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之下，南海已经成为了多方地缘政治力量交汇与博弈的全球边缘海之一，其重要性也不言而喻。在南海地缘环境日益复杂的背景下，客观科学地了解南海、认识南海则显得尤为重要。而人们对空间意义的认知不仅受到个人经验及其知识积累的影响，还取决于不同话语体系（尤其是公共话语体系）所提供的间接信息^[1]，即媒介的话语对于空间意义的建构。然而，由于南海地理区位的特殊性，历史上人类活动相对较少，最早且主要开发利用该地区的主体是中国南海渔民，但渔民受自身的知识程度限制，更多的是基于本土化的方言，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表征其对南海的实践与认知，并只在特定的渔民群体中进行传播^[2]，使得多数人对南海的认知往往停留在片面的空间想象。

近代以来，无论是国人还是外国侵略者对于南海的认知更多是基于以殖民侵略为主要目的的空间测绘，以海疆开发为主要目的的地理制图，或自然地理学者、地质学者对于南海珊瑚礁、鱼类等矿产资源、生物资源的地理调查。虽然测绘制图与地理调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了解南海地区的概要，但这些对南海地区的地理知识构建更多的是出于对国家主权维护和安全层面的考量，或服务于环境保护、渔业矿产资源开发等特定行业需求。已有文献资料中有关南海的记述，更多是对南海资源的历史回顾或宏观罗列^{[3, 4]}。虽然这些文献在一定程度上能给读者构建南海的地理知识，但难以体现时间上的连续性与空间上的完整性，读者也很难对南海形成准确的地理具象化认知。

对于公众而言，上述知识也往往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较大的距离，较难形成对南海直观的认知，这也致使人们对于南海地区的空间认知较为陌生。公众对于南海的认知更多地源自于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介的文本性话语生产。随着大众传媒不断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媒体报道也成为南海的地理知识构建的主要途径。然而目前主流媒体对于南海地区知识构建与地理想象虽能在一定程度上表征南海的空间属性，但也存在着过于平面化与缺乏时空纵深的问题，只能碎片化地构筑起了以文本为基础的南海地理想象。南海的人文开发过程、渔民日常生活实践、环南海的区域合作与交流等等不同尺度的南海，仍相对较少地见诸于日常生活的话语表征当中，造成现实空间与地理想象之间的鸿沟。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对于南海的认知则倾向于殖民语境中的“海权论”逻辑^[5]，或基于东方主义视角对中国南海历史进行虚构性的地缘政治想象“创作”^[6]，使得公众对于南海的地理认知容易落入西方霸权的南海地缘政治想象逻辑，被其所建构的错误知识操纵。而实际上，南海的地理空间是多尺度的，因此地理想象也应该是一幅多尺度的地理空间图景，南海的地缘政治想象只是对南海的单一维度的认知构建。因此，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简称：南海博物馆）作为一个更具有物质性和具象性的南海知识生产与建构系统，其在维护国家主权，塑造与建构符合国家利益的南海知识上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基于上述认识，本研究以南海博物馆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博物馆历史叙事对于南海地理知识生产的方式与过程，来探讨其背后隐藏的“话语—权力”逻辑对地理想象的建构过程，为从非西方视角理解南海提供一个新的观察维度。

地理想象是地理表征的主要手段之一，作为空间实体的地理并不是全部，人们主观上如何看待地理空间也同样重要^[1]。通过对空间的想象塑造人对地方的空间意识^[7]，这种空间意识通过人对地理单元零散知识的重构赋予空间意义^[8]。其中文本知识的生产是连接空间与想象的关键，并经由他者化的知识生产以实现地理空间的想象再现，是主体对地理环境的转译与感知过程^[9]。二战结束以后，南海的领土划界与领土管控问题频发，特别是2009年以来，随着美国、日本等域外大国势力介入，菲律宾、越南等国大肆侵占岛礁，并加快与西方石油公司合作勘探开发油气资源，南海冲突不断升级。与此同时，南海战略地位的突显不仅体现在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可燃冰等资源，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南海也是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保障海上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10]。这也给“南海”自然而然地赋予了以国家作为权力博弈行为主体的“地缘政治想象”，并逐渐贴上“蕴藏丰富资源”、“海上交通要道”、“军事战略节点”等标签。有关于中国南海地区的划界冲突、领土争议、非法越界等报道也愈发见诸于报刊、电视、外交声明等媒介。中国南海也在逐渐以“争议之海”的形象进入公众的视野并引起关注。这些报道一方面表达了我国坚决捍卫来之不易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依旧操纵着国际舆论，试图将中国对南海的声索，描述成为一种觊觎南海资源的“贪婪”与“野心”，或将中国南海渔民在海上的日常生活与捕捞活动，描述成在南海侵扰他国渔民的越界行动^[11]，并赋予中国南海极具地缘战略色彩的地缘政治想象，从而取代以历史事实和中国南海渔民实践为依托的在地化知识和地理想象。空间的多维度叙事被地缘政治想象的片面话语所掩盖，特别是地方性知识往往会在宏观性的地缘政治想象的传递过程当中失语，进而影响大众对于南海的真实认知，淡化我国在南海的主权归属。

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看，地理想象是一种知识生产的过程与结果，也是认识与理解空间的重要方式。“地理想象”这一概念最早由Wright提出，指人们通过间接经验感知与认识未知地域的过程^[12]，进而衍生为广义的由媒介所建构的地理话语通过特定的叙事与表征模式，赋予秩序与意义，从而生产出特定的权力结构^[13]。地理想象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其著作《东方主义》中，指代西方殖民国家运用其所掌握的话语体系对“东方”进行他者化建构^[14]。作为空间的表征方式以及他者化的过程，地理想象是个人经验、学习、想象以及记忆的复合物，地理环境透过文化和个人习俗、想象透镜的折射被个人所重塑^[15]。与此同时，地理想象也受权力、身份认同和地理知识的的影响^[16]。权力的层级关系、政治经济的地缘因素、性别之间的气质差异等等都能被话语的建构绘制成为有意义的地理图景，被纳入到想象的空间中，并成为他者化空间的重构作用力^[8]。这也体现出特定的媒介权力对于地方形象的构想，实际上是一种再现的过程，即通过对于地理“现实”的转录与重构，实现“想象”的地理空间的知识生产^{[17, 18]}。文学作品、地方游记、艺术展览、电视、杂志等意义文本，在权力的再组织之下生成话语，进而形成可供阅读与感知的想象图景，最终影响人对现实空间的地理认知，并服务于话语叙事背后的权力主体。地理想象的建构或生成过程实际上是“现实空间—话语权力—空间想象—认知再造”话语权力对地理空间的影响与生产过程。其中话语权力是连接现实空间与空间想象的关键影响要素。

地理想象作为探讨国家和区域关系、地方建构以及空间意义生产等地理学议题的重要视角^{[19, 20]}。随着手机、电视、展览等大众媒介日益增多，媒介的知识生产和话语权力也逐渐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互交织，地理想象也在对空间的理解与表征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1]。目前已有的地理想象相关研究，除了着眼于国家等政治行为体，围绕具体地理空间所生产的话语、文本、叙事等，探讨国家官方话语中所蕴含的地缘政治想象及其特征之外^[22]，报纸^[21]、杂志^[23]等大众媒体以及音乐^[24]、电影^[25]等嵌入大众日常生活的流行文化，作为空间意义和地理想象生产的话语权力载体，也逐渐成为地理想象研究所关注的重点对象，探究其对空间知识的表征与再现，并以此作为透析不同空间尺度的形象建构的窗口。博物馆连接着过去、当下与未来，其不仅是历史的陈列展示空间，也是地理知识的生产空间^[26]。博物馆中日常被我们所理解为“科学”与“真实”的知识^[27]，国家意识往往会嵌套在其中^[28]，并在有序的空间组织当中，影响着参观者的地方认知与空间想象。博物馆不单只是一个展品陈列的空间载体，其中还包含着复杂的话语建构，以及博物馆叙事对于地理知识的生产与再造，已有的研究也探讨了博物馆的知识生产与再造对公民身份^{[29, 30]}、去殖民化^[31]、历史记忆^[32]、国家话语^[33]等方面的影响。而南海博物馆作为一个能动的知识生产与叙事主体，其能够沟通历史与当下，为人们科学全面地认识南海提供物质与想象的接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空间想象上的空白。然而目前有关地理想象与南海的研究当中对博物馆这一知识生产媒介的研究相对较少，对于媒介的知识生产如何塑造地理想象的过程仍有待进一步明晰。

因此，本研究尝试从地理想象的理论视角出发，把南海博物馆的知识生产与展览叙事视作对南海地区构建和重构的空间想象过程，探究南海博物馆如何通过其表征来塑造一个符合我国国家利益的多尺度南海地区形象，并试图将这一空间想象过程进行进一步的概念化梳理。

南海博物馆位于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中心渔港，是前往西沙与南沙海域的重要港口，距离博鳌亚洲论坛会址9公里，是我国目前唯一一个以区域海洋为主题的博物馆（图 1）。

图 1(Fig. 1)

图 1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区位示意图 Fig.1 Location Map of South China Sea Museum in Hainan of China 注：基于审图号：琼S(2020)033底图无修改。

研究主要采用参与式观察、半结构式访谈以及话语分析来进行数据收集与分析。首先，3名研究者从第三方视角于2020年8月22日至8月31日期间不同时段前往南海博物馆9次，对南海博物馆的空间区位、建筑设计、陈列展厅、游客属性、解说系统等基本情况进行独立参与式观察，以了解南海博物馆的基本概况与展览定位，并在此基础上对参与式观察的结果进行交叉验证，以最大程度克服单个研究者对客观事物的反思性理智所带来的主观局限性。

其次，对博物馆馆长、讲解员、游客、南海渔民等不同的空间主体，围绕南海博物馆的馆藏陈列、策展思路、建设背景、游客参观前后对于中国南海区域的空间认知与想象等相关问题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分别访谈博物馆馆长1人、馆藏后勤2人、讲解员4人、游客8人、南海渔民2人，共计17人，以最大程度地覆盖博物馆中与研究话题相关的主体，其中博物馆馆长与后勤人员访谈平均时长约2小时，其他主体访谈平均时长约为20分钟，游客在博物馆的平均参观时长约为2.5小时，并以此来对参与式观察的结果进行检验（表 1）。

表 1(Tab. 1

表 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Tab.1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s

表 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Tab.1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s

最后，结合博物馆的中英文讲解词，以及对陈列展品进行系统性梳理，将南海博物馆视作地理想象生产的“文本”，针对博物馆的空间序列、叙事逻辑、讲解系统进行话语分析与空间解构，以挖掘地理想象的构建过程。

南海博物馆的空间序列与叙事结构整体上按照“两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时期—民国时期—新中国时期”中国人民对于南海的认识与开发利用时间线来进行展开，并将不同时期的史料、文物、地图、照片等放入到南海人文历史的时间脉络当中，断续的故事线被连续的时间线所串联，时间线也被赋予了南海的时空意义（表 2）。南海博物馆以此来强调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和持续地开发利用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我国在南海“自古以来”的历史性主权在南海博物馆的空间序列和叙事结构当中得以体现。

表 2(Tab. 2

表 2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南海人文历史展厅叙事架构 Tab.2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Exhibition Hall in China (Hainan) Museum of the South China Sea

表 2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南海人文历史展厅叙事架构 Tab.2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Exhibition Hall in China (Hainan) Museum of the South China Sea

从南海博物馆对于南海人文历史的知识生产来看，其通过空间序列与叙事结构的设计赋予碎片化的、价值中立的物件和空间以意义，通过对内容的选择、组织、安排和表达方式的设计，将片段化的事实转化为秩序化、条理化的信息，构建陈列的知识链^[34]，最终形成完整的南海人文历史知识（图 2）。南海博物馆陈列内容是复杂的多节点与多联系的系统，并最终通过地名、地物、地图、地景四要素来构建南海的地理知识。

图 2(Fig. 2)

图 2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南海人文历史展厅空间序列 Fig.2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Exhibition Hall in China (Hainan) Museum of the South China Sea 注：图片来源于作者自摄。

地名是人类在社会生产生活过程中根据需要自然产生的，南海诸岛的地名不仅是古代中国渔民在南海从事航海和生产劳动的重要见证，更是中国南海主权的象征^[35]。博物馆在“两汉南北朝—隋唐宋元”这一段时间线的展演当中，通过对不同史料记载内容的挖掘与文物象征性意义的解构，来强调中国先民在南海地区认知实践与生产生活在历史时间中的“早”，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深耕”对南海地区的认识不断深化。其中史料在南海博物馆对于这一时段的南海开发史展演当中被大量运用。如：东汉杨孚《异物志》“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宋代《琼管志》“吉阳，地多高山……，其外则乌里苏密吉浪之洲，而与占城相对，西则真蜡、交趾，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塘。”等不同时段中国先民对南海地区的朴素认知。史料文本的呈现不仅为是历史与现今的对话提供了物质依托，也为博物馆在建构地理想象的过程中奠定了时间与空间维度上的基础。

博物馆通过对历史文本的“加工”、“美化”与“重组”，塑造与再现了中国先民与南海的人地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大众对于南海的地理想象能够超越时空的现代局限，涨海、崎头、长沙、石塘等历史地名使得扁平的“南海”二字，除了地图几何属性之外，也具有了丰富的时空尺度以及历史文化意涵。从知识生产过程来看，南海地区因空间过程具有着复杂的历史沿革，其地理想象也不仅是当下时间的平面，同时也涵盖历史维度的地方性知识积累。

地物是一个空间，地理属性的重要构成要素，是一个空间地方性的体现，也是沟通主体认知与他者化地方的想象中介物，过去的历史景观得以依托地物而呈现。南海博物馆中对南海海域的独特海洋生物、唐宋时期甘泉岛的历史遗迹、华光礁1号沉船的文物、海南渔民的航海《更路簿》等地方性的物产与知识的呈现，经由南海博物馆的陈列展览与解说系统的抽象概括被作为中国先民在南海海域进行探索、生产和开发的历史证据，镶嵌在整个南海地区当中。物质的地方性被宏观的南海实践叙事话语所替代。中国先民在南海诸岛及其相关海域的生产生活被描述为一种具有爱国主义色彩的“守土行为”与主权领土实践，实现由地方到南海的“尺度上推”，是一种“家国”叙事到“国家”叙事的物质过渡，再经由文化阐释与故事叙述后地物所呈现的南海地理想象得以在南海博物馆被具象化。

地物作为一种可被想象解读的“文本”能够将文化生产与物质实践相联系。地物的陈列与展示使得地理想象有了物质性依托，真实与想象得以连接。“南海”这一地图几何概念，也被地物的物质性下“无声”的叙事所勾勒得更加的清晰，使得南海的地理想象超越了简单的空间区位认知，使得抽象的“南海图景”有了更为形象的物质呈现。在地理想象的塑造过程当中地物不仅仅是客观的物质实体，与此同时也是连接人地关系的空间象征，是“南海”这一抽象空间，具象化的物质体现。

地图是国际上确认领土的一种证据，反映中国南海海域海疆界线的形成与演进的地图，也是中国与周边国家解决南海诸岛划界问题的重要依据^[36]。在“明清时期—民国时期”时段，随着人们对于南海的认识不断加深以及近代以来国家领土主权意识的不断深化，南海的地理图景也逐渐由抽象的地理名称向附有几何意义与明确界线的地图制图转变。因此，《大清一统天下全图》、《1946年中华民国最新分省地图》、《南海诸岛位置略图》、《中国民国行政区域图》等不同时间段的地图与测绘场景被呈现在南海博物馆对应的展柜当中，进而使南海的地理想象逐渐被清晰的经纬网与边界所勾勒。南海博物馆通过对历史地图的陈列，进而将南海地理想象构建的方式由前一阶段地方性的历史叙事转向中国南海全域的空间认知。此外，地图也被用于南海博物馆对民国时期法国侵占南海岛礁的“九小岛事件”，以及二战期间日本侵占西沙和南沙群岛等国外势力在中国南海地区搅局的历史事实描述，南海历史地图反映中国南海作为中国自古以来的海洋领土在近代是如何“被侵占—收复—纳入行政管辖”，从而向参观者讲述南海问题的由来，以通过“屈辱”的历史叙事来唤醒参观者对领土主权认知的民族情感与特定记忆，来呈现南海地区复杂冲突的地理想象。

地图与边界、主权相绑定，南海的面积、岛屿分布情况、海域划界等领土主权与区域地理属性被地图所描绘，进而塑造一种带有边界与领土属性的地理想象。领土主权意识也在南海博物馆对南海海疆地图的呈现过程当中被强化。与此同时，南海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领土”这一属性也在博物馆的地图展示当中被隐喻。

地理景观是一个空间状况最直接的投影与呈现。由于南海位于我国最南端，其空间可达性较弱，这也使得中国南海渔民以外的群体较难通过身体实践来对南海的地理景观进行直观的感知。在南海博物馆中，图片则成为“新中国时期”南海地理景观呈现的媒介。设立三沙市对南海诸岛及其相关海域进行行政管辖、积极与环南海周边国家开展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往来、在南海修建灯塔、进行生态保护等国家主权实践与和平利用开发相关的照片与场景是这一阶段下南海博物馆所展示的主要内容。与此同时，南海博物馆还在其展厅通过直播技术展示西沙群岛赵述岛实时场景，并结合VR技术使游客获得的对中国南海“在地化”体验与具身经验认知，并在侧面反映出我国对于南海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力图让参观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南海地理距离的局限，在更为真实的地理场景当中认知南海，向参观者提供反思、现实与虚幻之间的“第三空间”，从而生成更为客观的南海地理想象。

此外，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到现今的“一带一路”与南海的人文历史紧密联系——从西汉时期航路的开辟，到宋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华光礁1号沉船”，到明朝郑和七下西洋，再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也是南海博物馆所呈现的南海图景当中重要的一环，其中隐喻着中国自古以来对于南海海域的开发利用，持续和平并且长期延续。这一叙事过程是对西方霸权话语的回应与对冲，也在一定程度上对长期南海地区冲突性地理想象进行重构，是一种面向和平与发展的想象构建。与此同时，南海博物馆因其具有服务亚洲博鳌论坛，促进国家间交流的功能，其在这一主题下的呈现更多地淡化了南海地区国家间的划界冲突，从而构建一个环南海命运共同体的地理想象。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对我国当前在南海地区所面临现实困境的呈现。这也体现出南海博物馆作为国家话语的叙事空间，在知识生产与想象建构的过程当中存在着多种叙事意义协商和话语考量。

南海博物馆作为馆藏的空间载体，以文物、史料、地图、照片等为基础并对其进行有序组织，形成可供游客参观的陈列展览，并经由解说系统来进行意义编码与符号解构，将知识的科学逻辑转换为生动的故事逻辑，将价值中立的信息用带情感色彩的语句修饰与表述出来^[37]，也就是经过信息传递与艺术表征的过程，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南海人文历史故事链，南海的地理想象知识在这一机制下被南海博物馆构建。在这一机制下，南海博物馆一方面通过对馆藏的历史考证使得其所建构的南海人文历史的地理图景更易于被游客所接受与认同，地理想象的生产也有了更为可靠的语料依托。另一方面其对于中国南海地区地名、地物、地图、地景的呈现也是在对南海碎片化的地方知识进行拼接，进而构建马赛克式的完整的南海地理想象。从南海博物馆对于南海人文历史的地理想象构建机制来看，南海成为被南海博物馆运用文物、史料、地图、照片等话语所表述的“他者”。南海博物馆作为馆藏的空间载体，游客在博物馆内情绪性的“阅读”，以及博物馆的空间组织对过去的“剪辑”和记忆的“编织”，也是博物馆的知识生产以及南海“他者化”的想象重构过程，形成一种基于“我者”与在地化视角的南海知识“自述”。

南海博物馆作为信息传递的文化展示空间，文物与史料作为一种可用的“过去”资源，是博物馆历史叙事的工具与核心。南海博物馆以历史物件、文本档案、自然标本、照片等，具有可感知或可被阅读的物质性馆藏实体为基础，通过内容设计、陈列展示、文本解读等“再生产—解码”的方式^[38]对南海人文历史进行空间象征性“书写”，进而实现由“物”到“事”的转变。博物馆的空间组织以及展品陈列，实质上也是地理知识的生产过程，这一过程与国家意识的相互嵌套，也使博物馆成为个体身份与集体认同、记忆与历史、信息呈现与知识生产互动的空间^[39]，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参观者的集体记忆、身份认同与地理想象。

南海博物馆作为意义建构的政治隐喻空间，其以馆藏为基础，通过内容涉及、陈列展示等“再生产—解码”的方式构建符合国家利益的符号隐喻。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这种南海地理想象构建，不仅是中国南海话语的建构，同时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国家领土主权的实践。虽然博物馆内馆藏众多，但博物馆作为知识生产的“话语—权力”机构，其有权决定什么样的展品应该被展示，以及以何种方式被呈现^[40]。

首先，南海博物馆基于历史文本所呈现的地名是“南海”这一地理名词地方性的体现，反映的是“南海”背后复杂的日常生活实践与地方经验，以试图丰富原有的对“南中国海”这一空间区位概念的理解。中国先民在南海的长期实践所建构的地名系统，赋予了“南海”更为丰富的人地关系内涵。第二，通过地物将南海渔民的日常生活实践、地方经验与想象的南海相联系，进而为历史文本所反映的“南海”概念想象提供物质载体。第三，在地名与地物的基础上，南海博物馆利用带有明确边界与主权信息的地图，给“南中国海”赋予权属意义。“中国的南海”这一边界想象得以被地图所构建，并以此来强调我国对南海地区的行政管辖，南海的“主权在我”。最后，通过当下南海的地理景观以及我国在南海的主权实践，呈现我国与环南海周边国家友好合作的政治实践——环南海周边国家间消极的冲突被南海博物馆所淡化，而更多地侧重展示环南海周边国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友好合作往来。国家间合作的关系网络呈现，是博物馆试图通过这一知识生产过程将环南海周边国家塑造成为想象的共同体的过程（图 3），也是博物馆对“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中国特色领域治理智慧的呈现。

图 3(Fig. 3)

图 3 博物馆地理想象的建构 Fig.3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of the Museum

南海博物馆所进行的知识生产是一种基于现实的地理想象再造，以及区别于西方“东方主义”他者化过程的，基于我者的话语自组织。这一地理想象建构的过程也并不是简单的从话语影响到地理想象的线性逻辑。而是一个由空间概念（地域想象），再到空间权属（边界想象），最后到区域共同体（地缘想象）的地理想象塑造与丰富过程。其中，在南海博物馆当中地域想象、边界想象、地缘想象分别由地名与地物、地图、地景所塑造。此外，地理想象也是一种对现实的关照，其背后是主权—边界逻辑与话语—权力逻辑的相互交织，并最终使得南海博物馆所构建的地理想象符合并且服务于宣誓国家南海主权和“一带一路”建设的现实空间意义，是国家权力意图在南海博物馆内嵌。

本文从博物馆的视角出发，展开南海博物馆中的南海地理想象的分析，一方面弥补以往想象地理研究当中对物质文化实体的地理想象建构作用关注的不足，提出了基于地名、地物、地图、地景的地理想象分析框架，也为今后中国在南海话语建构的层面提供新的方向。同时，对地理想象的建构过程进行了解构，并根据对南海博物馆的案例研究尝试将地理想象建构的三个过程分别概念化为“地域想象”“边界想象”“地缘想象”，以为后续研究进一步理解“地理想象”提供参考。另一方面，博物馆作为一个教育空间以及文化交流与传播空间，其对于国家知识生产与国际话语叙事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本文从政治地理的视角出发对博物馆进行关注，对目前国内地理学研究中对仅将博物馆视作为一种旅游资源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呼吁进一步重视博物馆在国家政治实践当中的作用。就具体的“南海问题”而言，博物馆也可以作为我国“南海话语”对外输出的低敏感领域的文化交流窗口。从地理想象的接收主体来看，游客作为一个能动的主体，虽然因其具有个体化的知识水平、文化程度等差异，南海博物馆所构建的地理想象也并非会被游客被动地完全接受，但不可否认南海博物馆所生产的话语—权力知识，无疑会在游客的感知理解与阅读互动下产生潜移默化的南海认知影响，即南海博物馆所建构的地理想象对游客的认同与认知的影响，但游客又是通过何种旅游实践来回应博物馆作为旅游地所构建的地理想象，以及不同主体、不同尺度的知识生产所蕴含的知识—权力关系，仍是未来值得探讨的问题。

南海博物馆是一个历史与科学、话语与权力、真实与想象相互交织的空间，这一微观空间的背后是宏观尺度下的历史文化与地缘政治的协商与叠置。其虽然从表面上来看是一个有关南海文化遗产实物的征集、典藏、研究、陈列、展示的文化空间，然而其在建立与布展的过程当中难免会被卷入到文化、社会与政治的协商与价值判断当中^[41]。南海因其本身地理区位的特殊性与地缘政治属性，使得表征这一地区的南海博物馆在建立之初就附带上来“宣示国家主权”与“服务‘一带一路’”的国家意识。这种国家意识也在潜移默化的过程当中影响着南海博物馆的地理想象构建，最终使得南海的地理想象符合并服务于我们的国家利益，从而使得地理想象与现实的空间意义得以相互关联与接洽。南海博物馆展示过程中南海的真实不可避免地被重构，同时博物馆又是权力—知识体系下的一个重要场域，但无论其如何重构，南海博物馆体现的仍是一个“真实”的南海地理图景，是一种可见的、相对的、符合国家主张与利益的地理想象。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这种南海地理想象构建，不仅是中国南海话语的建构，同时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国家领土主权的在话语建构层面上的实践。

南海博物馆作为地理想象的意义生产空间，地名、地物、地图、地景是博物馆地理想象构建的工具与核心。博物馆对“过去”资源的有序空间组织过程，实质上也是对中国南海地理想象的建构过程。在“两汉南北朝—隋唐宋元”时期，南海博物馆更多的是基于历史史料与各地出土的文物遗迹来试图建构一个“崎头—涨海—长沙—石塘”宏观层面上的“南海”地域想象，到“明清时期—民国时期”则更多运用地图与历史档案来建构具有清晰空间几何的边界想象，而到“新中国时期”国家主权实践与周边外交的照片被大量应用到这一阶段展示当中，以体现环南海国家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用以构建南海地缘想象。博物馆在地理想象的建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知识生产过程，可见这种被南海博物馆所建构的南海地理想象并非平面空间的区域想象，而是具有时间厚度的与多尺度层级的空间图景。

从总体而言，南海博物馆所构建的地理想象是不完整的，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其更多呈现的是中国在南海开发以及环南海地区区域合作、面向和平与共赢的空间图景，而对地理的权属信息则采用了模糊化的隐喻来进行表达，从而弱化了中国作为领域国家的领土管控和划界问题以及对于南海的地缘政治想象，整体而言是一种面向和平的地理想象建构话语。本文的研究结果揭示出，南海博物馆地理想象的建构实则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领域国家思维，基于物证与考古科学的南海知识生产，在隐喻中国南海领土主权问题的同时，也呈现出了掩盖在领土秩序下层的社会网络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