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地方与流动的问题是地理学研究的焦点。地方与空间相关，当我们对空间完全熟悉，并使之获得界定和意义时，空间就变成了地方^[1]。地方要素的交互和流动拓展了空间范围，人类生活与各种形式的流动密切相关^[2]。在移民研究中，例如“农民工”等名词本身都包含着负面评价^{[3, 4]}。在中国流动人口的研究中，流动儿童一直被学界所忽视^[5]。流动儿童没有统一的定义，教育部1998发布的《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定义“流动儿童少年是指6至14周岁（或7至15周岁），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时居住半年以上有学习能力的儿童少年”^[6]。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权利、未来择业等问题突出，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社会融入和卫生保健等领域^{[7, 8]}。地理学界对流动儿童的研究还需进一步的深入和创新。

地理学者对儿童的研究始于上世纪地理学界的“文化转向”，对女性和黑人等受到排斥的社会边缘化群体的关注，间接地唤起了学者对儿童群体的关注，儿童地理学逐渐兴起^{[9, 10]}。此前儿童一直被视为是成人社会的学习者，忽视了儿童自身的思想结构、生活和环境的多样性以及他们的能动性等，儿童地理学提出研究儿童在社会空间关系、空间行为和环境认知等方面的重要作用^{[11, 12]}。西方儿童地理学的研究聚焦于儿童与不同尺度的空间的相互作用，分为基于成人的规训、儿童自身抵抗的社会空间和在流动与差异背景下的多元化空间^[10]。流动儿童作为社会生活中的弱势群体，从地理学视角进行研究有重要意义。儿童地理学研究前沿关注儿童地方感知的影响因素，其中主要聚焦城乡儿童地方感知差异^[13]、儿童幸福感^{[14, 15]}和儿童的秘密空间^{[16, 17]}等方面。大量学者证明家庭、社会关系和个人意义等方面相较于自然环境，是儿童地方感知的重要影响因素^{[18, 19]}。但是国内对儿童地理学的研究还很不足，主要聚焦于犯罪地理学和城市规划领域^[20-22]。在儿童与公益组织的研究中，社会学和教育学领域的研究肯定了社区公益教育对于流动儿童的正向作用，表现在促进流动儿童的学业成绩和社会融入等方面^{[7, 23, 24]}。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社区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割裂、志愿者对帮扶对象的规训和彼此间复杂的权力关系等^{[25, 26]}。综上，研究流动儿童与地方的关系、流动儿童地方感的现状和差异，进而探讨社区公益教育等其他主体与流动儿童地方感的相互作用，能够从地理学视角分析流动儿童成长和发展的问题，并提出相关的建议。

地方感的概念最初是国外环境心理学和游憩地理学的研究热点^[27]。地方感的概念源于“Geopiety”，国内学者翻译成“大地虔诚”^[28]或“敬地情结”^[29]，首次将人对环境的认知与人的情感相联系。段义孚认为“恋地情结”是人与地之间的情感纽带，人对环境的体验可以分为审美、触觉和依恋，依恋是更加持久和难以表达的情感，因为那个地方是他储存记忆的地方，是他的家园^[30]。地方与家的概念有着天然的联系，家是我们可以做自己的地方，并且能够感受到依恋和根植性^[31]。流动儿童和国际研究中与之相对应的跨国的移民儿童，对家的感知都具有主观能动性。移民儿童对社区的情感体验主要受地方的建筑物、文化标志和“接受”课程（新的移民学习当地语言和文化的课程）的影响，其自身也会创造想象中的“家园”^[32]。移民儿童的家的概念融合了之前的家和现在的家的双重形象，并呈现出跨地方的身份认同^[33]。国内的研究也证明，流动儿童对家的建构具有能动性，家的意向是由城市和乡村的复杂经历所作用的产物^[5]。学者发现，流动儿童的地方感既受结构性因素（阶层分化和被动迁移等）的影响，也受到儿童主体能动性（对空间的积极探索）的影响^[34]。此外，与家人的联系是移民儿童地方感的另一重要影响方面。在异国定居且无人陪伴的年轻人，即使拥有家的环境也并没有家的感觉^[35]。因为在跨国家庭中，与家庭及亲人的联系是流动的儿童和年轻人的地方感的重要影响因素^[36-38]。地方感不是一个确定的最终“产品”，而是一个过程^[39]。简言之，流动儿童与地方和地方中的人的相互作用是研究的重点。

移民儿童地方感一般涉及多个地方，分析其对地方和家的感知、影响其建立跨国联系的历史文化因素等是了解移民儿童地方感的重要方式。流动儿童与移民儿童既存在相似性（被迫移动、主动探索地方等）也存在差异性（跨国流动和国内流动的差异等），需探索流动儿童地方感的研究框架。流动儿童由于跟随父母流动，没有稳定的成长环境，对老家、迁入地以及为了求学而流动的其他地方，缺少连续、密切地联系。国内对流动儿童的关注主要聚焦于教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领域，从地理学角度研究流动儿童地方感还需进一步探索。因此，流动儿童地方感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的研究具有必要性，探索流动儿童地方感的研究框架具有理论创新性，提出提升其地方感的建议具有实践创新性。

基于此，本文以上海市X社区儿童服务中心（简称“X中心”）为例，以X中心所服务的流动儿童为研究对象，对下述几个问题进行讨论。首先，上海市流动儿童地方感的特征是怎样的？第二，流动儿童对家的感知是怎样的？第三，流动儿童的地方感受哪些因素影响、其形成机制是怎样的？通过研究流动儿童地方感及其对家的感知，深入剖析流动儿童地方感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探究流动儿童个体经验的能动性及其在地方探索中的作用，有利于深化对流动儿童地方感的理论认知，并为提升流动儿童地方感提供参证。

2 案例地选择与研究设计 2.1 案例地概述

上海市是中国流动儿童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0—14岁的流动儿童数量从2013年6月的78.5万人增长到2016年6月的87.3万人，0—19岁的流动儿童及青少年的数量从2013年6月的132.3万人下降到2016年6月的121.3万人，根据2016年6月的数据，上海有14个区县的非户籍学龄儿童（0—18岁）占比超过了半数^[40]。以往研究大多以学校为案例地，本文突出考虑社区公益服务中心对流动儿童的影响，以上海市X中心为案例地进行研究。X中心前身是一个面向进城务工子女的志愿服务项目，现在已注册成为一家专门服务5—15岁流动儿童的公益组织。X中心目前在上海市有三个中心，A中心（艺术类课程为主）和B中心（棋类课程为主）在上海市中心城区，C中心（课业辅导为主）在上海市郊区。A中心和B中心设施条件较好，服务的流动儿童大多是就读于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C中心设施条件较弱，靠近流动人口聚居区，服务的大多是就读于民办学校的流动儿童。X中心的主旨是以较低的费用，为流动儿童提供课外兴趣课程，以及户外拓展和城市探索等活动。

本文主要以参加X中心2020年暑期班（7月至8月）的流动儿童为研究对象，三个服务中心所参与的流动儿童共286人，其中A中心116人、B中心138人、C中心94人（A、B中心有重复统计的儿童）。虽然参与X中心服务的流动儿童在上海市流动儿童中占比较小，但是在家庭情况、迁移经历等方面与未参与X中心的流动儿童具有较强一致性，只在是否参与X中心的活动上具有差异。因此本文认为X中心的流动儿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案例研究仅限于上海的流动儿童，不能广泛应用于其他省份和地区。

2.2 研究设计

儿童对于地图的学习往往在接触正式的地理和地图学前就开始了^[41]，地图能反映人的地方感知，并在地理学的早期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42]。在儿童的研究中，大量的使用感知地图（又称认知地图等）来分析儿童对地方的感知以及地图中蕴含的文化和情感因素^{[33, 43]}。绘画、地图和照相等基于艺术的方法更加适合儿童，被广泛的用于理解儿童的想法^{[40, 44]}。本文借鉴国际和国内对流动儿童研究的主要质性方法，通过感知地图、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对流动儿童对地方与家的感知进行深入研究。

具体的研究过程为：调研时间主要集中于2020年7月至8月，运用感知地图、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首先，邀请流动儿童绘制两幅感知地图、并向研究者进行内容解释，时间大约在15—30分钟。共回收感知地图1和感知地图2各69份，并进行编码，编码的规则是：1或2代表感知地图1或感知地图2，A、B、C代表A中心或B中心或C中心，B或G代表男生或女生，最后的数字代表绘图序号，例1AG13，代表感知地图1、A中心的编号13的女生。感知地图1的目的是了解流动儿童如何探索社区及家周边的空间；感知地图2的目的是研究流动儿童对家的感知，以及上海和家的联系。感知地图1的主题是“我和我的家”，主要内容是：要求儿童画出从家到学校的路线，并画出家周边以及这条路线周边常去的地方、印象深刻的地方等，用“心形”代表喜欢的地方，用“叉”代表不喜欢的地方，用“五角星”代表常去的地方（流动儿童认为是自己的领地的地方），用“圆圈”代表恐惧、想逃避的地方，一个地方可以有多个符号。感知地图2的主题是“我和我心中的上海”，主要内容是：要求儿童画出代表上海的地方，可以是喜欢上海的地方、去过上海的地方或人物等，同时画出家和上海的联系。家不作任何要求，可以是上海的家也可以是老家，也可以是想象的家等，标注的情感符号和图1相同。其次，研究者同时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活动，并在课上和课下观察流动儿童。深度访谈共39位，其中流动儿童29位（均参与了感知地图的绘制）、家长3位、机构负责人和服务点负责老师共2位、志愿者5位。由于儿童活动的不确定性，对儿童的深度访谈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的，儿童的访谈提纲分为个人信息、社区、地方、家和X中心五个部分。

3 流动儿童地方感的特征及其对家的认知 3.1 流动儿童地方感的尺度差异 3.1.1 社区和上海地方感差异

感知地图1反映了流动儿童在社区尺度对地方的感知，按照地方属性划分为购物场所、休憩场所、居住/学习场所、标志物、X中心和通勤场所，其频率和所包含的地方如表 1。

在社区尺度中，出现最多的地方是购物和休憩场所，既包括放学经过的小摊、小卖店，还有晚上或周末和父母一起去的公园或商店，在这些场所流动儿童更容易感到放松和开心。其次，通勤场所中的树木、红绿灯、公交站或是地铁站等可以帮助流动儿童记得回家的路，因此也是流动儿童感知强烈的地方。

感知地图2反映了流动儿童对上海、家的感知，以及对两者关系的思考，如表 2所示，频率最高的是上海标志性建筑和景点，其次是居住、学习场所，休憩场所出现的频率超越了购物场所。

如图 1（b）所示，流动儿童对上海的感知最明显的是上海的标志物，对于流动儿童来说这些才是能代表上海的地方。但是由于时间和距离上的问题，流动儿童可能只去过这些标志物一次或者两次。流动儿童跟随父母参观了上海著名的景点和标志物等，跟随学校和X中心参观了博物馆和美术馆等地方，由于新奇流动儿童都表示希望再次去参观。如图 1（a）所示，2AB8非常喜欢昆虫，熟悉很多昆虫的名字并制作过标本，他最喜欢的上海的地方是昆虫博物馆。

对比上海和社区两个尺度的地方感知，呈现三个特征。其一，流动儿童对地方体验的频率可以影响社区的地方感知，但不会影响对上海的地方感知。其二，虽然在两个尺度中地方感知元素在常去的休憩场所和购物场所等地方有重合，但是社区的地方感知更微观、更具体，且流动儿童更加容易建立社区和家的联系。1/2CG49是一个4年级的女生，在她对于社区的感知中，所厌恶的元素是一个推着小车流动理发的人所在的地方，原因是她害怕理发；而在对上海和家的感知时，她将周末和妈妈、阿姨以及小伙伴一起在镇上商场中的书店里度过的时光描绘了出来，并画出了代表上海的高铁。对于她来说，社区中的地方是局限的、常规的，但是上海是更加开放、快乐和自由的象征。其三，感知地图2的另一特征是出现了想象的元素，将在下文进行详细论述。

3.1.2 市区和郊区地方感差异

由于市郊差异，A、B中心的流动儿童和C中心的流动儿童地方感知具有差异性。A中心和B中心的流动儿童居住在上海市中心城区，有的住在本地人出租的弄堂中，有的租住在城中村，居住场所周边往往是便利店、商超等空间，室外休憩的场所受限较大。C中心的流动儿童居住在上海市郊区的流动人口聚居地，往往有宽广的、不受束缚的休憩、游戏场所，但周边缺少较大的商业场所，只有小卖店、小吃店等地。

“写完作业会出去在家后面玩，家后面有个草莓地，后面还有一条小沟，这里是路，这里是沟，旁边是有两层围栏，猫可以进去，人不能进去，里面是种藤花的。”

——1/2CB53（男，3年级）

“一般会去商场逛逛，有钱的话。如果没钱的话，去图书馆或者公园逛逛。妈妈以前会比较经常带我出去玩，现在我课比较多，就不会了。有时候会去逛街，去七浦路，去外滩玩。”

——1/2AG26（女，5年级）

位于中心城区的流动儿童地方感知偏向于连锁店、大型商业类的场所，位于郊区的流动儿童地方感更偏向于自然空间和小型商业中心。如图 2和图 3所示，C中心的1/ 2CB53居住在村房里，他经常在家附近的田地游戏，但是1/ 2AG26居住在市中心的小区内，家后面就是休闲街，所以经常去一些小吃店、商场。流动儿童对地方的感知受区位影响较深。

3.2 地方感知的态度差异

流动儿童的地方态度具有个体差异性，将儿童绘图中的地方态度分为：积极态度、消极态度和模糊态度，如表 3所示。

家、商场和学校具有复杂的情感属性，因此没有列在表 3中。家对于大多数流动儿童来说，是温暖、舒适和自由的地方，即使没有单独的房间，一个属于自己的课桌和小床就可以让他们感到轻松，他们可以休息和做自己想做的事。但也有的流动儿童会觉得家是消极的，因为父母十分严厉，在家里也不能放轻松，必须要完成作业才能做自己的事。学校作为学习和游戏的主要空间，有的流动儿童喜欢学校里的操场（可以和朋友们散步、游戏）或音乐室等有空调的教室（有空调的教室会在炎热或者寒冷的天气里非常舒适），但更多的儿童对学校是十分消极的情绪，因为在学校里的课业压力非常大。

3.2.1 地方的积极态度

大部分流动儿童都对小卖部、超市和饭店等饮食、购物场所有着强烈的积极态度，食物和零食的香味和味道刺激了流动儿童的嗅觉和味觉，流动儿童能够绘声绘色地描述包子店中包子的种类和味道。如图 2所示，1CG40能够清楚地画出各种小吃店的位置。图 3中，1BB67清晰地画出了麦当劳和大润发等饮食购物场所的位置。儿童的个人兴趣也会影响对地方的情感体验。流动儿童1/2AB8特别喜欢大家都不会喜欢的公厕，因为他喜欢昆虫，于是对于经常出现昆虫（天牛等）的公厕产生了积极的情感。

X中心是流动儿童产生积极情感的重要地方，甚至很多流动儿童认为X中心更像家。在观察中作者发现，在A、B中心，有五六个流动儿童一周几乎每天都会呆在X中心，直到晚上9点、10点左右父母下班接他们回去，对于他们来说，X中心是除了学校和家，待得最久的地方。很多返乡的流动儿童，在寒暑假还会回来看望X中心的老师和朋友。X中心不仅给流动儿童提供了开阔视野的兴趣课程，同时也提供了家的感觉。

3.2.2 地方的消极态度

垃圾站是儿童普遍厌恶的地方，很多流动儿童都会在上学路上经过堆放垃圾的地方。垃圾站或垃圾场由于长期发出的恶臭和视觉上的脏乱，冲击了嗅觉和视觉，如图 2。另外，河水污染发出的臭味、船的噪音、夜晚大排档的吵闹声、社区内大人们打牌、聊天的吵闹声和野猫的叫声等，也是影响流动儿童地方感的主要因素。

“我们租了一个很小的房子，是那种二三层的房子，那里的人，晚上都喜欢打麻将，很吵喔，而且还随地大小便。”

——1/2CG39（女，2年级，C中心）

3.2.3 地方的模糊态度

儿童对地方的模糊态度表现在两个方面：对特定地方缺少关注与体验；儿童自身缺少与地方的情感联系，或是不愿意建立情感联系。前一种大多是路旁的标志物等没有直接情感体验的地方，后一种多为儿童性格等原因的影响。1/2CG36虽然不是内向的性格，但是她认为地方是没有情感的，她没有很喜欢的地方也没有很讨厌的地方。在绘图中，除了学校、家等必去地，只有垃圾场和公园出现在了她的画中。

“不是不喜欢学习，也不是喜欢学习，就是这样，不是喜欢这里，也不是不喜欢，是妈妈让我来X中心的，这里没有以前好玩了。”

——1/2CG36（女，4年级，C中心）

3.3 流动儿童对家的认知

流动儿童对家的认知往往叠加了对城市的家的感知和乡村的家的感知，在流动性和不稳定性中也发挥着儿童能动性的作用^[5]。在本研究中，通过绘图和访谈等方式，探究流动儿童对家的感知以及其呈现的特征。

3.3.1 认同——“我的家在老家/我的家在上海”

亲情、友情、教育和出生地等多方面原因都会影响流动儿童对家的感知。大多在上海出生的流动儿童认为上海是自己的家，因为家人、朋友都在上海，而老家对于他们反而是陌生的，甚至会水土不服。

“上海和老家都是我的家，非要选还是上海是我的家，因为上海待得久，所以感情更深。”

——1/2CG43（女，4年级，C中心）

另外一些流动儿童最开始在老家读小学，之后才跟随父母到上海，他们更倾向于认为老家是自己的家，但是年长的亲人往往在流动儿童流动的过程中不会参与流动，当流动儿童来到上海读书时，就会思念老家和亲人。但上海良好的教育会吸引流动儿童留在上海读书。

“我是江西人，我觉得老家是我的家，爷爷奶奶在老家，以前是和他们一起，九岁以后来到上海。我想回老家，回老家比较自由点，在上海累一点，在上海都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在老家最起码可以陪爷爷奶奶，陪他们玩啊。小时候我爷爷奶奶会陪我玩，陪我玩电脑。”

——1/2AB22（男，5年级，A中心）

“我更喜欢老家，我（虽然）没回去几趟，因为老家亲人又多，又能拿到红包，过年的时候，我想要啥亲人都会给我买。肯定老家更是我的家，老家亲人多，这的亲人只有三个。”

——1/2CB54（男，4年级，C中心）

流动儿童2BG68和2BG69是姐妹，老家在河南，都是小学一年级来到上海，每年放假的时候会回到老家。在她们的感知地图2绘图中，均画出了老家和上海的对比，显然她们认为老家才是她们的家。2BG68画出了老家的景点和附近的大棚、菜地，以及她最喜欢的秋千，上海则用东方明珠、会议中心和黄浦江等外滩的景观代表，并将两者用高铁进行联系。而2BG69用树林、菜地、沙子和铲沙子的工具代表老家，上海除了东方明珠和上海中心，还有她最喜欢的图书馆。

“高铁开通了以后，就直接开到家门口了。”

——感知地图2BG68的流动儿童

流动儿童将上海赋予了经济发达、繁重的课业等意义，老家则充斥着游戏、生活等内容，二者由于儿童感知到的两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所具有的不同空间属性，而简化为游戏和学习、菜地和高楼等多种相对立的符号。

3.3.2 迷失——“我不知道我的家在哪”

很多流动儿童也会对自己的家到底在哪里感到困惑和无法回答，在老家和上海之间流动，且在上海也时常搬家（如图 3，画出了三个家的位置），家的意象往往十分模糊、不确定，进而产生了一种迷失感。对于这类儿童，老家和上海是不同的、各有优势的，他们无法抉择。老家有更好的自然环境、联系紧密的亲人和熟悉的亲戚，上海有发达的经济、要好的朋友，流动儿童在上海和老家不同的推拉力中，对家的具体地方感到迷失。

“我想留在上海，也想留在老家，两个地方都很喜欢，在上海有我妹妹和我玩，在老家有我弟弟和我玩，我觉得我又是上海人，又是老家人，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哪里的人。”

——1/2CB41（男，1年级，C中心）

“上海和老家我都很喜欢。我更喜欢老家，因为老家的环境比较好，而且不吵，而且老家的人热情。这边人不是很热情。我觉得老家是我的家。但是我会留在上海生活，因为上海是大城市，所以想在上海生活，而且这里有很多好朋友。我也可以回老家。”

——1/2CG39（女，2年级，C中心）

“老家和上海都是我的家，我不知道我更喜欢哪里，上海发展好，但没有免费吃的果子。”

——1/2CB37（男，4年级，C中心）

3.3.3 流动——“家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家”

即使部分流动儿童会对自己归属于哪里而感到困惑，但大部分流动儿童会积极地认为家就是和亲人在一起的地方，家不再是固定的某个我们出生、或者是户口所在的地方，而是变成了跟随亲人流动的动态的家，是由动态的社会关系网所建构的家。

“我觉得我爸妈在哪里的话哪里就是家，就是亲人在哪哪里就是家。”

——1/2AG14（女，8年级，A中心）

如图 5，2AG1将自己和家人都画在了图中，并写上“其实我觉得只要家人在就是一个完整的家”和“我觉得和朋友在一起，就是个‘开心家’”。2AG1十分开朗乐观，她认为上海很美好，因为和家人、朋友在一起。

X中心作为一个流动儿童能够自由地上课、游戏和交友的安全空间，是很多流动儿童在上海最喜欢的地方。它不仅提供了低费用的课外兴趣课程，同时也给孩子创造了很多难忘的记忆，丰富了流动儿童对上海的个体经历。

3.4 流动儿童的家的特征

流动儿童对家的感知是一种流动、变化的地方感知。马西^[45]从社会关系的视角讨论空间与地方，认为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是“延伸”的社会关系，并提出了时空压缩的权力几何学概念，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由于权力的不平等，真正掌管时空压缩的人有流动和运动的权利，但是其他处在时空压缩接收端的人们只能被囚禁于其中。在这种背景下，地方成为平静与安宁的象征，被认为是静止和反动的，马西却认为地方绝不是静止的而是一个过程，地方的文化历史本身就是这个地方同与其他地方的相互关系不断叠加的产物^[45]。因此，本文认为流动儿童对家的认知是一种流动、变化的地方感知，是依托父母、亲人、朋友和其他社会关系而存在的、涉及多地方的、不断变化和包容开放的积极地方感。在不断地空间实践的过程中，通过个体体验创造记忆，进而产生依恋与认同的情感，这种空间实践与其他实践一样，受到资本、权力等经济、政治和文化多方面的影响，但同时也发挥着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流动儿童对家的感知是由多个地方的感知形成的。最新的流动儿童蓝皮书指出，由于流动儿童不能参加本地的中考和高考，他们会成为再迁儿童，而现在大量的再迁儿童父母会选择让孩子“离城不回乡”或是“回流不返乡”，即流动儿童会继续在除了老家和上海以外其他的市县生活、上学^[46]。这将导致流动儿童在更多的地方不断流动，他们不仅会感受到老家和上海的发展差异，也会感知二三线城市或县、镇等地方的现状，多地方的经历不仅会使他们不断建立新的不稳定的社会联系，也会进一步影响他们的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与传统的对故乡的地方依恋不同，流动儿童已经无法定义故乡的具体地点，这是在全球化导致的时空压缩背景下，阶层较低的流动人口寻求自身价值与认同的必然结果。

流动儿童对家的感知受到主观能动性的影响。如图 8（b）所示，流动儿童2CG48在想到家时，想到了上海和老家两个家，并将居住的房子、花园和棋牌室做了对比。她认为上海比老家各方面的条件都要好，妈妈在上海的棋牌室是在室内的，而在老家是在室外的，上海的花园有老家没有的很漂亮的长椅等。上海和老家的差别被她形象地展示为生活上方方面面的不同，自身的经历和想象使得她对家的感知是两个地方的感知叠加。“理想的家就是普通的家”是1/2CG36（女，4年级）对于家的观点，她认为和家人在一起的普通的家，就是她向往的家，这既反映了她对于流动的家的负面情绪，也反映了她对于稳定的家的主观向往。

4 流动儿童地方感的形成机制

流动儿童地方感的形成机制如图 6所示。流动儿童是其地方感形成的主体，受到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共同影响。政府权力通过社区规划、户籍制度和入学政策分别影响X中心、家庭和学校，X中心、家庭、学校、智能设备和自然环境五个方面直接影响流动儿童，流动儿童通过想象创造，形成不同地方的地方感。流动儿童从老家迁移到上海、再从上海迁移到老家或其他流动地（继续学习或参加高考的地方），因此具有不同地方的地方感。政府权力的规训，通过社区规划作用于X中心，服务于流动儿童的公益机构一般无法得到政府的支持，相反需要在政府的压力下艰难生存；通过户籍制度作用于流动儿童的家庭，限制流动人口的落户和对教育资源的利用；通过入学政策对学校招收流动儿童进行规范。X中心主要通过记忆的创造，对流动儿童对上海的地方感知产生积极的作用，家庭主要通过氛围主导影响流动儿童地方感，学校的教育对流动儿童地方感也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此外，智能设备和自然环境通过虚拟感知和风景吸引影响流动儿童地方感。

4.1 政府权力对流动儿童地方感的规训

政府权力对流动儿童地方感的影响是一种无形的规训，通过户籍制度等其他规划、制度和政策作用于家庭、社区和学校等。福柯从后现代的、微观的角度质疑传统的权力观，他认为权力是一种关系、网络和场，是无主体的，非中心化的，现代社会通过监视、检查和管理等方式对人进行支配和控制，是一种分散化的规训性权力^[47]。外来人口、户籍制度等话语体系从根本上建构了对流动儿童身份的规训。因此流动儿童大多认为没有上海户口是自己不是上海人的根本原因。一二年级流动儿童的上海地方认同大多与是否是在上海出生、是否会说上海话有关，但年级较高的流动儿童在判断自己是否是上海人时，会首先想到自己不是上海户籍。流动儿童在考虑自己是否算是上海人时，都会受到户籍制度的制约，但是这种户籍制度并没有使得流动儿童因此认为自己不属于上海。

“作：你觉得你是上海人吗？

CG27：我听不懂上海话，可是我喜欢吃他们吃的那些，不知道是不是上海的菜，我喜欢吃红烧狮子头。”

——流动儿童CG27

“作：上海和老家你更喜欢哪里？

BB25：我更喜欢上海，我喜欢上海的建筑、经济和食物，小笼包、豆花。

作：你觉得你是上海人吗？

BB25：我觉得，如果是政府觉得的话，那我真不算，因为我的积分还差三分，而且户口问题没有解决。”

——流动儿童BB25

4.2 家庭的氛围主导

由于多数流动人口的经济水平和所处的社会阶层较低，其家庭氛围主导了流动儿童地方感的形成，主要包括居住环境、父母对地方的评价、父母的工作类型与陪伴孩子的时间和其他亲人的影响四个方面影响流动儿童地方感。

流动儿童的家庭大多是不富裕的家庭，由于父母都是外来务工人员，在择业和住房条件等多方面都受限。而流动儿童在经济条件上、语言和文化等多方面无时无刻地接受着强烈的对比，这种对比会使得流动儿童的地方认同感降低，影响其地方依恋。住房条件的限制会直接影响流动儿童的学业，而局限的居住空间也使得流动儿童无法形成独立的地方意识，进而无法像老家那样，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地方”。

“我们没有环境，家里面地方又小，吃喝拉撒全在一起，他没有独立的空间，其实你孩子的环境，和你家庭的环境也很有影响的。我们租的房子10个平方，放两张床，电视机就在跟前，吃饭、厨房全都在一起，他从来没有自己的空间，独立地做什么事情。”

——流动儿童的母亲MG1

父母对地方的评价和情绪也会显著影响流动儿童对地方的感知，进而导致流动儿童对地方产生积极或消极的态度。流动儿童父母从事的工作大多需要早出晚归，如果从事个体经营，儿童有时候也会需要去店里帮忙，父母能够陪伴流动儿童的时间很少，因此很多免费的图书馆或是公共服务设施，流动儿童去得时间很少。其他家庭成员也会影响流动儿童的地方依恋和认同。很多家庭因为经济等原因，会让两个孩子一个在老家，一个在上海，流动儿童会十分思念自己的兄弟姐妹，进而想要回老家或者来到上海。少数流动儿童不喜欢老家，有一些原因是因为老家的亲人对待他们不亲切，甚至是偏心。

4.3 X中心为流动儿童创造地方记忆

上海市从2019年开始实施儿童友好型社区的建设，并提出2020年底建立“50个具有示范效应的儿童友好社区示范点”，主张规划中“儿童优先”的理念^[48]。但是目前流动儿童群体的社区教育关注度还较少，且流动人口的聚居区一般与本地人分离，社区治理工作困难^[49]。即使是流动人口与本地人混居的社区，流动人口也往往面临被边缘化和“污名化”的现状，给他们贴上“脏、乱、差”的标签^[50]。儿童友好型城市需要建立“安全—连续—共生”的游戏的空间网络，儿童友好型社区的核心是儿童参与，需要综合考虑政策、空间和服务三方面^[51]。在研究中发现，X中心不仅能够带给流动儿童更多的幸福感，也会让流动儿童产生依恋感和认同感，这源于X中心有趣的课程、老师以及小伙伴，并且通过学习棋类等课外课程，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也不断加深。

X中心通过各种课程和活动，为流动儿童提供了一个可以创造记忆的空间，而流动儿童在完成课业之余，也可以用十分低的费用接受艺术教育等素质教育课程，最重要的是流动儿童和很多朋友、志愿者和老师等人建立了友谊，这些社会关系重塑了流动儿童对这个地方的依恋和认同。但同时这种社会关系是极不稳定的，大多数流动儿童再次流动时，会和以前的朋友失去联系，只有少数的流动儿童会和X中心的老师和朋友保持长期的关系。

“平常回家会和我妹妹一起玩滑板，在我们家楼下一起。我有很多同学转学回老家或者去别的地方了，都搬走了，所以我们都是自己玩。”

——流动儿童CG5

“我很想念X中心的朋友，他们回家了就不回来了，她说她要考复旦，但我觉得自己考不上。”

——流动儿童AG12

X中心老师LG4认为X中心给予了家庭条件较差的流动儿童平等的教育资源，而这种教育资源能够让流动儿童树立自信心，不会因为自卑而无法与本地儿童交流，甚至是以后融入上海。这种自信通过为流动儿童创造地方体验的记忆，让他们在面临户籍、经济和其他等多方面差异的情况下，能够保持独特的地方依恋和认同感，进而促进他们未来在上海或者其他城市更有归属感的生活。

4.4 自然环境和智能设备的影响

自然环境对流动儿童地方感的影响主要包括自然风景、空气、公园和绿化等。手机等智能设备与日常生活空间的重构密切相关，手机不仅是外来务工人群的一个交流工具，同时也暗示着流动人口与本地人之间交往的边界^[52]。碎片化、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催生了短视频等自媒体的快速发展，而依托智能手机的短视频等社交网络平台，不仅吸引了成年人的关注，也影响了儿童的地方感知。流动儿童的父母在一天辛苦的工作后，常常会在晚上沉迷于手机和电视，对流动儿童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而流动儿童群体，由于缺少父母的陪伴，更容易沉浸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中。在作者参与观察的时间内，发现不论是一年级的流动儿童还是初中生，都对“抖音”、“快手”等短视频网站上的“网红”音乐非常熟悉，经常在游戏时哼唱出来；在孩子们的聊天中，也会经常谈论到他们在视频网站和社交媒体上的关注的内容。

“很少看抖音，很多看快手，一般看一些恐怖类的、搞笑类的，也会看一些游戏什么的。”

——1/ 2CB41（男，1年级，C中心）

“早上起来吃完饭看电视，中午吃过饭看电视，晚上我大姐回来教妹妹写作业，妈妈烧饭，我就在那看手机。等我们吃过饭以后，我就去洗澡，然后我大姐和妈妈看手机，然后就睡觉。”

——1/2CG40（女，4年级，C中心）

“我妈一般一回来就躺在床上玩手机，有时候澡都不洗就睡了。”

——1/2AG5（女，5年级，A中心）

流动儿童的地方感会受到虚拟网络的影响，进而产生喜欢或者厌恶的情绪。1CG35是一年级女生，在家的前面有一棵树，她特别害怕这个树，因为她认为这个树里面有一个鬼在藏着，并在感知地图中画上了一个鬼的图案，并告诉研究者这是一棵杨树，并且会引来鬼，是听“抖音”（短视频平台）上面说的。

4.5 流动儿童对地方的想象与创造

流动儿童的地方感具有真实和想象的双重属性，流动儿童的绘图也呈现虚拟的家和真实的家结合的特征。2CG43想象中的家，包括自己的家、朋友家、游泳馆和美食街等地。2AG7最喜欢家里的厕所，甚至比自己的房间还要喜欢，因为厕所可以锁门，而自己房间的门锁坏了，在厕所可以自如的玩手机，可以看偶像的动态。左边是她最喜爱的偶像，这也是她理想的家的一部分。

在2AG10的绘画中，她将家比喻成“地狱”，上海比喻成“天堂”，还画了一只狮子代表很严厉的父母，如图 8（a）所示。因为家里爸爸妈妈总是会因为学习等其他原因打她，让她觉得很可怕，而上海则像天堂一样美好，但是饭店的高消费让她记忆深刻，由于不能常去而成为了代表上海的“梦想”的地方。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随着快速的城镇化，流动性成为最大的现实问题，流动儿童是其中最需要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之一。流动儿童的地方感和归属感对于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对上海市X中心的案例研究表明，流动儿童的地方感知在社区与上海、市区与郊区和态度三个尺度上存在差异。流动儿童在社区的地方感知元素集中在购物场所，休憩场所和居住、学习场所等，在上海的地方感知元素集中在上海标志物，居住、学习场所和休憩场所等；居住在郊区的流动儿童，其地方感知元素多为室外活动场所和村镇级别的小店，居住在市区的流动儿童，其地方感知元素多为室内活动场所和大型商超等地方；态度差异呈现积极态度、消极态度和模糊态度三个方面，流动儿童对“家”、“商场”和“学校”的情感态度差异性较大，流动儿童对X中心、游憩地等地方表现为积极态度，对大排档、垃圾站等产生噪音、恶臭的地方表现为消极态度，对缺乏地方体验的地方呈现模糊态度。

流动儿童对“家”的认知包括认同、迷失和流动三种类型，受到出生地和成长地的显著影响。在多个地方之间流动的经历容易让流动儿童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但也有流动儿童对老家或者上海有明确的认同，大多数流动儿童认为家就是和父母、家人在一起的地方，是流动的家。因而流动儿童对家这一空间的地方感，是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的、不断流动和变化的地方感，与家的情感联系不再局限于某一个固定的家乡，而是在大规模人口流动的背景下，基于社会关系所形成的家的空间的情感网络，是涉及多个地方的积极的地方感，同时流动儿童的主观能动性也有利于家的认知。

流动儿童地方感由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共同塑造，主要表现为政府权力的规训下，X中心的记忆创造、家庭的氛围主导和学校的教育引导对流动儿童地方感的影响。政府权力规训了流动儿童的地方身份，没有上海户口就不能在上海参加高考、找工作，流动儿童在与本地人的对比下，认可自己不是上海人的身份。家庭的氛围通过居住环境、父母工作的类型与陪伴儿童的时间、父母对地方的评价以及其他亲人的影响四个方面主导流动儿童地方感。在家庭经济条件的对比下，流动儿童往往产生对地方的消极态度，但是X中心为流动儿童提供了探索地方和创造记忆的机会，流动儿童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他们在X中心和学校所受的教育都有利于提升其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美丽的风景、清新的空气等促进了流动儿童的地方感知，依托于智能设备的虚拟网络能够拓展流动儿童在虚拟环境中的地方体验，进而增加与地方的情感联系。流动儿童的主观能动性能够通过想象和创造重塑其与地方的情感联系。

5.2 讨论

多数学者认为社区（neighborhood）尺度的地方感比其他尺度的地方感都要强烈，且社区地方感在国际地方感研究中约占75%^[53]。大部分流动儿童在小学时有多次搬家经历，他们缺少与稳定的居住空间建立长久联系的机会。由于父母工作繁忙和意识不足，流动儿童无法常去博物馆、文化馆等增加上海地方感知的地方。因此，流动儿童对社区尺度的地方感高于对住所和城市的地方感。流动儿童对社区有更多的体验，进而有更深的地方感，但是上海缺少像X中心这样为流动儿童提供服务与陪伴的地方。为实现城乡共治和可持续城市理念，社区治理要转向多元主体共治，从权力导向转向权利导向^{[54, 55]}。因此，提升流动儿童的地方感和对“家”的感知，需要政府、社区、家庭和社会公众的共同努力。

流动儿童的主观能动性对地方的感知有着积极的作用，儿童通过关系、遭遇和运动重新构建归属感^[44]。家周边的空地、停车场和货运的铁路，都能成为儿童探险和游戏的空间，通过和朋友“创造”属于自己的地方，流动儿童与地方建立了新的联系。因此，应规划建设儿童友好型社区，从社区层面提升儿童地方感，增加儿童在社区中获得更多的爱、关怀和自我表露等的可能性^[56]。儿童相较于成年人有更多的休憩时间，对社区空间的需求更大，但是现有流动儿童聚居区的社区规划缺少对儿童需求的考虑，往往缺乏儿童学习和游戏的空间。因此，应推进上海市儿童友好型社区试点的建设，加强流动人口聚居区社区儿童服务中心的建设，重视流动儿童利用空间的安全性。营造安全、有趣和舒适的室内、室外空间，提升室外空间中流动儿童利用游戏设施的便利性，增加室内空间的丰富性，设立图书阅览室等空间，为流动儿童的成长提供一个“普通”但充满关怀的空间。

流动儿童作为城乡中的弱势群体，和留守儿童是相互转化的关系，他们常常要忍受与父母、亲人或者伙伴的分离，并在求学阶段面临着诸多的不确定性，艰难地改变自己的命运。“普通的家”反而成为遥不可及的追求，寄托着流动儿童对稳定、安宁的“家”的殷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