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吸引力是吸引城乡人口、产业、资金、信息、技术等资源要素向乡村地域流动和集聚的一种潜在能力或力量^{[1, 2]}。世界范围内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的深入推进，长期以城市为中心的政策倾向，使得人员、资本、技术等资源要素不断向城市集聚，以乡村人口流失、贫困化、空心化等为重要表征的乡村衰退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性问题，并引发广泛关注^[3]。乡村吸引力的薄弱性是乡村资源要素持续流失乃至衰退的根本原因，提高乡村吸引力，促进城乡资源要素合理分配和流动，是破解“乡村病”难题、应对乡村衰退、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1]，开展乡村吸引力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从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看，将“乡村”与“吸引力”或“引力”直接结合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处于起步阶段，针对乡村旅游吸引力、乡村景观吸引力、乡村人口吸引力等体现乡村吸引力具体内容的探讨较多，乡村振兴、乡村复兴、特色乡村发展等热点领域也已经体现了乡村吸引力的相关思想^{[1, 2]}。近几年已有研究开始关注乡村吸引力的综合研究，对乡村吸引力的基本概念、内涵、测度与形成机理进行了初步探索^[2]。表明乡村吸引力研究已经从关注乡村吸引力的具体要素和内容（旅游、景观、人口等）转向关注乡村吸引力的系统性和综合性理论与实证剖析。本文基于相关研究的关联性，从乡村吸引力的综合研究、分类研究、相关内容研究三个方面进行系统梳理，以乡村吸引力综合研究体现乡村吸引力系统综合性研究动态，以乡村吸引力分类研究体现乡村重点资源要素吸引力的研究进展，乡村吸引力相关内容研究则以相关热点领域为重点，吸纳其中关于乡村要素吸引能力（乡村吸引力）的基本观点，相关内容中乡村发展问题、路径设计等的深入剖析，对于乡村吸引力分类及综合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最后，展望今后乡村吸引力研究的重点方向，以期为后续深入研究提供参考借鉴。

目前，乡村吸引力综合研究多以供需理论和推拉理论为基础，立足城乡关系视角，解析乡村吸引力的系统构成、测度框架、影响因素与形成机制^{[1, 2]}。地域性、综合性、动态性、等级性、多样性等被认为是乡村吸引力的基本属性^[1]。金丽华在对乡村吸引力的系统解构中指出乡村拉力、城市推力、城乡阻力通过影响城乡要素流动状况，进而决定着乡村吸引力的强弱^[2]。乡村吸引力的后续理论研究对其进行了进一步拓展，认为乡村吸引力是城乡供给与需求综合作用的产物，城市与乡村自身特性与发展需求驱动城市推力—乡村拉力、城市拉力—乡村推力、城乡中介力“五力”双向交互作用，最终推动乡村吸引力形成和消长^[1]。此外，乡村吸引力的量化测度得到初步探索，但局限于村域尺度，主张采取主客观指标相结合的方法，从生产丰裕度、生活舒适度、生态适宜度、城乡便捷度、景观美誉度等五个维度构建乡村吸引力测度指标体系^[2]。现有研究成果对于乡村吸引力系统研究的探索性尝试，拓展了乡村研究的新视角，为乡村吸引力理论分析框架的搭建与实证探索奠定了良好基础。

乡村吸引力涉及乡村经济、社会、文化、景观等多个方面，乡村旅游、乡村景观在乡村吸引力中的核心组成作用已经成为研究共识，而人口又是乡村吸引力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因此，乡村旅游吸引力、乡村景观吸引力、乡村人口吸引力已成为国内外乡村研究的三个焦点论题^{[1, 4-6]}。

乡村旅游吸引力是旅游吸引力的进一步延展。早在20世纪80年代，旅游吸引力便已成为国外相关领域研究热点。Kaur指出旅游吸引力是旅游目的地的所有吸引物在特定时间对特定市场产生的拉力^[7]；Lew则认为促使旅游者离开居住地、外出享用的所有事物和条件均可称为旅游吸引力^[8]。旅游吸引力的测度侧重核心属性和附加属性两个维度，核心属性强调历史文化、节事活动等要素的重要性，附加属性则强调住宿条件、交通设施等要素的重要性^[9]。个体感知的影响受到关注，有学者认为不同类型旅游者感知的目的地吸引力存在差异^[10]。随着乡村逐步发展成为重要旅游目的地，乡村旅游吸引力引起关注，多基于旅游动机进行阐释，Pearce发现旅游者到乡村旅游是因为可直接享受生活体验^[11]；Walmsley认为摆脱都市的疏离感、寻找满足感和踏实感是乡村旅游者主要的动机之一，也有某些旅游者为了欣赏自然美景、享受宁静自在的生活而选择乡村^[12]。还有学者以旅游资源要素为切入点，从区位、设施、功能等方面构建乡村旅游吸引力的评估体系^[13]。Milićević等则认为乡村吸引力是乡村旅游产品开发的基础，具有传统价值的乡村是具有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14]。

国内旅游吸引力研究起步较晚，谌贻庆等认为旅游资源子系统与客源市场存在自然、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性，表现为旅游目的地对客源市场的旅游吸引力^[15]。陈岩英认为旅游吸引力系统主要由旅游资源吸引力系统、旅游服务吸引力系统和旅游环境吸引力系统组成^[16]。旅游吸引力的定量评价主要基于需求、供给视角^[17]，供给视角强调旅游地自身资源环境条件的作用^[18]，主体需求的影响也逐渐受到关注，网络信息数据成为旅游吸引力评价的重要支撑^[19]。乡村旅游吸引力研究主要关注乡村旅游吸引力的综合评价。单福彬等构建了包括单体文化吸引力评价、不同文化吸引力比较、区域文化吸引力衡量在内的多层次乡村文化旅游吸引力评价体系^[4]。方法林则从人居环境视角构建了乡村旅游目的地吸引力体系^[20]。此外，还有研究对乡村旅游吸引力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探讨，认为乡村性与其所决定的乡村意象共同构成了乡村旅游的核心吸引力^[21]。

景观吸引力的系统研究较为滞后，大多与旅游吸引力进行结合研究。国外乡村景观吸引力的专门研究重点关注其形成机制。Natori等基于推力—拉力视角，深入剖析了乡村景观吸引力的影响机制，认为乡村景观的内在拉力作用、社会需求的外在推力作用和乡村景观的阻力因子等是乡村景观吸引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资源拉力与环境拉力是乡村景观拉力系统的重要组成；乡村景观具有城市没有的乡村性，产生很强的吸引力，满足游客的心理需求^[22]。还有学者立足单项因子，深入分析其对乡村景观吸引力的影响。如Petrick等指出对乡村景观的感知程度是乡村景观需求推力系统最主要的影响因素^[23]。Senetra认为森林覆盖率对乡村景观吸引力具有重要影响，乡村景观吸引力最低的地区一般也是森林覆盖率低的地区^[24]。

国内学者则重点关注乡村景观吸引力的量化评价，主要涵盖乡村景观的美景度、地缘性、可达性和感知度等多个维度^[2]。刘滨谊等学者对于乡村景观的美景度评价作了诸多研究^[25]。乡村景观的地缘性根植和产生于乡村地区，是由农村所特有的地形地貌、水利水文、农业作物、森林植被、农业文化等要素在漫长的农耕文化进程中所形成的，是乡村环境中的各种资源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26]。可达度既包括时空意义上的可达性，也包括社会学、心理学意义上的可达性，对可达度的考虑能促进乡村景观进行合理布局和旅游服务系统的有效配置^[27]。还有研究认为乡村景观吸引力源于景观的内在美学特质，旅游动机和乡村景观相互作用形成引力场，旅游者通过有效的景观感知和旅游决策行为，最终形成乡村景观的现实吸引力^[5]。

人口是带动城乡要素资源流动的关键载体，人口之所以从一个地区流动到另外一个地区，是因为流入地对其具有吸引力^{[28, 29]}。城—乡人口迁移已经成为区域人口迁移的重要类型^[30]。部分发达国家由于城市环境恶化，涌现逆城市化、舒适移民热潮，乡村人口吸引力逐步受到学术热议，特别是对乡村新移民的关注^{[31, 32]}。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城—乡人口迁移在社会经济组成、目的地、动机和结果等各方面具有多样性^[33]，使得乡村人口吸引力的形成动因具有个体和地域差异性。有学者强调农业或其他部门就业机会不足对乡村人口流失、社会服务能力下降产生重要影响^[34]。但随着乡村由生产性空间转向消费性空间，享受廉价住房以及健康、宁静、低成本、自然的生活方式、田园风光已经成为中产阶层进入乡村的主要动机，交通及通讯设施投入及技术创新为人口迁往乡村提供了更多便利和可能性^[35]。全球化的资本积累效应对乡村吸引中产阶层人口集聚有重要驱动作用^[36]。

国内目前仍处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乡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仍然是主流，但体现乡村人口吸引力的乡村绅士化、乡村人口回流等现象开始显现并受到关注^{[37, 38]}。与西方国家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乡村绅士化过程不同，国内乡村绅士化主体阶层具有多元混杂性^[39]，如旅游者、艺术家、退休人员、返乡人员、政府工作人员等。何深静等将乡村绅士化解读为种对乡村自然环境与独特的生活方式及文化氛围的体验与消费的过程^[37]。自然理想的乡村生活方式、自然风光、特色文化等是乡村吸引绅士群体入驻的核心引力要素^[40]。随着沿海地区产业升级与产业梯度转移，以及政策层面对乡村发展的重视，发达城市吸纳劳动力的拉力减弱，人口回流现象显现^[6]。照顾家庭的现实需求、因年龄与劳动技能制约的就业竞争力下降以及乡村人地关系的改善是劳动力人口回流的主要原因^[41]。随着乡村人口福利的增多，获取更多的经济收益成为人口回流的重要原因，此外，乡村熟人关系网络形成的社会资本能够有效降低迁移人口的心理成本，也是回流人口拓展生产生活活动的重要前提^[42]。

尽管乡村吸引力的综合性研究成果较少，但相关热点领域已经体现了乡村吸引力的基本思想^{[1, 2]}。乡村贫困与空心化是乡村吸引力下降的直观表征，对乡村贫困与空心化问题的深刻理解有助于准确识别乡村吸引力变化的影响因子。提升乡村要素集聚能力是实现乡村复兴与振兴的关键举措，现有研究中对乡村复兴与振兴的理论阐释、影响机制及实现路径的深入探讨，为科学认知乡村吸引力的内涵、路径设计等提供必要的支撑。乡村吸引力是基于乡村自身特色、形成比较优势的区域吸引力，乡村的特色培育与特色发展是发挥乡村比较优势、提升乡村吸引力的关键路径。因此，本文选取乡村贫困与空心化、乡村复兴与振兴、特色乡村等3个与乡村吸引力密切相关的重点领域进行梳理。

随着地理学的社会文化转向和后现代转向，国外相关领域学者越来越关注乡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贫困、社会冲突、弱势群体等社会问题，在空间贫困陷阱、贫困形成机理、减贫对策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43]，研究认为地理区位、自然环境等地理因素对乡村贫困在空间上的集中产生重要影响^[44]。其中，地理区位决定了距离经济发展中心区域的远近，接近城市的乡村地区由于拥有更多集聚效应、收入多样化、公共服务等优势条件，而具有较低的贫困发生率^[45]。地形、气候、能源等资源环境因素以及支撑资源开发的基础设施水平与乡村贫困具有较高的相关性^[46]，特别是交通运输水平会直接影响乡村居民生产与消费决策行为和主观福祉^[47]。在减贫对策的研究中，农业的商业化转型被认为能够显著缓解贫困^[48]。

消除贫困、缩小城乡差距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49]，乡村贫困也一直是国内学者关注的重点领域，在乡村贫困的形成机制^[50]、地理识别^[51]、治理路径^[52]等方面研究成果丰富。研究认为乡村贫困的形成受自然地理特征、地理区位特征、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及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空间异质性和地域依赖性^[51]。自然禀赋不足、地理条件差、生态环境脆弱是贫困持续存在的主要原因^[53]，并提出了差异化、精准性、问题导向的系统性扶贫战略。还有学者以土地整治与土地政策创新为切入点开展了贫困治理的路径探索^[54]。此外，随着国内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乡村空心化问题加剧，成为近年来国内地理学者的研究热点。乡村空心化是乡村地域系统内外驱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55]，受自然地理、社会经济、政策制度等多种因素叠加影响^[56]，并带来乡村耕地资源流失、人居环境恶化等诸多负面效应^[57]。

二战以后，西方国家经历了长期以城市为重心的经济社会恢复过程，城市问题、乡村衰败问题凸显，乡村复兴成为许多学者关注的重点命题^[58]，并被解释为塑造乡村地区景观、环境、空间等地理现象的社会和经济过程^[59]。Poudevigne等提出了乡村复兴的三大动力因素，即农业耕作、城市化和地方保护政策^[60]。乡村社区化^[61]、可持续农业思想^[62]也被认为是乡村复兴的重要实现路径，还有研究提出乡村复兴的重点是保护和恢复乡村的自然和生态价值，实现城乡一体化^[63]。联合国亚太经济与社会委员会编写的《乡村规划指南》则认为乡村复兴需要一体化的政府政策，包括促进非农业活动、增加就业和收入、建设农村城镇等，并倡导发展农村中心系统^{[64, 65]}，强调乡村地区中心节点的辐射带动作用。

国内乡村复兴研究以理论探讨为主，认为乡村复兴的外在层面强调乡村文化传承、生态维育、食品供应等方面对城市形成平等互补、互相支持的关系，内在层面强调乡村内部能够在经济、人居、治理、农民生计等方面实现自给和繁荣^[66]。还有研究则强调城乡统筹发展的驱动作用^[67]，提倡通过构建城乡要素互通系统，从重建乡村产业活力、重塑乡村文化魅力、重组乡村治理结构等方面构建乡村复兴路径^[68]。自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乡村振兴成为研究热点。已有研究认为乡村振兴是为应对乡村要素流失，通过经济、政治及文化建设等手段激发内部动力和吸纳外部资源，重新组合乡村人口、土地和产业等发展要素，从而优化要素结构、提升地域功能、重塑乡村形态^{[69, 70]}。重点以差异化发展、城乡融合、产业振兴、乡村治理、内生发展等视角为切入点，探讨了激发乡村要素吸引力、实现乡村振兴的基本路径（表 1）。

表 1(Tab. 1

表 1 乡村振兴驱动力与实现路径的五大视角 Tab.1 Five Perspectives on the Driving Force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表 1 乡村振兴驱动力与实现路径的五大视角 Tab.1 Five Perspectives on the Driving Force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国外特色乡村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侧重于乡村遗产保护^[79]、旅游发展^[80]、文化景观^[81]等方面。Eva提出乡村地区的自然与人文景观保护应降低对旅游业的依赖，延续与尊重当地居民生活方式^[79]。Beeho等认为村落历史文化是最能吸引游客的旅游产品^[80]。还有研究发现景观多样性和景观本土性对传统村落意义重大^[81]。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还在传统村落保护的实践层面做了大量工作，英国以建筑遗产保护为重点，成立了古建筑保护协会，并以制定法律的形式对古建筑进行保护；日本则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重点，开展了造乡、造街运动，并制定专门法律，促进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环境保护、历史文化特色、建设质量提升的重要性逐渐形成各界共识^{[82, 83]}，并成为乡村展现自身独特性和吸引力的重要组成。此外，日本的“一村一品”运动，通过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吸引人口、资金等资源要素回归，成为提升乡村吸引力的全球范本。

国内特色乡村研究重点关注两方面内容，一是特色发展路径的探索，特别是乡村产业的特色发展，认为乡村特色产业是能够带动资金、技术、人才等集聚，增强乡村地区的吸引力和发展潜力^[84]。乡村特色产业的重点在于重塑乡村产业发展体系、构建跨界融合共生体系、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等^[85]。随着乡村文化价值逐步受到重视，乡愁文化元素已经成为吸引资源要素集聚、推动乡村特色发展的重要因素^[86]。二是典型特色乡村的深入研究，如传统村落、专业村等。传统村落因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核，成为吸引旅游、研学、创作等行为活动的重要场所。专业村的主要表征是大部分农户商品性地从事一种或多种相互关联的生产或服务活动^[87]，是依托资源要素所产生的产业集聚效应。淘宝村、旅游型乡村等是专业村的典型代表，其中，淘宝村是新技术影响下乡村特色发展的典型模式，地区文化传统、创业带头人的示范效应、基础设施改善、制度支持与政府引导是吸引电商集聚的关键动因^[88]。同时，人们对生活质量、健康生活方式、度假休闲等需求上升，促使旅游型乡村成为承载舒适移民、生活旅居的重要发生场域^[89]。

乡村吸引力是乡村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以乡村吸引力为主题的综合研究已经开始受到关注^[1]，基于乡村单一要素或维度吸引力的分析探讨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乡村复兴与振兴、特色乡村等与乡村吸引力密切相关的研究成果丰富，这些研究对乡村发展路径、乡村多元价值、乡村多功能性、乡村特色发展的讨论，体现了乡村吸引力的基本思想，也从不同层面彰显了乡村吸引力研究的重要性。

综合现有研究，学者们不断积累的相关研究成果形成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基础。特别是，研究思路上，既注重理论层面的系统性深入剖析，又注重实证层面的典型案例验证，可为乡村吸引力基本分析框架的构建提供参考借鉴。研究内容上，乡村内外部环境共同驱动乡村发展已经成为学术共识，全球化、信息化等新因素的影响受到重视；且在“人本主义”与“文化转向”思潮影响下，对微观个体、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关注，更加凸显了主体发展、个体感知以及软环境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对乡村吸引力形成机制的解析具有启示意义。研究方法上，基于计量统计的评价方法以及数学模型等已被大量应用，特别是近年来动力学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的应用，为诠释乡村吸引力复杂系统形成与变化提供了科学途径。

但总体而言，从地理学视角对乡村吸引力开展系统性综合研究仍然处于初探阶段，乡村吸引力的理论分析框架尚未搭建。从研究内容看，现有研究以关注乡村吸引力的内涵界定、形成机理与定量测度为主，且多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对乡村吸引力形成与演变的普适性规律分析有待加强，对乡村吸引力动态演变的阶段性特征及驱动机制研究还比较薄弱。对乡村吸引力的量化评价局限于单一尺度、特有类型，基于多尺度、多类型考量的乡村吸引力分类体系尚未形成。对当前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吸引力的问题诊断关注不足，乡村吸引力的调控模式与多元路径探索有待进一步拓展。对不同地域类型乡村吸引力的比较研究较为缺乏，不同地域模式下乡村吸引力的经济社会效应分析不足。从研究视角看，基于人本视角的主观情感、社会交往、文化认同等对乡村吸引力的影响尚未受到足够重视。从研究方法与数据支撑看，以小样本数据分析为主，基于长时间序列、大样本数据支撑的实证研究不足。

乡村与城市是有机关联的整体，乡村作为城乡关联并交互作用的重要一极，具备吸引城乡资源要素集聚的能力和潜力，乡村吸引力因此成为阐释城乡关系、解构乡村发展的新视角和新思路。结合当前乡村吸引力研究的不足以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现实需求，未来的乡村吸引力研究应关注以下几方面重点：

（1）乡村吸引力的基本理论研究。乡村吸引力是一个新的概念，充分借鉴已有相关学科与相关研究领域，探寻理论创新是目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需要立足理论构建、时空格局、演变规律、形成机理、提升路径等基本研究范式，系统搭建乡村吸引力的理论分析框架，为乡村吸引力研究领域的拓展奠定基础。需要立足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通过理论演绎与归纳剖解乡村吸引力的内在系统结构、地域分布与演变规律、一般形成机理等基本问题。

（2）基于多源数据的乡村吸引力量化研究。乡村吸引力具有一定的大小和规模，对乡村吸引力的量化测度是当前研究中需要解决的重点。一要注重客观与主观数据的结合，乡村经济、社会、生态等共同构成乡村吸引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微观层面人的主观感知也将是其中的重要考量因子。二要注重乡村与城市的交互关系，测度模型的构建不能局限于乡村自身的发展，还应充分考虑城市对乡村的多样化需求。三是要注重传统数据与大数据的融合应用，发挥新技术、新方法的作用，探索通过城乡发展大数据体现乡村吸引力的强弱。

（3）基于多尺度、多地域类型的乡村吸引力研究。乡村地域是乡村吸引力形成和发展的空间载体，不同尺度、不同地域条件下的乡村地区城乡资源组合与配置以及城乡关系有明显差异。系统分析乡村吸引力的地域类型，有利于深刻认识乡村吸引力的分类体系和空间特征，对于凸显和保护乡村地域特色、加快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因此，针对不同尺度、不同地域类型条件下的乡村吸引力进行比较研究，探究不同地域类型乡村吸引力形成与变化的内在规律，将成为乡村吸引力研究的核心问题。

（4）乡村吸引力的演变过程与规律研究。乡村吸引力受到多种地理要素的综合影响，这些地理要素既具有空间上的分异性，又具有时间上的动态性，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乡村吸引力具有不同的发展演变特征和驱动机制。对不同时间尺度乡村吸引力的发展特征、演变规律及其驱动机制的深度把握，有助于深层次理解乡村地域系统发展的阶段性和规律性，进而通过调整优化乡村发展举措，形成能够充分适应时代和地方特征的乡村转型发展路径，实现乡村吸引力的全面提升。

（5）乡村吸引力的提升路径研究。提升乡村吸引力的最终落脚点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提高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对于乡村吸引力提升路径的深入研究有利于更好落实与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需要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有机结合，客观诊断典型区域乡村吸引力存在的主要问题，探寻增强乡村拉力、减小乡村推力、弱化城乡阻力、承接城市推力等乡村吸引力提升的基本路径，提出多元路径条件下乡村吸引力优化提升的地域模式。

（6）乡村吸引力与乡村振兴的关联机制研究。乡村吸引力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重要路径，乡村振兴是乡村吸引力提升的目标导向，乡村吸引力与乡村振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动态耦合关系。基于乡村吸引力与乡村振兴科学内涵、动力机制的理论解构，立足乡村吸引力与乡村振兴系统间“要素—结构—功能”的因果反馈特征，探究乡村吸引力与乡村振兴之间的作用机理，能够为乡村振兴路径探索提供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