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3. 北京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 北京 100871
2.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3.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长期以来,视农村为生产和开发空间的观念一直是单一且最有影响的看法,在城市化、郊区化和都市区化的联合驱动下,农村的全域生产空间逐渐转换成为城市的全域消费空间[1, 2],农村功能类型日趋多样化,但农业生产空间一直以来都是农村最基本的功能空间。“空间的生产”理论研究的深入,为农村农业生产空间的再生产研究提供了新视角。“空间的生产”理论认为“任何空间都是社会的产物”[3],空间既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场域,也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空间生产过程从广义上讲,就是自然的“人化”过程,其实质是改变物质资料在物理空间中的分配和结合方式以满足人的特定生活需求[4],资本从根本上作为一种社会关系不断渗透到空间生产过程,形成资本的空间化现象,通过“三重循环”引起并完成空间生产资本化[3, 4]。农业生产可视为农村空间生产的基本形式[5],农业(生产)空间的生产就成为研究农村功能演化的关键问题。
农村发展大致经历了传统功能、资源资本主义、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和多功能性等5个阶段[2]。从空间生产资本化视角出发,传统农村以口粮农业为基本功能,是一种自然主义的空间生产行为。资源资本主义是一种西方殖民主义主导的以资本空间扩张为主要增值手段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化农业生产行为,是农业空间生产资本化的萌芽。生产主义阶段,受农产品贸易全球化和快速城镇化驱动,农业生产核心关注生产规模和价值,大资本、高投入的工厂化农业生产方式得到强力推崇,是一种强调高资本生产效率的农业空间生产高度资本化形式,资本投入表现出集约化、集中化和专业化等特征[6-8]。我国已有农业研究多受生产主义思潮影响,重点探讨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对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和作用机制等问题,农业生产地域差异是主要研究内容[9]。或定量研究劳动、资本、土地等各农业生产要素(资本)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及空间分异[10, 11],或研究经济、自然、区位、技术等农业生产条件作用下的农作物种植结构及空间分异[12, 13]等,均忽略了生产要素(资本)和生产条件的共同作用,以及农业生产空间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参与农业生产的作用机制和产出效应,不能全面刻画农业生产的综合作用机制;且最小研究单元多为县,作为一种单纯汇总的地域单元,难以真实反映县内村级地域的空间差异性。后生产主义开始将“空间的生产”引入农村研究,提出了农村空间消费转型、农村空间商品化和农业空间多元化等概念[14-16],研究涉及农村空间商品化内容与形态、过程与机制、城乡关系及乡村重构的关系等[1, 17-22],但都集中在非农业生产空间,多以大城市郊区村庄、旅游产业为研究为对象,忽略了一般农村地区和农业生产空间,研究普遍以村域内部具体地块为研究对象,较为微观,无法获得农业空间生产的一般性规律。农村的多功能性允许“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行为及思想多维共存”[23],是福特主义体制向后福特主义体制转变在农村空间上的体现[24]。研究主要聚焦于村庄功能识别、多功能性评价、地域功能演化、多功能空间分异等[25-28],大部分研究将农业生产功能作为村庄功能之一,评价指标选取已开始关注农业空间的产出效益。也有学者开始关注空间视角,或从三生空间视角构建功能识别指标体系[29],或从空间生产角度提出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概念[30],或从资本作用视角研究村庄的空间分化过程[31]等,但仍缺乏从空间的生产、资本作用视角,单独进行农业生产空间的系统性研究。
综上所述,我国农村发展已进入多功能阶段,农业发展已从传统劳动密集型向现代资本密集型转变,农业空间生产已表现出资本化特征,是一种资本驱动下的对农业生产条件再生产,通过三重循环,实现资本增值最大化、空间资本化,并表现出一定的空间规律性的现象。因此,引入“空间的生产”理论,探求一般农村地区农业生产空间资本化特征,识别其综合作用模式,有利于优化农业生产结构、促进农村多功能有机融合。
论文安排如下,首先,援用“空间的生产”、资本“三重循环”理论,提出“农业空间生产资本化”的系统性逻辑表达,建构出农业空间生产的资本作用逻辑过程,从资本的本质出发,解构农业空间生产资本化的生产特征。其次,以山东省泰安市为案例地,以行政村为研究单元,验证其农业空间生产资本化特征、模式表征及其空间分异规律。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泰安市统计年鉴》(2001—2019)、2018年北京大学村庄农业调查、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http://www.gscloud.cn)和全国地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系统(http://www.webmap.cn/main.do?method=index),其中,2018年北京大学村庄农业调查以泰安市全部村庄为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获取,具体涵盖村庄人口、土地、农作物种植、设施化等农业生产相关内容。
2 农业空间生产资本化作用逻辑援用“空间的生产”、资本“三重循环”理论,农业生产空间资本化过程可理解为资本通过农业生产行为,作用于农业生产空间,实现资本空间化,空间化后的资本对生产条件进行再生产,最终实现生产空间的资本化(图 1)。显性结果可以表征为农作物种植结构;隐性结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资本化度,即农业资本自身的价值增值,可用单位面积农业产值来表征,二是农业生产空间的价值增值,即产生级差地租Ⅱ[32]。从生产过程讲,资本作为生产关系,包含资本、劳动和土地;农业生产行为是农作物的种植过程,由于不同农作物对资本的需求规模、需求方式等不同,作用方式即表现为农作物种植类型;作用载体是土地,是实体意义上的农业生产空间;作用对象为载体的属性,即农业生产条件,含气候、地形、土质等自然条件,及市场区位、经济基础、能人等社会条件。由于作用载体的地理特性,资本和生产条件相互作用具有一定空间依赖性,农业空间生产资本化结果也将表现出一定空间规律性。
借鉴“空间的生产”理论在城市地理学中的应用[33, 34],农业生产空间资本化过程可理解为资本作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通过“三重循环”、增值累计作用,使农业变身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图 2)。首先,资本在第一重循环中作用于农业生产的绝对空间,进行土地、劳动等一般生产性投入,当农业生产产生剩余价值后,基于生产空间扩张、生产效率提升的资本运动逻辑[4],为获得更大收益,资本进入第二重循环,作用于农业生产的关联空间,从机械化、设施化、生物技术等方面,对生产条件、环境进行增值投入,以提高生产效率和农业附加值、释放劳动力,实现相对地租Ⅱ,促使空间转为资本新利润[33]。为了维持这种资本增值最大化生产方式、缩减农业产业链环节,以进一步提高资本增值效率,资本继而作用于农业生产的相对空间,对农业专业化市场、农业专业化组织、村庄公共服务设施等社会共同消费进行投入,并在消费领域内通过交换实现自身价值增值。至此,农业生产空间资本化过程全部完成。在这一资本“三重循环”过程中,农业空间生产资本化主要表现出三大特征,即投入集约化、空间生产集中化、组织过程专业化[35]。
农业空间生产资本化通过上述作用逻辑完成资本对农业生产空间再生产过程,通过三个特征作用实现资本和空间的双重效益增值。下文将以山东省泰安市为案例地,来验证其农业空间生产资本化特征,并探索其资本化模式表征及其空间性。
3 泰安市农业空间生产资本化特征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农业发展水平全国领先。泰安市位于山东省中部的泰山南麓,地貌类型多样(图 3),2018年城镇化率为61.87%,农作物种植结构与山东省水平基本一致,拥有一个国家5A级旅游景区,乡村旅游发展迅速,村庄多功能性特征明显。自2000年以来,泰安市农业空间生产资本化程度表征指标的单位面积农业产值逐年平稳增长,年均增速为8.19%,一定程度上能够表征多功能农村农业空间生产资本化的一般情况。
2000年以来,基础资本(第一重循环)整体呈下降趋势,其中,农业用地资本投入规模呈现平稳增长后快速下降态势,劳动资本投入规模快速下降,2010年后基本稳定在60—66万人,农业生产已脱离单纯靠一般性投入获取收益的阶段。增值资本(第二重循环)整体也呈现先增后降趋势,但拐点时间各不相同,机械化增值资本(农业机械总动力)、设施化增值资本(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生物技术资本中的(农用化肥和农药使用量)分别在2015年、2006年、2007年和2009年达到极大值后,开始稳中趋降,由于自然条件的承载力问题,当外在增值资本作用到一定程度后,也将无法通过单纯追加增值资本的方式实现农业生产的继续增值。社会共同消费(第三重循环)或成为投资新领域,乡村公路通车里程、村卫生室为代表的社会共同消费投资规模稳定提高,分别增加413 km和1065个。由上述资本投入过程来看,泰安市农业空间生产的基础资本和部分增值资本投入已达峰值,开始向新技术或组织新模式方面转移,整个农业空间生产的资本投入呈现由第一重经第二重向第三重循环转移的态势。
3.2 空间生产集中化2000—2018年,泰安市农业生产集中化现象突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农作物种植类型区域集中。为了便于资本的集约规模化投入以实现增值的高效化,空间相邻农业生产单元的种植结构类型渐次趋同,农作物种植种类呈现地域分工趋势。其中,棉花、油料、蔬菜作物的种植分别集中在宁阳县、新泰市和岱岳区。粮食作物的种植逐渐向东平县、宁阳县集中,两县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占全市的比例由34.68%升至47.39%;水果、油料作物的种植向新泰市集中,两种作物种植面积的全市占比分别由8.64%和22.98% 升至26.76%和44.56%。
其次,农业生产空间载体区域集中。为实现资本的集约规模化投入,土地资本投入地理集中、地域产业分工现象渐次出现,农业生产呈现生产单位个体规模化和区域集中化特征。其中,个体规模化表现为家庭农场的迅速发展,家庭农场数量达3938个,其中,省级、市级示范家庭农场140家,全市土地流转面积达164.35万亩,占农业承包地面积的35.62%。农业生产区域集中化表现为农业生产显现出由中心城区向郊区市县集中转移态势,岱岳区、泰山区等中心城区农作物种植面积比重由39.11%下降至27.67%。
再次,农业生产增值资本区域集中。在农业生产方式和农业生产空间集中化的综合作用下,增值资本作用力也呈集中化态势。各区县增值资本投入由相对均衡向差异化发展,其中,生物技术资本投入向新泰市集中,新泰市农药资本投入量占全市的20.37%,占比提高了5.06个百分点。机械化资本投入向新泰市和宁阳县集中,两市县柴油使用量占全市的46.27%,提高了18.40个百分点;设施化资本投入向新泰市和岱岳区集中,两地塑料薄膜使用量占全市的72.88%,提高了26.25个百分点。
最后,农业资本投入开始显现向生产环节集中态势。为进一步提高产出效率、减少环节损耗,资本投入也开始沿产业链拓展,催生综合型农业企业,到2017年,泰安市规模以上农业龙头企业达960家,其中,国家重点龙头企业3家、省级35家。
3.3 组织分工专业化泰安市农业生产的基础和部分增值资本已达瓶颈,继续投入无法提高增值效益时,资本开始转向社会共同消费投入,开始注重培育专业化为代表的新生产方式或资本投入新模式。首先,组织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表现为农业生产合作组织数量规模不断扩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业生产性服务合作社分别达8337家和16365个,平均每个村约5个;类型丰富,涵盖农业、畜牧、林业、渔业、农机、供销、生产性服务等;品级较好,至2019年,共有561个合作社获评市级以上示范社荣誉称号,其中,国家级农业合作示范社26家。其次,生产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表现为专业村镇数量规模不断壮大,至2018年,拥有全国“一村一品”农产品专业村镇9个(5个村、4个镇),共覆盖160个村12.35万人,在专业村的带动下,逐渐形成了泰山茶、大樱桃和有机蔬菜等7大优势农业产业和76家“省级农业标准化基地”。
4 泰安市农业空间生产资本化模式通过农业空间生产资本化的作用逻辑过程可知(图 1),农业空间生产资本化模式是资本化过程条件和资本增值结果的综合表征,研究村级农业空间生产资本化模式,对解释基础经济空间格局形成机理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51]。
4.1 关键作用因子提取遵循农业空间生产资本化作用逻辑过程,从作用力、作用方式、载体特性、作用结果等四个维度出发,选择较易测度、影响显著的16个指标,构建作用因素指标体系(表 1)。调查显示,泰安市农业生产作用方式(农作物种植类型)有11类近80个品种,利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方法降维,得到粮食棉麻类、蔬菜瓜类、油料草药类、花卉水果类、烟叶茶叶类5大类农作物种植方式。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利用方差极大法,对具有潜在关联的因子进行旋转,提取能出反映原来绝大多数信息的4个主因子,参照主成分载荷,对主因子命名,分别为资本规模化因子、资本高效率因子、自然条件因子和市场区位因子。
资本规模化因子:主要作用要素是资本作用力,受基础资本和增值资本规模投入量影响。其中土地资本的规模化作用最明显,劳动资本和增值资本的规模化投入贡献也明显较大,以粮食棉麻类遍在型传统农作物种植为主,该类作物对自然条件和区位条件的要求相对较低,主要靠资本的规模化投入实现自身增值,往往只注重投入,而不注重产出效益。
资本高效率因子:主要作用要素是资本的集约化投入和资本的增值产出效果。其中,土地流转作为农业生产集中化代表、设施农业面积作为资本投入集约化代表,作用较为明显,以蔬菜瓜类现代设施农作物种植为主,通过资本集中化、集约化投入,追求并实现资本总量和效率的双重高效增值,因此农作物产值和单位面积产值作为资本增值产出效益代表,作用最为显著。
自然条件因子:主要作用要素是载体条件,受自然条件影响尤为明显。地形起伏度、交通运输条件和水源利用便利情况都对其有明显影响,以油料草药类作物种植为主,该类作物常被作用于受自然和生态条件制约明显、无法实现资本规模化和集约化投入的地区。
市场区位因子:主要作用要素是载体条件中的市场区位因子。城乡区位条件呈显著负相作用,以水果花卉、烟叶茶叶类对市场高度敏感的经济作物种植为主。
4.2 资本化模式识别农业空间生产资本化模式是资本作用于农业生产空间,资本增值结果的综合表达,不同村庄因农业空间生产资本化的条件不同,作用逻辑过程也不同,因此,其资本化模式也将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和差异性。基于上述四个关键综合作用因子,采用欧式距离平方和离差平方和法(ward法),对泰安市3281个村庄进行系统聚类,最终识别出4种典型农业空间生产资本化模式,综合考虑区位、地形、资本化程度、专业化、种植结构等因素,分别命名为近郊低山低资本利基模式、近郊平原高资本生产主义模式、远郊低山低资本传统农业生产模式、远郊山区高资本特色多种经营模式(图 4)。
近郊低山低资本利基模式。共440个村,特征如下:①地处市区周边泰山区、岱岳区的低山丘陵地区,地形起伏明显,为11.77,距市中心相对较近,平均距离为22.52 km。②资本投入相对较低,劳动资本、土地资本和增值资本平均投入量分别为611人/村、1677.75亩/村和40.68万元/ 村;资本增值效益全市最低,农作物产值为774.76万元/ 村;资本化程度较低,单位面积农业产值为0.45万元/亩。③种植结构为水果花卉、蔬菜瓜类特色型,花卉、水果作物种植总面积分别占全市的74.77%和29.78%,各村非粮食作物平均种植面积比例为46.12%。④该类模式村庄作用载体规模化的地理集中现象最突出,村庄耕地流转面积占农作物种植面积全市最高,比例达13.65%,受“市场区位因子”的影响明显,村庄功能以非农生产为主,凭借近邻中心城市的市场区位优势,以服务城市居民消费为主,生产观光花卉、绿化苗木、特色茶饮品等特色农产品,属于城郊利基型农业,是后生产主义和多功能农村发展的主要方向。
近郊平原高资本生产主义模式。共879个村,特征如下:①地处岱岳区南部、肥城市和宁阳县北部等广大平原地区,距市中心平均距离为39.32 km。②资本高投入,劳动资本、土地资本和增值资本平均投入量分别为855人/村、4195.11亩/村和97.86万元/村,均全市最高;资本增值效益全市最高,农作物产值为3260.50万元/村;资本化程度相对最高,为0.96万元/亩。③种植结构为蔬菜瓜类规模型,蔬菜、瓜类等传统经济作物种植总面积占全市的比重分别为66.14%和63.15%,各村非粮食作物平均种植面积比例为43.32%,农作物种植类型空间集中程度明显。④该类模式村庄载体条件最适宜农业生产,地形最为平坦,地形起伏度仅为8.52,沿大汶河两岸,水资源较为充沛,资本投入集中化、集约化程度最高,土地流转和设施农业面积相对最高,其中设施农业总面积占全市的70.51%。⑤生产专业化和组织专业化程度也最高,有6个村镇共93个村获得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称号,占泰安市“示范村镇”村总量的58.13%。2014—2018年市级以上农业生产合作示范社中,25%的村也都属于该类型。⑥该类型村庄受“资本高效率因子”影响明显,是泰安市现代化高效农业生产的主要区域,是生产空间资本化程度的最高体现,是泰安市生产主义农业的典型代表。
远郊低山低资本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共1407个村,特征如下:①地处新泰市、宁阳县西部、东平县和肥城市北部区域等低山丘陵地区,地形起伏度为12.43,距市中心相对最远,平均距离为56.89 km。②资本中投入,劳动资本、土地资本和增值资本平均投入量分别为570人/村、2342.24亩/ 村和55.72万元/村,全市居中;资本增值效益居中,农作物产值为992.95万元/村;资本化程度较低,为0.44万元/亩。③种植结构为粮食棉麻规模型,粮食棉麻、油料草药等作物种植面积全市占比分别为44.24%和40.30%,粮食作物各村平均种植面积比例为80.97%。④该类生产模式村庄受“资本规模化因子”影响明显,基础和增值资本相对投入较高,但设施化水平和村庄内部土地集中程度相对最低,不追求农业资本高效增值,主要承担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生产任务,是传统小农经济发展区。
远郊山区高资本特色多种经营模式。共555个村,特征如下:①地处岱岳区、肥城市、新泰市和宁阳县的广大山区,地形起伏度相对最大,为26.88,距市中心平均距离为44.36 km。②资本中投入,劳动资本、土地资本和增值资本平均投入量分别为623人/村、2192.20亩/村和53.34万元/ 村;资本增值效益居中,农作物产值为1145.19万元/村;资本化程度居中,为0.63万元/亩。③种植结构为多种特色经济作物混种型,茶叶、烟叶、水果、中草药等特色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全市占比分别为97.56%、79.71%、41.94%和37.91%,非粮食作物各村平均种植面积比例为49.31%。④该类生产模式村庄地处泰山山脉的山岭地区,受“自然条件因子”影响明显,空间上与其他三类模式村庄均有交叉,载体特性条件相对最差,地形条件最差,距离水源和国道距离最远,可利用地较少,不适宜种植大田作物,多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小规模耕地集中化,村庄平均土地流转面积260亩/村;为实现资本增值,单位面积投入相对较多的设施化增值资本,集约化水平相对较高;选择烟叶、蔬菜、花卉等特色适宜经济作物作为作用方式实现空间资本化,是一种对资本集约、高效利用的农业生产模式。
由于农业空间生产是对自然条件的再生产,受地表条件影响明显,研究泰安市上述四类农业空间生产资本化模式村庄的空间分布格局发现,其空间性也表现出类一定的规律(图 5),具体有两点发现:
第一,农业空间生产资本化模式空间上以中心城区为圆心,各模式呈半圆形圈层结构依次向南拓展;受自然条件扰动作用,远郊山区高资本特色多种经营模式与其他模式在空间上有所交织。
第二,农业空间生产资本化特征的空间分布格局从中心向外围也呈现出一定规律性:①农业空间生产资本化程度呈现“弱—强—渐弱”格局。②农作物种植结构呈现“自由式都市经济作物—高效设施传统经济作物—多种特色经济作物—传统粮棉作物”格局。③农业空间生产资本化的集约化、集中化和专业化三重特征也呈现“弱—强—渐弱”格局。
5 结论与讨论(1)在系统梳理农村研究发展阶段的基础上,聚焦农业生产,引入“空间的生产”理论,从资本“三重循环”视角,提出了农业空间生产资本化的逻辑表达,构建了资本驱动下的农业空间生产资本化的作用逻辑过程,从资本的本质出发,归纳出农业空间生产资本化的资本投入集约化、空间生产集中化、组织分工专业化等三重特征。
(2)以泰安市域为案例地,以村庄为最小研究单元,发现其农业空间生产行为表现出农业空间生产资本化的三重特征,并从农业空间生产资本化作用逻辑过程出发,提炼出四类农业生产空间资本化综合作用模式,分别为近郊低山低资本利基模式、近郊平原高资本生产主义模式、远郊低山低资本传统农业生产模式、远郊山区高资本特色多种经营模式。
(3)泰安市农业空间生产资本化模式表现出明显的空间规律性,以中心城区为起点,圈层式向外围拓展,农业空间生产资本化程度和三重特征都呈现出“弱—强—渐弱”的非对称倒“U”型格局。
我国农村发展已进入多功能阶段,将“空间的生产”和资本的“三重循环”理论引入农业生产研究,拓展了农村研究的新视角。以我国传统农区具有多功能性特征的泰安市为例,发现其具有农业空间生产资本化的三重特征、四类综合作用模式,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空间的生产”和资本“三重循环”理论在农业生产研究中的适用性。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产业振兴,农业作为乡村生产的最基本功能,从空间的生产作用逻辑研究农业资本的循环过程,识别出具体发展模式,可根据其要素和生产条件作用机理,分类指导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和优化空间利用方式,提升农业空间生产的集约化、集中化和专业化程度,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农村多功能有机融合;有利于指导村庄产业发展规划编制,为乡村振兴战略在村级层面精准施策提供依据和决策参考。
山东省泰安市位于我国东部较发达省份,且自然地理条件复杂,其研究结果不能完全涵盖并阐释我国农业空间生产资本化模式的一般性特征,四类模式是否具有代表性,后续将开展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此外本文在阐述农业空间生产资本化逻辑过程时,未考虑外部相关利益主体因素,后续研究也将进行深入研究。
[1] |
王鹏飞. 论北京农村空间的商品化与城乡关系[J]. 地理学报, 2013, 68(12): 1657-1667. [Wang Pengfei. A study on commodification in rural spac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Beijing city[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68(12): 1657-1667. DOI:10.11821/dlxb201312006] |
[2] |
Woods M. Rural Geography[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5: 51.
|
[3] |
Henri L.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Oxford: Blackwell Ltd, 1991: 86-87.
|
[4] |
庄友刚, 仇善章. 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 关于空间生产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话语[J]. 山东社会科学, 2013(2): 33-37. [Zhuang Yougang, Qiu Shanzhang. Capital patialization and space capitalization: Post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sm discourse on space production[J].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2013(2): 33-37. DOI:10.3969/j.issn.1003-4145.2013.02.007] |
[5] |
姚新立. 资本空间化的历程与现状——一种对《资本论》的当代解读[D]. 兰州: 兰州大学, 2013: 76-77. [Yao Xinli. The Process and Statues of Capital Spatialization: A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of "Das Kapital"[D]. Lanzhou: Lanzhou University, 2013: 76-77.] https://d.wanfangdata.com.cn/thesis/D338278
|
[6] |
Healey M, Ilbery B W.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M]. Norwich: Geo Books, 1985: 56.
|
[7] |
Ilbery B, Bowler I. From Agricultural Productivism to Post-productivism[M]//Ilbery B, Brain W. The Geography of Rural Change. London: Longman, 1998: 57-84.
|
[8] |
朱文哲. 农业专业化生产时空演变研究——以河南省周口市蔬菜种植专业村为例[D]. 开封: 河南大学, 2015: 23-25. [Zhu Wenzhe. The Research of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Agricultural Speci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Vegetable Specialized Villages of Zhoukou in Henan Province[D]. Kaifeng: Henan University, 2015: 23-25.] https://d.wanfangdata.com.cn/thesis/D761336
|
[9] |
陈秋珍, John Sumelius. 国内外农业多功能性研究文献综述[J]. 中国农村观察, 2007(3): 71-79, 81. [Chen Qiuzhen, John Sumelius. Summary of viewpoints in domestic and oversea resenrch into agriculural multifunctionality[J]. China Rural Survey, 2007(3): 71-79, 81.] |
[10] |
吴玉鸣. 中国区域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弹性测算——基于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的实证[J]. 中国农村经济, 2010(6): 25-37, 48. [Wu Yuming. Estimation of input-output elasticity of region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actors in China: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0(6): 25-37, 48.] |
[11] |
曹跃群, 蒋为, 张卫国. 农业资本投入的空间差异及成因——基于空间计量视角[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1, 33(5): 60-68. [Cao Yuequn, Jiang Wei, Zhang Weiguo. Spatial differences and causes of the agricultural capital input: From spatial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Shanxi Fin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2011, 33(5): 60-68.] |
[12] |
李二玲, 胥亚男, 雍雅君, 等. 农业结构调整与中国乡村转型发展——以河南省巩义市和鄢陵县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5): 698-709. [Li Erling, Xu Yanan, Yong Yajun, et al. Agricultur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Taking Gongyi city and Yanling county as examples[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8, 37(5): 698-709.] |
[13] |
高军波, 韩勇, 喻超, 等. 河南省县域农作物生产空间格局演变及专业化分区研究[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9, 40(7): 152-163. [Gao Junbo, Han Yong, Yu Chao, et al. Spatial evolution and specialization division of county crops production in Henan province[J].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19, 40(7): 152-163.] |
[14] |
Braun YA, McLees LA. Space, ownership and ine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ourism in the Highlands of Lesotho[J].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12, 5(3): 435-449. DOI:10.1093/cjres/rsr039 |
[15] |
Toshio K. The commodification of rurality and its sustainability in the jike area, Yokohama city, the Tokyo metropolitan fringe[J]. Geographical Review of Japan Series B, 2010, 82(2): 89-102. DOI:10.4157/geogrevjapanb.82.89 |
[16] |
张娟, 王茂军. 国内外农村空间多元化研究热点识别与推移[J]. 地理科学进展, 2016, 35(6): 779-792. [Zhang Juan, Wang Maojun. Identification and change of research hotspots on rural space diversification[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6, 35(6): 779-792.] |
[17] |
Dahms F. The greying of south Georgian bay[J]. The Canadian Geogapher, 1996, 40(2): 148-163. DOI:10.1111/j.1541-0064.1996.tb00442.x |
[18] |
Nagatada T.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sunflowers as amenity crops in a Japanese countryside[J]. Geographical Review of Japan Series B, 2010, 82(2): 78-88. DOI:10.4157/geogrevjapanb.82.78 |
[19] |
Takaaki N. Commodification of rural space and changes in the main varieties of paddy rice in the Tohoku region[J]. Geographical Review of Japan Series B, 2010, 82(2): 49-59. DOI:10.4157/geogrevjapanb.82.49 |
[20] |
张娟, 王茂军. 北京市休闲型乡村时空修复与潜在风险——以莲花池村为例[J]. 人文地理, 2020, 35(5): 69-76. [Zhang Juan, Wang Maojun. Spatio-temporal fix and potential risks of leisure villages in Beijing: A case study on Lianhuachi village[J]. Human Geography, 2020, 35(5): 69-76.] |
[21] |
樊立惠, 王鹏飞, 王成, 等. 中国农村空间商品化与乡村重构及其研究展望[J]. 地理科学, 2019, 39(2): 316-324. [Fan Lihui, Wang Pengfei, Wang Cheng, et al. Commodification of rural spaces and rural restructuring and their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in China[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39(2): 316-324.] |
[22] |
姚娟, 马晓冬. 后生产主义乡村多元价值空间重构研究——基于无锡马山镇的实证分析[J]. 人文地理, 2019, 34(2): 135-142. [Yao Juan, Ma Xiaodong. Study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multi-value space in post-productivist countryside: A case study of Mashan town in Wuxi[J]. Human Geography, 2019, 34(2): 135-142.] |
[23] |
Wilson G A. From productivism to post-productivism … and back again? Exploring the (un)changed natural and mental landscapes of European agriculture[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01, 26(1): 77-102. DOI:10.1111/1475-5661.00007 |
[24] |
Potter C, Tilzey M. Agricultural policy discourses in the European post-fordist transition: Neoliberalism, neomercantilism and multifunctionality[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5, 29(5): 581-600. DOI:10.1191/0309132505ph569oa |
[25] |
Eupen M V, Metzger M J, Pérez-Soba M, et al. A rural typology for strategic European policies[J]. Land Use Policy, 2012, 29(3): 473-482. DOI:10.1016/j.landusepol.2011.07.007 |
[26] |
Chao F. The evaluation of rural territorial functions: A case study of Henan, China[J]. Journal of Resources and Ecology, 2017, 8(3): 242-250. |
[27] |
Tan X L, Ouyang Q L, An Y, et al. Evolution and driving forces of rural functions in urban agglomer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ChangZhu-Tan region[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9, 29(8): 1381-1395. DOI:10.1007/s11442-019-1665-3 |
[28] |
李平星, 陈雯, 孙伟. 经济发达地区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以江苏省为例[J]. 地理学报, 2014, 69(6): 797-807. [Li Pingxing, Chen Wen, Sun Wei.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territorial multifunctions in developed regions: A case study of Jiangsu province[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6): 797-807.] |
[29] |
安悦, 周国华, 贺艳华, 等. 基于"三生"视角的乡村功能分区及调控——以长株潭地区为例[J]. 地理研究, 2018, 37(4): 695-703. [An Yue, Zhou Guohua, He Yanhua, et al. Research on the functional zoning and regulation of rural areas based on the production-lifeecological function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Changsha-Zhuzhou-Xiangtan area[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4): 695-703.] |
[30] |
王成, 李颢颖.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概念性认知及其研究框架[J]. 地理科学进展, 2017, 36(8): 913-923. [Wang Cheng, Li Haoying. Conceptual and research frameworks of rural production space system[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7, 36(8): 913-923.] |
[31] |
杨忍. 广州市城郊典型乡村空间分化过程及机制[J]. 地理学报, 2019, 74(8): 1622-1636. [Yang Ren.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mechanisms of typical rural areas in the suburbs of a metropolis: A case study of Beicun village, Baiyun district, Guangzhou[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74(8): 1622-1636.] |
[32] |
韩勇, 余斌, 朱媛媛, 等. 英美国家关于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新近研究进展及启示[J]. 经济地理, 2016, 36(7): 19-26, 37. [Han Yong, Yu Bin, Zhu Yuanyuan, et al. Recent research progress and inspiration on lefebvre's production of sp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ngland[J]. Economic Geography, 2016, 36(7): 19-26, 37.] |
[33] |
殷洁, 罗小龙. 资本、权力与空间: "空间的生产"解析[J]. 人文地理, 2012, 27(2): 12-16, 11. [Yin Jie, Luo Xiaolong. Capital, power and space: Decoding "Production of space"[J]. Human Geography, 2012, 27(2): 12-16, 11.] |
[34] |
叶超, 柴彦威, 张小林. "空间的生产"理论、研究进展及其对中国城市研究的启示[J]. 经济地理, 2011, 31(3): 409-413. [Ye Chao, Chai Yanwei, Zhang Xiaolin. Review on studies on 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J]. Economic Geography, 2011, 31(3): 409-413.] |
[35] |
李小建, 罗庆, 樊新生. 农区专业村的形成与演化机理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09(2): 71-80. [Li Xiaojian, Luo Qing, Fan Xinsheng. A study on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specialized rural villages[J]. China Soft Science, 2009(2): 71-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