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进入发展的历史机遇期与转型关键期[1]。乡村不再是城乡体系的边缘地带和城市的附属地带,而是可以通过自身空间的有机建构和关联整合实现全面振兴和转型发展[2],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乡村与构建国内大循环体系形成衔接,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在此过程中,乡村空间的地域格局、经济形态以及社会关系等方面也会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3]。由此,以广域乡村为主体,形成对乡村空间的全面认知以及转型路径的预判,成为亟待讨论的重要议题。随着现实乡村在多主体、多功能和多空间维度的互动中趋于混杂[2, 4],厘清其中关系是重新审视乡村空间系统运行的重要切入点,“关系”成为解析乡村空间的有益视角[5, 6]。实际上,“关系视角”广泛应用于空间相关研究,关系地理学建立事物、要素和空间相互构建和相互生产的关系观,认为空间是开放的、流动的,由相互关系构成,提出“关系空间”的理念,空间在某种意义上来看是一种拓扑结构,空间本身、规模和绝对位置不再重要,空间之间的关系才是重要的[7],并且处于不断演化之中[8]。关系视角为思考空间的复杂性提供一种新的方式,引发从地方关系、主体关系等角度揭示空间演化当中的关联性、过程性和独特性[9],涉及物质空间层面的城镇村关联网络[10, 11]、通勤网络[12],非物质空间层面的地缘政治[13]、社会空间生产[14]等研究领域。
乡村空间的相关研究也逐步运用关系思维,西方学者较早关注乡村空间的复杂性,从联系(connections)、流动(flows)等角度解读乡村参与资本、人力、制度和文化等要素的全球化分配,以Woods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全球乡村”(global countryside)、“关系乡村”(relational rural)等概念,认为通过物质和话语现象、过程以及实践的共同生产,关系重塑了乡村空间,使之成为网络效应集合体[15, 16]。国内学者将乡村空间视为由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开放系统[17, 18],乡村转型的过程是影响其发展的各要素相互耦合、协调的过程[17],乡村空间生产内蕴于多元主体的流动与关系之中[19],乡村空间的混杂性、多样性、系统性逐渐得到关注[2, 19]。目前,我国乡村空间研究以实证分析为主,涉及时空演变[20, 21]、发展模式与动力机制[22, 23]、数理测度模型[24]等方面,涵盖镇村、市县等空间尺度。针对乡村空间的理论研究涉及概念认知[1, 17, 19]、空间重构[25, 26]、空间规划[27, 28]等方面,对于乡村空间演变发展的系统认知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总体来看,将乡村作为复杂的地域空间系统已成为地理学、城乡规划学等相关学科的共识,但尚未形成由乡村空间理论认知到指导其转型发展的清晰思路。首先,有关乡村的理论性思考散见于多个角度的分析论证,缺少能够串联乡村空间复杂内涵和运行机制的系统剖析;其次,乡村转型提出的观点和理念往往停留在物质空间改造、经济产业提升等方面,对于社会行为、文化意识的考量不足,难以对乡村空间规划提供预见性的实践指导。由此,本文基于关系视角的理论思考及其在空间研究中的应用,梳理乡村空间认知相关研究,尝试从关系视角认知乡村空间,提出乡村空间转型路径。
2 关系视角与乡村空间研究基础 2.1 关系视角及其在空间中的应用“关系”是指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关系的概念被普遍使用,使得“关系视角”的理论内涵往往淹没在对关系的日常理解之中[29]。社会建构主义涉及关系的哲学思辨,为理解关系视角的理论内涵带来启发。社会建构主义认为事物或现象不存在绝对的本质与意义[30],世界不是一个理所当然、预先给定的存在,而是一个正在建构、不断发生变化的现实[31]。社会建构主义引发学术界广泛的“关系思维”,影响一些学科分支出现关系思考[32],如国际关系研究超越物化、静止的社会观和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互动观,形成对世界互联互通的理论解释[33];经济地理学围绕经济生产的一系列关系在全球尺度下的变动、转移,以及对国家、区域和地方造成的影响展开研究[34]。由此,关系视角的核心价值在于将关系作为定义事物本质的范畴,从结构、联系、系统等关系状态把握事物的存在形态[35]。启发在乡村研究中,可以通过认知各种关系解析乡村的各种属性,乡村的存在与发展也体现在事物之间的联系之中[35]。
20世纪以来,空间逐渐从自然的客观空间与意识的主观空间的二元对立中脱解出来,社会学家、哲学家、地理学家等开始运用关系思维理解空间[36]。以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理论为代表的一系列研究指出,空间是在复杂的社会过程中不断生产与再生产的产物[37-39],亦会对社会产生关键作用,构成社会空间的不仅仅是事物,还有空间中事物之间有序或无序的关系[14]。虽然不同学者对空间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几乎都认为空间至少包含两种向度的存在:自然或物质的空间,以及社会的空间[36]。关系视角下的空间不再是没有自身结构、孤立抽象的实体,其演化变迁根植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之中,个体与个体、个体与整体之间具有内在联系[29],空间的生产存在关系作用。关系视角研究空间可以将空间与政治、经济、权力、个人及其日常生活总括到同一分析框架之下,空间成为沟通不同层次结构系统的纽带,同时也提升了空间认知理论的内在逻辑性与阐释力,以关系来揭示空间的内涵与外延[36]。
总结来看,关系视角形成的认识论是动态的、多元的,其体现在空间研究中的路径包括,首先,将多方事物放在同等地位,使其中的对话成为可能,全面认知空间构成中物质之间的关系和非物质之间的关系[9];其次,关注过程性思考,从空间建构过程的关系状态把握空间的存在形态[40];最后,充分考虑关系作为一种推动性力量,通过组织、引导空间形成一种相互协调、稳定持续的关系秩序,可以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和谐发展[37],为关系视角下认知乡村空间带来启发。
2.2 乡村空间认知研究综述20世纪末以来,西方国家乡村经历从生产主义到后生产主义的发展历程[1],乡村空间的理论研究经历了物质性与意象的二元争辩。英国学者Halfacree在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理论启发下构建乡村空间“三元综合体”模型①(three-fold model of rural space),即乡村地方性(rural locality)、乡村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the rural)和乡村日常生活(lives of the rural)②[41],是西方乡村空间研究较为系统的理论框架[42]。在此研究基础上,Frisovll通过非物质(immaterial hub)、物质(material hub)和个人(personal hub)三个中心所交织的权力(entangled power)解析乡村空间[43]。
我国乡村空间认知研究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乡村地理学[44],主要认知乡村的物质空间层面,随着我国乡村改革不断深化,乡村空间的社会、经济属性逐渐纳入认知范畴,苗长虹从地理空间、经济空间、社会空间等维度解析乡村空间[45];张小林认为经济、社会、聚落三大空间结构组成乡村空间系统[46];李红波认为空间不仅仅是社会、经济的载体,而“内蕴”于社会过程,从物质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三个层面形成对乡村空间更加完整的认知[1]。屠爽爽将这三个层面进一步归类为物质空间和非物质空间,物质空间为能够直观感受与认识的实体地理空间,非物质空间是物质空间基础之上的次生空间,包括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1, 25]。龙花楼、屠爽爽、刘彦随等学者从系统理论出发,认为乡村空间是由自然资源、经济产业、人文习俗等要素相互作用,构成具有一定结构、功能和区际联系的地域系统,涉及自然、生态、经济和社会等子系统[17, 18, 47],并基于“要素—结构—功能”分析框架探讨乡村发展建设机理[17]。
总结来看,乡村空间认知逐渐从单一的物质载体到复杂的多维系统,为了全面包含乡村空间的多重属性,本文综合上述研究,将乡村空间划分为物质空间、经济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四个维度,各个维度由对应的要素相互作用,形成具有结构和功能的乡村空间子系统,其中,物质空间是指乡村实体地理环境所承载的空间,经济空间表现乡村产业条件及经济形态,社会空间反映人、群体、组织之间各种社会行为关系,文化空间是建立在人类话语体系、秩序之上的价值观念[1, 25]。从物质空间、经济空间、社会空间到文化空间具有从物质到非物质、从现实到非现实、从具体到抽象的层层递进关系[1]。
上述认知实现了对乡村空间已知并且零散元素的重组[42],但仍存在亟待进一步明晰的内容,如何表现乡村空间多维子系统内部和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作用?如何体现乡村空间在其中的生产过程?如何引导乡村协调其间关系实现转型发展?一些研究虽然涉及物质空间、社会空间等多重属性在乡村空间生产中的关系作用,却以实证分析为主,探讨个别实践案例[48, 49]。总体来说,由于未能捕捉到乡村空间多维子系统的逻辑关联和相互作用,导致难以对乡村空间转型提供清晰而充分的理论指引,未形成具有一定实用性的转型路径。乡村空间认知不仅是其内涵属性的叠加综合,而应以一定的关系进行串联,因此,本文基于关系视角的理论思考及其在空间中的应用,综合考虑乡村空间多维子系统的关系作用,构建关系视角下乡村空间认知框架,并且以关系作用的机理为依据,形成乡村空间转型路径。
3 关系视角下乡村空间认知关系视角认知乡村空间用于厘清乡村空间的复杂内涵和运行机制,其重要作用体现在既可以作为提出、分析问题的框架,又可以作为解决问题的框架,寻求可持续的乡村空间转型路径。第一,将乡村空间预设为关系性的存在,避免以往对乡村空间单项拆解的倾向,认为乡村空间多维子系统内部和子系统之间存在关系作用;第二,关系视角强调“关联性思维”和“过程性思维”[50],赋予乡村空间一种动态解读,将关系作用嵌入乡村空间的生产当中,帮助理解现实乡村空间的系统构成和建构过程;第三,认识到乡村空间演化受到关系作用的互馈影响,通过调节乡村空间的关系作用指导乡村空间可持续转型。从而形成关系视角下对乡村空间“构成归纳—过程解析—组织优化”的认知框架(图 1)。
首先,通过要素、结构和功能串联各维度子系统内部的关系作用,认知乡村空间的系统构成。要素是系统构成的基础,结构是要素之间的构成关系,功能是各要素经过结构组合之后表现出来的属性、能力和功效[51],要素、结构和功能的关系是辩证的,三者都是认知乡村空间构成的基本范畴。针对乡村空间的四个维度,物质空间由自然资源、建成环境、生产生活设施等要素构成,形成中心镇、一般镇、中心村、一般村等层级结构,具有生态、生产、生活等功能;经济空间由产业条件、经济资源等要素构成,形成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生产力结构等,具有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等功能;社会空间由农户、乡贤精英、企业、地方政府等不同社会主体构成,形成社会组织、竞合关系等结构,体现公众参与、地方实践等功能;文化空间由风俗习惯、文化特质等构成,形成秩序观念、话语体系等结构,具有影响人们思维方式、自觉意识等方面的功能。
其次,解析各维度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作用,认知乡村空间的建构过程。乡村空间的整体运转发生在各维度子系统之间的互动之中,物质空间是乡村地区经济、社会、文化活动的空间载体;经济空间是驱动其他维度演进的重要推力基础;社会空间的不同社会关系状态具有能动性,作为其他维度运行的支撑保障;文化空间通过影响人的思想意识,从而实现对其他维度子系统的实践改造。乡村空间发展演进当中,各维度的关系作用可能存在不同步和失调[19],根据四个维度的子系统相互关系作用的协调程度,可概括为协调有序、冲突脱节、混乱无序三种状态[41],其中,协调有序代表乡村空间多维子系统相互促进、保持协调的状态,冲突脱节表现各子系统之间存在分歧,但总体上仍相互关联,混乱无序代表各子系统面临来自系统外部的扰动,会导致深层次的冲突出现[42]。
最后,调节各维度子系统内部和各维度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作用,认知乡村空间的优化组织,体现从发展角度调节关系作用的各种治理手段。在外源驱动和内生需求的影响下,乡村空间多维子系统内部的要素、结构、功能和子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经历演化变异,深刻改变乡村地域的空间格局、经济形态、社会关系和文化意识[47],调节其中关系作用,是服务乡村转型发展、激发乡村内生动力、活化乡村空间价值的有效途径[3]。乡村空间组织优化是基于不同的本底条件,通过关系作用的调节进行发展模式的选择,形成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组织效益,一方面针对多维子系统内部关系作用,进行要素整合、结构重组和功能优化,实现物质空间优化、经济发展高效、社会关系公正、乡风文明和谐等目标[52];另一方面针对多维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作用,其调节需要通过各维度子系统内部要素、结构、功能的组织优化实现,如通过乡村物质空间整治挖掘空间开发潜力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推动乡村经济空间中产业融合发展、经营模式优化;通过乡村社会空间多主体利益权属合理分配,落实物质空间用途管制指标[3]。
4 关系视角下乡村空间转型路径关系视角下乡村空间认知为其转型路径提供指引,已有研究指出乡村空间多维子系统的协同组织是推动其高效运转、培育发展动能的重要抓手[52, 53]。基于上文的认知框架,乡村空间组织优化通过调节乡村空间的关系作用推动关系互动的演化,其中涉及到多维子系统内部和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作用,而多维子系统内部要素、结构、功能的完善和提升,可以带动子系统之间关系作用的调节。因此,乡村空间转型的过程体现为寻求多维子系统的良性互动与平衡,使其达到稳定、持续的关系秩序[54]。
通过提炼乡村空间转型过程中多维子系统关系互动的关键节点,本文将乡村空间转型路径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建立乡村物质空间和经济空间的协同关系,以此为基础进行乡村的开发与建设;然后,促进社会空间和经济空间、物质空间的支撑关系,将地方社会主体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内生力量;最后,强化文化空间、社会空间、经济空间和物质空间的认同关系,充分激发乡村发展动力,推动乡村物质、经济、社会、文化的综合发展(图 2)。三个阶段乡村空间多维子系统关系作用的调节各有侧重,通过以上途径,乡村转型超越了物质空间改造和过于依赖外源动力的经济建设,关注乡村社会主体的内在需求和文化认同,能够实现乡村可持续的动态生产,创造乡村地域新价值[54]。
乡村发展具有单点布局分散、规模难以突破、自身动力不足等限制因素,基于地方禀赋、产业基础等本底资源,整合政府、开发商提供的项目、技术等外部资源,打破资源流通的系统性障碍,实现人居环境提升、产业培育重塑是乡村空间转型的重要基础。通过调节乡村物质空间内部关系作用,可以解决乡村土地利用低效无序、人口分布与空间错配、发展空间受限等问题[52]。乡村经济空间内部关系作用调节,可以使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高效流动,促进产业有效集聚和有机关联。乡村物质空间与经济空间形成协同关系,低效、不合理用地的整治修复可以缓解乡村产业发展缺少空间载体的问题,为乡村开展多样化产业经营创造条件[52];乡村经济发展为乡村物质空间改造提供资金支持,引导乡村创新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组织形式[55]。
此阶段的乡村空间转型很大程度上依赖外界资源投入和乡村本底条件的独特性,需要从整体角度进行发展资源的整合关联,避免出现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以及地方内部重复竞争的问题[56]。由于此阶段通常是依据外部对乡村的“想象”进行“着妆式”改造,将乡村物质空间和经济空间视为一种可利用的资源,主要满足外界对乡村的消费需求,缺少与地方社会主体产生直接关联,存在空间符号化、资源过度消耗、资金投入大、村民主观能动性缺乏等问题,若长期处于在此阶段,乡村建设便容易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具有不可持续性[57, 58]。
4.2 协调参与主体随着第一阶段乡村物质、经济环境逐渐优化,乡村社会空间需构建符合现代乡村转型与发展需要的关系秩序[59],为物质空间和经济空间的自组织开发提供保障与支撑。通过调节社会空间内部的关系作用,构建社会主体利益博弈与协调机制,明确不同发展主体间的权属,使地方主体成为赋权群体与获益对象,进而形成推动乡村发展的核心力量[56]。乡村社会空间与经济空间、物质空间形成支撑关系,各方主体形成股份制公司、专业合作社等协作平台[60],形成统一管理、整体经营的产业发展模式,达成分工协作与优势互补,提高经济组织效益;产权关系明晰提升物质空间价值属性,强化乡村空间管控的群众基础,有效推进地方主体参与乡村空间用途管控[52]。
协调参与主体促使乡村社会关系发生较大变化,地方主体占据相对主导地位,支撑乡村物质空间和经济空间的组织优化。但由于地方主体仍主要以分散农户的形式存在,容易在既有机制下形成路径依赖,既不愿吸纳新的社会主体进入打破利益格局,也不愿增加与外部联系,采取保守稳妥的发展思路,容易导致乡村发展特征单一,缺乏多样化格局和区域竞争力[58]。
4.3 建立集体认同第一、二阶段的转型使乡村达到物质空间和经济空间发展资源的有效利用,社会空间的参与主体相互协调的状态,乡村文化空间的秩序观念和话语体系也需要得到再认识和再塑造,促进发挥乡村的比较优势和核心动能。通过乡村文化空间关系作用调节,能够强化乡村文化培育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提高乡村本身的话语表达和文化自信[61],对人的思维方式、生产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等方面产生影响[59]。乡村文化空间与社会空间、经济空间和物质空间形成认同关系,可以提高农民的文化素养,树立敢于创新、自强独立的现代化意识,激发社会主体对乡村空间的领主感和归属感,形成以公共利益导向的集体行动[62];地方文化特质为乡村旅游、休闲等服务业发展带来契机,促进乡土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增强经济活力;关注物质空间改造过程中的文化传承与保护,避免以往乡土村落过度商业化、建设性破坏等问题。
建立集体认同促使乡村发挥“自下而上”的地方发展自主性,在此阶段,乡村空间多个维度的系统性关联增强,乡村发展动力得到充分激发,物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形成良性的持续发展态势,真正实现以人为中心的乡村振兴。由此,“关联整合资源—协调参与主体—建立集体认同”是推进乡村空间转型的有效路径(图 3)。乡村转型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以上三个阶段并不是割裂的状态,实际过程中存在相互交叠与作用,共同形成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
基于对以往乡村研究思维和发展逻辑的拓展,本文将关系作为乡村空间的认知视角,阐述关系视角的理论内涵及其在空间研究中的应用,梳理乡村空间认知研究相关思考,构建关系视角下乡村空间的认知框架,提出乡村空间的转型路径,主要结论如下:
(1)社会建构主义引发学术界广泛的“关系思维”,启发构成空间的不仅有事物,还有事物之间的关系,将空间演化变迁根植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之中,对于空间关系秩序的组织、引导,可以推动空间的生产。乡村空间是包含物质空间、经济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的多维系统,对于乡村空间的认知需要关注多维子系统内部和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作用,并以此为依据形成乡村空间的转型路径。
(2)关系视角赋予乡村空间一种动态解读,从多维子系统内部的关系作用、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作用以及调节关系作用的治理手段三个方面构建乡村空间的认知框架,可以形成对乡村空间构成、空间过程和空间组织的全面解析。
(3)关系视角下乡村空间转型的核心是寻求乡村空间多维子系统的良性互动与平衡,通过提炼其中的关键节点,将乡村空间转型路径分为关联整合资源、协调参与主体、建立集体认同三个阶段,分别体现乡村物质空间和经济空间的协同关系,社会空间与经济空间、物质空间的支撑关系,文化空间与社会空间、经济空间和物质空间的认同关系。
5.2 讨论乡村空间是一个复杂而含混的概念,正如Zografos指出“不仅是有一个‘乡村’,而是有很多个‘乡村’”[63]。乡村空间本身是具有多维复杂性和动态演变性的开放系统[33],关系视角下乡村空间认知对应当前乡村发展所面临的复杂性问题,系统思考乡村空间的构成归纳、过程解析与组织优化,有利于进一步拓展乡村空间理论体系,强化乡村空间关系作用的重要地位,为把握乡村空间运行轨迹和转型过程提供决策参考。在此启发下,实施乡村振兴的过程可以作为乡村空间关系作用组织、引导的过程,其关注重点不仅是乡村土地利用、产业布局等物质空间和经济空间,还包括乡村社会主体的内在需求和文化认同,对乡村复杂和多元关系进行安排与协商。值得说明的是,本文提出关系视角下乡村空间理论建构是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的初步拓展,乡村空间关系作用需要进一步考虑城乡关系互动的影响,对于乡村空间转型路径的归纳需要针对不同乡村地域条件进行具体细化。总体来说研究旨在开辟新思路,增加新视角,发现新问题,提供新方法,为多元化建构乡村空间理论、探寻乡村空间发展方向提供参考。
注释:
① 列斐伏尔本人在《Writings on cities》一书中提到,“如果我们将乡村视为城市的一种类型,而非与城市对立的二元分类,空间生产概念三元组可以被用于乡村”。
② 乡村地方性指与生产或消费等活动相关的乡村独特的空间实践,乡村表征指的由政客、规划师、文化权威通过规划、蓝图等方式表达的正式乡村空间,乡村日常生活指个人和社会文化对自身的表达及相互交流,具有主观性、多样性,以及不同层次的连贯性和断裂性。
致谢: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对文章的逻辑梳理、行文表达等方面有很大帮助。[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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