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群体在有别于本身居住地和文化环境中求学与生活，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认知障碍、情感距离和心理冲突，此种现象被称为“文化冲击”^[1]，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生存及精神问题成为心理学、教育学、文化学等领域的研究重点^[2-4]。学者们关注于如何对文化冲击的维度和程度给予准确的描述^[5]。在这些研究基础上，双维文化理论应运而生，即“旅居者文化适应同时，仍继续维持原来的文化身份”^{[6, 7]}，Berry据此提出了著名的“整合”、“同化”、“分离”、“边缘”四类人群划分模型^{[8, 9]}。另外，学术界也热衷于研究不同群体的适应模式和应对策略，以U型曲线^[10]、跨文化沟通^[11]、自我平衡^[12]、压力—调控—融合^[13]等最为流行。但是，跨文化适应研究的传统学科并不擅长进行“空间”分析，尽管“空间”融入是经济、习俗、心理等融入状况的综合指征。

地理学注重城市空间研究，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始，在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强调个体和微观过程的行为学派应运而生，标志着地理学空间研究向社会学的转向。行为学派认为空间是群体价值观、偏好和追求等社会关系的反映，空间与社会结合分析的理论和方法逐渐成熟^[14-17]。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基于人日常行为的时空地理学突破了既有以居住、静态为主的研究范式，利用带有出行信息的活动日志数据，对个体或群体的日常活动空间进行更加全面的刻画与分析^{[18, 19]}，为理解群体活动和城市环境之间在时空上隔离、不公平等复杂关系提供独特的视角，已发展成为国内外城市规划和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20-24]。其中，移民群体的活动行为空间布局及其影响因素也成为学术界的关注点之一^[25-27]。

留学生在异国停留时间短，许多人的回国目的明确，为了减少冲击，会自动过滤掉认为没有必要、无法进入、无法使用或者没有归属的城市设施与空间，形成群体选择偏好，进而影响城市空间的组成及结构。反之，行为空间的建构状况又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促进或阻碍留学生群体的文化适应。如果不从文化适应的视角出发，则无法理解和透视城市空间；如果不对各种行为空间进行汇总，就无法知晓和判读文化适应的阶段与特点。由此，跨文化的社会学现象呈现了明显的空间关联研究的特征与脉络^{[28, 29]}，蕴含了“人—地”关系在“时空”转移背景下的重构与变差，将极大丰富地理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本文通过留学生“文化适应维度与程度”以及“日常行为时空日志”的调查，实现对“文化适应”与“空间表象”两者关系的论证，了解留学生群体需求，寻求更为可行的国际化城市规划空间管制政策与途径。

本文采用中英文两种语言的自设问卷形式进行调查，问卷分为“英国文化适应与中国文化坚守、日常行为时空日志、背景信息”三个部分。借鉴了“中国版本的跨文化态度（1991）”以及“Ward文化适应指标（2000）”框架，并吸纳近期流行的文化适应的维度建构思想，建立了2个一级、4个二级、16个三级的跨文化适应的指标体系。被调研者会被询问其对每个三级指标“英国文化适应”和“中国文化坚守”两个维度的认同程度（1为“强烈不认同”—5为“强烈认同”），如：“交往”指标被分别表述为：“我喜欢与英国人交往”和“我喜欢与中国人交往”。日常行为时空日志的获取方法为：“请您回忆昨天进行了的所有日常活动行为，并按照时间顺序填入相应的栏目中”，其中包括起至时间、地点、同伴、交通方式等。背景信息包括居住地址、性别、年龄、旅居身份、抵英时间等选项。

2016年1—3月，对伯明翰市留学生群体进行了随机调查，主要方式为面对面填写。共发放15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26份，采用SPSS进行了录入和统计。被访者中男性90人，女性36人；30岁以下80人，30—50岁45人，50岁以上1人；本科10人，硕士研究生28人，博士研究生40人，博士后8人，访问学者35人，陪读及其他人员5人；按照抵英时间分类，0—6个月66人，7—12个月15人，1—3年28人，3—5年17人。

将126份问卷中留学生填写的居住地址的“邮政编码”，利用ArcGIS矢量化在伯明翰市行政地图之上，进而得到居住地点的分布图（图 1）。居住空间呈现了明显的“环伯明翰大学”的聚集现象，只有7.9%选择了“Five Way与市中心”地区居住。伯明翰大学北部为大学老师与伊丽莎白医院医生的高档社区，以独栋别墅为主，少有房源放租；伯明翰大学东部为环境控制以及快速公路，住区较少。因此，留学群体居住集聚区主要呈现从南面与西面就近环绕大学的空间形态。居住点覆盖了Harborne，Asda，East of South Gate与Selly Oak四个行政区域（表 1）。

图 1(Fig. 1)

图 1 居住分布图 Fig.1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Resident Area 底图来源于Liveable Cities课题组内部资料（UK0021_BIRMINGHAM）。

表 1(Tab. 1

表 1 留学生住地的行政区隶属 Tab.1 The Administrative Regional of Settlements

表 1 留学生住地的行政区隶属 Tab.1 The Administrative Regional of Settlements

其中，前三个片区在空间上呈现一体化的延伸，位于A38公路西北，邻近伯大西门，医院、超市、火车站、公园等设施齐备。A38公路南部的Selly Oak片区邻近伯大南门，生活便利、房源很多，众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消费场所对留学生极具吸引力，逐渐成为租房首选，但由于此地亦是印巴群体集聚区，安全性较Harborne区略差。

当问及影响住所选择原因时，60%认为要“靠近校园”，既能节省大量的交通成本，又可以最充分的利用校园与周边的各种资源；56%认为“设施方便”是需要考虑的原因。排名第三和第四的因素分别为“房租便宜”与“安全”，而“自然环境”等其他因素基本上不会构成选房限制因素。将选房因素与实际地块进行叠加发现（图 2），市中心与Five Way地区的优势在于设施齐全，生活方便，而且房源类型多样，特别是Flag公寓的供应十分充足。伯明翰大学周边的情况是，离学校最近的圈层，生活方便，社会安全，租金也最贵；随着离学校距离的增大，各种不方便增多，但是，却能节约不少的房租。

图 2(Fig. 2)

图 2 留学生住地选择的原因分析 Fig.2 The Reason for Choosing the Residence 注：底图来源于Liveable Cities课题组内部资料（UK0021_BIRMINGHAM）。1离学校近，2房租便宜，3设施齐全，4交通方便，5自然环境好，6社会安全。

留学生群体各种日常活动的频次由高到低依次为：工作或学习、居家休闲娱乐、购物、体育运动、朋友聚会、外出休闲娱乐、个人事务、旅游。留学生群体平均每天学习或工作的持续时间长约5个小时，如果仅以周中为统计单位，时间则更长。工作或学习、吃饭及睡眠三项生产性项目占据了留学生约68%的时间，其余的闲暇时间主要用来进行读闲书、看视频等居家休闲活动，一半以上的人为此每天会花费至少2个小时，而外出看电影、泡吧、看演出等休闲活动相对较少。此外，平均每3天会进行一次购物，1/4的人每周会进行一次体育锻炼。

日常活动的空间选择具有明显的集聚性，呈现了“市中心”与“学校周边”双核心模式（图 3）。对日常行为的出行距离进行分类汇总（表 2），发现“空间集聚的同时兼具了圈层叠加”的特点，“工作或学习”以及“体育运动”大都分布在住所1 km的学校或学校周边，步行或单车可到达；“购物”基本上布局在2 km范围圈层内；“个人事务”及“朋友聚会”的平均距离约为2.5 km；而“外出休闲娱乐”等行为的空间范围延伸最远，处于3 km左右的圈层。

图 3(Fig. 3)

图 3 留学生的日常行为空间布局 Fig.3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Daily Activity Space 注：底图来源于Liveable Cities课题组内部资料（UK0021_BIRMINGHAM）。

表 2(Tab. 2

表 2 日常行为的出行距离 Tab.2 The Distance of Each Daily Activity

表 2 日常行为的出行距离 Tab.2 The Distance of Each Daily Activity

留学生周中以学习或工作为主，出行距离短，平均每天仅为1.93 km。单纯的学习或工作外出链条，比如，“家—工作场所—家”（HWH），“家—工作场所—家—工作场所—家”（HWHWH）等类型占54.2%，工作学习与其他活动混合外出的链条，比如，“家—工作场所—购物场所—家”（HWSH），“家—工作场所—休闲娱乐—家”（HWRH），“家—工作场所—邮局或银行等个人事务场所—家”（HWOH）等类型占35.6%，其他类型链条只占10.2%（表 3）。留学生开始学习或工作的主要时段为9点、13点及19点，其中，9点人数最多（图 4）。在中午及傍晚的学习或工作空闲，许多人会趁机在学校周边叠加上其他活动，其中，64%的周中购物以及100%的社交活动都是在12点或17点的工作学习间隙完成。因此，留学生周中的时空行为兼具了“混合性、短时性和节奏性”等特点，并带来了学校周边消费空间的日渐繁荣。最近，除了Sainsbury、Audi、Tesco，Next、Tk-max、One Pound等购物集团相继进驻，各类型酒吧、咖啡厅等休闲娱乐空间日渐丰富。此外，华裔企业也持续加大学校周边的投资，Chinese Supermarket，Korea Supermarket，Chinese Restaurant……呈现集聚，用以满足越来越多留学生的旺盛消费需求。

表 3(Tab. 3

表 3 日常行为活动模式的频次 Tab.3 The Frequency of Different Daily Activity Pattern

表 3 日常行为活动模式的频次 Tab.3 The Frequency of Different Daily Activity Pattern

图 4(Fig. 4)

图 4 开始工作或学习的时间段 Fig.4 The Beginning Time of Work and Study

留学生在周末从事的购物、社交、娱乐、体育等单链条活动较多，占总量的46.3%；工作或工作混合出行占比38.8%；13.4%待在家中进行工作或休闲。周末各种活动的目的地指向为伯明翰市中心，交通工具以火车为主，出行距离扩大至3.24 km。市中心是伯明翰商务文化中心，拥有Bullring、Selfridge等大型Shopping Mall，全英排名前三的Icc剧院，欧洲最大的图书馆，以及Town Hall，Mailbox，TK-max，Outdoor Market，Indoor Market等各种消费设施。此外，市中心建有英国第二大的中国城（China Quarter），中国特色的餐馆、咖啡馆、百货、超市、美容美发、海运、舞场、赌场、旅行社、金融保险、医疗、教育等业态应有尽有，涵盖了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领域，其中中国餐馆和外卖就高达160家。随着中国城发展的逐步细碎化，居住其中的种族呈现多样性，目前大概40%为黑人、其他亚洲人和伊斯兰社区，中国人只占其中的0.6%。但是，留学生仍对其十分依赖，多数人会在周末离开居住区，到此进行各种消费。

中国留学生的文化适应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生活习惯、语言、交往、价值观”，表明，该群体已经适应了“生活习惯”和“语言”等基本的生存要素，继而，产生了“交往”需求。但是，交往意愿并没有得到满足（表 4），主要原因是，大多数留学生在英国只停留一段时间，一旦完成学业或工作交流后会返回中国，他们并不关心“地位、财富分配、尊敬、心理认同、权利”等深层次制度或价值观层面的融入，诸如“我相信英国的价值观”、“我按照英国的方式行事”等指标得分都在平均分以下。可见，留学生仍处于“生存型适应”的初级阶段，游离于社会主流价值观之外，很难进入“高层次的发展适应”阶段。相比总得分为3.11的英国文化适应，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坚守却相对较高，达到了3.86，突出体现在坚持“中国的价值观体系”、“频繁使用汉语”以及“与中国人交往”等方面。

表 4(Tab. 4

表 4 文化适应指标的重要性、融入性得分及排序 Tab.4 The Weights and Scores of Acculturation Index

表 4 文化适应指标的重要性、融入性得分及排序 Tab.4 The Weights and Scores of Acculturation Index

对英国文化的浅层融入状态给留学群体带来了压力，为了缓解冲突，他（她）们转向中国文化以寻求支持，由此逐渐形成居住区集聚、族裔经济繁荣等“对内活跃，对外封闭”的社会空间表征。早期的中国移民多会选择居住在市中心的中国城附近，靠近拥有文化和历史符号印记的均质族裔空间。近年以高学历为主的旅居或移民群体，社会经济地位较高且自身流动性强，能够超越族裔区边界，优先选择在“工作或学习地附近”的伯明翰大学周边重构社会空间。区位选择上发生了变化，但是血缘、地缘的差序格局仍是界定与影响留学生居住布局主要因素，对于本地社会而言，该群体依然是“局外人”，他们只是换了个地方集聚而已，并未形成分散化住区的空间形态。

大多数留学生出国前就通过QQ、We Chat、微博等各种平台与国外建立起关联，82.1%以此找到住处，集聚倾向越发明显，社会链条不断加长。在集居区，留学生能够按照自己文化的模式配置社会资本，从同胞那里获得情感倾诉、经济帮扶、信息共享和日常交往等支持，进而形成一道缓冲地带，规避文化冲突与排斥带来的不确定风险，帮助其在异国他乡生存下来，并加速与英国大社会对接。但是，在工作与学习地周边的集聚居住缩小了留学群体的日常活动空间，阻碍了他们对城市其他区域的感知。

鲍德里亚认为“消费并不是简单的物与物交换，而是一套符码体系，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权力关系”，不同社会地位、品味境界和国籍等群体的消费空间基本不存在交叉。留学生的文化适应处于“生存型适应的初级阶段”，尚不能完全理解交通、购物、休闲娱乐等城市符码系统中的“秘密结构”，对于与生活、工作、学习等无直接关系的场所并没有探索的欲望，甚至还会心存顾虑。英国人钟爱的高尔夫、酒吧、高档会所、音乐厅、剧院等场所，在留学生看来却成为“空间隔离的符号”，被主观过滤掉，参与能力差，出行半径小。虽然刚到伯明翰的时候，留学生也会有一段时间去积极探索城市氛围，搜寻购物、休闲、通勤等场所，但是，不久之后，留学生消费空间就基本固定在如下范围：以居住地和学校为中心，沿着南北向的A4040，MetchleyRd，A38与东西向的High Street，Raddlebarn Rd，B384等交通廊道进行小范围的扩展，并以此串联起购物、公园、餐馆、个人事务等消费锚点。留学生的文化适应状况和隐喻的社会地位将其消费空间拘泥于此，并逐渐熟悉和掌控了这片区域。

留学生的中国文化坚守在空间上另一个体现是：周末的消费中心从学校与住所周边转移至中国城。中国城具有高密度集约以及功能复合化的族裔经济体系，一周一次的出行即可满足留学生日程多样化及高规格消费的需求，保障其中式的消费习惯、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中国城为留学生提供了生活便利和消费吸引，从经济上帮助他们建构起在异国城市生活的意义；同时，也满足了他们社会交往、身份归属等价值认同的诉求，被视为“与母国联系的纽带、中国精神的象征、缓解焦虑的民族容器”。

本文从渴望异国文化适应及保持本国文化身份的两种独立存在的倾向出发，根据留学生在两个文化维度上的不同表现，得到“整合”、“同化”、“分离”和“边缘”四种类型（表 5）。“整合”人群32人，47%的博士生属于这一类型，英语能力强，与本地人交往频繁，对英国价值观也最为认可；由于毕业后的工作去向不定，保留了对两种文化的开放态度，中国文化坚守的得分也最高。“同化”人群共有27人，多为拥有短期职位的博士后，他们留英意愿强烈，英国文化适应的主动性最强，英语水平最高，对英国生活非常适应，日常交往顺畅；相反，对中国文化的坚守程度最低。“分离”类型一共34人，其中18人为访问学者，大部分与国内仍有工作等密切联系，留学结束后即刻回国，所以他们以中国文化坚守为主，主动屏蔽英国文化，对英式生活极不习惯、社会交往很少，不了解英国的价值观体系。50%的本科生和40%的硕士生隶属“边缘”群体，价值观和文化倾向尚不明朗，既不愿意被主流社会同化，也不倾向本国文化，两方面得分都比较低。对英国文化适应较好的“同化”与“整合”人群，生活满意度的平均值达到71.73；而对于占总人数一半以上的适应能力较弱的“边缘”和“分离”群体，生活满意度平均值仅为62.3。

表 5(Tab. 5

表 5 The Weights and Scores of Acculturation Index Tab.5 The Weights and Scores of Acculturation Index

表 5 The Weights and Scores of Acculturation Index Tab.5 The Weights and Scores of Acculturation Index

留学生的居住空间集聚具有较高的同一性。但是，在消费空间的选择上却呈现一定程度的分化。“整合”与“分离”群体对中国文化很依恋，往返中国城的次数多，一周内分别有11次和14次，即3人中有1人会前往中国城，导致非工作的出行距离变远，达到3.70 km；而中国情结不特别严重的“同化”和“边缘”群体，则倾向采取居住地周边活动的紧凑模式，往返中国城的次数较少，一周内分别只有5次和6次，即每6个人中只有1位会前往中国城，非工作出行距离仅为1.54 km。

利用Step Regression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表 6），发现：在“F-to-enter的几率≤0.050，F-to-remove的几率≥ 0.100”的逐步准则下，“对中国文化的依恋程度”（x）与“非工作出行距离”（y）之间的正相关系数为0.425。回归方程表述为：y=2.125+0.361x，模型显著性0.000，通过检验并具有统计学意义。当中国文化依恋度分别为2，3，4，5，6，出行距离分别为0.6，1.3，2.4，3.5与5.5。

表 6(Tab. 6

表 6 中国文化依恋对非工作出行的回归分析 Tab.6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Distance and the Attachment to China

表 6 中国文化依恋对非工作出行的回归分析 Tab.6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Distance and the Attachment to China

（1）伯明翰的中国留学生群体虽然已经适应了“语言”和“生活习惯”等必要的生存要素，但“希望与本地居民交往并得到认可与尊敬”的需求却远远没有实现。所以，大部分留学生仍处于从“基本生存”向“身份认同”转化的过渡期。浅层文化融入的状况大大降低了该群体的生活满意度，与学术界普遍认可的研究结论吻合。为了缓解文化冲突与融入压力，留学生转向中国文化以寻求支持，突出表现在坚持“中国的价值观体系”、“频繁使用汉语”以及“与中国人交往”等方面。

（2）空间是价值观、偏好和追求等的综合表征，文化适应状况会直接烙印在行为空间上。伯明翰市留学生群体的住区虽然远离了市中心的族裔区边界，但在郊区围绕大学重构了社会空间，而且集聚的态势更加明显，种族、血缘的差序格局仍是界定与影响该群体聚居分布的主要因素。此外，留学生群体的消费空间也十分狭小，主要局限在“住所与学校”和“中国城”两片区域，对这个扇面之外的城市感知模糊。中国文化越坚守的留学生，消费空间的单一指向越明显，往返中国城的频次越高，隔离、躲避甚至畏惧那些富含高层次符码的英式空间与场所。

（3）通过“文化适应”及“日常行为空间”多维的交叉分析，分别从整个群体以及人群内部分异等方面，实现了“人—人”关系向“人—地”关系的推演，丰富了学科交叉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浅层文化融入”影响与塑造了“居住区集聚、族裔经济繁荣，对内活跃，对外封闭”的空间，因此，目前最有效的压力应对及文化适应策略应该是提升留学生“跨文化沟通”能力，增加其与本地居民交往的频度与深度，逐步提升生活满意度；当地政府需要寻求国际化的城市空间管制途径，用以促进留学生的文化适应。

（4）未来庞大的教育流动仍会成为全球化的主要趋势，留学生群体在外的融入与生活状态会受到包括人文地理在内的跨学科研究者持续的关注。本文主要侧重分析了文化融入对空间建构的塑造，而空间格局对文化融入的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与探讨，毕竟，灵活、开敞、融合的空间将有利于留学生群体在迁入社会获得“成功”。另外，本文仍受限于较小的样本数量及相对简单的调查方法，而时空地理学等更为先进的技术与方法将有利于提供微观和细致的分析路径，提高结论的精细度与准确化，帮助揭示文化适应在空间上更明确的表征以及更深层次上的作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