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黄河流域横跨东中西三大板块，自然资源丰富，人口分布密集，是我国北方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与经济地带，对于稳定国民经济发展、巩固生态安全具有深刻意义^[1]。相较于其他战略区域，黄河流域东西经济差距悬殊，环境问题突出，河道阻塞、洪水泛滥等问题导致区域发展失衡现象较为严重，如何稳步推动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发展引起沿黄各地政府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发展区域的层面^[2]。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不断深入，城市群经济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这意味着城市群在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2020年1月，中央对沿黄7大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做出重大部署，更深入强调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故此，以城市群作为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对于实现区域经济提质增效、改善流域生态环境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高质量发展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发展模式由速度至上向质效优先转变，更加强调区域协调、经济健康、社会安全、资源环境可持续的发展方向。认清区域经济发展新形势的关键在于挖掘区域协调发展新思路。高质量发展作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路径，已成为各领域的关注热点，现有研究可归类为本质内涵、评价体系构建和区域时空演化等方面。①本质内涵方面，国外研究多从经济视角探究高质量发展^{[3, 4]}，但对高质量发展定义较为模糊，主要围绕与之相近的绿色发展开展理论探索，包括理论假设、思想路线、发展方式、系统协调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概念理论关系^{[5, 6]}；国内学者在绿色发展研究的基础上，对高质量发展内涵进一步充实丰富，不仅涵盖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率问题^[7]，同时涉及到社会、生态、民生等多维度要求^[8]。②评估体系构建方面，国外学术领域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科学评价模型，包括DPSIR评价模型^[9]、三系统模型^[10]等得到广泛应用；国内有关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的构建主要围绕新发展理念，如李梦欣、任保平通过构建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对其内部经济运行过程、动力转换、形态演进以及结构调整等进行评估，探索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实施路径^[11]。少数文献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12]、区域协调发展^[13]以及发展基础—发展途径—发展目标^[14]等角度进行研究。③区域高质量发展时空演化方面，当前的研究多从省份、城市角度进行探讨，如高志刚等研究发现中国沿边省区高质量发展整体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协调一致，但整体呈“东高西低”格局^[15]；汪侠等认为长江经济带108座城市经济高质量水平的优化源于技术进步提升，经济质量高值区呈现出以长中游与长三角为核心的“双中心”俱乐部集聚特征^[16]；徐辉等以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安全为突破口，科学阐释了高质量发展内涵，并发现黄河流域整体“东西高、中部低”特征减弱，均衡化趋势显著^[2]。当前城市群角度的高质量发展研究较为缺乏，充分利用城市群的规模效应与辐射效应，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满足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至关重要^[17]。

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持续推进，对城市群空间格局、城市联系以及城市发展起到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但由于沿黄地区城市群间生态条件与社会经济发展层次各异，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非均衡特征较为明显，经济质量低下、环境形势严峻和城乡一体化受阻等问题突出。鉴于此，科学评估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识别空间异质性的影响因素，对于提升黄河流域整体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积极作用。本研究基于现阶段黄河流域的发展需要，从复合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定义“经济—环境—社会”三维度的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内涵，借助熵权—TOPSIS、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剖析黄河流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整体水平、时空演变特征和驱动因素，为促进黄河流域协调发展，提升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提供参考依据。

2 复合生态系统与城市高质量发展

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围绕经济、社会和环境三系统间关系展开，各系统间通过能量流动、物质交换与信息传播等方式进行交流与超循环，形成更高层次的耦合系统^[18]。城市作为经济高度活跃、人口活动集中的核心空间，也是周边地区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要素集聚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紧密联系形成复杂网络结构，涵盖经济系统、环境系统和社会系统，三大系统互为因果、相互作用，同时三系统对外开放，与外部环境密切交流。城市高质量发展集经济、环境和社会于一体的系统特征日渐明晰。超越了经济发展、资源环境的零和关系，通过能源节控、防污减排等手段加强环境保护力度，推动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同时，高质量发展是在经济—环境耦合条件下，坚持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理念，以提高人居环境、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基本导向，建立健全就业机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进民生工作优质均衡发展。因此，从复合生态系统角度诠释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科学性与前瞻性，逐渐摆脱了单纯依靠粗放型资源开发及“唯GDP”论的发展思路，标志着城市经济发展、社会民生与资源环境协调共进，最终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19]。

① 经济提质增效是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黄河流域经济发展面临产业结构失衡、发展模式低端化等问题，高效有序推进经济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容。作为北方地区重要的粮食生产与能源供给基地，黄河流域农业、工业产业占比较高，推动服务业发展，提高第三产业比重，能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围绕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重心，加强科研经费调整力度，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促进高技术产业专业化、高端化发展。同时，黄河流域地理位置闭塞，对外开放程度不足，借助下游环渤海地区开放门户和“一带一路”政策优势，实施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构建“东西联动、南北贯通”的流域开放格局，以期提升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②生态文明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底线要求。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支撑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巩固生态红线、推进绿色生产是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工作。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改善，应基于工业生产与城市生活两种污染源头治理，如强化流域沿边工业污染排放管控力度、加强城市市容建设等。作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刚性约束，水资源问题的治理应考虑到上中下游差异，遵循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的原则，包括加强上游地区水源涵养区建设、提高中游地区水土保持力度、促进下游地区湿地系统健康。③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保障。健全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稳固高质量发展的外部环境，而建立惠及全民、城乡统筹的民生服务机制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目标。黄河流域作为“脱贫攻坚战”的先头部队，改善城乡收入分配，增强就业服务质效，能够协调城乡发展，巩固社会稳定。扩大教育投资规模，推动群众教育均衡发展，提高公众教育水平，同时有助于公众环保意识的树立。弥补区域城乡医疗卫生、交通运输等服务设施缺漏，保证高质量发展的持续推进。

综合以上观点，本研究认为黄河流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是以经济质量为核心动力、以环境质量为空间支持、以社会发展为基本保障的理想状态，同时应突出经济、环境、社会三方面互依互存、协调共进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图 1）。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方法 3.1.1 高质量发展指数指标体系构建

本研究借鉴马世骏的复合生态系统理论思想^[20]，综合考量了黄河流域城市群经济发展、资源环境以及社会民生的现状与特征，具体包括：①产业经济低端化，转型升级动力不足；②自然环境薄弱，水源利用问题紧迫；③如何制定精准扶贫政策，改变黄河流域贫困人口众多、贫困程度较深的现状^[21]。同时沿用已有研究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代表成果^[16]，进一步充实高质量发展概念，构建黄河流域特色化城市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

经济发展重点突出生产经营过程中带来的质量效益，人均GDP能够体现区域经济发展实力；科学技术支出、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固定资产人均投资突出创新驱动与开放发展的经济支撑能力；第三产业占比为产业转型动力，消费品人均零售额为市场经济活力。资源环境综合考虑了城市生态状况与工业污染处理能力，重点突出水资源利用与水污染防治。社会民生主要围绕城乡收入比、就业占比等社会事业发展方面，同时考虑了公共服务保障因素。指标具体说明如表 1所示。

3.1.2 熵权—TOPSIS法

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种类繁多，指标选取多取决于区域发展现状及决策者偏好。本研究选用熵权法，该方法能够避免主观成分分析、因子分析等对小容量样本数据的局限，同时消除了层次分析法带来的主观性^[22]。故此研究中结合TOPSIS法^[23]，运用熵权—TOPSIS法测度高质量发展指数和各子指数，模型构建参照相关文献^[24]。其中，高质量发展（HQDI_i^*）计算如下：

(1)

公式（1）中，i代表第i个城市，d_i^*、d_i⁰分别代表第i个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到最优解、非最劣解的距离。HQDI_i^*在0与1之间，综合指数越高，对应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指数接近理想水平，反之则说明该城市仍存在较大提升潜力。

3.1.3 耦合协调模型

复合生态系统视角下，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各指数间互相影响、协同共进。考虑到研究中涉及到三系统间的耦合协调性，本研究参考已有文献^[25]，引入修正的耦合度模型，探究高质量发展中经济发展、资源环境以及社会民生三系统间耦合程度，具体公式如下：

(2)

公式（2）中，U_edqi、U_reqi、U_spqi均为标准化数据，且各代表经济发展、资源环境、社会民生，C_ers代表高质量发展系统耦合度。

由于耦合度所测结果仅能反映系统间紧密程度及走向，并未表征系统间是高耦合下的相互促进，还是低耦合下的相互阻碍。引入协调度识别高质量发展各系统的协调状态，公式如下：

(3)

公式（3）中，T_ers代表综合得分指数，β_i为各系统的权重，考虑到黄河流域发展现状，本研究认为三系统同等重要，因此将3个权重设为1/3；D_ers表示高质量发展系统协调度，用以衡量系统间协调状态，数值越高则三系统间协调程度越强。涉及到耦合度与协调度等级划分，研究中借鉴以往文献^[26]，将二者划分为10个等级（见表 2）。

3.1.4 地理探测器

城市群间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的协调发展需三大指数共同发展，但不同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分布存在空间异质性，原因在于高质量发展的子指数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指数内变化会影响其他要素，而其他要素变化也会反馈给关键要素，同时关键要素的识别对剖析高质量发展空间分布非均衡化至关重要。地理探测器是探寻影响地理空间异质性现象的方法^[27]，相比空间计量、GWR模型等空间因素探索方法，该方法受研究假设、模型检验等约束较少，因而被广泛应用于自然资源与社会环境作用机理的研究，其核心假设为某个自变量对某个因变量冲击较大，则二者存在空间分布相似性，优点主要包括：①不受数据属性的干扰，能够探测数值型与定性的数据；②克服了回归模型检验两变量交互作用单一性，既考虑两变量间的相乘关系，也通过检验各单变量的q值与两变量叠加后的q值。本研究选用因子探测、交互探测以及生态探测，以此分析影响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空间差异的外部因素，以及多因素间的交互影响。

（1）因子探测

因子探测用于识别某一变量对高质量发展空间分异的作用大小与显著性，其作用程度用q值衡量，取值范围在0到1之间，表示某因子对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异质性的影响，反之则影响越弱，具体计算如公式（4）。公式（4）中，L为影响因素分层数目，N为全部样本数量，N_h为次级样本数量，其中h=1，…，L，σ²、σ_h²分别为全样本与次级样本的方差，SST、SSW分别为全样本与次级样本的方差之和。

(4)

（2）交互探测

交互探测用以识别变量两两间是否存在交互影响，即衡量变量X₁与变量X₂是共同作用还是独立作用于高质量发展空间分异。判断不同变量交互作用的具体过程如下：首先，通过因子探测计算两变量的q值，即二者对高质量发展的单因子影响（q（X₁）和q（X₂））；其次，计算二者对高质量发展的q值（q（X₁∩X₂）），比较q（X₁）、q（X₂）和q（X₁∩X₂）大小；第三，根据三者间大小关系将两种变量间的关系进行分类，共划分为5类，具体见表 3。

（3）生态探测

生态探测用于识别变量X₁和X₂对高质量发展空间异质性影响是否方向一致，通过F统计量进行衡量，其计算过程为公式（5）。其中，N_X1和N_X2分别为变量X₁和X₂的样本数量，SSW_X1和SSW_X2分别为X₁和X₂的方差之和，L1和L2分别表示X₁和X₂两种变量的分层。变量X₁和X₂对高质量发展空间分异的影响差异检验，在于是否拒绝“ SSW_X1=SS - SSW_X1 ”的假设H₀，若拒绝H₀，则表明两变量的影响方向不一致。

(5)

3.2 数据来源

相关研究通常将黄河流域划分为“三区七群”，“三区”自上而下包括上游水源涵养区、中游水土保持区以及下游湿地生态区，“七群”涵盖3大区域级城市群（关中平原、中原以及山东半岛）和4大地区性城市群（兰西、宁夏沿黄、呼包鄂榆和中原），如图 2所示。依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城市群认定，本研究以流域7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同时考虑到数据可得性与连续性，对部分县市、自治州做剔除处理，最终选取65座城市为研究对象，以确保数据真实性与结果可比性。

样本数据主要包括《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0—2018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0—2018年）以及各城市统计年鉴，缺失数据通过统计局网站数据、各市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状况报告等搜集数据加以补全。

4 时空演化及内部作用机制分析 4.1 高质量发展时空演变特征

识别高质量发展低水平“洼地”的关键，在于系统刻画黄河流域各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空间分布。选择2010年（全国主体功能区划分）、2014年（十二五规划末期）、2018年（高质量发展提出）三个关键时间点，根据自然断点法分类标准，将高质量发展归类为极差、较差、一般、较好、极好五大类，并运用ArcGIS全景式展示高质量发展—经济发展—资源环境—社会民生四大指数的时空演变特征（图 3）。

研究期内，黄河流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指数表现出阶梯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由东向西形成下游领先、中游振兴、上游落后的分布态势。从流域性城市群角度看，位于黄河下游的山东半岛城市群具备相对明显的区位优势，在黄河流域城市群发展过程中处于领先地位。中原与关中平原城市群的地区“核心—边缘”特征愈加凸显，由郑州、西安、鄂尔多斯等“极好”型城市构成的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在空间上呈现出“据点状”分布特征，而两大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普遍较低，表明核心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溢出作用并未对周边城市起到推动作用。一方面，围绕省会、重点城市发展的单中心城市群模式难以集中发挥“极好”城市的辐射带动效应，与山东半岛城市群相比，尚未形成具有一定规模数量的高水平城市集群，从而形成自身发展水平较高，但溢出效应不足的“众星捧月”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城市间在经济规模、产业结构、技术创新、政策方针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导致低水平区域难以有效承接来自高水平区域的正向溢出，致使自身发展落入“马太效应”陷阱。此外，宁夏沿黄、兰西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持续走低，各城市高质量发展状况不容乐观。总体上，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趋于优化状态，但区域差距悬殊，协调发展的提升空间较大。

高质量发展各子指数空间分布特征不一，具体而言：①经济发展质量低下是上中游城市群的首要阻碍。2010 — 2014年，太原、中原等上中游城市群发展水平排名靠后，中原城市群出现极差型高质量发展水平“洼地”，与山东半岛等下游城市群差距悬殊；2014—2018年，“洼地”重心向西偏移，这表明中游城市群产业转型、创新驱动工作进展良好，经济发展向质量效益型模式靠拢，而上游城市群承接来自中下游地区低端产业，加剧产业结构失衡，经济质量下滑，导致兰西等上游城市群经济发展指数恶化；②资源环境问题是山东半岛城市群的短板。黄河流域城市群资源环境指数下滑显著，形成极差型城市由东向西不断扩散的变化趋势，兰西、宁夏沿黄等“三江源”生态保护功能型城市群环境质量明显优于中下游城市群；中原、关中平原以及呼包鄂榆等城市群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划定开发边界，严守生态红线，大力发展特色化生态农业与高端先进制造业；山东半岛城市群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环保措施改善潜力较大。③城市群社会民生指数区域差异突出。黄河流域城市群民生改善工作东西差距较大，仅有山东半岛城市群城市以及郑州、西安等省会城市社会民生指数处于“较好”、“极好”水平，说明具备优越地理位置与先进基础设施的中下游核心城市，未发挥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脱贫攻坚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任务，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加大了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人民生活质量差距，导致黄河流域整体居民幸福指数下滑。同时“较低”、“极低”低值区集中分布在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黄河上中游城市群，巩固社会稳定、聚焦民生工作是该区域的重点任务。

4.2 高质量发展指数位序—规模分析

基于以上高质量发展时空演变分析，对黄河流域7大城市群65座城市在研究期内高质量发展指数及其子指数进行排序，并根据各自位序和对应的指数值（规模）进行双对数拟合，对比黄河流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指数及其子指数的离散程度，其中，|q|表示拟合曲线斜率绝对值，值越大，说明高质量发展指数收敛性越好，即核心城市在区域内影响力较高，整体上表现出单中心聚集的规模特征；反之，则表现为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发散性，即区域内城市差异较小，呈现出去中心聚集的规模特征。

结果如表 4与图 4所示，研究期内高质量发展指数（HQDI）的拟合优度R²较高，|q|值均远小于1，其变化过程为：由2010年的0.111下降到2018年的0.081。根据Zipf法则的判别标准，说明黄河流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呈分散型发展趋势，而各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等级差异逐年减弱，与资源环境指数（REQI）|q|值变动趋势一致，说明资源环境的稳固促进城市群间高质量发展的均衡。经济发展（EDQI）与社会民生（SPQI）的|q|值变化趋势与高质量发展不符，二者|q|值均接近1，其中社会民生发展|q|值逐年上升，经济发展|q|值在研究初期大于1，且整体水平稳定在|q|=1水平左右波动，说明经济发展与社会民生指数分布集聚度不断提升，山东半岛城市群以及沿黄省会城市、重点城市等经济社会发展高位城市优势突出，但经济发展、社会民生处于非均衡化状态，阻碍高质量发展一体化进程的推进。

基于上述结果，截取研究期末（2018年）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指数结果，预测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演变态势（图 4）。结果显示，黄河流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指数数量结构分布较为均匀，但整体水平较之前有所下滑，发展质量改善进程较为缓慢。同时，三大子指数中资源环境与高质量发展趋势一致，经济发展与社会民生存在不同程度的空间分布差异，阻碍各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推进。基于此，下文将针对三大子指数间的内部作用与外在影响深入讨论，以期为协同推进城市群间高质量发展探寻建设重心与改善途径。

4.3 高质量发展三大指数耦合协调度分析 4.3.1 整体耦合度及协调度特征

为进一步检验各指标间的影响方式与交互机理，根据公式（2）、公式（3）测算黄河流域7大城市群2010—2018年高质量发展三大子指数的耦合协调状态。由图 5得知，研究期内黄河流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耦合度呈现出持续上升趋势，2010到2018年高质量发展耦合度由低转高，逐渐向濒临失调过渡，标志着各子指数间联系程度愈加紧密。但值得注意的是协调度在整个研究期内始终处于下降态势，且长期保持在轻度失调阶段，说明现阶段三大子系统尚处于磨合调整阶段，在利益协调、机制建立、平台优化等方面仍存在较大缺口，而这一情况的转变是一个长期性、渐进性的过程，因而导致其长时间处于低协调度状态。耦合度方面，2014—2018年为飞速上升期，而2010—2014年上涨较缓。协调度方面，2014—2018年为稳定上升期，后期三指数发展呈协同推进态势，但2010—2014年的下降幅度较大，导致研究期整体的协调度水平低迷。整体而言，研究期内各子指数间耦合度与协调度持续走低，说明经济、环境与社会三者非协调化特征显著。

4.3.2 高质量发展耦合度特征

由图 6可知，研究期内黄河流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耦合度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特征，东西方向区域分化严重。具体而言，山东半岛、中原两大东部城市群耦合度分别处于中级协调与初级协调阶段，说明上述城市群的经济、环境和社会发展关联性较强。中部地区的太原、关中平原和呼包鄂榆城市群耦合度为轻度失衡状态，作为较为丰富的化石能源储备基地，中部地区的城市群资源禀赋特点突出，但经济结构性矛盾、能源利用强度过高等问题依旧存在，资源优势未有效转化为驱动效能，而水土流失频发、生产技术落后也阻碍了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二者的紧密结合。西部地区的宁夏沿黄、兰西城市群耦合度较于其他地区低下，这主要归因于西部地区生态功能保护区的定位，政策制度约束较强，产业经济发展受限，能源结构调整下行压力较大，同时特色经济起步较晚，投资规模受限，造成特色产业经济规划与生态功能区建设进程严重脱钩。除兰西城市群外，其他城市群在2014—2018年耦合度显著上升，说明后期高质量发展耦合度密切性逐渐增强。

4.3.3 高质量发展协调度特征

高质量发展协调度分布呈现东强西弱的衰减格局，具有显著的地域异质性特征（图 7）。山东半岛、中原城市群保持在勉强协调及以上等级，2010年达到初级协调，原因在于山东半岛城市群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区，逐步突破低端产业主导的窘境，大力发展高端信息技术产业，以新旧动能转化驱动绿色技术、清洁生产的推广应用，并率先完成经济发展绿色转型。中原城市群通过产业政策与空间布局手段，破除要素流动障碍，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逐渐成为承东启西、支撑中西部发展的重要经济地带，同时鼓励乡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统筹提高农村人口收入，缩小城乡贫富差距，进而促进经济发展与民生建设协调。中部地区城市群多地处于轻度失调与濒临失调阶段，在中部崛起和全国“两横三纵”战略支撑下，太原、关中平原和呼包鄂榆3大城市群分别作为资源经济转型、传统能源开发以及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重点区域，打造特色产业生态圈，推动了城市群产业功能区建设，但受限于资本集聚力弱、能源利用率低下以及招才引才困难等因素，导致产业经济建设无法有效依赖资源支撑，造成“资源诅咒”现象发生，其中呼包鄂榆城市群在2010到2018年协调度下降幅度最大，根源在于该城市群发展模式低端，环境成本较高，经济与环境矛盾冲突加剧。西部城市群达到严重失调与中度失调的水平上，其中宁夏沿黄城市群在西部大开发政策支持下城市群高质量协调度趋势向好，但基建投资低下对城市群民生改善、特色产业发展有负面影响，兰西城市群土地荒漠化严重，脱贫攻坚任务繁重，而扶贫工作的开展造成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资金挤占，引发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失衡。

5 空间差异性外部因素分析

借鉴已有文献^[28-30]并结合7大城市群实际情况，对外部影响因素进行总结与完善。遴选城镇化（Url）、科技创新（Inl）、资源开发（Rdi）、环保投资（Epi）、工资状况（Sas）、医疗床位（Meb）6个影响因素，探测各类因素对高质量发展空间分异的影响。各因素定义如下：①城镇化由城镇人口数量占比衡量；②科技创新由专利授权数量占专利申请与授权总量之比衡量；③资源开发指数由采矿业就业人数与城镇单位就业人数之比衡量；④环保投资由污染治理投资衡量；⑤工资状况由从业人员收入水平衡量；⑥医疗床位由卫生机构组织数量衡量。

5.1 因子探测

因子探测结果为单因子对高质量发展空间异质性的影响，由q表示影响作用大小。由表 5可知，科技创新（Inl）q值最高，是影响高质量发展指数空间差异化的首要因素。产业结构滞后，转型动力不足，以及生态保护与水资源保障技术设备落后等问题成为制约黄河流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一体化进程的瓶颈问题，亟需推广数字经济、“互联网+”农业以及健康医疗等新型信息技术产业，为经济生态社会各领域优化转型发展赋能，引导科技创新对高质量发展发挥出倍增作用，因此流域整体应通过技术创新，加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生态体系建设，促进生态保护、水利等基建设施信息化升级改造，同时强化中西部城市群科技研发投入与人才引进力度，缩小创新水平不等引致的高质量发展梯度差；工资状况（Sas）、城镇化水平（Url）的q值分别为0.533、0.441，二者对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空间分异具有较大影响。

工资状况能够反映民生幸福指数，良好的就业环境能够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岗位不匹配、收入分配体系不健全及就业服务政策不完善等现象的存在，导致劳动关系无法稳定，新时代社会矛盾依然存在，尤其是横跨东中西部的黄河流域，收入差距导致区域失调更为突出。规范劳动力市场，改善就业从业环境，是维护劳动者权益、消除就业歧视的关键环节。良好的城镇化水平有利于高素质劳动力与研发资金集聚，推动生态建设与民生改善协同进行。然而鉴于黄河流域城市群间经济发展态势差别较大，城镇化进程不同，如下游地区新型城镇化已进入“四化联动”高层次阶段，而中原、兰西等城市群经济发展受生态功能区定位所限，城镇建设受阻，城镇化质量偏低，且空间差异显著。因此，推动黄河流域城市群城镇化建设应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以期提高整体高质量水平。环保投资（Epi）、资源开发指数（Rdi）的q值分别为0.439和0.359，对高质量发展空间分异影响较小，说明黄河流域城市群尤其是中上游城市群环保投资力度、资源开发管控程度应持续深入，同时加快开展特色产业建设，刺激新经济增长点，降低资源环境依赖度，助推资源环境高质量发展。医疗机构（Meb）的q值为0.294，说明医疗机构对高质量发展空间分异影响较低，应针对各城市群实际情况，大力发展医疗服务业，改善医疗服务办事流程，健全医疗保障制度，减少医保审批环节，发挥医疗服务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5.2 交互探测

交互探测能够测算双因子对高质量发展空间分异的交互作用。表 6显示，6种影响因素共形成15项交互结果，根据交互探测效果划分可归类为2类，包括双因子增强（9项），非线性增强（7项）。具体来看，科技创新（Inl）与其他外部因素的交互作用值对高质量发展空间异质性均存在双因子增强效果，但不超过两两作用值之和。资源开发指数（Rdi）与另外4个外部因素间均存在非线性增强效果，在交互影响中占绝对地位。其余任何两个指标之间的交互作用均对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说明黄河流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异质性不是受单一指标影响，而是多项指标共同作用的结果。

鉴于此，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外部影响的剖析，除考虑单指标的影响外，应涉及不同指标间交互作用效果特点，以构建经济—生态—社会多元化高质量发展调控机制，规避因决策失误而导致城市群之间高质量发展差异加深。

5.3 生态探测

交互探测用于探究两因素的交互效应，但难以区分二者作用方向是否一致性。因此，本文引入生态探测方法，考察黄河流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空间异质性受两影响指标综合作用过程中是否存在差异性，结果“Y”为两指标作用方向不一致，结果“N”为两指标作用方向一致。表 7显示，科技创新（Inl）与其他外部因素对流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空间分异影响存在差异，即科技创新为促进协调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因素。而相较于科技创新（Inl），除资源开发指数（Rdi）和环保投资（Eqi）存在影响差异外，其余因素影响方向均相同。以上结果验证了科技创新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空间异质性影响中的重要性，因此坚持创新驱动，优化地区创新布局，凝聚流域创新资源，对推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意义深远。

6 结论与建议 6.1 结论

本研究选取2010—2018年沿黄7大城市群的相关数据，结合复合生态系统理论，运用熵权—TOPSIS、位序—规模、耦合协调度模型与地理探测器对黄河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化、协调机制与影响效应进行刻画，进一步充实了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与研究工具。具体结论如下：

（1）高质量发展水平空间分布呈现“下游领先、中游振兴、上游落后”的非均衡格局，高质量发展分子指数空间分异显著。复合生态系统视角下，经济发展指数呈现下游领先、中上游交替落后的空间特征，资源环境指数呈现由西向东梯度式递减分布，社会民生指数东西差异巨大，中上游城市群是贫困人口集中地。

（2）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逐渐由分散趋势向收敛趋势转变，但区域差异程度依旧显著。资源环境指数对高质量发展收敛贡献度最高，体现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一些系列成效，助推黄河流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一体化进程。经济发展、社会民生指数的区域差异显著，是流域内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的主要阻碍。

（3）城市群经济发展、资源环境与社会民生关系密切，但缺乏协调发展，导致耦合协调度出现背离的尴尬境地。空间演变方面，高水平耦合协调区长期处于山东半岛城市群与中原城市群范围内，并存在一定的高值锁定现象，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城市群差异显著，东西方向分化严重。

（4）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空间分异由多因素共同作用。其中，科技创新水平是造成高质量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同时与其他指标的空间分异影响存在差异。此外，黄河流域缺乏成熟的、规模化的创新驱动轴线与核心增长极，导致上下游城市群科技研发资源优化整合难度较大，因此，应以创新驱动为抓手，破解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间的矛盾，实现经济发展、生态建设与社会民生的平衡。

6.2 建议

基于复合生态系统理论，聚焦城市群维度是推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统筹黄河流域上中下游城市群经济发展、资源环境与社会民生发展质量，打造绿色经济、绿色人居、绿色环境“三绿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模式。第一，为中上游城市群新兴产业发展蓄势添能，推广“企业—农户—基地”模式，壮大特色农业建设，促进黄河流域经济协调发展；第二，提高流域基建质量，依托“一带一路”、“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等战略的政策红利，为传统制造业赋能，加快钢铁、煤炭、冶金等产业转型升级，加强中上游地区交通建设投资，加大农村交通道路建设支持力度，优化流域交通运输能力；第三，加强黄河下游生态系统修复力度，优化三角洲湿地、沿海生态走廊环境保护布局，合理规划产业结构与城镇化建设，划定并严守城市开发边界，减轻黄河下游城市群生态压力，推动下游三角洲及入海河段经济—生态系统协调健康发展；第四，打造多样化、专业化的区域创新格局。鼓励地区间协同创新，促进创新活动内人才交流、知识共享与资源集聚，探索产教融合新模式，助力区域优势资源重组，拓宽创新价值链上下游通道，加快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创新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