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传统的福特生产方式已不再适应当前的差异化消费特征，后福特生产方式应运而生^[1]。这种生产方式在城市中会表现出独特的空间效应，形成后福特主义城市（The Post-Fordist City）^[2]，后福特主义城市以网络信息为支撑，在城市内按个性需求组织生产空间，传统完整的产业链演变成更加细化的不连续的产业链，城市空间变得更加分离和松散^[3]，因此后福特主义城市空间结构会更复杂。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地与城市的人口变迁、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变化相关^[4]，其中，企业地理集聚是城市过程与结构演进的核心与基础^[5]，可以说探讨城市结构特征的实质是揭示企业地理集聚的空间结构特征和功能地域作用模式^[6]。一些学者认为，城市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的转变是自发且不可避免的趋势^[7]。所以，研究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产业空间格局和结构的演变，有助于引导和优化城市空间结构，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产业空间格局和结构的研究是城市研究的重要话题。在福特制时期，标准化、机械化的大生产使城市空间迅速扩展，工业生产高度集中，生产和流通、居住、市场等在空间上分离形成了具有特定功能的分区，早期芝加哥学派提出的“同心圆模式”、“扇形模式”和“多核心模式”的结构中，工业区在居住区外围地区成片存在，这与福特制批量生产对空间的需求特征相一致。随着生产方式由福特制向后福特制转变，城市产生了高科技园区、新产业区和产业集群等新型组织，城市空间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如第三意大利^[8]、德国巴登—符腾堡^[9]等。近年来，大量关于城市产业空间的研究，主要以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或高新技术产业等的空间格局结构及演变规律为主，并且重点关注产业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及影响因素^[10-12]。研究结果普遍认为，随着中国城市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城市扩展，制造业向城市郊区搬迁和集聚的趋势明显^{[13, 14]}，生产性服务业呈现向城市中心集聚的趋势^[15]，高新技术产业的布局变化则较为复杂^[16]，在影响因素方面除传统的区位因子如交通、成本和产业集聚等外，关系、创新、制度和文化也成为影响产业空间格局的因素被关注^[10-16]。如刘卫东和薛凤旋对汽车工业的研究发现在生产方式由福特制向后福特制和精益生产的转变过程中，其空间组织由高度集中向网络化集聚发展^[17]；蒋海兵等指出关联、集聚、规划引导机制推动杭州生产性服务企业数量由中心地区向周边地区圈层递减^[18]；高金龙等发现南京制造业郊区化明显, 呈“大分散、小集中”的形式^[19]。另一方面，相关研究也关注产业空间变化和新产业空间的出现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特别是产业关联使企业在市场化导向的地方明显集聚^[20]，进而重构城市的资本、就业与人口格局，促使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21]，例如孙磊和张晓平发现北京制造业重心向东北偏移引起就业重心偏移进而拓展北京空间结构^[22]；吕卫国和陈雯的研究表明制造业通过扩散和重新集聚推动城市空间结构变动^[23]。此外，近年来基于企业网络、产业价值链、产业链等城市网络结构的研究也日益增多^{[24, 25]}，例如刘可文等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视角研究了长三角城市功能网络^[26]；马海涛和方创琳基于微观服装企业研究了粤东城镇群的网络化联系^[27]。综上所述，城市产业空间格局和结构的相关研究都肯定了生产方式在城市空间结构中的塑造作用^{[17, 28]}，但现有研究对后福特生产方式下产业呈现的新变化探讨较少。虽然基于产业链等的研究正成为城市网络结构研究的主流路径^[29]，但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和区域的宏观尺度，城市尺度的研究不多。因此，本文聚焦于城市尺度，以广州服装产业链为例，探究在后福特生产方式下城市产业空间格局和结构的演变。

服装业是典型的城市产业，也是最早实现全球化的产业^[30]。纽约、巴黎等全球城市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提升，服装就业人员和产值也不断增加，如洛杉矶1970—1980年服装就业人数增加60%，纽约曼哈顿中心区集聚了服装制造和设计企业^[31]。相较而言，服装产业是广州的传统优势产业，也是其高度参与全球化的重要产业之一，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等地。近年来，为适应市场需求，很多服装企业的生产方式由原来标准化、规模化的福特生产方式向差异化、灵活化的后福特生产方式转变^[32]，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服装企业生产方式更柔性化，并向设计和品牌销售等环节转变。因此，本文基于广州2008年和2018年服装产业点状数据，用密度分布的空间分析方法和实地访谈调研，用后福特生产理论框架解释广州服装设计、制造和批发产业空间格局和结构的演变，以期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产业空间格局和结构研究的理论和实证案例，为产业规划和政策制定提供相关借鉴。

后福特生产方式始于20世纪70年代，也称为“弹性生产”或“柔性专业化”。它将传统的生产过程拆散为不同的环节，以分散化、小批量、弹性化的生产方式逐步取代传统的标准化、大规模生产^[33]，少量多变是其主要生产形态。后福特生产方式以个性化市场需求为导向，设计、营销和广告等环节增加了最终产品的价值，满足复杂的市场供求^[32]，由于产品追求快速流动，工厂不再需要大仓库配套，市场信息和资源快速反馈到工作室，以便及时做出决策和设计，因此，后福特生产方式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生产过程和劳动关系都具有灵活性^[3]。

后福特生产方式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生产专业化。全球生产正经历着精细的产业内分工，产业的核心部分如研发、技术性工序在核心国家（城市）进行，非技术性、一般化的工序则在土地和劳动力等更便宜的边缘或半边缘国家（城市）进行^[33]，城市功能专业化特征越来越明显^[34]。传统集研究、开发、生产职能于一体的全能型企业也通过细化产业分工，把非核心业务外包出去，实现专业化生产。二是生产网络化。Lever W F在《The Post-Fordist City》中指出，后福特生产方式下的企业组织具有明显的网络特征^[2]，上述外包、集群生产等新型生产组织的动态集成要求各企业之间密切联系，结网生产。中小企业在专业化的基础上形成动态联盟，利用集体的力量进行发明创新以扩大市场，形成弹性专业化企业网络。这种生产网络可以在大城市及周围的中小城镇中展开，大城市集聚着公司总部和产业链上游企业，中小城镇则承担灵活专业化生产体系。在城市内部，位于不同生产环节的企业因产业集聚和空间临近效应形成产业集聚中心，这些区域以各自的特色生产参与国际竞争。三是生产柔性化。当前，消费市场正从追求普遍共鸣向个性化、多元化转变，为适应这种转变，形成了以消费者为核心的柔性生产，规模生产和定制生产有效结合，此外，智能化的生产线也能根据市场需求快速调节生产。

在后福特生产方式下，位于不同产业环节的企业之间会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关联，客观形成链条式产业关联关系^[35]。这条生产链上包括企业总部、研发设计、生产、销售部门以及如会计、法律、广告、网站建设等相关的专业服务部门。这些部门会基于自身对区位的要求，与关联企业形成新型产业空间。

总部、研发与设计环节的企业布局仍然集聚在旧的产业中心。后福特制时期，产品流行趋势变化快且消费者要求高，研发设计需要及时对市场进行周期性测度，捕捉市场信息，且设计和研发环节需要高素质的员工，对工作空间有更高的要求，设计企业集聚在信息灵敏、技术水平领先的中心区可以对市场做出快速反馈并满足员工的高品质空间需求。此外，旧的福特制工厂搬走后，这些腾出来的空间经改造后会实现产业链上的升级和功能置换，这些地方留存的人力资源、生产网络、高文化艺术含量的工作空间会吸引总部办公室、研发设计公司集聚。

制造厂商在城市边缘空间形成产业集聚区。在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下，大批量制造要求大型工厂和大面积存货空间，因此生产相关部门主要在城市中心区外围集聚，同时在空间有限的情况下企业竞争激烈导致高空间成本和环境衰败等问题。在后福特生产方式下，生产技术的变革通过对传统产业链的解构和再造，从根本上改变生产要素的空间布局和产业分工体系。制造企业为寻求低地价空间而向城市更外围地区转移，且由于柔性化专业化的生产方式，相关联企业形成集群生产，郊区集聚成为一种新的现象^[36]。后福特制的生产降低了企业规模要求，中小企业因能适应市场多样化要求而实现企业数量快速增长；对大型企业而言，互联网技术的应用降低了信息传递成本，扩大了企业分支机构的地理分散程度，从而形成多区域生产的企业网络。

销售批发商集聚在可达性高的地方，如机场、港口、车站等交通枢纽附近。由于福特生产方式更关注生产效率，公司选址重视原材料、劳动力和存货空间，因此批发商更倾向于临近生产企业。后福特生产方式下，产品生产、存货环节与消费者需求结合，需要以最快速度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所以，销售批发企业的选址更重视交通可达性，火车站、机场等主要交通枢纽附近会形成专业批发市场，以方便发货和客户快速到达。此外，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物流业的发展，线上购物逐渐成为消费者青睐的方式，电商企业对消费者市场邻近性要求降低，从而在城市郊区地价较低、物流发达的地区重新集聚，形成淘宝村和电子商务园区等。

产业空间结构是生产方式的在空间中的外在表现，不同生产方式下有不同的产业空间结构^[17]。在福特生产方式下，所有与经济和生产相关的元素都聚集在市中心，导致市中心的空间密度极高^[37]，容易形成“单中心”产业空间结构。在后福特生产方式下，传统高度集聚的产业经过产业链的解聚与集聚，基于集聚效应和产业关联在城市中形成多个产业集聚区，各集聚区之间又具有紧密联系，在城市中形成新的产业空间结构（图 1）。

图 1(Fig. 1)

图 1 后福特生产方式下城市产业地域空间组织 Fig.1 The Regional Spatial Organization Model of Urban Industry Under the Post-Fordism

后福特生产方式下城市中多元化的产业组织模式使城市的集中与分散出现新型辩证关系，形成产业链解聚与集聚共存的现象。产业链由更加细化的生产专业化环节组成后，同一条产业链上的不同部分被分散到城市的各个区域，这是产业链解聚^[38]，企业可以通过互联网远程控制生产，生产、销售、设计等部门发生空间分离，例如各行业通过把一些生产环节分散到外围地区，从而将常规化、低贸易成本以及提高规模经济结合起来。此外，以物联网为基础的现代物流提高了产品的配送速度，弱化了企业布局中空间性的限制，进而为企业空间扩张创造条件。解聚后参与产业内水平分工或垂直分工的相关企业和专业服务部门会自发在新的地区形成同产业的地方化经济，甚至不同产业的城市化经济还基于设施共享、上下游产业匹配和多样化产业之间的知识溢出等共处一地，这是产业链集聚^[39]，这些新的集聚区承载的功能变得多元化，形成个性化的微观空间。此外，后福特生产方式下的柔性发展不仅能吸引当地的自由劳动力，还通过同类企业的集聚吸引专业技术人才，从而形成具有弹性的地方性劳动力市场。上述“分散而集聚”的产业集聚区的空间重组也让城市空间结构变得更具有弹性和流动性。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贸易成本的下降使企业间的联系变得更紧密，各产业集聚区之间的生产联系使城市中各区域之间的联系更紧密。在后福特生产方式下，专业化生产的企业需要与位于不同产业集聚区的其他企业有效沟通以便高效组织生产，比如设计与生产环节需要方案传导、生产与销售环节需要产品传导、各环节之间需要信息交流，不同生产环节都需要有相应的专业服务部门支持生产，这些位于不同产业集聚内的企业联系使城市各区域之间的交流变得更频繁，在城市尺度组成网络化生产。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2008年广州第二次经济普查和2018年企查查网站。其中，第二次经济普查的对象是中国大陆境内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企查查网站收录数据来源于企业工商登记信息，覆盖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因此两套数据的普查和收录对象一致，可实现数据对接。数据处理的过程是先采用地理编码方式，将企业名称和地址导入Geocoding，通过百度地图API接口解析得到各企业地理位置坐标并将其导入ArcGIS，把广州矢量图划为2 km×2 km的网格，统计网格上2008年到2018年的服装企业数量，对比服装企业的空间变化。值得说明的是，根据已有文献，本文的中心城区指越秀区、荔湾区、天河区和海珠区^[40]。

广州服装产业具有悠久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经过转型、重组并取得快速发展，生产方式上逐渐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过渡。改革开放至九十年代其生产方式以福特制为主。1986年广州有151家服装制造企业，1995年发展到1214家，企业性质大部分为大型国企和集体企业，主要分布在越秀区、荔湾区外围和海珠区新滘街附近。企业集设计、生产等职能为一体，产品产量大但款式单一，如广州服装集团、广东省花城企业公司等大中型企业服装产量达上百万件，主要在城市中心边缘区高度集聚，小型企业以镇村办集体企业为主，分布较为分散。九十年代中期，专业服装批发市场也迅速发展起来，如白马服装市场（1993年）、流花服装批发市场（1996年）等。九十年代后期至今，广州服装产业生产方式逐渐向后福特制转型。在生产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企业转制、下岗员工创业等催生出的中小企业取得快速发展，2003年广东省服装服饰行业协会开始实施名牌战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41]，服装生产转向小批量、灵活化的后福特制生产，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很多企业向产业链上游升级或通过减少生产规模降低风险。在消费端，一方面消费者对个性化服装要求提高，催生大量自主设计商户，另一方面因互联网技术赋能，服装批发出现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服装生产方式变得更“柔性专业化”，企业专注于服装生产链条上单一或几道工序，企业之间构成协作生产体系，比如以前布料印染、打样、缝制等都在同一家企业完成，现在变成每个企业完成一道工序，企业通过细分技术积累和创新的相对成本下降使生产成本下降和相应技术的快速迭代，为产业发展创造持续活力。

服装设计企业向中心城区集聚（图 2）。2008年广州只有80家服装设计企业，零星分布在中心城区，无明显的集聚中心，2018年增长到859家，主要集聚在海珠区中大布匹市场附近，形成以江海—赤岗—新港街道为主的集聚区，在广州火车站和火车东站的服装批发市场附近也形成高密度斑块，在增城区新塘镇、番禺区南村镇等服装制造集聚中心也有设计企业临近集聚。服装设计企业具有明显的中心城区集聚特征，这与后福特主义城市中基于产业关联和接近竞争者等原因设计与研发企业集聚的特点有关，Rantisi N M对纽约的研究也发现其四分之三以上的服装设计企业集中在曼哈顿^[42]。此外，服装设计属于创意产业，产业布局政策也会引导其向中心城区集聚。以位于中大布匹市场附近的TIT创意园和轻纺交易园为例，它们都是服装产业由福特制向后福特制成功转型的代表，分别由纺织机械厂和五羊摩托车厂改造成为集服装设计、展示、布匹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创意产业空间。其余服装设计企业集聚区主要临近服装批发市场和制造中心，例如越秀区的红棉国际服装城中开辟设计师自主品牌区、承办国际男装周等吸引设计企业集聚。总体而言，服装设计企业向城市中心区集聚的同时，也表现出较强的空间临近效应，即临近服装布匹批发、生产企业、服装学校等关联企业和设施。

图 2(Fig. 2)

图 2 广州服装设计企业空间格局 Fig.2 The Spatial Pattern of Fashion Design Enterprises in Guangzhou

服装制造企业空间分布存在由城市中心边缘区向城市外围转移的特征（图 3）。2008年广州共有4333家服装制造企业，在海珠区南洲—江海—赤岗街道形成明显的单核心集聚区，众多小微制造企业集聚在轻纺交易园附近的城中村内。2018年服装制造企业数量达12933家，除海珠区的集聚核心外，在外围的白云区新市街道、增城区新塘镇和番禺区南村镇形成新的集聚区。在后福特生产方式下，行业细分使更多的新企业出现，特别是中小型企业数量快速增长，一方面位于城市中心边缘区的制造企业在解聚后为追求低地价而在城市外围形成新的集聚区，另一方面产业联系和集聚效应吸引制造企业向具有行业基础的区域汇集。以中国著名的牛仔之乡新塘镇为例，上世纪八十年代，港商陆续在此投建新塘镇制衣厂、金冠制衣厂等“三来一补”企业，为新塘服装奠定了资本、技术和熟练工人等产业基础，吸引城市中心边缘区的服装制造企业和新兴企业到新塘镇，逐渐形成以牛仔服装为主的产业集群。同样，在白云区新市街道和番禺区南村镇也集聚了众多服装制造的小微企业，为广州服装批发企业提供货源。

图 3(Fig. 3)

图 3 广州服装制造企业空间格局 Fig.3 The Spatial Pattern of Clothing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Guangzhou

服装批发企业数量快速增长并在高可达性的区域以专业市场为载体集聚或追随服装制造企业集聚（图 4）。2008年广州服装批发企业共有3270家，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内，广州站附近的越秀区流花街道、白云区三元里街道和广州东站附近的天河区石牌街道、五山街道是服装批发企业的主要集聚中心。2018年服装批发企业数量快速增长到19071家，除上述高可达性的服装批发核心区外，在海珠区新港街道临近服装设计、制造企业形成批发聚集区，在云区石井街道、增城区新塘镇等临近服装制造企业也有众多批发企业集聚，花都区新华街道、狮岭镇、从化区街口街道形成了线上线下批发企业集聚区。南沙区南沙街道因2015年南沙自贸区的设立成为服装批发企业最集中的区域，共有2547家，但经实地调研发现南沙街道的服装批发企业存在注册地址与经营地址分离的现象。在后福特生产方式下，产品追求快速流动，所以广州服装批发企业主要依托专业批发市场在高可达性的区域集聚或追随服装制造企业集聚，比如广州火车站附近的白马服装批发市场、流花服装批发市场，广州东站的万佳服装批发市场、沙河批发街等，以及增城区新塘镇因有大量的服装制造企业而形成服装批发企业集聚区。

图 4(Fig. 4)

图 4 广州服装批发企业空间格局 Fig.4 The Spatial Pattern of Clothing Wholesale Enterprises in Guangzhou

后福特生产方式下全能型的服装企业向柔性专业化发展，产业链也随之发生解聚，解聚后产业链的不同环节会根据自身特点和对空间的需求在城市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区域，企业之间基于共享、匹配、学习的集聚效应在空间中实现生产重组或与关联产业和专业服务机构形成产业集聚区，从而实现网络化生产。图 5反映了基于产业链的广州服装产业空间结构的重组机制，服装设计、制造、批发等环节在微观尺度上通过解聚和集聚形成功能多元、形象独特的空间组织。

图 5(Fig. 5)

图 5 广州不同生产环节的服装产业微观空间组织 Fig.5 The Micro-spatial Organization of the Guangzhou's Clothing Industry in Different Sectors

服装设计企业在市场信息发达的城市中心区形成由设计师工作室、咨询机构、服装学校、展示平台等组成的服装设计产业集聚中心，并与布匹和服装批发市场表现出很强的空间临近效应。第3节分析发现广州服装设计企业主要集聚在中大布匹市场、火车站和火车东站的批发市场附近，之所以集聚在这些区域是由于在个性化快时尚的消费背景下服装设计需要快速了解消费者对面料、色彩、版型等的喜好，另一方面，广州服装设计企业以模仿设计的中小企业为主，临近批发市场便于为生产和批发企业提供设计样式，设计样稿可经打版师傅快速加工并投入市场试水，从而缩短服装从设计到进入市场的时间。在这些集聚区域内部，专业化分工促进设计产业形成了以设计师工作室为主体，各项专业化服务公司集聚的网络化集群。以中大布匹市场附近的轻纺交易园为例，集聚着近千家设计师工作室、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的服装分校、为新品服装发布和展示的T台展厅、提供信息服务咨询的公司、打版师傅工作室等，这种集聚不仅缩短了产品生产周期还有利于设计师之间学习创新。近年来，服装设计空间被赋予更多的文化和艺术属性，以TIT创意园为例，高质量景观环境、深厚的服装文化底蕴与设计氛围不仅为设计人员提供创作灵感，为企业发展提供动力，也为游客提供DIY创作基础，园区内植入新型产业，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形成“设计+展示+旅游”的新型文娱空间，其产业功能正向多元化发展。

服装制造企业向低地价的城市外围转移并形成多个服装制造、配件生产和物流批发企业集聚中心。在后福特生产方式下，服装制造企业主要专注于某些环节的工序并与其他制造企业组成动态生产联盟，所以布料印染、打版裁样、服饰配件和水洗定型等企业会基于产业联系而临近服装制造企业布局，如康乐村、鹭江村等城中村内的服装制造企业临近中大布匹市场。此外，服装制造行业的工人流动性非常强，企业临近也促进了弹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使企业和工人快速匹配。从产业空间来看，智能化设备在后福特生产方式下的服装生产中应用越来越普遍，如新塘镇的服装产业园内有智能三维测量设备、自动化缝前缝后设备、自动组装设备等参与服装制造环节，形成多层生产、高效有序的新型园区，服装生产智能化降低环境污染，减少材料浪费，形成了绿色型服装制造园区。

服装批发企业在物流发达的区域集聚形成专业批发市场和集线上线下批发、服装展示、旅游等为一体的多功能消费空间。传统的服装批发企业更倾向于集聚在中心城区内的专业批发市场中或临近服装制造企业，因为这些区域有广泛的行业知名度和专业管理服务，可实现产品的快速流动，因此服装批发企业在广州火车站和火车东站等对外交通设施附近形成了多个大规模的服装专业批发市场。随着线上交易变得普遍，集服装商户、网络技术公司、物流快递于一体的淘宝村成为服装销售的新型空间载体，后福特方式下的产品追求快速流动从而降低了存货空间的要求，比如南村镇里仁洞村的商户将住房改造，一半居住办公一半仓储，产业空间与居住空间相互依附。新型销售方式也促进传统专业市场功能向多元化发展，如广州十三行服装批发市场因自媒体直播带货和各具特色的档口装饰展览形成了集服装销售、展览和旅游于一体的交易消费空间，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打卡消费。

在后福特生产方式下，服装产业各生产环节空间格局的演变和微观地域空间组织的变化，一方面使各服装产业集聚区之间的联系加强，另一方面在宏观尺度上产业空间结构逐渐从单中心向网络型的结构发展。

在后福特生产方式下，各产业集聚区内不同环节的集聚联系程度加强。图 6反映了2008年和2018年广州服装设计、制造、批发企业从城市中心区向外围地区的企业密度变化情况，我们发现与2008年相比，2018年的设计、制造、批发企业密度高峰出现几乎一致的情况，这表明服装产业由原来高度集聚的情况解聚后形成了多个产业集聚区且位于不同生产环节的企业之间相互追随集聚。这种共位集聚不仅增加了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促进企业之间的学习和创新^[43]，还可以节省产品运输的成本，例如新塘镇的服装批发企业可以在本地快速拿货，设计师可以去批发市场搜集信息等。

图 6(Fig. 6)

图 6 广州服装企业数量空间分布变化 Fig.6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nge of Guangzhou Clothing Enterprises

各产业集聚区的空间分离和重组促进城市尺度的网络化生产。由前所示，在广州城市中心区形成了服装设计和线下批发集聚区，城市外围形成服装制造和线上批发为主的集聚区，不同环节的产业集聚区之间具有空间地域上的分离。但是，在服装产业链上各环节之间具有较强的联系，信息网络技术和交通基础设施为这些联系提供了支撑，消费者所需产品的信息被设计人员捕捉到，这些信息和相应的设计样板传递到最终的生产线和原材料供应商，最终产品通过批发和零售到达消费者手中^[44]。因此，产业链上为节约交易成本和贸易成本其空间分离距离并不是无限的，这种分离也不会导致地理空间的消亡，相反，各产业集聚区在有限分离之后通过人流、物流、信息流等联系起来组成专业高效的生产网络，如互联网支撑下的跨区域协同设计。如图 7所示，城市中心区服装设计和批发企业主导的集聚中心与城市外围服装制造主导的集聚中心，通过企业生产联系形成了大分散、小集聚、网络化的产业空间结构。

图 7(Fig. 7)

图 7 后福特生产方式下广州服装产业空间结构 Fig.7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Guangzhou Clothing Industry Under the Post-Fordism

本文基于后福特生产方式下城市产业空间格局和结构变化的理论基础，以广州市服装产业为例，通过实地调研和访谈，结合企业数据，从产业链视角分析了广州服装设计、制造和批发企业的空间分布演变，并探讨了后福特生产方式下广州服装产业空间结构。研究表明：

（1）在后福特生产方式下，城市产业的集中与分散出现新型辩证关系，各产业环节从高度集中走向空间分离，不同产业生产环节的企业会基于自身的区位条件而发生空间格局的变化。其中，总部、研发与设计环节的企业布局为便于获取信息和员工对高品质生活空间的要求仍然集聚在旧的产业中心，制造厂商为追求较低生产成本由城市中心区外围向城市边缘空间集聚，销售批发商集聚为便于货物流动而集聚在可达性高的区域。2008年到2018年广州服装产业空间的演变符合后福特生产方式下的产业空间变化特征，但广州案例研究还发现制造企业集聚在城市中心区边缘成本相对较低的城中村，部分服装批发企业因为了快速拿货和订单交流而追随制造企业集聚等现象，都符合各生产环节对产业空间的要求变化。

（2）随着生产专业化和柔性化的发展，在城市微观空间上形成多功能的产业专业化空间集聚区。在后福特生产方式下，产业链内分工不断细化，催生出主要专注于产业链的某一环节的中小企业及其相关配套服务企业形成的产业专业化集聚区，且随着技术的变革和网购、直播、文化旅游等新业态与服装产业融合发展，派生出多种新型城市经济形式，在城市微观尺度上的产业空间向多功能发展，不少异质化的特色产业空间也应运而生，比如服装设计创意园、绿色型服装制造园区等。

（3）企业基于生产链在城市地域系统中形成“大分散、小集聚、网络化”的空间结构。在城市宏观地域系统中，一方面产业链各环节分散集聚在城市不同地区，另一方面这些企业与其他专业配套企业在城市不同地区形成多功能专业化集聚区，这两种扩散力和集聚力的牵引以及各集聚区之间的频繁联系促进城市形成松散的网络化生产结构。图 8代表了后福特生产方式下城市产业空间结构的一般性形态，这种形态与福特制生产方式下形成的单中心、高度集聚的城市产业空间结构不同，后福特生产方式下的城市产业空间结构具有更高程度的异质性并促进城市空间向多极化发展。

图 8(Fig. 8)

图 8 后福特生产方式下城市产业空间结构形态 Fig.8 The Urban Industrial Spatial Structure Under the Post-Fordism 注：根据顾朝林《转型发展与未来城市的思考》改绘。

研究结果对于揭示城市的传统产业布局和结构的演变有一定启示，并提供了一个理论解释的视角，对政府产业转型升级和空间布局等政策制定有一定借鉴意义。后福特方式下的其他城市产业也在发生重组，进而引起整个城市产业结构的变化。此外，后福特制不仅作为一种生产方式还在政治、文化、消费等领域中产生影响，城市空间会更加异质化发展。上述变化对产业政策和规划的制定提出了更高要求，后福特制背景下，政策和规划需要更加突显柔性化，满足产业的多元化空间要求，引导产业向网络化发展，优化产业空间结构。受于数据限制，本文还存在几点不足。第一，未考虑企业规模的大小对空间的影响。第二，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城市内部企业的空间组织，对城市之间企业的联系关注不足，如产业转移、区域性产业生产组织等。未来可以从企业规模、城市之间的联系和其他行业的格局演变等来补充本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