，包括人才、资本、技术等各类生产要素逐渐由城市向乡村流动，使乡村振兴的产业转型、民生改善、生态修复都统一于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搭建产业发展综合平台，在乡村空间范围内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中工业与农业相结合发展，既培育出新产业，为工业转型发展找到突破口，又改善了乡村产业发展的要素条件，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城乡融合发展到一定程度，“从事农业和工业的将是同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27]，这意味着城乡之间在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方面将会实现完全自由的流动。当前由于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产业不发达、乡村发展不充分，使劳动者在城市与乡村从事劳动的收入有较大差别，乡村就业困难，乡村人口外流趋势尚不能逆转；加之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落后，人居环境较城市而言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方面仍有较大差距。因此，留不住本土人才、引不来城市人才的问题依然未能解决。

2020年山西着力推动返乡入乡创业工作，省财政通过实施税费减免政策、加大债券安排、提供创业贷款、完善扶持政策等，对于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加快乡村振兴发挥了积极作用^[28]。然而，作为长期依赖煤炭资源发展经济的山西而言，乡村生态环境、人居环境差，乡村产业发展带给农民的收入水平低，以及乡村教育相对落后等现状仍未得到根本改变，导致政府吸引人才下乡政策效果有所减弱。因此，一方面夯实乡村人才振兴的制度保障，为掌握农业科技、有创新能力、有组织能力的人才参与乡村建设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推动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为人才聚集乡村提供物质基础。在此基础上，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和宅基地制度，吸引新乡贤回乡参与乡村建设；探索乡村吸引高学历、高技能人才引进机制。通过人才体制机制完善使人才、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过程中逐渐逆流向乡村，破解乡村振兴面临的人才缺乏这一难题。

实现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重点。按照“生态宜居”的目标，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地区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新要求，不但要使生活在当地的人感觉舒适，而且还要能够“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让自然、建筑和人都处于“舒适”的状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乡村生态振兴的根本在于乡村生态资源的价值化，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是生态资源价值化的两条基本路径，也是乡村生态振兴的基本路径。由于山西地形较为复杂，境内有山地、丘陵、高原、盆地、台地等多种地貌类型。山区、丘陵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根据不同地区的地貌特征，种植特色农产品，既能实现自然生态与农业生产的和谐，又能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进一步地实现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饲料加工、养殖业、有机肥加工等产业链条封闭循环，减少向自然生态系统的排放，保护乡村生态环境就是保护乡村生产力。山西有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已经被认定为5A级旅游景区的壶关太行山大峡谷八泉峡景区，包括大禹渡黄河风景区、孤峰山风景区、神潭大峡谷、五老峰国家风景名胜区等等在内的许多4A级旅游景区，以及尚未充分开发的雁子崖自然风景区、三尖山旅游生态自然风景区等等在内的自然生态风景区，这些自然生态资源尚未向自然生态资本有效转化，生态资源的价值化有待进一步开发实现。当前，山西应着重解决县乡公路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存在的短板，推动乡村生态产业化发展，以生态资源价值化带来经济效益的提高，从而进一步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发展。

挖掘和传承山西乡村文化价值，首先要实施乡村文化记忆工程。山西自2015年启动“乡村文化记忆工程”，先后遴选出400多个乡镇作为试点，通过资源调查、分类整理、建立档案等途径，保护和展示乡村的文化记录、文化场所、文化实物等文化资源和记忆^[29]。通过挖掘抢救优秀乡土文化资源，在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非遗项目乡村站点普遍建立文化档案和数据库；实施传统村落保护工程，制定相关管理办法，加大对古镇、古村落、古建筑、农业遗迹等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深入挖掘山西农耕文化，培育一批特色文化旅游村落。挖掘乡村中世世代代积累的、代表优秀传统文化的家风、家训等，把山西乡村文化中的精华不断地传承下去。

乡村文化资源的挖掘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省市县乡村联动起来，将乡村记忆工程目标任务纳入山西新型城镇化建设和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给予政策扶持。更重要的是，从长远推动乡村文化可持续发展来看，必须发挥市场在乡土文化资源价值化中的积极作用。在乡村文化资源开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产业经营等环节中，充分引入市场机制，打造乡村民宿体验、富有山西特色的红色乡村旅游等，通过乡村文化资源的市场化，一方面为山西乡村旅游的发展注入文化内核，另一方面通过乡村文化资源经济价值的实现进一步推动山西乡村文化的生产性保护和开发，以乡村文化振兴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新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现代化建设成就，核心在于建立了一套强有力的基层组织及动员体系^[30]。乡村基层组织在我国乡村发展过程中长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乡村空间结构变迁、乡村居民生产生活关系演变过程中，乡村基层组织通过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履行其组织功能。然而，近年来乡村衰退、乡村基层组织功能弱化明显，干群关系疏离、乡村治理无序、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严重缺乏等是乡村振兴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31]，亟需通过乡村组织振兴建立更加有效、充满活力的乡村治理新机制。

在山西乡村振兴实践中，各县把党建示范、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社会治理作为创建目标，全面夯实基层党组织组织力^[32]。同时，山西省民政厅、省乡村振兴局搭建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聚势合力，完善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基层组织体系，帮助乡村走善治之路。研究者提出将经济精英、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大学生村官以及返乡创业大学生等吸纳到组织体系之中^[33]，有利于乡村基层组织建设。显然，对山西的乡村振兴而言，人才问题是决定乡村基层组织振兴的根本问题，归根结底仍需要在城乡融合发展中通过乡村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吸引优秀人才参与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

乡村振兴路径探索研究一方面是基于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乡村衰落现象的反思，另一方面是基于我国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乡村在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亟需进行的研究。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思想，从城乡融合思想视角探索我国乡村振兴路径更符合我国乡村发展的实践及其面临的各种问题。城乡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指明了方向。在当前我国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基于城乡融合发展进一步探索工业和农业相结合发展的具体模式，如何构建有利于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人才振兴的人才流动体制机制，如何以更完善的政策保障体系来推动乡村生态振兴、乡村文化价值挖掘，如何构建乡村组织体系，以上均是乡村振兴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亟需通过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为城乡融合发展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更广泛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