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食适应（dietary acculturation）原指作为少数族裔的移民融入在地饮食的方式与实践的程度^[1]。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口呈现出在全球尺度上快速而频繁的流动。日趋繁荣的跨国商业活动带来了日益增长的移民群体，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了事实上的跨国移民目的地^[2]。在全球化和地方化富有张力的相互作用下，跨国移民的在地适应呈现出同化、融合、隔离或边缘化的复杂面貌^[3]。在流动过程中，由于文化差异和可利用资源的不同，跨国移民群体需要面对巨大的文化冲击以及截然不同的饮食环境和生活方式，其原有的饮食文化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与在地饮食文化发生碰撞融合，往往陷入维持源地文化与融入在地饮食的两难境地，面临着严峻的饮食适应问题^[4]。目前已有较多国外学者对移民饮食适应的过程和结果进行了探索和归纳，重点关注移民饮食选择的变化和营养健康之间的关系，较少从饮食文化内涵的角度解读移民饮食适应机制以及跨国移民与地方的联系^[5-7]。

文化地理视角下的饮食研究更关注食物的社会文化属性。饮食作为人类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一种物质文化，不仅是提供能量和营养的物质，更是通过社会、文化、政治等形式使人与人、人与地方发生紧密联系的媒介^[8]。经典饮食地理著作“We are where we eat”论述了食物如何构成从身体、家庭、社区、城市、地区、国家、全球等不同地理尺度的身份认同^[9]。近年来饮食地理的国内外研究体现出对身体的微观尺度、移民文化源地和在地等地方尺度的强烈关注，与文化地理学的身体研究和文化转向热潮相呼应^[10]。本文发现文化地理视角下的跨国移民饮食适应研究主要从身体尺度、地方尺度，以及身体和地方交互尺度三个方面展开。

首先，在身体尺度方面，作为连接食物物质性和文化性的中介，身体对食物的感受性体验影响着人们的饮食行为^[11]，饮食适应首先表现为跨国移民的“身体”调适地方饮食的实践，身体尺度强调主体性（subjectivities），关注移民原有饮食观念在迁入地的坚守、挑战或者更新，以及随之变化的具身化的饮食体验和感受。在流动生活方式成为常态的今天，饮食条件的地域分化鲜明，人们固有的饮食观念在流动过程中受到强烈冲击，不断解构与调适，使得饮食突破身体的界限。其次，在地方尺度方面，移民饮食适应不仅仅与健康和身体感受紧密相关，移民在地文化适应还重塑了地方饮食系统，加速了跨国饮食文化景观的不断生产和重构^[12]。最后，身体与地方的交互作用主要表现为饮食适应与身份协商的关系。作为一种地方象征，人们对食物的选择可以反映他们对某个地方或者地方所承载的文化情感倾向，既是人们体验地方习俗和文化的途径^[13]，也能够反映“我从哪里来”的身份界定^[14]。身体和地方的交互尺度关注由地方迁移导致的由食物勾连的地方关系的重塑，以及在面对从“本地人”到“异地人”的身份转变中借助饮食消费重新定位的新的身份协商和认同^{[15, 16]}。

本文系统梳理了跨国移民饮食适应研究从营养学到文化地理学的范式转向，并分析了在文化地理视域下身体尺度、地方尺度、身体和地方交互尺度三个方面的研究进展与不足，提出未来潜在的研究议题。鉴于我国已成为事实上的跨国移民热门目的地，本文亦希望为开展在我国的跨国移民饮食适应研究提供参考。

目前跨国移民的饮食适应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国际上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营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侧重于对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移民群体的饮食适应水平的直接测度及其伴生的营养和健康问题^{[5, 17-19]}。有研究基于食物消费种类或者文化适应量表测度的饮食适应水平，发现拉丁裔移民美国后增加了红肉摄取，减少食用蔬菜和全谷物，导致肥胖率上升^[19]；美国的日韩移民采取了高糖高脂的饮食方式，增加了慢性病患病风险^[20]。通过对美国拉丁裔移民移民前后饮食成分、营养比例等变化的对比，发现更深的饮食适应程度会随之带来体重增加和更高的疾病风险^[21]。

营养学领域的移民饮食适应研究关注的是与饮食适应相伴产生的结果，学者还聚焦于跨国迁移对移民饮食行为变化的影响。一项对在美华人外出就餐行为的研究表明，不同文化适应程度会影响外出就餐行为，在东道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外出就餐的频率越高^[4]。对英国华侨老人饮食习惯的研究表明，英国第一批华人移民在退休后虽然和很多老人共同生活在庇护所，但他们更习惯独自用餐而不是多人聚餐^[22]。在食物选择上，生活在加拿大的阿拉伯移民会为了帮助孩子更快地融入学校集体，为孩子单独准备在地食物^[23]；由于中式早餐的准备时间较长，尽管大多数身处异国的中国移民仍然保持吃中餐的习惯，但在早餐选择上他们更倾向西式早餐^[24]。

除了饮食行为本身的变化，影响饮食行为的因素也是营养学和消费者行为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根据现有研究，食物的质量、获得的便利性、成本、可用性等都是影响饮食行为变化的因素^{[4, 21, 25, 26]}。例如对美国的印度移民的饮食适应的研究发现，亚洲印度食物的价格和获得的便利性会影响印度移民的食物选择，从而促进不同的食物适应过程^[27]。此外，现有研究对通过大量实证案例分别考察个体的社会经济属性、人口学特征、饮食观念等因素对跨国饮食适应的影响。Ramírez等研究发现，墨西哥裔美国人采取不健康的饮食方式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饮食观念中美国饮食是比墨西哥饮食更健康^[20]。许多定量研究也表明年龄、学历、性别、居住地等社会人口特征会显著影响移民对新食物的接受程度，决定其食物选择，从而改变影响其饮食适应的进程^{[4, 25-27]}。

目前研究聚焦在从营养卫生的角度解析饮食变化对移民群体健康的影响，从客观环境的角度解读环境条件的变化对移民饮食行为的影响，更关注饮食适应产生的结果，但是对饮食适应的动态过程及文化内涵关注不足。这些研究关注饮食的物质属性，以西方东道主国的身份审视终身移民者、避难者、留学生等特定跨国群体的饮食适应问题。但食物不仅仅是物质的，还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属性和意义，是流动的个体最为深刻的文化基因与最持久的“文化行李”^[8]。跨国移民的饮食适应的形成原因不仅仅是源于对健康营养的考虑，同时还关系着源地和在地两种不同饮食文化的碰撞和融合。

文化地理视角下的饮食适应不是与世隔绝的个体行为，而是蕴含了身体、移民源地和在地等不同地理尺度的丰富意涵。饮食的社会文化属性决定了跨国移民饮食适应机制具有复杂性，而不仅仅是对物质的选择。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中，食物被赋予不同的象征意义，它即能够作为对故土依恋的寄托，也能成为融入新乡的通行证。通过饮食适应，跨国移民促进在地饮食景观更新，以及重塑跨国移民与源地、在地等多重地方的情感与身份认同。下文按照身体尺度、地方尺度、身体地方交互尺度的线索回溯相关文献，以揭示跨国移民饮食适应的具体过程，考察身体、饮食文化、饮食景观（foodscape）等地理要素不断相互作用、生产和重构的动力机制。

伴随着“文化转向”，文化地理学日益强调对地方文化微观机制的探索^[28-30]。“身体转向”成为文化转向的一部分，日益受到文化地理学家的关注^[11]。文化地理的身体观不但赋予饮食社会文化属性，还强调身体的主体性是引导饮食适应过程的根本动力。通过关心食物的来源、尝试在地特有的饮食方式、调节身体的感受，跨国移民可以融入到地方情境之中，构筑起身体与地方的联结^[31-33]。

身体尺度的饮食适应强调主体性，即文化、情绪和记忆参与到人们的饮食体验中，影响他们对食物味道的偏好，以往的饮食经历、知识和心理也影响着当下的食物选择^[34]。文化地理视角下的食物行为是身体的，人的身体是连接食物的物质性和文化意义的直接中介。进食过程中，身体切实感受着食物的味道、质地和营养，经过消化吸收，食物转化为身体的一部分^[10]。本能地理（visceral geographies）提出，人们关于吃的决策和身体、本能、器官的体验紧密相关，人们的食物偏好不知不觉中已经被身体对食物的感受性体验所决定^[11]。食物的纹理、香味、味道能够创造和触发相关的情绪和文化记忆^[35]，例如冰淇淋的甜味会让人感到振奋^[36]；特定味道的调味酱可以成为个人表达愤怒的方式^[37]；相似环境、气味和味道会让人联想到在乡下老房子生活的记忆^[38]；也有研究提到，尽管是同一种食物，可能因为其味道与记忆中的源地食物味道不同，而需要花时间去习惯^[21]。身体的反应与情感相通，这意味口味、渴望、感觉、情绪和状态的变化都影响着食物的选择。

身体尺度的饮食适应关注移民个体的饮食生命历程（nutritional career）。跨国移民不仅从源地到在地经历了空间流动，其可能的长时间跨度也使得在地饮食适应超越流动前与流动后的节点标签，而呈现出贯穿整个生命历程的连续性^[39]。每个流动的个体都会有其特殊的饮食生命历程，随着流动进程和身体需要转化而相应变化^[40]。个体的饮食观念、习俗、方式等会随着年龄增长、权力提高、家庭环境变化、社会资本积累等而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体现出一定的个体差异。例如，相对于老人，孩子对新食物的好奇度和接受度都更高，也能够快速适应新地方的饮食^[27]。

在迁入地，跨国移民的饮食适应过程即身体通过进食在地食物，产生具身性的、基于本能的饮食体验的过程。例如用不熟悉的食材制作熟悉的食物^[41]，通过传统食物的烹饪维系对源地的情感^[42]；或者因为味道更好、更容易制作、以及觉得更健康而迅速接受在地的食物^{[26, 27, 43]}。有长期生活国际化都市生活经验的移民会产生全球化的食物熟悉感，能够在异国环境中无缝衔接，能同时从迁入地的民族餐馆和麦当劳之类的全球化餐饮中找到认同^{[44, 45]}。移民源地和迁入地的文化距离也影响饮食适应的过程，文化距离越小，移民越倾向接纳在地饮食方式^{[46, 47]}。通过社区形成的社交网络与在地主流文化进行互动或者进行移民群体内的交流，移民也呈现出不同的饮食适应模式^[48]。在迁入地结交了朋友的移民会更愿意尝试和接受在地食物^[49]。与源地移民组织有密切联系的移民更容易获得源地食物，从而更多地保持原有的饮食习惯^[6]。研究表明缺乏西班牙当地的社交网络会威胁到波多利移民的家庭食物安全，从而影响到其食物适应^[25]。而对美国印度人的研究同样阐明社会网络影响改变了移民的传统饮食行为^[27]。

跨国移民的饮食生活更多的被描摹成食物恐新与追新（neophobic versus neophilic）、熟悉与新奇（familiarity versus novelty）、连贯与分歧（convergence versus divergence）等各种二元对立^[50]。根据新文化地理的观点，在研究中应避免把跨国移民的饮食方式作为一种“文化超有机体”，做过于象征化和二元化的解读^{[28, 51, 52]}。强调主体性的饮食适应过程意味着跨国移民在具体社会关系和在地环境中的积极创造，没有清晰的二元界限，而是在两种极端中振荡游移，然后找到自己的舒适点。现有研究未充分理解跨国移民在地日常生活中对当地食物的感官体验，以及主体性如何塑造这些体验。并且由于观测尺度较为宏观，现有研究过度关注对流动前后饮食分异的浅层分析未能完全勾勒个体在持续的生活中不断地冲突和调适的动态适应过程。

文化地理视野中的跨国移民饮食适应是一个全球化与地方化冲突对话、迥异的文化传统不断协调的过程^{[8, 53]}。在与地方互动的过程中，跨国移民参与并加速了地方文化景观的不断生产和重构，跨国饮食景观是“饮食—地方”关系最直接的空间表征之一^{[12, 54]}，具体指的是跨国移民对原真性族群饮食的需求催生了有族群特色的餐厅、咖啡馆、面包店、食品商店等在地饮食景观。全球人口跨国流动背景下的饮食景观重构有两条主要路径，其一自上而下，由跨国餐饮集团、星级主厨、设计师等专业人士等主导^[55]。例如在许多城市，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等西方快消餐饮迅速扩张，持久而深刻地改变着地方饮食景观^{[56, 57]}。另一条路径自下而上，由草根阶级的跨国移民主导^[55]。开设家庭餐馆或从事餐饮业是许多跨国移民刚到迁入地的生计模式。

跨国饮食景观为移民群体在迁入地的生活提供便利和维持“家”的想象。在移民聚居区，这些饮食景观非常富集，他们通常由跨国移民控制，为本族群提供餐饮服务，是族裔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58]。十九世纪，随着大量日本移民涌入新加坡，大量日本餐厅丰富了新加坡的多元饮食景观^[59]；由于国际间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加强，德国出现的区别于传统法国烹饪的民族烹饪带来了多种民族菜系和大量民族餐厅^[60]；作为跨国接触的新颖场所，西餐厅的出现不仅丰富了苏州当地的饮食景观，还成为特定阶级和文化身份的象征^[61]。对日本饮食的调查同样发现，源于新文化的影响，日本料理在外观、口味、材料等都发生了变化^[62]。

除了餐厅等直观饮食景观，移民群体亦可能催生在地饮食系统的改变。地方饮食系统涵盖了食物生产、加工、流通、消费、废弃等诸多环节，作为流动群体的跨国移民对在地饮食系统有天然的知识鸿沟，其在地饮食消费更加难以建立身体和地方相契合的关系^[21]，地方饮食系统的食物安全、多样性、可达性和环境等因素也会影响流动群体的饮食体验以及和地方的联系^[63]。因此跨国移民需要根据自身的饮食需求创造一些便利条件，重塑地方饮食系统，调节跨国饮食与地方的关系^[64]。研究发现，鉴于日本移民对食材安全和营养的特殊要求，广州发展出一批由日本人经营的专门农场和食品零售商为日本移民家庭或日料店提供鲜活农产品^[65]；广州小北路的众多非洲餐厅成为了非洲移民社区营造和社区认同形成的重要场所^[66]。大量非洲移民的进入改变了美国在售的食物种类和数量^[21]。此外，地方的饮食消费水平提高、人们口味的转化都有可能刺激跨国饮食景观的发展。文化传播、旅游、消费者心理（如吃货文化）等地方因素，都影响着跨国饮食景观的融合和多元化^{[67, 68]}。跨国饮食景观被作为地方饮食景观的丰富或移民生活的一部分而被研究者关注。综合而言，目前相关研究大多把跨国饮食景观当作一个既定的社会文化事实和背景，而鲜有关注其生产过程以及跨国移民在此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跨国移民的流动过程不仅是人们从文化源地到在地的身体位移，更涉及到人们从“本地人”到“异乡人”的身份转变^[69]，面对身份转变导致的心理落差和焦虑，移民通常需要借助饮食消费来重新定位自己的身份认同。此外，跨国群体的“地方间位移（place-to-place mobility）”使得“地方”不可避免地参与到“自我”的流动历程中^[70]，由此，对“身份”的认同与对“地方”的认同协同演进。流动过程推动了人们与更多不同的“地方”相“遭遇”^{[71, 72]}，“迷失身份”的人们愈加依赖于“地方”去不断定位自己的身份认同^[71]；流转之间，“地方”成为“身份认同”的坐标系，跨国群体的身份认同也相应呈现出跨地方性^[70]。因此“身体—地方”关系的流变突出地展现在饮食适应引致的身份协商方面。

实际上，前文讨论的身体尺度下主体性驱动的个体饮食适应感官体验，以及地方尺度下的跨国饮食景观，都不可避免地影响跨国移民的身份协商。Del Casino指出，身体对饮食的具身性感受是思考饮食和地方关系的起点^[34]。饮食、地方、身体三者的交织互动意味着移民身份认同的转变。在跨国流动的特殊情境下，食物的空间属性被打破，原属于家庭的或者社区的食物在异域被贴上国家和民族的标签，唤起和重构了移民的身份认同^{[15, 16, 69]}。以往研究表明，因为人们往往将美食和某种菜系与某个种族、民族或者国家联系在一起，所以饮食习惯和口味偏好能够产生和维持他们的种族或民族认同^[73]。“吃什么的决策是保持民族认同的核心，移民群体往往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食物忠诚，把传统的饮食方式和味道想象成民族独有的、排外的”^[53]。在跨国流动背景下，在迁入地保持传统饮食通常能唤醒群体意识，强化跨国移民的族群认同。美国的巴贝多移民在聚餐以及和美国人一起吃饭时会有意识的选择“传统食物”，通过食物这种有形的文化资本来展示其“真实的民族”^[42]。美国的墨西哥移民同样认为在家庭互动和文化适应的过程中，吃墨西哥食物是保持种族身份的核心^[20]。对加拿大的阿拉伯和南亚移民妇女的调查也发现，食物代表着与家乡的联系，它是一种自我身份的象征性表达，能够成为散居社区成员的民族身份的象征^[74]。一些边缘化的移民群体也通过保留原有饮食方式抵抗被主流文化同质化的危机^[75]。

当跨国移民在尝试在地食物以及饮食方式的时候，饮食是理解和认同在地文化的最佳媒介，而当他们在异域再创家乡味道的时候，食物是区隔我者和他者的催化剂^{[13, 76]}。在过去十年快速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变化的班加罗尔的食物景观正体现了印度人身份的转变，烹饪的差异和美食消费被视为变化中的印度社会秩序的象征，在这种社会秩序中，味觉活动变成了对新的自我的道德追求，新班加罗尔人通过多元的食物消费选择，从而使身份发生转变^[43]。加纳移民在英国文化的长期影响下逐渐接受英国饮食习惯，在圣诞节除了吃传统的烤肉，也同样会吃火鸡，通过食物的选择来形成新的身份认同^[77]。

目前学术界对饮食适应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还有所争议。对旁遮普—加拿大两个家庭的饮食习惯与身份建构关系的研究表示，饮食适应不应该只是作为一种民族身份维护的形式，而是能够反映同时进行的对多个国家身份的依恋^[16]。有学者认为，饮食融合能促进族群关系和谐共存，族群文化交流共融，移民群体形成新的身份认同^{[15, 74, 78]}。也有学者指出，即便移民饮食和在地饮食沟通融汇，族群优越感和差异的藩篱依然存在，即“eating the other and keeping its border”^{[79, 80]}。比如，十九世纪杂碎汤和炒面在美国风靡一时，融合的美式中餐的出现并没有让华人群体产生作为美国人的认同，因为华人在美国依旧面临着激烈的社会歧视，歧视者认为白人做的杂碎汤比华人做的品质更佳^[82]。

在跨国情境下，作为社会身份象征的食物被赋予了更深刻的意义，它不仅仅是理解和认同在地文化的媒介，还是维护种族身份维系与故地关系的纽带，食物的选择成为两种身份的象征，移民在饮食适应的过程中通过对传统饮食和在地饮食的选择来平衡原身份的维系和新身份的构建。需要注意的是，维持源地饮食方式和接受在地饮食方式是两个可以交叉融合的维度，而不是非此即彼的选项，因而需要探讨不同程度和模式的饮食适应情况下身份认同的协商转化。

国际上针对跨国移民饮食适应的研究已经成为热点，占据主流的营养学等方向的研究强调食物的营养物质属性，探究移民在跨国情境下饮食变化对身体健康产生的影响，但是相对忽略食物的社会文化属性。因此，从文化地理学视角探究跨国移民的饮食适应问题显示出理论上的急迫性。本文分别从身体尺度、地方尺度、以及身体地方交互尺度梳理了文化地理学的相关研究：首先，过往研究把食物和记忆、身份认同的关系表面化、象征化，而相对忽略了移民身体的主动调节和处于在地环境中的积极创造。新文化地理指出，文化不是脱离社会和地方情境的“超有机体”^[28]，本文的综述响应这一观点，饮食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类型，深刻编织在跨国移民身体和在地环境协商的互动中，是二者联系的媒介。身体是链接饮食与地方的最小尺度，身体尺度强调跨国移民如何利用主体性，调试身体的感受，通过尝试在地食材、饮食方式去建立和地方的联结，从而协商自身的饮食记忆和身份认同^[64]。身体尺度关注不同文化深度碰撞汇融状态下潜在的不同饮食适应过程，既是对饮食地理的拓展，也助力文化地理的学科发展。

其次，饮食消费是日常消费地理的重要领域，以跨国移民为研究对象来探讨饮食适应和身份协商等问题，有助于引导饮食地理的新趋势。当前的饮食地理研究呈现“消费转向”、“身体转向”和“再物质化”（rematerialization）趋势^{[8, 10, 53]}。饮食地理的消费转向日益关注食物消费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饮食的身体转向关注身体作为最小的地理尺度如何建立与其他地理尺度的具象化联系，饮食应作为一种充满复杂情感的文化实践来分析^[34]。再物质化趋势强调物质对人的身体和情感的作用，物质的意义不是抽象的，而是涌现在物质使用和身体实践之中^{[82, 83]}。最后，跨国移民是日常消费研究的特殊群体，他们不仅通过跨国流动来满足功能性的需求，还推动了多地文化交流与碰撞，更新与再造^[84]。研究他们的饮食适应过程可与流动性如何推动文化再生产开展理论对话，从动态演进的视角探讨“进步的地方文化”等理论观点^{[85, 86]}。

现实方面，当前中国已经成为跨国人员流动的热门目的地。国内针对在华跨国移民的研究关注移民聚居区的空间关系，族裔经济等内容^[87]，少数研究延伸到跨国移民的日常生活，从民族食物消费的地理分布特征角度研究移民的饮食消费行为^[88]。国际上的研究以西方东道主的身份审视终身移民群体、避难者等跨国群体的饮食适应问题，但在华跨国移民有显著的特征，首先他们来源多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皆有，同时多为高端技术型人才或者学生，在家乡和中国来回迁移，而这种候鸟式的流动路径将塑造有别于西方国家的饮食适应模式。研究饮食适应对促进在华跨国移民的文化融合和社会融入，实现城市饮食景观多元平衡发展，增强饮食文化软实力亦有所裨益。

鉴于从文化地理视角分析跨国移民饮食适应问题具有理论和现实方面的意义，结合当前研究的不足，得出对未来研究方向的启示（见表 1）。身体尺度的研究意识到主体性在移民食物选择变化上的影响，食物的具身性体验不仅仅包括其带来的营养健康的影响，还包括了身体感官、食物记忆等^{[36, 39]}，已有研究未充分理解跨国移民在地日常生活中对当地食物的感官体验，以及主体性如何塑造这些体验^[34]，且对个体在持续生活中的动态适应过程研究不足^[68]。未来研究可立足于本能地理的身体观，研究在华跨国移民饮食适应的具体动态过程，探索跨国移民在食物恐新和追新，维持源地饮食文化和尝试在地饮食之间如何寻找舒适区。Johnston和Longhurst认为通过研究饮食的身体本能反应可以辨析身体和食物之间的相互构建关系，因此具有方法上的先进性^[91]。未来研究可采用入户共同烹饪等方法了解移民对当地饮食的身体反应，在日常生活中面临哪些饮食适应困难，有何策略来消解饮食文化冲击，以及探究在时空压缩、快速切换的地方情境中，主体性如何影响身体对当地食物的感官体验，进而影响身体对地方的情感。

表 1(Tab. 1

表 1 跨国移民饮食适应研究总结 Tab.1 Summary of Research on Dietary Acculturation of Transnational Immigrants

表 1 跨国移民饮食适应研究总结 Tab.1 Summary of Research on Dietary Acculturation of Transnational Immigrants

地方尺度下的是饮食适应研究将跨国饮食景观的出现和发展作为一种既定的社会文化事实和背景，展示了其与移民和当地居民生活的种种联系，以及对当地文化景观的丰富作用^{[55, 58]}，但较少关注其生产过程以及跨国移民在此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针对此不足，未来研究可分析跨国饮食景观的生产过程和模式。跨国饮食景观的生产过程是在地方多种利益群体的互动关系中建构的，跨国移民扮演着投资者、经营者、工作人员、消费者等角色。在地居民的饮食消费需求、资本、政治等地方力量也参与其中。在协商身份认同的同时，跨国移民也经意或不经意地参与到地方饮食文化的更新和再生产中，通过“用嘴投票”来推动在地饮食景观的更新。跨国饮食景观的生产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未来研究还可以考虑跨国移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各主体又如何平衡互动，如何从新文化地理视角阐释其重构和融汇过程的文化意涵，以及关注跨国饮食景观是否成为跨文化交流和冲突的焦点。

身体和地方的互动尺度下，饮食适应不可避免地影响跨国移民的身份认同。饮食消费实践向来是展现人们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对于移民群体而言，饮食消费实践更是维系故土身份、缓解外来者身份焦虑、安置新定居者身份的重要途径。跨国的身体位移引发移民思考什么是适合自己的饮食，以及如何借助饮食来展现身份认同，抑或重新协商身份。但是，目前饮食适应和身份协商的关系尚未明确。维持源地饮食和接受在地饮食并非两个对立的选项，而是可能彼此交叉融合。呈现出饮食融合的状态未必能促进移民群体产生新的身份认同，逆向思维下，不接受当地饮食的状态也未必意味着移民不认同当地文化以及完全维持原来的身份认同。因此，未来研究还应当剖析不同的饮食适应状态与身份认同的复杂关系。

目前身体尺度的研究主要落点在移民个体的饮食行为变化，而地方尺度则关注移民群体聚集对地方饮食景观的作用。由于身体和地方尺度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状态，未来研究可挖掘身体尺度和地方尺度相互转换的机制、过程与路径。比如，个体出于对源地饮食的怀念而在陌生的异地寻找或创造熟悉的食物，从而参与到在地饮食景观的构建，所以将来需要分析身体尺度的需求如何反馈在地方饮食景观变迁上。又考虑到身体本身具有生物和社会的双重属性^[10]，身体尺度所强调的主体性的感受和体验不可避免地被社会事实塑造，未来研究可关注在地饮食景观作为环境因素会对移民个体的饮食实践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