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传统村落成为乡村文化保护和旅游发展的重要资源，传统村落的保护有利于传承乡土文化，强化乡村的地方和文化自信。随着脱贫攻坚的胜利，乡村全面振兴成为现阶段“三农问题”的核心，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更是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内容^[1]。传统村落在从传统社会加速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原真性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严重失衡，村落肌理不断被蚕食与破坏。其中，物质形态作为传统村落组成中最直观、可见的要素，发生的改变往往最易被识别出来。通过对传统村落生成与演变的分析可以勘察，物质形态的变迁及其背后蕴含的社会文化变迁事实。针对传统村落面临的物质遗存保护和村民住居需求脱节的矛盾，康泽恩形态学分析方法是认知聚落物质形态和人文内涵的有效理论工具。鉴于此，本文从康泽恩城市形态学的理论视角出发，以传统村落物质形态为研究对象，从由产权地块、街巷系统、寨门及村落边界组成的平面单元出发，深入解读传统村落的形态生成和演变过程、物质表现以及物质与非物质形态的关联互动，以期为我国传统村落的原真性保护与继承性发展提供借鉴意义，并补充康泽恩形态学理论在传统村落研究中的应用。

2 文献回顾 2.1 传统村落物质形态的研究进展

学界将传统村落定义为形成较早、拥有丰富的传统资源，并兼具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应给予保护的村落。传统村落的概念凝结了村落在空间选址、平面格局、建筑风貌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的文化内涵，是对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突出表征^[1]。从传统村落的研究历程看，我国传统村落研究走过了以描述为主的起步期、尝试挖掘传统村落文化内涵的拓展期，以及从关注“物”的形态和环境转向关注“人”的认同和行为的活跃期^[3]。

对传统村落形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城乡规划学^[4]、地理学^[5]、建筑学^[6]等学科，这些研究涉及传统村落的多个研究尺度、内容、方法和理论。研究尺度与内容方面，宏观层面有对特定地域传统村落空间文化因子、空间分异的研究^{[7, 8]}，也有对空间形态类型的甄别、演化特征和驱动机制^[9]以及地域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10]的研究等。中观尺度的村落形态研究是当前传统村落物质形态研究的主流，既有对村落空间布局的研究^[11]，也包括村落显性物质文化景观与隐性非物质文化互动的研究^[12]。微观层面更多从建筑学的角度出发，对民居院落、公共空间^[13]以及街巷系统^{[14, 15]}等特定空间要素进行形态分析。研究方法与理论层面，既有定性研究也有定量研究。定性研究方法与理论包括生态景观图式^[16]、景观基因理论^[17]、聚居动态进化理论^[18]、“文化生长”理念^[19]。定量研究与理论涵盖空间句法^{[20, 21]}、GIS空间分析^[22]、分形理论^{[23, 24]}等。总体来看，关于传统村落形态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且涉猎广泛、话题多元，主要集中在村落整体形态的演变过程、影响因素以及人文思想对村落整体形态的作用。然而，现有研究中对构成传统村落不同层级的物质形态要素、要素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形态要素与社会文化之间互动的研究很少。具体来说，对村落空间、街巷系统、产权地块、民居建筑等形态要素在传统村落历史—地理结构形成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对这些要素生成的社会文化动因的历时性分析不足。

2.2 康泽恩形态学的研究进展

“形态（morphology）”一词来源于希腊语Morphe（形）和Logos（逻辑），指形式的构成逻辑。“形态学”最初源于生物学的研究方法，主要研究生物体的形态（如外形、构造等）及其转化^[25]。康泽恩形态学发轫于历史地理学，是近些年西方学术领域广泛讨论的城市形态研究理论之一。该学派开端于德国、发展并繁荣于英国，强调在完备详实的历史资料和实地调研资料基础上，概念性的整理、分析城市形态的变化过程与模式^[26]。在施吕特尔、索尔等地理学家提出的“文化景观形态”概念的影响之下，康泽恩引进“城镇景观”这一概念并重点突出对城市空间的三维分析^[27]。康泽恩认为城市景观是居住在城市中的一系列“社会精神的客观化”，可观察到的形态特征是社会愿望和经验的表达。

康泽恩形态学自引入国内，已经开展了大量的跨文化研究与适应性应用。研究集中在历史城镇与历史街区尺度，而传统村落和建筑尺度的研究相对较少。在历史古城层面的研究中，学者们对平遥古城的城镇平面格局、城市边缘带展开分析，微观层面探讨平遥内部建筑基底与地块之间的关系，中观层面研究发现城墙作为固节线，从形态上将平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平面单元，宏观层面根据对平遥的街巷、地块和建筑的解析来推测城墙的扩张^{[28, 29]}。熊筱等人将文化遗产的价值评估与康泽恩形态学的区域化理论相结合，通过景观单元的划定来判识庐山枯岭镇遗产价值的地理空间分异^[30]。历史街区尺度上，学者们认为当前中国的历史街区划定与更新缺乏理论依据，而康泽恩形态学对城市景观与社会关系的思考为城市更新与保护提供了理论基础。Whitehanda J W R等人对广州华林寺与同福西路地区进行分析，对比了由政府划定的保护规划范围和基于康泽恩形态理论分析所得的形态区域，发现这两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区别^[31]。同时，他们也对北京陟山门街区开展了类似的研究，将陟山门地区划分为两个形态层级，即主要层级和次要层级，并通过对比发现北京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划定的边界与依据康泽恩形态学理论划分所得的景观单元边界，有大部分是没有重合的^[32]。这些研究证明康泽恩形态学理论对历史街区保护规划的指导意义。村落尺度层面，有学者分析了黄埔古村落的平面单元、建筑类型与土地利用模式，并在对结果归纳、叠加的基础上进行形态区域的划分，根据划分所得的形态区域推测村落的演进历程和扩张阶段。这种逆向的思维方式是阅读传统村落发展的形式之一。建筑尺度层面，田银生、谷凯等对中国广州及其周边地区住宅建筑类型的发展历史进行了考察，认为广州十九世纪主要的乡村建筑类型“三间两廊”和早期的城市建筑类型是后期城市建筑类型发展的基础与原型，城市早期的民居建筑是农村建筑类型转型与累积的产物^[33]。在对城市保护区范围、等级的界定与基于康泽恩城市景观单元分析所得的形态区域与层级范围的对比中，笔者切实感受到，目前的历史城镇与传统村落的保护亟需强调整体与局部的结构关系。微尺度的建筑、地块的保护需同周边的历史地理结构紧密结合，方可避免历史地区或历史建筑被视为孤立的“岛屿”或“碎片”，整体统筹和系统保护是最具持续性的历史城市或乡村发展保护策略^[34]。

2.3 康泽恩形态学在传统村落形态研究中的理论适用性

传统村落是由物质形态与人文内涵组成的统一有机体，物质形态的产生、改变与演进遵循着“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原则^[35]，且与非物质形态关联互动。如同生物的形态构成，传统村落从局部的建筑形态—产权地块—街巷系统到整体的村落历史—地理结构，都具有着关系构成逻辑。不同发展时期产生的形态要素持续存续于传统村落的物质形态中，这些形态要素与人类最真实、最日常的动态生产生活相联系。村民在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的产物，构成了村落的物质空间形态。因此，物质形态是读写传统村落发展脉络、实现未来空间管理最直观可见的文本。传统村落的特性决定了解读它需要一种从局部到整体的思路，康泽恩城市形态学继承了生物形态学和文化景观形态的概念，分析城市形态要素的发展过程与空间关系，并将其概念化^[36]，提出了从平面规划（包括街道系统、地块及其组合而成的街区和建筑物及其平面组织）、建筑类型（包括三维建筑特点）和土地利用模式三个基本形式综合体来解读历史城镇景观形态的理论框架^[37]。以上三个要素的初始特性、发生改变的难易程度、发挥的不同作用反映了物质形态的历史层级性与形态顺叙性，与传统村落要素所具有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特性紧密联系。康泽恩形态学将形态特征理论化为具有逻辑性的解释系统，对历史深厚的地域与其所创造的物质结构之间的关系有着敏锐而细致的理解，从发展演化的视角出发，从局部形态要素到整体组成结构对历史区域展开分析，为解读传统村落的生成与变化提供了理论框架（图 1）。

3 研究区域和数据来源

中国传统村落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形态在展现出清晰的地域主流文化色彩时，也将多元的地方性文化融入其中。本研究的案例地弄么村位于德宏州西南部的芒市坝区中心（图 2），是一个傣族世居的传统村落，始建于清代（图 3）。弄么村距离所属的风平镇中心1 km，距离芒市政府8 km，交通便利。弄么村在百越文化、中原文化、南传佛教等多元文化的影响与渗透下，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村域尺度上，移民村、风平镇、飞机场、水田组成的外围边缘区对村落形成了“夹逼”态势。村落尺度上，分家驱动下村寨自身进行着道路的生成与宅基地的划分。三条主干道构成路网构架，其次在主干道的基础上衍生出各级支路，主、次干道将村落各部分连为有机的整体。主干道与衍生支路组成村落的鱼骨状道路形态，地块则作为“骨肉”填充其中。建筑尺度上，以奘房为村落中心，以传统四合院为基本要素填充于街巷系统之中。与此同时，城市化、现代化推动下传统的院落式民居与现代新式楼房穿插交错。

康泽恩形态分析要求有详实的田野调查、细致的图像资料，强调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的分析，但囿于农村地区地图资料、文本资料的保存与记录有限，本研究资料的获取主要以田野调查为主。本课题组于2019.1.18至2.18，2020.10.24至11.10期间对弄么村进行了2次实地调研，获取了弄么村物质形态的宏观、微观数据以及非物质形态的相关数据。初次调研重点获取了弄么村整体数据资料，包括村落的区位与村域环境、不同阶段村落的空间扩张、街巷系统与地块的生成和生长方式、地块属性、村落内部重要节点要素的区位与变化；第二次调研主要获取的微观数据包括院落与建筑单体的位置和关系，建筑类型、建筑形态与内部的空间结构特征。非物质形态数据包括村民对建筑空间的利用与认知，不同时期村民对建筑类型、建筑风格的喜好与缘由。数据主要来源于实地调研、深度访谈和芒市住建局提供的内部资料。

4 康泽恩形态学视角下传统村落形态要素的解析 4.1 传统村落的历史地理分析 4.1.1 传统傣族文化主导下的村寨形态生成

弄么村村落形态的第一个阶段，是从清代新寨的选址择居至1949年的生成阶段，这一时期弄么村受傣族传统社会文化习俗主导，村寨的物质景观表征了传统的傣族社会文化形态。弄么村最早的旧寨可以追溯到现寨子南侧水田被称为“那满蒿”的地方。后因该地地势较低易发洪水，村内长者对此进行了分家迁移，分别自“那满蒿”向南、向北搬迁形成如今的那目村和弄么村。弄么村的空间布局遵从了傣族传统的文化观与世界观，村落根据周边的自然环境要素对村落的布局展开了适应性调整（如图 4），反映出傣族群体用策略性的行为决策对传统思想观念和变换的自然环境进行调整和反馈。既实现了对自然地形的适应与利用，也保证了村落空间布局与傣族空间观的内在统一性和传统延续性。

弄么村在选址择居后，以奘房为中心，以“弄么”这个地名所表征的地名文化展开了对村落空间要素的配置与扩张。奘房是傣族民间信仰的表征，位于村寨最为中心的区位。“弄么”在傣语中被译为“荷花塘”，荷花塘具有“不尖也不长”的圆形特征，这种由地名观念赋予的圆形特征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村民及其后代，使村民在以分家为主的空间要素排布中，始终遵循着这种规范与秩序。村落内部在人口增长和分家扩张驱动下，以奘房为中心展开了圈地活动，构成了村落的“血肉”。为避免山上民族或野生动物的掠食，地块圈划与房屋建设活动都是紧挨着奘房或已有的建成部分层层向外拓展。村落地块的布局表现出强烈的群体意识与傣族社会结构中特有的“内部原则”，多个地块连续组成紧凑的街块组团，以此来强调血缘纽带的牢固性、集体性和便于防御的安全性。弄么村早期的街巷系统中，南北方向道路、东北—西南方向的通过性道路和北部东西向道路构成了弄么村的主干道，也是村落中历史最早的道路，均保留至今。而内部其他小巷则是随着分家而产生或田坝路转变而来的，有些形成较早的道路，在与地块的“空间进退”中宽度与形态均发生了部分形变。

弄么村在圈地活动和空间拓展过程中，早期的东、西、南、北四个寨门构成了物理界线。界线之内是人类最容易控制的村寨，界线之外则是人类控制较弱的墓地、水田、林地。物理界线从物质空间形态上区分了村寨的内部与外界世界。傣族对空间要素的安置源于傣族将世界看成一个有秩序的系统，居住区的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应具有清晰的空间界线和对应。院落、民居等生活空间均安置于内部世界中，围绕奘房和已有民居不断拓展。直至1950年左右，村落四个寨门所界定的边界被圈划的地块填满，村落整体紧凑拥挤。总体而言，呈现出奘房—寨门—院墙组成的寨墙——弄么大河的空间结构，作为弄么村的“骨架”。这便是弄么村日后物质形态拓展的雏形（图 5）。

4.1.2 传统与现代之间：村寨形态的生长

弄么村1950年前存在的东西南北四个寨门、民居外墙和弄么大河组成了村落“固节线”。固节线可以理解为构成村落的“边迹带”，是村落生长痕迹的见证，与村寨后期的发展有着紧密的空间连续性。新中国成立后，南、北寨门以及寨墙陆续被拆除，曾经于寨墙外围留下的道路，一部分成了村寨南北向主干道的组成部分，一部分在村寨宅基地划分与扩张中内化为支路，且当下依然可以被识别出来。虽然这些早期的形态痕迹或保留或消失，但其仍会对后来形态的生长产生重要的作用，并表现出明显的空间连续性与形态顺叙性特征。在弄么村，村内要素组成的固节线在特定时期约束了村落的发展。最终，村落在现实的要求下需要跨越固节线、克服这些障碍开始新的发展。固节线成为了记录形态过去生长的痕迹，在弄么村，寨墙外围的道路便成为考究村落过去的有力证据。

传统傣族村寨的空间布局具有由里及外的领域递减特征。村寨构成居住区、河流、森林、田地等由住宅到村寨再到田地的顺序。弄么村依托河流、森林、田地等要素作为外延，赋予了村寨空间更多的发展弹性，在这种情况下村寨空间发展可以收缩自如。然而，外界因素的介入打破并限制了弄么村传统空间的整体性发展。1980年后芒市飞机场于弄么村东侧重建并持续扩大，现已与弄么村仅有一个县道之隔。2008年龙昌移民村于弄么村西侧竹林选址建村。这些外界固定空间的植入与村寨自有的南侧灌溉河流弄么大河、东侧县道以及北部风平小学组成了弄么村第二层次的边缘带，成为由现代性要素组成的村落界线，框定了村寨的物质空间范畴。相较于第一层面的固节线，第二层次的边缘带具有明显的外部特征，由明显混合用途特征的土地单元组成^[38]，如交通、田地、森林、教育用地，具有着重建和改扩建的机遇。从内部形态要素看，第二层次的边缘带与村落内部的地块属性具有较大差异，为大面积同质地块，且形态功能多样。

建国至今的空间发展阶段，是弄么村空间形态的生长阶段，也是傣族传统意识形态与现代意识形态的博弈与互动阶段（图 5）。一方面传统的物质空间要素被认为是傣族文化与身份认同的表征，另一方面与时俱进、融合社会时代、以物质空间的生产促进经济生产生活水平是傣族人民的迫切追求。这一期间弄么村的空间形态生长呈现以下特征：

（1）寨门迁移带来的村落边界的外拓。传统的傣族空间观对村落物质空间范围进行了限定，村落的经济、文化、生产生活被限制在村寨内部，这对傣族的长远发展是非常不利的。1950年后弄么村为增加建设用地，拆除了南、北两个寨门，并对东、西两个寨门进行外迁。寨门的拆除与外迁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村落的可建设用地空间，使得村落的边界得以外拓，推动村寨在东西两个方向大规模扩张。南北寨门的拆除是傣族传统文化对自身土地发展压力的妥协。

（2）法帕移民村的规划思想对弄么村空间发展的影响。法帕村是跟弄么村同属于风平镇管理的傣族村寨，法帕村先前自然生长的老寨子被洪水淹没，而后在政府的帮扶下进行集体搬迁，重新规划了法帕新寨。新寨的平面形态、街巷格局、院落组合极其规整有序（如图 6）。法帕村与弄么村自历史上就有着频繁的交流，1980年法帕规划新村后，弄么村村集体开始学习法帕村的规划方案并逐步实施。其中表现最明显的是弄么村后期扩张的北部区域中南北向道路两侧的地块。在地块划分的过程中，由村委规定每两个紧挨的新生产权地块之间需要留出一条东西向且垂直于南北向主干道的支路（如图 7），以打造规整的地块布局形态。为保证新生地块形态特征的统一性，村委会亲自为村民测量新划分的宅基地。

（3）主干道主导了村落形态的主要生长方向。弄么村1950年之前形成的以奘房为中心的圆形空间布局模式，在快速的土地开发中被打破。由于部分寨门的拆除导致了建设用地空间的释放，村民最先沿着东北—西南向和南北向两条主干道展开地块的划分与村落扩张，后来物质形态的生长（即地块的划分）受到先前已有物质形态（即道路）的约束与主导。

（4）在第二层边界圈定的可用建设用地范围内，弄么村进行着两种形态发生过程。其一是在已有街道与已划分产权地块内部展开的建筑基底与建筑类型的更新演替；其二是新地块与新街巷的产生。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为农村宅基地赋予了相应的权利。在1950年之后形成的村落形态中，街巷之间、街巷与地块之间由于产权的存在而相互制约、变得稳定。建筑则成为唯一可以变动的最不稳定的要素。同时，地块与道路的形态关系与其产生的历史时间存在着相关性，产生时间越久的地块与道路不断受后期建设活动的影响，两者之间的界线变得更加复杂，地块排列紧凑密集且为顺应街巷系统发生了相应的形变。而在较新的区域中，地块形态整齐一致，这些新生地块的划分常伴随着新道路的产生，地块之间、地块与道路之间的界线多呈直线。

4.2 传统村落形态要素的生成方式与演变 4.2.1 街巷系统产生的三种形式

街巷系统作为最稳定的形态要素在城市形态框架中具有主导作用，街巷系统往往保留着最初的形态痕迹并影响后来形态的生长。弄么村的街巷系统有三种形成方式：①由村寨之间的通过性道路内化而成的老路。弄么村街道形成之初至今存在三条主要干道，即南北向的主街道和与其交于奘房的西南—东北向主街道和北部的东西向主街道（图 8）。其中南北向主街道、西南—东北向主街道和寨墙外侧街道是弄么村最早的街巷系统，也是村寨空间形态的骨架构成，村寨的空间扩张和地块的划分均以这三条主街道为基础。而对于北部东西向主干道的形成时间由于资料的缺乏，目前依然未知。其虽然位于村寨较北的后期扩张区域，但该街道是早期连接弄么村与西侧竹林的最便捷道路，推测该街道在村寨扩张与地块划分到此区域之前便已经存在。主干道中大部分在村落发展之初发挥着通过性交通的作用，例如西南—东北向主街道一头连接着通往芒市的县道，另一头则连接着那目寨。此后，伴随弄么村自身空间的扩张，为保证村内交通安全与安静，这些路均内化为弄么村内部自身所用，现已作为连接弄么村内重要传统节点要素（东西寨门、奘房、墓地、邵梅罕剪纸馆等）的主要道路。②由南侧田坝路转化而成的小巷。弄么村奘房南侧有多条南北方向的支路，以前是由村内去往田里的田坝路。在村寨展开的自下而上的自组织过程，田坝路这一形态要素被选取并转化为村落内部要素，反映出某些已存在的空间要素在无形中会引导人类的行为。③伴随分家与地块划分而析出的新路。1950年后形成的支路大都是伴随着分家与地块的划分而产生的，尤其对于那些位于村落北部和外部区域的支路来说，其与所服务的地块具有相同的年龄。弄么村小巷的生成过程与村落治理形式的转变和土地价值的显化有关。1949年之前土地产权不明确，村落治理的主体是奘房及奘房老人，关注对传统宗教空间元素的布局，忽略了小巷、支路等村内的生活性、生产性要素。加之当时的土地并未显现出经济价值，导致弄么村早期的街巷是以随便圈地留出的不规则型小巷为主。从1949年到合作社时期，新中国确立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加之受法帕移民村规划思想的影响，村委逐渐对村内地块与道路的划分开始了管制与监督，地块的规则性划分使得道路也逐渐规整起来，且由村集体主导免费为分家出来的家庭划分道路。1982年包田到户以后，土地的使用权给予了农民，为保证村落规划与实施的统一性与连续性，依然是村集体出钱为村民购买道路。据了解，当时一般的小巷宽度为2瓦^②，每平方米4元。以上的转变发生于2000年以后，由于农村土地的市场化与价值的显化，村集体不再主导村民集体购买留路，而是村民之间协商买地留路，村集体在这其中仅发挥监督功能。

4.2.2 地块的划分与形态

（1）地块划分的双重逻辑

弄么村地块的划分或生长形式是在傣族自身的文化行为、生活实践与村落基层治理的双重逻辑下展开的，在物质形态方面表现为“紧挨已有宅基地”和“沿主干道生长”的特征。在1949年村落物质空间形态的基础上，产权地块的划分形式经历了“村集体免费划分宅基地—土地置换宅基地—购买宅基地”的三个阶段。早期宅基地由村委以边长为12、14、16瓦不等的方形地块免费分配。1982年“分田到户”取代了集体规模经营方式，土地承包权转为私人所有，村内建设用地可在双方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以土地置换宅基地的形式展开。后期，随着市场化推动土地财产价值的显化，弄么村宅基地从无偿划分转为以购买的形式有偿交换。虽然宅基地的划分形式在不同阶段以不同的形式或代价展开，但在村委与村民内部的调整下，村民对不同时期的土地管理制度进行适应，以维续地块、道路整体形态的一致性。

1）弄么村的宅基地划分始终遵循“紧挨已有宅基地”的传统。这种独特的地块划分形式源于解放前后西南边疆地区频繁的社会政治变革与其他民族的入侵。相对富裕且聚居于平坝地区的傣族为躲避山顶部落或猛兽的劫夺，紧挨着已有的民居来展开房屋建设活动，形成了集聚的空间形态特征。此外，傣族于传统观念中即有“群体取向”、“内在原则”的特征，他们高度重视集体社会的规范、避异求同^[39]。傣族无论是公众活动还是村民个体的建房行为都强调与村寨的高度违和、井然有序和有规律的活动行为，来体现和表达傣族村寨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2）街道系统作为平面规划的主要组成要素，引导着传统村落产权地块生长方向。地块的划分是沿着三条主要街道两侧展开的。该特征表现最为明显的区域是村落南北向主街道及其两侧，地块在道路左右两侧沿街划分。首先，越靠近街道两侧的土地越先由“生地”变为“熟地”，随后的地块在与南北向街道垂直的方向上分别紧跟已有的街道左右两侧的地块，展开“追尾式”的地块划分（图 9），这种地块划分方式最终会形成道路的“鱼骨状”形态。

（2）产权地块的原形与形变

弄么村的地块具有最初的形态特征，作为产权地块的原形，即呈正方形且朝向东方，东方在傣族空间观中象征着生命与吉祥。产权地块的原形源于传统傣族宇宙观对“空间”的方形定义以及中原地区合院式建筑布局的影响。

地块在遵循基本地块形态的原则下，由于受到地块自身区位、地块内部间、地块与街巷之间空间关系的制约，会发生形态属性的改变，具体包括地块的形状、方向的形变。地块的朝向取决于傣族的空间观、地块在村落中的区位及地块与奘房、街巷的关系。地块的朝向决定着民居建筑的整体组合与朝向，也决定着正房中佛龛的朝向。例如，位于村寨东部区域的外侧地块为遵循“村寨居民须朝向村寨中心”的原则，地块方向需朝向西方；而位于南北向主干道东侧的地块为实现交通的便利则朝向西侧（表 1）。

地块形状发生改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村落形成较早的区域，形态改变的驱动因素有两个方面：①建国前土地管理的杂乱性与无组织圈地导致的地块不规则。早期弄么村对地块的产权观念极为薄弱，加之当时土地没有体现出价值特质。这使得宅基地的划分都是围绕奘房展开的随意圈地，在圈地过程中更多考虑土地利用的便捷性而忽略地块的规整性。②道路约束下地块的形变。这种模式的地块生成与道路有关，根据其与道路生成的关系可划分为三种类型（表 2）。与此相应的，地块也在原有道路与新道路的产生中发生了形变。可以总结出，早期弄么村的物质形态要素中，道路的生成与地块的形态这两者之间具有着双向形塑作用。

4.2.3 建筑类型的演替

地块属性诸如密度、尺度、方向、形状是组成平面肌理的基本单位^[40]。地块属性定义了内部建筑的组合特征并决定着建筑基底的组合形式和方向。宅基地是最终的“产权单位”，所有具体的建筑形态都修建于所属的地块之中。产权地块使用者的文化观念与思维方式会对地块内部建筑基底的布局、建筑类型以及建造活动产生直接的影响。早期弄么村的房屋建设活动均是在一宗完整的产权地块中展开的，地块所有者为本地村民，拥有对地块的完全支配权与建设权。而当后期外来工匠与建筑师涉入后，村落出现了新的建筑观念、建筑技术与建筑材料，建筑形态成为本地村民与外来技术人员双重作用塑造下的产物。弄么村现存建筑从最早的1983年的典型四合院传统民居到现今二、三层的楼房，建筑年龄跨越将近40年。建筑基底的组合形式，经历了传统四合院基底、过渡三合院基底以及现代楼房基底。从传统民居向楼房过渡的过程中，发生着民居空间的恒定与转换，具体表现为合院式民居演替中倒座的消失、厢房的简化以及亘古不变的厨房与正房（表 3）。

弄么村的地块形态与建筑基底的布局模式之间具有双向的形塑作用。早期的传统四合院布局模式和傣族空间观定义了村寨单个地块的方形形态，而在漫长的实践中，方形地块逐渐成为地块的惯常属性，并转变为一个稳定的形态要素存在于弄么村中。当后期民居的类型由传统合院式变为集多个功能为一体的单体建筑时，依然延续着方形地块，尽可能保持了传统村落在地块尺度的空间连续性。

5 结论与讨论

传统村落物质形态是可读性的地方文本，弄么村的整体空间扩张、产权地块的划分与特征、街巷系统的产生以及民居建筑形态共同表征了傣族村寨的历史延续性与时空变化性。

第一，弄么村的物质形态与社会文化存在关联互动的辩证关系。傣族秩序井然的世界观和空间观直观地反映于村落多尺度、内向性的空间组合与空间形态关系中。寨门寨墙界定了弄么村的内外边界和空间方位，不同方位的寨门与奘房体现了傣族文化对村落物质空间的形塑。另一方面，现代乡村基层治理影响了弄么村街巷系统的形成和产权地块的划分。弄么村在村集体主导下通过对村落内部土地的划分、置换与购买，实现了对村落产权地块模式、街巷系统形态和肌理的延续。傣族村寨稳定的文化内核和治理逻辑，为传统村落形态演变中对外来要素的协商与调适提供了韧性，从而在整体上保持了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的连续性与统一性。

第二，弄么村不同形态要素的稳定性存在差异。道路系统是传统村落中最稳定的形态要素，地块较为稳定，而建筑形态却发生着频繁的更替。道路的权属最早由私人向村集体转变的过程中，产权属性更加稳定，道路稳定性增强。道路与地块、街块通过边界连接，两者在相互作用下，结构组织愈发走向稳定与复杂。而建筑形态完全由产权地块的拥有者所支配，建筑形态由建筑所有者的审美和价值观而定，是最不稳定的要素。

第三，弄么村在形态演进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顺叙性特征和形态要素制约关系。寨门、寨墙、河流构成的固节线制约着村落空间的生长。“寨门—道路”连接构成的形态骨架引导着村落的空间发展方向与边界。村落边缘带呈现出大尺度不规则地块的组合，与村落内部结构形成形态空间分异。产权地块尺度内，四合院民居对地块的要求使得方形地块成为村落的惯常，地块之上的建筑布局不断调整以适应地块形态。

本研究是康泽恩城市形态学在中国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的传统村落物质形态研究中的尝试。康泽恩城市形态学虽始于对乡镇平面格局的研究，但发展繁荣于对城市形态的研究，在城市研究过程中，更多强调政治、经济、社会与城市物质形态的互动。本文选取傣族传统村落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案例的特殊性丰富了康泽恩城市形态学的理论。本文对自然文化要素以及现代性对传统村落物质形态的影响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康泽恩城市形态学和文化地理研究的融合。此外，在社会科学“空间转向”和地理学“文化转向”背景下，本研究强调了物质形态之间、物质形态与非物质形态之间的互动，关注了地理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关系，在微观尺度研究中呼应了地理学中的思潮转向。

注释：

① 高芸.中国云南的傣族民居[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76。

② 瓦是傣族基于人体尺度的计量单位，即人体直立两手臂向两侧伸展时两手间的距离，对傣族人体调查推测一瓦的长度大约是1.6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