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十年间，中小企业在全球私营企业中占比达95%以上^[1]，创造了高达2/3的就业岗位，不仅有效实现了社会减贫，还促进了经济收入的合理分配和社会的整体稳定^[2]，成为世界经济和社会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1]。旅游创业的“宽门槛”更是为大量个体提供了经营企业的机会与空间，散布于旅游目的地的餐厅、客栈、纪念品商店等所代表的，由个人或少数人出资并直接由所有者管理的具有个性化风格的旅游相关业务组织，因其没有正式的管理机构且员工人数在50人以下而被定义为旅游小企业^[3]，成为活跃在地方旅游发展中的主力军。学者们指出，独立的、资金有限的小企业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内部资源来为企业成长提供支持保障^[4]，这一资源导向使得小企业高度依赖于本地社会网络，从而依附于其所在的地方社区。社区是由居住在某一地域的人们从事各种社会活动所构成的相对完整的社会实体，本质上强调了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是社区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基础^[5]。旅游小企业不但要从地方社区获取社会资源，其顾客群体（游客）也多集散于地方社区。旅游生产、消费同时同地发生的空间锁定（spatial fix）特征^[6]进一步强调了旅游小企业对地方社区的依赖，这意味着旅游小企业为了在地方场景中谋求成长与发展，更有动力与当地社区网络建立紧密联系^[7]。部分学者对旅游小企业与地方社区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指出地方社区的旅游资源价值、吸引力水平、旅游产业属性是影响旅游小企业成长的关键因素^[8]；更有学者鉴于旅游小企业成长对地方社区的高度依赖而进一步提出社区驱动型的成长模式^[9]。地方社区对旅游小企业的影响作用不言而喻。另一方面，旅游小企业也通过提供就业机会^[10]、拉动地方投资^[11]等在地方社区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这些讨论多聚焦于旅游小企业与地方社区的经济互动，却忽略了两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尤其是旅游小企业对于地方社区的社会价值。

嵌入理论围绕“经济活动嵌入于社会关系”的核心观点阐释了经济活动与社会关系的联系^[10]，强调了经济个体的社会本质，指出任何经济行为都受到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影响作用^[11]。这一理论将企业等经济个体看作是嵌入于具体的、持续运转的社会关系之中的行动者，建立在亲属或朋友关系、信任或其他友好关系之上的社会网络维持着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12]，经济活动牢牢地附属于整体社会，嵌入不可避免^[10]。在嵌入理论基础上，管理学者早就关注到社会网络对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促进作用^[13]。为了获取对企业成长有利的资产、信息等资源，企业需要与社会网络中其他行动者建立起关系。嵌入被视为企业与各种网络建立的关系及其对各种网络的依赖^[14]，因此，嵌入地方环境中的小企业被认为是社区的一部分^[15]，基于社区成员间的信任、关系网络和互惠等社会资本是企业经营成功的重要因素^[16]，空间锁定于地方社区的旅游小企业更是如此^[17]。不同于大中企业，小企业的经营本质是“个人”的，即企业主个人代表了整个企业^[18]。这使得小企业的嵌入性由企业主直接负责，通常以基于私人关系的非正式方式来实现^[15]。企业主在地方社区中的嵌入即代表了小企业的关系网络。因此，小企业主拥有强烈地与当地建立联系的动机^[7]，希望通过嵌入于地方社区来谋求企业成长与发展，旅游小企业的社会本质借助企业主得到了彰显与强调。

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企业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具有吸引力的营销手段来构建高区分度的企业形象^[19]，使企业能够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脱颖而出。在这种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成为企业提高公司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的关键资源及核心能力^[20]，使企业与竞争对手区分开来并提高组织绩效^[21]。部分学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源于企业组织内部有责任感的经济原则或者源于利他性的伦理道德驱动^[22]；更多的学者则指出企业践行社会责任是为了提高企业利益相关者的满足度，获得更多资源支持，从而达到获取企业利益的目的^[23]。拥有社会文化、企业关系、诚信协作等社会网络关系型资本的社区^[24]，一方面能够为企业获取知识、声誉，另一方面又能增强企业间信任，促进合作^[25]。由此，企业对社区履行社会责任可以获得嵌入在企业与社区利益相关者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是企业形成核心竞争力所需的资源，有助于企业提高财务绩效，提升竞争力^[26]。而嵌入于社区社会关系网络的管理人员，通常发挥着联结企业与社区利益相关者的纽带作用，在频繁的互动交流中充分交换信息，更易于做出有效的回应并选择适宜的沟通方式，从而提高社区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认同度^[27]。

嵌入的独特性在于行动者并不自私地追求眼前利益，而是集中于培育长期的合作关系，只有彼此认为对方可以依赖，社会网络中的经济个体才愿意保持合作，从而降低风险和成本，保证资源获取的质量与效率^[28]。这种长期合作关系还强调社会网络的互惠性原则^[12]，提倡经济个体在获得资源的同时也应当对社区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只有个体在社会网络的互帮互助过程中尽量表现出利益的分享割让，才能在社区内实现更高的信任和声望，增强网络共同体的认同^[29]。由于企业主与小企业的“混合一体”，小企业在地方社区的嵌入使得企业主不仅要加强与地方其他小企业之间的联系，还必须努力提高其在社区内部的声誉、信任和共识，从而提升小企业的社会资本以取得成功^[16]。从这个视角看，小企业不仅仅是经济个体，也是社会个体，在获得社会资源提高企业经济绩效的同时，也会因嵌入程度的加深而形成对地方社区的亲密依附，企业主也会嵌入更深层次的人地关系中^[30]，从而对社区产生积极的地方认同，认为自己也是“局内人”^[31]。当个体意识到自己属于所认同的社区时，他自然而然地期望从中获得资源；但当社区需要其提供帮助时，他们也会顺理成章地提供善意的支持^[32]。比如，在龙脊梯田景区经营家庭旅馆的本地小企业主放弃了自己的垄断经济利益，公开独家技术让村寨同行共享经营优势，极大推动了整个社区家庭旅馆业的品质档次提升^[6]。这种支持对于小企业而言即是对地方社区履行社会责任，也就是说，当小企业需要地方社区所提供的社会资本来支持企业发展运营时，企业便会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为这样的“人地关系”对于小企业成长是有意义的^[33]。

地理学者认为当个体对一个特定地方产生认同时，往往就会在人地关系中表现出对该地的负责任行为^[34]。但认同是一个主观感受，会因个体情感认知差异而呈现不同的强弱程度，部分学者在实际案例研究中关注到个体在嵌入过程中会受各种因素影响而对地方产生不同程度的认同感，进而影响责任行为的实施意愿与内容。在这一过程中，身份成为非常关键的影响因素，本地小企业和外来小企业的生存、发展、认同、嵌入逻辑存在一定的差异，如林耿通过对广州近郊市场经营企业的研究指出，相较于嵌入地方社区时间较短、生活联系和办事关系较弱的外来小企业主，本地人因长期的本土生活和经济联系具有更高的认同感^[35]。由于旅游经营的低门槛，旅游小企业主相比其他行业的企业而言在组成上更为多元，既有常住的本地社区居民，又有外来投资者，而这部分外来群体嵌入到地方，也拥有了暂时性甚至长期的社区居民身份。陆敏在苏州古镇（街）社区旅游小企业的案例调查中发现，本地旅游小企业主的地方认同显著高于外来旅游小企业主^[36]，地方身份特征由此可以作为旅游小企业的区分指标。鉴于以上背景，本文计划在嵌入理论基础上借助地方认同来解释旅游小企业在目的地的社区嵌入对其社会责任行为的作用机制，力求实现以下研究目标：其一，相对于围绕旅游小企业与地方社区经济关联的现有研究讨论，本文借助嵌入理论探讨旅游小企业经济活动背后社会责任行为的成因，揭示旅游小企业根植于地方社区中的社会理性本质，以促成研究文献的丰富与完善；其二，通过地方认同概念解析旅游小企业和地方社区的微观尺度“人地关系”社会属性表现，并试图验证本地/外地身份差异对地方认同的调节影响，既在理论上呼应地理空间研究的“社会转向”^[37]，又从人地关系角度强调小企业社区嵌入的重要性，为不同群体的社区嵌入管理和营商环境塑造等实际工作提供相应的启示与建议。

地方认同是人与地方在情感、认知和实践层面交互作用下产生的对地方在个体心理上的归属认同感^[38]，这种认同强调的是一种人地关系中的情感依恋，即个人或群体以地方为媒介实现对自身的定义^[39]，在情感上认为自己是属于地方的一份子^[32]，表现出对自己作为“局内人”的感知^[31]，成为地方的组成成分^[40]。这一认同过程体验到个人重视的价值与群体的核心价值符合一致，个人行为会受到群体其他成员的期望影响^[41]，从而积极内化群体规范，并致力于捍卫群体利益和积极承担相应的责任^[42]。个人对地方的认同态度来源于其与地方以及地方内重要他人的社交联结，其责任行为也集中于所嵌入的地方社区社会网络之中。Vives^[2]发现小企业主通常借助与当地其他企业之间的社会关系来从事改善社区社会经济环境的责任行为；陈悦悦则以袁家村为例，指出地方认同对旅游小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具有直接正向影响，即情感联系越密切，小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越积极，越有利于当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43]。由此，紧密的地缘关系是旅游小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强大驱动力，旅游小企业主对企业所在社区的地方认同显然能够正向影响其社会责任行为^[44]，本研究提出假设：

H1：旅游小企业主的地方认同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个体对地方的认同本质上取决于其在地方嵌入过程中的经历和回忆^[38]。有学者发现，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嵌入，在多元工作场景下各自作用的心理机制相同，都代表个体对其所嵌入环境中资源的拥有状态，为了保存和积累更多的资源，个体会通过积极行为在社区环境中继续投资^[45]。社区嵌入主要包括联结（links）、匹配（fit）和牺牲（sacrifice）三个维度^[46]。社区联结可表征为个人与社区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结。对任何个体而言，所嵌入社区内的社会网络联结都是其重要的社会关系，是个人身份发展的基础，也是使得该地区别于其他地方，由此成为地方认同的基础^[47]。社区匹配是指个体所在社区与其生活空间的相似性，强调个体与外在环境之间的依附。社区的功能或设施能够满足个体的日常需求，或个体对社区地方依赖的形成，对外来群体的地方认同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36]。社区牺牲指个人离开社区将面临的牺牲或损失，包括物质上和心理上的损失。居住在某地能促进个人在当地社会关系中的发展，迁离会导致不得不中断或者改变已有的社区联结和社区匹配，这不仅意味着对现有社区网络资源的放弃，而且必须面对新社区生活的调整以及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重构新的社会关系和积累新的人脉资源^[48]。由此，虽然平时可能没有意识到，但人们在面对类似社区牺牲时就会明显地感知到自身对社区的认同感。总体上，社区匹配（社区环境、外在环境）、社区牺牲（物质利益、经济基础）和社区联结（关系网络联结）构成了社区嵌入的主要内容，嵌入所形成的共同历史联系和利益关注增强了个体在地方中的社会关系（社会联结或归属感）和情感关系，社区嵌入也就自然而然地引发了理性的地方认同。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2：旅游小企业主社区嵌入对地方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作为微观经济个体，小企业为获取资源会嵌入于当地社区，这一嵌入过程会强化小企业主对资源的强烈依赖和对地方的强烈认同，这种依赖和认同使得企业更愿意为获取这些资源而付出成本，例如对社区履行相应的责任以维持巩固社会网络的地位。嵌入的网络机制是成员之间产生的信任和互惠^[12]，相同的地域生活、一定的共同利益会使嵌入同一社区的个体间产生一种“我们自己人”的认同感^[31]，并且会随着社区嵌入程度的加深从一种特殊信任向整个地方的普遍信任扩散^[49]，最终在地方上形成普遍的情感认同^[31]。如果企业从社区迁离出去，将失去这种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持而影响到企业生产经营^[49]，企业与社区最终形成互惠关系，从而有意愿对地方社区履行一定的社会责任。也就是说，根植于地方社区的旅游小企业具有更强的社会理性表现，企业主在增强人际联结和接近社区方面扮演着更重要的社会角色，他们在嵌入过程中能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感知环境和行动空间，逐步形成与社区居民共同的理解、信念和价值观^[50]，从而产生浓厚的情感认同，在塑造对社区负责任的行为中起着重要作用^[18]。因此，旅游小企业主在社区的嵌入使其对地方的认同及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更为明显突出，本研究提出假设：

H3：地方认同在社区嵌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中扮演着显著的中介作用

人地关系存在着客观的差异性，不同的个人或群体对于相同地方会产生多样化的认同^[51]。究其原因，地方认同程度的差异可以被视为行为主体对地方的情感差异^[35]，居住时间、文化记忆、户籍地点、家庭渊源等因素都有可能影响个体的地方认同，其中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地方身份特征是最为显著的差异标识。本地人与外地人在对地方的认同感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例如外来旅游小企业主与本地旅游小企业主的地方认同程度有着明显不同^[52]，由于生活时间、亲朋关系、故乡情结等因素影响，本地企业主对所在社区必然会比外来企业主具有更多的情感依恋，决定了其地方认同较之外来企业主更深更牢固；而外来企业主嵌入“非故乡”社区的最初原因在于良好的经济收益或喜欢的生活方式，所产生的地方认同总体上较为脆弱且不稳定，更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

当然从边际效用增量的角度来看，在地方身份特征因素的影响下外来小企业主刚嵌入时对地方社区的一切都很陌生，随着居住和经营时间的延长，所获得的资源增量会使其逐渐认为自己是“本地人”^[40]，对地方的认同感也会显著提高。但本地小企业主嵌入于地方社区的时间长、程度深，与社区其他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已经十分紧密，其创办企业之后的所获得资源在其看来可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本地小企业主对地方认同感的提高并没有外来小企业主显著，由此两者后续的社会责任行为也可能存在着差异。也就是说，小企业主的地方身份特征可能在社区嵌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中起到调节作用，本研究由此提出假设：

H4：旅游小企业主的地方身份特征在社区嵌入对地方认同的影响中扮演着显著的调节作用。相较于本地小企业主，外来小企业主的社区嵌入对地方认同的正向影响更强。

综上所述，本研究形成的概念模型如图 1所示：

图 1(Fig. 1)

图 1 理论模型 Fig.1 Theoretical Model

本文在借鉴成熟量表的基础上进行调查问卷设计，社区嵌入量表源于Lee等开发的社区嵌入量表^[46]，主要包括社区联结、社区匹配和社区牺牲三个维度，测量个体与企业在地方社区的嵌入程度，通过项目分析修正量表后形成8个正式题项；地方认同量表源于Kyle、Graefe和Manning^[38]，这一量表已经过众多学者研究验证，具有良好的可靠性；企业社会责任行为量表源于Turker对不同利益相关者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中小企业社会责任量表^[53]，主要是与经济利益无关的社会责任，包括员工责任、社区责任和环境责任三个维度，能够较好反映本研究中旅游小企业的社会责任概念。社区嵌入题项CEL7“您目前的婚姻状态？”根据婚姻程度和子女状况（“1=未婚，2=离婚无子女，3=离婚有子女，4=已婚无子女，5=已婚有子女”）以及伴侣或配偶工作扎根于本地的情况（“1=未婚，2=无业，3=在外地工作，4=在本地其他单位工作，5=与我在同一个单位工作”）设置量纲。社区嵌入其他题项以及地方认同、社会责任行为量表题项均采用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的五点李克特测量。此外问卷还包含小企业主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企业类型等基本信息。

为了提高调查问卷的内部效度，研究团队首先结合国内其他学者的研究对测量题项进行翻译转化，尽可能提高与旅游小企业经营情境的匹配程度，使之容易被旅游小企业主阅读理解。其次，研究团队在问卷初步形成后邀请了3位专家对测量题项的内容和表达提出优化建议；后续又在广州黄埔古港景区邀请了8位旅游小企业主进行问卷填写的初步测试，重点听取了受访者对问卷题项的评论反馈。综合两方面意见和建议，研究团队对问卷题项内容的描述和表达进行了修订调整，确保问卷题项能够被受访者所理解，最终形成正式调查问卷。

根据欧盟对小企业的界定，本研究将旅游小企业界定为雇工人数在1—50人之间的旅游企业；旅游小企业主界定为包括企业所有者、投资者和获取分红的经营者。研究团队在广义社会关系网络的基础上以多案例地旅游小企业为样本对象展开研究，综合考虑区域旅游产业规模实力、旅游小企业集中发展状况以及研究可进入性条件，最终选择华南地区广州、深圳、佛山、桂林、厦门、漳州六个城市展开实地问卷数据收集。正式调研时段为2017年12月至2018年4月，问卷以企业主自我报告的形式填写，采取现场发放和现场回收的方式以确保问卷的有效性，最终发放问卷436份，回收问卷411份。

考虑到旅游小企业数据收集的实际难度，本研究使用SPSS 23.0中的期望最大化估计（expectation maximization estimation）对缺失值数量小于5%的样本数据进行缺失值替换^[54]，最终共有411个样本企业适合进行数据分析，涵盖民宿客栈（52.3%）、餐馆饭店（18.2%）、酒吧、咖啡及饮品店（11.2%）、旅游商店（14.4%）等主要类型的旅游小企业。旅游小企业主个体特征方面，男性（58.9%）多于女性（41.1%），外地人（72.5%）多于本地人（27.5%），大多（87.3%）拥有高中以上学历。

结合偏度系数绝对值大于3时存在极端偏度，峰度系数绝对值大于8时峰度有问题的判断标准，本研究通过偏度和峰度系数来检验单个变量的正态分布^[55]。其中各因子偏度系数（-1.24—0.27）和峰度系数（-1.67—2.30）分别低于临界值3和8，说明数据符合良好的正态分布。

应用SPSS 23.0对变量测量可靠性进行检验（表 1），所有潜变量的Cronbach' α信度系数均超过0.7的判别标准，说明各变量测量均具有较高信度。进一步计算组合信度（CR值），所有潜变量的组合信度系数均大于0.6的临界值^[56]，说明各变量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表 1(Tab. 1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Tab.1 Results of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Tab.1 Results of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为了测量因子载荷（表 1）和评价测量模型拟合效果，本研究应用Mplus 7.4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首先，测量模型拟合度为χ²=357.40，df=143，RMSEA=0.06，SRMR= 0.05，CFI=0.93，TLI=0.92，RMSEA与SRMR均小于0.08，CFI、TLI和GFI均大于0.9，各潜变量的拟合指标均达到可接受水平^[57]，因此该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其次，通过因子载荷进一步计算并检验模型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各变量下的因子载荷均高于0.5，所有潜变量的平均变异萃取量AVE（表 1）均高于0.5，说明各变量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58]。此外，各潜变量的相关系数（表 2）均小于0.80，且AVE的平方根大于每个相关系数，因此各变量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58]。

表 2(Tab. 2

表 2 各变量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Tab.2 The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Variable

表 2 各变量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Tab.2 The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Variable

应用Mplus 7.4对中介模型进行路径分析，在对企业主与旅游小企业的基本统计变量（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企业类型）进行控制后，结果显示该模型拟合度指标为：χ²=590.24，df=216，RMSEA=0.07，SRMR=0.07，CFI= 0.90，TLI=0.87，拟合指标均达到可接受水平。路径分析结果显示（图 2），地方认同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52，p＜0.001），假设H1得到支持；社区嵌入对地方认同也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β=0.90，p＜0.001），假设H2得到支持。

图 2(Fig. 2)

图 2 中介模型路径系数 Fig.2 Path Coefficient of the Mediation Model 注：**、***分别表示在0.01、0.001水平下显著。

采用Bootstrap（Bootstrap=2000）法进一步检验社区嵌入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产生影响的具体中介效应。由表 3间接效应分析显示，社区嵌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化间接效应为0.47（95%置信区间为[0.36, 0.56]，不包含0）。因此，地方认同在社区嵌入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假设H3得到支持。

表 3(Tab. 3

表 3 中介效应Bootstrap检定（Bootstrap=2000） Tab.3 Mediation Effect of the Latent Variables (Bootstrap=2000)

表 3 中介效应Bootstrap检定（Bootstrap=2000） Tab.3 Mediation Effect of the Latent Variables (Bootstrap=2000)

研究通过Mplus 7.4对旅游小企业主地方身份特征在社区嵌入对地方认同作用中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其中，旅游小企业主地方身份特征是一个二元分类变量（本地人/外地人）。由表 4可知，社区嵌入与企业主地方身份特征的交互项对地方认同的影响路径显著（β=-0.20，95%置信区间为[-0.35, -0.06]）。其中，在本地小企业主样本中，社区嵌入对地方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₁=0.32，95%置信区间为[0.20, 0.46]）；在外来小企业主样本中，社区嵌入对地方认同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₂=0.52，95%置信区间为[0.44, 0.62]）。因此，旅游小企业主地方身份特征在社区嵌入对地方认同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相较于本地小企业主，外来小企业主的社区嵌入对地方认同具有更强的正向影响。

表 4(Tab. 4

表 4 地方身份特征的调节效应检验 Tab.4 Test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lace Identity Characteristics

表 4 地方身份特征的调节效应检验 Tab.4 Test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lace Identity Characteristics

为了更直观地表明旅游小企业主地方身份特征的调节作用，根据Aiken等^[59]推荐的程序进行简单坡度分析（simple slopes analysis）画出本地小企业主与外来小企业主两个群体内社区嵌入和地方认同的关系，并根据高于和低于1个标准差水平的计分方法将社区嵌入划分为高社区嵌入和低社区嵌入，形成旅游小企业主地方身份特征对社区嵌入与地方认同关系的调节作用图。由图 3可知，社区嵌入越高，地方认同感就越高，相对于本地旅游小企业主而言，外来旅游小企业主社区嵌入度的加深更能够显著增强其地方认同，因此假设H4得到支持。

图 3(Fig. 3)

图 3 地方身份特征的简单坡度分析 Fig.3 Simple Slopes Analysis of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lace Identity Characteristics

在借助嵌入理论对旅游小企业社区嵌入与其社会责任行为实践关系的研究分析中，本文识别出地方认同这一中介作用，构建了以社区嵌入为前因变量，地方认同为中介变量，企业主地方身份特征为调节变量，社会责任行为为结果变量的因果关系模型。实证结果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相关假设：

（1）旅游小企业主的地方认同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小企业主对地方社区的归属感与认同感越强，其社区身份和社区共同价值观就越明显，越愿意与其他群体一起致力于改善社区的健康与福祉，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帮助群体其他成员，有责任为社区建设及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32]，从而积极地进行企业社会责任实践。

（2）旅游小企业主在地方上的社区嵌入正向影响其地方认同感。小企业主的地方认同来源于旅游小企业的社区嵌入，借助社区网络实现资源获取的旅游小企业在强化嵌入依附性的过程中也成为地方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40]，实质上促成了小企业主与社区之间愈加紧密的人地关系，使得小企业主能够感知自己的社区身份归属和地方认同，社区嵌入对旅游小企业主的地方认同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3）地方认同在社区嵌入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影响中发挥着显著的中介作用。旅游小企业主嵌入到地方社区背景中，与社区生活中的人、物以及环境等建立起各种关系网络^[7]，随着嵌入程度的加深，社区网络中的信任机制会引发旅游小企业主自身情感和认知的相应变化即地方认同，促使其最终引领企业履行面向地方社区的社会责任行为。即旅游小企业主在社区的嵌入度越高，越容易产生对社区的地方认同感，这种认同往往会刺激旅游小企业主产生对社区有益的活动，包括对社区及其相关个体或组织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

（4）旅游小企业主的地方身份特征在社区嵌入对地方认同的影响中扮演着显著的调节作用。个体对地方的认同会受到居住时间、地方邻里关系和社区文明程度等相关因素的影响^[60]，本研究进一步发现旅游小企业主地方身份特征在社区嵌入对地方认同的影响中扮演着显著的调节作用。本地和外来旅游小企业主的社区嵌入对地方认同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边际效用增量作用下，相较于本地小企业主，外来小企业主的社区嵌入对地方认同的正向影响更强。

嵌入理论认为“经济行动依赖于社会网络而运行，是社会行动的一部分”^[61]，只有把握到企业存在于影响其的社会网络之中，企业经济活动背后的社会理性才能被完全理解^[50]。嵌入使得小企业与相关利益个体或组织之间充满非正式联系^[12]，这一系列关系联结所形成的社会网络能够为企业提供资源支持^[4]，这意味着网络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小企业尤其是“空间锁定”的旅游小企业获取资源的可能性，进而影响其生存与发展^[7]，因此建立和巩固互动关系成为旅游小企业在社区嵌入中的主要活动即构建信任。而地方社区作为最大和最明显的利益相关者群体，是小企业建立和加强信任关系的重要对象^[16]；Spence^[30]进一步指出，基于对地方社区的亲密依附，旅游小企业主会嵌入更深层次的社会关系，其关注的重点不是社会或国家，而是所在的本地社区^[62]。因此，与当地居民和社区的联结成为旅游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行为的促进因素，这些构建信任的责任行为实践通常集中在微观尺度的地方社区范围内^[29]，并且常常被嵌入于企业的日常活动当中，大多是小型的、微妙的和不可见的，这使得旅游小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更加具体化和情境化^[1]。这种由社区嵌入所引发的社会责任行为不仅有助于理解小企业微观经济个体的社会价值，更深入揭示了旅游小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地方空间属性。

企业主个人与组织关系的混合特征^[7]使得小企业的经营活动更多受到企业主的个人态度及地方情境的影响^[1]，因此，企业主的自身认知便会对小企业参与社会责任实践产生决定性影响^[62]，其他学者也强调小企业从事社会责任行为的动机始终源于小企业所有者或管理者。嵌入不仅使旅游小企业，也让其经营管理者进入一个特定社区的人地关系当中，各种社会关系会对经营管理者的行为产生规范和约束。在社区中，企业主实际上处于工作所在的小企业和生活所在的社区两个重要层面的社会关系当中^[7]，二者之间互为影响而非各自独立，来自这两个层面的作用促使企业主在社会网络的群体信任机制下逐步接受道德义务、成员利益和责任意识的本地化标准^[63]，这种对地方的认同塑造了企业主的目标和策略，最终旅游小企业主成为地方社区舞台的重要成员，其作为商业成员的角色与其他角色（如邻居、家庭成员等）重叠，由于社区及相关利益群体的要求，旅游小企业主往往“不自觉地对社会负责”^[62]，旅游小企业的众多社会责任行为就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2]，这恰恰是地方认同中“人—地关系”在企业行为上的真实反映，也形成了地理学科对“锁定”于地方社区的旅游小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有效解释。

基于地方的认同也并非一成不变，会随着地方以及外部的社会、经济、文化与政治情境的改变而不断演变与重构^[51]，例如随着在当地创业经营时间的增长，外来企业主与地方形成了较强的生活联系和办事关系并产生地方认同^[35]，因此嵌入程度对地方认同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借助“本地/外地”的地方身份特征指标，本文发现外来小企业主和本地小企业主由于与地方的历史联系的不同，企业主的社区嵌入对地方认同的影响确实存在差异，并且社区嵌入对外来小企业主地方认同的正向影响更强。随着嵌入程度的加深，外来小企业主对地方社区的认同感会显著增强，由此带动旅游小企业履行对社区的社会责任行为，这意味着如果外来企业能够实现顺利地融入社区环境，实现良好的嵌入，那么给社区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效应，还有额外的社会效益。另一方面，虽然本地小企业主的效果相对不明显，但按照互惠关系原则，一旦能够从社区获得更多更大的支持，他们仍然会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意愿与行为。这一发现为社区管理实际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启示，目的地社区管理不能仅仅关注投资和经济业绩，更要重视创建优质的社区营商环境，为旅游小企业提供完善的硬件设施、高效的政务服务、规范的市场秩序，提高本地/外来小企业的嵌入程度和获惠程度，就有更大可能加深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实现企业的理性回报，营造良性的社区共同体。

本文在嵌入理论基础上强调了对旅游小企业社会本质的关注，揭示了旅游小企业社会责任的地方空间特征，借助地方认同对旅游小企业在目的地的社区嵌入与其社会责任行为关系进行了地理视角的理论解释，在补充小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文献相对不足的同时，也形成了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的新命题和新视角。当然，作为一个探索性研究，本文也存在有待继续深入完善的问题：其一，不同的案例地存在着社会关系网络的客观差异，这种差异在现实中可能造成旅游小企业的依赖性和嵌入规律不一致。本文的研究基于广义概念的社会关系网络，没有将这一差异纳入研究框架，后续有必要将社会关系网络差异作为重要指标展开针对性研究；其二，本地和外来旅游小企业的区分衡量可以有多元化的指标，本文从认同角度出发借助地方身份特征将其进行分组研究，后续可以考虑将经营时间、经济效益等作为调节变量纳入研究范畴，以期从嵌入程度、资源与效益等角度获得更加全面深入的结论；其三，由于问卷调研本身的局限性，本文的研究结果可能受到被试社会称许性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偏差干扰，后续研究可以考虑使用其他方式对本研究模型进行多质多法的检验。此外，还可细化分析地方认同的作用，例如进一步探讨地方依赖与地方依恋在其中的作用，以梳理功能依赖与情感联系的影响效果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