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下文简称新冠疫情）作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对社会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冲击，它不仅影响了人们日常生活与交往方式，还改变了原先固有的做法，形成新的行动策略和社会关系^[1]。相对于民族国家的核心区域而言，“无边界的世界”使国家边界变得更易渗透和多孔^[2]，而新冠病毒高传染的特性又容易造成跨国界传播，这些因素使边境地区的新冠疫情防控形势错综复杂。为有效遏制新冠病毒传播，世界各国采取了严格的边境管控措施，边境管控成为确保人民生命健康和国家安全的主要政策工具^[3]。新冠疫情大流行促使日益开放的国家边界重新被关闭或制造了新的“国家边界”^[4]，大量区域、国家内部边界也被建立起来^{[5, 6]}，如趋于一体化的欧洲内部边界正日益安全化^[5]，这反映了边界的动态性、多尺度特征^[7]。尽管边界学者普遍意识到边界是流动、关系、运动的实体，单一以国家为中心的边界思维存在缺陷^[8]，但批判性审视边界的多尺度拼装和组合的运动过程仍然被忽视。Jussi提出边界的多尺度生产特征，认为边界不仅是单一国家政治的创造物，还是由多重边界过程和实践维持的复杂和动态的多尺度实体^[7]。这启示边界研究不能狭隘地集中在边界本身，也不能简单将边界看作国家的边缘，而是应充分揭示国际、国家、地方不同尺度的行动者围绕边界寻求资源和机会并形成关系网络的过程^[9]。当前多尺度的边界研究主要关注外向性边界（以边界外部化为主要特征）被塑造和影响的过程^[10]，忽视国家、地方尺度之间互动对内向性边界（以边界内部化为主要特征）的影响，尤其是对于近乎内向性的中国边界的尺度化过程很少给予必要的关注^[9]。

尽管新冠疫情在我国基本得到了有效控制，但由于空间区位差异，不同地区面临不同的疫情防控形势从而形成了差异化的防控措施^[11]，而这种差异化主要表现在核心—边缘的空间结构上。云南瑞丽作为与缅甸政府实际控制区接壤的边境重镇，一直有大量缅籍务工人员频繁地进行跨境流动^[12]。同时，由于没有天然屏障，便道较多，两侧边民可自由跨境往来，这些均增加了瑞丽新冠疫情防控的难度，也促使不同尺度的多元行动主体围绕边境疫情防控进行了网络式的互动与实践，形成了典型多尺度生产的边境疫情防控网络体系。边境疫情防控网络体系的形成表征为去边界（消除或弱化物质边界的过程）、再边界（重新建立或巩固人、物边界的过程）的混合过程，本质上是不同尺度实体划分边界空间进而引导不同行动主体围绕边界空间进行话语表达和尺度实践的过程。这种尺度化过程将尺度的物质生产和行动者的话语、实践结合起来，有效地避免了尺度泛化^[13]和过度物化^[14]问题。本文通过建立尺度本体—尺度隐喻—尺度实践的分析框架以解析瑞丽边境新冠疫情防控中去边界、再边界的社会实践过程，充分展示了我国新冠疫情防控中多元行动主体维护国家安全的负责任态度和无私精神。这有利于形成新冠疫情防控的中国经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有利于检验尺度概念化框架在边境新冠疫情防控中的应用效果和促进中国化的边界和尺度研究。

尺度一直是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最初被认为是地图影像距离与实际对应距离之间的关系或某一具体的区域范围，随后被广泛应用于空间科学^[15]。20世纪80年代以来，尺度被理解为资本主义实体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不同范围和层级^[16]，尺度本身被认为是前定的现实物质实体，是先于社会空间生产活动的平台^[17]。对不同空间尺度进行经验研究实质上是坚持尺度本体论（theorizing scale），即立足于尺度本身，承认差异、不同等级的尺度对社会空间的影响，接受社会生产活动对尺度的形塑。当前对欧盟一体化进程、城市群空间重组^[18]等关于尺度重组的研究尽管承认尺度是更广泛的社会过程的产物，但仍然将社会作用的尺度看作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20世纪90年代后，后结构主义的兴起挑战了传统政治经济学对尺度过于物化的崇拜，主张通过特定社会实践和话语进行尺度的认识论建构^[19]，关注不同行动主体为获得特定目标和优势所使用的表达手段或政治策略^[20]。这种转变实质上是从关注尺度本身转向对行动者的关注，更加注重行动者的话语表征和社会实践^[21]，形成尺度隐喻^[22]（rhetorics of scale）、尺度实践^[23]（scales of praxis）新的内涵。

尺度本体、尺度隐喻及尺度实践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尺度本体是前提和基础，尺度隐喻和尺度实践是发展和深化。单纯进行尺度本体分析缺乏行动主体的参与，很难清晰解释尺度变化的过程^[24]；单纯进行尺度隐喻或尺度实践分析缺少实体尺度支撑，忽视了尺度的物质生产过程并加剧了尺度概念的泛化^[25]。MacKinnon提出了“尺度的政治”（scalar politics）概念以将尺度的物质生产与话语、社会实践结合起来^[21]，本文借鉴了这一概念并建立综合的尺度概念化框架（图 1）：尺度本体—尺度隐喻—尺度实践，从而形成尺度分析的完整路径，以对瑞丽边境疫情防控进行有效分析。

图 1(Fig. 1)

图 1 尺度概念化框架 Fig.1 A Framework for Conceptualizing Scales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使边界在国家疫情防控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4, 5]}，不同尺度主体对边界的主观认知和策略实施关系着疫情防控的成效。总体上看，世界各国对疫情防控采取的边界措施和执行力度存在多样性和差异性^[11]，但主要可分为边界外部化和边界内部化两种倾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到全球化和地缘政治事件影响^{[26, 27]}，西方以国家为中心的边界观受到极大的挑战，边界被看作是一个关系的、动态的，由不同行动者进行社会建构的过程^[28]。社会建构的边界将研究焦点转向边界管控与难民危机^[29]、边界外部化与边界军事化^[30]、边境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与地缘政治想象^[31]等方面，这些均体现了西方外向性的边界（所执行的边界政策、措施都是向外的，主要表现为建构物质边界，本质是构建排斥性边界的过程）性质^{[32, 33]}。外向性的边界特征加剧了西方国家在疫情防控中无法有效实施边界内部化策略从而导致国内疫情蔓延的混乱状况。民族国家的主权属性决定着围绕外向性边界进行的所有政策、措施均是服务于内向性边界（国家机构、个人对内部边界的塑造，主要表现为实现物质边界、人的边界之间的平衡，本质是构建凝聚性边界的过程），这需要对内向性边界的变化过程给予更多关注。

与西方以外向性为主的边界显著不同，中国边界更多表现为内向性边界：浓厚的政治边界和灵活的日常边界相辅相成，物质边界和人的边界互相作用，即政府、市场、社会、边民多方行动主体共同塑造着边界化的过程。边界化的过程包括边界建立、去边界、再边界3个典型阶段^[27]，不同阶段之间存在相互交叉的关系，受到不同尺度主体性质和意志的制约^[28]。边界化的过程伴随着尺度化的过程，尺度化的过程产生去边界、再边界的结果^[34-36]。结合前文建立的尺度本体—尺度隐喻—尺度实践的尺度分析路径，尺度本体揭示疫情防控中物质边界的建立过程，尺度隐喻揭示疫情防控中物质边界的削弱过程，而尺度实践揭示疫情防控中人的边界的建构过程。运用尺度概念化框架分析中国西南边境新冠疫情防控实施过程和效果，不仅在理论上建立长期被忽视的边界与尺度之间的关系，还揭示了中国内向性边界的实践过程。

瑞丽市，隶属于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南部（23° 38' —24° 14'N，97° 31' —98° 02'E）。其东连芒市，北接陇川，西北、西南、东南三面与缅甸山水相连，村寨相望（图 2）。瑞丽是中国目前唯一按照“境内关外”模式实行特殊管理的边境贸易区，拥有中缅人口、货物跨境流动最大的口岸，也是“一带一路”辐射东南亚的关键节点。独特的地理位置促成了瑞丽成为对缅跨境流动最为频繁的区域，也加剧了瑞丽边境地区偷渡、走私等非法跨境现象频发，给边境管控造成了较大压力。为有效管控边境，瑞丽设有瑞丽、畹町口岸维持正常的跨境流动，并建立瑞丽、畹町、银井边防检查站和数十条边民通道查缉点，组成了边境管控的强大屏障。

图 2(Fig. 2)

图 2 瑞丽市区位图 Fig.2 The Location of Ruili City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是我国当前疫情防控的主要政策，瑞丽作为西南边境的前沿，成为阻止“外防输入”的关键地区。各级政府向瑞丽边境转移大量资源，重要通道被设置新的疫情防控查缉点，边境沿线被重新架设铁丝网，大量新的“国家边界”被建立和巩固。同时，对抵边村寨、内地进出边境地区执行封控管理和严格筛查政策，边境管控从边境一线内移到沿边村寨和内地城镇，大量“次国家边界”被建立起来。不同层次边界的建立是不同尺度实体应对边境疫情的产物，反映了尺度实体的物质生产过程。尽管瑞丽通过兴建大量物质边界增强了抵御外来病例输入的风险，但由于频繁的跨境活动，瑞丽仍然出现了本土新冠肺炎病例传播的现象。为遏制疫情传播，瑞丽各级部门、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投入到疫情防控之中。如边防检查站通过树立边防女警“舍小家顾大家”服务人民的奉献精神鼓舞了边境居民的抗疫热情，瑞丽政府发起为在瑞缅籍人员免费核酸检测行动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政府部门积极运用尺度话语宣传，消除了人们精神边界的隔阂，进而巩固了不同层次的物质边界。相对于垂直尺度的各级政府，以边民为核心的横向网格防控尺度塑造了更加坚固的“国家边界”，对打击偷渡，抵制外来疫情输入有关键作用。

本文主要采用网络文本分析和网络式访谈两种研究方法。具体思路是首先使用网络文本分析法对官方网络媒体文本进行话语分析，得出多元行动主体围绕疫情防控的话语表达与行为动机。然后与瑞丽边民、跨境贸易商等进行电话、网络语音、视频交谈，获得瑞丽当前涉及新冠疫情防控的各类事件陈述。将访谈资料整理成文字，与网络文本分析结果进行对比、验证，得出客观真实的疫情防控资料。最后根据获取的疫情防控资料，结合尺度概念化框架，对瑞丽边境疫情防控进行尺度分析。

由于边境地区形势复杂，政治敏感性高，边境管控又涉及多方行动主体，不易获取承担边境管控主导者—政府部门的访谈资料。但通过官方媒体宣传性文本资料可获得政府部门的话语表达和意图，因此本研究采用网络文本分析法分析边境疫情防控具有适宜性和可行性。网络文本分析法是通过提炼网络文本主要观点以开展相关主题研究，主要是通过识别目标文本中的关键特征，将非结构化的文本信息转化为结构化的定量信息并用数学统计方法加以描述^[37]。包括对网络文本进行分词、词频统计、相关性、情感倾向的功能分析和在高频特征词分析结果基础上进行的语义网络分析两个方面，最终找到反映文本特征和规律的资料并进行合理预测。网络文本分析法可对文本或有记录的传播事件进行分析，并能有效克服定性研究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通过以德宏州各级政府运营的微信公众号、网络报刊等网络媒体文本作为研究样本，采用ROST CM6文本分析软件对瑞丽疫情防控的文本数据进行挖掘，最终识别多元行动主体的话语表达和关系意义。

选择瑞丽市“中国传统村落”银井村、喊沙村各4名村民，边防警察、村干部各2名，定居瑞丽市的跨境贸易商人4名（表 1）进行网络式交谈。访谈对象居住区域涉及边境村寨（银井村、喊沙村）、边防查缉点（喊沙边防查缉点、银井边防检查站、瑞丽边防检查站、畹町边防检查站）及贸易口岸（姐告口岸、畹町口岸），这些区域均是疫情防控的关键节点。先后于2020年3月6日、5月6日、9月16日及2021年3月2日4次进行电话、微信视频专访，每次时间不少于4个小时。期间陆续通过微信进行不定期，短时间、多频次跟踪问询。

表 1(Tab. 1

表 1 访谈样本的人口社会经济指标 Tab.1 The Socio-economic Demographic Indicators of the Interview Sample

表 1 访谈样本的人口社会经济指标 Tab.1 The Socio-economic Demographic Indicators of the Interview Sample

与银井村、喊沙村村民访谈主要涉及边境疫情防控下村落的常规做法，村民的权力、义务及对疫情防控的看法，村民与镇政府、边防派出所之间的互动过程，疫情防控对村民日常生活的影响等议题。与跨境贸易商访谈涉及瑞丽市各级政府在疫情防控期间的主要措施，边境口岸管理政策及对跨境贸易商群体的影响，对边境管控政策的看法等议题。与边防警察及村干部访谈涉及边境管控政策、具体措施、与群众的互动关系等。整个访谈期间均在知情人同意下进行录音，后续转文字处理，共整理4个报告，3万多字，获取有价值信息48条。

网络文本分析主要包括数据处理和高频词云图、语义网络图分析2个基本步骤。数据处理是对官方网络媒体发布的与“瑞丽边境疫情防控”主题相关政策文件和新闻报道进行筛选、归类、合并从而形成瑞丽边境疫情防控文本。高频词云图和语义网络图分析主要是掌握瑞丽边境疫情的发展趋势、关键事件，边境疫情防控的尺度主体及不同行动者的主要话语和行动策略，为瑞丽边境疫情防控的尺度分析提供话语材料。

数据处理：①从微信公众号云南发布（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办）、德宏发布（德宏州政府主办）、瑞丽边检（瑞丽边境检查站主办）、瑞丽警方（瑞丽公安局主办）和官方报刊云南日报（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办）、德宏团结日报（德宏州政府主办）上搜索并下载“新冠疫情防控”为关键词的政策性文件（来源于国务院、省、市、县4级政府发布的疫情防控办法和规定，共28个，占比15%）和新闻报道（边境疫情防控的宣传性报道，共168篇，占比85%），选取时间为2020-03-20—2021-03-10。将查找到的每篇文章按照类别分别粘贴到word文档中，去掉无关信息，保留与主题相关的纯文本；②进行文档合并与归类，确定并统一词义相近的词语表述；③将纯文本导入ROST CM6分析软件，运行分词功能和词频功能，生成高频词云图（图 3）及语义网络图（图 4）；④对高频词云图及语义网络图进行话语分析，提炼和总结瑞丽边境疫情防控多元行动主体的话语表达和诉求。

图 3(Fig. 3)

图 3 瑞丽边境疫情防控的高频词云图 Fig.3 The High Frequency Word Cloud Chart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the Border of Ruili City

图 4(Fig. 4)

图 4 瑞丽边境疫情防控的语义网络图 Fig.4 The Semantic Network Map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the Border of Ruili City

数据分析：①高频词云图分析：高频词云图中的字体大小与词汇频次呈正相关关系，有效将高频词汇可视化，避免了大量的文本数据说明。根据图 3，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瑞丽市政府当前面临的中心工作，疫情将多方行动主体紧密联系起来，其中“边防警察”作为疫情防控的重要力量；瑞丽新冠疫情防控的重点是“管控边境”，避免外来输入，打击偷越国境等违法行为以稳定边境秩序；瑞丽政府为防止新冠疫情扩散风险，积极开展“全民核酸检测”工作，加强“教育整顿”、“社区管理”以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②语义网络图分析：语义网络图可直观地呈现由线条连接的节点之间的语义关系。节点越大表示点度中心性越大，线条密度越大，词频关联性越强。根据图 4，最为核心节点是“瑞丽”、“疫情”、“边境”、“人员”，四者之间连接紧密，充分说明边境疫情防控对瑞丽安全稳定的重要性；围绕“边境”节点发散更多的二级节点，如“偷渡”、“警察”、“境外”等，说明瑞丽投入更多的边防警察进行边境执法，边境管控力度空前加强；疫情防控的关键是调动各方“人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建立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的联防机制，形成边境疫情防控网格体系；上级政府“督导”是提高地方疫情防控效果的重要一环，一方面说明在疫情防控中中央政府的科学指导和高效调配资源的能力，也说明国家与地方、中心与边疆间相互配合的重要性。

通过对瑞丽不同行动主体的网络式访谈得知，瑞丽边境疫情防控是在自上而下的管控政策和自下而上的防控措施相互作用下不断发展和演变的。不同行动主体的关注焦点、对边界的认识存在差异性。具体表现在：执行边境疫情管控政策的基层行动主体边防警察和村干部主要关注边界安全，将边界作为壁垒和屏障；落实边境疫情防控实践的商人和村民主要关注边界畅通，将边界作为桥梁和资源。尽管不同行动主体的关注焦点和对边界的认识存在差异，但对边境疫情防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却达成较为一致的认知（表 2）。具体表现在：通过修建铁丝网、栅栏，设立边防查缉点、封控点等措施以加强边境管控，使整个边境线筑成坚实的物质屏障；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人士都应投入到边境疫情防控之中，集中向边境一线输入更多的物资和人力资源，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组成边境疫情防控强大的群众堡垒。

表 2(Tab. 2

表 2 不同行动主体对瑞丽边境疫情防控的认知 Tab.2 Cognition of Different Actors on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the Border of Ruili City

表 2 不同行动主体对瑞丽边境疫情防控的认知 Tab.2 Cognition of Different Actors on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the Border of Ruili City

通过对瑞丽新冠疫情防控的网络文本分析和网络式访谈得知，瑞丽疫情防控涉及身体、家庭、村落（社区）、镇、县、市、省及国家8级尺度实体，不同尺度实体通过日常互动和层级关系治理形成多样化的疫情防控空间（图 5）。国家通过制定政策统筹全国新冠疫情防控，协调防疫资源流向重点区域，形成差异化的防控策略。地方根据区域情况实施具体的疫情防控措施，引导家庭、社区建立网格化的疫情防控堡垒。通过统筹—落实、引导—配合等互动关系形成疫情防控的空间治理体系，进而影响地方疫情防控的空间格局。

图 5(Fig. 5)

图 5 瑞丽边境新冠疫情防控的尺度分析 Fig.5 The Scale Analysis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the Border of Ruili City

瑞丽作为西南地区外来人口流动频繁的边境重镇，面临着非法偷渡带来的外来病例输入风险。为防止外来输入，多尺度实体投入大量资源以加强瑞丽边境疫情防控，集中体现在对瑞丽边界的空间生产。国家移民局投入大量资金，在瑞丽边境线上新建铁丝网，加固边境墙，使原来没有屏障的流动边界变得难以跨越，国家边界的强化组成抵御非法偷渡的第一道坚实防御屏障。瑞丽边防机关抽调警力和民兵在重要通道新建查缉点，并在边境线上24小时巡逻，组成流动的防御边界。地方政府将抵边村寨完全封控，实行外来人口报备制度，并将边境管控线从抵边村寨扩展到沿边村寨、沿边集镇。为减少边境地区与内地人员的流动，瑞丽边检机关在进入边境地区的交通要道上建立了新的查缉点以加强筛查力度。地方政府机构的多重举措使边境管控从国家边界线向内延伸，远离国家边界线的边境地区形成了“新的边界”。不同尺度实体通过多样化的疫情管控措施塑造了“新的国家边界”，也创造了“新的内部边界”。各种新边界的建立对防止外来病例输入形成了多重物质障碍，有力地降低了瑞丽边境地区疫情发生和扩散的风险。

边防检查机关作为瑞丽边境疫情防控的关键力量，其职能履行效果受到边防警察主观能动性的影响。为鼓舞边防警察士气和发挥边防警察在疫情防控中的模范作用，边防检查机关以边防女警巡逻一线为榜样，在全社会宣传其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边防警察中，“警花”一贯作为“弱势方”很少承担边境一线巡逻任务。但由于当前紧张的疫情防控形势，“警花”也承担边境巡逻的任务。“警花”转变角色参与边境前线的巡逻承载着多重身份意义，既代表着国家意志，也代表普通女性和家庭成员参与疫情防控。通过将“警花”从普通的一名女性解构成为国家抗疫的模范代表，使个人与国家形象紧密联系起来，也将个人尺度扩大到了国家尺度（图 5）。这种尺度转换充分展示了国家工作人员的无私奉献精神和良好形象，鼓舞了广大民众积极投入到边境疫情防控之中，减轻了人们精神边界的隔阂，是权力机关通过尺度话语表达进行领域治理的重要手段。正如一名边防女警所说：“疫情以来，边境管控很严，很多通道都不能自由通行了，这的确影响到了群众的生产生活。如果我们女警以身作则，走在抗疫最前线，和广大群众心连心，封关遇到的困难都会被战胜的”。

瑞丽新冠疫情防控的关键是防止外来病例输入，大量暂住瑞丽的缅籍务工人员成为影响抗疫大局的焦点。为防止疫情爆发风险，瑞丽政府对合法居住瑞丽的缅籍务工人员采取免费的核酸检测政策。这项政策受到缅甸各界的普遍欢迎，树立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拉近了中国与缅甸的心理距离，使本身属于地方行动的尺度上升到国际友好交往形象的尺度（图 5）。同时，为降低外来病例输入风险，瑞丽官方媒体高频率宣传严格管控边境的必要性，边境管控效果关系着全国抗疫大局。这种宣传话语意味着边境本身不再是边缘，已俨然成为抗疫的中心，说明边缘和中心在特殊事件下其空间尺度意义是可以转化的（图 5）。管控尺度的转变给边民、商人及游客等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便，但将个人不便的小尺度提升到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国家稳定的大尺度普遍被大众接受并取得较好的疫情防控效果。正如一名定居瑞丽的跨境贸易商所说：“内地疫情基本都控制了，当前主要是防止边境疫情输入。要是边境管理不严格导致病例输入并扩散出去，不是瑞丽能担得起的。边境管严了虽然影响了当地人挣钱的机会，但也证明了瑞丽为国家疫情防控大局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瑞丽人是十分自豪的”。“警花”、“全民核酸检测”、“边境地区”体现了事件不仅被局限在原有固定的尺度，还可在新的尺度上被表达和利用。权力机关通过不同尺度的话语表达，降低了硬的物质边界的分离功能，增加了软的精神边界的凝聚效应，实现了疫情防控的去边界化效果。

自上而下的边境疫情管控网络的构建。中央政府通过下达新冠疫情防控文件要求地方政府将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并对执行不力的地方政府进行严厉问责。云南省政府将疫情防控的关键定位在边境管控，调配大量人员、物资流向边境地区，边境管控成为疫情防控的重心。瑞丽市政府按照省政府相关部署进一步细化边境管控的法令文件，将疫情防控定格在沿边地区。瑞丽各边境镇、沿边村寨调动人员与物资在边境线上建立查缉点、巡逻线，检查和过滤非法跨境行为。沿边村镇通过抽调优秀党员进驻边境社区，创建了“户—社区—镇”多层次的网格防控网和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的联合防控体系。这种防控体系不仅使防疫空间层级细化，还促成了人与空间多维互动网络的形成，形成网络化尺度（图 5）。网络化尺度打破了行政层级垂直尺度的单目标流动，促成了社会与行政部门的横向流动，极大提高了边境疫情管控效率。

自下而上的普通大众积极参与边境疫情防控。边民作为瑞丽主要的行动者不仅主动接受边境疫情管控政策，还积极参与到边境疫情防控之中。沿边村民参加社区的疫情防控小组，主动承担社区巡逻，检查不明身份人员进出社区的任务，大大增强了边境疫情防控力量。边民积极举报非法偷渡者，根据网络文本分析数据，由村民举报而成功抓捕的偷渡人员占总数的55%以上，这充分说明在打击非法偷渡犯罪方面边民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如抵边村寨银井村的一名村民所说：“要是偷渡者在外面被感染，会影响到村寨村民的生命安全，阻止违法人员偷渡就是保障自己的安全。只有村寨安全了，瑞丽安全了，严格的边界管控才会变松，内地人才来投资、旅游，村寨才能发展。总之，现在管的严才有以后的自由流动，这个道理老百姓是认可的”。边民积极参与边境疫情防控行动推动了更为强大的“国家边界”的建立，使“国家边界”更坚硬，形成了再边界化的边界景观。

政府自上而下的管控政策层层下移，使全国性的抗疫尺度下推到地方尺度，有效抵制了外来病例的输入风险，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大众自下而上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形成军警民一体化的防控体系，有效遏制了非法跨境活动，保持了地方的安全和稳定，为外来资金和人员流入创造良好的环境，实现了地方防疫尺度上推到全国尺度。围绕打击非法偷渡，保证边境安全的共同目标促使自上而下的政府管控和自下而上的社会防控之间进行良性的互动与实践，进而形成了边境疫情防控的尺度实践（图 5）。瑞丽边境疫情防控的尺度实践不仅巩固了实体边界，还构建了人的边界，这种人的边界更加灵活，更加坚固，是党和国家长期推行“边民守边固边”行动的必然结果。正如“一寨两国”银井村的村支书所说：“国家对沿边村寨不仅实施边民补贴政策，还有房屋、少数民族、生态、教育等多项补贴，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保卫边境安全与稳定是我们边民义不容辞的责任”。物质边界向人的边界转变体现了再边界景观，是多元行动主体进行尺度实践的产物，有效发展和巩固了中国内向性边界。

本文以我国西南边境瑞丽市的新冠疫情防控为例，通过建立尺度本体—尺度隐喻—尺度实践的分析框架剖析瑞丽边境新冠疫情防控的边界化过程，在试图建立政治地理学核心概念—边界与尺度之间关系的同时，还揭示了中国内向性边界的发展过程和尺度概念化框架的分析路径，这对形成中国化的边界、尺度理论及实际应用均具有重要价值。研究结果表明：①在尺度本体上，国家、地方不同尺度实体实施差异化的新冠疫情防控实践将疫情防控重心向边境地区转移，不仅创造“新的国家边界”，还衍生了“新的内部边界”。边界管控从国家边界前线向内地延伸实现了物质性边界的再生产，形成了边境疫情防控的强大屏障；②在尺度隐喻上，“警花”、“全民核酸检测”、“边境地区”体现了权力机关运用尺度话语展现疫情防控中的国家意志，展示了党和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极大地凝聚了社会各界人士的精神边界，进而弱化了物质性边界对人们造成的障碍；③在尺度实践上，政府自上而下的疫情管控措施和大众自下而上的疫情防控行动之间良性的社会互动形成了瑞丽边境疫情防控的尺度实践，不仅巩固了实体边界，还构建了人的边界，实现了双重边界景观的再生产。尺度概念化框架是在反思西方语境下的尺度政治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在以后的运用中还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1）完善尺度概念化框架并扩展其在中国语境下的适用性。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和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下，西方普遍流行“市场至上”、“反政府干预”、“去中心化”、“分权化”的理念。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加剧及地区差距扩大的社会现实引发各领域出现广泛的政治斗争和泛滥的民主运动。可以说，对尺度政治的广泛追捧根植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之下。西方过度强调尺度的社会建构特性导致尺度随意被弯曲和想象，最终使尺度走向缺乏本体支撑的“浮萍”。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存在西方广泛的敌我斗争和分裂的社会形态。尺度本体—尺度隐喻—尺度实践的分析框架有效结合唯物论和建构论思想，将尺度的物质生产和社会行动者利用尺度进行话语表达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使尺度不仅局限于一种分析视角，还具有改造地理景观的实用性。尺度概念化框架不仅可有效应用到疫情防控等突发事件中，在宏观的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乡村振兴和微观的社区治理等领域都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

（2）从应用尺度政治作为分析视角转向将尺度政治经济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案。西方语境下的尺度政治由于过度强调政治斗争与权力博弈，不可避免的导致效率与公平的过度失衡，特别是无法调节相对公平的分配从而导致社会福利损失。与其说西方不同行动主体通过尺度政治来获得平等与公平，不如说无法解决经济制度上分配失灵的缺陷而引起了尺度政治。实际上，尺度政治主要应用于对已有空间事实的分析上，无法触及西方已出现的各种矛盾的根源，这是市场本身的缺陷决定的。尺度政治悖论的解决之策实质上是寻求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尤其是要获得更为公平的结果而需要外界的干预。可通过引入第三方（中介机构，以政府机关为主）的介入维护政治、经济、社会效益的平衡配置以实现尺度的政治经济，使尺度政治经济作为解决事件的方案。在尺度政治经济运用过程中，要高度重视社会实践中对弱势主体造成的损失并给予其相应的扶持和补偿^[38]。如政府在西南边境疫情防控过程中给予边民多样化的补偿有力推动边境疫情防控的顺利进行，使我国边界不仅建立了军警管控的第一道物质防线，还组建了边民守边固边的第二道群众防线。

（3）进一步探索尺度与边界之间的互动机制以形成中国化的边界和尺度理论。边界是尺度的外延，尺度的扩展体现边界的延伸。但边界不再被理解为静止的线，尺度不再被单一理解为垂直的等级和水平的大小，两者之间并不是完全的一对一的缩放关系，对两者互动机制的分析应从行动者本身建构边界、尺度的主观意图为切入点并揭示行动者在社会实践中多样化的互动过程^[39]。对于瑞丽边境疫情防控而言，国家、地方不同层级的尺度实体并没有变化，真实的国家边界线也没有变化，但代理其权限的行动者可根据主观意志干预边界的伸缩和让边界变的更硬或更软。此外，边界化过程既存在去边界现象，也会发生再边界现象^[40]。去边界和再边界并不是完全独立的，而是相伴发生的，这取决于不同尺度行动者的社会实践策略。去边界和再边界过程需要平衡物质边界和人的边界，将两者结合起来以消除边界的屏蔽效应，发挥其中介效应，形成具有凝聚力的内向性边界。当前对内向性边界的形成机理，影响因素的研究不足，而通过揭示不同行动主体进行的尺度实践过程有利于深化对内向性边界的研究。中国当前的边界和尺度研究还不够深入，需要将不同尺度的物质实体对边界的塑造和不同行动者围绕边界进行尺度实践的过程结合起来并厘清两者之间的互动逻辑，从而为形成中国化的边界和尺度理论贡献实践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