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中国旅游研究院 旅游安全研究基地, 泉州 362021
2. Center for Tourism Safety & Security Research of China Tourism Academy, Quanzhou 362021, China
居民与游客价值共创是当地居民与游客在旅游中通过人际互动和资源交换来追求双方价值需求的共同创造[1, 2]。由于旅游是一种以主客互动为核心的体验活动，旅游地居民更是游客在旅游过程中频繁接触的成员，因此游客旅游体验必然是在与当地居民的人际互动和资源交换中实现的[3, 4]。可见，居民与游客价值共创是促进目的地旅游发展、提高游客旅游体验的关键因素。城市边缘型社区作为城市环境向农村环境转化的过渡地带，具有丰富自然景观和良好生态环境[5]，引导当地居民与游客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对于促进城市边缘社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当地居民收入和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具有重要意义。
旅游价值共创是学界备受关注的热点议题，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在旅游者、居民和旅游服务提供者等主体间的价值共创机制展开探索[1, 6, 7]。由于旅游的本质体现在游客和当地居民间的互动[4]，且旅游业发展和游客旅游体验都需要居民的热情好客才能实现价值共创[3, 8, 9]，因此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因素和作用结果逐渐得到学界的实证探索。其中，Lin等率先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和拓展—建构理论揭示了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的形成机制，并实证发现居民旅游经济效益感知和社会文化效益感知正向影响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旅游发展成本感知负向影响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且居民生活满意度在上述影响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1]。在此基础上，相关研究还指出居民的情感凝聚、旅游发展支持行为和地方依恋正向影响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且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预测作用[2, 10, 11]。但总体上，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还相对有限，有待于从更多理论视角和案例情境对其形成机制进行实证探索。
此外，现有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城市边缘型社区居民—游客价值共创缺乏实证研究。城市边缘型社区是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空间不断向城市边缘拓展而出现的新地域类型[5]，因其具有独特的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成为都市旅游者休闲度假的重要旅游目的地[12]，其旅游业发展也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13]。其中，居民—游客价值共创是影响目的地旅游发展、游客旅游体验和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变量[1, 2, 10]。因此，引导居民参与目的地旅游发展是城市边缘型社区的重要任务，但与此相关的实证研究还较为有限。第二，旅游凝视与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和价值共创行为的关系还存在争议。旅游者凝视是指旅游者以客源地社会文化和审美期望进入旅游地，旨在通过凝视当地独特事物和景观以获得愉悦、怀旧和刺激等旅游体验，是将旅游欲求、旅游动机和旅游行为融合并抽象化的结果[14]。居民可能出于经济利益诉求会迎合游客的凝视偏好，并与游客展开价值共创[15, 16]。然而，旅游凝视更代表旅游者对旅游地和当地居民的作用力[14]，旅游者凝视可能会对当地自然景观和人文风貌造成消极影响，并对居民原本的生活空间造成侵犯，引发居民抵制行为[17, 18]。因此，实证检验旅游凝视与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关系有助于回应该理论争议。第三，旅游凝视影响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的边界条件缺乏实证探索。现有研究表明，地方依恋和感知价值是决定居民旅游发展支持行为和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的重要变量[1, 2, 10]，但在旅游凝视视角下对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所具有的影响作用尚缺乏实证检验。对游客而言，旅游凝视是游客依托价值观和与个人偏好的将物像转化为视像进而形成心像的过程[19]，因此旅游凝视对居民—游客价值共创的影响可能存在复杂的调节中介过程，基于二者的结合可以全面地对旅游凝视视角下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的形成机制作出预测和推论。
因此，本研究将探索旅游凝视对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关系，并检验地方依恋和感知价值在上述关系中的影响作用。主要目的在于：第一，检验旅游者凝视和东道主凝视对城市边缘型社区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关系；第二，探索居民地方依恋在旅游凝视与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间的中介效应，以及居民感知价值的调节效应。本研究有助于揭示旅游凝视对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机制，对促进城市边缘型社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理论背景源于福柯医学凝视的概念，厄里提出了旅游凝视的概念，并逐渐发展成旅游研究的重要理论分析工具[14]。字面上，凝视是一种建立在视觉中心基础上的目光投射。其中，在福柯的观点中，凝视隐喻着凝视主体施加于承受客体的一种作用力，它象征着一种权力关系，是系统化了的观察世界的方式和社会性建构起来的产物[15, 20]。梅洛—庞蒂的观点指出，除了主体凝视之外，总有一个普遍存在的“他者”在他处凝视着“我者”，也可以被理解为“凝视的前存性”[21]。
在厄里看来，人们之所以不定期地离开惯常环境前往异地旅游，主要目的在于凝视那些与自己世俗生活完全不同的事物和景观，以获得愉悦、怀旧、满足和刺激等旅游体验[15, 20]。因此，旅游凝视具有“反向生活性”，视觉审美占据了旅游体验的中心。目前，旅游凝视被认为涉及多利益主体，是包括东道主凝视、专家凝视、游客间凝视、隐性凝视，以及各凝视力量间因权力悬殊和变化互相凝视而构成的多重旅游凝视系统[18, 21]。其中，旅游者和东道主的双向凝视是决定游客旅游体验和目的地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具体来说，旅游者凝视反映了游客在目的地的视觉审美体验，它支配和组织了游客旅游体验的范围，构成了游客旅游体验的重要实现路径[21]。而居民也在反向凝视游客，积极主动地表达自己的态度、重新定位自己或揣测游客的行为态度，并采取相应的行动策略促进目的地旅游发展或维护自己的生活空间不受侵犯[17, 22]。因此，旅游者凝视和东道主凝视是嵌入于旅游凝视系统中、影响目的地旅游发展的两种重要凝视力量，本研究将基于此探索旅游凝视对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关系。
3 假设提出与模型构建 3.1 旅游者凝视与东道主凝视旅游是人们离开惯常生活环境寻找新奇、变化、刺激和怀旧等体验的过程[23]。狭义上，旅游者凝视可以理解为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的视觉审美体验，是游客基于视觉感官对旅游地景观和事物的选择性感知、注意和建构，以获得愉悦、满足和异于世俗生活环境的体验[14, 21]。然而，凝视是双向的，游客对目的地的凝视会引发当地居民的反向凝视[17, 18]，即凝视游客、凝视旅游发展对当地的影响。换言之，旅游凝视涉及主客间的双向凝视。此外，旅游凝视也是一种关注行为[24]。旅游者凝视可以理解为游客对旅游地景观、文化和居民等对象的关注，且这种关注具有选择和整合的功能，会引发当地居民对外来旅游者行为、本地旅游资源的反向关注。因此，游客的凝视关注会激发居民的反向凝视。基于此，提出假设：
H1：旅游者凝视正向影响东道主凝视
3.2 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价值共创源于社会交换理论，通常被定义成资源的交换过程，即各利益主体间通过协作互动实现资源的互相交换和价值的共同创造[25-27]。在旅游过程中，游客总是在不断寻求有价值、有意义和难忘的旅游体验[28, 29]。鉴于游客与当地居民的社会互动是难以避免的[30]，因此游客与当地居民的社会互动和资源交换可以为游客创造难忘的旅游体验并实现价值共创。其中，Lin等将居民—游客价值共创定义成目的地居民通过提供各类资源支持来提高游客的旅游体验[1]，Wei等也实证检验了旅游者和东道主互动对游客—目的地价值共创的影响[31]。
旅游凝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旅游者凝视既直接表现为游客对旅游地自然和人文景观的视觉消费和审美体验，也间接折射出旅游者对旅游地和当地居民的作用和影响[14, 20]。在这种作用下，居民会有选择性地调整自身行为、关注游客旅游需求，并以游客的审美要求来建构当地物质和符号性旅游资源，以获得经济利益[15, 16]。换言之，在旅游者凝视的作用下，当地居民会积极主动与游客展开价值共创。因此，旅游者凝视正向影响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如前所述，东道主凝视是对旅游者凝视的响应，它代表了当地居民对旅游者行为和旅游发展影响的反向关注。其中，涉入度是个体基于内在需要、兴趣和价值观而感知到的与某个事物的内在关联程度，它能够反映出个体对于某个事物的关注程度，且这种关注程度会对个体的行为决策产生影响[32]。因此，居民的反向凝视关注越高，就越有可能采取积极的行动参与到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中，以确保自身利益和当地文化传承[33]。基于此，提出假设：
H2a：旅游者凝视正向影响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
H2b：东道主凝视正向影响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
3.3 地方依恋的中介作用地方依恋是人与居住地相互作用产生的正向情感联结[34]，以表达人们倾向于留在某个地方并感到舒适、满足和安全的心理状态[35]。因此，居民地方依恋指的是居民与居住地之间的情感联系[36]。Williams将地方依恋划分成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两个维度[37]。其中，地方依赖是指居民对于目的地的功能性依恋，主要表现为目的地资源、环境、设施设备等功能性条件对于居民需求的满足程度；地方认同是指居民对于目的地的情感性依恋，主要表现为居民以地方为媒介实现对自身的定义、并在心理上将自己归属于当地的一份子。现有研究表明，旅游影响感知、居民涉入度是影响居民地方依恋的重要因素[38]，且居民地方依恋对其对旅游发展支持态度、旅游发展支持行为和主客价值共创行为等具有正向影响[10, 39]。
居民地方依恋是居民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不仅受到居民自身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外来旅游者因素的影响。从游客视角来看，Gu等发现游客行为对居民地方依恋具有显著影响[40]。旅游者凝视代表了游客对于旅游地自然景观和人文风貌的视觉关注[15]，这也可以折射出旅游目的地具有独特的物质或符号性旅游资源。当居民感知到他们居住地的景观风貌受到外来旅游者的凝视关注时，这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地方认同感和地方自豪感，也愿意主动与游客展开人际互动和信息分享，以持续获得游客的凝视关注、维护当地旅游资源禀赋给他们带来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对居民而言，居民年龄、居住时间、居住地点和文化背景都会对其地方依恋产生影响[41-43]，且凝视是居民形成地方依恋的重要载体和依托。居民地方依恋是建立在其对居住地各类事物的感知、凝视和关注基础上所产生的判断、态度、信仰和价值观，居民在凝视关注中建构起对地方的功能依赖和心理认同。此外，Chen研究指出居民的地方依恋度越高，更愿意投入时间、精力和资源参与目的地旅游价值共创，支持旅游业的发展[44]。因此，旅游者凝视和东道主凝视正向影响居民地方依恋，且居民地方依恋正向影响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结合中介假设发展逻辑，提出假设：
H3a：旅游者凝视正向影响居民地方依恋
H3b：东道主凝视正向影响居民地方依恋
H4a：地方依恋在旅游者凝视与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间具有中介作用
H4b：地方依恋在东道主凝视与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间具有中介作用
3.4 感知价值的调节作用感知价值是人们基于感知得失对产品或服务效用作出的整体评价[45]，因此居民感知价值可以理解为居民基于自身需求对社区旅游发展所带来综合利益感知[46]。现有研究指出，社区旅游发展为居民创造的价值主要表现在经济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两个层面[1]。其中，经济价值主要表现为旅游业发展可以为当地招商引资、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并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条件。社会文化价值主要表现为旅游业发展会促进当地基础设施和娱乐设施的完善，使居民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游客、参加多样的文化活动。旅游发展也有助于当地传统文化的延续和振兴[47]。尽管旅游发展也可能对当地造成消极影响，但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感知价值对其认知、态度和行为具有重要影响[1, 2, 10]。
旅游凝视对于目的地发展是一把“双刃剑”[47]。一方面，旅游者凝视会让居民意识到当地旅游资源的真正价值，不仅促进了居民的地方认同和文化认同，也更愿意欢迎游客的到来，并与游客展开互动。然而，由于凝视具有支配性和不平等性，居民在游客凝视的作用下可能会以游客期待的方式来塑造旅游资源、发展地方旅游业，甚至改变族群文化以满足游客的旅游欲求[15, 16, 48]。随着大量外来游客涌入旅游地，游客凝视行为还会对居民原本的生活空间造成侵犯，从而引发居民对外来游客的抵制行为[17, 18]。这表明，旅游者凝视对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关系存在着重要边界条件。其中，感知价值作为居民对于当地旅游发展、旅游者到来所带来综合效用的感知判断，是衡量旅游者凝视发挥积极影响结果或者消极影响结果的重要边界条件。当居民对旅游发展有较高的价值判断时，旅游者凝视正向影响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当居民对旅游发展有较低的价值判断时，旅游者凝视负向影响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因此，感知价值正向调节旅游者凝视与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关系。同理可得，感知价值正向调节东道主凝视与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关系。基于此，提出假设：
H5a：感知价值正向调节旅游者凝视与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关系
H5b：感知价值正向调节东道主凝视与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关系
综上，本研究的概念模型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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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概念模型 Fig.1 Conceptual Model |
浔埔社区位于福建泉州市东南部的城乡结合区和边缘社区，拥有区别于闽南其他地方的渔女原生态习俗和独特历史文化遗产，是当地比较出名的渔村和历史文化名村。目前，浔埔女服饰是福建省首批重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浔埔女生活习俗被列入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且国务院将浔埔社区列入“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随着基础设施的配套完善和旅游资源的开发，浔埔社区因其独特的民俗风情成为周边城镇休闲度假的重要旅游目的地，村民也逐步脱离渔业参与到旅游业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城市更新、旧城改造项目的推进，城乡区域的边界得到弱化，甚至部分边缘型社区在城市文化的冲击下逐渐消亡。但浔埔社区依靠血缘、宗族及宗教风俗构建起了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仍保留着相对稳定的乡土空间和生活习俗。因此，以其为案例地探索城市边缘型社区居民与游客价值共创行为具有代表性。
4.2 问卷设计本研究问卷主要由人口统计变量、旅游凝视量表、地方依恋量表、居民—游客价值共创量表和感知价值量表五个部分组成。其中，人口统计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婚姻、年龄、学历、月收入和居住年限等。地方依恋量表由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两个维度构成，参考了Williams等[49]和Song等[50]的研究，有8个题项。居民—游客价值共创量表参考了Lin等的研究[1]，有4个题项。感知价值量表参考了Gursoy等的研究[8]，主要从经济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两个层面衡量目的地旅游发展给居民带来的价值感知，有4个题项。旅游凝视量表参考了汪天颖等[52]和路幸福等[53]的研究，并结合Churchill提出的量表开发程序[51]自行发展部分测量题项，有12个题项。所有量表均采用李克特7点尺度。为了检验问卷信效度，本研究通过网络渠道展开预调研，回收有效问卷205份。结果表明，旅游者凝视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17，东道主凝视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28，地方依恋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1，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78、感知价值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33，均大于0.7，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可靠性。
4.3 数据搜集本研究在2020年9月下旬展开正式问卷调查。由于尚处于新冠疫情期间，大范围、面对面现场问卷发放可能不符合当下的防疫要求。因此，本研究通过便利样本的形式搜集问卷，并采用小范围现场纸质发放与网络电子版发放相结合的方式数据搜集。网络问卷搜集委托社区委管理人员向居民推送问卷链接。研究小组在问卷中详细告知研究目的，强调题项的答案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并严格确保匿名性。本研究在正式调查阶段共回收问卷429份，有效问卷369份，有效回收率86.01%，有效样本人口统计特征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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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有效样本人口统计特征（N=369） Tab.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lid Sample (N=369) |
本研究通过匿名问卷、强调答案没有对错之分和采用反向题项等方式确保问卷回收质量。数据回收后，本研究将所有题项纳入未旋转的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整个量表的KMO值为0.948，且第一个主成分的方差解释率为43.223%，小于50%的临界标准[54]。该结果符合Harman单因素方差法的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因此，共同方法偏差并不是本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5.2 信效度分析本研究采用AMOS21.0对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旅游者凝视、东道主凝视、感知价值和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等变量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 2所示。结合模型修正建议，删除了2个题项以获得较高稳定性的模型拟合结果：χ2/df为2.838（＜5），RMSEA为0.069（＜0.08），RMR为0.043（＜0.08）；AGFI为0.873（＞0.8），GFI为0.906（＞0.9），NFI为0.907（＞0.9），IFI为0.938（＞0.9），TLI为0.924（＞0.9），CFI为0.937（＞0.9），PNFI为0.753（＞0.5）。从信度结果来看，各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介于0.794—0.882之间，均大于0.7，表明测量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从效度结果来看，各维度观测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均大于0.5，各维度平均抽取方差（AVE）介于0.5095—0.6317之间，组合信度均大于0.7，表明数据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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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旅游者凝视、东道主凝视、感知价值和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Tab.2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Tourist Gaze, Host Gaze, Perceived Value and Resident-Tourist Co-Creation |
由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构成的地方依恋二阶变量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 3所示。从模型拟合情况来看，χ2/df为3.167（＜5），RMSEA为0.075（＜0.08），RMR为0.029（＜0.08）；AGFI为0.929（＞0.8），GFI 为0.962（＞0.9），NFI为0.972（＞0.9），IFI为0.981（＞0.9），TLI为0.972（＞0.9），CFI为0.981（＞0.9），PNFI为0.660（＞0.5），表明预设模型与有效样本数据拟合较好。从信度结果来看，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的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0.7，表明测量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从效度结果来看，各维度观测题项的因子载荷值均大于0.5，各维度平均抽取方差大于0.5、组合信度大于0.7，表明该变量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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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地方依恋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Tab.3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Place Attachment |
表 4所示，各变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此外，各变量AVE平方根的最小值（0.712）大于相关系数的最大值（0.694），因此各个变量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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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相关性分析（N=369） Tab.4 Correlation Analysis (N=369) |
研究利用AMOS21.0提供的结构方程模型，并采用偏差矫正非参数估计百分比Bootstrap进行整体模型估计与中介效应检验，重复抽样2000次，计算95%的置信区间。模型拟合结果中，χ2/df为2.073（＜5），RMSEA值为0.054（＜0.08），RMR值为0.039（＜0.08）；AGFI为0.881（＞0.8），GFI为0.907（＞0.9），NFI为0.911（＞0.9），IFI为0.952（＞0.9），TLI为0.943（＞0.9），CFI为0.952（＞0.9），PNFI为0.781（＞0.5），表明预设模型与有效样本数据拟合较好，可用于研究假设的检验。
假设检验结果如表 5和图 2所示。从直接效应来看，旅游者凝视正向影响东道主凝视（β=0.811，p=0.001），假设H1得到支持。旅游者凝视对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β= 0.100，p=0.737）的直接效应不显著，东道主凝视正向影响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β=0.394，p=0.029），假设H2a没有得到支持、H2b得到支持。旅游者凝视（β=0.391，p= 0.016）和东道主凝视（β=0.423，p=0.003）正向影响居民地方依恋，且居民地方依恋正向影响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β=0.404，p=0.001），假设H3a和H3b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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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结构方程模型 Tab.5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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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路径分析 Fig.2 Path Analysis |
从中介效应来看，东道主凝视在旅游者凝视和地方依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为0.343（p=0.002, CI：0.137—0.624）；东道主凝视和地方依恋在旅游者凝视和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间具有完全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为0.617（p=0.000, CI：0.387—0.984）；地方依恋在东道主凝视和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为0.171（p=0.001, CI：0.068—0.392），假设H4a和H4b得到支持。通过对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发现，旅游者凝视对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是通过东道主凝视和地方依恋的完全中介作用来实现。
5.4.2 调节效应检验参照Kenny和Judd的研究，本研究通过将变量调整为潜变量来分析调节效应[55]。数据结果表明，旅游者凝视与感知价值的交互项正向影响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β= 0.644，p=0.000），表明感知价值在旅游者凝视对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中具有显著调节效应；东道主凝视与感知价值的交互项正向影响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β=0.591，p=0.000），表明感知价值在东道主凝视对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中具有显著调节效应。
根据输出数据进行可视化处理，如图 3所示。结果表明，当居民感知价值处于较低水平时，旅游者凝视对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关系为负，而当居民感知价值处于较高水平时，旅游者凝视对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关系为正。这表明，当居民的感知价值越高，旅游者凝视对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关系越积极，即感知价值在旅游者凝视与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关系中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同理可得，感知价值在东道主凝视与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关系中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假设H5a和H5b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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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居民感知价值的调节效应图 Fig.3 The Moderation Effect of Resident Perceived Value |
本研究探索了旅游凝视对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关系，并检验了地方依恋和感知价值在上述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旅游者凝视正向影响东道主凝视。这表明，外来游客对于目的地独特景观的目光投射和审美体验会引发当地居民的反向凝视，即居民凝视着游客的凝视行为、凝视着旅游发展对当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带来的影响。
第二，旅游凝视对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这表明，在旅游者凝视的作用下，居民会愿意与外来游客展开人际互动和价值共创，以提高游客的旅游体验质量、促进目的地的旅游发展，体现了旅游者凝视的社会性、支配性和不平等性特征。同时，居民对外来游客行为、旅游发展影响的反向关注会引导其发起积极的行动参与到当地旅游业发展中，以确保自身受益。
第三，地方依恋在旅游凝视与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关系间具有中介作用。这表明，旅游者凝视和东道主凝视对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关系存在内在强化和中介传导的过程，旅游者和东道主的凝视关注将提升居民对当地的功能性依赖和情感性依恋，继而实现对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和促动。
第四，感知价值正向调节了旅游凝视与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间的影响关系。这表明，当居民能够切实感受到旅游发展带来的红利、具有较强的受益感知时，游客的凝视关注才会获得居民积极的人际互动和价值共创，居民本身的凝视关注才会转化为积极的行动实践参与到当地旅游发展中，并与游客实现旅游体验的价值共创。相反，若旅游发展无法惠民、居民的受益感知较弱，居民则不愿意与游客进行价值共创。
6.2 讨论第一，本研究为城市边缘型社区引导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分析城市边缘型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证案例。城市边缘型社区普遍具有较好的自然环境和地方特色，是城乡建设最为复杂、最富变化的地区[5, 12, 13]，且大部分社区的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产业建设还较不成熟。城市边缘型社区旅游发展对于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此外，相关实证研究主要关注于城市或乡村情境下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因素和作用结果[1, 2, 10, 11]，但其在不同情境中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影响机制，因此基于不同案例情境的居民—游客价值共创实证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累积价值。
第二，本研究实证检验了旅游凝视的作用结果，并从主客互动视角对旅游凝视理论作出了拓展。目前，较少有研究实证检验旅游凝视的影响结果，且旅游凝视对目的地的影响存在“正向”和“负向”两种相悖的观点。前者认为旅游者凝视有助于目的地旅游发展、引导居民与游客协作互动[15, 16]，后者则认为旅游者凝视会破坏目的地旅游资源、侵犯居民生活空间从而诱发居民抵制行为[17, 18, 48]。基于此，本研究实证发现旅游者凝视和东道主凝视正向影响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并指出居民感知价值是导致旅游凝视差异化结果导向的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为理解旅游凝视的影响结果悖论提供了分析依据和实证案例，并对旅游凝视理论进行了应用和发展。
第三，本研究首次实证检验了旅游凝视与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关系，拓展了对居民—游客价值共创影响因素的认知。目前，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因素也逐渐得到学界的实证探索[1, 10, 11]。但总体上，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的实证研究还相对有限，且尚未有研究实证检验旅游凝视与居民与游客价值共创的影响关系。基于此，本研究从旅游者和东道主两个视角探索旅游凝视对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关系，并检验了地方依恋和感知价值在旅游凝视影响过程中的中介和调节效应。因此，本研究识别了驱动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的凝视前因和中介调节机制，对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的形成机制研究作出了创新性拓展。
本研究对于城市边缘型目的地旅游发展和资源保护具有重要管理启示：
第一，旅游者凝视是游客在城市边缘型社区获取独特审美体验和视觉消费的重要形式，因此城市边缘型社区管理组织应当强化本地独特事物和景观的视觉化呈现。具体来说，社区管理组织应当充分挖掘当地具有城乡二元属性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风貌，并以视觉化的表达方式呈现出来。具体来说，社区管理组织可通过舞台演绎、特定区域户外表演的方式呈现具有当地独特文化符号的民俗节庆活动，让游客可以近距离的互动和拍照，丰富游客的视觉体验。
第二，城市边缘型社区管理组织应当积极引导居民对地方的依恋感，并注重培育城市边缘社区居民的主人翁意识。从功能性依恋来看，社区管理组织应当关注当地居民的生活需求和生活品质，完善社区的休闲和配套设施，并注重社区公共休闲空间的塑造。从情感性依恋来看，社区管理组织应当妥善保存当地的独特历史文化，并鼓励当地居民参与到历史文化保护和旅游发展当中，加强居民间的社会联系和情感联结，提升居民的地方认同和地方情感。
第三，城市边缘型社区旅游发展应当兼顾和保障当地居民的利益，引导居民与游客的人际互动和价值共创。具体来说，社区管理组织不仅需要创造更多的旅游收益，还应当积极鼓励本地居民参与到旅游经营中，为当地居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收入，以此强化居民对社区旅游发展的利益感知。同时，社区管理组织还应当采取防控措施，降低旅游发展的不良影响，如对当地资源、文化、景观和环境等的负面影响，降低城市边缘型社区的旅游发展成本。
6.3 研究局限和未来展望本研究还存在以下研究不足：第一，本研究所搜集的数据均来自静态时间点，未来的研究可进行纵向研究设计，采用多时点数据、配对样本来验证本研究结论。第二，本研究对旅游者凝视和东道主凝视的测量还存在一定的效度威胁。未来研究可严格遵循量表开发的范式，提出具有较高信效度的旅游凝视量表，为后续研究提供稳定可靠的测量工具。第三，本研究仅检验了旅游者凝视和东道主凝视对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关系。然而，旅游凝视系统还涉及专家凝视、隐性凝视和游客间凝视等，未来研究可从不同维度去探索旅游凝视对居民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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