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也是旅游活动的重要组织单元^[1]。中国旅游研究院公布的《2018中国家庭旅游市场需求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国内和出境旅游中家庭旅游的比例达50%—60%^[2]。由于家庭成员感情的密切联系、利益的深刻相关及家庭结构的变化，家庭对旅游者的旅游行为具有直接、重要的影响^[3]。家庭生命周期对旅游者目的地选择行为、旅游活动类型偏好、出游交通方式选择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家庭生命周期是否可以作为细分家庭旅游市场的依据？这些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研究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的行为特征及其异同，不仅能丰富旅游者行为的研究内容，而且能为家庭旅游市场细分、家庭旅游产品开发和市场营销提供指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旅游者行为研究是旅游研究的核心命题之一^[4]，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旅游目的地选择、旅游动机、旅游决策、旅游消费、旅游市场细分以及旅游行为的影响因素等^[5-8]。其中，旅游者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包括目的地因素、媒介因素、旅游者因素三大类。目的地因素包括资源禀赋^[9]、区域文化^{[6, 10]}、品牌形象^[11-13]、天气^[14]等；媒介因素包括交通^[15]、距离^[16-19]、旅游网站信息^[20]等；旅游者因素包括性别^{[9, 15, 16, 21]}、年龄^{[9, 15, 17, 22]}、职业^{[9, 15, 17, 22]}、受教育程度^{[9, 15, 17, 22]}、收入^{[9, 15, 16]}等人口统计学特征，此外，还包括家庭因素^{[9, 16, 23]}、旅游动机^{[15, 22]}、旅游经历^{[15, 24]}、旅游者的文化价值观^[25]等，其中家庭因素包括家庭结构^{[15, 16]}和家庭生命周期^[23]。家庭生命周期作为影响旅游者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1, 26]}。研究发现，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旅游者在旅游动机、旅游决策、旅游消费等^{[1, 27-34]}方面存在差异。许春晓^[1]对比分析了无巢期、筑巢期、满巢Ⅰ期、满巢Ⅱ期、满巢Ⅲ期、满巢Ⅳ期、空巢期、鳏寡期旅游者的行为，发现筑巢期旅游者更追求浪漫，满巢期旅游者更喜欢具有教育意义的旅游目的地，空巢期旅游者更关注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旅游活动；张娟飞^[27]对比未婚期、新婚期、满巢Ⅰ期、满巢Ⅱ期、空巢期、孤独期旅游者行为后，提出了适合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的旅游激励策略；Wang K C^[30]提出家庭中孩子的旅游涉入度会影响旅游者的决策行为；Pooley C G^[33]发现有孩子的旅游者多选择汽车出游。在家庭旅游市场细分方面，基于家庭生命周期对家庭旅游市场进行细分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一般根据家庭结构^[35]、家庭中孩子的年龄^{[36, 37]}进行市场细分。总体而言，虽然已有研究在分析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的旅游行为上做了很多工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已有研究主要分析家庭生命周期对旅游者的旅游动机、旅游决策、旅游消费行为的影响，但关于家庭生命周期对旅游者目的地选择行为的研究较少。另一方面，已有研究中对家庭生命周期的阶段划分过细，且未形成统一的标准，有必要对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划分进行深入探讨，为家庭旅游市场细分提供更可靠的依据。

因此，本文以北京、上海、西安、成都城镇居民为例，结合现有理论和实际调研数据对中国城市旅游者的家庭生命周期进行阶段划分，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家庭生命周期对旅游者国内目的地选择行为、旅游活动类型偏好、出游交通方式选择行为的影响，以期丰富旅游者行为的研究内容，为家庭旅游市场细分和精准营销提供指导。之所以选择北京、上海、西安、成都城镇居民为研究对象，一是因为城镇居民是我国出游市场的主体，据《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2018年国内游客共55.39亿人次，其中城镇居民高达41.19亿人次，占74.36%；国内旅游总花费为51278.3亿元，其中城镇居民总花费为42590.0亿元，占83.06%。二是北京、上海、西安、成都地理位置、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便于对比。

数据通过大样本问卷调查获得，调查时间为2017年10月至2019年8月，调查地点为案例客源城市的图书馆、商场、步行街、公园等居民日常活动的场所。样本规模为城市人口规模的万分之一。抽样方法为便利抽样。最终分别在北京、上海、西安、成都回收有效问卷2077、2305、886、1618份，有效率分别为90.30%、92.20%、90.41%、95.18%。

问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目的地选择行为调查，课题组提供了近百个与案例客源城市不同距离的在空间上分布较为均匀的高级别景区^{[38, 39]}，由被调查者填写是否到访、采用何种交通方式（自驾、飞机、火车、其他）到访等内容；第二部分是其他旅游行为调查，课题组提供了城市休闲娱乐、海滨度假、主题公园等15种旅游活动类型，由被调查者填写喜欢哪种旅游活动；第三部分是人口统计学特征调查，包括性别、年龄、家庭生命周期、职业、学历与收入水平。

本文研究家庭生命周期对旅游者行为的影响，因此筛选调查问卷中婚姻状态为已婚且填写了家庭生命周期的问卷作为研究样本，其中北京、上海、西安、成都样本量分别为773、693、400、520份。

家庭生命周期的概念最早由Rowntree在1903年^[40]提出，但Rowntree并未对其进行阶段划分。之后学者们提出了两种主要的划分方法^[41-43]，一种是将家庭生命周期分为形成（结婚）、扩展（第一个子女出生）、扩展完备（最后一个子女出生）、收缩（第一个子女离开父母）、收缩完成（最后一个子女离开父母家）、解体（配偶一方死亡）6个阶段^{[41, 42]}；另一种是将家庭生命周期分为无巢期（单身）、筑巢期（已婚无子女）、满巢期（子女0—18岁）、空巢期（子女独立生活）4个阶段^{[1, 27, 31, 43]}。部分学者对满巢期^{[1, 27, 43]}和空巢期^[43]进行进一步的阶段划分，但一般不对无巢期和筑巢期进行阶段划分。许春晓^[1]、戚文绘^[44]、刘英杰^[45]等将满巢期分为满巢Ⅰ期（子女0—6岁）、满巢Ⅱ期（子女6—12岁）、满巢Ⅲ期（子女13—18岁）、满巢Ⅳ期（子女大学），发现满巢Ⅱ期和满巢Ⅲ期旅游者的行为具有相似性^{[44, 45]}，认为可将满巢期旅游者作为一个整体去分析其旅游行为^[1]；Bojanic David C^[43]将空巢期分为空巢Ⅰ期、空巢Ⅱ期。

根据现有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划分方法，结合问卷数据，本文将家庭生命周期初步分为已婚无小孩、已婚小孩5岁以下、已婚小孩6—18岁、已婚小孩19岁以上4个阶段，分别称为筑巢期、满巢Ⅰ期、满巢Ⅱ期、空巢期。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样本特征见表 1。

表 1(Tab. 1

表 1 样本特征 Tab.1 Sample Characteristics

表 1 样本特征 Tab.1 Sample Characteristics

由表 1可知：四个案例城市受访者中，满巢期受访者最多，其次为筑巢期、空巢期。在性别结构上：上海、西安、成都三个城市筑巢期受访者中，男性比例均大于女性；满巢期受访者中女性比例均大于男性；北京、上海空巢期女性比例大于男性，西安、成都空巢期男女比例基本相当。在年龄结构上：四个案例城市筑巢期、满巢期、空巢期受访者年龄均分别集中在18—37岁、28—47岁、48岁以上。在学历结构上：四个案例城市不同家庭生命周期受访者学历均以本科为主。四个案例城市样本特征具有相似性和代表性。

到访率是指某客源市场中实际到访某一目的地的人数与总人数的比值^[17]。本文采用该方法，分析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的目的地选择行为，计算公式为：

(1)

式中，P_ij表示第i个家庭生命周期群体旅游者对第j目标景区的到访率，i表示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群体（i =1，2，3，4，1表示筑巢期群体，2表示满巢Ⅰ期群体，3表示满巢Ⅱ期群体，4表示空巢期群体），j表示目标景区（j =1，2，3，…，n），m_ij表示到访过j目标景区的第i个家庭生命周期群体旅游者人数，M_i为第i个家庭生命周期群体旅游者总人数。

Kruskal-Wallis非参数检验用于检验多个独立样本的总体分布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本文借助SPSS24.0软件对同一案例城市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到访率进行非参数检验，显著性水平α设为0.05。若检验p值小于0.05，则拒绝零假设，说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到访率在0.05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若p值大于0.05，则不存在显著差异。若K-W检验存在显著差异，则采用Nemenyi检验^[46]对两两群体旅游者间的到访率进行进一步检验。

为分析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目标景区到访率的空间分布格局和特征，运用ArcGIS软件，采用GIS空间分析法中的IDW反距离权重法^{[47, 48]}对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到访率进行插值分析，绘制四个案例城市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到访率空间分布格局图。

本文采用偏好度指数^[49]分析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对各个旅游活动类型的偏好程度，计算公式为：

(2)

式中，T_ab表示第a个家庭生命周期群体旅游者对第b个旅游活动类型的偏好度指数，a表示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群体（a =1，2，3，1表示筑巢期群体，2表示满巢期群体，3表示空巢期群体），b表示旅游活动类型（b =1，2，3，…，15），n_ab表示第a个家庭生命周期群体旅游者对第b个旅游活动类型的选择比例，N_ab表示所有群体旅游者对第b个旅游活动类型的选择比例。当T_ab < 1时，说明旅游者对第b个旅游活动类型的偏好度较弱；当T_ab > 1时，说明旅游者对第b个旅游活动类型的偏好度较强。

为验证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划分的合理性，以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对目标景区的到访率为基础，运用K-W非参数检验方法，检验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的出游行为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并且运用Nemenyi检验对两两群体旅游者之间的到访率进行比较。结果见表 2，表中A表示筑巢期旅游者到访率，B表示满巢Ⅰ期旅游者到访率，C表示满巢Ⅱ期旅游者到访率，D表示空巢期旅游者到访率，**表示K-W和Nemenyi检验在0.05水平上拒绝零假设。

表 2(Tab. 2

表 2 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到访率K-W和Nemenyi检验结果 Tab.2 The Kruskal-Wallis and Nemenyi Test Results of Different Family Life Cycles Tourists

表 2 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到访率K-W和Nemenyi检验结果 Tab.2 The Kruskal-Wallis and Nemenyi Test Results of Different Family Life Cycles Tourists

由K-W检验可知四个城市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到访率检验p值均小于0.05，其中北京、上海、西安K-W检验p值为0.000，成都K-W检验p值为0.014，说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之间的到访率存在显著差异。

由Nemenyi检验可知四个城市满巢Ⅰ期与满巢Ⅱ期旅游者到访率检验p值大于0.05，均不存在显著差异，满巢Ⅰ期与空巢期旅游者到访率检验p值小于0.05，均存在显著差异。此外，北京筑巢期与满巢Ⅱ期、空巢期旅游者到访率存在显著差异，满巢Ⅰ期与空巢期旅游者到访率存在显著差异；上海除满巢Ⅰ期和空巢期旅游者到访率存在显著差异外，其余群体两两比较差异不显著；西安除满巢Ⅰ期与满巢Ⅱ期旅游者到访率差异不显著外，其余群体两两比较均存在显著差异；成都除筑巢期、满巢Ⅰ期与空巢期旅游者到访率差异显著外，其余群体两两比较差异不显著。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将4个群体进行两两比较共有6种组合。其中，满巢Ⅰ期与满巢Ⅱ期旅游者的到访率检验结果在4个城市均表现为不存在显著差异，其余5种组合的对比结果均表现为在一个或多个城市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本文将家庭生命周期合并为筑巢期、满巢期、空巢期3个阶段，对比研究家庭生命周期对旅游者目的地选择行为、旅游活动类型偏好、出游交通方式选择行为的影响。

为分析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的到访率距离分布特征，以案例城市与目标景区之间的球面距离为横坐标，以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对各目标景区的到访率为纵坐标，绘制到访率距离分布图（图 1左）。为揭示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到访率距离衰减规律，采用圈层平均到访率，即以客源城市为中心，以100 km为一个圈层，向外画圆，计算各个圈层内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对目标景区到访率的平均值，绘制圈层平均到访率散点图，并对其进行拟合（图 1右），对比不同函数的拟合效果后发现e指数函数拟合效果较好，拟合优度（R²）在0.67—0.89之间，且通过了F检验，F值见表 3，拟合函数（y=A₁^*exp(-x/t₁)+y₀）及其参数值见表 4。式中y表示目的地到访率，x表示距离，A₁、t₁、y₀为Origin软件生成的参数，-1/t₁为距离衰减指数，t值越大，距离衰减指数-1/t₁越大，表示到访率衰减速度越慢^{[50, 51]}。

图 1(Fig. 1)

图 1 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到访率距离分布及拟合曲线 Fig.1 Distance Distribution and Fitting Curve of Visiting Rate of Different Family Life Cycles Tourists

表 3(Tab. 3

表 3 到访率距离衰减拟合曲线的F值 Tab.3 F Value of the Visiting Rate Distance Decay Fitting Curve

表 3 到访率距离衰减拟合曲线的F值 Tab.3 F Value of the Visiting Rate Distance Decay Fitting Curve

表 4(Tab. 4

表 4 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圈层平均到访率拟合曲线参数 Tab.4 Parameters of the Fitting Curve of Average Visiting Rate of Different Family Life Cycles Tourists

表 4 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圈层平均到访率拟合曲线参数 Tab.4 Parameters of the Fitting Curve of Average Visiting Rate of Different Family Life Cycles Tourists

从表 3可见，在显著性水平α为0.05时，四个案例城市到访率距离衰减拟合曲线的F值均大于临界值，且Sig值均为0.00，小于0.05，均通过F检验，说明曲线拟合效果好。

从左图可以看出，四个城市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到访率距离分布图中，红色散点位置普遍位于绿色和黑色散点位置之上，说明四个城市空巢期旅游者对目标景区的到访率普遍高于满巢期和筑巢期旅游者。从右图到访率拟合曲线图可知，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的到访率均随距离增加不断减小，符合距离衰减规律，且呈e指数衰减。但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到访率距离衰减速率不同。对比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拟合曲线函数发现，上海、西安空巢期旅游者到访率拟合函数中的t值最大，满巢期旅游者到访率拟合函数中的t值最小，t值越大，到访率距离衰减速率越慢，说明上海、西安空巢期旅游者到访率距离衰减速率最慢，满巢期旅游者到访率距离衰减速率最快；北京、成都筑巢期旅游者到访率拟合函数中的t值最小，说明北京、成都筑巢期旅游者到访率距离衰减速率最快。

整体而言，家庭生命周期对旅游者的目的地选择行为具有影响，尽管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到访率均符合距离衰减规律，但衰减速率存在差异。上海、西安、成都空巢期旅游者到访率距离衰减速率最慢，到访率受距离的制约最小，北京和成都筑巢期旅游者到访率距离衰减速率最快，到访率受距离的制约最大。

为分析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的到访率空间分布格局差异，运用ArcGIS反距离权重法对到访率进行插值分析，绘制到访率空间分布格局图，见图 2。图中红色到绿色的变化代表到访率由高到低，从左到右依次为筑巢期、满巢期、空巢期旅游者到访率空间分布格局图。

图 2(Fig. 2)

图 2 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到访率空间分布格局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Visiting Rate of Different Family Life Cycles Tourists 注：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审图号为GS(2016)2888号）绘制，比例尺为1:3000万，底图无修改。

为便于分析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的到访率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差异，以距离案例客源城市球面距离500 km、1000 km绘制两个圆圈。从图中可以看出，四个城市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的到访率均呈现出由中心向四周递减的趋势，距离客源地城市近的目标景区到访率高，距离客源地城市远的目标景区到访率低。此外，各图中均在距离客源地城市较远的位置出现“飞地”现象，即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旅游者对距客源地城市较远的个别目标景区依然有较高的到访率，且图中出现“飞地”的区域多为北京、上海、厦门、杭州、海南岛等经济发达城市或高知名度景区。综上可以说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旅游者在出游时均会遵循“距离择近、景点择高、经济择富”的三择规律。

对同一城市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到访率空间分布格局进行比较后发现，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的高到访率空间大小不同。在距离客源地城市500 km以内，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的高到访率空间差距不大，以红色和橙色为主；在距离客源地城市500—1000 km之间，筑巢期旅游者的到访空间中绿色区域较多，满巢期和空巢期旅游者的到访空间以红色、橙色为主，仅在1000 km边缘有少量绿色区域；在距离客源地城市1000 km以外，筑巢期旅游者的到访空间基本以绿色为主，北京、西安、成都满巢期旅游者的到访空间中黄色区域较多，空巢期旅游者的到访空间以黄色和橙色为主，到访率较高的地区已经扩展到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等地，其中，北京、西安空巢期旅游者高到访率空间范围最大。总体而言，空巢期旅游者高到访率空间最大，筑巢期旅游者高到访率空间最小。

可见，尽管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的目的地选择行为均遵循三择规律，但由于家庭生命周期的影响，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的到访率空间分布格局存在差异，筑巢期和满巢期旅游者的高到访率空间主要集中在1000 km以内，高到访率“飞地”较少，空巢期旅游者高到访率空间扩展到1000 km以外，高到访率“飞地”较多。

为分析家庭生命周期对旅游者旅游活动类型偏好的影响，汇总北京、上海、西安、成都四个案例城市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对各个旅游活动类型的选择比例，并求出不同群体旅游者对各个旅游活动类型选择比例的差值。以旅游活动类型为横坐标，分别以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对各个旅游活动类型的选择比例及其差值为纵坐标，绘制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旅游活动类型占比图和旅游活动类型占比差值图，如图 3。同时计算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对各个旅游活动类型的偏好度指数，见表 5。图中A-B表示筑巢期与满巢期旅游者旅游活动类型占比差值，A-C表示筑巢期与空巢期旅游者旅游活动类型占比差值，B-C表示满巢期与空巢期旅游者旅游活动类型占比差值。

图 3(Fig. 3)

图 3 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旅游活动类型占比和差值 Fig.3 Proportion and Difference Value of Tourism Activity Types of Different Family Life Cycles Tourists

表 5(Tab. 5

表 5 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旅游活动类型偏好度指数 Tab.5 Tourism Activity Types Preference Index of Different Family Life Cycles Tourists

表 5 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旅游活动类型偏好度指数 Tab.5 Tourism Activity Types Preference Index of Different Family Life Cycles Tourists

从图 3左图可知，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均对欣赏自然风光、美食、海滨度假、文物古迹、民族风情、参观博物馆等旅游活动的选择比例较高。其中，筑巢期、满巢期、空巢期旅游者选择欣赏自然风光的比例依次为80%、84%、79%；选择美食的比例依次为40%、41%、35%；选择海滨度假的比例依次为43%、51%、33%；选择文物古迹的比例依次为27%、30%、28%；选择民族风情的比例依次为28%、33%、32%；选择参观博物馆的比例依次为20%、23%、32%。

从旅游活动类型占比上来看，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在旅游活动选择上存在差异。由图 3右图可知，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在主题公园、海滨度假、温泉度假、参观博物馆等旅游活动选择上差异较大。其中，满巢期与空巢期旅游者对主题公园的选择比例相差10%，对海滨度假的选择比例相差19%，对温泉度假的选择比例相差6%，筑巢期与空巢期旅游者对参观博物馆的选择比例相差13%。

从表 5偏好度指数可以看出，筑巢期旅游者对野营、探险旅游活动的偏好度指数大于1；满巢期旅游者偏好相对广泛，对自然风光、城市休闲娱乐、美食、主题公园、海滨度假、山林度假、温泉度假、购物、文物古迹、民族风情等多种旅游活动的偏好度指数均大于1；空巢期旅游者对乡村度假、民族风情、参观博物馆、宗教朝拜等旅游活动的偏好度指数大于1。可见，家庭生命周期影响旅游者的旅游活动类型偏好，筑巢期旅游者更喜欢野营、探险等旅游活动；满巢期旅游者兴趣相较筑巢期和空巢期旅游者更为广泛，更喜欢欣赏自然风光、主题公园、度假、探访文物古迹等旅游活动；空巢期旅游者更喜欢乡村度假、参观博物馆等旅游活动。

已有研究表明，火车（含高铁）、飞机、自驾车是目前最为主流的旅游交通方式^[52]。为分析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选择这三种交通方式访问目标景区的情况，统计北京、上海、西安、成都四个案例城市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采用某种交通方式出游的人次占所有交通方式出游总人次的比例，结果见表 6。为分析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对各种交通方式的选择比例在空间上的分布及变化情况，以客源地城市为中心，以100 km为一个圈层，计算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访问不同距离圈层内的目标景区时，采用某种交通方式的人次占所有交通方式总人次的比例。以球面距离为横坐标，以圈层内三种交通方式占比为纵坐标，绘制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出游交通方式占比图（见图 4），图中黑色、红色、绿色分别代表火车、飞机、自驾。

表 6(Tab. 6

表 6 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出游交通方式比例 Tab.6 Tourism Transportation Proportions of Different Family Life Cycles Tourists

表 6 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出游交通方式比例 Tab.6 Tourism Transportation Proportions of Different Family Life Cycles Tourists

图 4(Fig. 4)

图 4 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出游交通方式占比 Fig.4 Tourism Transportation Proportions of Different Family Life Cycles Tourists

由表 6可知，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出游时选择的交通方式存在差异。横向对比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对同一交通方式的选择比例可知，空巢期旅游者出游时选择火车的比例大于筑巢期和满巢期旅游者；满巢期旅游者出游时选择自驾和飞机的比例大于筑巢期和空巢期旅游者。纵向对比同一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对不同交通方式的选择比例可知，筑巢期和空巢期旅游者出游时选择火车的比例最高，其次是自驾，选择飞机的比例最低；满巢期旅游者出游时选择自驾的比例最高，其次是飞机，选择火车的比例最低。

由图 4可以看出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对各种交通方式的选择比例在空间距离上的分布。筑巢期旅游者在0—400 km内选择自驾出游的比例最高，在400—1200 km内选择火车出游的比例最高，在1200 km以外的大部分空间选择飞机出游的比例较高。满巢期旅游者在0—600 km内选择自驾出游的比例最高，在600—900 km内选择火车出游的比例最高，在900 km以外选择飞机出游的比例高于火车和自驾，且一直以飞机作为出游的主要交通方式。空巢期旅游者在0—500 km内选择自驾出游的比例高于火车和飞机，在600—1200 km内选择火车出游的比例最高，在1200 km以外选择飞机出游的比例较高，但在2700—3000 km内，选择飞机出游的比例下降，选择火车和自驾出游的比例高于飞机。

整体而言，家庭生命周期影响旅游者的出游交通方式选择行为。满巢期旅游者在出游时更加偏向于选择自驾和飞机作为交通工具，表现在空间上则是满巢期旅游者以自驾出游为主的出游空间半径比筑巢期和空巢期旅游者大100—200 km，且在900 km时便开始以飞机作为出游的主要交通方式，比筑巢期和空巢期旅游者开始将飞机作为主要交通方式的距离节点提前了300 km；筑巢期与空巢期旅游者出游时更加偏向选择火车作为交通工具，且在到访远距离目标景区时，并不是在所有空间范围内对飞机的选择比例都最高，也会出现在部分空间范围内选择自驾车和火车的比例高于飞机的现象。

本文以北京、上海、西安、成都城镇居民为例，通过文献梳理和数据实证分析，将家庭生命周期分为筑巢期、满巢期、空巢期3个阶段，并在此基础上对比分析了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旅游活动类型偏好、出游交通方式选择行为三方面的差异，进一步证明家庭生命周期是影响旅游者行为的重要因素，可为家庭旅游市场细分及精准营销提供依据。

在分析家庭生命周期对旅游者目的地选择行为的影响时，发现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的目的地选择行为均存在距离衰减现象，这与已有研究^{[17, 53-55]}具有一致性，进一步证实距离是影响旅游者目的地选择的重要因素。旅游学界对距离衰减现象的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就已开始^[56]，大多以目的地为中心，且研究国际旅游流中的距离衰减现象^{[57, 58]}，已经发现基本型（general pattern）、U型（U-shaped pattern）、Boltzman型（boltzman pattern）三种不同的距离衰减曲线类型^[59-61]。本文以客源地为中心，进一步用拟合函数精确描绘了国内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的距离衰减现象，整体而言，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的距离衰减曲线属于基本型，且呈e指数衰减。但从局部来看，由于受北京故宫、杭州西湖、上海东方明珠、三亚天涯海角等高吸引力景区的影响，距离衰减曲线也会表现为U型，如北京、上海、成都、西安分别在1000—2500 km、1000—2000 km、0—1500 km、0—1000 km内表现为U型。对比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的距离衰减函数发现，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的到访率衰减速率不同，其中，上海、西安、成都空巢期旅游者到访率衰减速率最慢，北京和成都筑巢期旅游者到访率衰减速率最快。通过对比分析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的旅游活动类型偏好，本文发现筑巢期旅游者更喜欢野营、探险等旅游活动，满巢期旅游者更喜欢欣赏自然风光、主题公园、海滨度假、文物古迹、民族风情等旅游活动，空巢期旅游者更喜欢乡村度假、参观博物馆等旅游活动。已有研究表明，筑巢期旅游者更追求浪漫与刺激，满巢期旅游者更偏好具有科普教育意义的项目，空巢期旅游者更注重健康身体^{[1, 27-29]}，本文得出结论与前人研究基本一致。对比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出游交通方式选择行为的差异发现，满巢期旅游者出游时更加偏向于选择自驾和飞机作为交通工具，筑巢期和空巢期旅游者出游时多选择火车作为交通工具。由此可见，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选择、旅游活动类型偏好、出游交通方式选择三方面存在差异，说明家庭生命周期可作为家庭旅游市场的细分变量，我国的家庭旅游市场可以划分为筑巢期、满巢期、空巢期三个细分市场。未来应深入研究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细分市场的旅游行为特点，针对不同细分市场的旅游需求，有针对性的进行产品设计，采取差异化、多样化、个性化的产品开发策略，从而提高旅游体验的品质，进行精准营销。

本文虽获得了一些有意义的发现，但也存在以下不足：一是本文选取北京、上海两个直辖市，西安、成都两个省会城市的城镇居民作为研究对象，没有考虑地级市和县级市的城镇居民；二是本文空巢期旅游者指的是有19岁以上孩子的旅游者，没有考虑19岁以上孩子经济是否独立以及空巢期旅游者自身的年龄，未来应对空巢期旅游者进行进一步的细分。

（1）家庭生命周期是影响旅游者目的地选择的重要因素，虽然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对目标景区的到访率均随距离的增加呈e指数衰减，但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的到访率距离衰减速率存在差异。上海、西安、成都空巢期旅游者到访率距离衰减速率最慢，北京和成都筑巢期旅游者到访率距离衰减速率最快。

（2）不同家庭生命周期旅游者的到访率空间分布格局相似，但高到访率空间大小不同。筑巢期和满巢期旅游者高到访率空间集中在1000 km以内，高到访率“飞地”较少；空巢期旅游者高到访率空间扩展到1000 km以外，高到访率“飞地”较多。

（3）家庭生命周期是影响旅游者旅游活动类型偏好的因素。筑巢期旅游者更喜欢野营、探险等旅游活动；满巢期旅游者兴趣相对广泛，更喜欢欣赏自然风光、主题公园、海滨度假、文物古迹、民族风情等旅游活动；空巢期旅游者更喜欢乡村度假、参观博物馆等旅游活动。

（4）家庭生命周期是影响旅游者出游交通方式选择的因素。满巢期旅游者在出游时更加偏向于选择自驾和飞机作为交通工具，表现在空间上则是满巢期旅游者以自驾出游为主的出游空间半径比筑巢期和空巢期旅游者大100—200 km，且在900 km时便开始以飞机作为出游的主要交通方式，比筑巢期和空巢期旅游者开始将飞机作为主要交通方式的距离节点提前了300 km；筑巢期与空巢期旅游者出游时更加偏向选择火车作为交通工具，且在到访远距离目标景区时，并不是在所有空间范围内对飞机的选择比例都最高，也会出现在部分空间范围内选择自驾车和火车的比例高于飞机的现象。

（5）家庭生命周期可作为家庭旅游市场的一个细分变量，可根据家庭生命周期，将家庭旅游市场分为筑巢期、满巢期、空巢期3个细分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