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空间和制度的特殊性，通常使城乡结合部成为经济发展的灰色地带，以及人居环境建设的滞后区域。经济活动混合多元是城乡结合部的重要特征，它既能增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服务城市需求，但也经常出现非正规经营，产业低效落后，环境外部性等问题^[1-3]。城市化和郊区化使大量人口汇聚城乡结合部^{[4, 5]}，人口倒挂严重，环境卫生条件较差，软硬基础设施落后，空间治理缺位等是城乡结合部地区人居环境较为常见的状况^[6-8]。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协调互动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9]。城乡结合部的人居环境和经济系统相对更脆弱，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较低^[10]，促进两个系统协调发展的难度更大。

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时提出“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以下简称“疏解”），要求北京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提高基础设施建设质量和城市环境管理能力^①。此后，“疏解”成为北京市治理“大城市病”，实现内涵集约和区域协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主要路径。北京市城乡结合部的经济活动同样具有产业层次低，经济效益小，环境成本高等特征，更是流动人口分布的绝对集中区域^[4]。从人居环境角度看，此区域支撑性公共服务设施少，敏感性基础设施多，生态环境脆弱，是城市发展的“杂物间”^[7]。在“疏解”过程中，城乡结合部的人居环境和经济系统都会受到较大影响。

人居环境科学最早由建筑学家Doxiadis提出^[11]，并被吴良镛先生引入中国^[12]。近年来，针对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的协调性问题，国内外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协调水平的时空格局演化和机制分析等方面^[13-16]，并延伸出人居环境与城市化、产业发展、社会交往或气候变化关系等议题的讨论^[17-20]。研究尺度覆盖了：宏观——区域环境生态效应，中观——城市人居环境时空分异和机制优化，微观——社区居住环境综合评价与演化^[21-23]，但以城乡结合部为对象的研究较少。方法上以传统的确定性数学方法为主^[24]，较难适应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和复杂性等特点。

因此，本文以北京市朝阳区的城乡结合部为例，选取2010—2019年时间段，剖析本地区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协调水平变化的时空间特征及原因。文章将现有关于人居环境研究的理念和方法引入城乡结合部这一特殊的地理空间，以期拓展城乡结合部的研究问题。结合北京市城乡结合部发展的政策背景，分析评价“疏解”等特大城市治理政策对于区域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的影响。为充分考虑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等特点，借鉴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改进现有分析方法，定义回归系数区间，构建不确定性数学模式对协调水平进行计算和分析。

2 研究方法与研究区域 2.1 研究假设

人居环境与经济是两个相对独立又关系密切的系统，根据现实中二者的差异化发展水平，可以组合产生4种状态^[13]，并作出如下假设（图 1）。理想状态A，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协调水平高，两者都得到了较好的发展，这是城乡结合部治理追求的目标。大部分城乡结合部由于流动人口聚集，非正规经济或城市附属的高耗低效产业的发展，经济系统尚且活跃但人居环境改善滞后，即处于状态B。还有少部分城乡结合部处于状态C或D，状态C不仅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居环境质量也差，二者呈现低效率的一致性，是最差的状态。状态D的协调水平同样较低，其经济系统发展滞后于人居环境。推动状态B、C、D向状态A演进，实现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是促进城乡结合部可持续发展的主要路径。

2.2 指标体系构建

指标体系是评价与分析的前提，根据吴良镛等学者的定义，人居环境可以细分为“居住、支撑、自然和社会”四个子系统^{[25, 26]}。在此基础上，本文遵循系统的综合性与复杂性，指标的代表性、可操作性和区域性等原则，参考相关研究的指标体系设计^[27-29]，将人居环境及经济系统都分别划分为四个二级指标，并进一步细分为38个三级指标（表 1）。乡村社区卫生服务站（A25）和村卫生室（A26）是最基层的医疗组织，其服务范围明确但功能略有差异，故都纳入指标体系；累计新增绿化面积（A31）和年重度以上雾霾天数（A36）等指标使用的是区级数据；人口倒挂比（A43）是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之比，这与城乡结合部的社会治安特点有关^[7]。主要产业产值（B11）是第二和第三产业产值之和，一是因为存在严重的数据缺失问题，二是研究区域的第一产业产值占地区经济总量的比值很低，故第一产业产值可以忽略。农村区级财政收入（B24）是各乡税收的区级留成部分；第三产业产值比（B33）是第三产业产值占主要产业产值的比重。

2.3 计算方法 2.3.1 熵权法

熵是用来表征系统的无序程度，指标的熵值越小，说明携带的信息越多，在系统中就应当拥有更大的权重，反之亦然。熵权法可以克服AHP的主观性以及复杂巨系统中因指标过多带来的重复性，适用于客观数据及多元指标的综合评价^[30]。本文选择min-max标准化进行无量纲处理，通过平移一个微小量（1×10^-10）避免极端值出现，进而计算指标比重、信息熵值、差异系数及指标权重，获得系统综合评价得分。

2.3.2 协调水平模型

在不确定性数学模型中，需先明确两系统在某时期的协调水平状态值（即系统间的模糊协调程度）。引入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对两个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进行计算分析，建立状态协调函数V(f, g)：

其中，V(f, g) 表示系统f相对于系统g的状态协调水平，F_f表示系统f对系统g的实际值，F′表示系统g要求系统f的协调值，S²表示系统f的实际方差。理想状态下，两系统同步发展即为协调，即系统f的得分为K时，系统g得分也应为K。在不确定性的特点下，当回归系数为0.9—1.1时，可认为两系统就处于较好的协调状态。据此确定F′的值，即如果系统g评价指数为K时，要求系统f评价指数应当处于(0.9—1.1) K。通过状态协调水平V(f, g)，可以对系统间协调水平进行评价。

其中，D表示两系统的协调水平，V(f, g) 与V(g, f) 的值越接近，D值越接近1，说明两系统间的协调水平越高。

2.3.3 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分析是计量地理学中重要的方法，既可以单独用于空间关联分析，也可以用于基于空间抽样建模的辅助分析^[31]。空间自相关的测度有多种，如Moran指数、Geary系数、Ripley指数和G统计量等，其中Moran指数用于判断一个空间总体的内部要素是否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取值介于[-1, 1]，大于0表示正相关，小于0表示负相关，等于0表示不相关。G统计量主要用于局部集聚分析，显著的Z正值表示高观测值的区域单元趋于空间集聚，而显著的Z负值表示低观测值的区域单元趋于空间集聚。上述两个指标都可以运用ArcGIS的空间统计工具进行计算。

2.3.4 因子探测器

因子探测器是地理探测器的一种^[32]，可用于研究系统内部某因素（自变量X）对系统协调水平（因变量Y）的影响，从而分析X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Y的空间异质性，具体公式：

其中，N与N_i分别表示整个区域与次级区的样本数，m为因子X的分层，σ²与σ_i²分别表示整个区域与次级区域因变量的方差。q的取值范围[0, 1]，q值越大，说明自变量X对因变量Y空间分异的解释力越强。

2.4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并将朝阳区19个乡组成的区域视为城乡结合部^[7]，即北京市中心城区边界以东，两道绿化隔离带之间的城乡混合地区（图 2）。行政区划：2018年，19个乡辖144个行政村，225个社区；人口构成：常住人口175万，其中户籍人口75.7万，流动人口99.3万，人口倒挂比约1.33，户籍城市化率为87.8%；经济发展：第一、二、三产产值比为0.05：20.21：79.74，集体资产总额在100亿以上的乡有8个，50—100亿的乡有4个，其余乡的集体资产都在50亿以下；土地利用：此区域的城乡土地混合特征比较明显，且“疏解”任务较重^②。综合地理空间，行政与规划管理及经济社会状况，该区域具备典型的城乡结合部特征，选择其作为研究对象具有典型性与合理性。

研究数据来源主要包括《朝阳区统计年鉴（2010—2020）》、《朝阳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0—2020）》、《朝阳农村地区经济数据（2013—2020）》等，针对少量数据缺失和异常值问题，本文的处理方法包括平均值填充、热卡填充和回归，其影响可忽略。

3 实证分析 3.1 协调水平时空间特征 3.1.1 变动轨迹

整体上，朝阳区城乡结合部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的协调水平有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从2010年的0.2—0.4，增长到2017年的0.6—0.9，又调整至2019年的0.6—0.8（图 3）。以2015—2016年协调水平是否发生明显下降为依据，19个乡可以分为A、B两组。A组的协调水平在2010—2014年整体相对略高但上升速度较慢，并在2015—2017年陆续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图 3红色系），此后整体有收敛趋势，如东风、南磨房和管庄等，空间上主要分布于邻近市中心或东长安街延长线附近。B组的协调水平在2010—2016年平稳上升，2017年以后下降明显（图 3蓝色系），如金盏、孙河和黑庄户等，空间上主要分布于远离市中心的城市边缘区。累计增量是2019年与2010年的协调水平差值，可以看出，东长安街延长线附近的平房、管庄和黑庄户等乡，协调水平上升的幅度较大。

对比上述两组乡的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综合评价得分（图 4）。可以发现，2010—2019年，两组乡的人居环境评价得分均稳步上涨，并未出现明显分异，且2014年以后，评价得分的上涨速度有所加快，表明该区域人居环境质量在此期间得到了更快的改善。同期，经济系统评价得分虽然整体上也有很大提升，但年度变化较为复杂，两组乡出现明显分异。2010—2013年，两组乡的经济系统评价得分都有一定程度上涨，且一直高于人居环境；2014—2016年，A组的经济系统评价得分陆续出现下降，并被人居环境反超，B组的经济系统评价得分则直到2016—2017年才出现明显下降；2017年以后，两组乡的经济系统评价得分恢复上涨，但整体都低于人居环境，B组的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得分差距更大。

3.1.2 空间格局

2010—2019年，协调水平的空间格局呈现出“中心高—边缘低”到无序分布，再到“中部高—边缘低”的演变过程（图 5）。2010—2013年，靠近市中心的乡的协调水平相对较高，如太阳宫、将台、东风和南磨房等；远离市中心的乡的协调水平相对较低，如孙河、常营、豆各庄和小红门等，呈现出“中心高—边缘低”的空间格局。2014—2017年，协调水平倾向于无序分布，空间规律性不强。到2019年，区域中部或东长安街延长线附近的南磨房、高碑店和管庄等乡的协调水平相对较高，整体出现“中部高—边缘低”的空间格局。

根据协调水平的空间指数分析结果（表 2），2010年，莫兰指数显著为正，存在空间正相关，但G统计量不显著，未出现高值或低值聚集现象。2011—2017年，莫兰指数不显著，空间分布规律性不强，聚集性不明显。2018—2019年，莫兰指数显著为正，存在空间正相关，G统计量显著为正，说明存在一定的高值聚集现象。结合协调水平的方差可以看出，各乡之间的协调水平差距整体上呈现出先增后减的特点，2019年的方差显著低于其他年份。综合来看，2010—2019年，协调水平经过一定的动态调整，空间均衡性有所提升。

3.2 协调状态演变

从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协调状态的演变过程来看，整体呈现出从人居环境滞后（状态B）过渡到经济系统滞后（状态D）的趋势。具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图 6）：第一阶段（2010—2013年），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的评价得分都相对较低，协调水平虽然有上升趋势，但协调状态仍处于人居环境滞后于经济系统的状态B。第二阶段（2014—2016年），人居环境质量提升速度加快，经济发展水平出现不同程度的波动，两系统评价得分的差距减小，协调水平快速上升，协调状态向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状态A演进。第三阶段（2017—2019年），人居环境评价得分逐渐超过经济系统，协调水平小幅下降，协调状态也出现了向经济系统滞后于人居环境的状态D演进的趋势。2010—2017年，朝阳区城乡结合部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协调状态的演变路径符合研究假设，这有利于提高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但协调水平随后出现的下降趋势也需要及时关注。

3.3 协调水平主导因子

采用熵权法探测内部因子对协调水平的影响，选择综合评价中权重大于上四分位数的指标：A22、A24、A25、A28、A33、A43、B14、B21、B23、B41，作为地理探测器的探测因子。计算获得协调水平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表 3），10个因子在三个代表年份中表现出对协调水平的空间分异具有不同置信水平的显著性影响。以p值小于0.05为标准，识别出A22（路网密度）、A25（乡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医疗床位数）、A28（公办农村小学师生比）、A33（水冲式卫生厕所农户比例）；B14（集体经济收入增速）、B23（单位工业产值水耗）、B41（农民人均劳动所得），这7个指标对协调水平的空间分异有显著且重要的影响。

3.4 驱动力分析 3.4.1 城乡基础设施加快建设

2010—2019年，朝阳区城乡结合部人居环境的整体质量提升明显。基础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是提升人居环境质量的关键。具体来看，路网密度，乡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医疗床位数，公办农村小学师生比和水冲式卫生厕所农户比例等指标在人居环境综合评价中具有较高权重，也是解释协调水平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从区域发展政策角度进行分析，2010年初，包括朝阳区城乡结合部的西店和官庄等邻近东长安街延长线的村庄，被列入北京市推出的50个重点村整治计划。2012年，北京市提出建设通州副中心，东长安街延长线作为重要连接通道，成为环境建设和景观提升的重点。2014年“疏解”政策提出后，全市范围内启动了规模巨大的系列人居环境改善项目^④，本地区的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因此得到了较大改善。2017年起，市区两级政府又继续推出“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计划，城乡结合部综合整治及美丽乡村等多个项目^⑤，为区域人居环境改善提供了持续的动力。

2012年，重点村的拆除整治任务基本完成，涉及到的少部分地区的人居环境得到优先改善。2014—2019年，朝阳区城乡结合部以产业项目和居住组团周边为重点，加快推进城乡交通、环境保护、教育与卫生等基础和公服设施建设，完成建设各级各类道路39.4 km。试点开展了798处“厕所革命”，取缔1306处地戳式垃圾站（垃圾大箱），建成17座垃圾中转站，实现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全覆盖，10个环境重点乡59个环境建设项目全部建成。新开学20所幼儿园、11所中小学，落地运营朝阳医院常营院区等一批优质医疗资源，乡村社区医疗条件大幅改善，南磨房、太阳宫和来广营等创建国家卫生乡完成验收。基础与公服设施建设不断完善，人居环境质量明显提升，为本地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基础。

3.4.2 集体经济经历转型困难期

2010—2019年，朝阳区城乡结合部的经济系统调整幅度较大，尤其是在2014—2017年期间，大部分乡的经济系统综合评价得分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震荡。集体经济发展状况是促使本地区经济系统动态调整的关键。具体来看，集体经济收入增速，农民人均劳动所得，以及单位工业产值水耗等指标不仅在经济系统综合评价中具有较高权重，也是解释协调水平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集体经济是朝阳区城乡结合部经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以前，朝阳区集体经济政策的重点是推进三资改革^⑥，“疏解”政策提出后，朝阳区针对城乡结合部的经济发展，重点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集体产业用地管理等相关工作。本地区集体经济由于产业相对低端，生产活动高耗低效等特征，是“疏解”的首要对象，集体经济组织收不抵支，乡级资产负债率高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

2012年，朝阳区被评为国家级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示范县（区），集体经济实力较强。2014—2019年，本地区拆迁腾退3000多万平米，低次级产业项目清退和批发市场关停拆除后，集体经济的租金收益大幅下降，随着拆迁腾退、绿化建设、环境整治以及村民保障等项目支出费用上升，2019年收不抵支的村庄达42个，占村庄总数的27.5%，平房和黑庄户等乡集体经济组织出现较大的资不抵债风险。2010—2019年期间，地区多项经济发展规划目标也未完成，以“农村集体经济总收入年均增速”为例，“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的规划目标分别为10%和6%，而实际完成情况只有8.4%和1.9%。集体经济经历转型升级困难期，发展面临短期困难，从而造成经济系统的动态调整。

3.4.3 “疏解”政策的影响过程

“疏解”及相关政策对于朝阳区城乡结合部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协调水平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疏解”政策的重点包括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以及提升区域人居环境和发展水平。一方面，城乡结合部原有高耗低效或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经济活动和产业项目在“疏解”政策下必须疏解腾退，区域经济发展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和困难，因此各乡的经济系统评价得分在2014—2017年陆续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另一方面，疏解腾退存在环境负外部性的经济活动会同时促进区域人居环境的改善，且此区域由19个乡级单位构成，行政管理上都归属于农村地区，人居环境整治统筹实施较为明显，这使得各乡的人居环境质量在2014年以后提升较快且差距较小。

其次，“疏解”政策的影响在空间上出现了分异，靠近市中心或邻近东长安街延长线的乡，更早地受到“疏解”政策的影响，出现经济系统的波动。说明在北京的城市空间中，“疏解”政策的执行是由内向外和重点区域优先的顺序，尤其是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可以认为，“疏解”及相关政策对本地区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协调水平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提高城乡结合部地区基础设施承载能力，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和生态环境建设，提升产业能级和优化产业空间结构，短期内使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的协调水平发生较大波动，随着人居环境改善幅度的增大，协调水平由于经济系统滞后开始出现下降趋势。

4 结论与讨论

城乡结合部通常拥有混合多元的经济活动，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等人居环境条件相对较差，北京市的城乡结合部亦存在类似问题。相比于城市和乡村地区，协调城乡结合部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的紧迫性更高，难度更大，但既往研究较少关注这一问题。本文以北京市朝阳区城乡结合部为例，对本地区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的协调水平进行分析。研究发现：2010—2019年期间，朝阳区城乡结合部人居环境的整体质量提升明显，城乡基础与公服设施建设不断完善；经济系统动态调整，集体经济经历转型困难期。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协调水平经历了从“中心高—边缘低”到“中部高—边缘低”的演变过程，空间均衡性得到提升。协调状态呈现出从人居环境滞后过渡到经济系统滞后的演变过程，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有所增强，但经济系统滞后造成协调水平下降的趋势需要及时关注。

北京市2014年起执行的“疏解”及相关政策致力于解决“大城市病”，追求区域可持续发展，城乡结合部在“疏解”过程中首先受到影响。研究发现，“疏解”政策对于本地区人居环境和经济系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短期内使协调水平发生了较大波动，且“疏解”政策的影响具有由内而外和重点区域优先的空间先后顺序。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城乡结合部的经济发展往往需要环境建设做出更多让步，当“疏解”等超大城市治理政策同时作用于区域人居环境和经济系统，二者之间会产生更为复杂的相互影响，篇幅所限，本文尚未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疏解”仍是本地区未来发展的重要任务，建议在持续完善基础与公服设施建设，提升人居环境质量的同时，兼顾地区经济发展需求，加大对集体经济发展的支持，切实提高农民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推进城乡结合部城市化建设，促进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

当然，本文亦存在一些不足。首先，针对研究区域的代表性问题，北京市朝阳区的城市化水平较高，城市建设和环境管理水平也优于全国其他大部分城乡结合部地区，其他城市城乡结合部的情况需要具体分析。其次，本文的定量方法偏向于客观，暂未考虑“人”对于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的主观性偏好和需求，人的主观评价对于本研究关注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期望未来能利用问卷或访谈等手段，获取居民满意度等信息，对研究结果进行检验。

注释：

① 详见：新华网.习近平在北京考察就建设首善之区提五点要求[EB/OL].(2014-02-26)[2021-03-21].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2/26/c_119519301_3.htm.

② 在全市的“疏解”计划中，朝阳区承担的多个专项任务量全市最重，如到2035年要实现城乡建设用地净减量约71km²，而减量任务绝大部分又会落实到城乡结合部地区。

③ 土地利用现状是根据《朝阳分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2017—2035年）》的相关图件改绘。

④ 详见：《北京市城乡结合部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年）》 [京政办发〔2015〕54号]等政策文件，其中重点提出朝阳区来广营等6个试点乡的城市化建设任务。

⑤ 详见：《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组织开展“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2017—2020年）的实施意见》 [京政发〔2017〕8号] 等政策文件，其中明确提出要有效提升区域人居环境和发展水平。

⑥ 2012年，朝阳区出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工作的意见》 [朝政发〔2012〕8号]等集体三资管理的“1+7”系列政策文件，重点推进集体经济“三资”管理工作。

致谢: 感谢北京大学刘涛老师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给与的重要帮助，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