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环境与健康是当代地理学的重要研究主题^[1]。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精神障碍和心理疾患已成为诱发非传染性疾病的关键风险因素和全球疾病负担的主要构成^[2-4]。2009年，我国精神疾病患者已高达1亿，精神障碍在疾病总负担排名中居首，约占疾病劳动力丧失总负担的1/5^①。2019年发布的中国精神卫生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精神障碍的终生加权患病率为16.6%。也就是说，在近14亿人口中，近2.3亿人（约1/7）一生中会患有一种或几种精神疾病^[5]，加之低收入群体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弱于高收入群体，公共健康问题还会加剧阶层差距和社会矛盾^[6]，影响社会公平和包容发展。

自20世纪中期以来，学者们开始将社会生态学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引入健康研究领域。在此基础上，Stokols建立了社会生态学的健康促进模型，认为个体健康水平是一系列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除了受本体遗传基因和行为影响外，还与外部空间环境密切相关^[7-9]。影响人类健康的外部环境是多层次的复杂系统，空间环境（如地理条件、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如经济、文化、公共政策等）相互依赖，共同影响人们的健康。个体与环境之间存在互动性特征，外部环境不仅影响着人类的健康，人们也会通过个人行为来适应环境、改造环境，从而使之更利于健康发展。因此，促进人类健康的政策措施必须考虑到不同类型和尺度的环境之间相互依存关系和交互影响。

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是实现空间环境优化和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10]。随着经济发展和住房市场化改革，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高端社区集聚、弱势社区受到相对剥夺的空间分异现象日益突出^{[10, 11]}。居住在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低的社区中的居民在公共资源获取和社会参与等方面处于劣势状态，会感知到针对性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10, 12]}，从而对空间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满意度降低，引发不满情绪甚至迁居意愿^[12-14]。这种相对剥夺感的产生极大阻碍了社会交往、社区凝聚力和归属感的形成，给居民心理健康状况带来负面影响^[15]。但是，目前关于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与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仍集中于文献综述和理论探讨^{[12, 13]}，有限的实证分析或关注流动人口^[10]，或忽略整体公共资源配置的健康促进作用，仅对公园和绿地与心理健康的关系进行讨论^{[16, 17]}。整体来看，基于我国特殊社会背景和发展阶段，深入探讨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与居民心理健康的关系依然十分必要。

社会资本是除空间环境之外影响心理健康的另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17, 18]}。相对于集体社会资本，个人社会资本更多反映的是个体所掌握的社会关系、能动员的社会资源和社会网络特征^{[19, 20]}，即如何通过个人积累而获取和利用嵌入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和社会关系，从而实现自身利益和目的。来自俄罗斯的研究利用“正式与非正式组织参与”、“信任”、“生病时是否有朋友依靠”等问题对个人社会资本进行测度，证实了个人社会资本与居民心理健康之间的正相关性^[21]。类似的结论在澳大利亚和英国的研究中均有发现^{[22, 23]}。中国学者指出，个人社会资本指数每增加10%，居民自评健康为很好的概率将会增加2.1%^[24]。此外，丰裕的个人社会资本不仅对居民自评健康和幸福感有积极促进作用，还有利于缓解收入差距对幸福感带来的负面冲击^[25]。但个人社会资本对心理健康的正向作用也存在分歧，在加拿大^[26]和哥伦比亚^[27]的研究中，二者间的显著关联并未得到证实。

总体看来，当前研究仍存在如下不足：

首先，既有研究多囿于单一的空间环境^{[10, 28-30]}或社会资本与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讨论^{[18, 31-33]}。根据社会生态学的健康促进模型，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外部空间环境会相互嵌套，共同影响个人健康水平。分析外部环境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必须考虑到不同类型和不同尺度的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因此，有必要将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社会资本和心理健康三者置于同一个框架下的量化分析。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和社会资本两者交互关系对居民心理健康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个人社会资本作为“穷人的资本”^{[25, 34]}，能否跨越物理空间边界的制约，缓解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低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冲击？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将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和个人社会资本纳入同一研究框架，进一步检验两者的交互效应，从而推动健康城市理论的建构。

其次，不同群体面对外部应激和致病风险受到的健康冲击和抵御能力可能存在差异。尽管已有学者关注外来人口等弱势群体由于低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或社会资本积累不均导致的健康问题^{[15, 30, 34, 35]}，但对新近在城市落户的新市民这一特殊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的探究尚显不足。长期存在的制度障碍以及重新开始累积的社会资本都有可能导致新市民拥有特殊的心理健康问题和心理需求。一方面，新市民虽然实现了由外来人口到户籍人口的身份转换，但由于缺乏代际资源传递等优势，很可能对于来自外部环境的负面冲击更加敏感；另一方面，能在大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落户的新市民，其自身的人力资本和经济实力往往较高，应对健康风险的客观能力反而可能更强^[36]。因此，控制户籍制度的影响，对比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和个人社会资本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在新市民与本地市民两大群体间的差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鉴于此，本研究基于2018年在北京开展的问卷调查数据，聚焦于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个人社会资本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重点讨论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作为典型的空间环境特征，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会对居民心理健康产生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新市民和本地市民两大群体间是否存在差异？

第二，作为特殊的社会资源，个人社会资本对心理健康的积极影响是否存在？这种影响在新市民和本地市民两大群体间是否存在差异？

第三，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和个人社会资本的交互作用会对心理健康产生怎样的影响？在我国这样传统的“关系型”国家和典型的“人情社会”^[37]，个人社会资本能否缓冲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低对心理健康带来的负面冲击？对于上述问题的解答，不仅有助于厘清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个人社会资本和居民心理健康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促进健康地理学、行为地理学等相关主题的研究，更是提升国民健康水平的积极政策探索，对实现社会公平和包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本文基础数据来源于2018年在北京开展的一项针对全市户籍居民的问卷调查。考虑到流动人口不能完全享有与户籍居民均等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对外来流动人口的健康影响机制与本地户籍居民存在差异，因此本研究并未纳入外来流动人口。调查的总体为具有北京市户口的居民。抽样信息源自2015年北京市户籍人口数据、2010年人口普查中各区乡镇街道、村/居委会数量及人口数据。抽样方案采用多阶段PPS抽样。第一阶段为分区遴选，综合考虑人口规模、经济发展等因素，选出西城、朝阳、海淀、丰台、通州、昌平、房山7个区。参照2015年户籍人口分布情况最终确定各区样本量；第二阶段为街道遴选，基于各区样本量及乡镇街道数量确定抽取的乡镇街道数，依据街道的人口数量，使用概率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方式最终确定入选乡镇街道。第三阶段为村/居委会遴选，参照各街道的村/居委会总数量随机进行抽取，最终在入选村/居委会中选取10—20人进行调查，并利用2015年户籍人口的分性别、分年龄数据进行配额，确保最终样本在性别和年龄两大基本人口学特征分布与北京市整体户籍人口基本一致。在剔除主要信息缺失的样本后，共获取3700个有效样本。为了测量空间环境特征，本研究所应用的空间信息数据还包括通过某地图网站抓取的2018年11月北京全市空间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POI）数据。

2.2 被解释变量

心理健康是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在问卷中采用CESD-10抑郁自评量表（10-item center for the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of depression short form）测量受访者的自评抑郁程度。该量表包括10个测评题项，广泛用于心理学和临床用途的抑郁症初级诊疗，已被证明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38-40]（表 1）。受访者被要求选择过去一周内与自身感受相符的天数，选项为“不到1天”、“1—2天”、“3—4天”和“5—7天”，相应得分为0—3分。其中，第5和第8题为反向测题，选项得分转变为3—0分。10个题项的总得分即为受访者的抑郁程度得分，分值越高表明抑郁程度越严重，即心理健康水平越差，大于10分代表有明显的抑郁症状。

2.3 主要解释变量 2.3.1 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

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的实质是公共资源获取机会的异质性程度，这些差异会导致不同生活空间的不平等健康模式^{[12, 41]}。本文选取常见的六类公共服务设施，分别为：公共交通设施（公交站点）、轨道交通设施（地铁站点）、医疗服务设施（综合医院、专科医院、社区医院）、教育设施（幼儿园、小学、中学）、公园广场（广场、公园、绿地）和商业设施（超市、大型商场和批发市场）^②。

本文采用两步移动搜索法（two-step floating catchment area，2SFCA）对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进行分析，计算其空间可达性。该方法的优点是同时考虑了设施供给规模和居民需求规模，是识别公共服务资源的稀缺区域，衡量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均衡性的有效途径^{[42, 43]}。2SFCA方法的第一步是对每类设施点j，搜索在j一定距离d₀范围内的所有需求点k，计算供需比：

(1)

其中，d_kj为k和j之间的距离，D_k为搜索区域内的居民总需求量，S_j为j点的设施总供给量；第二步对每个需求点i，搜索其一定距离d₀范围内的所有供给点j，将上一步计算的供需比R_j加和得到i点的空间可达性A_i：

(2)

其中，d_ij是i和j之间的距离。A_i越大表示需求点i周边的设施可达性越好。由于POI数据无法得到每个设施点具体的供给量，因而假设所有设施的供给均相同，即S_j =1。我们以乡镇街道办的地理坐标作为居民需求点i的位置，以六普数据中乡镇街道办常住人口来表征设施总需求D_k。搜索半径距离d₀设为1 km，该距离为15分钟社区生活圈覆盖范围，是人们愿意步行获取资源的合理范围^{[43, 44]}。根据上述方法和参数设置，分别计算321个乡镇街道中6类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并以可达性的平均值求得综合可达性指数（图 1）。

2.3.2 个人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的测度并无统一的方法和工具，现有研究多基于社会网络结构特征对其进行量化^{[22, 46-48]}。参照文献，本文选取社会交往和社会支持2个维度对个人社会资本进行测度（表 2）。社会交往维度包含2个问题：“您的手机中有多少联系人？”“其中跟您关系密切的有多少人？”，以此反映个人社会网络的总体规模及密切交往的网络规模；社会支持维度的2个问题为“您的亲朋好友中可以借钱（以1万元为标准）的有多少人？”，反映了个人可从社会网络中获取的直接经济支持。“您的亲朋好友中是否有人从事以下职业？”，可供多选的选项为“处级及以上干部”、“科级干部”、“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或高级管理人员”、“普通公务员”、“企事业单位中级管理人员”、“其他”，以此表征个人社会网络中与公务员、经理人等拥有丰厚资源的社会阶层建立的关系纽带，反映了个人可从社会网络中获取的潜在支持。6个选项中处级及以上干部赋值为3分、科级干部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赋值2分、普通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中级管理人员赋值1分，其他职业赋值0分。得分加总后，大于中位数被界定为“强社会支持”，赋值为1，小于中位数则界定为“弱社会支持”，赋值为0。

2.4 控制变量

与现有文献一致，本文控制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个体层面的变量^{[18, 49]}（表 2），并重点关注“是否为新市民”这一控制变量的作用。有别于很多研究中将新市民等同于流动人口的观点，本文认为，市民化是非市民群体向市民群体的分阶段、多维度转变过程。在户籍制度导致的二元结构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取得城市户口虽是市民化的实质一步，但是新市民在住房、公共服务等方面依然与本地市民存在差异，其“新”的身份可能长期存在。基于此，将“新市民”界定为：后来取得北京户籍，完成市民身份转换的群体，是与出生即为北京户口的本地市民群体的相对概念，并以此构建哑变量（新市民=1；本地市民=0）。

图 2显示了本文的概念框架和分析思路。本文主要关注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个人社会资本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路径A和B），以及新市民身份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路径C）。此外，本文还将分析新市民身份和个人社会资本是否会调节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路径D和E）。下文将构建回归模型分别检验上述影响。

3 实证结果分析

考虑到数据的嵌套结构，本文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HLM）进行估计。以居民个体为层1分析单位，以乡镇街道为层2分析单位，建构两层回归模型：

层1模型：

(3)

层2模型：

(4)

(5)

其中，Y_ij代表居住在乡镇街道j的居民i的自评抑郁得分，X_kij是该个体的第k个解释变量；个体残差r_ij是层1的随机效应，假定为均值为0方差为σ²的正态分布。层1的截距系数β_0j和第k个个体解释变量的系数β_kj作为层2模型的被解释变量纳入模型。W_qj是层2的第q个解释变量。γ₀₀和γ_k0是层2的固定效应，分别表示所有乡镇街道平均居民自评抑郁得分的均值和第k个个体解释变量与因变量的平均回归斜率；u_0j和u_1j为层2的随机效应，分别表示乡镇街道j与平均截距和平均斜率的偏离程度，其方差分别为τ₀₀和τ_kk。

3.1 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表 3报告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对心理健康影响的回归结果。模型1为不包含任何解释变量的零模型（null model），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ICC）为0.285，表明居民抑郁得分总方差的28.5%可由层2，即乡镇街道层面的差异所解释，因此有必要采用多层回归模型进行估计。本节主要关注层2的解释变量，即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对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因此采用随机斜率模型。

模型2检验了公共服务设施综合可达性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模型4—9分别检验了6类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结果显示，在控制人口与社会经济变量等其它影响因素之后，综合可达性及6类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均对自评抑郁程度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说明生活空间中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水平越低，人们的心理抑郁程度就越高。为了进一步检验公共服务设施综合可达性对自评抑郁程度的影响在新市民与本地市民群体间的差异，我们在模型3中引入综合可达性和新市民的交互项。结果显示，交互项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较高的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给心理健康带来的积极影响在新市民群体中更为明显（图 3）。可能的原因是新市民对于流入地的归属感相对较弱，对于社区公共资源的依赖性更大，对公共资源公平配置的感知更为敏感。

表 3中控制变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与现有文献的发现大体一致。拥有大专或本科学历的居民，其心理健康状况要明显高于学历更高和更低的群体；相对于单身或离异的居民，已婚居民的心理健康状况更好；日均工作时间大于8小时会显著增加居民的抑郁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越高的群体心理健康状况越好；作为对自身健康状况的感知，自评健康对心理健康水平感起着直接的影响，自评健康状况越差的居民心理抑郁程度也越高^[16]；在我们的研究中并未发现性别、年龄和参与社会保险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统计关联。

3.2 个人社会资本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本节关注个人社会资本的2个维度，即社会交往和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采用随机斜率模型（表 4）。模型1的结果显示，代表社会交往维度的2个变量中，日常联系人数与自评抑郁程度之间并无关联，而密切联系人的数量则与自评抑郁程度显著负相关。这一发现与来自澳大利亚的研究结果相符，该研究指出，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诸如打招呼或闲聊之类的“泛泛之交”并不会对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需要更为密切的互动才能产生预期的健康收益^[50]。在我国这样传统的“关系型社会”，密切联系的网络规模代表着网络中嵌入了更多的可用资源^[51]，对心理健康起到更为重要的促进作用；社会支持维度中，“能借1万元以上的联系人数量”越多，居民心理健康状况就越好，说明来自个人社会网络中的直接经济支持可有效降低个人心理健康风险；亲朋好友的职业虽然反应了社会网络中与资源丰厚的社会阶层所建立的关系纽带，但并不能显著缓解居民的心理抑郁程度。

模型2进一步检验了个人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和新市民之间的交互作用。结果显示，个人社会资本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在新市民和本地市民群体间的差异并不明显。新市民与日常联系人数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在一定程度上日常联系人的数量能缓解新市民的心理抑郁程度，但这样的作用在本地市民群体中并不存在。日常联系人的数量代表了个人社会网络规模，大的网络所包含的社会关系、信息和人情桥梁较多，蕴含更多的可利用资源^[52]。相对于本地居民，新市民群体对于人际交往和社会关系和依赖和渴求更大^[34]，虽然日常交往和密切联系相比只能归于“弱社会交往”，依然会对新市民产生一定程度的心理健康促进作用。其它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与新市民生成的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表明它们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在两大群体间并无明显差异。总体来看，社会资本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在新市民和本地市民群体间的机制大体相同，有限的差异并非存在于传导机制上，更可能是内嵌在社会资本的结构当中。

3.3 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和个人社会资本的交互作用

本节检验公共设施综合可达性与个人社会资本的跨层交互项的影响，采用随机系数模型对4个社会资本的测量变量设置随机效应（表 5、模型2），以控制个人社会资本对抑郁程度的影响在不同乡镇街道之间的差异。结果显示，社会交往维度的两个变量，即日常联系人及关系密切的联系人数量与综合可达性的交互项均显著为负，而社会支持与综合可达性的交互性在统计上不显著。这意味着，人们日常交往和密切交往的社会网络规模，均能够强化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对心理健康的正向影响。提升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对社会交往规模较大、密切程度较高的群体的心理健康的正面作用大于社会交往规模小、密切程度较低的群体（图 4）。具有较高个人社会资本的居民，更有可能充分利用服务设施可达性的优势，从而提升个人心理健康水平。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2018年来自北京的一项针对户籍居民的问卷调查数据，探讨了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和个人社会资本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其在新市民和本地市民群体间的差异，并检验了两者的交互作用。

研究表明：①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低对居民心理健康存在负面影响，这种消极作用在新市民群体中更为显著。②个人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对心理健康起着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但这种积极影响在新市民和本地市民群体间的差异不大。在社会交往方面，紧密联系的社会关系对促进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对于新市民来说，即便是社会关系中的“泛泛之交”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心理抑郁程度；就社会支持而言，从社会网络中获得借款等经济支持体现了个人社会资本的动员能力，对心理健康的积极效应更强，但与资源丰厚的社会阶层建立关系纽带并未能发挥促进心理健康的功效。③个人社会资本能够调节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对心理健康产生的影响。居民日常交往和密切交往的社会网络规模能够强化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对心理健康的积极作用。提升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能够对社会交往规模大、密切程度较高的群体的心理健康发挥更大的正面作用。具有较高个人社会资本的居民，更有可能充分利用服务设施可达性的优势，从而提升个人心理健康水平。

本文实证结果验证了社会生态学的健康促进模型的相关假设，即外部环境特征中的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和个人社会资本与居民的心理健康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二者相互嵌套共同影响个人健康水平。在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中，公共资源配置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呈现出的“空间阶层化”趋势对居住在可达性较低的社区中的居民产生了负面健康影响。已有研究的发现可为本文实证结果的机制提供支持。例如：医疗设施的可达性低与较低的就诊率有密切的联系，增加了疾病风险和焦虑^{[53, 54]}；学校等教育设施的可达性则直接影响着后代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会让居民感受到歧视和不公正^{[11, 55]}；而商业设施的可达性低意味着生活便利性低下，影响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和认同感，从而产生负面的心理健康效应^[10]；生活在公园/广场可达性低的社区则可能会降低居民的体育锻炼和社会交往频率，不利于减轻精神压力、注意力恢复，从而增大了心理健康的风险^[17]；公共交通设施可达性低会引发了长距离通勤、就医就学困难、生活便利性低下等空间不平等现象，给居民的心理健康带来极大风险^{[10, 13]}。

个人社会资本对心理健康的作用也在本研究中得到证实，其影响机制主要有三种可能性途径，即信息和机会获取，以及情感支持。首先，社会资本通过增加居民群体中信息获取和传播的速度，规范影响健康的行为、抑制不健康行为；第二，拥有较高社会资本的居民有更多的机会使用当地的稀缺服务及设施，从而促进心理健康；第三，通过社会心理过程增强自尊以及互相尊重，进而提供情感性支持来促进居民的心理健康^[56]。在类似北京的超大城市，社会资本体现了个人社会资源的动员能力，对心理健康起着更为直接促进作用，而社会网络构成中与资源丰厚的社会阶层建立关系纽带能够发挥增进心理健康水平的功效；具有较高社会资本的居民有利于构建紧密的社会网络结构。相对于松散的网络，紧密联系的网络更能激发人们之间的互动与信任，增强归属感和获得感，使组织成员拥有更大的动员和使用网络中资源的能力，对居民心理健康有积极意义。

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和社会资本的影响及其交互作用在新旧市民中存在差异。在北京这样资源有限的超大城市，出生即是北京户口的本地市民群体受益于住房的代际传递等历史因素，更有可能占据公共资源可达性高的居住片区。新市民虽然已经跨越制度障碍，实现了市民身份的转化，但其群体生活空间仍存在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缺位、越位、错位等现象，从而受到更大的心理健康负面冲击。作为一个规模日益庞大的特殊群体，新市民有着不同于本地居民的群体特征和健康需求，对公共服务设施非均衡配置引发的空间相对剥夺更加敏感。这也要求在未来的规划管理和设施配置中，要树立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的价值导向，以此作为公共健康的主动式干预政策和长效手段，促进不同群体在公共健康和发展机会方面的公平化，为各阶层共享城市发展成果提供空间载体和路径，实现社会公平与包容的目标。

本文的研究证实了城市外部环境的优化是改善居民心理健康的有效之策。健康城市规划在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还需加强公民文化和社会组织培育，增强居民的满意度、公平感和认同感，并且激发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和互信合作，通过公平的政策供给为不同阶层的居民提供公平上升通道，增加个人在社会网络中价值和社会资本，进而优化国民整体心理健康水平。总之，在健康城市规划和建设中需兼顾“硬件”与“软件”两个层面，既要构建公共服务设施供给均等化的空间环境，也应充分重视空间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共生关系，加强良好的社会环境建设。

注释：

①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显示中国精神病患超1亿，重症人数逾1600万[EB/OL]. (2010-05-31)[2020-11-22].http://www.chinacdc.cn/jlm/mxfcrxjbxx/201005/t20100531_39167.htm。

② 由于地铁是特殊的公共交通设施，本文把地铁站点单独作为一类设施计算其可达性，以区别于一般的公交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