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浙江外国语学院 文化与旅游学院, 杭州 310012
2. School of Culture and Tourism, Zhejia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2, China
同性恋旅游正在成为一个全新的商业细分市场,据2016年不完全统计[1],中国有存在并活跃着的同性恋群体超过7000万人,形成了潜在的强大的粉红经济(pink money)。相关学者认为这是一个持续盈利、增长迅速的细分市场行业,然而该看法却与旅游信息不足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2],相关研究受众大多数集中于北美、欧洲等区域的同性恋游客,对于亚洲的同性恋游客的细分行为研究较为罕见,近年来Wong和Tolkach[3]围绕亚洲男同性恋的旅游偏好与目的地营销对策展开相关研究,并提炼了吸引亚洲男同性恋旅游的因素。在研究视角上目前展开较多的是以细分人群定位来研究亚洲男同性恋的旅游动机、行为和偏好、吸引物等。由于亚洲的传统文化和相对保守的价值观,鲜有文献探讨亚洲男同性恋的内在旅游体验与相关社会表征心态等关联研究。因此,亚洲男同性恋的旅游行为背后的相关社会层面的认同对该群体的旅游体验的内在影响机制是目前该议题研究中是缺席的。
据2015年由中国“同志”①社交软件ZANK发布的国内首份《中国“同志”消费调查报告》 [4]中显示,中国传统小长假、泰国泼水节期间,中国“同志”②赴泰人数比例占整个赴泰人群的5%,65%的“同志”人群赴泰消费金额在3000元人民币以上,单次赴泰游玩的金额在10000元人民币以上的占15%,这体现了一个全新的赴泰细分旅游市场,泰国的宗教信仰、开放的多元融合文化和对LGBT友好(LGBT为女同性恋者(l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与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英文首字母缩略字,下同)的宣传、相近的地理位置和性价比高等吸引力因素,让更多中国“同志”选择了泰国作为旅游目的地,尤其是在泰国本土节庆,前往赴泰的中国“同志”游客人数往往在泰国泼水节形成了峰值,在泼水节等节庆赴泰,各国LGBT文化的展示和交融、自我认同的游行和聚会成为了节庆赴泰的动因。“同志”群体最重要的节日是“同志”自豪游行(pride parades),这项游行源于1970年在美国纽约为纪念石墙事件而举行的“同志”群体政治运动,最初是为了争取“同志”群体的政治平权,现在的骄傲游行仍有政治意义,但更多的是“同志”群体的聚会,目前全世界每年举行约900次骄傲游行[5],这种节日庆祝为举办地的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发展带来积极意义[6]。据报道[7],泰国旅游体育部称2018年泼水节期间,有50.6136万人前往泰国旅行,创造240.65亿元的的旅游收入,参加泼水节的人数比2017年增加了6.2%,旅游收入增加了16%。其中,G Circuit作为全世界著名的LGBT电音派对,也在泼水节期间举办,截至2018年已举办12届,是“同志”群体前往泰国参加泼水节的重要旅游行程之一。泼水节期间的“同志”游行活动也是该群体赴泰旅行的主要行程。
在过往相关研究中,Frable、Wortman和Joseph[8],Harper和Schneider[9]以及Riggle等人[10]得出共识,在节庆场景下,LGBT人群会形成自己的社交圈,并在这样的社群和组织中进行相关活动;这样的社群组织能给他们提供个人的身份认同、信息、资源、活动机会、社会化和集体自尊。在节庆的气氛和无形组织存在的环境下,LGBT社群在旅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在节庆游行中所带来的自我归属感和自我效能感是其参与动因之一[11, 12]。LGBT旅行中的节庆和活动被认为是庆祝和推动LGBT人群中个体去抵抗内心的不安全感和无意识、无存在感[13]。
综上所述,现有的“同志”旅游相关研究已具有一定的研究体系,以“同志”旅游细分市场和“同志”旅游者两个研究大议题出发,各学者基于所在的地理空间和案例地以及各自的细分学科视角对研究主体的基本概念、发展影响因素、动机、多视角态度和偏好等进行了探索和提炼,研究视角结合了社会学和营销学对“同志”旅游议题的内在微观层面和宏观决策层面进行了深度剖析。但现有研究中以社会情境和文化背景作为研究出发点的对比研究尚存缺位,东西方文化和各自的政治话语体系的差异,东西方公众的价值观和旅游目的地和出发地的社会环境的差异,都会给“同志”旅游的研究情境带来全新的研究案例,现有研究似乎抛开这些差异化的内在微观要素,而基于较为静止发展状态下的社会背景展开相关研究,缺乏对相关深层的社会机制的讨论,研究对象依然是以西方性别话语体系下的西方“同志”为主,因此现有的研究并不能完全展现“同志”旅游大议题的全貌。因此本研究以中国“同志”暂时的“地理流动”为出发点,探索泼水节期间中国“同志”游客赴泰过程中的身份认同与具身体验的内在关联和影响因素,使用叙事分析和个案分析法为现有“同志”旅游研究议题拓宽东方文化情境和亚洲地理视角。
2 “同志”游客的身份认同与具身体验研究现状 2.1 “同志”游客身份认同研究脉络身份认同是一个以持续变化为主的流动性概念,部分学者把身份认同定义为消费表现的确认[14],而部分研究认为在休闲旅游活动中,身份认同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个人认同角色[15],在旅游语境下的身份认同方面,陈才等[16]提出了旅游体验的新视角旅游认同模型,分别为自我认同、文化认同、角色认同和目的地认同,该学者指出了旅游认同的独特价值是通过旅游和自身角色发生认同的同时产生文化认同并了解自己、内省自己;包军军等[17]梳理了国内外的主要两大旅游认同研究,一是通过自我认同相关理论解释旅游现象,二是聚焦不同旅游类型对不同主体自我认同的改造,同时,该学者也提出了旅游在个体自我认同建构过程中的作用与性质还未被更细致的讨论。
目前的“同志”游客的身份认同研究围绕性向认同、场景认同、匿名环境认同、动机驱动认同、认同的流动性、度假决策等方面展开。在性向认同方面,Edge[18]认为“同志”自我认同逐渐变成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单纯的特殊性取向认同;Hughes[19]也认同粉红经济的强大发展促使“同志”从身份认同角度与异性恋社会进行心理隔离。从“同志”空间视角来看,如物理空间的酒吧和咖啡馆、商店和公共空间,为有身份认同需求的“同志”提供公共空间和“同志”的自我表达[20];在匿名环境认同视角下,Hughes[19]提出“同志”身份认同的选择过程是矛盾的,由于社会对同性恋的看法保守和反应敏感,“同志”身份认同的接受度隐含着需要遵循一定的披露规则。Herrera and Scott[21]通过检验休闲旅游在“同志”生活的重要性,提出“同志”会尽可能的选择一个他们能自由表达自己性向认同的旅游目的地,他们发现一些酒吧、桑拿、咖啡馆和其他“同志”专属空间可以为“同志”提供一个逃离现实压抑环境的机会。McKercher和Bauer[22]也回应了“同志”在度假过程中会选择内心自我认同并在匿名的环境中以“同志”身份来度假;有时候一些“同志”旅游者会将度假作为延展家庭休闲活动的机会,他们会寻找机会尝试不同的事情[19]。因此,Cox[23]提出度假决策让“同志”潜移默化与其他“同志”进行联动,让新的身份认同在该旅游空间中传播。在身份认同的流动性特征方面,Monterrrubio[24]提出由于社会认知度限制,在接受“同志”身份经常依赖于成为游客的身份,所以有很多“同志”会选择一个匿名或者安全的环境以“同志”的身份进行旅游,因此Hughes[19]认为“同志”游客寻求的身份认同其实概念上等同于旅游形式,由匿名到全身心信任环境的过程便是“同志”身份认同的流动性。在身份认同的动机驱动研究方面,Hughes[19]提出度假为“同志”提供了身份认同的机会,在假期中“同志”可以每天都是“同志”的身份,能够真正做自己。Herrera和scott[21]也提出相似的观点,他们提出“同志”的身份认同其实就是认同旅游,“同志”可以在认同旅游中给予自身更多积极的视角的回应。在度假决策方面,Cox[25]提出度假决策在“同志”探索文化和身份认同中扮演重要角色,也在变化的个人认同和集体认同中起着关键作用;Cox[23]还发现身份认同的动态性体现在形成—重新形成上,呈现一定的流动性。Cox[23]总结出“同志”的度假决策可以被看成是探索“同志”身份认同的过程,它可以提供与家的情绪距离来推动身份认同的变化。
综上所述,“同志”的身份认同与度假旅游结合紧密,在“同志”身份认同与旅游视角下,能促使“同志”进行自我的部分创造和暂时的确认和改变[26],目前关于“同志”身份认同的研究依然围绕物理场所和空间,对于身份认同在旅游体验的个体构建相关研究依然较少,由于身份认同作为类似“液体流动”的状态存在,是会随着场景变化而变化[25],因此对于身份认同的研究方向应围绕旅游的各个场景和阶段进行,正如Monterrubio[24]所提出的“同志”前往“同志”目的地去度假更可能是为了寻找社会认同和身份认同。因此本研究将在“同志”身份认同的旅游情境的构建过程进行深入研究,挖掘中国“同志”游客身份认同的具体情境下的动态内在机制。
2.2 旅游情境下的具身体验研究议题具身理论最初以认知心理学出发来关注模拟情境性的行动对人体行为的驱动作用[27, 28],随着各个学科研究的推进,具身成为身体研究的三个核心概念之一,对其的论述定义涉及到两个维度,物质维度和社会维度[28],在物质维度上主要是以活生生的、新陈代谢的、具有感官的肉体、躯体和生物机体以及身体所处的存在状态;而社会维度主要针对身体权力话语建构的,被抽象化、概念化和符号化的身体。目前具身理论已成为实证科学的研究范围,并且最早推动情境化研究。具身理论在旅游体验的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由芬兰学者[29]提出的旅游场景中存在具身特质,该学者把旅游具身理论作为新的理论研究视角;而由于身体具有物质和社会两个角度,当代心理学的具身认知强调认知、身体与环境一体化的观念和具身嵌入,旅游中的身体是物质性的身体和社会建构的身体的交叉,是各种属性身体的叠加。目前旅游学界关注焦点在身体与凝视的关系、符号化身体与旅游目的地等,与之相关性较强的具身性研究关注旅游者在特定时空中的身心互动关系、身体感官体验与其他要素的影响机制等。
在具身体验的实证分析方面,魏华等[30]探讨了消费具身理论的相关研究,基于五感并强化了视觉刺激的作用;而樊友猛和谢彦君[31]提出并验证了徒步旅行体验的模型,凸显了徒步旅行具身体验的维度和分类。徐英等[32]论证了草原旅游场的具身认知的场域,构建草原旅行者的具身行为在氛围场和行为场的耦合效应。胡明丽等[33]通过旅游具身视角的不同身体状况、不同身体体验、不同情境对旅游者的饮食体验进行了实证研究,揭示了影响旅游饮食体验的7个具身性因素和3个维度。朱璇和江泓源[34]以游客文本进行叙事分析,从徒步者的过程具身性和情感响应研究徽杭古道徒步者的徒步体验。
纵观1989年以来学术界的旅游与具身的研究成果,旅游具身体验占比较高,以旅游与人类学、身体感知为研究代表[35],身体政治与性旅游、医疗旅游也占有不少比例,以身体权力、国际性旅游、身体政治为研究代表[36, 37];而身体感官与性别权力等涉及身份认知与具身体验的研究以Jordan和Aitchison[38]所提出的女性游客性别权力与具身体验相关的凝视性别化为主要代表。纵观国内外对于旅游具身体验的研究目前较为集中于旅游目的地、旅游体验、节庆与民俗旅游、品牌营销等实证分析,研究内容也围绕物质性身体和社会建构的身体展开,如吴俊等[39]以旅游体验新视角具身理论提出旅游者具身体验研究框架(感知—身体—情境),但目前的研究对于细分市场的旅游者的具身体验的内在机理研究还较为少见,尤其是对于旅游者个体的身体构建和社会构建两方面的内在影响机制。旅游具身体验中的内隐含义包括生物性和社会性,如何在旅游过程中能够让具身体验的两要素能实现互相响应,如何体现在实证研究中对旅游具身体验的生理因素和社会因素进行内在关联研究,本研究将通过定性分析方法进一步挖掘具身体验在旅游中的两大响应要素的内在关系机理。
3 基于旅游日记的叙事分析研究方法与设计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2019年8月发布的《中国出境旅游年度报告2019》所示,泰国是中国游客出境自由行常年排名前三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也是中国“同志”和东南亚其他LGBT游客的聚集地;曼谷和清迈分别是泰国首都和被誉为“泰北玫瑰”的旅游城市,是中国游客赴泰的最主要的目的地。在泰国依托LGBT的旅游活动呈现出多元化和包容性,在该情境下研究中国“同志”赴泰可以真实探索到旅游体验和自我认同的具体展演形式,因此选择泰国作为案例地具有典型和现实意义。
本研究的案例来源为16份赴泰旅游的中国“同志”的旅游日记。旅游日记法是基于叙事分析的一种定性研究方法,它通过受访者来如实记录描述整个事情的发展过程,能够体现受访者的亲身经历和真实感想。
本研究的16位“同志”游客分属两个由LGBT机构以非公益形式组织的赴泰定制游小团,时间为五天四晚,具体为清迈2晚,曼谷2晚。该出行的两个旅行团中,“同志”游客的感情状态分为单身与非单身,也包括情侣出行的组合。本研究在出团前以微信群的形式进行旅游日记的记录跟踪,为了确保旅游日记的完整性和周全性,本研究在与受访者告知研究过程中的隐私保护与研究伦理后,与受访者约定:旅游日记形式以每一个半天为单位进行和具体事件和对应的感想记录,一共记录四个整天,八个半天,八段日记,记录的软件使用IPHONE手机自带的便笺功能,每半天的记录不少于一页便笺,并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排列。最后通过airdrop收集所有的16份日记文本共计128段旅游日记。表 1为旅游日记资料一览表。本案例进行饱和度检测,通过编码,对128段旅游日记进行主轴编码、核心编码和理论模型的提炼,检测范畴和构念的饱和度。
为了确保研究样本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本研究在该旅游小团归国后,邀请了其中3位“同志”进行半结构化深度访谈,以便对案例分析的相关构范畴和构念做反复确认,并针对案例研究和叙事分析法得出的理论模型进行调整和补充。另外,本研究通过浙江LGBT公益组织“亲友会杭州分会”招募了6位有赴泰旅游经验的“同志”志愿者进行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提纲参考相关文献的量表和调研提纲进行梳理,按照主分类进行整理。半结构化访谈共进行了3小时,人均30分钟,主要针对赴泰前、赴泰中、赴泰后的三个阶段的旅游体验进行访谈,并在每个阶段的身份认同和具身体验的情况做了深度访谈。
半结构化访谈根据实际的访谈情况,根据提纲调整问题的先后顺序,征求访谈者的同意并做好相关的录音设备的实施。在访谈结束后的2天内将访谈逐字稿整理完毕。本研究将16份旅游日记分别简称为M1—M16,深度访谈的受访“同志”简称为G1—G6,下同。表 2为深度访谈受访者资料表。
叙事分析是通过对叙述材料基本内容进行分析,解释叙事者在所叙述的经历中建构意义的方法论以及个人的意义建构与社会世界产生的联系。对于本研究的样本——中国“同志”,他们具有一定的叙事欲望和兴趣。目前叙事分析法在旅游者的行为和心理上还未被充分运用。通过叙事分析,画出叙事者的叙事结构和故事轴,能够清楚地反映旅游者的旅行经历和心理变化,该方法能够将叙事者自身潜在的态度、想法、价值观、世界观、旅游认知与体验等清楚地反馈在故事轴线上。叙事本身为意义创造的过程,Bennett和Royle[40]认为叙事由一系列事件组成并以特定顺序呈现,包括开头、经过和结局;部分学者[41]提炼了叙事的5个关键特征,分别为鲜明观点传递、叙事目标相关的细节事件、情节出现顺序、因果关系建立、情节发展分界线。目前关于旅游目的地叙事内容研究以质性、归纳性为主,研究聚焦主要以传输内容研究、传输效果研究和叙事传输机制研究[42],对于内容叙事研究似乎只停留在内容分析上[43],在叙事传输层面开展的研究较为缺乏,因此本研究将旅游日记的内容叙事分析与半结构化访谈结合使用,进行相互论据和内容元素补充,为本研究目的地选择和研究目标的意义进行更有效地建构。
本研究将叙事素材类型聚焦到案例分析的16份日记文本的128段旅游日记中,将样本的姓名和归属打乱,匿名进行分类和故事轴的构建,在分组编码的过程中进行故事发展顺序的关键词标注,遵循拟剧理论中的故事发展叙事的线性结构[44],流程分别为:前言、引入、起因、经过、矛盾冲突、矛盾解决、结果、后续等,完成故事脚本的框架构建,最后结合案例分析的编码,完善和优化理论模型。图 1为本研究采用目的地内容叙事结构流程。
本研究以跨个案的叙事分析对赴泰旅行的16名中国“同志”游客进行旅行日记的文本数据汇总与分析,为了验证样本的有效性,本研究邀请了其中3位“同志”进行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完善和优化样本中所建构的初步范畴和构念。对于“同志”游客的身份认同,并不是生理上的一个意义,而更多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构建的社会意义[45],“同志”身份认同与“同志”空间(实体或者虚拟的团体组织)息息相关[19],而具身体验肯定了身体运动、感觉和情绪作为个体的核心所在,身体与认识自我和感官体验紧密联系在一起,具身体验更关注身体与特定时空和环境的互动,是生物性和社会性的身体共同作用的结果[46, 47]。因此对于中国“同志”特定的细分人群赴泰旅游体验的实现路径通过生物性(具身感知)与社会性(身份认同)的联动和共同作用才能完成,所以研究旅行者的旅游日记的叙事结构和半结构化访谈的具身体验成为本研究的基本内容。随着旅游的时间推移,本研究中“同志”旅游团的个体参与项目的雷同和旅游中产生的疲劳,导致16名中国“同志”游客受访者的旅游日记的内容形式会越来越短和相似,因此,本研究根据旅游日记的叙事结构将样本中的中国“同志”的身份认同与具身体验响应分为具有过程性的五个阶段,并结合文本进行叙事分析。
4.1 身份认同的犹豫不决与身体期待——出行准备的心理建设在旅行日记M1—M16中有样本提及到出行前的心理与身体的期待。结合旅行日记和后续的半结构化深入访谈,出行前的样本和受访者“同志”的心态有以下两个情境:
情境一:确定自己在旅行中的身份可以临时转换,已经提前做好当地LGBT的酒吧、游行日程等攻略。如M3的旅游日记片段所示:我作为一家垄断国企产品运营师,平时工作乏味,什么都得中规中矩、按部就班,已经厌倦了这种在职场上隐藏自己的现象,现在总算能有年假去泰国玩了,我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和男朋友一起自由自在的游玩,不需要任何约束,我们查了很多在清迈的“同志”按摩和SPA店,曼谷应该会更多,很期待。根据半结构化深度访谈的受访“同志”的逐字稿,身份认同的临时转换得到了大部分的赞同,大多数受访者表示自己可以接受身份认同的临时性的转换,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观念规则,“同志”的身份比较敏感,当临时性到达一个开放包容度较高的国家,原来隐藏的身份可以得到临时转换,但是这种转换并不代表“完全出柜”。在受访者的深度访谈中还发现,单身与非单身的“同志”在确认身份临时转换和攻略提前准备上有着明显差异,单身的“同志”由于是独自旅行,住宿单人房,在身份临时转换更自然和毫无忌讳,如M7的旅行日记片段所示:团里很多都是成双成对的,对于单身的我得安排好夜生活,到酒吧去各种邂逅,我得选一些亮色系的T恤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吧。我也做好了曼谷的“同志”酒吧的地址列表,到了晚上10点以后一个个去打卡,看看哪个更热闹。
情境二:对于身份认同犹豫不决,但是对出行充满身体和心理的期待,更乐意组团前往体验。在旅行日记的编码过程中,本研究发现很多旅行日记表达了对身份认同的犹豫,同时也表达了对出行的期待和遐想。如M3的旅行日记片段所示:听说那边的按摩很便宜,也有同性按摩,好像很爽的样子,我很想体验,但是去那种地方不太好吧,会给人看出来是“同志”吧,但是去正常的按摩店能遇到“同志”按摩吗?看了很多公众号推送,如果是自己去不太好意思的,最好能两个人结伴去。结合受访者的一些访谈,部分访谈者表达了初次赴泰的一些顾虑,如G3所述:这是我第一次去泰国旅行,之前在网络和自媒体看到太多泼水节“同志”集体赴泰参加聚会游行的内容,我感觉这很容易被曝光,我在事业单位工作,如果我在参加游行或者聚会被拍下来国内的人看到会影响很大吧,很可能工作都丢了。但是我又觉得如果去了后不参加这些活动那就感觉少了很多乐趣。据G1、G5、G6受访者回忆到,这种身份认同与预期旅游体验存在着潜在的矛盾,他们需要在出行前做好相关的心理建设,但这都是第一次赴泰旅行的受访者的体验,对于出行过二次以上的受访者则很少纠结于身份认同与预期体验的矛盾。
本研究观察到,出行前作为赴泰旅游的动因的背景前提,受访者做得最多的动作是自我抗争,力求心理平衡,也就是身份的自我认知与预期对应的旅游体验的平衡,比如追寻作为“同志”的赴泰旅游特殊独到的体验。在随着出行时间的推进,他们会逐渐有个心理接受和建设进展的确认[3],开始关注和期待到旅游体验。
4.2 身份认同与身体体验适应——沉入体验的沉浸随着受访者和样本者陆续到达旅游目的地,异地的视觉感官体验的刺激、气温的触觉的变化、开放包容的全新的社会环境的引导下,他们之前的戒备心和担忧都得到缓解和消除,逐渐进入到旅行的佳境,根据样本的旅行日记和受访者深度访谈,这个阶段属于体验的沉浸期,此时出现的过程主要有沉浸、不自觉接纳认同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沉浸:据旅行日记的M3所示,他们相似的日记片段如下:刚下飞机就觉得闻到了很好闻的香薰,随着气候的炎热和热带植物的变化以及色彩斑斓的寺庙建筑,我几乎打消了之前的想法,我只想坐下来大吃一顿,喝一杯鲜榨果汁,吃一碗芒果糯米饭。我不由自主地去匹配我之前做好的攻略,比如清迈的佩塔门、boots药妆店、美萍河、尼曼路、清迈大学,对了,还有女子监狱按摩店,这些我都要去的(M12);这里真的很好啊,和攻略上一模一样,天好蓝,空气中弥漫着好闻的香草味,我要买的香薰皂和精油在周六夜市一定能找到吧(M14)。此时受访者的关注点在于记忆中的攻略与现实的匹配上,属于具身模拟现象[32],此时的沉入体验是一种具身模拟,通过记忆中的印象去实地模拟身体感知和决策,这种沉浸阶段让受访者暂时忽略了身份认同的存在,他们的体验与一般游客无异。
第二阶段为不自觉接纳与认同:随着旅行的时间的推进,各种项目的体验完成,受访者的具身模拟也逐一完成,此时他们体验完成一般游客的项目,对于属于内心自我身份认同的相关体验有了好奇和期待,如M12的旅行日记所示:清迈真的很小啊,该玩的都玩过了,现在好想去“同志”酒吧或者“同志”桑拿,一天玩下来很劳累,如果能彻底放松下会更好呢。
综上所述,该阶段属于沉浸体验中的不自觉自我认同与接纳,受访者和样本者在完成常规旅行的内容后,唤醒了作为身份认同的旅游体验的探寻,所以对于“同志”空间存在的桑拿、酒吧、度假村SPA、私人项目等都有了强烈的吸引物的需求。此阶段属于叙事结构中的故事过渡过程[3],具有承上启下的驱动作用。
4.3 身份认同与具身体验的挣扎——冲突的出现与演化随着旅行的日程的实施,地点的转化,根据样本者和受访者的旅行日程,第三阶段不可避免地到来。在时间上,样本者的赴泰旅行行程过半,而受访者的旅游经历上看属于中间阶段;空间上,样本者的旅行地切换到泰国首都曼谷,对于LGBT元素更多、开放包容性更广、以LGBT设施更多的曼谷来说,此时样本者和受访者的访谈内容数据进入到冲突的出现与演化阶段,依据样本者的旅行日记并结合深度访谈逐字稿,具体的冲突的出现到演化有两条分叉路径,身份认同与具身体验的冲突一条走向了全身心身体体验与精神满足的结果,一条走向满足了基本好奇心但未完全满足身体需求的结果。
通过样本者的旅行日记,产生的冲突主要为意识形态与行为的冲突,具体情境与对应的因素标识如下:
据M3的日记所示:我男朋友居然想去大名鼎鼎的男孩街(boy street)他都有我了为什么还想去?我是不想去,那边那么多人万一遇到熟人不是很尴尬?我觉得我们一起去参加水灯节活动就很幸福了,去这种都是“同志”酒吧的街上有什么好去的?一定要让别人知道自己是“同志”吗?同样有类似反馈的访谈逐字稿G5所示:我真的不敢去“同志”按摩店,进去的话那种被目光直视的感觉真的很不好,我也不知道里面干净不干净,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玄机”,听攻略说按摩师会在按摩期间提出“增值的性服务”的报价,那不是很尴尬?那我宁可去普通的按摩了。M2的旅游日记从侧面反映了冲突的根源:不可描述的“同志”按摩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意外,语言也不通,价格定价也不透明,一切都是与按摩师协商,我感觉很尴尬,有点像购买性服务的感觉,这种感觉让我不自在。对于上述的冲突,在检查旅行日记的结果和访谈的复盘的过程中,本研究发现整体的体验结果演化为两条路径,一条为克服完成的路径,如M1的旅行日记所示:我还是走进了一家“同志”按摩店,由于是一个人,刚开始很紧张,说话也哆嗦,但是按摩师长得很帅,是我喜欢的类型,我选择了1500泰铢的全身草药包+精油spa,很舒服,手法也很好,最后给了按摩师1000泰铢小费,这是一次完美的“同志”按摩体验。如G4的访谈逐字稿所示,他认为性旅游在LGBT群体中的吸引力是比较大的,因为在国内性旅游是不合法的,也是被忌讳的,是被道德谴责的,而在泰国,同性性行为和婚姻都是合法被支持的,到了泰国完全是一种全新的性的开放和体验,他以“同志”的身份去一些开放给LGBT的SPA度假村,得到了尊重,也选择了适合自己的套餐,完成了身份转换,让感官感受获得了释放。相对的,另外一条为克服失败的路径,如M3的旅行日记所示:我和男朋友最后精挑细选选择了一家知名的网红SPA中心,我们选了单独的一个房间按摩,两位中年男子为我们做SPA。他们的手法的确很老道,服务态度也很好,但是按摩的过程中我总会想入非非,感觉少了一些什么,而男朋友在边上我也不方便多想什么,总觉得来之前看的那些攻略都作废了,在按摩期间按摩师也没提出所谓的“增值付费服务”他们只是兢兢业业完成按摩后,就离开了。最后我给了一人100泰铢小费,尽管觉得身体被放松了,但是总有一点怅然若失的感觉。类似的,G5的深度访谈记录中,关于具身体验与情绪的关联,他认为是身体感知决定了情绪。G5是跟着朋友一起去曼谷旅行,随行的朋友都选择了“同志”按摩,只有他选择了足浴SPA,当按摩后大家一起回来的路上,他听到随行的朋友讲到“同志”按摩店的体验后,内心又唤起了对“同志”按摩的好奇心,但是由于存在一些观念的阻抗,他无法真正有勇气去尝试,导致具身模拟未完成。
4.4 身份认同的强化与身心倦怠的调节——认同传递和疲劳抵抗随着旅行的观念冲突和冲突解决,很多受访者和样本者出现了旅行倦怠的现象,根据样本者的旅行日记来看,在旅行后期,大多数样本日记提及到水灯节游行和聚会这一高频词,对照半结构化深度访谈的逐字稿,本研究发现,受访者提及频次最多的案例就是泼水节(节庆因素)。在赴泰旅行的后期,受访者和样本者都有部分进行了具身障碍的移除和身份认同的加强,具体体现在参加节庆游行和聚会的积极性和参与度上,如M3的旅行日记所述:在最后的行程中刚好是曼谷“同志”游行日,水灯节的聚会,我和男朋友手拉手参加了这次游行,刚开始在游行队伍里,我还不敢牵手,比较机械式地行走,但是看到周围不同肤色的人,穿着彩虹装,摇着彩虹旗,各种人的面色都充满了骄傲和自豪,加上路人投来羡慕和支持的目光,我就很大胆地牵起男朋友的手,一起在游行队伍里行走,这种感觉是第一次,也是我第一次觉得原来作为“同志”,是那么的幸运和自豪。而G5回忆起自己在泼水节的一段经历也叙述到,前面几天他并未完全放开,不敢去尝试新的东西,对于一些过于新潮的事物,成长于军人家庭的他采取的是回避和拒绝,但是内心的他渴望做真正的自己。在泼水节的那几天,同行的朋友带着他参加了游行,也去了W酒店入住了几天,在大街小巷参加泼水节的系列活动,他表示自己的防备心和警惕心被放下了,全身心地投入到这次泼水节旅行中,甚至有外国男生问他的性取向的时候,他能毫不犹豫地回应:我是“同志”。——这相对于成长于原生家庭管教严格的他是从来不敢想象的。除此之外,还有M5、M8、M9在旅行日记中提到在旅游审美疲劳和身体疲劳到来之时,全身心参与到节庆活动,与更多的志同道合的人互动,能向内心传递更多正能量,获取更高层次的旅游体验,那是一种内心和外界能保持高频率互动的具身体验。
4.5 身份认同的收敛与具身感知的舒缓——展望和回味当本研究聚焦到16份旅行日记样本的最后一篇日记中,同时结合深度访谈提纲中的出游后身份认同的相关访谈逐字稿,发现没有其他新的构念和范畴出现,因此本研究的样本达到饱和。在叙事结构最后一个流程,本研究通过旅行日记和深度访谈提炼出身份认同的收敛与具身感知的舒缓环节。
当旅行结束,受访者和样本者都要回到原来的生活轨迹和日常空间,此时内心情感是多样复杂的,一方面因为旅游依恋对于旅游目的地的经历感到依依不舍,对没有完成的体验感到惋惜,另一方面对在泰国无拘无束的身份转化的感受的自由度的释放的怀念,也对下一次赴泰旅行充满期待,综合样本者的旅行日记,主要有四个驱动因素,如M7的访谈记录所示:还是要离开泰国了,这五天四夜显得有点短,很多项目还没来得及好好体验,又要回到国内的996的工作制度了,也要继续隐藏自己的“同志”身份,期待下一次的年假。结合半结构化深度访谈,G2和G6表达了具身结果感知舒缓的两大变化,G2表示他会再一次来泰国,他认为只有在泰国才有更多的思想和行为的自由度,可以真正做自己,进出LGBT场所,这对高校辅导员的他来说,在国内是绝对不可能公开的行为,但是他认同身份是需要切换,毕竟两个国家同属亚洲但是社会发展和文化差异较大;而G6表达了赴泰旅行对于身份认同和自我认知有着较强的推动力,他认为身份认同与具身体验有着紧密的联系,认同的程度与具身模拟的程度有着关联,而具身模拟是否成功关系到具身体验。综上所述,在最后回归阶段,受访者和样本者都遵循身份认同收敛—具身感知舒缓的规律,这是叙事结构中的尾声也是一个故事的叙事终点。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对于身份认同和具身体验进行叙事性理论模型建构,提出在中国“同志”赴泰旅游过程中,在时间、场景、空间等情境下身份认同的变化及对对应的具身体验的过程性变化,具体结论如图 2所示。
该身份认同与具身体验叙事性空间建构基于因果式过程性叙事流程,通过每一个流程的内容编码和范畴提炼,挖掘每个范畴的逻辑关系,构建通过相关关系,纵轴线以叙事机构—情境—流程建构—响应对策为参照,主轴线以旅行日记的叙述故事主线为参照,以半结构化深度访谈为饱和度检验和验证完善,证实了中国“同志”赴泰旅游中身份认同与具身体验存在叙事性建构空间,提供了身份认同—具身体验的转化导向路径,中国“同志”游客通过该路径进行自我认同的调整,适配对应的身体感官体验和身体的社会学情境。
5.2 讨论(1)本土化性少数人群(性少数人群指LGBT,下同)旅游心理与行为研究贡献。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上,“同志”的身份认同是与主流观念相冲突的,当空间发生短暂性迁移,旅行的空间发生变化,“同志”通过身份认同完成旅游体验的具身性实践。本研究的跨个案中,个体通过不断的自我叙事和反思进行自我反省和探讨来完成身份认同的变化和具身体验感知的迁移。对于细分人群中国“同志”游客来说,在进行自我叙事的过程中,身份认同得到确认,通过在旅行过程中与具身体验的统一和融合,结合不断的自我反思,找到符合自己的具身性体验的实践,减少旅游体验阻抗,提升旅游具身体验的感官感知。因此,中国“同志”赴泰旅游成为一种个人身份认同、确立身份而探索具身体验的动态过程的叙事空间建构。
(2)叙事分析法在性少数人群旅游研究中的方法论贡献。身份认同与具身体验的响应关联通过定性研究中的叙事分析法能够将每一个阶段和过程中的关键节点进行逻辑关系的探寻和梳理。本研究通过旅行日记样本按照流程和阶段进行过程性叙事分析建构,剖析中国“同志”赴泰身份认同的阻抗及加强等促进因素对于赴泰“同志”具身体验的响应影响与关联。结果发现中国“同志”赴泰身份认同与具身体验响应符合叙事性建构的过程,“同志”在旅行中的具身体验有身体放松、逃离原来的惯常环境和个人的心理和身体满足等[19],在响应身份认同的叙事建构过程中也是中国“同志”在完成赴泰旅行的自我需求满足的前提下自我叙事空间建构的过程,这种叙事性的自我建构既是个体不断自我反思、完善的过程,也是自我具身体验提升的主观空间的建构过程。本研究所提出的中国“同志”身份认同与具身体验响应的叙事建构方法论能够结合性少数人群的细分市场,在特定传统文化差异下的场景中拓展和深化相关研究内容。
(3)中国“同志”赴泰旅行的身份空间动态决策过程。中国“同志”赴泰身份认同与具身体验的过程在每个阶段的情境都有所体现,从身份临时转换到不确定性期待的情境体现了中国“同志”赴泰前身份认同与具身体验的脱离与淡化;到了泰国后的沉浸式体验与不自觉接纳与认同,凸显中国“同志”赴泰旅行过程中身份认同与具身体验的融合和交织,这体现了“同志”游客对于旅游目的地的选择的驱动因素包含远离社会限制和自由表达身份认同的权利[48, 49]。这些过程性动态变化构建了中国“同志”赴泰旅行的临时性身份认同与具身体验的叙事性空间,而中国“同志”在该空间中生产和进行身份认同的身体展演和实践:在遇到身份认同与具身体验的冲突时,中国“同志”会遇到各种因素的阻抗,若阻抗被克服,中国“同志”能全身心享受具身体验,若阻抗未被克服,身心体验的满足将会受影响;当身份认同被强化,中国“同志”开始主动应对倦怠调节时,此时中国“同志”的身份认同与具身体验的和谐性达到最大,在该阶段中国“同志”能够主动移除具身障碍,自我加强身份认同,自主调节身心倦怠;旅行的末期,中国“同志”能主动进行身份认同的收敛与具身舒缓,通过展望和回味来实现自我建构的复盘和反思。上述结论回应了Hahm、Ro和Olson[49]在2009年对“同志”集体自尊与行为意愿的研究结果:集体自尊会正向影响行为意愿,存在集体认同通过LGBT活动层面和社群层面进行展开。因此,中国“同志”赴泰旅行的自我空间存在动态性,在不同的旅游过程中,具身体验也是动态的,并随着身份认同的程度和强度发生变化。
(4)中国“同志”旅游身份空间的规训。基于样本叙事分析的结构,针对流程建构和情境的相关过程,本研究聚焦了中国“同志”在身份认同与旅游具身体验的相关对策,在赴泰旅行前,中国“同志”应对自己的身份做临时确认,让心理建设完备,准备心理期待,为赴泰旅游提供心理预期和身份确定预期,此时部分中国“同志”不愿意进行身份披露,他们选择在旅行中隐匿自己的身份,以匿名的形式进行旅游场景的存在[50];在赴泰旅行过程中,结合个体自身的状况(单身或非单身)进行旅游决策,积极主动消除因为文化或者非惯常环境引起的负面情绪,主动认同相关文化以全身心投入的适应为驱动力;在遇到身份认同的阻抗时能够及时识别,应对阻抗,减少对具身体验的影响;在遇到旅游倦怠和审美疲劳时建议识别具身障碍,移除具身障碍,主动调节旅游倦怠和疲劳。在旅行结束时能够及时调整自我,回归并切换身份。该结论也响应了Hahm等人[49]关于在旅行中“同志”自我认同的身份部分创造、暂时确认和改变。
(5)性少数人群旅游身份权力的觉醒。以整体的结论框架来看,叙事结构、情境、流程建构、响应对策基本将中国“同志”赴泰旅游中的身份认同和具身体验的动态变化过程体现出来,通过不同阶段和发展阶段,在“同志”节庆旅游视域下,中国“同志”个人的自我认同和对社会保守传统标准对抗的意识与西方“同志”的情况是基本一致的,但与西方“同志”游客最大的不同便是身份认同与主流文化的关系处理方面,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边缘的性少数人群的身份与主流文化存在很大程度的协商、服从甚至是妥协,而不是类似西方石墙运动争锋相对的关系[51],而中国“同志”游客赴泰过程也是自我文化身份空间构建的过程,这种暂时的旅行空间是“同志”身份展演的平台,也是构成当地特定空间的亚文化的补充[52-54],是促使中国“同志”为什么离开自己的常住地在泼水节等节庆前往泰国旅游,这种节庆旅游属于在“同志”游客中来表达身份认同的机会点和时间点,也是自我权力和身份认同强化的关键点,在文化相对保守和传统的亚洲,对于权力和身份认同的觉醒,在中国“同志”中起着较为关键的作用,这种觉醒是一种自我归属感的构建,用来在社会环境上进行自我的重新定义,也是一种情感纽带,来连接“同志”社群和节庆游行等这些固定社区活动的纽带,这些情感纽带能带来情绪的变化会影响旅游具身体验[48]。
(6)泰国作为中国“同志”旅游心理与行为研究的地理社会学建构意义贡献。本研究选择中国“同志”游客作为研究对象,又选择泰国作为案例地具有较高的情景适配性:中国“同志”游客由于东方文化的影响,在“异性恋规范性”这一宏观背景作用下对身份的体验和表达受到主流社会规范的影响,而泰国作为亚洲对LGBT最友好的国家,尤其在“同志”游客的细分市场领域已投入较多的节庆资源和旅游设施来提升泰国作为“同志”友好旅游目的地的标签打造,因此,中国“同志”赴泰旅行与泰国的细分人群市场开发和打造息息相关,对“同志”游客的开放度和容忍度也是关键因素,泰国给予中国“同志”游客一个全新的身份认同与具身体验的内在空间的暂时性构建,从该情景上看,中国“同志”游客赴泰旅行具有一定的情景特殊性,该特殊情景有别于西方“同志”游客,也有别于其他性取向的性少数人群游客。中国“同志”游客在泰国旅行中所建立的暂时性身份认同与具身体验的叙事性空间是对泰国本土旅游身份空间的改造和利用,实现中国“同志”集体文化的塑造[51]。因此,中国“同志”游客赴泰短暂的身份认同与具身体验的空间建构也推动了中国“同志”游客从行为向身份的转变,促进身份的“虚拟”空间生产到现实中的“同志”旅游社区的形成和壮大,为进一步以中国“同志”的性别身份认同为基础的走出中国的旅行运动的“流动”范式出现创造了可能[52]。
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性,在受访者样本方面,虽然16份旅游日记内容作为本研究的叙事分析的样本响应了中国“同志”游客赴泰旅游的身份认同与具身体验叙事性空间建构,但样本的数量和其他可能存在的样本变量特征的限制并不能代表该叙事空间建构存在的普遍性和适用性;在研究议题方面,由于话题的敏感性,在与“同志”群体进行访谈的过程中,难免会造成受访者产生阻抗,这种阻抗来自自我保护也来自一种对自我隐私的拦截。因此,研究者的“身份”局限性可能会影响到访谈结果的完备性和齐全性。后续LGBT等相关研究可以尝试将一些“同志”研究者加入到研究团队,更完整地引出受访者的“故事叙述”和“真实的自我表达”;另外本研究的研究结论只适用于中国“同志”游客,对于其他性少数人群如女同性恋的旅游心理与行为研究并不适用,因此在本研究中单一聚焦到中国“同志”而对于其他性少数人群的探讨未进行涉及,未来可通过LGBT性少数人群的横向分组进行对比研究,探索LG-BT人群在身份认同与具身体验内在机制的形成差异和驱动过程。在研究方法方面,尽管本研究最大程度以事物发展顺序的叙事结构对旅游日记和访谈记录进行编码,也通过六位有赴泰旅游经历的“同志”志愿者访谈者对旅游日记进行资料三角形验证,研究者也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参与到叙事空间的建构,但本研究的方法论偏向形式逻辑论证,缺少具体的编码过程和编码的一致性检验,因此研究方法的精准度和匹配度也成为本研究的论证方法的不足,研究者对于被研究者的意义建构的论证依据缺少较为明确的过程推导。另外,本文仅以中国“同志”赴泰这一案例来探讨身份认同与具身认知可能会有失全面。其实在“同志”旅游目的地,很多其他的目的地对“同志”来说也是一个吸引目的地,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只能适合阶段性的,需要更多经验研究的支持,更理想的比较研究不仅仅是跨个案,更多的是多案例多目的地的研究。未来的多案例的研究成果,与多个案的研究成果相结合,拓展和深化中国“同志”的旅游体验和休闲研究。
注释:
① “同志”作为学术研究中的称谓最早来源于(Chou,2000);后续成为男同性恋人群自我认同身份,本研究采取“同志”游客作为研究对象的界定,使用“同志”作为学术概念主要原因有:1.遵循民族志研究的学术规范,采用研究对象本身使用的术语;2.尊重研究对象的需要,“同性恋”一词有固有的病理学内涵和负面的社会意义,曾遭到同性恋者的反感(魏伟,2005)。
② 中国“同志”的概念界定为护照颁发的国籍一栏为中国、长期居住在中国的“同志”游客。调查研究中所有的被调查者都为国籍为中国、长期居住在中国的“同志”游客,该概念界定限定了本研究对象,对挖掘亚洲“同志”游客的旅游行为与心理做了较为明确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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