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就是我成长的那个地方。我在法国北部长大，那里有熟悉的家人还有朋友。所以，我觉得那个地方是我的家。但是现在对于孩子来讲就有些困难，因为搬迁的原因，但是就此刻来说，中国就是孩子的家，是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地方。这里完全是按照我在法国的样子装饰的，除了电视，几张椅子，这边和那边的桌子以外全部都是从法国带过来的。我把这些带过来也是为了有家的感觉。对于孩子来说，睡以前睡觉的床，玩过的玩具什么，穿过的衣服，也是很熟悉的……”（受访者34，法国女士，艺术家）

家是一个地方。对于很多类似受访者34的人来说，家是一个可以构建和复制的空间，是一个具有归属感的地方。离开家并不意味舍弃过去，反而脱离不了某些习惯、语言、身份。他们对家有强烈的归属感，无论身处何方也无法脱离家的“根”，即根是无法除去或取代的。从家的地理学理论来看，“根”通常指在一个地方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意指在一个地方成长），具有长期的社会网络关系和家人，有稳定关系的组织，如学校、团体，拥有财产，并在那个地方产生归属感。Massey在“全球性的地方感”中指出，流动性使人的社会关系和网络得以扩展，但人们依旧根植于某些（不限定）地方，比如家^[1]。对于移民来说，家与地方始终相联，无论流动到哪里，家园或家乡始终为根。根作为重要纽带，链接过去与现在、这里与那里、流动与停留。

“根植性家”的概念源自传统人文主义地理学，地方根植是家的根本属性。Tuan在《恋地情结》中描述家的意义：一个人在时间上把日常情感投入到家中，并远远超越邻居的家。如果把自己从家中强行赶出，就等于剥离身上的皮肤，正如买了新衣服也不愿舍弃旧衣服一样^[2]。有些人，如老年人安土重迁。对家的体验构成一种存在主义的内在性，表现为对一个地方长期居住后不自觉形成的深刻认同^[3]。迁移的人对故乡的家有情感依恋，熟悉的地方、景观和日常生活使家的意义变得极其重要^[4]。失去根源会带来一系列情感剧变与家的意义的深刻变革，即“根植性冲突”（root shock）^[5]。本研究“根植性家”指移民在流动中通过各种日常策略，始终寻求并保持与“根”有联系的家，他们对根植性家的认同与营造一定程度上赋予跨国精英移民“有根可循”的存在意义。

家的分类建立在根植性和依恋的基础上，且与流动密切相关。依据根植属性可区分“在家（home）的家”与“无家可归（homeless）的家”^[6]，“大家（big home）”与“小家（little home）”；其中，“大家”指归属感，“小家”指跨地方实践，无论人们在不同的地方实践了怎样的“小家”，“大家”作为一种归属感，是人们最终要回归之处^[7]。对于跨国移民来说，依据对迁出国原有的家的依恋程度，在迁入地所营造的家可区分为根植性家、扎根的家（grounded home）与世界主义的家（cosmopolitan home）。

移民与家的地理学研究重点在于关注移民非常具体的生活细节^[8]。家作为物质和情感空间，由日常实践和生活经历塑造^[9]。在迁移中，移民必须离开原来的家，前往另一个社区、城市或国家，暂时或永久生活在至少最初是不熟悉的地方。然而，部分跨国移民离开过去熟悉的生活后，在迁入地再造“原来的家”，试图通过改造物理环境恢复过往的日常生活，与过去的家保持紧密联系。这种对母国的家有深刻依恋，在现有的家中尽可能复制母国日常实践方式的一类移民，文章称为“根植性类型跨国移民”。通过日常实践创造和维系原有家的感觉，已成为根植性类型精英移民营造根植性家的重要策略。

首先，在家庭或社区花园等地种植家乡植物成为移民寻找家的联系的重要策略。房屋内外花园的营造可以促进移民适应与融入新环境，从而产生家的感觉^[10]。如来自老挝的苗族人，由于战乱，他们永远失去了家园和故土，在新家种植熟悉的水果蔬菜，以便追忆故土、慰藉悲伤的心灵^[11]。其次，食物的消费与烹饪实践是移民对连接家国/家庭文化和情感的重要方式。购买和烹饪原国的食物原料，可帮助跨国移民在迁入地留存迁出地饮食文化^[12]，修复在迁入地的孤独感和疏离感^[13]。同时，网络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社交互动对家的创造和维系发挥重要意义。如在美的韩国移民每周花数小时观看韩国电视和网络信息以保持对母国的情感联系^[14]。奥克兰的韩国留学生也利用通信技术（CT）将“彼地”（韩国）的概念与“此地”（奥克兰）的现实联系起来^[15]。

实际上，日常生活涵盖丰富内容，跨国移民对家的营造不只是通过一种途经来完成。目前跨国移民与家的研究，聚焦的对象主要是难民、非法移民或劳工移民，探究他们如何在更为发达的迁入地通过生存策略维持或营造家的感觉^{[16, 17]}。研究更多的是从地方融合和社会适应的视角来进行，如向上流动的移民在跨文化背景下融入或适应新的迁入地以获得家的感觉。但实际上，这无法代表从上向下流动，即从全球北部流动到全球南部的精英移民本身对迁入地家的主观感知和实践。全球化背景下跨国精英移民群体日渐庞大，此类群体具备高强的流动性和流动能力，以及敏锐的主观感知与情感调节技能。因此，具有丰富资本和优越条件的跨国精英移民，在家的日常营造中反而不再只强调资本的要素，而是关注自身在居住地日常实践与家的感知，把主观感知纳入到流动性实践的考量之中。基于此，研究试图从日常生活的视角出发，援引“根植性家”的地理学概念，探究与母国具有强联系的跨国精英移民（称为“根植性类型精英移民”）在广州家的实践和家的感知状况。提出以下的研究问题：根植性类型精英移民如何理解流动与根植性家的关系？现有的家、原有的家、未来的家如何被流动性影响？跨国精英移民运用什么样的日常实践策略去重构广州现有的家？根植性类型的精英移民与其他移民群体对家的认识、感知和实践具有何种差异性？

本研究选取广州市为案例地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原因基于以下两点：第一，广州在地理位置上长期处于开放口岸，交通便捷，贸易发达，经济条件优越，拥有国家和地区良好的移民政策支持。广州具有较其他城市吸引外国人进入的可能性和优越性。第二，广州是世界一线城市，吸引了大量外国人工作生活，是国际化移民城市和移民集聚程度最高的典型移民城市之一。据国家和广州相关移民部门的数据报告显示，广州常住外国人由1995年的4749人，2000年上升到10730人，2005年上升到13124人，2010年再上升到29185人，2017年再次增长到51430人，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18]。

研究采取质性研究方法，具体包括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法、观察法和事物追踪法。调研时间前后历时两年，从2017年9月到2019年8月。研究通过自主招募和他者介绍，使用半结构化深度访谈了40位欧美国籍的跨国精英移民，其全部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在广州具有较高层次的职位，涵盖艺术家、技术人员、创业者、教育家等多个行业，经济收入在年薪40万及以上，基本符合国家所提出的A或B类精英人才要求。根据受访者的实际情况，访谈所使用的语言，涵盖英语、法语和中文。访谈内容围绕家的疏离、家的定义、家的边界、家的建构与日常生活实践展开。访谈时间为45—150分钟，并对访谈内容进行录音及后期处理，转录材料达15万字。对其中25名受访者的社区和家庭内部的布局和陈设进行了深入体验式观察；对其中10名受访者进行了长达一周的食物烹饪和就餐过程的跟踪调查；对关键的3名受访者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日常生活实践活动跟踪调查。研究发现，40名受访者中共有16名精英移民属于根植性类型。根据受访的时间顺序对受访者进行了编码，具体为受访者1、受访者2……等。

人们谈论家时往往是模棱两可的、复杂的、充满矛盾的^[19]。对于根植性类型的跨国精英移民，家的根始终是不可割舍和取代的，那他们为何还要选择疏离原来的根而来到广州？因此，本部分将关注在广州的根植性类型跨国精英移民流动的原因，探究其流动与根的矛盾关系。

对于根植性类型跨国移民来说，“根”意味着对某个地方有深刻的认同或依恋，但这个“根”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流动的动力或者能力，也不意味着根就是他的国籍或者母国，而有可能是他出生的地方、成长的地方或其他地方。他们的流动动机异于为了“能动性地追求地方体验”的其他移民^[20]。研究发现，根植性类型的跨国移民流动到广州的原因主要包含三种：工作因素、家庭因素和媒介因素。

首先，基于工作因素的暂时性停留与“不流动”。在广州的跨国精英移民表示，入职或调职来到广州，可获得高于在母国同等职位的报酬，其合约期限在三年到五年。如受访者26（意大利男士，教育家）“签了学校三年的合同，这里（广州）会比在意大利工作赚的钱多，条件还不错，也可以获得不一样的经验。”因此，在短期离开和获得高于母国的报酬的权衡使其认为来到广州是值得的。但在工作报酬或经验与离开母国间决策时，会有意识的把“短期的停留时间”作为权衡的关键因素，并清晰认知到短暂停留之后便会离开。甚至在这过程中，受访者34（法国女士，艺术家）在法国重新购置房子，把流动中的“根”联系起来。此外，未来“不流动”于中国成为重要考量因素，如受访者20表示，“我当时也收到了美国的一个offer，但是我想着如果放弃中国这个机会的话我可能以后不会再去中国”，对于未来“不流动”于中国的原因反而成为他流动的原因。

其次，基于家庭因素在无法割舍的“两个家”之间的游走。对于某些根植性类型精英移民，家的存在意义在于家人的存在和相聚。受访者2（法国男士，导演）表示，来广州主要原因在于娶了一个广州太太，在此之前他一直在法国巴黎居住，没有想过要来（广州）。他内心希望与太太一起在法国生活，但由于太太不愿意，只能跟随太太来到广州。在访谈中得知，他其实一直“想要回到法国的家”，并试图说服太太去巴黎，但没有成功。在他的认知中，法国始终是他的家，在法国的父母是他重要的家人。与此同时，太太孩子都在广州，这也是他的家。为了平衡两个无法割舍的家，他甚至长期游走在两个家之间，在中国广州居住三个月，然后又回法国两个月，如此循环反复。

再者，基于过去社交圈子中他者的媒介因素，如朋友的邀请。受访者7和受访者12都明确表示，朋友邀请成为来广州工作的主要原因。“如果不是有朋友在，我不会选择来中国”，他们认为母国的朋友与自己同在广州，其实也是一种与母国的联系，因为有熟悉的人在一起，根本没有想过只身一人迁移到中国广州。

家就像一个手风琴，它既向外延伸到遥远的地方，又向内挤压将人们嵌入到最近的、直接的地点和社会关系中^[21]。根植性类型的跨国精英移民基于自身因素向外延伸，既疏离原来的家，又试图使用各种日常策略嵌入到原来的家中，以实现在这里与在那里的联系。因此，本部分主要探究根植性类型的精英移民如何通过不同维度的日常策略来平衡家的归属感，以及存在哪些失衡的方面导致家的疏离感。

迁移意味着离开家园，即离开一个家庭、一所房子或一个社区。迁移也与一系列记忆有关，意味着在先前的家空间中物质性的毁灭，并在迁入地的家空间试图恢复原家的一系列尝试^[22]。研究发现，在跨国情境下，根植性类型精英移民相对于其他类型移民（扎根在迁入地的、游走在世界各地的）而言，会在迁入地寻找更多熟悉的家的感觉和味道。在这过程中，物质性是最容易和最直接被使用的日常策略，同时物质性也是能够有效反映主体与空间在流动和静止之间关系的重要载体^[23]。因此，物质维度的日常实践策略对根植性类型精英移民家的营造有更直接和更重要的意义。如在新西兰的南非移民妇女，通过携带南非物品和购买南非商品与南非相联系，以重建新西兰的家^[24]。研究发现，根植性类型精英移民能够通过物质性日常实践维系或创造家的感觉，典型表现为家的物质空间营造和食物制作。

移民的房屋内部某些微观方面反映与祖国、过去的家的联系^[25]。在家的物质空间的营造中，根植性类型精英移民有意地复制或借鉴迁出国家的空间营造结构与特点。如受访者34（法国女士，艺术家）和受访者33（法国男士，制造业高管），他们在广州的家则基本按照法国的样子进行装置和布局，几乎所有家具、摆件和照片都从法国空运过来，认为这样的物质营造能带来家的感觉。通过复制和重现看得见的物品，或继续使用具有纪念意义或情感价值的物品，链接现在与过去、这里与那里，延申对过去家的记忆与情感，把一所普通的房子再造成跨越边界的家。这些物质跨越时间和空间，成为家与记忆、身份和日常生活之间复杂联系的纽带。

然而，当物质性策略失衡时，也会给根植性类型精英移民带来相反意义。如受访者11（美国男士，餐饮店老板）认为家的感觉包括熟悉的、记忆中的装饰、气味、食物，但他目前并没有购买和改造房子，现有的家呈现的并非是自己熟悉或认同的物质装饰，因此在广州的家只能称为临时居所。

全球化背景下，跨国移民的饮食行为往往反映出一种“世界主义认同”^[26]。然而，对于根植性类型精英移民来说，饮食冒险（food adventurousness）是有限度的^[27]，饮食行为更多是“地方主义的认同”。即使会尝试当地的食物，根本上还是认同母国食物，并会在迁入地寻找、消费和烹饪熟悉的母国食物。研究发现，在获取食物的原材料过程中，即使有些材料跟迁出国略有不同，但在万物互联时代，精英移民通过精英主体本身的资本优势，能够找到所需原料以维系家的味道。受访者能从不同渠道购买各种迁出国味道的调味料，其中网购是最便捷的核心方式。食品购买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经济的可担负能力、物联和网络技术的可及性有效解决了精英移民寻找母国食材的日常困境。

其次，在食物的烹饪和厨房空间实践上，大部分根植性类型精英移民会延续过去的饮食习惯和就餐时间。如与广州太太结婚多年的受访者2（法国男士，导演）表示，尽管太太和孩子在家里会烹饪中餐，但他在下班回家后为自己烹饪法餐，以延续过去的味道。尤其是具有“中外婚姻”的精英移民，认为厨房是性别平等的空间，主体可以根据各自口味烹饪所偏好的食物。因此，在部分中外婚姻的根植性类型精英移民看来，厨房并非性别化的权力空间，而是平等空间。而大多“外外婚姻”的家庭厨房烹饪事务仍由女性主导，尤其是随配偶迁移的跨国女性，在广州没有固定职业，负责家庭事务劳作。

更为重要的是，根植性类型精英移民除了使用熟悉的食物和材料等物质策略，还创造性地使用熟悉的烹饪空间策略，如把厨房设计成开放式空间。烹饪空间和烹饪氛围的营造因此也成为家的根植性表达的重要方式。

对于跨国精英移民来说，由于经济的可担负能力和网络技术的可及性，物质性策略容易实现，但情感性策略有时无计可施，并对主体产生消极的情感意义。研究发现，根植性类型精英移民在情感性实践过程中常处于失衡状态，产生“在异地”的陌生感，其中主要包括日常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医疗就医行为。

大多根植性类型精英移民在社会互动中处于关系网络断裂的状态。一方面，由于地理距离的分离，无法与过去的社交圈子进行互动；另一方面，由于自身生活方式、身份及客观社会因素的不同，在迁入地也没有成功再造真实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交网络的断裂导致在更大范围内产生情感上的“无家感”。如受访者7（法国男士，商演模特）回忆曾经的社交问题：当时有个朋友微信约他出去吃饭，他开始很开心，后来在饭局上发现，朋友约他的真正目的是想让他教女儿学英语，且类似事件还有很多。多次在社交中受到打击之后，受访者在迁入地重新建立社交网络关系的渴望逐渐消减，进一步弱化融入迁入地的积极性。

满足健康与安全的需要是营建家的重要基础，就医行为延伸了家空间的日常生活实践。不同类型的移民在日常就医中可能存在差异化的困境。如劳工移民在美国面临的就医困境是医疗费用太贵^[28]。然而，根植性类型精英移民在中国广州的就医困境不在于经济，而在于情感关怀和信任。首先，他们认为就医语言是非常重大的障碍，广州医生就诊时大多讲中文，无法进行深入的医患交流。其次，当地就医人数太多，等待时间太长，在拥挤的医院漫长等待带来精神煎熬和心理不适。再者，广州医生没有给予情感上的关怀，而是使用一种快速的行医方式，导致在承受着身体病痛的同时，还增加了精神压力。

对此，为了缓解就医困境，有些受访者表示，如果不是严重的病，他们会选择去看私人诊所或家庭医生。一般严重时会使用“跨城医疗保障策略”，即去香港或者深圳能说英语的医院。较为紧急或严重时，才会选择当地公立医院，并带上协助翻译的朋友。有些受访者从迁出国带来家庭医生开的药物，以备生病使用。这些药物大多由家庭医生进行过备注说明，因此他们了解和熟悉其药物的使用用途，而不像在迁入地医生并没有过多解释每种药物的使用情况和说明就直接开药。更有受访者会使用“身体强化保障策略”，为了让自己减少生病，会坚持锻炼身体，或是增加每周健身的频率。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部分拥有中外婚姻家庭的受访者，面临同样的社交或就医困境，他们会使用“中国伴侣”引见和陪同的身份策略来减缓或破解。而非中外婚姻的受访者大多使用“外国圈子”的日常社交策略，即与外国朋友不定期聚集的社交活动。幻想在一定时间后离开广州并回到原来的或理想的家，成为根植性类型精英移民处理与家分离最根本和最内在的情感策略。

在流动性背景下，家不仅包括物质和情感维度的内容，还包括外部大环境。跨国移民除了与不同主体进行接触，还不可避免地与外界进行接触。当根植性类型精英移民面临某些外部性困境时，由于环境自身的客观因素，无法通过日常策略进行根本解决。比如空气问题，许多受访者表示空气污染影响生活质量，无法在户外进行健身，并担忧影响自己和家人身体健康，甚至有些表示已经感到身体不适。对此，受访者2（法国男士，导演）描述了在空气问题上所使用的日常妥协策略：在家时基本都会把门窗关紧，尤其是空气能见度低时；减少到外部散步、运动的活动；放假出行时，选择去空气好的地方而非市区。然而，这种被动和妥协的外部性策略，不但没解决对空气问题的困扰，反而加剧对当地的外部大环境的消极印象。

对于空气污染问题，部分移民会选择更为科学和能动的策略来应对。如受访者13（法国男士，校长）是采用设置空气监测和空气清新器的策略，即在家里设置一个空气污染检测器时刻评估当日空气状况，以决定是否外出，并在家使用空气清新机，以使外出活动和在家的日常实践变得安心。

此外，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氛围也成为根植性类型精英移民在家的营造过程中困扰的重要因素，这也是移民认为难以通过在地化策略去改变的问题。如类似受访者11（英国男士，跨国企业高管）等在孩子出生后，他们开始反思广州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社会不良现象，如插队行为。当地方的某些社会环境无法满足需求时，未来可能会选择“离开”。他们认为这些外部性问题是根深蒂固的，是自身无法改变但又非常在意的问题。所以，当日常策略无法有效使用时，根植性类型精英移民选择提前离开或者完成企业约定的合同后离开。

流动与停留、地方与无地方、根与路径都会成为家的构成部分^[29]。对于根植性类型的跨国精英移民，过去割舍不掉的根与现在的生活、未来的可能路径是紧密联系起来的。他们追寻过去熟悉的味道、食物、物件甚至空气，在迁入地通过日常实践不断创造和再造“新家”。然而，由于迁出与迁入地在物质性、情感性以及外部性维度中存在差异，加之在心中“根”的作用下，根植性类型精英移民认为“虽然现在的家在这里，但此家非彼家”。对于地方的根植性认同，导致迁出国的家与迁入地的家产生二元性的对比。

在广州家的营造过程中，根植性类型精英移民不仅与过去的家联系，还与理想的家联系。因此，家常常处在现实与想象、过程与理想的矛盾关系中。大多受访者在谈及广州的家时，时常不自主地把它与过去的家进行对比，以及还把未来理想的家与现在的家进行对比。而这种对比，放大了迁入地家的“不理想”状态。尤其是当现实在这里的家无法满足理想的家的想象时，迁入地家的意义便逐渐消解。因此，当日常的实践策略依旧无法带来家的感觉时，甚至会认为在广州的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而只是临时的居所或临时的家^[30]。

同时，在当代西方家庭生活的想象框架中，理想的家通常被认为是以家庭和个人所拥有的一个独立式或半独立式房屋，并且坐落在郊区的一大块土地上，并与家庭生活、隐私、亲密感与舒适度密切相关^[31]。然而，在研究中发现，根植性类型精英移民，虽然都认同家的根，但其理想的家是复杂的，主要包括两种类型。

第一，根植性家与理想的家是相对一致的，理想的家意味着母国的家。如受访者11（美国男士，餐饮店老板）表示：“我挺想念我的家乡的，我很想念那里的某些东西，比如一些我不能在这边吃到比较地道的食物，一些生活的场景……我的最终目标不是在中国，而是回家（母国），所以这里的一切都给我一种只是暂时的感觉。”

第二，理想的家并不一定指母国的家，而是与过去出生/成长的地方具有某种重叠和联系，包括物质形态、环境氛围等，是基于根植性家的升华。如出世在非洲TOGO，在5岁时成为法国人，并在法国生活了15年多的受访者7（祖籍非洲，法国男士，商演模特）指出：“在心底，TOGO才是我的家”；广州是临时的家；但“理想的家”是加拿大，因为他认为“加拿大是一个讲英语和法语的国家，给移民很多福利，不管黑人、白人都可以去那边。另外，加拿大的宁静和风景与儿时的家有相似的感觉。

因此，受访者对根植性家、广州的家和理想的家会形成对比。在这里的家，可能在物质形态、情感认同或外部特征上没有类似过去的家，所以受访者认为最后他还是会离开。然而，虽然大多受访者表示理想的家是指母国的家，但理想的家也并非意味着必须回到“根”所在的原本地方，而是在物质或感觉形态上与“根”的家类似，具有某种相似特征的其他地方。因此，对于某些精英移民来说，理想的家除了需要连接根植性家的特定物质形式或空间形态，家庭关系、种族和阶级也成为理想的家的重要因素。“根”的理想回归可能意味着回到直系亲属或大家庭附近，或在亲密的亲戚朋友之中，也可能意味着生活在具有与过去的家中有联系的、特定的文化、气候、景观或地区中。

移民的流动性导致了一种低估“家”的稳定、有界、固定和弹性的解释趋势。即使在高度流动的人群中，尤其是对具有更强流动性和能动性的精英移民而言，家作为一个“固定点”（fixed point）的文化观念仍然存在^[21]。同时，在流动性的背景下，家作为“日常熟悉而温暖的场所”需要通过一定策略来重新创造。对于根植性类型精英移民来说，家是个人意义的重要来源，是一直在追寻的精神场所。流动与根看似是矛盾对立的一组词语，但二者是彼此互嵌，相互作用在迁入地家的营造过程中，具有较大的挑战意义。因此，文章探究了根植性类型精英移民是如何处理流动与根之间的关系，如何通过各种策略处理日常面临的“不一样”进而实践迁入地家的营造。最后，试图探究根植性类型精英移民对于家的感知和意义追寻。

首先，根植性类型精英移民在处理流动与根的关系，往往会使用“临时性的时间策略”、“发生联系的策略”、“游走策略”以及“熟悉的媒介策略”等方式。虽然跨国精英移民迁出原本的居住地，跨越一定的边界来到另一个空间地点，但实际上大多数不仅依旧通过日常的实践创造和再现“根”的联系，在情感认同与身份认知上也从未放弃或割断根。在处理流动与根的复杂关系时，根植性类型精英移民所采用的策略通常不是完全舍弃“根”的存在或者完全否定流动的存在，而是试图在流动与根二者中找到彼此的联系，从而做出权衡与妥协。有根并不意味着“不流动”，而是在流动中始终寻求并保持与“根”的联系。此外，强调主观感知的他们，流动性并没有促使根植性类型精英移民家的“连根拔起”（uproot），反而促使其“根深蒂固”（rootedness）。也就是说，流动促使他们对根植性家的深化和认同。

其次，根植性类型精英移民通过各种日常策略在迁入地营造不同空间尺度的家，包括物质性、情感性以及外部性维度的家。然而，他们所使用多种的日常策略大多是为了更好地维系或探索自己过去惯习的环境。在这过程中，日常策略有时能保持平衡，以实现带来迁入地家的感觉，但有时也会失衡，造成家的感觉的消解。其中，从私密性家的物质性维度来看，对于根植性的跨国精英移民来说，大多能通过“带过来”和“寻找替代或类似物品”的方式复制性地实现；从城市空间中家的情感性维度来看，对于有中国伴侣的移民更易处理社交和就医等日常困境，填补情感上的空缺，而对于那些没有中国伴侣的移民来说这些困境往往难以解决；从社会空间的外部性维度来看，对于大多数根植性类型精英移民，针对空气污染和当地的社会文化氛围等外部环境的困境往往无法实施有效的日常策略。而后面的两个维度，也成为导致根植性类型精英移民认为无法融入中国广州的重要根源，以及部分移民产生“无家感”的重要原因。因此，在日常策略失衡状态下，广州的家只能成为部分根植性类型精英移民的“临时居所”。

再者，流动性的经历让根植性类型精英移民产生地方与家的意义思考。对迁入地弱化或无家的感觉，进一步促发精英移民产生对未来理想的家的思考和追寻。对于部分精英移民来说，根植性家正成为理想的家的参考意义并不完全建立在空间位置上，也并不意味着完全回到过去和原点，而是参考过去根植性家的某种物质形态、环境氛围、结构特点甚至家庭关系，回归升华到具有根植性家的联系的地方。这是由于跨国精英移民本身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和主体能动性，即使是对家有根植性认同的一类精英移民，“根”并不是传统学者所认为的是一成不变的地方，也并不意味着回到原来的社区和房子，而是与“根”有所联系的地方即可。具体来看，理想的家往往大多坐落在郊区，贴近自然，生活环境好，有利于家人的生活和孩子的教育与成长，这也成为根植性类型精英移民最后的理想回归之处。

家与自我、家庭、家外的世界联系起来，家的营造包括自我想象、日常实践和跨国元素的结合。对于根植性类型跨国精英移民，迁入地家的营造是在地化的实践、过去的跨国元素和未来想象要素的综合结果。虽然有些根植性类型精英移民在广州的家无法成为其真正意义或永久居留上的家，但其流动的经验对于他们未来的家的思考发挥着重要的意义，也促使他们更加清晰地认知理想的家的定义及未来的流动去向。

文章并未想要表达根植性类型精英移民就是能动性较差的一类精英移民。相反，是为了探究和了解这一类独特的有“根”跨国精英移民为何会更多地选择短期停留而难以实现长久逗留。他们强调自身的主观感知，对根的认识既复制，也超越；既稳定，也流动。此外，有“根”类型的精英移民并非中国才特有，而是世界各地的移民都会共有的一种类型，他们是精英移民群体中对“家”具有深厚情结的既特殊又普遍的类型。因此，在全球各国正努力吸引和留住海外人才的背景下，研究通过关注根植性类型精英移民是如何处理流动与家的关系，阐释在迁入地家的营造过程中遇到的以及可能遇到的日常困境，及所做出的日常策略，试图为中国及世界各地根植性类型精英移民实现更长时间的地方逗留提供可参考的实践价值。一方面，心中有“根”的精英移民自身认为家是一个地方的概念，对于具有资本优势的精英移民，可以引导其通过怀旧和熟悉的日常生活策略创造或维系在迁入地家的感觉。另一方面，对于国家及地方政府而言，可针对性地设立和完善其日常生活功能区域，如在医院设立外国人就医区或点等。同时，在全民文化素养和环境素养不断提升的基础上，可继续加强全民的文化包容度、增强环境保护意识，为创造一个更加开放、和谐、舒适和国际化的移民城市环境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