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当代中国乡村空间重构和功能转型背景下，乡村地域系统发生着剧烈变化。全球化、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市场化推动下，乡村居民日常生活空间在变化中也重塑着乡村地域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及其空间行为已成为人文地理学考察一定地域人地关系变化的新视角^{[1, 2]}。消费行为是乡村居民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消费主体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进行的购买商品或服务并与特定的场所或设施发生空间互动的过程。伴随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乡村经济转型升级持续推进，乡村居民消费行为呈现多元化和个性化特征，乡村消费空间体系在产生消费关系和被消费空间关系产生的过程中不断更新、重构。乡村农户消费行为及其空间变迁富涵乡村地域系统演变的有益信息，消费空间的有效组织意在激活乡村居民消费潜力，乡村农户日常消费的空间分析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3]。

国外关于消费行为的研究起步较早，但由于西方国家主流意识的“去乡村化”倾向，城市居民消费行为及其空间研究长期占据主流地位。从研究视角上来看，国际消费行为研究经历了物质—文化—再物质的转向，在经历了新文化地理文化转向影响以后消费研究重返“物质”^[4]；从研究内容上看，国际消费行为研究在消费行为基础理论建构的基础上，具体开展了消费行为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5-8]；从研究方法上看，定性分析基础上的建模定量研究成为消费行为关系研究的重要范式^{[9, 10]}。此外，也有学者将视野转向乡村，对农户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11-13]。国内对消费行为的研究深受国外相关研究影响，城市主义偏向明显，研究内容上重点关注三个方面：城市商业空间结构^{[14, 15]}、消费者时空行为特征^{[16, 17]}、消费行为影响因素与决策机制^{[18, 19]}；研究方法上，社会学统计分析与GIS结合的时空路径应用较为普遍^{[1, 16, 20]}；研究地域上看，多集中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15, 16, 18]}。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学者们对网络消费行为及其空间分异的关注也不断增加^{[21, 22]}。关于乡村地域消费行为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经济学、社会学领域^[23-25]，关注农户消费行为变迁的经济学过程，而较少从消费活动的空间载体本身即消费空间去研究；地理学涉足相对稀缺，相关消费空间研究多为静态特征分析，缺少动态变化关注；亦有消费空间结构的演变研究，相关影响因素又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还存在不足^[26-30]。

综上所述，国内外对大城市、城市居民消费行为及空间结构的研究已取得显著成果，消费者主体下对传统农区微观农户不同时段、不同类型商品消费空间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的定量研究还有待深化。持续重构、转型背景下，传统消费空间供给已难以适配乡村农户日益复杂、多元的消费行为需求；构建新发展格局，激活乡村消费潜力亦对乡村消费空间的有效组织提出了新要求^[3]。囿于制度、发展阶段的多元化差异，无论是“去乡村化”倾向的西方还是消费供需关系相对匹配的城市，都难以复刻转型发展期乡村消费发展的实际。据此，本文立足人本主义视角，结合行为地理学、消费社会学相关理论，以国家重点农区江汉平原公安县为案例区，以2007—2017年为研究期，以农户消费行为为切入点，依据农户访谈与问卷调查获取的相关数据，解析农户日常消费空间特征及其演变、探索农户日常消费发展影响因素，以期能够拓展乡村地理学研究的视角，对“扩大农村需求，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的政策需求做出有效回应。

2 数据与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江汉平原位于湖北省的中南部，处于长江中游和汉江中下游区段，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和农副产品生产基地，也是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战略的重点区段，其乡村居民生活的可持续对中国乡村可持续有关键意义，新时期乡村居民消费升级转型，传统农区“基层市场社区”的空间约束被打破，新的消费空间体系正在被重塑。公安县地处江汉平原中南部，全县国土面积2257 km²，2017年常住人口86.28万人，其中乡村人口42.97万、占比49.80%；同期地区生产总值248.91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63.20亿元、占比25.39%，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平原传统农区的典型性。近年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冲击强烈，经济社会加快发展，2007—2017年全县GDP年均增长率达13.92%、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达14.90%，农户生活消费支出增长率为11.78%，农户消费活动和空间选择日益多元化、差异化，但消费增长迟滞于经济发展的问题同样突出，具有传统欠发达农区典型特征（图 1）。

2.2 数据获取

研究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7年9月开展的公安县农户生活空间变化调研问卷。研究采用分层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兼顾地理条件的代表性，以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选择乡镇，以收入水平差异选择村庄，以随机抽样选择农户。最终选择北部的埠河镇、南部的黄山头镇、西部的章庄铺镇及西北部的斑竹垱镇、毛家港镇5个乡镇。通过对样本农户一对一访谈和问卷填写，获取包括家庭年可支配收入、交通工具拥有情况、户主年龄、学历等社会经济属性数据和日常消费类型、地点、频次、时长等消费时空间行为数据，依据样本农户日常消费实际，结合已有研究选择蔬菜食品、日常用品、衣着服饰和高档电器类来代表农户购买的由低级到高级的商品^[31]，其中，10年前（2007年）的相关信息主要通过农户回忆完成^{[2, 17]}。调研活动共发放问卷862份，回收有效问卷827份，有效率96%（表 1）。

3 农户日常消费空间演变特征 3.1 农户日常消费空间演变的微观解析 3.1.1 农户日常消费区位类型及变化

农户日常消费区位类型是指农户从事日常消费活动依托的分类场所，区位类型表征了消费服务功能与等级^[30]。结合样本农户日常消费区位选择的实际，按照行政区划等级原则，将农户日常消费区位类型归为村庄、集市、乡镇、县区四个等级，其中集市在这里限定为建制乡镇政府所在地以外的乡村基层商业中心。结果表明，农户日常消费区位选择总体以“乡镇”为主，但低等级商品消费向低级消费地扩散，高等级商品消费向高级消费地集聚的区位偏好转向不容忽视，一方面反映了农户日常消费空间的扩展，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农村低等级消费空间离散化、多中心化布局的趋势。

具体来看，购买蔬菜食品选择乡镇的人次占比从2007年的73.10%减少到2017年的70.22%，选择村庄和集市的累计人次占比则从2007年的26.90% 增加到2017年的29.78%，日常用品区位选择呈现出相似的趋势。蔬菜食品及日常用品属于较低等级的商品，购买更注重效率，伴随村庄和集市消费空间的发展，低等级商品消费区位由乡镇向村庄、集市分散。衣着服饰及高档家电属于较高等级的商品，选购更注重质量、服务，选择县区的人次占比不断增加，研究期间公安县县域公路里程由2592 km增加到3486 km，样本农户中拥有私家车的数量也从12户增长至178户，交通可达性和消费需求的提高，加速了高等级商品消费区位选择由乡镇向县区集聚的态势（图 2）。

3.1.2 农户日常消费区位频次及变化

农户日常消费区位频次是指农户单位时间内抵达不同区位类型进行日常消费的次数，消费区位频次显著地反映了农户的市场化水平及农户对区位的联系强度、依赖程度^[26]。整体来看，农户在各区位进行各类日常消费的频次都呈增加趋势，表明乡村农户日常消费能力不断提高，消费活动与空间选择日趋灵活，乡村地域系统联系不断增强。

具体到不同类型商品的消费区位频次而言，2007— 2017年，蔬菜食品选择村庄、集市、乡镇区位的频次增长率均在60%以上，蔬菜食品作为日更新商品，农户更倾向于在购买其它商品的同时购买蔬菜食品，随着各级市场布局的完善，农户蔬菜食品消费更趋灵活，区位指向呈现分散化趋势；2007—2017年，日常用品选择村庄区位的人均月频次增长最为明显，高达64.02%，村庄在农户日常用品服务提供上仍起着重要作用；研究期衣着服饰选择县区区位的频次增长了61.61%，衣着服饰消费越来越多的与县区联系在一起；高档家电选择集市区位频次的显著增加得益于家电下乡背景推动下基层家电大市场的发展，就近满足了农户购买价低、量少家电的基本要求。

3.1.3 农户日常消费区位出行时长及变化

农户日常消费区位出行时长是指农户日常消费到达不同区位类型所花费的时间，消费空间组织越优，农户出行便捷度越高，同类型消费区位出行时长越短，农户消费潜力越能得到激发。整体来看：消费品等级越高农户所愿付出的出行时长越长，消费区位等级越高所需付出的时间越长，研究期各类型日常消费活动到达各等级区位的时长都在减少，农户日常消费可达性日益提高。

具体来看，2007—2017年蔬菜食品和日常用品消费区位出行时长变化呈现相似特征即各区位出行时长均在减少，但变化不大。蔬菜食品、日常用品属于低等级商品，伴随基层市场下移，消费出行时长减短，但属必需品，消费弹性较小，出行时长变化并不明显。尽管高等级商品消费区位选择呈向高级消费地集聚态势，但农户在购买衣着服饰及高档家电时出行时间减少率均在10%以上，便捷城乡公交、私家车、电动车的普及进一步提高了农户消费出行的效率（图 3）。

3.2 农户日常消费空间演变的宏观分析 3.2.1 农户日常消费出行空间距离圈层结构及变化

通过分析农户不同等级商品消费的空间出行距离，可以得出农户日常消费的活动空间距离圈层结构（图 4）。消费出行空间一方面反映了商业设施的地理分布，另外一方面更多的是显示农户对于购买各类商品所愿承担的出行距离成本^{[16, 26]}。整体来看，蔬菜食品及日常用品等低等级商品的消费出行距离减少、空间收缩，衣着服饰及高档家电等高等级商品的消费出行距离增加、空间扩展。具体来看，购买蔬菜食品、日常用品的平均出行距离由2007年的4.25 km、4.78 km减少到2017年的4.02 km、4.56 km，购买衣着服饰、高档家电的平均出行距离则由2007年的7.66 km、9.03 km增加为2017年的8.73 km、9.62 km。农村基层市场日趋分散化、农户购物日趋方便，农户消费需求提高，高等级消费空间扩展。

3.2.2 农户日常消费出行时间距离圈层结构及变化

计算农户到达各消费区位的平均时间距离，并主要依据各消费区位人次占比进行农户日常消费时间距离圈层结构的划分。结果表明，农户日常消费时间距离圈层结构在收缩，以乡镇为日常消费中心、集市为日常消费重要节点的地位未发生改变（图 5）。具体来看，2007—2017年，农户到达村庄、集市、乡镇、县区消费的时间距离分别减少了1.0分钟、2.6分钟、7.0分钟、18.1分钟，农户日常消费时间距离圈层结构在收敛。月均消费区位人次占比，乡镇区位由2007年的71.07%变化为2017年的69.38%，乡镇作为农户日常消费中心的绝对主导地位没有改变；集市区位仅次于乡镇月人次占比，集市在农户日常消费中扮演着重要的节点作用；2007、2017年村庄、集市、乡镇区位累计月人次占比均在99%以上，公安县乡村农户日常消费基本在乡镇范围内进行，具有传统农区农户消费空间选择的典型特征，农户日常消费空间的拓展与潜力的挖掘仍然任重而道远，城乡经济尚未实现有效循环。

3.2.3 农户日常消费等级结构及变化

本文引入仵宗卿等在中心地理论基础上建立的购物出行空间等级结构模型^[14]，以此研究公安县农户日常消费空间等级结构及演变。该模型基本原理如下：

(1)

式中，K =3，4，7，分别表示市场、交通、行政管理原则；n =1，1.5，2，2.5，…，为市场区等级；N_i表示i级市场区的数量。

农户消费出行的距离相当于消费活动空间半径，在满足所有农户都能以平均出行距离购买到相应级商品的前提下，同一市场区范围内的市场相对等级关系N_i为：

(2)

式中，R_max为整个市场半径，R_i为农户平均消费出行距离，R_max =16.17 km^[14]。

由（1）式和（2）式可得出农户平均消费出行距离和市场区等级之间的数学关系：

(3)

利用公式（2）和公式（3）可计算出调研农户在不同原则下的消费空间等级结构表。

根据表 2，以市场原则为例，对农户日常消费出行等级结构的演变进行分析。研究表明，研究期四种类型商品的消费出行空间等级均发生变化。其中，高档电器消费出行空间等级上升了0.2，衣着服饰消费出行空间等级上升了0.3，属于最高和较高等级，随着道路基础设施的完善、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户在高等级消费品的购买中更加注重质量与品味的提高，在购买衣着服饰等可以体现身份、品味，属于符号性的、炫耀性的产品时，往往选择等级较高的购物地；日常用品与蔬菜食品消费的出行空间等级则均下降了0.1，处于较低水平，说明重点农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中伴随着中低等级购物地的不断兴起。整体来看农户的消费出行空间等级结构呈现出延长、拉伸的趋势，最高等级与最低等级之间的差距增加了0.3级，这种等级结构的变化与十年来农户消费出行区位偏好的转向一致。

4 农户日常消费空间演变影响因素分析 4.1 日常消费演变的一般性分析

如前文分析所述，消费区位类型内涵消费服务的功能与等级，反映了农户消费的品味。农户消费品味越高，消费地的区位等级越高，越能拉动消费。消费频次显著的反映了农户消费的灵活性，用以说明农户消费的市场化程度。市场化水平越高，购物的灵活性越强，越能促进消费。消费出行时长则体现了消费出行的便捷程度，一定程度上表征了消费空间的组织优化程度。空间组织越优化，农户出行越便捷，越能刺激消费。以农户日常消费的区位等级、频次、出行时长耦合表征农户消费空间发展能力，定义农户日常消费空间发展能力指数为，其中f、l、t分别为一定地域农户单位时间进行i类型商品消费的消费频次、消费区位等级赋值及农户到达各区位消费的平均出行时长。Y越大说明农户消费空间发展水平越高、能力越强，Y越小说明农户消费空间发展水平越低、能力越弱。

由表 3可知，2007—2017年公安县农户日常消费空间发展水平整体上呈现显著增长的趋势，消费空间发展能力指数从1.25增长到3.35、增长率为168.00%。其中，消费频次10年增长5.43次、增长率为57.95%，平均出行时长从25.88分钟减少为16.05分钟，农户日常消费活动越趋灵活；区位等级由2.64变化为2.59，基层购物市场分散布局、扁平化发展。另一方面，研究期间公安县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达14.90%，相比之下，农户消费发展指数年均增长率仅为10.03%，农户消费发展具有传统欠发达农区典型特征，乡村消费潜力挖掘仍大有可为。

4.2 日常消费空间演变的计量分析

通过农户消费空间演变的影响因素分析能够为乡村农户消费潜力激活、消费空间组织优化及乡村振兴提供有益信息。

4.2.1 变量选取

以耦合了农户消费频次、消费区位、消费出行时长的消费空间发展能力指数为自变量，结合已有研究与公安县农户消费实际^{[16, 18, 19, 25, 26, 30]}，从农户消费效应形成、消费能力基础、消费空间环境3方面构建解释变量指标体系。

消费跨期效应。根据消费习惯形成理论，农户日常消费效应不仅与当期消费相关，还受到过去消费习惯的影响，“棘轮效应”显著^{[24, 25]}，以2007年农户消费空间发展能力指数表征农户消费习惯效应；此外，农户日常消费还受到未来收入预期的影响，积极地收入预期在一定程度上会刺激当前的消费^[32]，以农户对收入发展环境的满意度表征农户消费预期效应。

消费能力基础。家庭消费以家庭收入为前提，家庭收入是影响农户消费选择最直接的因素^{[27, 33]}；交通工具拥有情况则对农户消费出行具有限制性影响，交通工具带来的时间节约可以进一步抵消地理距离带来的空间摩擦；户主年龄、户主学历及家庭人口规模的差异性亦作用于家庭消费的某些维度^{[16, 26]}。

消费空间环境。农户日常消费还受限于外部空间环境要素的影响^[18]。农户居住区位是影响农户消费出行便利程度及出行意愿的重要客观空间环境条件，农户95%以上的日常消费活动都在镇域范围内进行，故以村庄与镇中心的道路距离来表征；环境物价水平的高低显著影响农户购买的频次和区位的选择，一般而言市场化程度越高，物价越趋合理，越能刺激农户消费，以农户对地方物价水平满意度表征消费空间环境发展水平（表 4）。

4.2.2 结果分析

以消费空间发展能力指数为被解释变量，消费跨期效应、消费能力基础、消费空间环境为解释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采用逐步回归以剔除自变量可能存在的共线问题。其中户主学历、户主年龄、家庭人口数在模型中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予以剔除。从拟合结果来看，模型调整R²为0.340，F=71.707，对应的P值是0.000，拟合度较好且模型显著（表 4）。

回归结果显示，消费跨期、消费能力基础、消费空间环境显著且有差别的影响着江汉平原农户日常消费发展能力。根据标准化回归系数对影响因素进行排序，重要性程度依次为农户消费习惯 > 家庭年可支配收入 > 收入发展环境满意度 > 环境物价水平满意度 > 与镇中心道路距离 > 出行工具拥有情况。

具体的，①从消费跨期效应来看。农户消费习惯效应和消费预期效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510、0.099。农户日常消费习惯通过行为惯性与路径依赖对现阶段消费空间发展水平产生正向作用，消费预期通过强化农户预期收入的信心与意愿正向作用于农户消费空间发展水平；预期收入因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故对农户消费空间发展能力的影响低于消费习惯效应。②从消费能力基础来看。家庭年可支配收入及出行工具拥有情况均对农户消费发展水平有正向影响。高的家庭收入对高频次、高等级的消费活动有保障和刺激作用；更为现代化的交通工具通过提高农户出行的时间效率，正向作用于农户消费空间发展水平。③从消费空间环境来看。与镇中心的道路距离越近，对地方物价水平满意度越高农户消费发展能力越强。农村基层商业设施发育滞后、公共交通发展不优的设施现状下，居住区位通过影响农户出行可达性与意愿对农户消费空间发展水平产生积极作用；高的环境物价水平满意度，通过提高农户消费意愿对农户日常消费空间发展水平产生正向作用。

5 结论与讨论 5.1 主要结论

（1）从江汉平原农户日常消费空间演变的微观场景呈现分析，农户日常消费出行时长减少、频次增加、区位选择日趋复杂化。伴随消费空间组织的优化和农户消费出行能力的增强，各区位消费出行时长均在减少，日常消费日趋灵活，农户在各区位进行各类日常消费的频次都呈增加趋势；农户消费需求日趋多元，区位类型趋于分化，低等级商品追求效率和低价，向低等级购物地分散布局，高等级商品追求质量和服务，向县区高等级购物地集聚布局。

（2）从江汉平原农户日常消费空间演变的宏观图案勾画解析，农户以乡镇为日常消费中心，消费时间距离圈层结构呈收敛态势、消费空间距离圈层结构呈近距离收缩远距离扩展并存的特点、消费等级呈延长拉伸趋势。蔬菜食品及日常用品等低等级商品的消费出行空间距离减少、空间收缩，衣着服饰及高档家电等高等级商品的消费空间出行距离增加、空间扩展；到达各区位的时间距离均在减少，时间距离圈层收敛，以乡镇为日常消费中心、集市为日常消费重要节点的地位未发生改变；消费等级结构最高等级与最低等级之间的差距增加了0.3级，呈现出延长、拉伸的趋势。

（3）从农户日常消费空间演变的影响因素分析来看，农户日常消费演变是消费跨期效应、消费能力基础及消费空间环境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007—2017年，江汉平原农户日常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发展指数年均增长率为10.03%，但相对于研究区13.92%、14.90%的GDP及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仍显不足，农户消费发展水平的提高迟滞于地方经济的发展。从农户日常消费空间发展能力的影响因素结果分析来看，消费跨期效应之消费习惯、收入预期，消费能力基础之家庭年可支配收入及交通出行工具拥有情况，消费空间环境之与镇中心道路距离、环境物价水平满意度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均为显著正相关。

5.2 相关讨论

（1）乡村农户日常消费空间演变是地理学透视乡村地域人地关系变化的独特视角。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冲击下，乡村地域人地关系发生着剧烈变化^[34]。乡村消费的实质是农户自身消费活动（人类活动）通过环境消费媒介的有效连结实现与地方消费空间（地理环境）的有机互动，以微观农户消费活动为研究视角，宏微观分析相结合演绎农户日常消费空间演变，揭示农户消费活动集聚变化，是对乡村地域系统结构变化的有益探索，一定程度上可以拓宽乡村人地关系变化研究的地理学视角。

（2）传统农区农户日常消费发展迥异于城市居民。从消费空间变化来看，城市居民各类型消费出行距离均减少，消费空间布局呈分散化、扁平化布局趋势^{[17, 31]}；传统农区则呈现低等级商品消费向低级消费地分散布局，高等级商品消费向高级消费地集聚的区位转向；从消费的供需结合来看，城市居民消费供需大致平衡^[18]，乡村供给迟滞于消费需求或者说市场发育不足难以满足不同类型农户消费需求^{[29, 35]}，抑制了农户日常消费水平的发展也削弱了消费在乡村地域空间塑造中的能动作用。优化乡村消费供给、满足乡村消费需求、激活乡村消费潜力是乡村振兴关键一环。农户日常消费与城市居民消费亦有共性可循。一方面，消费品等级越低，平均出行距离越短，空间等级结构越低，居民购物出行均符合等级衰减规律，但乡镇、县等级的行政区划在乡村消费空间结构组织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消费跨期效应、消费能力基础及消费空间环境共同作用于城乡居民消费行为，也正是其差异塑造了城乡消费空间及演化的地域分异。此外，相较于1998—2008年传统农区各类型消费空间距离均向农户居住地收敛的结论^[30]，2007—2017年新发展阶段传统农区农户日常消费时间距离圈层结构在收敛，空间距离圈层演变则呈现出低等级商品近距离收缩、高等级商品远距扩展的新特点。

（3）乡村农户日常消费空间演变研究能为乡村消费空间组织优化及乡村振兴提供政策启示。国家农产品主产区肩负着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使命，其乡村振兴的方向与路径选择具有显著地域特色。基于公安县的案例研究表明：传统农区农户日常消费空间呈近距离收缩与远距离扩展并存发展态势。加强乡村地域基层市场建设中新鲜蔬菜食品和丰富日常用品的提供，提高农户到县区购买高等级商品的空间可达性，应是优化消费空间有效组织的方向之一。消费习惯、收入预期，家庭年可支配收入、交通出行工具拥有情况、与镇中心道路距离及环境物价水平满意度均对农户消费空间发展能力有正向作用。乡村振兴、双循环经济模式下，有效激活乡村内生潜力，扩展就业增收途径，提高居民生活稳定性保障，优化消费空间组织结构，增加乡村消费有效供给，满足农户多元化消费需求是实现江汉平原乡村可持续的政策方向之一。

（4）本文仍存在的一些不足，可在一些方面进行深化研究。考虑到2007年网络尚未在传统欠发达农区普及，故未将网购的影响纳入本研究中，但现代化加速发展背景下网购对农户传统消费模式的冲击及乡村消费空间的重塑愈加剧烈，后续相关研究中应重点关注；文章意在揭示乡村农户消费空间发展能力的共性影响因素，但不同类型商品的消费行为（频次、时长、区位选择）应有其独特的影响因子；此外，加强居住、就业、休闲、消费等叠置的乡村生活空间综合集成研究，深化人地关系理论研究及服务乡村振兴实践指导仍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