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也逐渐凸显，旅游地居民与地方政府、开发商、游客在利益分配、景区摆摊、房屋改造、土地征收、生态保护等方面的矛盾冲突屡见不鲜^[1]，极大地影响着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如何理解旅游地居民的行为逻辑，预防和化解居民与多元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是旅游领域的基层社会治理亟待解决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在此背景下，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逐渐成为一种认识旅游地居民行为逻辑的新视角。一些学者认为相对剥夺感这种主观心理比客观的物质性剥夺，更能解释人们的冲突行为^[2]。目前，相对剥夺感研究从早期的心理学领域，扩展到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和政治学等诸多学科。尤其在管理学领域，相对剥夺感已经成为公共管理部门理解利益主体的态度和行为反应的重要框架^[3]。在旅游领域，相对剥夺理论有助于分析旅游地居民的利益诉求、对待旅游开发的态度与行为，为推动旅游地居民与多元主体间的平等沟通与合作、实现有效的旅游地社会治理提供理论指导。因此，对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相对剥夺感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为了全面把握国内外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研究现状与进展，笔者以“tourism”+“relative deprivation”为主题词对Web of Science、Pro- Quest、Wiley等数据库进行外文文献检索，以“旅游”+ “相对剥夺”为主题词对中国知网（CNKI）、维普（VIP）和万方（WANFANG）等数据库进行中文文献检索，检索时间截止到2021年5月。本文对国内外的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研究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期为国内的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研究提供参考。

2 相对剥夺感研究源起 2.1 相对剥夺感概念源起

相对剥夺感起源于心理学，由美国社会学家Stouffer等首先提出^[4]。随后，Merton将相对剥夺理论发展为一种关于参照对象的行为理论，指出相对剥夺感来源于与参照对象的社会比较^[5]。相对剥夺理论的主要思想是，人们通过与他人或他群（即参照对象）相比较来评价自身利益得失和地位处境，当发现处于弱势地位时就会体验到被剥夺的感觉，继而影响人们对事物的态度、行为倾向、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是群体性事件和社会冲突的重要原因^[6]。相对剥夺感是个体对价值期待和价值能力不一致的认知^[7]，是对实得与应得差距的不满^[8]，是关于认知比较、认知评价和情感反应的多维概念^[9]，是“想得、应得、怨愤于未得”的极端失衡心理^[10]。尽管学者们从不同学科的视角给出了相对剥夺感的不同定义，但一致认为相对剥夺感产生的关键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们进行社会比较，不仅包括以他人系统（他人或他群）为参照的横向比较，也包括以自我系统（自身过去状况和未来期待）为参照的纵向比较^[11]。源于心理学的相对剥夺感概念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学科领域，在社会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心态失衡和群体事件方面，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为疏导人们消极心理、预测和干预冲突行为、制定有效的公共管理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2.2 相对剥夺感研究的学科拓展路径

相对剥夺感研究大致经历了“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的学科拓展过程（表 1）。20世纪50年代，心理学的相对剥夺感研究聚焦于心理形成机制，认为事物对个体的重要程度和获得的可能性影响相对剥夺心理的形成。但是，在事物获得可能性大小方面，学者们持不同看法。Runciman发现，人们对于想得到的重要事物（如财富、地位、权力等），当看到与自己相似的其他人拥有、感到自己有权利拥有、认为获得可能性大等条件满足时，会产生相对剥夺心理^[12]；而Gurr提出与Runciman相反的观点，指出当个体认为事物获得是不可行的（或不可能的）时候，才会体验到相对剥夺感^[7]。心理学的相对剥夺感研究多采用实验方法，为个体心理疏导和行为干预提供指导，旨在促进个体身心健康和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在相对剥夺感的形成过程中，经济收入是大多数人关注的重要方面，收入差距是造成相对剥夺感的重要原因，从而开启了经济学的相对剥夺感研究^[13]。借助宏观计量方法，通过居民收入排名的方式构建相对剥夺指标反映个体的不平等和福利状况，代表性评估指标有Yitzhaki指数^[13]、Kakwani指数^[14]、Podder指数^[15]等。这些实证研究采取客观相对剥夺感测度，用于衡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和社会公平性，为社会保障制度和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们意识到相对剥夺感不但受到客观经济收入的影响，更与主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感知、参与机会、获益公平感等诸多主观因素紧密相关^[16]。基于此，借助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数据收集方法的主观相对剥夺感测量开始受到关注。研究涵盖多种情境下不同类型相对剥夺感量表的设计，以及构建模型探讨相对剥夺感的影响及疏导^[17-20]。相对剥夺理论在管理学领域的应用不断扩展，同时拓展到社会学、政治学领域。

3 研究主题及进展

旅游领域的相对剥夺感研究，始于对旅游开发带来的社会问题的关注。Bryden较早指出游客激增会催生本地土著仇恨与相对剥夺感，从而引发了对旅游发展的批判^[21]。随后，学者们相继意识到旅游开发会带来通货膨胀、污染、住房短缺、犯罪和居民相对剥夺感等系列社会问题^{[22, 23]}。1997年，Seaton首次将相对剥夺理论应用于旅游地居民的社会心理分析，指出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产生于与游客接触后的“示范效应”、为游客提供产品或服务导致生产生活资料被剥夺以及旅游从业者的高收入给居民带来的不利境况感知^[24]。在我国，王剑较早关注旅游开发下的居民相对剥夺感问题，并对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展开定量研究^[25]。接着，彭建和王剑认为对于旅游开发中未受公平对待的边缘人群，相对剥夺理论相较于社会交换理论和社会表征理论，有着更好的解释力^[26]。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对剥夺理论在解释旅游地居民心理和行为问题上的理论优势受到越来越多地关注，其研究主题涵盖了概念内涵和测量维度、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行为效应、应用范畴和研究方法等方面。

3.1 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概念内涵和测量维度 3.1.1 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概念内涵

作为不可观测变量，有效测量一直是相对剥夺感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概念内涵是设计测量工具的理论依据。当前，相对剥夺感的定义强调了内容上的认知和情感属性、比较层面上的个体和群体属性、比较方式上的横向和纵向属性。例如，心理学家Walker和Smith^[27]从社会比较理论的视角将相对剥夺感定义为，与参照对象相比后个体对自身不利地位的主观感知，以及随后的不公、不满、怨恨等情感要素，这里的参照对象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群体。社会学家Curr^[7]和李俊^[28]均认为，相对剥夺感是行动者对未来价值期待与当前价值能力不一致的认知，来自于与自我系统（自身过去状况或未来期待）的纵向比较。可见，不同学科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于相对剥夺感概念的界定有不同。

对于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概念，现有研究并未进行专门界定，仅少量研究借鉴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研究，暗示了其多维属性和多学科特点^[29]。概念清晰和边界明确是科学研究的关键，也是发展和推进一切理论的前提。笔者借鉴前人研究，对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下操作性定义为：在旅游发展过程中，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通过与他人系统（他人或他群）的横向比较和与自我系统（自身过去状况和未来期待）的纵向比较而感知到自身或所在群处于不利地位，进而产生不公、怨愤等负面情感的一种主观认知和情感反应。

3.1.2 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测量维度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相对剥夺感测量维度持单维、二维、三维和四维等不同观点，且在非旅游领域和旅游领域的研究有所不同（表 2）。在非旅游领域，单维结构有个体相对剥夺感^[30]和群体相对剥夺感^[31]两种划分方式。二维结构包括了认知维度和情感维度^[32]、个体维度和群体维度^[33]、横向维度和纵向维度^[34]等多种划分方式。三维结构划分方式为认知维度、情感维度和行为维度^[35]。四维结构为认知—情感和个体—群体的交叉组合^{[36, 37]}。

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测量包括了单维结构和三维结构。例如，在探讨民族地区社区旅游发展问题时，王剑设计了居民个体相对剥夺感的单维量表^[25]。随后，Peng等^[38]、王剑和彭建^[39]、吴丽敏^[40]、张大钊等^[41]均依据此单维量表来测量居民相对剥夺感。罗湘阳等^[42]对于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测量则以个体层面的横向单维量表展开。关于三维结构，Xu和Sun开发了横向、纵向和基于公平理念等三维量表测量乡村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20]。

可见，不论是在非旅游领域还是旅游领域，目前都没有形成相对统一的相对剥夺感维度结构，现有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测量主要为单维量表。仅有Xu和Sun构建了乡村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三维度测量模型^[20]。但王文辉等指出^[29]，基于公平理念的相对剥夺感易与横向相对剥夺感或纵向相对剥夺感混淆，作为维度之一并不合理。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多维度结构还存在争议。就当前研究看，度量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共同因子为横向相对剥夺感，而纵向相对剥夺感和基于公平理念的相对剥夺感均为差异因子。

3.2 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

相对剥夺感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现象，同时受到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影响^[5]。前者包括制度变革、社会结构转型、阶层分化等客观社会环境，其影响是间接的。而后者涉及个体判断社会现象所依据的观念体系和思维方式，其影响是直接的。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同样受到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不同程度地影响。

3.2.1 客观影响因素

影响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客观因素主要有旅游发展阶段、地区贫富差距、地区经济水平、弱势的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卢世菊等对湖北省贫困村的调查发现，贫困人口的经济维度的剥夺感呈下降趋势，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则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43]。并且，贫富差距越大^[44]、越是不发达旅游地^[45]，当地居民相对剥夺感越强。王剑和赵媛基于风景名胜区的研究发现，土地及附着其上的旅游资源产权不清晰，使得农村社区居民在利益分配中处于弱势，由此引发居民相对剥夺感^[46]。此外，政府以旅游经济绩效为导向的游客至上旅游开发，其法规政策和服务偏向外来游客，居民在公共资源使用方面被不平等对待^{[47, 48]}，也使得居民处于弱势社会地位，并导致居民相对剥夺心理。

3.2.2 主观影响因素

相对剥夺感的主观影响因素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即社会层面（知觉的社会变化等）、群体层面（群体认同、群体间联系等）和个人层面（人格特征、主观社会阶层、参照群体选择、社会公平感等）^{[10, 49]}。现有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主观影响因素同样可以分为这三个层面。在社会层面，王剑^[25]、王剑和彭建^[39]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证实了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会影响相对剥夺感。在群体层面，Chen等对中国香港居民的质性访谈发现，当与大陆游客进行向上比较并感知到自身境况处于弱势地位时，受群体认同的作用，香港居民会形成一种社区心智（community mentality），从而产生资源、空间、经济方面的群体相对剥夺感^[50]。

在个人层面，包括了参照对象的选择、主观社会阶层、社会公平感等方面。在探究景区原住民生存感知问题时，王汝辉等发现当参照对象是那些从自群体和内群体中分化出来的优势群体时（如不相熟的旅游精英、外来游客等），原住民往往认为自身所处社会阶层较低，产生“相对剥夺”感知^[51]。蔡克信等在研究旅游社会冲突的成因机制时指出，旅游精英逐渐成为普通社区居民的参照对象，使得居民感知相对剥夺感^[52]。张春燕以林区旅游地为案例，阐述当地居民通过与群体内、群体间、个体历史和个体预期等不同的参照对象的比较，会产生不同类型的相对剥夺感^[53]。此外，Zhou等发现，旅游地村民发觉创业者因租用他们的土地而发财时产生的失衡心理^[54]。张大钊和曾丽用“公平差别阈”进一步阐释旅游地居民的比较心理，指出居民通过社会比较后感知到的差异如果超出公平差别阈，则产生不公平感，继而产生相对剥夺感^[55]。

3.2.3 形成机制

相对剥夺感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同类型和不同层面的影响因素对相对剥夺感的形成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Smith等认为相对剥夺感的形成必须经过认知比较、认知评估和相应的情感反应等3个阶段^[6]（图 1）。可见，对相对剥夺感的形成起关键作用的是主观因素的个体层面，包括参照对象的选择（对应“认知比较”）、主观社会阶层（对应“认知评估”）和社会公平感（对应“情感反应”）。因此，参照对象的选择、与参照对象比较后产生的弱势社会地位感知和不公平感是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形成的关键步骤。笔者结合Smith等的研究以及前文分析，绘制了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形成机制图（图 2）。

3.3 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行为效应

相对剥夺感是一种极端的负面心理，对个体和群体的态度和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大多时候其影响是消极的。然而有趣的是，相对剥夺感这种负面心理，有时也会促进个体产生积极的成就行为，如促进企业员工参与自我提升活动^[32]。

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同样也存在消极和积极两方面影响效应。王剑^[25]、王剑和彭建^[39]证实了居民相对剥夺感会对居民旅游参与意愿产生消极影响。Peng等发现了居民相对剥夺感对其旅游开发态度的负向效应^[38]。赖斌指出，居民相对剥夺感会降低社区的比较民生感^[56]。Xu和Sun用混合方法证实了相对剥夺感会引发居民消极的应对行为，包括消极承受、舆论攻击和积极抵抗^[20]。王文辉等的质性研究发现，古村落居民常见的不规范行为涉及恶性竞争、违规建房、抗议运动等形式，均与相对剥夺感有着直接关系^[29]。张春燕构建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演进路径模型，指出相对剥夺感会造成居民的非理性冲动和破坏性表达等失范行为^[53]。张大钊等明确了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对其积极应对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41]。罗湘阳等验证了居民横向相对剥夺感对居民满意度和旅游支持态度的消极作用^[42]。然而，少数研究发现了居民相对剥夺感的积极影响。Banki和Ismail对旅游地微型家族企业的研究指出，有些居民会通过更加努力地工作以降低相对剥夺感的负面影响，相对剥夺感或许是当地人创立小型旅游私企的重要动机^[57]。张大钊和曾丽通过多案例研究发现，感知到相对剥夺感后旅游地居民会有不同的行为反应，既有消极的（退缩逃避、无奈承受、冲突抵抗），又有积极的（积极发展）。最终的行为是消极还是积极，取决于居民个体的归因方式和自我效能感^[55]。总体上，相对剥夺感对旅游地居民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是消极的。

3.4 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应用范畴

相对剥夺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旅游地治理研究中。一方面，相对剥夺理论为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思路。Seaton基于相对剥夺理论对旅游地居民的社会心理进行质性分析，提出禁止小费和黑市、将游客隔离到飞地、禁止固定工资并允许市场经济、禁止为游客提供专用设施、向公众宣传旅游业的优势等一系列对策^[24]。Peng等从相对剥夺感视角分析居民旅游态度，提出创造居民旅游就业机会、公正处理居民切身利益事务、专项旅游收入扶持社区发展等方面建议^[38]。蔡克信和蔡溢基于相对剥夺感将旅游地居民进行分类，发现双重相对剥夺者和横向相对剥夺者是旅游社区治理中的重点关注对象，进而从宏观政策制定和居民期望引导两方面提出疏导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对策^[58]。笪玲和刘晓鹰用相对剥夺理论解释旅游社区贫困原因，进而提出拓展产业链、尊重资本的价值、促进贫困人口技能的增进等保障社区旅游扶贫绩效的对策^[59]。

另一方面，相对剥夺理论的应用有助于旅游社区冲突治理。Chen等关注香港居民由于大陆游客的示范效应而产生的相对剥夺心理，从居民文化差异的教育、主客合作机会的创造等方面提出减少居民群体相对剥夺感的策略，以协调旅游社区主客矛盾^[50]。张大钊和曾丽^[55]、张大钊等^[41]通过探讨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前因和行为后果，从居民归因、保障制度和居民自我效能感等方面提出建议，为干预旅游社区居民的冲突行为厘清了思路。王文辉等发现相对剥夺理论对于解释乡村旅游社区居民不规范行为的理论优势，提出参照群体的选取、旅游收入数据的公开、旅游项目的宣传、居民沟通机制的建立等措施^[29]，为预防和管控社区问题提供借鉴。罗湘阳等基于相对剥夺理论横向视角，为国家公园旅游地治理提供实践参考^[42]。张春燕从居民相对剥夺感的角度认识乡村旅游社区矛盾与发展困境，提出一系列对策^[53]。

3.5 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研究方法

相对剥夺感研究以科学实证的测量统计分析方法为主，依测量指标的来源不同，相对剥夺感的测量方法可分为客观测量和主观测量。客观测量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其优势在于测度指标较为客观且结果具有可比性，而劣势在于仅将收入作为相对剥夺的来源，指标范围过于狭窄；并且参照对象为全体社会成员，未能体现个体参照对象的差异性^[60]。而主观测量，是管理学的研究方法，以问卷调查或自评报告的形式进行，可以弥补客观测量方法的不足。有学者认为，相对剥夺感本质上是主观感受，必须采用主观指标法进行测量^[61]。

当前，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研究多采用质性方法，且以案例研究、访谈法和实地考察为典型。例如，张大钊和曾丽结合实地考察，利用多案例研究方法，选择三篇学术论文的案例和有关网络报道进行资料的编码分析，构建了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应对方式理论模型^[55]。张春燕通过对大别山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田野调查和案例分析，明晰了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形成路径^[53]。

另外，还有一些研究以主观指标法为主、质性方法为辅，对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进行测度。例如，王剑^[25]、王剑和彭建^[39]基于田野观察和深度访谈，设计调查问卷测量景区村寨居民相对剥夺感。Peng等通过田野观察和开放性访谈了解居民对旅游开发的看法，再用问卷方法对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进行定量分析^[38]。卢世菊等基于实地考察，采用问卷方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43]。Xu和Sun的研究首先基于扎根理论的方法论视角，对当地居民进行深度访谈并进行编码分析；随后，用结构方程技术验证了居民相对剥夺感对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20]。罗湘阳等同时采用访谈和问卷调查，借助结构方程技术证实了居民相对剥夺感对其旅游满意度和支持态度的消极作用^[42]。此外，还有少量研究仅采用问卷调查，以主观指标法对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进行实证研究^[41]。

4 研究意义和未来方向

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研究具有较明显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从理论上看，以往的社会治理理论多从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宏观视角，探讨促进多元利益主体互动合作的情境性因素，忽视了认识主体行为逻辑的微观心理因素。相对剥夺理论可以为认识利益主体的心理状态和行为逻辑提供新的视角，进而从微观层面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理论，是社会治理研究的重要分析工具，可为旅游地基层社会治理提供理论支撑。然而，需注意的是，由于相对剥夺感受到客观社会文化和主观价值体系的影响，源于西方社会的相对剥夺理论不能完全照搬运用于中国社会。例如，参照群体作为影响相对剥夺感形成的关键因素，在西方语境下被定义为与自己某一社会属性“相近”的他人或他群。而在中国社会，人们的参照对象不仅包括与自身社会属性接近的群体，还包括其他差异较大的群体，出现“盲目攀比”现象。因此，应高度重视相对剥夺感研究的社会文化情境性，发展符合中国国情的相对剥夺理论。

综观国内外研究，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研究仍不够系统全面。从研究层面上看，已有的研究大多将旅游地居民笼统视为一个整体，较少涉及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居民相对剥夺感差异分析；事实上，大多人群的相对剥夺感在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人口学特征方面有显著差异^[49]。从概念上看，现有研究鲜见对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有专门界定。维度结构方面，学者们对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度量并未达成共识。这种状况可从两个角度来解释，一是相对剥夺感的理论体系尚不完善，在一些现象和问题的研究上仍未达成共识。二是由于相对剥夺感研究情境的多样性，导致对不同现象和问题的研究本身不存在、也不能强求统一的研究方案。另外，已有研究对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前因和后果的研究较多（如影响因素、行为效应等）。然而，当前对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考察某些具体因素（如对旅游开发的影响感知）对相对剥夺感的单独影响，对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及其综合影响效应则鲜有涉及。虽然有研究者关注相对剥夺感对旅游地居民的心理及其行为的影响，但很少涉及这种影响的作用机制，因而大大削弱了这些研究的应用价值。从研究方法上看，已有的研究大多采用质性分析，较少运用量表测量、数理统计等定量研究方法，相关学科研究方法（如心理学的实验方法）的借鉴与融合也不多；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多维度属性和跨学科特点，客观上要求多种方法并用，因此当前研究方法不够丰富。结合现有研究的不足，笔者构建了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研究框架（图 3），并提出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的几个方向。

（1）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识别研究。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有其特殊性，来自于居民间旅游受益的不均、政府和开发商主导下的旅游收入分配不公和土地征用补偿标准不合理等方面^[25]；然而，当前对于旅游情境下居民相对剥夺感特殊性的探讨还十分缺乏，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仅仅是现有相对剥夺感研究的案例补充。因此，未来应探究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概念内涵、属性特征、维度结构等问题，构建有“旅游”特殊性的相对剥夺理论。尤其是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量表设计，应兼顾旅游情境性和多维属性，既要考虑到旅游发展带来的参与机会和参与能力差异引起的个体层面相对剥夺感，也要考虑政府或开发商主导旅游开发下的群体层面相对剥夺感。并且，要注意识别不同人口学特征的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差异，以便针对性地制定疏导对策。

（2）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直观上看，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形成受到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共同影响，是一个客观因素影响主观因素的过程，故主观因素对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影响应该更强。然而，现有研究尚未区分这些影响因素在层次和强度上的差异，也未探讨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产生影响的路径。因此，主观因素是否对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影响作用较客观因素更强、客观因素是否会对主观因素产生作用、两者如何对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产生综合影响等问题，均有待未来进一步验证。

（3）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对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很多学科领域的研究发现^[6]，相对剥夺感会通过影响主体的心理进而影响其行为。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对行为的影响机制有助于从微观层面揭示旅游矛盾和冲突的发生机制，然而已有对于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影响研究多限于单个心理或行为变量，鲜有涉及多个结果变量，难以揭示相对剥夺感的影响及作用机理。那么，相对剥夺感会通过哪些中介变量，对旅游地居民心理或行为产生影响？而且，相对剥夺感对旅游地居民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并非单向的，有时会有积极效应，这意味着可能有某些变量调节着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影响路径。那么，调节变量有哪些？其调节机制是什么？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4）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应对策略研究。现有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应对策略的研究多从个体层面展开，较少有研究将其视为管理问题，从社区管理、景区管理和行业管理的层面提出对策。因此，未来应加强基于相对剥夺感的旅游地治理模式研究，进一步完善旅游地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旅游地基层社会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