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奥运会以后，随着我国《全民健身条例》等政策发布，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大型体育场馆利用由重竞赛场馆建设转向重赛后民生服务运营。为加强大型体育场馆这一类建成环境运营管理，提升社会公共服务利用率，国内外学者针对大型体育场馆资源公益利用、运营管理、消费者行为、服务质量管理、基本公共服务规范、场馆信息化、风险与盈利、绩效与可持续利用评价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其中，相关法规、财政、税收、投融资等“场馆”社会服务的供给侧研究较丰富，研究内容侧重环境和公共政策在塑造居民健身生活方式和休闲行为模式中的作用。已有研究针对大型体育场馆对居民休闲体育行为的影响研究尚为不足。大型体育场馆一经建设完成，具有较长时间稳定性，此建成环境与居民休闲体育行为的供需关系值得持续关注。

时空维度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身体活动（physical activity）的重要切入点^[1]。休闲体育活动（recreational sport activities）是一种融合体育运动（sport）和游憩（recreation）的休闲性身体活动，通常发生在休闲时间，实质是玩耍（fall under the rubric of play），不带有竞争性，且对于特定设备和规则要求较低，不是因金钱、名利或职业生涯激发，而是自愿参与，获得身心愉悦、乐趣和健康等内在回报的非正式体育活动^[2-5]。休闲体育活动受到健康学、公共卫生学、地理学、社会学、城市规划、体育学、休闲学等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研究内容涉及休闲体育概念、休闲体育功能价值及生活质量、休闲体育专业及教育、休闲体育产业、休闲体育行为及群体差异、休闲体育行为理论等^[6-13]，其中聚焦于城市居民休闲体育行为特征^[8-13]及其时空差异等研究成果较多，相关研究发现城市居民人口社会属性的休闲体育时空需求具有差异性^[7]。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受教育程度和出行机动化程度（交通方式）、场所距离、体育活动项目多样化、休闲时间制约等是影响居民选择公共休闲体育场所的主要因素^{[7, 14]}。总体看，学者认可空间和时间因素是制约居民休闲体育活动出行的主要因素，特别是空间因素是制约居民休闲体育活动出行的最主要因素。

其次，国内外基于多尺度城市建成环境（如公园、广场、公共体育场馆、学校、公共/私有绿地、社区、步行街等）的休闲属性特征及评价、空间布局及体育设施设计、适老性评价、空间正义、可持续利用评价等研究成果较多^[15-23]；有关城市建成环境因素对身体活动影响研究也较丰富^{[1, 6-29]}。相关研究认为建成环境、移动性、个体社会经济属性及其行为属性均对身体活动具有显著影响。然而，学者发现建成环境对休闲性身体活动的影响具有空间分布的弹性和影响的不确定性；认为中国居民如能更好使用休闲设施和体育场馆，就越有机会参与休闲性身体活动^[30-32]，建成环境资源供给（数量、质量和布局）、环境氛围是影响休闲体育行为空间分异和集聚分布的主要因素之一。一些实证研究也发现建成环境因素影响有限，且弱于个体因素和社会因素^[12]，认为个体属性和可达性等才是影响居民休闲体育行为及时空特征的重要因素^{[33, 34]}。此外，公共休闲区域、休闲娱乐场所、土地混合利用度、街道衔接性、社会治安、美观/清洁/绿化、地形坡度、场所满意度等建成环境因素是否对休闲体育活动产生影响仍有待于进一步实证确认。综上，针对城市大型体育场馆这一类建成环境对居民休闲体育行为时空规律及其影响研究较为不足。

目前，我国大型体育场馆休闲体育资源及服务的供给侧与居民休闲体育需求侧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依然存在。本文试图以深化位于城市中心区的大型体育场馆的民生服务半径为导向，基于三大城市（南京、福州和厦门）居民到访大型体育场馆的977份休闲体育行为调查，采用最临近分析、核密度分析、累积频率曲线及多元Logistic回归等方法，探讨到访大型体育场馆的城市居民休闲体育行为时空规律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考虑到大型体育场馆主要分布在特大城市或大城市，数量少、规模巨大且对城市影响大，本文选取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福建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和厦门市体育中心（以下分别简称“南体”、“福体”和“厦体”）三个大型体育场馆作为研究案例。主要考虑到三个大型体育场馆均位于沿海特大城市或大城市的市中心区，规模巨大，均属于大型的多功能综合型体育场馆，都承办过国内外各类大型赛事。场馆不仅拥有休闲体育空间功能的多样化，还可提供包括餐饮、健身、娱乐、培训等综合设施与服务，场馆对外开放时间段长，已基本实现公益性开放全覆盖。其中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位于南京市建邺区河西新城，2004年底建成，占地面积89.7万平方米，场馆包括“四场馆二中心”，是2005年全国十运会、2013年南京亚青会和2014年南京青奥会的主会场。福建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坐落于福州市五四路与北环路交界处，建于1989年，占地约21万平方米，是福建省首个大型体育场馆，拥有一场两馆（中心体育场、游泳跳水比赛馆、体育馆），目前仍是福建省规模最大的现代化综合性体育馆；厦门市体育中心位于厦门市湖滨北路东段，兴建于1983年，占地面积约21公顷，服务设施齐全，其中羽毛球训练馆是我国最大的羽毛球训练馆，已成为厦门经济特区对外文化体育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三个城市在历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工作中一直作为全国规范普查的典型示范点；且三个城市居民健身意识较强，案例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本文休闲体育活动主要指趋向高强度体育锻炼的一种休闲性身体活动，其健康效益更加显著。数据来源于三个城市居民在大型体育场馆参与休闲体育活动（如乒乓球、羽毛球、篮球、网球、游泳等）的行为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居民到达场馆的距离、时间、场馆活动频率、活动时长、出行交通方式（分为自驾车、出租车、公交车、非机动车、步行）、建成环境特征（总体满意度）、个人及家庭社会经济属性等信息，其中建成环境特征主要包括“健身环境体验”、“健身服务体验”、“健身活动体验”、“教育功能体验”、“心理需求体验”、“身心健康体验”、“社会价值体验”和“审美体验”等8个维度（共67项指标）的总体满意度调查。调查时间从2015年3月至2015年10月时段，其中回收有效问卷977份，问卷有效率96.35%。据对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以及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构效度检验结果发现，Cronbach's α = 0.941，KMO = 0. 929，问卷整体信效度较好。

据三个城市被调查居民人口学特征及行为统计分析（受篇幅限制，表略），以男性居多（占63.04%—72.59%）；年龄主要集中分布在18—54岁之间（占83.74%—91.3%），其中以25—34岁年龄段最多（占29.22%—40.06%）；文化程度主要是大专以上居多（占74.31%—87.95%）；职业多样，主要有企事业人员、公务员、文教卫生人员、学生、专职技术人员、服务或销售人员、个体职业者等；家庭结构以单身（占24.2%—28.6%）或三口之家（占37.8%— 47.5%）为主；喜欢休闲体育居民约占98%以上；约有60%—75%居民到馆休闲体育活动频率为4—6次以上/周；到场馆的交通方式以自驾车、公交车、步行和非机动车（电动/自行车）为主；约60—65%居民在场馆活动时间为1—2小时，活动2—3小时以上的占24%—34%受访居民。城市居民对场馆满意度普遍较高，80%—85%受访者对场馆“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

最近邻分析（nearest neighbor analysis）是一种分析点位置关系的点模式分析方法。首先利用百度地图API获取被调查居民居所经纬度坐标，结合到大型体育场馆的交通方式，建立包含受访居民居所的经纬度信息、到访距离及到访时间的空间数据库。其次，通过计算最邻近的点对之间的平均距离，比较平均观测距离和已知模式之间的相似性，得出样本的具体聚集程度指数。一般将完全空间随机模式（CSR, complete space randomness）作为已知模式的标准。本文采用最近邻分析方法（计算省略），可定量比较三个城市休闲体育者居所的空间分布特征（集聚或离散）。若ANN=1，表示休闲体育者居所在空间上呈现完全离散分布；若ANN＜1，表示休闲体育者居所在空间上趋向于集聚；若ANN＞1，则休闲体育者居所在空间上趋向于离散。计算距离为曼哈顿距离，面积参数为各组样本点的最小外接矩形面积。

在概率论中，核密度估计（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用来估计未知的密度函数，是一种非参数检验方法。本文采用此方法，借助一个规则移动样方对空间点要素（休闲体育者居所）分布的集聚程度进行估计。考虑到搜索半径对分析结果有较大影响，将本研究的区空间尺度主要为城市建成区，因此分别选取1000 m、2000 m、3000 m的搜索半径进行对比，结果发现当搜索半径为2000 m时，能够获得较好效果，故使用等间隔法将三个城市核密度估计值分为低、较低、一般、较高、高五类。

累积频率曲线（cumulative frequencies curve）又称累积曲线，是一种数据可视化方法。首先确定一组休闲体育者样本的时空区间属性：x₁，x₂, …，x_n，给定某一时间或空间距离阈值x₀，不大于x₀的样本数为m，则称为不大于x₀的累积频率，计算多个阈值后即可得到累积频率曲线。本文采用此方法，分析大型体育场馆对城市居民休闲体育行为时空规律特征。

考虑到时空间距离虽为连续变量，但其对休闲体育者所带来的心理变化并非连续，而是分段的，即休闲体育者心理存在一个到访的最佳时空距离，在一定距离内可被接受，但一旦达到心理设定的最远到访时空距离阈值后，更远距离便不被接受，休闲体育行为便不会发生，因此，本文将连续的时空间距离离散化。其次，基于数据特征及研究主题，本文以个人社会经济属性（性别、年龄、月收入、文化程度、家庭结构）、休闲体育偏好、到场馆活动频率、交通方式、到场馆活动时长、场馆总体满意度作为自变量，分别设定到访空间和时间距离为因变量Y₁与Y₂（表 1），使用SPSS软件依次建立多元Logistic回归关系模型，以此探讨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偏好、活动频率、交通方式、活动时长、满意度等因素对大型体育场馆吸引城市居民休闲体育行为时空规律的影响。

表 1(Tab. 1

表 1 三个城市大型体育场馆对居民休闲体育行为时空规律影响变量情况 Tab.1 The Influence Variables of Large-scale Stadiums on the Space-time Pattern of Residents' Recreational Sports Behaviors in Three Cities

表 1 三个城市大型体育场馆对居民休闲体育行为时空规律影响变量情况 Tab.1 The Influence Variables of Large-scale Stadiums on the Space-time Pattern of Residents' Recreational Sports Behaviors in Three Cities

据最近邻分析结果显示（表 2），三个城市各自的平均观测距离与平均预期距离之比D_e，即最近邻指数（ANN）均小于1，南京、福州和厦门市的z得分分别为-18.643838、-18.809651、-19.158452，对应p值均为0，表明三个城市休闲体育者居所的点要素在空间上相互接近，呈现空间集聚分布模式，且集聚程度由大到小分别为：厦门、福州和南京。

表 2(Tab. 2

表 2 三个城市休闲体育者居所的最邻近分析结果 Tab.2 Results of the Closest Proximity Analysis of Recreational Sports Participants' Residences in Three Cities

表 2 三个城市休闲体育者居所的最邻近分析结果 Tab.2 Results of the Closest Proximity Analysis of Recreational Sports Participants' Residences in Three Cities

据到访三个大型体育场馆的休闲体育者居所的空间分布显示（图 1）：到访南体的休闲体育者呈现“T型多中心”式的距离衰减分布格局，基本覆盖玄武、鼓楼、秦淮三区及南体所在的建邺区，其中，最大聚集区位于东北部的新街口—珠江路一带，此区虽与南体的空间距离最远，但由于地处城市中心，人口密度大，且有1号和2号两条地铁线路经过，公共交通便捷；第二聚集区位于云锦路一带；第三聚集区分布在距离南体最近的黄山路一带，这主要是因为邻近南体东部为建邺区CBD办公区而非居住区，休闲者数量较少；第四聚集区集中在中华门一带；此外，在北部西站、小市、迈皋桥与南部的油坊桥、江宁大学城等地，休闲体育者也有零散分布。到访福体的休闲体育者呈现“主次两中心”式的距离衰减分布特征，主要集中在福州二环路以内的主城中轴区，其中，最大聚集区位于福体周边区域，该区休闲体育者分布密集，健身可进入性好；其次是南部的台江区，便捷公共交通使得台江区健身者出行非常便捷；此外，在闽侯上街大学城、鼓山镇、前屿等地也零散分布一些次中心聚集区。到访厦体的休闲体育者主要聚集在厦体四周，呈现“单中心”式的距离衰减规律，这主要是由于厦体位于厦门岛内的偏西部，距离厦门市政府、白鹭洲公园较近，且此区集中大量的办公场所与住宅小区；其次，在岛外的集美区与海沧区也有独立小聚集中心分布。

图 1(Fig. 1)

图 1 三个城市休闲体育者居所的空间分布示意图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creational Sports Participants' Residence in Three Cities

可见，三个城市到访场馆的休闲体育者居所空间分布均呈现较为明显的距离衰减规律，距离大型体育场馆越远，吸引者越少，但因城市交通网覆盖度及交通可达性提升，局部呈现多中心集聚距离衰减特征。

据三个城市休闲体育者的到访距离及其累积曲线分析发现（图 2），到访南体的休闲体育者在7 km处达到第一个峰值（累计44.72%休闲体育者）；在9 km达到最高峰（累计68.94%），之后到访休闲体育者数量逐渐减少，至13 km和14 km，累计人数分别达到90.37%和94.72%。到访福体的休闲体育者在8 km处出现第一峰值（累计75.54%），之后休闲体育者数量逐步下降，至12 km和14 km累计人数分别达到93.50%和96.69%。到访厦体的休闲体育者在2 km处出现第一个高峰（累计24.10%），至6 km出现第二个高峰（累计72.29%），6 km以外随距离增加，休闲体育者数量迅速下降，至10 km和12 km累计人数分别达到92.47%和96.08%。

图 2(Fig. 2)

图 2 三个城市休闲体育者到访大型体育场馆的空间距离及其累积曲线 Fig.2 Spatial Distances and Cumulative Curves of the Visits to Large-Scale Stadiums in Three Cities

可见，随到访距离增加，休闲体育者人数空间分布符合距离衰减规律。当到访距离在6—9 km，休闲体育者人数约占68%—75%。但受不同城市规模和交通可达性影响，90%以上休闲体育者的到访距离表现细微不同（如到访南体为13 km；福体为12 km，厦体为10 km），总体上，可接受的到访距离一般在10 km以内，此范围集中90%以上的休闲体育者。

据三个城市休闲体育者的到访时间及及其累积曲线分析发现（图 3）：

图 3(Fig. 3)

图 3 三个城市休闲体育者到访大型体育场馆的时间距离及其累积曲线 Fig.3 Temporal Distances and Cumulative Curves of the Visits to Large-Scale Stadiums in Three Cities

有累计64.29%休闲体育者到访南体时间在55 min之内，之后随着时间增长呈现衰减趋势；至75 min和85 min，休闲体育者累计人数分别达87.62%和94.10%。到访福体时间在10 min处，形成首次高峰（累计22.29%休闲体育者），在30 min处形成第二次高峰（累计人数达67.80%），之后人数持续快速下降，在55 min、80 min和90 min处，累计人数分别达83.90%、87.93%和92.57%。到访厦体的休闲体育者在15 min处达到最高峰（累计40.36%），之后人数快速较少，在30 min、45 min和55 min处，累计人数分别为74.70%、90.96%和94.88%。

可见，休闲体育者到访时间分布也符合距离衰减规律，但仍有一些差异，如南京休闲体育者到访时间在55 min以后（累计人数占64.29%）人数才持续下降；福州和厦门分别在30 min（累计67.80%）和15 min（累计40.36%）之后就出现衰减规律，即在30 min以内，厦门和福州累计人数分别达74.70%和67.80%，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厦门和福州“15 min健身圈”和“30 min健身圈”建设效果好；而累计74.22%南京休闲体育者到访时间都在60 min之内。

据三个城市休闲体育者到访空间距离规律的影响因素模型估算结果显示（表 3），南京、福州、厦门市的模型对数似然比检验的卡方统计量分别为173.585（P=0.000）、198.806（P=0.000）、238.451（P=0.000），模型整体拟合较好。总体看，家庭结构、到场馆活动频率和场馆满意度对各段到访空间距离影响均不显著；居民到访距离在3 km以内主要受其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影响较为显著；超过3 km距离则受居民休闲体育偏好、交通方式、场馆活动时间的影响较显著，而受个人及家庭社会经济属性的影响不显著。具体表现在：①到访距离在3 km以内，受居民休闲体育偏好和交通方式影响较显著，其中“非常喜欢”和“比较喜欢”休闲体育活动的居民影响较显著、选择非机动车（电动车/自行车）和步行出行的居民影响也表现显著；到访福体，主要是55—64岁、月收入3000元以下者、小学及以下学历以及在场馆活动时间在1—2小时的居民影响较多；到访厦体，场馆活动时间在2小时以下影响最显著，其次是月收入4000元以下者居民较显著。②到访距离在3 km—5 km之间，在场馆活动时间为1—3小时的居民影响显著；在南京和福州，使用公交车到访体育馆的居民显著较少；而其他因素对三个城市这一到访距离层的影响均表现不显著。③到访距离在6 km—8 km之间，各影响因素在厦门休闲体育者群体间差异均不显著；而对“非常喜欢”和“比较喜欢”休闲体育活动的南京和福州休闲体育者来说，则有显著影响；福州使用公交车到访福体的休闲体育者继续显著较少。④到访距离在9 km—11 km之间，受居民休闲体育偏好（“非常喜欢”和“比较喜欢”）影响仍较显著；活动时长在1小时以内，步行到访体育馆的休闲体育者显著较少；福州和厦门休闲体育者活动时长在1—3小时则显著较多，同时厦门休闲体育者步行到厦体的出行比例显著较少。

表 3(Tab. 3

表 3 三个城市休闲体育者到访大型体育场馆的空间距离规律的影响因素模型结果 Tab.3 Model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patial Distance Pattern of the Visits to Large-Scale Stadiums in Three Cities

表 3 三个城市休闲体育者到访大型体育场馆的空间距离规律的影响因素模型结果 Tab.3 Model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patial Distance Pattern of the Visits to Large-Scale Stadiums in Three Cities

总之，家庭结构、到场馆活动频率和场馆满意度均对城市休闲体育者到访大型体育场馆的空间规律的影响不显著；老年人、低收入者、文化程度较低的休闲体育者更喜欢到访大型体育场馆距离在3 km以内，选择非机动车（电动车/自行车）和步行出行较多，3 km以内居民活动时长大概2小时以内，是一个日常的圈层；到访距离在3 km以外，居民开始使用机动化出行健身方式，且“非常喜欢”和“比较喜欢”休闲体育活动、活动时长在1—3小时人群显著较多，研究发现个人及家庭社会经济属性对于超过3 km的到访距离影响不显著。

据三个城市休闲体育者到访时间规律的影响因素模型估算结果显示（表 4），南京、福州、厦门市的模型对数似然比检验的卡方统计量分别为337.195（P=0.000）、198.806（P=0.000）、213.602（P=0.000），模型整体拟合较好。总体看，年龄、家庭结构、场馆活动频率和场馆满意度对各段到访时间距离影响均不显著。居民到访时间在15 min和30 min内受交通方式和活动时长的影响均较显著；超过30 min到访时间，受交通方式和月收入影响存在一些显著以外，受其他因素影响则不显著。具体表现在：①到访时间在15 min生活圈内，南京休闲体育者中月收入在3000— 4000元和8000—10000元的人群均显著少于其它收入组，场馆活动时间在2小时以内的显著较多；福州休闲体育者以小学及以下学历，场馆活动时间在2小时以内的显著较多；厦门休闲体育者步行出行的比例较多，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不显著；②到访时间在16—30 min生活圈层内，月收入在3000—4000元和8000—10000元的南京居民均显著少于其它收入组，“非常喜欢”和“比较喜欢”休闲体育活动的居民显著较多，以步行方式去场馆的比例显著较少；场馆活动时间在3小时以内的福州居民较多，此段到访时间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不显著；在厦门，此段时间内男性休闲体育者、步行和非机动车出行的比例显著较少；③到访时间在31— 60 min范围内，月收入在3000—4000元和8000—10000元的南京居民仍均显著少于其它收入组，且步行出行的比例显著较少；福州休闲体育者差异不显著；除厦门男性休闲体育者比例显著少于女性以外，此段到访时间受其他因素影响不显著。

表 4(Tab. 4

表 4 三个城市休闲体育者到访大型体育场馆的时间距离规律的影响因素模型结果 Tab.4 Model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attern of Temporal Distance of the Visits to Large-Scale Stadiums in Three Cities

表 4 三个城市休闲体育者到访大型体育场馆的时间距离规律的影响因素模型结果 Tab.4 Model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attern of Temporal Distance of the Visits to Large-Scale Stadiums in Three Cities

总之，年龄、家庭结构、到场馆活动频率和场馆满意度均对城市休闲体育者到访大型体育场馆的时间规律影响不显著；在30 min到访时间内，受交通方式和活动时长的影响均较显著，城市休闲体育者多选择步行或非机动车（电动/自行车）出行到大型体育场馆，在场馆活动时间以2小时以内较多；超过30 min生活圈，城市休闲体育者受交通方式和月收入影响仍存在一些显著，机动车出行比例不断增多，受其他因素影响不显著。

大型体育场馆如何满足城市居民在闲暇时间健身锻炼的需求已成为衡量我国宜居城市、休闲城市、健康城市及文明城市的重要指标，也是城市经济、社会、文化和体育产业展示与交流的形象窗口。

研究发现：①大型体育场馆服务辐射范围广，基本可以覆盖城市中心城区。对城市外围居民也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总体呈现以大型体育场馆为中心的距离衰减效应，但这种距离衰减会因城市规模和交通可达性提升，局部呈现多中心集聚衰减特征。②到访大型体育场馆的时空距离分布均符合距离衰减规律。10 km以内到访距离集中90%以上休闲体育者，到访时间在30 min以内最为理想，在60 min以内也尚可接受；厦门和福州大型体育场馆“15 min健身圈”和“30 min健身圈”是吸引居民到访的主要时间距离圈层。③家庭结构、场馆活动频率和场馆满意度对城市休闲体育者到访大型体育场馆的各段时空距离影响均不显著，其他因素的影响则是分段式的，其中居民到访距离在3 km以内，主要受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如年龄、月收入、文化程度等）影响较为显著；超过3 km的到访距离则受其休闲体育偏好、交通方式、场馆活动时长的影响较显著，而受个人及家庭社会经济属性的影响不显著。在到访时间方面，在15 min以内主要受月收入、活动时长、交通方式（步行）等影响显著；在15—30 min之外，休闲体育偏好影响日趋显著，说明居民日常活动15 min是日常性的，15 min之外更受个人偏好性的影响；当到访时间超过60 min，主要受机动车和月收入因素影响。④家庭和年龄对居民到访大型场馆活动的时空行为影响不显著，这与以往不区分场馆类型的居民休闲行为研究结果存在差异，说明到访大型体育场馆的人群中，年龄和家庭结构的差异不显著，大型体育场馆是大众人群普遍都能接受和认可的休闲体育活动场所。

基于上述结论，一些建议如下：①基于3 km（或15 min）仍然是保障居民开展日常性休闲体育行为的重要圈层，因此应继续加强城市交通可达性和健身服务便捷性建设，不断扩展城市居民休闲体育行为的“30 min健身圈”时空可达性的服务范围，重点考虑老年人、小孩、经济收入低等弱势群体休闲体育活动的需求，为全面保障城市居民都获得休息体育活动权利创造良好条件。②相比于其他建成环境，发现到访大型体育场馆休闲体育者以家庭群体居多，活动频率多且场馆满意度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到访现有大型体育场馆的休闲体育活动客群的特殊性和集中性，因此除了继续考虑家庭休闲体育群体对休闲体育设施、活动及服务品质需求外，还需进一步拓展其他客源市场，以满足不同群体、不同年龄的个性化、多元化休闲体育运动需求。③随着到访时空距离增长，受城市居民休闲体育偏好影响日益显著，这说明从根本上要使人们喜欢到大型体育场馆参与休闲体育活动，需要不断加强休闲体育教育，培养居民对休闲体育活动兴趣与爱好，树立主动积极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态度，增强休闲体育偏好是提高大型体育场馆利用率的重要力量。④目前城市大型体育场馆的休闲体育服务圈较为有限，利用率仍需提升。在倡导城市休闲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背景下，城市规划应有效平衡城市各级休闲体育建成环境等级体系的数量和规模，统筹配置大型体育场馆与其他休闲体育空间服务功能，提升城市居民多元化、差异化和个性化的休闲体育服务供给的有效性、保障性和广泛性，促进社会和健康公正。

由于大型体育场馆建成环境的规模和功能在我国城市中具有数量的唯一性、管理的专属性和服务的综合性，且大型体育场馆与休闲体育行为影响因素较多，相互作用的机制复杂；不同城市、不同个人社会经济属性的居民休闲体育偏好、动机、参与活动类型等也都具有多元性与随机性。因此，后续研究可进一步考虑增加大型体育场馆与休闲体育行为交互影响的一些可能因素（如道路连通性、土地混合、街道可步行等环境因素；休闲体育行为动机、态度、活动及行为意向等个体行为因素），并选择不同城市的大型体育场馆开展验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