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载体，物理实体的城市日益成为“增长机器”（growth machine）^[1]，其“人口”、“土地”“资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积累呈现出高速度、低密度、扩张型的发展态势。在农业社会和工业化发展阶段，全世界范围内，基于“增长主义”^[2]的主导范式贯穿城市理论和政策实践的始终。然而，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一些西方国家老工业区和“铁锈地带” ^①出现了以“显著性经济衰退”和“持续性人口流失”为特征的城市收缩现象。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3]的研究报告发现：1970—1980年，城市人口出现了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流失的第一波高潮；1990— 2000年间，全世界约有三分之一的城市，尤以资源枯竭型城市（如德国鲁尔区）、边缘型城市（如大城市副中心）为主出现了“人口流失”为特征的城市发展转型现象。依循全球城市发展变迁的态势，我国学者龙瀛、吴康^[4]、张学良^[5]等通过空间计量和信息技术手段发现类似的现象广泛出现在东北地区、长江经济带。由此，一个新的现象：“城市收缩”形成的“收缩型城市”，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虽然关于城市收缩的研究由来已久，“收缩城市国际研究网络”（SCIRN）^②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研究城市收缩识别、过程、原因、变化的“共同体”。直到2014年，以龙瀛、张学良、吴康、周恺、李郇等为代表的学者成立了“中国收缩城市研究网络”（SCRNC）^③，对我国的城市收缩现象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实务层面，2019年，国家发改委官方文件第一次提出了“收缩型中小城市” ^④的概念，强调城市增长思维方式的转变及“瘦身强体”的发展导向；2020年再一次强调，要统筹培育“新生城市”和对“收缩型城市”进行瘦身强体^⑤。

为什么“城市收缩”现象遍布全球？与西方语境相比，我国的“城市收缩”有何地方特色？如何促进收缩型城市的治理？不论是学术界的理论研究还是实务层面的实践探索，收缩城市都成为当前城市治理领域的热门议题。事实上，从全球到区域，从城市的中心到边缘，基于不同的时空分布，“收缩”受到全球化、去工业化、郊区化等空间格局的周期性转变及中心城市的衰落的影响；也与经济衰退、人口迁移带来的聚落体系变化相关，还包括嵌入城市发展中的环境灾难、激进的政治和行政体系等“内生因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空间层面的社会转型和政策变迁以及个人行为的选择偏好都是城市收缩的重要原因。基于此，本文尝试从“空间—行为”互动的视角，探究空间上的不匹配带来城市收缩的逻辑归因。

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城市治理广泛涉及人文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城市政治学以及公共管理学的知识。地理学研究者多关注城市发展的生命周期过程，尤其是作为“物理空间”的城市空间格局、规模变化及演化进程^[6]，而社会学、政治学的相关研究则认为城市构成的区域空间嵌入法律、政治、经济、社会实践和结构中，形成混合型的社会产物^[7]。由此，城市空间的治理从单纯强调欧式物理空间的和时空的绝对影响，转向思考时空中生活的关联性、权利的主观能动性。跨越多层级多尺度的“城市”，嵌入“人—地—空”关系之中，形成特定的“空间—行为”互动形态^[8]（图 1），主客观因素对空间和行为的交互影响促进了空间机制的形成与优化。城市规划治理的形态从“增量”转向“存量”与“减量”，规模从“无序扩张”转向“精明收缩”。“时空压缩”下的城市变化伴随着经济的集聚与扩散、土地规模的扩张与缩减、人口的增减与流动^[9]，空间重构着重经济结构、政治权力边界以及社会关系的重构。我国“城市空间”与“权力尺度”多呈现出空间上的不平衡、不均等现象，并带来利益复杂、权属模糊、开放流动的实践挑战^[10]。

图 1(Fig. 1)

图 1 “空间—行为”互动理论 Fig.1 "Space-Behavior" Interaction Theory 注：来自参考文献[8]。

自豪斯曼和西贝尔（Häußermann & Siebel）^[11]提出相关概念以来，“城市收缩”一词从最初描述人口流失而导致的城市空心化现象，扩展到城市衰退的全球维度。早期德国开展的“收缩城市”计划^[12]，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了全球收缩的驱动因素、识别过程及治理策略。如今，“城市收缩”已成为一个统称，与“正常”和“理想”的增长态势相悖，与“城市衰退”、“经济衰退”、“人口减少”、“城市降级”、“资源枯竭枯萎”、“空置遗弃”、“城市危机”、“鬼城”“空城”等词汇联系起来^[12-14]。作为经济地理学的经典课题，“空间不匹配”或称之为“空间错配假说”（SMH）兴起于美国，主要关注城市郊区化带来的就业、人口、住房等问题，研究通勤成本带来的劳动力地理空间不匹配及住房歧视影响下的福利资源分配不均衡困境。衍生出的“工作地域—行为空间”的“搜寻—匹配”模型^[15]，分析职住分离带来的工作区域与通勤成本的匹配关系。或关注时空交互下的城市就业现象在网络环境中寻求“强”、“弱”关系的改变，即强调所处网络环境中的相对位置和联系强度^[16]。收缩城市的问题人口流失带来城市空间结构的不匹配，如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家庭规模缩小和移民等^{[5, 6, 12-14]}，拓展到更广阔的空间，在收缩的城市和区域中^[17]，经济体制转型带来城市发展目标导向差异、部分地方政府走向公司化、企业化而忽视收缩背后的结构性危机、空间格局与人口、就业资源不匹配带来的属性差异^[18]。社会经济活动越来越集中在大城市地区，而截断了“普通”城镇获取投资、吸引人才的发展机会。政策层面从规划、更新、政策辩论、行动者利益、公民社会和治理方面的不协调带来的收缩问题^[6-8]。

缘起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收缩现象，主要集中于人口流失、空地闲置、郊区化问题，通常泛指人口密集、人口损失和经济转型的城市和区域，狭义上的城市收缩是指城市（城镇）地区人口的减少，而广义上的城市收缩则包括空间层面上人口、经济、环境及文化的整体衰退或下降。其类型可以按人口、土地、经济总量等来定义，但目前国内外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基于不同标准的规划结果也不相同。尽管城市收缩现象及其研究网络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共识，但不同国家、不同城市在不同阶段的“收缩”形态及原因则各有不同。与欧美国家的城市相比，我国城市收缩的特点与其有相似之处，如人口流失、资源型城市收缩、资本投资减少等因素。但也存在诸多差异，具体特点则表现为：整体基数大，收缩现象从东北到长三角、从农村到城市、从大都市到小郊区，均出现了收缩现象；以中西部地区为主，且多为县级以下市；城市收缩的现象植根于总体人口增长的背景之下，“成长中”和“收缩型”的城市之间有着强烈的“竞争”关系；但总体收缩程度比较低，远低于西方城市的水平，而且随着外流人口的回流会出现阶段性的复兴状态。

当前，学者主要基于“五普”和“六普”的人口普查数据，以城市人口流失为判断标准，划分我国城市收缩的类型。依循中国城市收缩网络的研究，据估计，21世纪前十年，全国大约有180多个城市出现了人口收缩的问题，既有省会城市，也有约39个地级市，最多的则为县级城市，约有140个^[4]。从人口、经济、社会三个层面对我国288个地级以上市的测量，张帅和王成新等^[19]发现2011—2017年间不同城市收缩差异较大，综合性收缩城市约有10个，而侧重人口方面的有41个，经济方面的约28个，而社会层面的有3个；空间上从东北地区向全国蔓延。基于全球人口数据集Land-Scan集和自然城市边界，龙瀛团队^[20]识别研究发现，2000—2019年间全球大约有5004个收缩型中小城市，集中于欧洲、亚洲和美国东北部，其中我国约有679个收缩城市，数量最多，范围最广。

关于收缩型城市的划分，基于“动因+问题”的分类呈现出不同收缩型城市的形态：例如，破坏：异常事件和灾难在城市中造成破坏，导致人口外迁，例如战争、地震、流行病或环境污染等；损失：城市的运行受到水、能源等资源损失的挑战，如资源枯竭型、环境恶劣地区；转移：部分传统工业化城市没有适应新时代产业转型升级，居民或经济活动的位置引起空间两极分化，出现大量人口外流的情况，七普数据显示整个东北三省是全国人口流失最严重的地区；变化：与政治因素、经济转变、人口流动、老龄化相关，如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人口的吸引力提升，人口老龄化加深了城市收缩的严重性。按照“人口流失—土地扩张”的标准划分，龙瀛等^[4]认为我国存在“人口重度流失+土地重度扩张”、“人口重度流失+土地轻度扩张”、“人口轻度流失+土地重度扩张”、“人口轻度扩张、土地轻度扩张”四种匹配组合形态。从空间层面关注人口收缩的变化，则被分为全域型、穿孔型和圈饼型等收缩形态，其中我国的多数收缩城市均呈现饼状的圈层型模式。按照“空间—人口”的失衡状态来解释收缩的动因，贺辉文^[21]认为当前我国的城市收缩并不明显，主要分为：趋向收缩的城市、空间过剩的透支型城市及不断更新规划调适中的收缩型城市。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城市空间迅速扩张，目标导向的增量扩张规划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特大城市发展模式，例如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我国特大城市逐渐聚集了世界范围内的人力物力，吸纳了周边中小城市的人口、资本、资源等生产要素，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小城市的发展。首先，当前地方政府发展的一个趋势是通过预测人口长期增长的态势来获取建设用地的规模，城市的发展依然处于增量范畴，“局部人口收缩”与“整体空间扩张”、“GDP增长”同时存在^[4]。其次，我国的城市人口流失具有特殊性，主要受到户籍制度的影响，表现为局部地区的“流入—流出”现象。这种看上去矛盾的两极实则是某种程度上的交互影响，即“收缩的治理”是对增长主义价值观的“修正”^[22]。政府与市场共同主导下的城市发展呈现明显的多元化态势，市场在促进生产要素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同时政府主导的城市建设集中在公共资源集聚效应好的地区。在产业结构、劳动力转移以及行政区划的挑战下，出现了“土地扩张”与“人口收缩”的双重现象^[23]。再次，交通运输和信息化技术手段的提升进一步加快了城市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如高铁的建设、互联网技术的运用，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资源枯竭、单一产业结构城市的收缩程度。同时，对效率和技术的追求，忽视了对整体社会效益的改善，工业、商业和住宅用地处于剩余状态，人口分散，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整合多学科多维度的研究基础，治理城市收缩的关键因素是要解释收缩型城市衰落的困境和复兴尝试的“元原因”。在收缩的城市和区域中，广泛存在着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城市需求和功能的空间不匹配问题。宏观层面，“经济体制转型”和“社会结构变迁”，带来收缩城市在空间和社会上的两极分化；中观层面，政策空间基于政策议程和执行方案带来城市发展的不平衡；微观层面，职住分离、就业环境等带来个体“空间—行为”的不匹配。这里的宏观、中观、微观指的是空间错配影响的空间范围或主体，涵盖“国家—区域—个体”的梯度第次。基于此，本文将尝试从空间不匹配的视角提供一个整合型的解释框架来分析收缩的成因，为更好地应对收缩问题提供政策建议和意见（图 2）。

图 2(Fig. 2)

图 2 空间不匹配带来城市收缩的三重逻辑 Fig.2 Triple Logic of Urban Shrinkage Caused by Spatial Mismatch

基于地理空间建构而产生的有效影响力的制度通常被称为“制度空间”，其对城市发展周期、动力机制和空间全景呈现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4]。嵌入制度的空间生产形成从“全球—国家—区域—地方—个人”的空间等级，对制度变化和空间资源的重新配置起到了关键作用。从工业化早期到去工业化、再工业的过程中，城市化的进程也经历了雏形期、扩张期到出现衰退而后进入全面规划期，而城市的收缩现象也呈现出：“不明显—明显—普遍—治理”的线性发展趋势。受到时代更替及二元城市结构的影响，带来收缩城市的“制度”空间位移：

城市化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每一次社会发展的转型都会给城市发展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城市收缩的现象也遵循着生命周期及经济结构周期性转换的特征（图 3）。从“圈地运动”到“工业革命”，大量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这是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大约20世纪70年代，进入去工业化时期，城市的形态开始出现“蔓延”与“收缩”并存的态势，此时城市收缩现象开始显现并得以重视。工业化发展鼎盛时期，城市向郊区蔓延，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家庭开始关注生活品质，而转向郊区，带来内城的收缩。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城市发展开始转型，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开始崛起，对劳动力市场造成了巨大冲击，工业化时代的空间秩序发生了位移，大量失业带来人口的进一步转移。到了再工业化阶段，部分城市没有完成对于传统意义上的经济结构转型，而带来经济发展的衰退和人口的流失。典型的代表城市，如东莞和茂名，传统上以“三来一补”的外贸经济为主，改革开放初期对于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受到2008年经济危机的冲击，全球化范围内，产业结构发生转移，高端产业向欧美地区回流，而低端制造业则转向东南亚地区，不断增长的人力成本及用工技能的需求，导致“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图 3(Fig. 3)

图 3 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收缩历史演化逻辑 Fig.3 Historical Evolution Logic of Urban Shrinkage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城市收缩现象不仅仅发生在区域城市之间，也同样存在于城市内部，大城市中心与郊区、都市圈与边缘城市、主体功能区与“微型社区”之间的差异。早期出现在城市内部的收缩现象，源自于城市内部郊区圈层的调整过程，低收入人群逐渐涌入中高产阶级人群所处的社区，阶级属性及城市空间功能分区发生变化^[25]。从全球经济和依赖理论的角度来看，不断缩小的城市日益成为“反乌托邦”的城市形态缩影，这种城市形式称为“外围二元”城市。其特点是空间不平等的加剧和社会两极分化，在这些地区，物理意义上的城市空间遭受着资源衰退和人口流失的双重困境。收缩的城市在空间和社会上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即使是经历了大量人口流失的城市，其典型特征依然是内部社区繁荣且增长，居民可以享受到充足的设施，享受高质量的城市体验，而边缘社区则不能享受到同样的公共服务。“经济城市”与“人口城市”脱钩所产生的空间极化加剧。“再生社区”和“衰退社区”的差异推崇了“新自由主义”的诞生并关注城市更新的重新表述，以及侧重于城市核心再开发的“涓滴”策略，而非对周边居民和社区的投资。城市中心的土地无法支持中心拆迁，导致向周边扩散，避重就轻型的扩张模式带来了中心产业的空心化。同时，许多城市多为区域的“外围”，例如，省级范围内，人口集中流入到省会城市，外围边缘县级市则出现收缩趋势。中心区域与外围地区发展差异不断扩大，“流动空间”优势明显，而“黏性空间”后劲不足。

“政策”通常是为实现治理目标而采取的方法和手段，其弱化于固定化的正式“法规”与系统化建构的“制度”，随着时空发展而呈现出灵活性、动态性、实时性的特征^[26]。国外的城市空间政策一直与经济社会体制的发展紧密联系，政府通过政策引导而非直接介入。基于规划的政策管理通常将城市发展的政策空间定义为地方政府运用各种技术和工具对城市发展进行的引导和规范作用，如“精明收缩”、“韧性城市”、“弹性治理”等政策工具^[27]。面临当前“整体扩张”与“局部收缩”并存的局面，城市收缩治理政策存在一系列的悖论：

基于“增长范式”的城市规划体系一直是国内外城市发展的目标方向，几乎每座城市的规划设计中都描绘了“增长的预期”^[28]。城市的规划、设计和发展理应需要与不断变化的人口、资源、土地相协调与匹配。然而，在城市收缩的情境下，增长只发生在大都市的特定区域，边缘地区则出现了人口的流失。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的结果，当前我国总体的人口生育率是呈现缓慢增长的趋势，甚至比过去的十年还降低0.04个百分点，城市中的人口大多数源自于人口的流动和迁移。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人口不断流向大城市、开发区、工业园，而农村、偏远地区会出现一些“空城”现象，“抢人大战”在不同空间区域一触即发。收缩型城市和地区多以留守老人为主，劳动力供给严重不足，劳动力技能和工作环境都比较低下。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中小城市，依然处于快速扩张的发展阶段，但城市收缩背后的环境、资源、民生等问题达不到相应的关注。城市化的进程从本质上来说是一场以“人口”为核心的资源争夺，一部分城市通过经济发展、增量扩张吸引大量劳动力的注入，而另一部分则面临人口流失而带来的空心化问题。以茂名等城市为例，出现了严重的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不匹配的“倒挂”现象，但土地扩张、经济增长并没有出现停滞的现象。

我国的城市化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差异”与“区域不平衡”特征。首先，大都市区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城市扩张日益严重，而边缘型城市，尤其是以资源发展为基础的中西部城市则面临着人口流失和城市收缩现象。从全球角度来看，经济放缓通常发生在资源型城市的后期阶段，并进一步导致城市收缩。尤其以资源为主导的城市，具有明显的“盛衰”周期。由于技术变革和某些产品的市场转移，资源型产业可能会失去其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同时，资源型产业与知识、创新转移等其他产业之间联系薄弱，与全球知识网络隔离开来。其次，城市等级差异带来了明显的收缩现象。我国的行政区划下的城市等级序列是城市治理理念的缩影，行政层级方面有直辖市、省会级到一般建制的七个等级^[29]，按照人口划分，以百万量级为区间，可以分为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中小城市等等；按照城市内部区位划分，有主体商业区、住宅区、边缘工业区等。行政等级带来的是资源调配和权力配置的差异。当前我国的收缩型城市集中于等级较低的县级市、农村、偏远地区。区域城市的发展是一个“零和博弈”，不能顾此失彼，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城镇到大城市、从边缘型到大都市区，人口流动的方向与空间布局应该形成一个梯度和闭环，有效缓解流出地区的人口压力。

我国的城市劳动力流动及区域迁移，一方面受制于市场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规律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有形的手”的牵制。最早开放的沿海经济特区得到了区域发展政策的倾斜，以“沿海沿江沿线”为代表的块状城市群和城市带吸引了大批劳动力。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和经济带，到现在遍地开花的高新技术开发区、产业园区、“自贸区”，政府主导下的政策工具对劳动力的转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与市场经济略有不同，政府主导下的政策通常伴随着区域平衡的发展意志，一方面，对于拥有明显地理优势或时代性的重大战略支撑，通过政策引导加强地区的经济发展集聚，形成区域“极化效应”，引导人口在空间层面的配置。而对于一些面临发展滞后、区位劣势、资源困顿的地区则通过政策调整，发展创意小城、发挥地区特色，延缓人口流出带来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例如，从“西部大开发”到“东北振兴”，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均是对区域空间人口、资源配置的再分配与调控。但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和中小型城市面临的收缩问题依然严重，大城市的“虹吸效应”经久不衰。

在2020年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当前，收缩型城市治理的内核是促进人民生活水平和居住环境质量的提高。“空间—行为”理论契合下的城市收缩不应只关注城市发展的规模形态，而应该深入“人的行为”，探讨行为变迁对城市收缩的影响。新时间地理学关于城市收缩研究的视角呈现出从个体、群体、家庭再到家庭内部的研究范式^[30]。基于此，微观视角侧重于探究城市社区内部“个体—家庭—社区”复杂互动下错配带来的城市收缩现象（表 1）：

表 1(Tab. 1

表 1 微观层面“空间—行为”不匹配的具体解释 Tab.1 The Specific Explanation of the "Space-Behavior" Mismatch at the Micro Level

表 1 微观层面“空间—行为”不匹配的具体解释 Tab.1 The Specific Explanation of the "Space-Behavior" Mismatch at the Micro Level

关于职住分离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工作进程的不匹配，例如经济薄弱地区的收缩地区，通常只使用地区性的“廉价”劳动力，缺乏专业技术人员、完备的基础设施、必要的工作条件，带来整个生产和消费的过程脱节；而发达城市与地区计划有利于生产空间高度独立的大型全球性企业，拥有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才。同时受地域限制，现有工作与完成工作的资质不匹配；劳动力供需不平衡。此外，通常技术特别熟练的工人很快就会搬到更繁荣的地区寻找工作。不同岗位和职业的劳动者收到职业类型的限制，其通勤时间会有所差异，如高管则多以私家车出行，职住影响因素小，而普通员工则只能靠公共交通出行，其通勤压力增大。同时，随着我国大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迅速发展，由传统产业模式转型带来了劳动者集聚模式的演进与变迁^[31]。与职业、岗位密切联系的城市通勤时间发生了变化，此时的工作地点多在郊区而居住空间则在市区，通勤带来的成本带来了工作与生活的压力。

传统经济部门的性别分化严重，一方面受制于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女性在就业市场缺少工作机会；另一方面，家庭因素、生理机能也影响着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选择。性别差异带来工作技能的不匹配，女性比男性的生活状态更加不稳定；工作性质对于不同性别的供给也大不相同，女性多以服务业为主，而男性则以制造业等工业化发展技术相关度高。然而，自去工业化开始，新兴服务业及女性意识的觉醒，不断提高自身技能，寻找自身的职业价值。因此，日益增长的服务部门改变了传统男女分工的就业格局。男性可能面临更大的压力，而女性的处境有所缓和。随之而来的可能是“地域技能不匹配”，即高失业率与能力不足之间的严重失衡。此外，全球经济参与者依赖全球信息流动网络，在其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拥有研发设施；收缩地区的本地基础可能不会参与全球信息交换。

日益收缩的城市中的城市人口与其他城镇居民的现实情况不同，带来高质量的劳动力和当地人口的波动，例如由于家庭关系、城市环境、经济收益、工作获得感等等。城市内部环境差，缺乏绿地，小住宅的增加，提升了居民的搬迁意愿，更多的人搬到郊区。城市扩张和郊区化加剧了区域的环境问题，加剧了城市内部的社会和预算问题。同时，通勤成本的影响及“工作可达性”的选择偏好影响到了住房市场的需求。空间上的不匹配带来的是出行成本与工作机会及工资收入的不匹配。一般在新城开发初级阶段，许多基础设施配套不齐全，很多劳动者依然要居住在老城区不能得到合理的设施配置及线路对称以及站点集中等情况^[32]。配套设施齐全，则会加大人口的流动，缩减其不匹配程度。而且随着交通工具的发展，轨道交通可达地区对于人口通勤及流动提供了便利。同时，受到国家住房政策的影响，如住房商品化制度的改革，城市居住空间整体形态向商品化和政策性保障住房过渡^[33]。

经济集聚和产业结构转型部分程度上是以一些地区的衰落和人口流失为代价的。已经出现或正在趋向收缩的城市，应该直面收缩问题，秉持“瘦身+强体”的理念，精准定位，寻找比较优势。一方面，要形成多元化的产业结构，激发存量资本，充分发挥城市科技成果、文化创意、旅游特色等优势，与时俱进，促进产业结构与时代需求、当地实际、人民生活相匹配。另一方面，激发产城融合，促进产业结构转移，“去库存”、“清存量”，充分利用闲置土地和资源，开发区、产业园，促进产学研合作。同时，关注老旧小区的更新及再改造，提高“微社区”的服务供给与生活质量，提升生活、居住、商务办公、娱乐休闲体验，增强城市功能和品味。关注收缩型城市的新陈代谢过程，促进城市“微社区”的有机更新，如环境修复、公园整合、旧城重建、交通改善等。这是从存量的角度合理通过规划去库存，从而促优化城市功能的措施。同时，要鼓励大众积极参与并融入到城市建设中来，激发城市的生命活力。

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不断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收缩型城市要积极融入“城市群”，依托大城市、经济圈形成发展潜力，例如，成渝城市群、兰西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相关部门应该跳出“属地管理”和“行政区划”的束缚，加强跨域协作能力，补给人口流失和公共服务质量不佳的问题。“二元经济”发展的带来了贫富分化不应发展为新的“双重城镇”。深化公共服务的供给，理顺当前城市发展中的人口、土地、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及问题。面临当前老龄化和少子化的现实，提供多元化的综合服务至关重要，尤其是在福利性住房保障和老年人口的照护问题上。积极改善住房条件，为多元群体提供便利性的公租房、保障房，在人口定位上不仅仅关注人口数量的多寡，而且注重人口质量的提升、人才潜力的培养。发展新型养老照护模式，保障收缩区域完善的医疗、养老空间和服务。同时，建立弹性制的收缩城市精细化治理体系，依托大数据和信息技术，为收缩型城市的识别、管理、动态监测提供了完备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

城市是“人民的城市”，收缩型城市比普通城市更需要得到“人性化”的治理。首先，要重建收缩型城市治理的行政伦理，以“人”为核心，尊重个人选择、人口流动意愿，建立全生命周期的人口自由流动的管理，采取更加灵活性、柔性化的政策工具，重塑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伦理基础。其次，不断降低住房成本面对住房市场和通勤问题进行适度调控，保障性别、地理技能的平衡。提升专业技能培训，促进教育资源分配均等化、增加女性求职工作岗位、消除就业性别歧视、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缩小收缩型城市与发达城市的发展差距。再次，进一步完善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城市流入人口市民化，优化市民服务，提升人文关怀，促进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34]。

“中国梦”隐含着“城市梦”，城市规模的变化、人口流动、资源分配差异必然带来生产、生活环境的巨大变化，也为城市治理带来巨大挑战。“增长主义”范式下的城市发展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最引人瞩目的成就之一，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呈现出线性递增的态势，但隐藏在飞速发展背后的人口收缩问题却被严重忽略。本文基于“空间—行为”互动理论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分析城市收缩的生成机理及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嵌入“制度—政策—行为”空间的城市，需要与经济、人口、土地、社会等多重元素相匹配。城市发生的收缩现象，不仅仅是直线性的单一过程，而是一个涉及多元因素循环反复的迭代过程。面对当前的“收缩阵痛”，无论学术界还是实务界，都要积极转变思维，尊重城市发展的规律，秉承“精明收缩”和“有机更新”的理念，推进收缩型城市的精细化治理；关照中观层面政策引导与服务供给的力度，加大对中小型城市发展的政策倾斜力度；改善个体—家庭层面的流动选择偏好，让城市真正成为“人”的“家”。

注释：

① 铁锈地带：主要指的是美国东北部以芝加哥、匹兹堡等传统工业地区在20世纪70—80年代出现工业衰退、失业率飙升的地区现象。

② 收缩城市国际研究网络(Shrinking City International Research Network)：http://www.shrinkingcities.com/kultur_schrumpfen.0.html.

③ 中国收缩城市研究网络（Shrinking City Research Network of China）：http://www.beijingcitylab.com/projects-1/15-shrinking-cities/.

④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的通知发改规划〔2019〕617号.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1904/t20190408_962418.html.

⑤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的通知〔2020〕532号. https://www.ndrc.gov.cn/xwdt/ztzl/xxczhjs/ghzc/202012/t20201224_1260236.html.

⑥ 本文相关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