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中山大学 旅游学院, 广州 510275
2.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伴随着我国现代化与城镇化进程,人口流动的规模与日俱增,城市群人口聚集度显著提高[1],人口流动性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2]。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人口由城市到乡村的迁移,大量的旅游移民在乡村旅游目的地定居或半定居生活,这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3]。在旅游移民研究的早期,William等学者把旅游移民分为生产型与消费型[4]。随着大众旅游的纵深发展与后旅游阶段的到来,生活方式型移民与生产型旅游移民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化,许多旅游移民从事旅游工作或经营小生意,旅游劳工移民也注重生活质量,重构着生活与工作的平衡[5-7]。旅游小企业主移民(Tourism Entrepreneurial Migrants,简称TEMs)属于最上层的劳工移民[3],表现出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成为旅游移民的典型代表。
国内外学者对旅游企业主移民的研究从早期概念界定、特征总结、类型划分到后期迁移模式、形成动因及目的地效应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在阐释影响旅游企业主移民移居目的地的要素时,乡村旅游地发展潜力与就业创业机会等经济因素[8, 9],照顾家人、平衡工作与生活、目的地社会氛围等社会因素[10, 11],迁入地自然环境、生活方式、地方依恋等自然文化因素成为学者们关注的主要内容[12, 13]。目前,在考量影响因素时,将迁移过程分割为迁入与定居的不同阶段进行探讨[14, 15]。然而,空间转移的旅游小企业主移民从“迁出”原社会到“定居”新社会的过程,所经历的是个体与不同社会的互动,它不只是各种经济、社会、文化的宏观与微观要素推拉作用的结果,更是一个复杂的生存体验,包含着身心的重新定位、身份认同、社会融合和情感体验变迁等一系列问题与纠葛。可以说,迁移的过程是旅游小企业主主动调整自我与外在世界关系,与社会重构联系的方式。王舒媛和白凯指出,来自贫穷地区的旅游劳工移民迁移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于对现代性与相对平衡的追求[16]。逆向流动的旅游小企业主移民为何离开现代都市到乡村旅游地,其深层需求是什么值得我们深入讨论。
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催生了个体或群体赋予美好生活深刻的内涵和意义。旅游小企业主移民逆向流动的生活实践可以帮助我们透视旅游移民“如何定义美好生活”、“他们追求何种美好生活”、“以往的生活为何不美好”等问题。基于此,本研究运用异化与共鸣理论,以云南大理喜洲镇旅游小企业主移民为例,试图透过分析旅游小企业主移民所追求的美好生活内涵与实践模式,阐释其流动背后的社会动力机制。
1 理论回顾 1.1 “异化”概念的发展异化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和争议性的话题之一[17]。“异化”一词可追溯到神学领域,原指“一种与上帝疏离的状态”。在文艺复兴时期,霍布斯等社会契约论学者引用“异化”概念说明“个体或群体的主权权力从自身转移到他人”。黑格尔将“异化”发展为一个哲学范畴,说明意识与现实之间的分离[18]。这些都成为异化概念的理论前鉴,不同阶段发展出不同的概念内涵。
首先,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早期发展了生产关系视角下的异化概念,即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批判早期工业社会阶级时的劳动异化概念,后来由Blauner等学者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应用。到了20世纪50年代,基于现代工业社会高度发达的新历史条件,研究重点从生产者的异化转向消费者的异化,马尔库塞等学者认为这种看似自主选择的消费行为实则是受控于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需求与欲望所呈现的一种幻想[19]。与消费异化相得益彰,法兰克福学派对西方大众文化的批判阐释了人成为文化商品的“被动的消费者”,大众意识形态受到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操纵[20]。其次,与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相对应的是存在主义学者提出的异化概念。存在主义哲学强调日常生活中异化的内在存在,认为异化是人类个体存在的一种基本形式,是人类状态的正常模式[21]。Sartre描述“异化”为“人与自我,与他人,与世界的某种关系”,强调的是个体的生活受到外在世界的支配[22]。而追寻原真性(authenticity)被存在主义学者看作是脱离异化的良药。不管是生产关系视角还是消费关系视角下的异化都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有关,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辩证法,认为异化的产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只有社会变迁才能改变异化的现状。而存在主义异化理论脱离了历史与社会背景,延伸了个体异化的精神意识内涵,把异化看作是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疾病”,寻求原真性是一种解决方案。在20世纪90年代,面对世界新局势与社会变迁,学界开启了新一轮的“异化”讨论。后现代社会的到来为异化现象输入了新的血液,出现了形式各异的现代异化的表征:全球化[23]、新自由主义[24]、后现代性[25],等等。德国社会家哲学家拉合尔·耶齐(Jaeggi)在总结了所有围绕异化概念的哲学观点,提出“人类不断地与自我、与世界互动,异化指的是这种互动关系的缺失,是一种‘缺乏关系的关系’”[26]。耶齐不是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人和社会关系的颠倒的角度来理解异化,而是将异化理解为个体的适应活动的失败,耶齐的这个定义意味着异化就是主体的游离[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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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异化与共鸣概念的发展 Tab.1 Development of Alienation Concept |
德国社会学家罗萨(Rosa)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吸收了耶齐对异化的见解,认同异化反映的是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并有了进一步解释。一方面,异化所表现的“缺乏关系的关系”仍旧是一种关系;另一方面,这种关系充斥着冷淡与没有回应,这种世界关系等同于排斥与拒绝,如同没有关系一样,因此成为异化。融合社会批判理论的视角,面对目前的社会现实,罗萨定义异化为“人们自愿做某些不是人们自己真的想做的事情”,具体为一种状态,其中主体一方面可以不受到其他行动者或外在要素的逼迫,亦即行动者完全可以实现另外一种行动可能性,以此来追求主体自己的目标或实现自己想实践的事,但另一方面主体却不“真的”想这么做或赞同这种做法[28]。异化指出了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的扭曲。罗萨把异化具体分为了五种不同的异化:时间异化(time alienation)、空间异化(space alienation)、物界异化(dingwelt alienation)、行动异化(action alienation)、自我异化(self alienation),以解释说明现代社会的异化从何而来。前四个指的是人与社会时间、社会空间、物质世界以及社会行动之间的“缺乏关系”的脱节、缺少依赖的状态,自我异化指的是自我的感知与定位有赖于身处的背景,而非有能力将这些背景整合进自己的经验与行动,形成自我的耗尽与失去自我认同的状态。
而对于抵牾异化,罗萨在其著作《共鸣:世界关系的社会学》(Resonaz: Eine Soziologie der Weltziehung)中给出了解决加速社会下的新异化问题的方案:“作为另一种异化,对异化关系形式的替代,就必须出现相关的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是对异化的一种回应,试图将其定义为共鸣(resonanz)概念”[29]。这种共鸣不同于存在主义的“异化”后寻找“本真”的存在,而是更加强调一种和谐关系。共鸣关系是主体和世界用各自的方式来与对方进行呼应,并且在呼应过程当中两者始终保持自己的声音,不被对方占据与支配。这种能够带来正面的美好生活的人与世界的关系称之为共鸣,意指人和世界彼此会相互辉映的关系。罗萨将不同的共鸣空间形成的不同共鸣形式,称为“共鸣轴(resonanzachse)”,并相应地区分出三种共鸣轴。第一种共鸣形式存在于人与自然,特指面向自然的共鸣形式。第二种是人与物质世界之间的共鸣形式。第三种是人与周遭人际世界的共鸣形式,包括家庭、友情和民主政治体制(如图 1所示)。罗萨“异化”与“共鸣”的上述描述,揭示了“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形式,试图去回答“何为现代社会的美好生活”这一问题。这为理解现代人对美好生活的内涵提供了分析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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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异化与共鸣理论 Fig.1 Alienation and Resonance Theory 注:基于文献[29]相关内容绘制。 |
在旅游研究中,原真性在探究旅游动机与旅游体验研究中广泛运用[30, 31]。而有别于此,存在主义异化概念作为原真性的辩证性概念,在旅游领域中的运用却鲜有涉及[18]。尽管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哲学的角度探讨了异化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适用性[32],然而相关经验研究较少,也未能尝试运用新社会批判理论视角下的异化概念阐释旅游现象及其演化规律。本研究尝试运用罗萨的异化与共鸣理论,探索性地阐释以旅游小企业主移民为代表的旅游劳工移民的迁移实践,即如何与旧世界解锁与新世界联结的深层需求。一方面,旅游小企业主移民从原住地的迁移不仅是与其物理空间的“脱域”,更是一种与社会空间的“疏离”,即主动形成“没有关系的关系”;另一方面,旅游小企业主移民在旅游目的地的扎根定居是尝试建立“人与世界的新的关系”,寻求共鸣的过程,是寻找一种新的可能性。异化与共鸣理论作为分析性概念,将旅游小企业主移民从移出到移入的过程有效联结,整体性的理解其深层动机与需求。同时,罗萨也将哲学层面概念降维到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易于阐释经验性案例。
2 案例选取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案例地喜洲村是云南省大理市喜洲镇辖区内一个行政村,是2016年入选第一批中国特色小镇的喜洲古镇核心区域。作为茶马古道重镇,喜洲自古以来商业发达,拥有中国保存最完好的白族民居建筑群。2001年喜洲白族民居建筑群被列入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喜洲重要的旅游资源。大理古城旅游接待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周边村落的旅游发展,喜洲村因为良好的建筑风貌而成为其中的受益者。自2015年起,喜洲村每年接待游客人次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2017年共接待204.94万人次。旅游业蓬勃发展使得喜洲商业区域扩展,商铺数量逐年增加。如今喜洲形成了以四方街、市上街与市坪街为核心的旅游商业区。传统的村镇氛围和日渐升温的旅游业,引发众多旅游小企业主移民迁入创业,为探究这一群体的他乡生活提供了良好场域。
2.2 研究方法为回应前述研究问题,保证研究方法的合理运用,本文采用非参与式观察法、深度访谈法和文本分析法进行一手资料的收集与分析。调研工作分为两个阶段:2017年8月4-10日,2018年8月10-20日。调研时间共计17日。通过非参与式观察法,对村落的旅游发展状况、生计与生活方式、商业区域的布局与业态、小企业主与游客的互动等全面记录,以照片、图表、文本等方式整理观察结果,积累了3万多字的调研笔记。通过半结构与开放式的访谈,对本地与外地旅游小企业主、村民、旅游企业员工、游客等做了访谈,重点访谈对象为外地旅游小企业主。访谈对象年龄在23-65岁之间,重点访谈对象共22名(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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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云南省大理市喜洲镇喜洲村外来旅游小企业主访谈对象一览表 Tab.2 Basic Information of Key Interviewees |
访谈时间在20-75分钟之间,并根据录音和笔记整理出访谈记录。对于旅游小企业主移民的访谈内容包含企业主从外地移民到旅游地的经历,创业过程的描述,对以往工作生活的看法,对喜洲工作生活的评价,以及对美好生活的界定等等。通过对当地村民、旅游企业员工、游客的访谈从不同角度了解外来小企业主这一群体在地方社会中的存在现状及外界对他们的看法,以及他们对喜洲目的地形象的认知。通过文本分析法对访谈资料进行了分析。
3 旅游小企业主移民向往的生活 3.1 抵牾时间异化,提供共鸣的时间条件在不断加速的现代社会中,时间荒成为一种普遍而又令人不适的日常体验,驱使人们为了获得更多的时间支配权放弃城市生活走向乡村。有近七成的受访旅游小企业主移民谈及对“时间自由”的向往,喜洲舒缓的生活步调吸引了他们来此定居。
一方面,“时间自由”所指的是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数量。多数受访旅游小企业主移民表达了对朝九晚五的固化工作时间的厌倦,认为这种生活缺乏对自我时间的把握。制度化的时间限制带来的是他们所面临的时间困境。它不但是一种客观的时间约束,也是一种主观的时间体验,即因为时间紧迫而产生的紧张与焦虑,或是产生的身心疲惫感[33]。“在城市的单位工作,从早上起来打卡开始,一系列的事情到了晚上6点钟都无法下班的时候,就会觉得很烦躁,很想辞职的感觉,很期待星期六星期天。星期天过了,想到星期一就不想上班。”(N03,原酒店部门经理,201707)。除了日复一日的上班时间以外,附带的工作时间成本也使得他们可支配的时间越来越少。漫长的通勤时间、应酬的人际交往时间成为现代生活中“不得不花费的时间”。在多种“不得不”被支配时间束缚下,留给个体的“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变得难得可贵。
另一方面,“时间自由”所指的是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质量。一些时间分配失去了其内在的意义,时间富余程度较低。一些小企业主用“瞎忙”来形容过往的工作生活状态。“原来的工作太死板了,发邮件、捞客户、与网上的客户进行邮件回复,花费时间做这些我觉得没什么意义,不愿意做。”(N07,原外贸公司员工,201808)。即便花费了不少时间做了不少事情,能够值得记忆的内容却很少。这种体验时间未能变成“自己的时间”的时候,体验时间与记忆时间形成反比,显示了“主观时间矛盾”。
作为乡村旅游目的地,喜洲所特有的地方时间体系为旅游小企业主移民提供了与世界共鸣的时间支配权:其一,喜洲旅游业的时间属性使得小企业主有了更多的可支配时间。“早十晚六”的营业时间成为一些小企业主的生活常态。部分旅游小企业主移民利用旅游淡季聚会休闲、出门旅游,更有一些根据个人喜好来关门歇业出去游玩;其二,乡村生活的慢节奏也营造了“不慌不忙”的生活氛围,让小企业主们有更多的时间亲近自然、陪伴亲友、耐心地做事。也不乏有一些小企业主的创业生活变得更加忙碌,同时也有了更高的满足感与自我认同。外在时间制度的低限制下,长期受到时间约束的个体也会感到不适应,部分小企业主移民把喜洲看作是临时停靠点,认为乡村生活“散漫”,仍有回归城市或流往他地的打算。“在时间约束上,这边明显要比在市区里的约束小得多,精神上相对自由一点,但是相对的。我觉得稍微年轻一点的不太适合在这里久留。过一段时间要回去正常的生活状态”(N17,原科技公司员工,201708)。能否认同地方时间体系并内化于个体的日常生活实践中,达到真正的时间共振,成为他们选择去留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3.2 脱离空间异化,营造共鸣的个体空间根据访谈资料显示,离开原住地选择在喜洲创业生活的旅游小企业主移民通过空间的转变形塑个人良好的物质空间,和谐的社会空间与心理空间。
近四分之三的受访旅游小企业主移民因为无法忍受原住地或城市的生活空间,喜爱乡村生活环境而选择移居喜洲。其一,在苍山洱海边的喜洲,人们有了更多亲近大自然的机会,与自然的互动相比从前更加频繁。现代生活中,很多地方成为了“沉默”空间,不被认知与了解,人与自然逐渐疏远与脱节。在喜洲,“在房顶看日落”、“在小院里种蔬菜”、“爬苍山找菌子”、“去海舌公园散步”成为旅游小企业主移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他们不断探索周边环境,刻画他们生活版图中“生动”空间。“每天早上去田边走一下,看看稻田、日出、苍山、洱海,觉得生活很有希望。”(N07,原外贸公司员工,201808)这种回归自然的日常生活体验构建了他们与自然更亲密的关系,也塑造了与之伴随的生活记忆与家庭关系。其二,与城镇楼房相比,传统的白族民居有着完全不同的个体生活空间体验。“在广州,看到人都是在层层叠叠的楼层当中,空间很狭小,这就叫空间压力。为什么大理的人都喜欢住院子,一提到院子心里都是敞开的,那种楼房就是压抑着的”(N13,原文职人员,201808)。空间压抑不仅反映在物质空间的宽敞与否,也反映在心理空间的舒适与否。
脱离原来的社会空间、回归简单的社会关系是多数旅游小企业主所追寻的。“最终还是想回到乡村比较简单的生活空间,有好的空气、有稻田,小镇生活,没那么复杂的人际关系,没有车来车往的感觉,允许你活得更自我”(N11,原企业职员,201708)。在喜洲,一部分人逃脱了自身的熟人圈与无效沟通,拥有了更为自在的社会空间。也有一部分人是因为有了舒适的生活空间,能与家人更多的互动。“开了这家餐厅之后,我接来父母住这里,孩子放假了也会过来,一家人在一个院子里热热闹闹,很踏实的感觉”(N16,原企业中层管理者,201808)。物理邻近性与社会亲近性之间的联结,提升了人与社会世界的共鸣。
喜洲在旅游发展中从一个相对封闭的乡村社会空间转为更开放的社会空间。旅游业的嵌入促使当地居民对于外来移民有了更大的包容度。这为追求“无拘无束”的旅游小企业主移民提供了舒适的社会交往空间。现代社会规范在这个小型旅游社区中变得松散,对人的社会交往更为包容,对“他者”文化的接纳度更高。一些移民认为大理和喜洲吸引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因此更喜爱这里的“社交圈”。这种具有同质文化取向的群体迁移到目的地居住,让这些移民感到一种心理归属与“文化呵护”。
3.3 抵抗行动异化,回归共鸣的主体性在现代社会中,迫于无奈,“不得不做”的情形成为一种常态。人们或是“无法专心”做真正想做的事,或是干脆直接打消做“真正想做的事”的念头,个体的行动不断异化。对于旅游小企业主移民,在喜洲创业是摒弃劳动与生计的行动异化,发挥主体性,完成“真正想做的事情”的经过。一方面,当劳动沦为谋生或资本增值的工具,他们在之前的工作中无法感到满足与自我认同。“活动世界”对劳动者本质力量的压抑和宰制,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在旅游业快速发展的喜洲,一些旅游小企业主移民自主创业,把喜洲视作“试验田”尝试去做“真正想做的事”。相比较于获得财富的增值,这些旅游小企业主移民更强调的是异地创业所带来的成就感与自我认同。“喜洲给我的成长是最大的,自己一手把这个店做好,做得很有成就感,苦是苦了一点,但还是挺舒服。憧憬未来,很有希望。”(N05,原民企职员,201708)小企业主在深度参与的劳动过程中有了更高的满意度和更好的工作体验。另一方面,劳动成为个体的“被动”选择,所做的事与“真正想做的事”无法统一,缺乏行动的意义支撑。旅游小企业主在创业过程中试图克服这种异化。“为谁工作”与“为何工作”是旅游小企业主移民一直表述的两个问题,强调的是主体性与劳动的意义。“没有喜欢,没有爱,就不会用心,不用心就做不好。我觉得任何一件事、任何一个小店,都可以把它做得有口碑。用心、真诚、诚信,这三样很重要”(N04,原民企员工,201708)他们主动选择工作形式,花费精力与心血做事,并从中感到乐趣与价值。
旅游小企业主移民在喜洲结合自己的喜好重新选择生计方式,脱离“不得不做”的行动逻辑,实现了从对工作的被动适应到主动选择,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与工作与劳动产生共鸣,体会劳动的真正意义所在。喜洲的旅游产业提供了创业机会,与旅游小企业主移民的个体发展相契合,体验工作带来的幸福感与成就感,成为他们在喜洲构筑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创业也存在着失败的风险,形成潜在焦虑,他们仍旧受到现代旅游市场的规训,尝试在“真正想做的事”与“不得不做的事”之间平衡。
3.4 避免物界异化,构建共鸣的物质联结人类在最低限度上都会跟一些物体有亲密的关系,这些物体也是构成人类的要素之一[30]。物界包含两种物体类型:生产物与消费物。人与物界的关系会随着社会更替的速度而改变。在劳动与生活时所用到的物,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人的身份认同。与物品的长期关系会使得物品内化到生活当中,变成人的日常体验、身份认同、生命史的一部分,物因之变成自我的栖居之所。
旅游小企业移民通过个体实践来试图改变现代社会中的物界异化。首先,在他们的创业行动中,不管是民宿、餐厅、还是手工艺作坊,旅游小企业主参与到整个生产过程,与自己的生产物有更直接的接触。旅游市场对具有个人特色的旅游商品的青睐也鼓励他们在生产中植入个人的想法与意图,发挥他们的创造力。在访谈中,几乎每一个小企业主移民都会谈到自己产品制作过程的独特之处。他们的生产物品融入了其通过亲历亲为而生成的对物的情感与记忆,生产物不再只是“结果”而是成为一种“过程”存在,使他们与自己的生产之物的关系越发紧密。
同时,喜洲地方性的生活方式推动了他们与消费物之间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关系。旅游小企业主移民在喜洲的慢节奏生活中与曾经忽视的外在世界再次联结,用不一样的视角凝视外界并获得了不一样的体验。旅游产业对地方文化的重视也带动了旅游小企业主移民对本土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重视。“我收藏的这些都是当地人不要的,他们搬家时遗留下来的。我们觉得这些东西作为这个家庭对喜洲曾经的记忆是很有价值的。所以我们把它做一个专项的展览和陈列”(N19,原国企员工,201808)。对以往曾不屑或忽视的事物重新赋予了意义,除了物理消费层面还增加了道德消费,人与物质世界产生内在联结,这种关系也强化了他们对喜洲生活的认同与享受。
新的生活方式形塑了喜洲旅游小企业主移民与物质世界新的关系,也为他们建构了新的意义体系。物质世界不再只是被使用或发挥某种功能,个体在物品生产与消费中注入了更多的时间、情感与价值,与物品的联系更加紧密,由此刻画了其在喜洲新生活的独特意义,产生了新的共鸣。
4 结论与讨论喜洲旅游小企业主移民以地理流动作为社会流动的契机,抵抗城镇现代化生活的异化,在乡村旅游地重新建构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产生不同以往的与世界共鸣途径,追寻自身所向往的美好生活。他们构筑美好生活是通过对异化的逃离和对共鸣的追寻来实现,具体表现在时间、空间、行动与物界等四个层面。其中,时间层面上,时间数量与时间质量由被动到主动,对于“如何分配时间”与“如何把时间过得有意义”两个问题上,喜洲旅游小企业主移民有了更多的自主权,为构筑美好生活提供了时间条件。在空间层面上,物质空间的转变随之带来的是家空间、交友圈等社会空间的改变,同时也对其心灵空间有了影响。在喜洲,旅游小企业主移民寻求更为和谐自在的生活空间,离不开与自然、物质与社会世界的互动与共振。通过在喜洲的创业,旅游小企业主移民的工作压力与劳动意义发生转变,主体性意愿增强,对构筑美好生活有了更强的动力。不管是生产物品还是消费物品,对其产生了更深刻的意义与联结,有了多维的共鸣体验。而自我异化已渗透在其他异化的维度中,深入其中但无法单独剥离(图 2)。可见,喜洲旅游小企业主移民的创业实践是一种生活政治,即吉登斯主张的“个体或群体作为积极的行动者争取从生活机遇有不良影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解放出来的旅游小企业主移民拥有了更多的机会与苍山洱海共鸣、与亲朋好友共鸣、与物质物品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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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旅游小企业主移民的异化与共鸣 Fig.2 Alienation and Resonance of Tourism Entrepreneurial Migrants |
诚然,在喜洲生活的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了旅游小企业主移民以往与空间、时间、行动、体验、物品及产品之间的鸿沟。移居后,不管是对时间的掌控、空间的选择、还是与外界的互动或是人际交往上发挥着更多的主体能动性。相比于现代化的城市,乡村不再是一个“无意义的存在”,而是代表着一种简单的(simplicity)、前现代的(pre-modern)、本真的存在(authenticity)。这与旅游小企业主移民追求“自由与认同”的生活态度形成共鸣,在人与自然、人与物质、人与社会的互动中收获更多的幸福感与成就感。他们在乡村追寻美好生活的过程中也逐渐构建了新的身份认同,所有在喜洲互动的人、事、物都成为了他们人生的可能性描述,成为身份认同的凭借。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旅游小企业主移民在喜洲的工作与生活并没有完全驱除其焦虑与不安,只实现了对异化的部分抵牾,获得了部分的共鸣。跨地方的社会网络,普遍性的社会体制和内化于自身的现代生活“惯习”仍旧影响着旅游小企业主移民的乡村生活,让其对喜洲田园生活的稳定性怀有潜在的焦虑。从过去到现在,旅游小企业主移民深层的、内化的自我异化在现代社会的大背景下可能无法完全脱离。旅游目的地的现代化与城镇化进程也带来了更多现代生活的“弊端”,小企业主移民进入了“再异化”的循环。这种多层异化与共鸣之间的平衡成为了旅游小企业主移民流向乡村的内在动力机制。
在实践层面,本研究关注了旅游劳工移民的流动,关切外来移民的福祉,乡村旅游地新移民的生活质量与社会融合需要加以重视。吸引旅游小企业主移民来村定居的深层需求是都市生活无法满足的,乡村的弱现代性与慢生活节奏是否在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建设中逐步被破坏也值得反思。在理论层面,本研究将罗萨的异化与共鸣理论作为分析性概念,对于异化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从“异化-原真性”拓展到“异化-共鸣”,试图弥补旅游异化研究在研究维度和研究对象上的不足;同时,丰富人口逆向流动的社会学解释,以回应乡村旅游目的地在现代社会中的独特角色,以及在人们追求美好生活中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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