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性”（mobility）由Urry在世纪之交首次提出，他认为在全球化和媒体技术带来的互联网社会和时空体验改变的深刻背景下，应当将实体、想象和虚拟的移动（movements）视为当今社会最本质的现象之一^[1]。朱璇等^[2]从社会学、地理学、旅游学等学科沿革和翻译语用观四方面指出，Urry关注空间的移动性^[1]与Bauman偏重时间维度的现代性的“流动性”^[3]（liquid modernity或liquidity）是具有完全不同研究内涵的两个英文术语，而“移动性”更能体现mobility原词中mobile词根所呈现的movement的原义，沿袭地理学的研究传承，因此将已有中文文献中表示mobility的“移动性”^[4-6]或“流动性”^[7-9]统一为“移动性”。本文试图追溯地理移动性的概念缘起和发展脉络，从移动主体、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四个方面全面整理、比较国内外移动地理领域的重要实证研究，旨在揭示这一领域的已有研究方向和演化特征，并从已有文献的比较分析中，推导出一种移动地理的理论研究框架。

当今社会各种类型的移动“正表征并重塑地方、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如何认识、分析移动对理解“当前世界多重空间尺度的各类社会文化现象、理解空间及附加其上的意义具有重要影响”^[8]，对人类移动和迁徙规律探索的成果甚至跻身于自然科学的世界顶级期刊^[10]。移动性是人文地理学长期关注的焦点^[11]，而当Sheller和Urry^[12]提出将移动性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时，地理学的移动性研究也成为重要全球性地理学议题^[13]。移动的空间强度和地理尺度大大增强，承载着更多社会意义，成为多种移动的微妙交织：物理移动、物理移动所带来的体验和具身性实践、物理移动所建构共享的社会意义^{[14, 15]}，奠定了“转向”后移动性研究的三层基本含义。移动性研究以新方式将社会理论和空间理论联结起来，并搭建了一个转型的节点，是连接不同层次研究之间的桥梁^[12]。移动性和空间、地点、网络、尺度等一起，归入地理学核心概念中^[13]。由此，“移动地理学”（geographies/geography of mobilities/mobility）^①被正式提出，围绕它的论著^[11]、期刊（如创刊于2006年的Mobilities期刊）、会议（如美国地理学家2013年年会）层出不穷，推动其迅速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热点^[2]。

全球尺度的人、物、资金、信息的流动和地方尺度的日常通勤、空间位移及其社会意义都成为移动性研究的内容，“一系列人文地理学的中心问题”在移动性研究中都能得到凸显和解释，“较好地弥补着地理科学研究中人文价值线索的断裂”^[7]。移动性是“一种对地理形态的形成过程和规律机制的解读”，是“透过具体的社会文化表征来认识人类在空间移动过程中意义的重要理论工具”^[9]。地理移动性的研究源自Urry（2000）提出移动性概念后的知识溢出，体现了人文地理学多元而深刻的社会学转向。如果说早期的地理学“移动性”只关注传统交通地理中的物理“移动”（movement），转向后真正的“移动地理”（geographies of mobilities^[11]，geographies of mobility^[13]）则响应了早期地理学家提出的把研究重心调整到“移动着的人和物”^[16]的动态过程的呼吁^[2]。

笔者围绕地理移动性的研究内容，以“geographies of mobilities”“mobility geography/geographies”或“mobility” & “geography”或“mobility” & “space”为任意字段搜索了Web of Science，Elsevier，EBSCO，Wiley等含有主流人文地理学期刊的英文数据库，以“移动性”/“流动性”和“地理/空间”为任意字段搜索了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超星数字图书馆等中文主要数据库，搜索时间截至2020年4月。同时，根据已得资料的参考文献以滚雪球方式获取并阅读关联式文献，梳理国内外学者的代表性研究成果。由于移动性研究涉及社会学在内的多个学科，文献海量，笔者根据地理移动性的概念，筛选代表性成果的主要标准是：①以SSCI和CSSCI期刊成果为主；②以发表在（人文）地理学期刊或者地理学者^②的研究成果为主；③以涉及具体的移动主体或对象的实证研究为主^③；④剔除了纯粹属于交通地理的研究成果。

笔者以表格为工具梳理归纳所得重要文献内容，从移动主体、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四个方面进行整理比较。在归纳各表“研究领域”一栏时，尽量与作者在原文中自行阐述的研究贡献及其所属领域对接，其余则由笔者根据其研究主题和结论进行归类。由于“移动地理”是所有移动性研究在地理学科内对该研究领域的总称，所以表 1、表 2不再将“移动地理”列入“研究领域”一栏。

表 1(Tab. 1

表 1 国外地理移动性研究代表性文献 Tab.1 Representative English Literatures on Mobility of Geography

表 1 国外地理移动性研究代表性文献 Tab.1 Representative English Literatures on Mobility of Geography

表 2(Tab. 2

表 2 国内地理移动性实证研究代表性文献 Tab.2 Representative Chinese Literatures on Mobility of Geography

表 2 国内地理移动性实证研究代表性文献 Tab.2 Representative Chinese Literatures on Mobility of Geography

此处分析遵循两步走的流程：①以“移动主体”为表格的主要分类依据，梳理代表性文献，概括每一类主体的研究内容和方法；②分别总结两表国内外地理移动性研究的主要特点并进行中外对比。两表的整理即为分析的过程，作为中外地理移动性研究比较的基础，文献的后续分析和对比结果更多放在3.3部分进行。

表 1整理归类了国外地理移动性的代表性文献。从文献发表时间轴来看，国外移动地理领域的实证研究基本集中在近十五年，尤其是近五年，属前沿研究领域。从移动主体来看，按移动的距离和频次，可以分为城乡居民的日常和旅行者（traveler）的非日常移动研究，前者包括城市内各种交通方式出行者、弱势群体和朝圣者；后者包括旅游者、劳工、留学生、流浪的少数民族、难民、边民和移民等各种特殊身份的移动者。从研究主题来看，始终围绕Urry提出的“移动”这一空间行为“如何可能及产生何种后果”^[1]的移动性核心概念展开。但对移动“如何可能”的决策行为和影响因素虽有涉及，但数量上远落后于移动“产生何种后果”的身份感知、地方感知和移动意义的研究，这两者的研究方法以民族志、访谈、案例研究、文本分析等定性研究为主。

对移动主体的具身体验和实践行为的研究，构成另一大研究主题，其研究方法包括时空分析、问卷访谈、参与观察和案例研究等定量和定性研究。其中，日常地理、旅游地理和时间地理领域的移动性研究，最多使用时空分析和建模等数量地理学的方法，人口地理、城乡规划和公共治理较多使用定量研究方法，身体地理、情感地理和女性地理等领域，更多偏向使用民族志的观察访谈等定性研究方法。

大量数据显示，移动性正构成和刻写中国空间、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方方面面，中国为最具现实意义的移动性主题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场景^[8]。从表 2文献发表时间轴来看，国内移动地理领域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近五年，发表成果数量和主题覆盖均不及国外，属非常新兴的研究领域。受社会文化和人口结构的影响，我国的（跨国）移民、难民研究尚不具有明确现实背景和紧要意义，但研究者对其他相对弱势群体，如老年人、流动人口、少数民族边境居民的关注较多。从研究领域上来看，国内研究更多侧重于城市地理和行为地理。与旅游者有关的移动性研究受到最多关注，分为时空行为研究和移动体验与意义研究两大部分，根据这些文献的作者对其论文的关键词分类，前者被纳入时间地理、行为地理和旅游地理的研究领域，后者更多将自己的研究归入社会和文化地理的相关研究领域。在研究方法上和国外研究比较趋同。

从表 1和表 2的比较中可见，对移动性中的物理移动，即移动者的时空行为和移动轨迹的内容，属于传统交通地理和区域地理领域，在地理学中已有较为成熟和固定的研究方法，主要为空间分析、模型分析和近年来的大数据分析。但对于移动过程中催生的新的社会关系与文化意义，及其如何与物理移动本身发生相互作用，则属于地理学“移动性转向”后更需要阐释的问题。因此，现有移动性研究更多挖掘物理移动背后所引申的社会网络关系、情感归属和身份认同等一系列话题^{[9, 53]}。从表 2还可发现，基于城市居民为主的移动研究属于“日常地理”或“日常生活地理”范畴^④，但针对日常地理的居住式移动在20世纪最后40年已被大量研究^[13]。全球化带来移动强度和地理尺度的极大增强，必然推动移动地理走出“日常”视野，走向移动强度更大、尺度更广的移动主体。走出城乡居民的日常移动，旅游者和其他群体（如打工者、少数民族、留学生）的旅行移动、移民的（半）永久性移动跃入研究者视野，在移动地理领域研究中日益突显出来。归纳比较国内外的地理移动性，我们可以发现其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移动主体”类型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概念间的交叉叠合，体现出主体移动动机的多样性及其可转换性。如“劳工移动者”中的特殊类型是“打工旅游者”^{[62, 63, 86, 87]}，其主要目的应为“旅游”，但有的打工旅游者“并无明确的休假安排，大多数时间都呆在店里面，很少有时间出去旅行”^[86]；而遍布世界各地的外教老师，虽然办理的均为工作签证，应属于以“工作和教学”为目的的移动者，却生成了“对外英语教学旅游”群体^[63]。再如“生活方式移民”和“劳工移民”“第二居所移民”概念也存在交叉，因为有些生活方式移民源于职业和工作动机^[44-46]，有些生活方式移民则为休生养老的生活方式（leisure related mobile lifestyle）所驱动^{[50, 74]}。如果把第二居所的移居/移民当成一种旅游或度假活动，它就属于“旅游移动性”。事实上，“第二居所旅游”（second home tourism）和“设施型旅游”（amenity tourism）也是“第二居所移动”的常用称谓。但有的“第二居所”移动者侧重“定居”而非“旅游”动机，有些候鸟型迁徙生活在“第二居所”的居住时间长度甚至超越了“第一居所”。

移动主体类型及其移动方式的多样性和可转化性突出体现在旅行移动性上。就旅行移动而言，有侧重“行”的旅行（traveling）和侧重“游”的旅游和旅行两大类。其中，汽车移动性^{[53, 54]}、吉普赛人的移动^[59-61]、城市旅游^{[55, 56, 76-80]}、火车旅行^[81]等偏重研究旅行中的“行”，农场旅游^[57]、康体旅游^[58]、打工旅游^{[62, 63, 86, 87]}等更多关注旅游中在目的地现场的“游”，骑行^{[64, 83]}和徒步旅行^{[65, 84, 85]}等则不仅关注作为通道和媒介的“行”的体验，也关注目的地在地的“游”的意义，通道和目的地具有同一性。“移动过程”在旅行和旅游移动性研究中得到更好凸显。由于旅游移动从客源地、通道到目的地这一辗转过程较之“日常地理”漫长，“通道”移动体验超越工具意义，成为旅游体验本身。无论是汽车驾驶还是火车乘坐，抑或摩托、自行车骑行，“通道”突破交通运输的空间意义，旅途本身成为构建复杂社会关系和身份认同的载体。

第二，从移动的生成机制来看，权力和平等是国内外地理移动性共同的中心议题。蕴含在移民、难民、少数民族（从吉普赛人到边境少数民族）、城市弱势群体、打工旅游者的移动权力背后的，是绕不过去的地缘政治、社会阶层和公平性问题。加拿大背包客的“流浪”能力是如何拓展成为一种“地理资本”的？而来自墨西哥的季节工为何只能与他们反向移动？^[39]吉普赛人的流浪能力缘何使他们背负罪名？“藏漂”又如何成为逃离现代性的“诗意化栖居”代言人？所有这些不同主体的移动性，都反映了从世界格局到中国社会中文化生活的深刻变革和重构，关联比较不同类型的移动者，从不同阶层和社会背景去解析移动者权利（right）和权力（power）问题，是阐释不同类型移动“如何发生”的契机。

在劳工地理和政治地理领域，重点探讨“移动权”及其影响因素问题，指出了外生环境更多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有关。移动、非移动（immobility）、往哪里移动和如何移动等不平等的“移动权利”，首先取决于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政治地位是否平等的地缘政治^[39]。吉普赛人的跨国“移动”实为受排挤的“被迫移动”（enforced mobility）而非自由选择^[59-61]，而外籍英语教师发展出“自由移动”的多种旅行类型^[63]，其实蕴含了国家资本和权力的内化。“移动权力”实质取决于移动者所拥有个体资源和社会资源（正式资源、非正式资源），理解移动的发生机制，首先要解释个体“移动权”如何受到外部条件和制度的制约。

第三，从移动实践演化的过程来看，身体实践和具身体验是中外移动性共同的中心议题。在时间地理、人口地理、行为地理、城市地理和旅游地理领域，移动者的物理移动轨迹及其时空行为，成为描述性研究移动者实践的主要领域。移动者根据自身的目的和条件，形成迥异的空间策略和时间框架，并建构出属于自己的时空行为和意义体系。

与此相应，“每个人都处于自己的世界中心，周围的空间会随着他身体模式的改变而改变”^[80]，具身的实践与体验对于移动空间感知、移动路径和方式改变、移动时空策略调整的作用不言而喻，“身体的感知”是理解移动“主体行为和体验的核心”^[68]。无论是交通移动中带来的视听感官体验^{[18, 19]}，还是弱势移动者感受到的身体约束限制^{[27-29, 31]}；无论是拾荒者对抗空间排斥和规训政策发展出的身体对抗实践^[68]，还是农场旅游研究者强调通过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和行走方式跟着农场主边走边听的身体移动研究方法^[57]；无论是康体和第二居所旅游者所追求的健康舒适^{[30, 74]}，还是徒步和骑行旅行者所经历的苦行逆旅^{[64, 65, 83-85]}——具身这一视角都为理解移动体验和移动行为提供了切实有效的理论棱镜，并且为移动实践研究揭示了有力可行的资料收集方法。从表 1、表 2的“研究方法”汇总可见，最具特色的移动性研究方法，是感官民族志、自我民族志和移动民族志，它们均建立在沉浸式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基础之上。

第四，从移动实践演化的结果来看，地方感和身份认同是中外移动性研究共同的中心议题。因为地方感和身份认同是主体籍由身体实践，在与地方逐步协商的过程中形成的，所以笔者把这两者归入移动的影响和结果，属于移动性研究中移动“意义”的范畴。表 1和表 2的实证研究均明确了这一观点：移动和地方依恋并不互斥。从移民到难民，从定居者到旅行者，都能生成对新环境的“恋地情结”，变“空间”为“有意义”的“地方”^{[88, 89]}，进而确立和建构移动后的新身份。

在主体对地方感和身份认同的情感交杂中，“家”的概念和空间意义被重塑，成为移动实践的又一结果，是移动性研究中显示度很高的重要议题。移动人口对“家”的感觉并不再依赖于一个固定的实体或对特定地方的依恋，“家”成为个人情感和社会关系建构的地理变迁载体^[71]。移民和流动人口研究特别关注“流动的地方”中“家的重新定义与情感空间的置换”^[90]。与“家”和“地方感”的概念相连接，“地方依恋”的主题也逐步浮现。移动的自由不仅指涉移动能力本身，还隐含了地方和地方依恋，即移动者不仅有选择去哪里的自由，还有选择待在哪里、并在哪里发展地方情感连接（ties to place）的自由^{[91, 92]}。不仅第二居所移动者可以生成对故乡以外居所的地方依恋和“家”的情感^[74]，以色列的国内徒步者都可以借助徒步建构对徒步道的地方依恋，并确立国家认同感^[65]。旅行一直被认为是在异地做“短暂停留”的行为，由于其停留异地的短时性，似乎很难建立起对异地的“地方依恋”。但早期的人本主义地理学者认为“移动”和“休整”、“家”和“天际”、“停留”和“逃走”之间，都存在着辩证互补的关系^{[93, 94]}，也即：地方感和移动体验可以同时并存。由此可见，地方依恋为研究移动的演化机理提供了一个关键切入点，或能解释不同移动者类型的转化及其动因，将移动的影响与发生相连接，帮助我们从新的人地视角更全面地揭示移动性的作用机制。

第五，在情感地理、身体地理、道德地理、想象地理等新兴研究领域，主要关注“移动实践”“移动体验”和“移动意义”，为探查不同主体移动行为的演化机理提供了文献依据。从移动实践和体验层面上来看，移动研究对“动觉”的强调，使得身体地位得到进一步张扬。“藏漂”的物理移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对地方性的想象和建构，并通过在异地的日常行为对想象的地方性加以践行^[95]。从移动意义和结果层面上来看，徒步者的身体移动常和个人价值感、道德感和审美观交织在一起，多感官的身体涉入和反思使得他们产生空间道德感^[85]。“藏漂”的身份认同凭借他们对地方性的想象建构，而并非来自于现实的地方性^[87]。山地自行车手在国家公园的骑行实践，表明他们并不真正理解尊重自然；而同一地区的徒步者却借助身体技术和工具，成功将自身“自然化”^[64]。Gustafson曾指出移动性和地方依恋都可能具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96]，这其中隐含地理道德和道德地理问题，目前国内外研究尚未进行深入讨论。此外，情感地理在移动研究领域中占有最重要地位，这不仅因为情感是移动体验的重要组成，也因为情感也是移动产生的结果。这突出体现在“地方依恋”既是一种情感体验，也是一种意义生成。

根据移动性已有研究共性和不足的归纳，本文首先提出一个地理学移动性类型的连续轴；其次试图勾勒移动地理领域的研究框架，并梳理出其中的核心要素，在物理移动、具身实践和移动的社会意义的三大原有移动性内容的基础上，构建了移动的发生机制和演化机理两大体系，分别对应不受移动主体能动性影响的“外部移动性”和受到移动主体能动性影响的“内部移动性”两大范畴；再次整理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法论体系与移动地理的研究内容相适应。通过勾勒“范畴—命题—理论”的线索和内容，为推动“移动地理”走向“移动地理学”做出过程性的努力。

地理移动性是移动地理领域的基本范畴和基础概念。根据移动的空间尺度和时间强度，将地理移动性区分为日常移动、旅游和旅行移动、永久性移动，其移动主体分别对应城乡居民、旅游和旅行者、包括劳工等在内的半永久移民和永久性移民（详见图 1）。轴线的一端为城乡居民的日常移动性，其移动的空间尺度小，时间长度短但频率最高，因而其研究集中在城乡地理、时空地理和行为地理领域；轴线的另一端为移民的永久移动性，其移动的空间心理尺度最大，移动的频率最低，其研究较多集中在情感地理、社会地理方面；轴线的中间为旅游和旅行者的旅游和旅行移动性，移动的空间和时间尺度可大可小，介于以上两种类型之间，因而其研究涉及的地理学分支领域也最多，突出体现了地理移动性研究的多学科交融。

图 1(Fig. 1)

图 1 地理学移动性类型的连续轴 Fig.1 Continuum of Categories of Mobilities in Geography

移动地理研究的理论框架（详见图 2）紧扣Urry提出的移动性关键问题，即“移动如何可能及产生何种后果”^[6]。首先，针对“移动如何可能移动”，阐述移动性的发生机制，核心要素为“移动权”，包括移动的权力和移动的权利两方面内容的解释。它们构成了“外部移动性”，因为它最初不是由移动主体本身所左右，更多是由外部环境制约的。其次，针对“移动产生何种后果”，涉及“内部移动性”，它由移动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决定，体现了个体移动性，生成了移动主体的“物理移动”“具身实践和体验” “移动的社会意义”三方面内容组成，其核心要素分别对应“时空行为” “具身体验”和“地方依恋”“身份认同”。这些要素之间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个体移动性，揭示移动性的演化机理。

图 2(Fig. 2)

图 2 移动地理研究的框架体系 Fig.2 Framework of Geography of Mobility Studies

移动地理与其他人文地理分支学科共同聚焦的核心要素是：时间地理、旅游地理、行为地理的“时空行为”问题，政治地理、社会地理的“权力”“平等”“权利”问题，身体地理的“具身实践”“感官体验”问题，情感地理的“地方依恋”“身份认同”问题，想象地理的“地方感”问题，道德地理的“空间道德感”问题。

与以上移动地理研究框架相匹配的方法论包括：①以地理学中的空间和数量研究方法对移动主体的时空行为进行研究，具体包括时空日记、地理标记照片收集、手机GPS追踪技术等资料收集方法，空间热点分析和模型模拟的资料分析方法；②以人类学中的民族志方法对移动主体的身体实践和具身体验进行观察、访谈记录，具体包括自我民族志、移动民族志和感官民族志；③以社会学中的访谈和问卷、网络文本、照片引谈、视频资料对移动权、移动体验和意义进行调查，对资料用主题分析、扎根理论、内容分析、SPSS统计软件进行资料分析；④以语言学、文学、新闻学中的叙事分析、话语分析、对话分析对所收集的包括访谈、网络文本、出版物文本等在内的质性资料进行分析。总之，应当综合运用地理学的数量和空间研究方法和社会科学的定性定量研究方法，探索适合移动地理学交叉学科特点的方法论体系。

移动性是21世纪人文地理的研究热点和重要议题，它体现了空间科学的社会学转向和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但目前移动性实证研究基于移动主体的“空间”行为阐释其“社会”内涵的研究付之阙如：已有研究或单纯关注移动的空间行为，或侧重解读移动的社会空间意义，缺乏在移动空间行为规律探索的基础上进行其社会内涵解读的研究；缺乏对时空移动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的研究。

本文以表格为工具梳理比较了中西方地理移动性研究代表性文献的移动主体、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通过文献分析搭建了移动地理领域的一种研究框架，为今后移动地理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和路径。移动性属于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和中心命题，这种中心性突出体现在它与其他传统和新兴的人文地理分支学科的交叉。本文识别移动地理与其他分支学科交叉的关键问题为移动地理的“核心要素”，指出探查这些要素之间相互作用机制是未来移动性的研究方向。首先，可以移动性框架研究每一种不同的移动性类型，从日常通勤者、旅游和旅行者到（半）永久性移民的时空行为及其背后的权力、实践、地方依恋和身份认同等一系列问题由此被关联起来，有助于我们从更系统化而非孤立的角度去审视任一要素的研究，有利于不同研究成果之间的对比和归纳，并有助于我们阐释每种类型移动背后的深层机理。其次，中国情境下的各种“移民”，尤其是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由于其区别于其他国家移民的独特性，有望生成极具张力的移动性本土概念，值得深入研究。再次，本文的研究经历也启示我们，文献研究不仅能帮助研究者整理已有研究的基础和不足，而且可以帮助我们从零散而互无关联的研究中梳理出某一领域完整的研究框架和体系。

注释：

① 目前“移动地理”中“范畴-命题-理论-范式”的丰富性还不足以被称为严格的“学科”（可以是“领域”，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因此本文未以“移动地理学”来翻译geography of mobility一词。

② 判定是否为地理学者的依据为期刊论文或其他发表成果中所注明的作者单位（是否为地理系科院所）。

③ 目前一部分移动性研究为概念化和综述类研究，第1部分已涉及该类研究，本文主要研究目标为把握已有移动性研究的主题和内容，因此从第2部分起以分析实证研究的相关文献为主。

④ 表 2中各项研究作者并未把自己的研究归入“日常生活地理”（geographies of everyday life）范畴，但城乡居民、老年人、流动人口均符合主体性视角下城市日常生活中“人地关系互动”的日常生活地理范畴，通过“回归日常生活世界”来反思人地之间互动关系的重要性（Holloway & Hubbard，2001^[97]；蔡晓梅，朱竑，20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