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快速检索     高级检索
  人文地理  2021, Vol. 36 Issue (6): 183-192  DOI: 10.13959/j.issn.1003-2398.2021.06.020
0

引用本文  

郭强, 尹寿兵. 基于社区能力的旅游小企业成长机制研究——以宏村为例[J]. 人文地理, 2021, 36(6): 183-192. DOI: 10.13959/j.issn.1003-2398.2021.06.020.
GUO Qiang, YIN Shou-bing. RESEARCH ON THE GROWTH MECHANISM OF SMALL TOURISM ENTERPRISES BASED ON COMMUNITY CAPACITY: A CASE STUDY OF HONGCUN[J]. Human Geography, 2021, 36(6): 183-192. DOI: 10.13959/j.issn.1003-2398.2021.06.02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41501164)

作者简介

郭强(1992-), 山西长治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与乡村旅游。E-mail: gq19920128@163.com

通讯作者

尹寿兵(1978-), 安徽和县人,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发展与旅游规划。E-mail: ysblyx@163.com

文章历史

收稿日期:2020-10-16
修订日期:2021-06-22
基于社区能力的旅游小企业成长机制研究——以宏村为例
郭强 1, 尹寿兵 2     
1. 暨南大学 管理学院, 广州 510632;
2. 安徽师范大学 地理与旅游学院, 芜湖 241000
提   要:社区能力强调发展的内源性,旅游小企业嵌入在旅游地中,具有明显的内源性成长特征。本文以宏村旅游小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扎根理论进行编码分析。研究发现:民居房屋、传统技能和地方文化等社区原始资源是旅游小企业成长的基础;同行引导、邻里支持和知识获取等社区主动参与方式促进小企业加速成长;企业主开展的企业合作和景区宣传等社区集体行动助推企业持续成长;企业家精神作为社区发展动力存在于企业成长的全过程,引导着社区资源、社区参与和集体行动等各环节作用的发挥。研究进一步发现,旅游小企业成长和社区能力建设具有循环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有利于社区能力的培育和旅游小企业在目的地的集聚成长。
关键词社区能力    旅游小企业    企业成长    宏村    
RESEARCH ON THE GROWTH MECHANISM OF SMALL TOURISM ENTERPRISES BASED ON COMMUNITY CAPACITY: A CASE STUDY OF HONGCUN
GUO Qiang1 , YIN Shou-bing2     
1. School of Management,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Abstract: Community capacity emphasizes the endogenous nature of development and is the community resources and interactions that are used to solve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problems and seek social well-being. Small tourism enterprises embedded in tourism destinations have obvious endogenous growth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takes Hongcun small tourism enterpris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adopts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method to conduct coding analysis of interview data under the guidance of community competence theo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riginal community resources such as residential houses, traditional skills and local culture in tourist destinations are transformed, excavated and inherited to become the found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and growth of small tourism enterpris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the initiative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deepens. As the driving force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entrepreneurship always exists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enterprise establishment and growth. It guides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resource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collective action, and is the driving force of sustainable growth of small tourism enterprises. The study further found that the growth of tourism small enterprises and community capacity building have a circular promoting effect,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cultivation of community capacity and the agglomeration of tourism small enterprises in the destination.
Key words: community capacity    small tourism enterprises    enterprise growth    Hongcun    
1 引言

旅游小企业是依托于旅游地、完全或部分的为游客提供服务、占有较小市场份额、雇员人数低于50人的经营实体[1]。近年来,在我国乡村旅游地,依附于景区开发的旅游小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并形成了多个著名的旅游小企业集聚地[2]。旅游小企业是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其所具有的生产、消费在空间上并存及一体化的空间锁定特征[3],使得企业经营逐渐嵌入地方社区并成为其一部分。旅游小企业不仅能够补充和完善旅游地服务体系,而且对有效利用乡村闲置资源、增加农民收入、优化产业结构以及维护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4, 5]。同时,旅游小企业具有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乡村传统文化传承和提高社区居民素质等优势[6]。因此,旅游小企业逐渐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居民的青睐和游客的喜欢,在旅游地,以服务游客为主的小企业得到快速发展。

与其优势特点相对立,旅游小企业也具有生命周期短、产品质量低和创新力不足等劣势[2, 7]。因此如何扭转旅游小企业发展劣势,实现企业可持续成长成为经营者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成为社区参与旅游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从典型旅游小企业集聚地看,其形成和发展均是开始于居民自发,而后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得到政府或其他外部力量的支持或干预[8, 9]。居民自发源于其对旅游市场和同行经营的初步判断,具有一定的创造性、盲目性和跟从性。一般来说,乡村旅游地居民的自发经营促进了旅游小企业的初始创办和数量上的增加,但也造成了产品重复和无序建设等现实问题。这时作为服务型的政府参与进来,通过政策法规和制定行业标准等,指导和规范着小企业经营。诚然,政府的一系列支持举措对于促进旅游小企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政府终究是作为一种外部力量对社区旅游小企业进行无差别的支持或干预,而对于小企业真正想要何种具体的支持认识并不足,这就导致政府的支持效果打了折扣。面对这种外部支持不佳又迫于企业成长压力的现实情况,以及旅游小企业嵌入地方且与社区利益相关者必然交织的特征,强调内源式发展的社区能力逐渐被旅游小企业经营者所识别和利用。社区能力强调社区参与者的主动性、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以及社区的集体行动,社区能力理论下的旅游小企业成长研究与以往所强调的某一个或某一类企业经营绩效和成长方式不同[10, 11],该视角更加侧重探索旅游地小企业集群的内生性成长。本文研究目的即是在社区能力理论指导下,以宏村为案例地,探究旅游小企业的内生性成长机制。

2 文献回顾 2.1 旅游小企业成长研究进展

旅游小企业是旅游企业的主体,在旅游业中具有“压倒性优势”[12]。旅游小企业依附于旅游目的地,为游客提供需求,是旅游地接待服务业的主力军。旅游小企业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聚焦于旅游小企业的概念界定[13, 14]、类型特征[7, 15]、经营绩效[16]、创业动机[10]、企业家精神[17, 18]以及对目的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影响[18]等方面,学界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在实践中,旅游小企业普遍存在生命周期短、可持续性不足等问题,使得部分企业经营效果不佳、旅游地出现资源浪费和经济漏损,研究者逐渐注意到这些深层次的问题,Thomas在2011年首次提出旅游小企业成长和失败的研究问题,得到领域内学者的高度重视[4]。研究者借鉴经济学企业成长理论,将旅游小企业成长定义为在旅游目的地环境下,企业在持续挖掘内外资源潜力基础上所展现出的整体扩张态势,是企业量的增长和质的改善不断优化的过程[2]。也就是说,旅游小企业成长不是单纯强调企业数量增加和规模扩大,而是要更加注重企业的经营理念和产品创新、企业服务和品牌塑造等,基于此学者们开展了旅游小企业成长的影响因素和成长特征等研究[19, 20]。进一步地,根据旅游小企业经营者和所有者同一性和企业的地方嵌入性特征,企业的创办和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往往依赖于社区和创办者本人拥有的资源和能力,比如社区中的房屋、土地、传统工艺技术,企业主具有的冒险、创新、组织和领导能力,以及社区和家庭的亲缘关系、社会网络等,这些资源如何在旅游小企业成长中被有效利用,得到了一些学者的初步分析[7, 14, 21, 22]。重要的是,目前旅游小企业研究逐渐趋向于通过挖掘社区资源、构建网络关系,从企业自组织的内生性成长角度来进行探究企业成长,而非以往单单研究企业经营特征或某一个、某一类(如家庭/家族)旅游小企业的经营绩效和成长方式[10, 23]

2.2 社区能力理论阐释

社区能力是政治学和社会学关注的重点,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之后,被广泛实践于社区建设、社区治理和反贫困等现实领域。相较于政府根据自身政治、经济和社会诉求资助社区活动,却往往忽视社区的特殊需求,导致居民参与性不高,资助效果不佳的这种政府自上而下的社区建设行为,社区能力更加强调社区自身主体功能的发挥,并注重从社区中的个人和组织、社区的内部和外部两个层次多个方面为社区建设提供帮助[24]。社区能力的这种功能性和行动性成为国内外一些社区在促进社区经济、社会人文发展等方面重要的理论支持和实践工具。社区能力概念的提出是发生在政府资助社区行为失效,而社区利用自身资源可以有效促进社区社会福祉的现实情境中,其概念发展是建立在社区内部既定条件和有限资源约束下,居民为谋求社区福利、改善生活质量而发挥的集体行动[25]。社区能力强调社区发展的内源性、主动性和参与性,主张通过挖掘本土资源来促进社区发展。目前,社区能力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视角。一是资源视角,强调把社区能力作为个人、集体或组织拥有的固有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实物资源、金融资源和人力资源[26, 27]。资源层面的社区能力具有本土性和固定性特征,其概念维度可进一步概括为自然资源、知识技能、制度禀赋和硬件设施。二是过程视角,主张将社区能力视为一个动态的资本—行动过程,更注重社区中个人和群体之间的互动以及解决社区共同问题时的集体行动[28]。在社区能力过程导向研究中,Labonte强调社区赋权[29],Chaskin强调资源互动[30],Beckley等强调资源整合[31]。过程层面的社区能力具有外延性和动态性特征,包括集体参与、集体行动、合作互动。社区能力还强调社区中的个人和集体在解决社区难题、促进社区发展时,整个社区利益相关者所展现出的行为态度和共同责任感,即他们是否具有积极的、可持续的社区动力。综合来看,社区能力是社区成员确定自身的价值观和优先事项的能力,以及可以用来解决集体问题和改善其福祉的参与互动和组织资源的能力[30, 32],社区能力由资源为核心的社区基本要素、合作互动为核心的社区行动以及行为态度为核心的社区动力三个维度构成(图 1)。

图 1 社区能力概念性理论分析框架 Fig.1 Conceptual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Community Capacity

社区建设者等外部力量往往缺乏对社区居民观点及其优先事项的详细审查,尽管初衷良好但效果可能不佳[30]。社区能力以社区固有资源为基础,以社区深度参与为路径,从社区资源利用和社区内在动力出发,展现的是以社区为主体的为应对环境和市场变化而展现的发展内源力[33, 34]。国内外研究主要聚焦于城市贫困社区、农村社区和欠发达的民族社区,探究社区能力培育与居民幸福感[34],社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28]以及培育社区草根组织和社区自治精英对社区能力建设作用等[35]。旅游研究学者逐渐认识到社区能力的重要性,在社区参与旅游和社区增权研究基础上,提出在社区旅游发展过程中,呼吁社区主体对社区能力的认识[36, 37],培养和提高社区能力对于社区旅游发展的作用[38]。但并未提出社区能力是什么,具体包含哪些维度,其在社区旅游发展中的作用是什么,成为未来研究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即以社区参与旅游的重要方式之一——旅游小企业经营为切入点进行探究。在实践中,虽然地方政府通过一些优惠政策、技能培训和银行低息贷款等方式给予了旅游小企业帮助和支持,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39]。但旅游小企业更多的是依赖经营者自身和社区资源[40],其成长和集聚表现为一种自组织形态和内源性特征,而现有的研究对其关注较少。因此,本文在文献梳理和实践认识的基础上,从社区能力的视角,探究旅游小企业内生性成长的社区能力维度,进而分析其成长机制,为社区参与旅游和旅游小企业集聚成长提供理论支持。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案例

宏村位于安徽省黟县,是世界文化遗产地和国家5A景区。宏村旅游开发始于1986年,为游客提供简单食宿服务的家庭旅馆也始于此时。1986—1997年,宏村受制于管理权属和营销,每年到访游客不足2万人次,因此服务于游客的旅游小企业也不多。1997年地方政府引进了北京中坤集团,在宏村成立了旅游开发公司。新的经营主体盘活了宏村旅游发展,从统计数据来看,2008、2015和2019年宏村分别接待游客82万人次、185万人次和278万人次。旅游者人次的大规模增加,促进了游客对旅游购物、餐饮、娱乐和住宿等需求的增加,同时随着游客需求个性化以及休闲度假时代的到来,经过外地人创新经营和本地人跟随模仿的企业成长过程,宏村旅游小企业在数量增长的同时得到了质的提升[41]。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宏村已初步形成了民宿、餐馆、纪念品、茶饮、糕点、服饰等各类旅游小企业的集聚地。

选择宏村作为研究案例地,有三方面考虑:①宏村旅游小企业是由本地居民首先创办,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时间较早、较成熟的地区之一,具有典型性;②宏村兼具着传统民居村落和移民旅游目的地的双重身份,社区内原有的宗族关系以及由移民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特殊而复杂;③宏村景区作为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地方政府开展旅游工作的重点,也是旅行社组织区域旅游产品的重要一环,社区利益相关者众多。

3.2 收据收集

本文主要采用深度访谈和非参与观察等方式收集资料。访谈对象为在宏村景区开展经营活动的旅游小企业主和店长,访谈提纲是根据研究问题,在阅读相关文献及课题组讨论基础上设计的。访谈问题包括旅游小企业创办和成长过程、企业主个人特质和家庭背景、企业主的社会网络关系及人际交往活动、宏村旅游发展演变的历程等。非参与观察主要是了解各企业的地理空间分布、产品经营类型、企业装修风格以及各企业主日常经营和人际交往行为等,研究者对观察活动进行对比和记录。课题组成员于2017年10月和2019年8月进行了两次共计18天的专题调研,旅游小企业访谈样本选择兼顾了企业经营类型、开业时间、企业位置和业主籍贯等要素。两次调研共获得30个访谈样本(编号A01—A30),每个访谈用时约30分钟,整理访谈录音约15万字。同时,研究者还与多位受访者互留微信,并将微信交流作为跟踪调研的手段之一,以及时了解企业经营发展的情况,进一步更新和丰富了研究资料。

3.3 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依据社区能力理论分析框架,使用Nvivo10.0对访谈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轴心式编码和核心式编码,提炼相关概念和范畴,并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

开放式编码是研究者在核查访谈资料的准确性后,对访谈资料进行逐行逐段拆分,在多次比较修正的基础上进行语句摘录和初始分析。经过开放式编码的整理与提取,本研究共获得97个初始概念和24个范畴(表 1)。

表 1 开放式编码示例 Tab.1 Opening Coding Examples

轴心式编码是将开放式编码中的质性资料通过聚类分析在不同范畴之间建立联系。通过探究上一轮形成范畴的因果、并列等逻辑关系,再次抽象化编码,共得到9个亚范畴;同时本研究在重新审视各个编码之间的逻辑关系后,将9个亚范畴归纳为社区原始资源、社区主动参与、社区集体行动和社区发展动力4个主范畴(表 2)。

表 2 轴心式编码结果 Tab.2 Result of Axis Coding

核心式编码是从主范畴中发展出一个核心范畴,以将其系统地与其他范畴相联系,进而构建一个扎根理论概念。经过开放式编码的概念和范畴、轴心式编码的亚范畴和主范畴,本研究确定核心范畴为“社区能力引导的旅游小企业成长机制”,能够串联核心范畴与各主范畴之间的联系,并能够解释绝大部分编码内容。

在扎根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只有当理论达到饱和后才能停止采样。本研究对原始资料进行再次编码,并未出现新的概念和范畴,故认为研究达到了理论饱和。

4 基于社区能力的旅游小企业成长机制分析 4.1 社区原始资源是旅游小企业创办和成长的基础

企业是资源的集合,企业的创办尤其依赖于原始资源积累[42],宏村的原始资源奠定了旅游小企业创办的基础。宏村是世界文化遗产地和5A景区,以浓郁的徽文化和优美的自然环境著称,旅游小企业即嵌入在旅游地并依赖于这些资源。

4.1.1 民居房屋经过改造利用成为企业经营场所

随着旅游发展,为满足游客需求,古村落内民居房屋的功能逐渐由居住演变为居住与商业一体甚至是完全商业性,民居房屋功能转变,表现了居民对社区资源的主动利用。在旅游小企业创办初期,企业主直接利用或经过简单改造用于经营。位于景区游线和景点附近的民居率先改造,房屋位置属性的优势在创办初期被发挥。随着旅游市场变化,对旅游小企业经营硬件设施改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主基于徽州民居的特点,在遵循遗产保护不改变房屋整体外形的原则基础上,对房屋内部的地砖、门窗等进行了重新改造,使得新旧元素趋于融合;借鉴徽州古典园林,对房屋庭院进行了小桥、流水、盆景等设计,优化了庭院环境并增加了游客休闲空间;为满足游客现代化的服务需求,房间进行了标准酒店设施与徽州地域文化相结合的改造,创造出很多独具徽州特色的主题民宿、餐馆和礼品店等;用于经营的古民居不仅从外形上展示着徽州房屋的特点,经营者们还将代表徽州地方环境、传统楹联和俗语诗词等用于店铺招牌和民宿的房型命名,给予游客更好地徽州古村落游览体验。“外地人把外面好的元素带过来,结合我们徽派的,游客很喜欢啊。我们这几年都在改变,也要讲创新,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不能浪费(A17)”。经过优化改造后的民居改变了位置固有的优势,并丰富了房屋的利用方式,促进了整个古村落房屋的商业化使用。

4.1.2 传统技术经过挖掘传承成为专业经营技能

宏村是徽文化的发祥地,拥有徽州篆刻、徽派版画、徽州工艺、徽派建筑、徽菜、徽商精神和徽州动植物资源等徽州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财富,随着旅游开发,得到人们的挖掘和利用,并成为企业经营的独门绝技。一般来说,拥有传统徽州篆刻、徽派版画和徽州糕点制作工艺的居民,可以顺利开办和经营工艺品店、茶叶店、糕点店、徽绣和徽州服饰店等。以茶叶经营为例,徽州地区具有历史悠久的茶叶种植和加工史,在茶店经营中,店老板现场熟练的炒茶技术吸引游客驻足观看、丰富的茶叶知识吸引着游客聆听询问,店内摆放考究的精致茶具也增添着游客对茶的热爱,这些资源和技能的赋予和传承直接作用于企业经营。在徽州地区,千百年来形成的徽菜烹饪技术,在餐饮经营中得到了挖掘和利用。游徽州、吃徽菜成为游客游览体验的重要内容。居民对徽菜的利用不仅开办了专门的旅游餐馆,也支撑着客栈经营中地方特色餐饮这一重要服务板块。同时,由于对古民居的创意改造,传统徽派民居修建和装修技术不断创新,促进了对徽派建筑在改造中的传承和保护,也促进了专门服务于店铺装修相关行业的发展。

4.1.3 地方文化经过社区识别支撑企业持续成长

文化以共同的信念和意识等方式进入人们的经济社会生活,它会影响人们的行为策略、会减少信息摩擦并促进信息交换,它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力量[43]。徽州文化深深根植于地方,经济社会行为相应地嵌入在地方文化中。传统乡村社区是地方文化的核心地理单元,在乡村旅游开发进程中,地方文化不断被社区居民所识别,成为促进旅游小企业成长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来自于传统徽商文化的影响,当地居民经商意识浓厚而强烈,“以贾代耕”的传统徽商文化精神被逐渐识别和利用,这样居民就能够抓住旅游发展带来的商业经营机会,实现旅游小企业的创办。另一方面,传统宗族文化和邻里文化在旅游小企业经营中也被识别和利用,在宗族文化和邻里文化的亲缘帮扶和互帮互助下,引导着更多居民参与进来;同时,和谐的传统邻里文化使得当地居民能够理性的接纳外地人从事旅游经营,并能够客观地评价其带给社区的利益。“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基本上都沾亲带故的,说到底都是一个祖先,我们整个村子的关系都很好,大家也都会相互介绍客人(A29)”。“只要他们(外地人)不把市场搞乱就可以啊,他们也给我们带来很多东西,比如我们以前都不知道原来店还可以这样装修(A14)。”因此,在旅游小企业创办和成长过程中,地方文化促进了更多的旅游小企业开办,也使得企业连锁经营和抱团发展成为可能,不断强化着企业成长过程中的稳定性。同时,宏村地方文化所强调的诚信经营、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深入人心,并成为企业经营的基本准则,维护着整个社区旅游小企业的经营形象。

4.2 社区主动参与是旅游小企业加速成长的关键

旅游小企业经营是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在面对企业转型困难、市场竞争加大,初创企业和在营企业积极地寻找和利用社区资源,采用同行引导参与、优化邻里关系和积累经营经验三种方式,更加主动地参与到企业经营中。

4.2.1 初创企业经过社区同行引导获得快速创办

旅游小企业具有地方嵌入性,并处于一定的社会网络中,发育良好的地方社会网络有利于企业的创办和成长。宏村是一个传统的宗族社会,家族网络关系紧密,这种紧密亲缘关系的利用成为企业创办的重要资源。随着宏村旅游业发展形势向好,在自身企业经营良好,且有亲属计划新开店铺的情况下,老店企业主一般会让新店企业主在自家企业内进行短期经营锻炼,或者传授企业经营技巧和经验。在新店具体的创办过程中,同行亲戚往往会给予一些店铺装修建议、客源推介、资金支持以及情感鼓励等。“我们以前都是一起做这家店,前几年我侄子自己出去做了一个店,我们这儿算是一个老店吧,他跟着我干过一段时间,大家都是亲戚,现在有什么经验我们也会跟他说(A04)”。通过这些帮助,使得企业能够顺利开办,并促进了两个企业之间的交流。同时,近年来外地经营者以投资赚钱、体验生活等方式进入宏村开展旅游小企业经营,使得宏村具有了移民社会属性。外地经营者往往具有自己的社交朋友圈,当第一批外地人经营成功后,便会介绍自己的经营情况或生活体验的乐趣,吸引着志同道合的朋友参与进来。在宏村,以这种老人带新人、老店带新店的方式,提高了旅游小企业创办的速度和经营质量。在企业成长过程中,同行经验传授可以避免初创企业走弯路,推荐具有经验的雇员帮助企业快速盈利,可以看出由同行引导形成的企业有利于企业间抱团发展和连锁经营。

4.2.2 在营企业主动优化邻里关系获得社区支持

嵌入在地方的旅游小企业是在社区环境中创办和成长的,因此企业与社区邻里的关系极其重要。为获得社区居民支持,企业主积极调解社区邻里关系,拓展邻里社会网络。企业主除了与同行邻里相互推荐客人,获得互助外,还主动维护与非企业经营者等普通居民的关系,包括逢年过节看望邻居、店铺装修中将一些废料赠予邻居,或者以高于市场的价格优先购买邻居的自种蔬菜、经常有偿性地请邻居帮助接送客人等。企业主这种主动的邻里关系优化还会产生放大效应,经常会获得周边乡村社区的关注,在紧靠宏村景区的际村、卢村和丰登村等乡村居民也成为与宏村旅游小企业主产生积极互动的群体。宏村本地小企业主大多是由农民转化而来的,由于其工作重心逐渐由农业生产转移至商业经营,长期脱离农业生产和家庭事务,外地企业主更缺乏农业生产资源和地方传统技能,这就需要本地尚在从事农业生产和拥有徽州传统技能居民的某些帮助。“那天有客人看见了他家菜园里的南瓜,就说能不能摘回来做菜,我就去找他,我给他三倍的价钱买过来,也不是说这个南瓜就值那么多的钱,我觉得大家是邻居,我们在这个地方做生意,以后得相处。过年的时候我也会拿着一些糕点去看他妈妈,他妈妈腿脚不方便。后来他就跟我说,菜园里的菜随便拿,不用告诉他,但我每次拿完都会跟他讲,我自己是做餐饮的有这个菜园也很方便。(A26)”。在认识到这一点的基础上,企业主往往主动调节社区邻里关系,通过日常生活和企业经营中具有实质性的利益和情感表达,往往能够及时获取村民闲置房屋的租赁信息,便利购进新鲜农副产品以及快速招聘雇工等,以此强化着企业经营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4.2.3 小企业主经过经营积累不断获得知识更新

知识代表着创新,企业主的学识眼界和行业技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决定企业创办的成败和创新成长的方向。宏村旅游小企业主大多由当地农民转化而来,学历知识和经营经验并不多,但宏村良好的旅游业发展环境和紧密的社会网络条件给予了企业主知识学习和经验获取的机会。在新企业主进入行业前,他们一般会在当地某些旅游相关的企业工作或在亲戚朋友的店里帮忙,这样就能学习某项技能、了解市场行情、积累经营经验,为企业创办打下基础,并能够在之后的经营中加以运用。“我以前在前院帮过忙,在接触客人方面也算是见得多了吧,对我现在开店肯定是有帮助的(A06)”。同时,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特别是企业转型时期,一部分企业主并不能完全依赖自身知识或行业经验实现升级,而宏村又是一个旅游小企业高度集聚的乡村社区和典型的传统熟人社会,这就为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相互学习和模仿经营创造了条件,并成为企业主知识和经验持续获取的重要途径。“像做客栈的,过几年就要重新装修,发展太快了……我们哪家装好了,都会来参观的,大家都讲一讲,在这个装修的过程中学习嘛,下次再有谁装的话就会更好一点(A14)。”在经营过程中通过相互学习经营理念、店铺装修以及对于徽州文化的创新性使用等,企业主不断积累知识,为企业转型成长奠定基础。宏村旅游小企业开办前的原始经验积累、经营过程中的模仿学习是企业创办、突破困境、追求更好发展的一种主动社区参与行为,促进了企业在创办和经营过程中对市场信息和经营技能的更新。

4.3 社区集体行动是旅游小企业持续成长的助推器

社区能力理论中的集体行动并不是群体性的社会抗争活动,而是一种为解决社区问题,并着眼于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群体行为[30]。面对旅游市场竞争增大,宏村以精英企业主为代表的群体从个人企业和社区整体利益相结合的角度出发,开展了构建企业合作和自媒体营销的集体行动。

4.3.1 群体性企业合作持续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

宏村是一个以旅游发展为主的乡村社区,社区内集聚着数百家旅游小企业,面对市场竞争,企业主群体主动参与社区内外合作,以增强企业抵御市场风险和持续成长的能力。在宏村,分别形成了本地企业主群体和外地企业主群体的内部互动,本地企业主群体和外地企业主群体之间的互动以及本地二代企业主群体与外地企业主群体的互动四种互动方式[2]。“我来这边肯定会认识这边的人,而且我们又是同行,再者宏村每家的客房都比较少,我不可能有200间房,把大家都‘杀’掉,而大家成为朋友,如果房间满了,就会互相推荐,大家是一个合作共赢的状态(A18)。”通过企业主群体间的互动联系,促进了企业主群体之间的交流,实现了企业间抱团发展和连锁经营的顺利推进,使得社区内的房屋、资金、客源、情感、社会关系、经验知识等资源得到流动和共享,促进着企业的可持续成长。同时,企业主群体的集体行动还表现在企业主群体与旅游代理商等外部企业开展的合作行为,因为旅游代理商往往拥有着丰富的客源和及时的市场信息,企业主们往往会与他们主动的接触。一是通过合作经营、客源共享的方式将多个企业联合在一起,有了更大的接待能力后,为能够接待旅行社的团队游客提供可能,导游通过口碑推介和线路安排的方式,引导旅游者的消费行为;二是合作后的企业以房源产品充足的优势,始终能够排在线上平台的前列,使得企业主与在线平台的竞价排名获得效果最大化,企业在平台上面就能够获得更大的游客关注度。

4.3.2 群体性宏村形象传播不断扩大市场影响力

旅游小企业是嵌入在旅游地环境中的,企业经营与旅游地的环境和旅游业发展紧密相关。宏村旅游小企业主要依赖于宏村是世界文化遗产地和5A级景区,且邻近黄山风景区等大的环境条件。企业经营者在这种认识下,一方面通过与游客交流沟通,介绍宏村的历史文化、推介宏村周边的旅游景点。另一方面利用微信、抖音短视频等方式拍摄宏村及周边美景、美食、特产和传统工艺品等,并积极转发有关黄山市范围内有关景区的优惠活动和文化旅游赛事。“10月31日塔川秋色实时测报,绝美秋色已上线,怎么拍都是壁纸——A23转发‘黟县徽黄旅游集团’微信公众号信息”。“有个地方叫黄山,黄山脚下有个地方叫宏村,宏村的南湖(附南湖小视频)——来自A14微信朋友圈。”近年来多数企业主借助自己广泛的微信朋友和粉丝,以一种非官方的身份传播宏村旅游。多数企业主经常性的为宏村乃至黄山市的旅游形象做宣传,并不专门推介自身企业,是一种利于整个地区旅游发展的群体性行动。其实,通过这种旅游宣传,包括自身企业在内的地区多数旅游企业都会潜在受益。企业主为游客介绍徽州文化,可能会引起游客对徽州传统手工艺品的喜爱,从而增加购买消费的可能;企业主推介周边景点,可能会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增加过夜游的可能;企业主拍摄的美景,可能会引起潜在游客的旅游意象构造,从而产生旅游活动;企业主转发的相关赛事,可能会吸引具有相关爱好的旅游者前来等等。企业主通过这些非正式的旅游营销,不断扩大着宏村及周边旅游景区的影响力,吸引着更多游客,直接或间接地为旅游小企业带来客源。

4.4 社区发展动力是旅游小企业持续成长的源泉

社区能力还强调社区中的个人和集体在解决社区难题、促进社区发展时,整个社区利益相关者所展现出的行为态度,即他们是否具有积极的、可持续的社区动力。旅游小企业作为宏村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重要方式,是居民获得经济利益最便利的方式,也是展现传统徽州文化最显著的方式。宏村居民从最初的利用社区原始资源,创办旅游小企业,到遇到产品同质等经营困难,再到外来经营者带来的企业被迫转型,小企业主普遍展现出积极的经营态度,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创业精神,也才有了宏村旅游小企业初始创业、模仿创新、代际传承、企业抱团、连锁经营等企业持续成长的路径方式。特别地,这种创业创新精神在宏村本土企业代际传承方面展现最为集中,第一代企业主在完成企业创办,面临成长瓶颈时期,二代企业主并不是简单的接手,而是接手后的主动创新。“我们想着就是怎么去创新,而不是从父母那里拿过来直接用,现在宏村已经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小孩在做了,大家都会进行改造,想着怎么去适应市场、怎么去装修、怎么去做宣传(A08)。”他们肩负着宏村二代旅游小企业创新传承的使命,展现出了极强的社区发展动力。而这种积极的发展动力,对于本地和外地企业主都是一样的,本地企业主扎根在这里,特别珍惜老祖宗留给他们的宝贵财富。外地企业主既看到了这里的商机又喜欢这里的环境,才会用心地去经营。同时,宏村旅游小企业还会根据游客的偏好,主动适应外部市场变化;参考优秀企业,实现企业模仿创新;利用回头客、微信等建立了多渠道的营销体系。企业主通过这些积极的、主动的社区参与行为,在企业成长过程中,展现出可持续的发展动力,推动着企业成长。

综上,根据扎根理论研究发现社区能力包含社区原始资源、社区主动参与、社区集体行动和社区发展动力四个维度。旅游小企业通过社区能力实现内源式成长,而企业实现成长后会进一步引导同行参与、促进知识积累、增强企业发展信心,由此促进了社区主动参与和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从而进一步激活了社区原始资源,调动了社区集体行动,从而实现社区能力建设与企业成长的循环促进作用(图 2)。

图 2 基于社区能力的旅游小企业成长机制 Fig.2 Growth Mechanism of Tourism Small Enterprises Based on Community Capacity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以宏村为案例地,基于社区能力理论分析旅游小企业的成长机制,为旅游小企业集聚成长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丰富了社区能力和社区参与旅游的理论研究。旅游地的民居房屋、传统技能和地方文化等社区原始资源经过改造、挖掘、传承,成为企业创办的基础,并在企业成长过程中持续发挥作用。随着企业成长,社区参与的主动性加深,在地方社会网络影响下,在营企业引导着家族亲属和朋友参与进来,形成老店带新店和老人带新人的企业开办和经营模式,企业数量快速增加。旅游小企业嵌入在地方,同行邻里是其主要的利益相关者,一方面,企业主通过优化邻里关系以获得支持;另一方面,企业主通过借鉴其他企业经验,不断积累和更新自身经营知识,实现自我提升。在旅游小企业转型成长面临困难时期,由小企业主形成的社区集体行动成为推动企业持续成长的关键。企业主通过与社区内外相关企业的互动联系,推动企业抱团发展、连锁经营和业务合作,强化了企业抵御市场风险和持续成长的能力。多数企业主利用微信、短视频等通讯和自媒体平台,宣传和推介宏村旅游,扩大着宏村及周边旅游景区的影响力,直接或间接的为区域内的旅游小企业带来客源。同时,强调社区发展各环节需要具有的社区动力通过企业家精神贯穿于小企业创办和成长的整个过程,在每一次企业初创和转型升级时期,企业家精神都展现出了极强的社区发展动力。进一步研究发现,社区能力各维度建设与旅游小企业成长具有循环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有利于实现社区能力的培育和旅游小企业在目的地集聚成长。

5.2 讨论

社区参与被认为是实现地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自提出便广泛应用于国内外旅游研究和旅游规划中。然而,社区参与的实际效果并不尽人心意。社区参与常常被指浮于表面或象征性参与,社区居民依旧游离于旅游发展的边缘地带,这种参与只不过是为了缓和社区与政府、开发商之间的利益矛盾[44]。社区参与在实践上的不成功使得学者们反思这是社区利益相关者权力的不平衡所致。由此,增权理论开始被应用于社区旅游研究中[45]。包含制度增权、信息增权和教育增权的社区增权理论拓展了社区参与的内涵,其有效性得到学者们的认可,成为旅游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46, 47]。但是从具体实施来看,社区增权措施更多的是通过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从外部干预和帮助来增强个人的能力或者是对权力的认识,对于社区居民固有和潜在的资源和权力运用于社区旅游发展的实际效果关注并不多。这种外源式的社区发展方式致使社区发展动力不足,发展可持续性受阻,也使得社区参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无法深入下去。而强调社区内部主动性,着眼于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社区能力被提出和应用。因此,本文将基于社区能力的旅游小企业成长机制研究作为一块引玉之砖,希望可以达到投砾引珠的效果,进一步推动旅游小企业和社区参与旅游的理论研究。

诚然,社区能力践行内源式的发展思想,在旅游小企业创办和成长过程中需注重社区能力内源式的发展作用,但并不是要摒弃政府和市场的支持,而是要深刻认识到社区内外部资源和环境给予企业不同的价值作用。以外部力量引导的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为居民从事旅游商业经营和景区管理、参与景区规划决策等提供了条件,也为以社区居民为核心力量的内源式旅游发展提供了可能,社区参与能够正向影响社区能力的某些维度[48, 49]。社区增权从制度、教育和经济文化等方面给予了社区居民帮助,通过社区增权及增权下的社区参与,能够显著增强社区居民在参与旅游发展中的能力建设[50, 51]。而强调内源式发展的社区能力旨在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从而深化社区参与。这样就可以形成社区增权—社区参与—社区能力三者循环增强的作用模式。因此,未来研究在关注社区内源式发展的基础上需努力构建“混合内源—外源动力”为特征的融合发展路径。

参考文献
[1]
尹寿兵, 刘云霞, 赵鹏. 景区内旅游小企业发展的驱动机制——西递村案例研究[J]. 地理研究, 2013, 32(2): 360-368. [Yin Shoubing, Liu Yunxia, Zhao Peng.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small tourism firms development in scenic areas: A case study of Xidi village[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3, 32(2): 360-368.]
[2]
郭强, 尹寿兵, 刘云霞, 等. 初始资源、社会资本对旅游小企业成长的影响研究——以宏村为例[J]. 旅游学刊, 2019, 34(12): 36-47. [Guo Qiang, Yin Shoubing, Liu Yunxia, et al.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initial resources and social capital on the growth of small tourism enterprises: A case study of the Hongcun village[J]. Tourism Tribune, 2019, 34(12): 36-47.]
[3]
Yrigoy I. The production of tourist spaces as a spatial fix[J]. Tourism Geographies, 2014, 16(4): 636-652. DOI:10.1080/14616688.2014.915876
[4]
Thomas R, Shaw G, Page S J. Understanding small firms in tourism: A perspective on research trends and challenges[J]. Tourism Management, 2011, 32(5): 963-976. DOI:10.1016/j.tourman.2011.02.003
[5]
张若阳, 付萧萧, 章牧, 等. 乡村旅游非正规就业居民的社会排斥感知研究——以珠玑古巷为例[J]. 旅游学刊, 2019, 34(5): 26-36. [Zhang Ruoyang, Fu Xiaoxiao, Zhang Mu, et al. Investigating the social exclusion perception of the informally employed group in Chinese rural tourism: A case study of Zhuji ancient alley[J]. Tourism Tribune, 2019, 34(5): 26-36.]
[6]
徐红罡, 陈芳芳. 目的地创业环境与旅游小企业创业——不同类型小企业比较研究[J]. 旅游科学, 2018, 32(1): 29-44. [Xu Honggang, Chen Fangfang. The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of destination and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small tourism businesses: A comparison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small tourism entrepreneurs[J]. Tourism Science, 2018, 32(1): 29-44.]
[7]
Getz D, Petersen T. Growth and profit-oriented entrepreneurship among family business owners in the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industr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05, 24(2): 219-242. DOI:10.1016/j.ijhm.2004.06.007
[8]
陶伟, 王花妮. 遗产旅游地平遥古城本土小企业的空间聚集[J]. 旅游学刊, 2012, 27(12): 88-94. [Tao Wei, Wang Huani.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local small businesses in heritage tourist destination of Pingyao[J]. Tourism Tribune, 2012, 27(12): 88-94.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2.12.025]
[9]
邱继勤. 旅游小企业经营特征研究: 以桂林阳朔西街为例[J]. 江苏商论, 2006(7): 90-92. [Qiu Jiqin. Study on the management characteristics of small tourism enterprises: A case study of Yangshuo west street, Guilin[J]. Jiangsu Commercial Forum, 2006(7): 90-92. DOI:10.3969/j.issn.1009-0061.2006.07.040]
[10]
Getz D, Carlsen J. Characteristics and goals of family and owneroperated businesses in the rural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sectors[J]. Tourism Management, 2000, 21(6): 547-560. DOI:10.1016/S0261-5177(00)00004-2
[11]
文彤, 张庆芳. 家文化视角下本土旅游小企业的代际传承[J]. 旅游学刊, 2017, 32(8): 93-103. [Wen Tong, Zhang Qingfang. Intergenerational succession of local small tourism businesses: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family culture[J]. Tourism Tribune, 2017, 32(8): 93-103.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7.08.014]
[12]
Rogerson C M. Unpacking tourism SMMEs in South Africa: Structure, support needs and policy response[J]. Development Southern Africa, 2005, 22(5): 623-642. DOI:10.1080/03768350500364224
[13]
Morrison A J, King B E M. Small tourism businesses and e-commerce: Victorian tourism online[J].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Research, 2002, 4(2): 104-115. DOI:10.1177/146735840200400202
[14]
Ateljevic J. Small tourism firms and management practices in New Zealand: The centre stage macro region[J]. Tourism Management, 2007, 28(1): 307-316. DOI:10.1016/j.tourman.2006.07.004
[15]
陈蕾, 杨钊. 生活方式型旅游小企业的特征及研究启示[J]. 旅游学刊, 2014, 29(8): 80-88. [Chen Lei, Yang Zhao. Features of lifestyleoriented small tourism firms and its implications[J]. Tourism Tribune, 2014, 29(8): 80-88.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4.08.008]
[16]
Avci U, Madanoglu M, Okumus F. Strategic orient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tourism firms: Evidence from a developing country[J]. Tourism Management, 2011, 32(1): 147-157. DOI:10.1016/j.tourman.2010.01.017
[17]
徐红罡, 马少吟. 旅游小企业的创业机会识别研究——桂林阳朔西街案例[J]. 旅游学刊, 2012, 27(8): 18-26. [Xu Honggang, Ma Shaoyin.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process of small tourism businesses: A case study of Yangshuo Xijie[J]. Tourism Tribune, 2012, 27(8): 18-26.]
[18]
武真真, 章锦河. 近15年来国外旅游小企业研究进展[J]. 旅游学刊, 2012, 27(8): 27-35. [Wu Zhenzhen, Zhang Jinhe. Study progress on overseas small tourism businesses in recent 15 years[J]. Tourism Tribune, 2012, 27(8): 27-35.]
[19]
白凯, 于江波. 民间资本助力在线旅游中小企业发展的制度创新[J]. 旅游学刊, 2019, 34(3): 3-5. [Bai Kai, Yu Jiangbo.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private capita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nline tourism SMEs[J]. Tourism Tribune, 2019, 34(3): 3-5.]
[20]
黎耀奇, 刘必强, 宋丽红. 制度环境、创业动机与旅游创新——基于全球创业观察调查的证据[J]. 旅游论坛, 2018, 11(3): 70-80. [Li Yaoqi, Liu Biqiang, Song Lihong.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entrepreneurship motivation and tourism innovation[J]. Tourism Forum, 2018, 11(3): 70-80.]
[21]
张环宙, 李秋成, 黄祖辉. 资源系统、家族网依赖与农民创业旅游小企业成长关系研究[J]. 浙江社会科学, 2018(12): 52-59. [Zhang Huanzhou, Li Qiucheng, Huang Zuhui. Resource system, family network dependency and the growth of peasant-established small tourism enterprises[J].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2018(12): 52-59.]
[22]
徐雅雯, 甘巧林. 扎根理论视角下旅游非正式部门成长路径——以安徽西递古村为例[J]. 人文地理, 2016, 31(5): 99-105. [Xu Yawen, Gan Qiaolin. The growth path of tourism informal sector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A case of Xidi ancient village in Anhui[J]. Human Geography, 2016, 31(5): 99-105. DOI:10.3969/j.issn.1673-6974.2016.05.076]
[23]
Arregle J L, Batjargal B, Hitt M A, et al. Family ties in entrepreneurs' social networks and new venture growth[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 2015, 39(2): 313-344.
[24]
Craig, G. Community capacity-building: Something old, something new?[J]. Critical Social Policy, 2007, 27(3): 335-359. DOI:10.1177/0261018307078846
[25]
Kusel J. Assessing well-being in forest dependent communities[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Forestry, 2001, 13(1): 359-384.
[26]
Labonte R. Social capital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actitioner emptor[J].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999, 23(4): 430-433. DOI:10.1111/j.1467-842X.1999.tb01289.x
[27]
Taylor M. Public Policy in the Community[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110-134.
[28]
黄云凌, 武艳华, 徐延辉. 社区能力及其测量——以深圳市为例[J]. 城市问题, 2013(3): 20-27. [Huang Yunling, Wu Yanhua, Xu Yanhui. Community capacity and its measurement: Take Shenzhen city for example[J]. Urban Problems, 2013(3): 20-27.]
[29]
Labonte R, Laverack G. Capacity building in health promotion, Part 1:For whom? And for what purpose?[J]. Critical Public Health, 2001, 11(2): 111-127. DOI:10.1080/09581590110039838
[30]
Chaskin R J. Building community capacity: A definitional framework and case studies from a comprehensive community initiative[J]. Urban Affairs Review, 2001, 36(3): 291-323. DOI:10.1177/10780870122184876
[31]
Beckley T. Multiple capacities, multiple outcomes: Delving deeper into the meaning of community capacity[J]. Journal of Rural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2004, 3(3): 56-75.
[32]
Eade D. Capacity building: Who builds whose capacity?[J].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2007, 17(4): 630-639.
[33]
Montemurro G R, Raine K D, Nykiforuk C I J, et al. Exploring the process of capacity-building among community-based health promotion workers in Alberta, Canada[J]. Health promotion international, 2014, 29(3): 463-473. DOI:10.1093/heapro/dat008
[34]
Laverack G. Evaluating community capacity: Visual representation and interpretation[J].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2006, 41(3): 266-276. DOI:10.1093/cdj/bsi047
[35]
阿马蒂亚·森. 以自由看待发展[M]. 任赜, 于真,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50-80. [Amarttya S. Development as Freedom[M]. Ren Ze, Yu Zhen, trans.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2: 50-80.]
[36]
Reid D G, Mair H, George W. Community tourism planning: A selfassessment instrument[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4, 31(3): 623-639. DOI:10.1016/j.annals.2004.01.007
[37]
孙九霞. 赋权理论与旅游发展中的社区能力建设[J]. 旅游学刊, 2008, 23(9): 22-27. [Sun Jiuxia. Empowerment the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capabil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J]. Tourism Tribune, 2008, 23(9): 22-27.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08.09.010]
[38]
司俊倩. 乡村旅游地社区能力影响路径研究[D].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 2019: 45-46. [Si Junqian. The Influence Path Study on the Community Capacity of Rural Tourist Areas[D]. Dalian: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19: 45-46.]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filename=1019694078.nh
[39]
郭强, 尹寿兵, 刘云霞, 等. 旅游小企业成长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宏村为例[J]. 热带地理, 2019, 39(5): 759-769. [Guo Qiang, Yin Shoubing, Liu Yunxia, et al. Growth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mall tourism enterprises: A case study of Hongcun village[J]. Tropical Geography, 2019, 39(5): 759-769.]
[40]
文军, 吴越菲. 流失"村民"的村落: 传统村落的转型及其乡村性反思——基于15个典型村落的经验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17, 32(4): 22-45. [Wen Jun, Wu Yuefei. Villages with a loss of villager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reflections on rurality: 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f 15 typical villages[J]. Sociological Studies, 2017, 32(4): 22-45.]
[41]
尹寿兵, 郭强, 刘云霞. 旅游小企业成长路径及其驱动机制——以世界文化遗产地宏村为例[J]. 地理研究, 2018, 37(12): 2503-2516. [Yin Shoubing, Guo Qiang, Liu Yunxia. The growth path and mechanism of small tourism businesses: Taking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site Hongcun as an example[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12): 2503-2516.]
[42]
Barringer B R, Jones F F, Neubaum D O. A quant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apid-growth firms and their founder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5, 20(5): 663-687. DOI:10.1016/j.jbusvent.2004.03.004
[43]
张川川, 李涛. 文化经济学研究的国际动态[J]. 经济学动态, 2015(1): 96-108. [Zhang Chuanchuan, Li Tao. International trends of cultural economics research[J].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5(1): 96-108.]
[44]
左冰, 保继刚. 从"社区参与"走向"社区增权"——西方"旅游增权"理论研究述评[J]. 旅游学刊, 2008, 23(4): 58-63. [Zuo Bing, Bao Jigang. From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o community empowerment: Review on theoretical study of "tourism empowerment" in western countries[J]. Tourism Tribune, 2008, 23(4): 58-63.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08.04.015]
[45]
Akama J S. Western environmental values and nature based tourism in Kenya[J]. Tourism Management, 1996, 17(8): 567-574. DOI:10.1016/S0261-5177(96)00077-5
[46]
Scheyvens R. Ecotourism and the empowerment of local communities[J]. Tourism Management, 1999, 20(2): 245-249. DOI:10.1016/S0261-5177(98)00069-7
[47]
左冰. 旅游增权理论本土化研究——云南迪庆案例[J]. 旅游科学, 2009, 23(2): 1-8. [Zuo Bing. Localization of empowerment theory in China's tourism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Diqing in Yunnan province[J]. Tourism Science, 2009, 23(2): 1-8. DOI:10.3969/j.issn.1006-575X.2009.02.001]
[48]
马东艳. 旅游增权、社区参与和公平感知的关系研究——以四川理县桃坪羌寨为例[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2(4): 104-111. [Ma Dongyan.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empowerment,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justice perception: A case study of Taoping Qiang village in Li county of Sichuan province[J]. Journal of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5, 42(4): 104-111.]
[49]
Rasoolimanesh S M, Ringle C M, Jaafar M, et al. Urban vs. rural destinations: Residents' perception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suppor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J]. Tourism Management, 2017, 60: 147-158. DOI:10.1016/j.tourman.2016.11.019
[50]
潘植强, 梁保尔, 吴玉海, 等. 社区增权: 实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有效路径[J]. 旅游论坛, 2014, 7(6): 43-49. [Pan Zhiqang, Liang Baoer, Wu Yuhai, et al. Community empowerment: An effective way to realize community's involvement in tourism development[J]. Tourism Forum, 2014, 7(6): 43-49. DOI:10.3969/j.issn.1674-3784.2014.06.008]
[51]
Clark D, Southern R, Beer J. Rural governance, community empowerment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A case study of the Isle of Wight[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7, 23(2): 254-266. DOI:10.1016/j.jrurstud.2006.1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