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20年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1]。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指出，“要分类推进乡村发展，统筹保护、利用与发展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等特色保护类村庄”^[2]。历史文化底蕴浓郁、特色资源丰厚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不仅作为彰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集中体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文化积淀和聚落特征，更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阵地。自2014年至今，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共公布三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名录》，全国共有1652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列入其中。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保护、利用与发展已成为政府高度关注的议题。

长江经济带作为国家重点战略发展区域，涵盖上海、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等11省市，具有横跨中国东部、中部、西部的区位优势^[3]。同时，长江经济带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推进其发展对国家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战略意义^[4]。长江经济带作为多元文化的发源地，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地形地貌复杂，依托长江造就滇黔文化、荆湘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江南水乡等文脉，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和独特的地理区位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形成和发展奠定坚实基础。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保护、传承与弘扬长江传统文化，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5]。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作为传承民族文化和发展地方特色经济的重要载体，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保护、传承和弘扬就是对长江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国家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强调“注重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这也为传承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奠定基础。此外，根据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布的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名录数据显示，长江经济带共有936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列入其中，占比全国一半以上，因此，选取长江经济带作为研究区域范围，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探讨长江经济带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地域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不仅有利于厘清各省市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空间分布差异现状，还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统筹开发和保护、助力传承长江文化及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外对少数民族村寨的研究成果日趋丰富。国外将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村寨称作民族社区^[6]，国外学者对民族社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民族社区类型及变迁^[7]、民族社区种族问题^[8]、民族社区生计^[9]、民族社区安全^{[10, 11]}、民族社区空间生产^[12]、民族社区旅游扶贫^[13]等。而国内对少数民族村寨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内容聚焦于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开发^{[14, 15]}、少数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发展^[16-18]、少数民族村寨空间重构^{[19, 20]}、少数民族村寨建设评估^[21]、少数民族村寨振兴路径^{[22, 23]}等。同时，也有较少学者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结构进行研究，如：陈国磊等对全国第一批、二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结构进行识别^[24]；王兆峰、刘庆芳学者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异质性进行探讨^[25]。综上所述，国内外对少数民族村寨的研究主要从民族学、经济学、管理学等视角分析，虽有较少研究涉及地理学领域，但是研究尺度主要局限在国家、县市、单个村域等层面，这是以行政边界作为研究的范围界限，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自然地带的完整性，也不利于对不同地域环境下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分布规律的深入探索，从而对研究结论产生一定影响。而本研究选取长江经济带这一完整的地理单元作为研究尺度，旨在打破行政壁垒，促进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的自然边界研究框架，在新时代发展背景下，对实现跨区域协调发展至关重要，有助于避免因行政区划壁垒所产生的文化分割、经济分割等不利影响，以促进长江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现有的研究文献中，针对长江经济带这一完整地理单元内，开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的系统性梳理较缺乏，对影响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格局的因素亟待深入探讨。因此，本研究对长江经济带国家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进行系统梳理，采用GIS技术及空间统计方法分析长江经济带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地理空间分布规律，并结合地理探测器模型辨识影响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格局的因素，以期为推进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开发、振兴发展以及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2.1.1 最近邻距离指数

最近邻距离指数反映点状要素在地理空间上的相互邻近程度^[26]，可用于分析长江经济带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空间结构。点状空间分布结构主要有随机分布（R =1）、均匀分布（R > 1）、集聚分布（R < 1）等三种形态，计算公式为：

(1)

式中，R为最近邻距离指数，r₁为实际最邻近点距离平均值，r₂为理想最邻近距离，n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个数，A为研究区域面积。

2.1.2 标准差椭圆

标准差椭圆是能够精准揭示地理要素空间分布的方向、趋势特征的有效空间统计方法^[27]。标准差椭圆包含平均中心、短轴、长轴、方位角等四个要素，椭圆的长半轴、短半轴分别代表点要素空间分布的方向及范围，椭圆的扁率代表空间分布形态，椭圆的中心代表空间分布重心^[28]。其计算公式为：

(2)

(3)

沿x轴标准差：

(4)

沿y轴标准差：

(5)

式中，F_x、F_y代表椭圆的长轴、短轴；X_i、Y_i代表要素i的坐标；X、Y代表所有要素的平均中心；n为要素数量；θ为椭圆的旋转角；α_i、β_i为要素i到平均中心的坐标偏差；ρ_x、ρ_y分别为沿x轴、y轴的标准差。

2.1.3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法可用于揭示地理要素在空间上的局部特征，本研究主要借助核密度分析来反映长江经济带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空间分布密度及集聚特征，计算公式^[29]如下：

(6)

式中，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分布核密度估计值；n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数量；h为带宽；K为核函数；d - d_i为测算少数民族特色村寨d到第i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d_i的距离。

2.1.4 空间自相关

空间自相关可用于反映点状要素的属性值与邻近点之间的空间关联性，包括全局和局域自相关^[30]。全局自相关常用Moran's I值表征，对长江经济带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整体关联程度进行测度，而局域自相关则用Getis-Ord系数来表示，能充分反映不同地域单元中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空间分布形态。其计算公式如下：

(7)

(8)

式中，x_i、x_j和代表i和j地域空间内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数量；x为平均值，w_ij为空间向量矩阵；n为长江经济带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总数。

同时，将G_i* 进行标准化处理^[31]，公式为

(9)

式中，Var(G_i*) 和E(G_i*) 分别代表变异系数和期望值。当Z(G_i*) >0时，表明i区域周围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呈现高值空间聚集，为热点区；当Z(G_i*) < 0时，代表i区域周围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呈现低值空间聚集，为冷点区。

2.1.5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用于探测地理要素的空间异质性以及揭示其背后驱动作用因子的一种新的统计学方法^[32]，本研究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探析长江经济带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其模型构建如下：

(10)

式中，q代表长江经济带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格局影响因素的探测力值；n为样本数；k为影响因素的类别；n_i、σ_i²分别为i层样本量及方差。q取值区间为[0, 1]，q值越大反映探测因子对长江经济带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格局的影响力度越大，反之则越小。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基础数据来源于截至2020年12月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布的三批次国家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名录，其中长江经济带共有936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列入其中。借助Google Earth获取长江经济带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空间坐标位置，构建空间数据库。DEM高程值、河流水系等数据均源自地理空间数据云网站，影响因素中涉及的指标数据均来自长江经济带各省市2020年统计年鉴、政府网站及《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

3 结果与分析 3.1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地域空间格局变化特征分析 3.1.1 空间分布类型特征

对长江经济带三大区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进行统计（表 1），发现三大区域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数量具有显著的差异性。从全部总数来看，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高度集中分布在长江上游地区，占总数的75.75%；而长江中游地区和下游地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数量较少，占比分别为17.74%、6.51%。从各批次来看，第一、第二、第三批中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数量占比均最大，占比分别为65.32%、77.52%、78.87%；长江中游地区数量占比次之，长江下游地区数量占比最小。

利用ArcGIS10.2对长江经济带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进行平均最邻近距离分析，可知，最邻近指数R=0.557 < 1，Z得分为-25.922，显著性水平P值为0.000，反映长江经济带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在空间分布上呈现集聚形态。从不同批次看，第一、第二、第三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在空间分布上均体现集聚分布态势，第一批到第三批的最邻近指数从0.667下降到0.581，空间集聚程度趋于减弱。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以及国家扶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力实施，长江经济带各区域积极发挥民族文化资源优势，逐步扩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分布范围，各区域间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内部差异不断缩小，从而导致空间集聚特点相对不显著，集聚程度逐渐减弱。

3.1.2 空间分布方向特征

标准差椭圆可用于揭示长江经济带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空间分布整体方向性特征。从时空分布重心来看（图 1），三批国家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分布的平均中心在105.942°E—107.136°E、27.171°N —27.312°N之间变动，大致位于贵州的中部。从移动轨迹来看，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重心总体上是向西方向移动，三批移动的距离近118 km；东西方向移动距离大于南北方向移动的距离；第一批到第二批偏移距离小于第二批到第三批偏移距离。

从标准差椭圆面积来看（表 2），三个时间截面对应的标准差椭圆面积具有逐渐增长的态势，反映长江经济带国家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集聚范围逐渐扩大。第一批的标准差椭圆基本范围涵盖了贵州省全部区域以及湖南、湖北、重庆、四川、云南的部分区域；第二批的标准差椭圆范围相较于第一批，增加了四川、云南、重庆、湖北的小部分区域；第三批的标准差椭圆范围相较于第二批，增加了云南、四川部分区域，但减少了湖南部分区域。总体而言，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集聚区域向西移动，第一批与第二批的标准差椭圆面积变动程度较大，而第二批与第三批的变动程度较小。

从椭圆的转角变化来看（表 2），总体上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分布呈现出西南—西北的空间格局，且整体呈现逆时针旋转变动，其中，三批的转角先由74.419°扩大到75.649°，然后再扩大到78.833°，说明西南—西北的空间分布格局逐渐增强。由第一批到第三批，椭圆扁率逐渐减小，可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集聚方向趋势越来越不显著；椭圆的长半轴和短半轴的值均呈现增加态势，反映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上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发展呈现一定的扩散趋势。

3.1.3 空间集聚特征

为能够直观地反映长江经济带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空间集聚特征，使用ArcGIS 10.2分析工具中的核密度功能对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空间核密度进行分析。在进行核密度分析过程中，带宽的大小决定了核密度表面的平滑性，带宽值越大，平滑性越高，但全局特征明显；反之，得到的密度表面越不平滑，但局部特征越明显。为了能清晰地反映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分布的局部特征，更好地识别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空间集聚区，本研究在带宽选择上以突出集聚特点为主，并力求最佳的可视化效果，经过多次试验，最终选取统一的带宽值为0.5km，并根据自然断点法划分5个等级，生成长江经济带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密度图（图 2）。由图 2a可看出，长江经济带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集聚态势显著，高值区分布在贵州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高密度值范围达到72.28—152.31个/万km²，次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湖南的湘西土家族自治州、湖北的恩施土家族自治州以及零星散落分布在浙江的温州市、云南的临沧市及普洱市、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及凉山彝族自治州等部分州市。究其原因是由于上述区域具有独特的民族资源禀赋，同时受到区位交通条件的制约，从而使得资源的集中程度较其他区域具有一定的优势。

由图 2b可看出，第一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集聚态势显著，在空间上呈现出“多个高密度核心区”分布格局。高密度核心区位于黔西南、黔东南、湘西、黔湘交界处等多个区域；次密度核心区涉及云南的大理及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湖北的恩施土家族自治州、浙江的丽水市等区域；中等密度值区域零散分布在各省域。

由图 2c可看出，第二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空间集聚区数量较小，呈现出以贵州为中心的“一核多点”空间结构形态，但是集聚区最高层次密度值范围达到58.99— 103.74个/万km²。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空间差异较为明显，除贵州外的其他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分布呈现出弱集聚型分散状态。

由图 2d可看出，第三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密度值较第二批减少显著，形成了以黔南、黔东南、湘西、浙南、川西、滇西南等多核带动的“多地开花式”格局。高密度集聚中心主要分布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楚雄彝族自治州、丽水市等区域，相较于第二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2018年，国家开始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长江经济带各省的乡村建设及民族文化传承工作如火如荼，从而进一步推动第三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建设。

3.1.4 空间关联特征

为准确探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在长江经济带各市域的空间关联性，采用ArcGIS 10.2软件分别计算第一批、第二批和第三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的Moran's I值，结果显示，第一批、二批、三批的Moran's I值分别为0.362、0.162、0.253，三批次Moran's I均为正值，Z-Score值均大于1.96，P值为0.000 < 0.05，说明长江经济带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具有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不同市域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均呈现出空间集聚状态，并且Moran's I值有减小的态势，表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集聚程度有降低的趋向。为进一步揭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局域关联特征，本研究采用Getis-Ord G_i* 系数反映局部空间关联特征，通过GIS软件将其空间可视化，并结合Jenks自然断裂法对每批次的Getis-Ord G_i* 系数标准化处理后由高到低划分4类，分别为：热点区、次热点区、次冷点区、冷点区。从空间分布冷热点图来看（图 3），长江经济带全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呈现“西热东冷，南北次热次冷”空间态势，其中，热点区分布在大理白族自治州、普洱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等19个州市，具有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占整个长江经济带市域总数量的14.62%；冷点区主要分布在无锡市、阜阳市、荆门市等44个，占整个长江经济带市域总数量的33.85%；次冷点和次热点区共67个州市，占比51.56%。从各个批次看，第一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热点区和次热点区数量明显少于冷点区和次冷点区；第二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热点区数量较第一批有所增加，热点区和次热点区数量大于冷点区和次冷点区；第三批的热点区和冷点区呈现长条状分布格局，热点区和次热点区数量上与第二批相近，但冷点区有所减少，次冷点区有所增加。总之，长江经济带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出现冷热极化现象，东西差异显著，热点区集中在长江上游、中游地区，冷点区多分布在长江下游地区。

3.2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 3.2.1 变量选取及说明

国家民委公布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经济发展、民族文化传承和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的目标^[33]，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评选条件中对少数民族人口、民族资源特色、居住环境、文化保护价值、生态环境等方面均作出了相应的标准。因此，考虑到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地域空间格局易受到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的共同影响，在充分参考已有相关研究^[34-36]基础上，基于长江经济带发展实际及数据的可获取性，并参照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评选条件，综合考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自然等层面，本研究从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扶持力度、资源禀赋条件、人口分布状况、交通运输能力、文化服务环境、生态环境质量、自然地理要素等八个维度选取22个指标对长江经济带国家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空间分布进行分析，影响机理如图 4所示。其中，自然地理要素对少数民族村寨的影响分析主要运用缓冲区分析及叠置分析方法，而另外七个因子对少数民族村寨的影响分析则用地理探测器方法。自然地理因素是影响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的基础因子，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布局、规模和密度产生影响，选取地形地貌、河流水系等指标来反映^[37]。经济发展水平是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扩张能力的基础，其发展水平的高低影响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保护和传承，选取人均GDP、城镇化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3项指标进行分析^[38]。人口分布决定着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形成，对维持民族村寨原始容貌起到关键作用，主要选取少数民族人口数、人口密度等2项指标来分析^[39]。交通是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与外界连结的重要媒介通道，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空间布局具有重要意义，选取客运密度、公路里程等2项指标反映当地交通运输能力^[40]。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保护和发展，受政府的管控和相关政策及资金的支持等方面的影响，政府扶持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选取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村”频数、人均地方公共预算支出等指标反映政府扶持力度，其中，采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村”频数^[41]等指标来反映政府的相关政策重视程度。资源禀赋是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开发建设的重要条件，资源的聚集及特色的打造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形成和分布产生影响，选取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传统村落、A级旅游景区等指标来反映当地的资源禀赋条件^[25]。文化服务环境是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文化延续的土壤^[24]，对激发特色村寨的活力和魅力、涵养村寨的文明之风起到促进作用，也对周边乡风产生一定的辐射力和渗透性，选取文化事业机构数、规模以上文化服务企业单位数、从业人员及营业收入等指标反映文化服务环境状况。生态环境是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选址及居民生计方式的基础，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绿色发展起到促进作用，选取森林覆盖率、耕地面积、湿地面积来反映生态环境质量^[42]。

3.2.2 因素分析

基于人均GDP、人口密度、公路里程数等22项具体指标，采用熵权法对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州的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扶持力度、交通运输能力、资源禀赋条件、人口分布状况、生态环境质量、文化服务环境等7个维度进行综合定量评价。为更清晰揭示长江经济带国家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探测因子的空间特点，采用自然断点法将各探测因子的熵值评价结果进行离散化和类别化处理，并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进行叠置分析，如图 5所示。最后，结合地理探测器模型测算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的影响力q值，具体探测结果见表 3。结果显示，各探测因子均对长江经济带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的影响力呈现显著差异性，影响力值从高到低依次为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条件、人口分布状况、文化服务环境、生态环境质量、交通运输能力、政府扶持力度。其中，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条件、人口分布状况、文化服务环境等因子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均是影响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的主导性因子。

为进一步探索影响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格局的各因子之间的合力作用，探测各影响因子是否存在共同驱动关系, 本研究对通过显著性检验的探测因子进行了交互作用分析（见表 4）。根据交互探测结果可知，不同的交互因子驱动力均高于单独因子的力度，交互类型存在双因子增强型、非线性增强型等，且以双因子增强型为主，反映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空间分布差异性是主导因子交互作用的综合结果。主导交互因子的驱动力由高到低排序为：人口分布状况（U5）∩文化服务环境（U7）、资源禀赋条件（U4）∩文化服务环境（U7）、经济发展水平（U1）∩文化服务环境（U7）、经济发展水平（U1）∩人口分布状况（U5）、经济发展水平（U1）∩资源禀赋条件（U4）、资源禀赋条件（U4）∩人口分布状况（U5）。可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空间分布与人口分布状况、文化服务环境、资源禀赋条件等因素密不可分，高比例的民族人口、浓郁的民族文化环境以及资源禀赋条件优越的区域，主导因子交互作用显著，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形成规模较大。而少数民族人口分布较少的、文化服务环境较差、资源禀赋条件不足的区域，各驱动因子的交互作用力较弱，对影响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的解释力相对较小。

（1）经济发展水平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和开发的力度，对村寨的振兴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对长江经济带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的影响力很大，q值为0.5293并通过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从图 5a经济发展水平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叠置图可以看到，经济发展水平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数量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如浙江、江苏等）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数量分布较少，反之，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密集分布多的地区（如云南、贵州等）经济发展水平越低。主要原因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易受到现代化的冲击，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较少得到保护和传承，保留下来的民族村寨较少；反过来，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开发较缓慢，生活生产方式和文化习惯较传统，凸显区域民族特色的村寨能够得到较好传承。

（2）资源禀赋条件

资源禀赋是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发展的先决条件，资源的分布塑造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空间分布格局。结合探测结果，发现资源禀赋条件对长江经济带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的影响力较大，q值为0.4976并通过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从图 5b资源禀赋条件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叠置图可以看到，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大多分布在民族资源丰富的贵州、云南、湘西等文化地，长江上游、中游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传统村落较多，旅游资源丰富，汇集少数民族文化、荆楚文化、客家文化等多种文化特色，从而集聚较多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3）生态环境质量

生态环境质量对长江经济带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布局影响力较小，q值大小为0.2771，并且结果不显著。依据图 5c生态环境质量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叠置图可知，云南、贵州等地的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值最高，拥有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也较多，主要原因在于该地区的森林覆盖率较高，丰富的森林资源及充足的耕地、湿地可为民族聚落的生产生活提供良好的食物来源。然而，江苏、鄂东等地的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值虽较高，拥有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却很少，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经济现代化水平较高，加上民族文化特质没有凸显，从而使得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数量变少。

（4）文化服务环境

优质的文化服务环境是影响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分布的又一重要因素。文化服务环境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的影响力值为0.3069，并通过10%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长江经济带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凭借其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涵养整个区域，文化产业取得突破性发展。依据图 5d文化服务环境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叠置图可知，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服务环境较好，但是拥有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较少，而长江上游地区的文化服务环境较差，但是却能拥有较多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这说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数量与文化产业发展环境具有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关系。究其原因，在于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经济及技术支撑，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基础及科技水平较长江下游地区薄弱，因而文化产业整体实力也相对较弱。

（5）人口分布状况

人口密度及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发展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人口分布状况对长江经济带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的影响力值为0.3905，并通过10%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人作为社会生产生活的主体，人口密度决定着区域客源市场及发展潜力的高低。从图 5e人口分布状况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叠置图可以看到，人口分布状况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数量具有弱负相关关系，部分地区人口越密集，经济基础越好，现代化程度越高，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少数民族村寨的村貌产生影响，民族村寨原始的村风难以得以延续发展。然而，部分地区人口分布较稀少，但是由于拥有较多的少数民族人口，各民族交错聚居，因此较多的少数民族村寨得以保留和传承。

（6）交通运输能力

交通运输能力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可进入性。通过研究发现，交通运输能力对长江经济带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的影响力较小，其q值为0.2166，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结合图 5f交通运输能力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叠置图可以看到，部分地区交通运输能力的高低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数量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比如，贵州、云南等地的公路里程数、客运密度均较低，该区域的交通运输能力较低，可进入性较差，但是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数量较多。而上海、江苏等地交通运输能力较高，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数量很少。原因在于，区域交通条件越落后，民族村寨与外界的沟通交流就越少，越不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和冲击，村寨淳朴的民风和传统的民俗就得到更多的保护。

（7）政府支持力度

政府支持力度对长江经济带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的影响力最小，其q值为0.1481，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结合图 5g政府支持力度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叠置图可知，部分地区的政府支持力度大，但是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却很少，也有部分地区分布较多，说明政府支持力度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的规律性不强。政府虽制定相关政策有力指导民族村寨的发展方向，并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但是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还受到资源、人口、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因此政府单方面的因素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影响力很小。

（8）自然地理因素

自然地理因素是影响少数民族村寨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发展离不开自然地理环境，长江经济带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布局易受到区域内地形地貌与河流水系的影响。通过运用叠加分析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与地形进行关联（图 6），结果发现长江经济带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与地形地貌存在密切的关系。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高密度集聚区域大都位于云贵高原—武陵山区过渡地带、横断山区—云贵高原结合部、浙西丘陵地带等，涉及高原、山地、峡谷、盆地、丘陵等多种地形。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造就各区域少数民族村寨的气候及土壤环境呈差异化，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村寨集聚区结构，地理空间环境相对独立，并对村寨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减少外界的干扰，从而使得更多的少数民族村寨能较为完好保留和传承。

河流水系是少数民族聚落生存发展的重要资源，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延续发展至关重要，不仅为居民的生产生活提供水资源，而且还是与外界沟通重要的联络方式。长江经济带的水系非常发达，河流湖泊众多，会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空间分布产生重要的影响。通过将河流湖泊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进行叠置分析（图 6），发现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大多沿河流呈带状分布，聚集在长江干流、金沙江、湘江、怒江流域、清水江等水域周边。进一步借助ArcGIS10.2缓冲区分析功能，算出长江经济带中主要河流的2km、6km、10km不同尺度的缓冲区。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距主要河流2km、6km、10km缓冲区范围内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数量分别为176个、451个、671个，各占总数量的18.80%、48.18%、71.69%。可见，在长江流域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中，长江经济带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主要分布在距水系1—10km缓冲区范围内，沿水系越远，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数量就越少，河流水系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空间分布起着较强的制约作用。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基于三批长江经济带国家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数据，运用最近邻距离指数、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空间自相关等GIS空间分析方法，探讨长江经济带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地域空间分布特征，进而结合熵权法、地理探测器模型、空间叠加分析、缓冲区分析等方法分析其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

（1）长江经济带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表现出集聚型形态，在分布数量上非均衡性特征突出，整体呈现以黔东南、滇西、湘西为核心的三足鼎立格局和“大集中、小分散”的分布特征，有利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区域系统性保护与集聚发展。同时，三批次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的整体走向为西南—西北方向，并且呈现逆时针旋转变动，分布重心向西迁移，集聚范围逐渐扩大，这表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方向性集聚态势不断增强。

（2）其空间分布密度经历了由黔西南、黔东南、湘西等“多个高密度核心区”向以贵州为中心的“一核多点”结构形态再到多核驱动的“多地开花式”格局演化，高低密集区层级分布显著，有利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成片成带的群落式保护与针对性的整体振兴施策。同时，其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并呈现“西热东冷，南北次热次冷”空间态势，冷热极化现象显著，热点区集中在长江上游、中游地区，冷点区多分布在长江下游地区，这与经济发展水平、少数民族人口及资源禀赋条件等因素具有密切关系。

（3）其空间分布格局是自然与人文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且各影响因素呈现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其中，自然地理因素是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格局形成的基础性条件，而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分布状况、资源禀赋条件、文化服务环境等因子是驱动民族村寨空间格局形成的主导性因素，五大因素相辅相成，共同促成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空间格局。

4.2 建议

结合上述研究结论，对长江经济带少数民族村寨的格局优化及振兴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1）从整体分布格局来看，目前，长江经济带已形成等级结构、疏密程度不一的少数民族村寨分布体系，这为长江经济带推进乡村振兴奠定了现实基础。鉴于长江上游、中游、下游各少数民族村寨空间分布差异显著，建议实行“一盘棋”发展战略，建立跨区域联动机制，积极发挥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的驱动作用，把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湘西土家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临沧市、普洱市、恩施土家族自治州等密集区作为少数民族村寨高质量发展的“内核”，注重特色的培育与引领，辐射带动周边县市村寨的发展，全面构筑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集群式发展的新格局。黔东南、滇西、湘西等三大集聚区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各具特色，应将其划定为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制定并实施民族村寨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以强化集聚区的整体性保护，积极借助大数据手段开展民族文化活动以提高其知名度和影响力。而对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散落区，要防止过度现代化、商业化现象的产生，避免失去原有的特色，并需要在保留原真性前提下进一步挖掘和弘扬村寨的民族文化，维护其活态传承，扩大其地缘关系范围。

（2）从区域均衡发展上看，少数民族村寨主要集聚在长江上游及中游部分地区，空间层级分布较为显著，亟需促进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结构的合理优化。由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空间关联性，因此，应将整个长江经济带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注重村寨景观风貌的整体性保护及文脉特征完整性的传承，促进村寨共同体的形成，并将村寨自身的保护与发展纳入到长江经济带的发展规划中。此外，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与发展过程中，还需要分级分类提振少数民族村寨的发展活力。在热点区域试点建设少数民族村寨示范区，强化辐射带动效应，挖掘区域民族文化特色，打造长江文化品牌；在冷点区域加强推进国家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建设，并在政策上给予一定的倾斜；在长江下游地区积极推进民族文化村建设，增强文化品质，从而全面均衡培育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发展区。

（3）综合长江经济带少数民族村寨分布的影响因素来看，亟需从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分布状况、资源禀赋条件、文化服务环境等驱动要素方面着力推进民族村寨的发展。首先，应大力提升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积极培育数字创意、文化旅游、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将上游地区的资源、文化优势与中游、下游地区的经济、资金优势有效对接，建立产业跨区域协作机制，实现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从而缩小与下游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其次，重视吸引与留住人力资源，鼓励本地居民积极参与村寨建设与发展，通过搭建就业平台拓展村民的生计方式，实现“家门口就业与创业”，同时，大力引进外地人口扎根留在乡村，保持民族特色村寨发展的内生动力。再次，着力推进长江上游、中游地区文化服务环境的创新发展，积极打造文化旅游、民俗节庆展演、工艺美术、文化创意等特色产业，促进文化、科技、旅游的大融合发展，从而优化少数民族村寨的文化发展环境。最后，充分利用各区域少数民族村寨的自然地理环境、民族文化等资源本底，积极发展休闲旅游、民族旅游、乡村旅游等，以旅游产业发展带动村民脱贫致富和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将民族文化资源有效转化为乡村经济发展新动能，从而实现少数民族村寨的振兴, 以期推进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