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香港理工大学 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院, 香港 999077
2. School of Hotel and Tourism Management,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g Kong 999077, China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性别研究在人文社科领域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女性主义理论研究不断推陈出新。女性主义的发展经历了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以及第三次女性主义运动后,妇女权利的诉求也从基本的选举权、就业权延伸到生活的大部分区域[1]。受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的冲击,一批学者开始将女性主义浪潮与人文地理学研究结合起来,对看似中性的地方和空间从社会性别视角进行分析,女性主义地理学因此产生[2]。女性主义地理学成为一门研究女性与空间互动关系的交叉学科分支,主要受到人文主义地理学、结构主义地理学和后现代主义地理学三大地理学思潮的影响。女性主义地理学着眼于探讨女性的情感体验、身份认同和性别要素在空间结构关系中的功能与作用、以及女性对于空间与地方塑造作用等问题[3, 4]。
随着性别问题逐渐成为理解性别不平等的霸权主义理论框架,女性主义学者开始关注性别理论解释社会变化的能力。性别是长期的社会互动产生的惯性结果,也是个人为了符合社会期待而进行的自我规训,然而不同的发展阶段与互动情境都可能会影响人们对性别期待的认知和理解,从而产生个人内部甚至群体的性别变革——践行性别或消解性别。女性职业人在工作场域中的不同的岗位上是否存在践行性别消解性别的现实对抗?当职业发展到需要更多的符合工作规范中的男性脚本时,女性职业人如何选择践行性别?当家庭场域对女性的性别期待成为一种外在干扰,女性职业人又该如何协调性别的消解?基于此,本文主要从工作空间和家庭空间对女性的性别养成和变革进行解析,结合女性职业发展阶段以及其自身的反身性探讨,构建出高星级酒店女性员工的性别社会化系统。
2 文献回顾 2.1 女性主义地理学与空间二元论20世纪60年代开始,女性主义视角不断注入人文地理学的研究领域中,性别取向逐渐成为人地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2]。女性主义地理学逐渐形成,从关注女性就业和薪酬的地区差别、性别隔离状况等传统领域[2, 5],发展到关注性别认同和性别空间等主要议题[6]。20世纪90年代开始,女性主义地理学的理论不断完善,Linda Mcdowell、Liz Bondi和Doreen Massey等人从精神分析、后结构主义殖民主义和酷儿理论(queer theory)等多角度进行分析,其研究转向身体、身份认同和象征空间等方面[3]。在身体与空间的关系研究中,Kern提出城市空间是由关于城市、身体、安全和恐惧的性别意识形态产生的,认为城市将女性身体和性欲商品化,商业广告站在男性凝视的角度设计,女性身体被表征为城市的自由和欢愉,继续构成当代城市生活的父权关系[7]。女性主义视角的研究挑战了男性经济活动主体研究占主导地位的局面。
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决定仍然受到阶级地位、劳动力市场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支付能力的变化等方面影响[8]。但女性劳动力的不断增加带来了各种工作场域中的性别观念变化以及更多的女性就业与空间关系研究[9, 10]。一方面,女性特质通过各种方式被表达出来[11];另一方面,工作场域中女性劳动者的形象逐渐明晰,越来越多的工作空间设计考虑到女性的需求与审美。二十世纪信息技术工作场所的一些关键手工艺品,如打字机和自动柜员机都与女性化特征有关,这些手工艺品塑造了性别动态[12]。女性工作给城市空间和城市记忆带来的塑造作用也不可忽视。例如,在新加坡从事建筑行业的广东三水籍华人妇女劳工群体,被新加坡赋予建国英雄的身份,充分说明女性劳动者重构地方文化并塑造区别于男性主导的城市气质的重要意义[13]。女性的职业发展与行为空间处于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14]。
在私人领域,家庭空间的研究也不再仅仅局限于逃离工作、安全放松的隐私场所视角,家庭内部再生产的构建、家庭空间对女性的限制甚至认为家庭空间对于女性可能是牢笼、监狱等研究结论也不断涌现[15]。区别于“家庭作为安全和休憩的场所,与工作的残酷世界隔离”、“家务事,特别是育儿,被认为是女性的本分”[15]等观点,女性主义地理学者致力于拆解和揭露家庭空间内部的合作与对立,以及家庭空间与外部空间外部衔接的矛盾。Domosh认为无报酬的“家务”也是一种工作,应该与有报酬的工作进行结合考虑[16]。Domosh的研究被认为是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学术走进厨房”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女性在家庭空间的行为与表现如何影响家庭、如何塑造家庭空间表征意义以及女性本身如何受到家庭空间影响等问题都成为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的焦点。
劳动力市场和家务劳动中性别分工之间的相互联系是证明性别是否平等的重要因素[8]。女性主义早期著作的焦点即在于指出将城市空间划分为家庭和工作两个世界——所谓的与女人相关的私领域以及男人的公共世界——正如传统上我们鼓励男人“谋取生计”而期待女人“持家”,这种二元空间的划分观念对女性的生活和地位造成了巨大影响[15],在构筑空间、性别与特定个体之间的关系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7, 18]。在目前空间二元论的相关研究中,家庭领域对女性的性别期待是否会构成工作领域中性别展演的困扰,符合工作领域性别期待的展演又如何影响女性本身的成长,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2.2 践行性别与消解性别植根于第三次女权主义浪潮,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方法在女性地理学中应用广泛,其焦点在于解构和重写话语和符号领域。West和Zimmerman提出了“践行性别”(doing gender)理论,认为社会性别(gender)与生理性别(sex)不同,生理性别描述了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生理差异,而社会性别则是指个体的心理、文化和社会学倾向,社会性别作为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并不完全由生理性别决定[19]。“践行性别”理论解释了通过相互作用产生的性别再生产[19],而后结构和话语传统对践行性别与消解性别(undoing gender)的争论,促进了对“做”和“不做”性别的理解。Butler将性别视为一种实践,认为性别永远是一种行为[20]。例如,当医生在孩子出生时宣布“是个女孩”时,就开始划分给孩子一套行为规范,直到女孩对“女孩”的标签做出反应,遵循被认为适合做女孩的行为[21]。与Butler关注话语如何影响主体的形成所不同的是,West和Zimmer man将践行性别的研究重点放在性别如何在互动中完成这一议题上,他们认为个体会反复进行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行为,来把自己放入“准确”的性别范畴,这种过程就叫做“践行性别”[19]。
在工作和组织研究中,性别是一个流行的概念,用来说明性别如何通过组织中的互动来构建[22]。在酒店行业,仍然存在所谓的“就业模式贫民区”,即某些部门主要由男性担任,而其他部门则主要由女性担任[23]。性别特征成为决定部门岗位的重要检验标准。另外,在基层和中层管理人员中的女性人数逐渐增加,但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女性人数却没有相应增加,女性在不同的职业阶段面临着不同的挑战[24]。某些女性在工作场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性别消解,她们被归类为“像男人”一类,并且认为这会带来一些好处,例如男性的友情、获得信息和机会[25]。而对于管理人员来说,男性化的规范支配着工作场所的结构,为了符合预期的领导特征并提高可信度,高层女性管理者通常表现出雄心勃勃、严谨和高度流动性的男性领导特征[1]。
消解性别意味着社会性别没有按照生理性别的分类去践行,比如担任领导的女性不再具有女性气质,那就是一种被消解。在Butler看来,我们需要按照性别规范来践行,但是仍然可以质疑性别二元性的自然性的立场,通过消解性别二元结构,性别呈现出新的、更多元的意义,最终指向清晰的身份认同[20]。例如,在名为Roller Derby的轮滑比赛中,女性选手们在一条平坦的跑道上搏斗,她们穿着溜冰鞋、鱼网袜、短裤,头发上有朋克摇滚色彩的条纹,通过身体挑战传统的女性气质,颠覆了对女性运动员应该长什么样,应该如何行动,及如何定义自己性取向的期望[26]。
性别是流动的、动态的,践行性别与消解性别均有可能发生在女性身份和地位发展的任何阶段。传统意义上的家庭空间对女性有相夫教子持家的期待,女性需要在家庭空间中践行性别以符合或满足这种期待。而工作场所就是研究规范性性别表现面临挑战的重要场所[27]。为了完成工作中的男性脚本,女性工作者需要在工作空间中进行某种程度的性别消解以符合工作情境。人文地理学研究中对空间的认知从科学转向人性化思考[28],然而很少有学者从女性主义地理学角度出发,结合二元空间与女性职业发展阶段进行践行性别、消解性别方面的研究。
3 研究设计本文选取酒店女性员工为研究对象以探讨女性职业人在不同社会空间内性别建构机理——即践行性别和消解性别的作用过程。作为以女性主义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深度访谈为主要数据收集方式,探索酒店从业女性在兼顾工作场域和家庭场域时的性别转换和身份协商过程。考虑到不同级别、部门、岗位和个人家庭背景对空间性别建构的影响,本研究尽可能地对来自于全国各地、不同岗位、不同级别的高星级酒店员工进行取样。其中,践行性别和消解性别尤其受到女性自身生命轨迹和岗位级别的影响,不同岗位级别遇到的工作和家庭场域冲突不同,因此个体性别建构的过程也不同,随着生命轨迹的推进而发生变化。本研究在酒店的高层、中层和基层岗位中各自进行取样,最终共37位女性员工接受了深度访谈(表 1),其中17位为高星级酒店的高层岗位(总经理),12位为中层岗位(部门主管到总监),8位为基层岗位(实习生到基层员工),部门横跨人力资源部、房务部、餐饮部、前厅部和财务部等。除工作空间外,本研究同时选取来自于多样的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的受访者,受访者的家庭空间构成各异:与同事共享员工宿舍、独居、与老人同居、与小孩独居、与小孩丈夫居住、酒店房间居住等。访谈时间在45分钟至120分钟之间,大量的访谈文本和多样的受访对象背景为本文探索酒店女性员工在不同空间下对性别定势的协商、达成和突破提供了丰富且细致的调研内容,同时为数据达到理论饱和提供了基础。理论饱和是指通过覆盖到多背景人口特征的访谈者从而产生访谈内容的重复,使数据达到饱和[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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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受访者基本信息 Tab.1 Profile of Interviewees |
性别身份是人们在不同空间下主观建构和协商的产物,为了更好地突出访谈者在日常实践中从部分事件生成整体性别身份界定的动态过程,本文采用解释学视角进行数据分析。解释学认为人们对某一现象或事物从来没有绝对正确的理解,该事物的意义来自于个体在理解过程中不断地进行“部分—整体”的论证循环[30]。在解释学视角的指导下,本文数据分析包括对以下三个步骤的循环:部分实例的提取、归纳式主题提取和意义模式确定。首先,根据访谈者的叙述提取意义实例(meaning instances),在不同意义实例的基础之上归纳主题(themes),之后通过各个主题的对比和联系确认意义模式(meaning patterns),意义模式的最终确认取决于其既可以体现不同的意义实例,又可以代表整体叙述使零散的意义实例成为完整的故事[31]。
4 研究发现践行性别和消解性别受到女性自身生命轨迹的影响,而改变生命轨迹发展方向的标志性转变通常与工作变动和家庭重大事件相关。工作场域和家庭场域是性别养成的主要社会化空间。研究发现,高星级酒店女性员工的性别系统是不同社会空间、不同工作阶段和不同程度个体自反性交互协商的产物(图 1)。个体性别建构的场域冲突随着生命轨迹的推进而发生变化,并突出反映在工作和家庭两个场域中。在职业初期,家庭空间还未与工作空间形成俨然对立的界限,工作场域中如何恰当地践行性别成为访谈者不断摸索的重要事项;职业中期,家庭场域期待的践行性别和工作场域对消解性别的要求给个体性别建构带来了剧烈的空间对抗,并促成个人的自反性,较高的自反性并敢于在这个阶段消解性别成为突破玻璃天花板效应的重要因素;高层阶段,家庭空间的妥协和对工作空间的支持使空间矛盾弱化甚至互通,受访者在工作空间主动践行性别。下文将具体展示三个阶段的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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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酒店女性职业人的性别建构阶段和空间互动机制 Fig.1 Gender Construction Stage and Spatial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Women in Hospitality |
受访的酒店基层员工较为年轻,在酒店行业从业时间短且多数还未成立家庭,她们的居住空间包括酒店宿舍和自家与父母同住等,因此家空间对于基层酒店员工来说还未形成与工作空间俨然对立的界限,她们表示自己目前的精力主要放在对工作空间的关注上。酒店基层女性员工在分享家庭空间对于个人性别身份建构的意义时,倾向于介绍个人的成长背景和她们接受的来自于家庭教育的性别文化。不同于父母一代,受访者普遍指出她们成长于相对轻松和开放的家庭氛围中,中国传统文化中重男轻女的思想在她们的家庭教育中没有过多的体现,有些访谈者还指出父母在她们的性别气质塑造上没有过多干预,自己日常生活中的个人整体风格趋向于社会普遍认为的中性化,但是父母和周围家庭成员仍会通过其他方式提醒和灌输传统性别观念,例如:“女性应该在正确的年龄做正确的事情”、“女孩子应该组建家庭并以家庭为重”、“以后要把小孩和家庭照顾好”等。简言之,家庭空间依然是传统性别文化观点传输的重要场域,但家庭空间与外部空间衔接的过程并未给酒店基层员工带来性别身份建构的突出矛盾。
与家庭空间不同,酒店基层员工指出工作空间的不同角度会直接或间接地提醒她们符合特定场域对女性气质的要求,因此怎样在工作场域恰当地践行性别成为访谈者在职业初期不断摸索和协商的重要事项。最为直观的空间性别信号是酒店行业的劳动力结构,受访对象表示酒店在用人方面呈现出中低层岗位女性集中、高层岗位男性集中的统一模式;同时,岗位设置有明显的性别划分,例如宾客关系部、总机、人力资源、餐饮服务等以女性员工为主,而工程部、保安部和厨房等以男性员工为主。即便如此,多数基层员工表示可以接受这样的设置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工作场合下的必然安排,因此酒店空间中的性别结构强化了日常生活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性别差异和男性权利。但是酒店某些细节上的外在元素会直接引发部分员工的思考和反身性,其中提到较多的是酒店对女性员工工作外表的要求:
“我们是穿西装裙,然后加西装外套,还有项链,而且是要求穿高跟鞋;项链珍珠就是塑料球,假的那种珍珠,戴久了就特别痒。公司明确地说化妆至少要画眼影、粉底、腮红跟口红的,而且口花要画红的,公司会希望你的口红画的越红越好。可是大家肤色也不一样,可能有的人画正红色就很好看很有气场,有的人画正红色就跟村妞进城了一样那种感觉。”(I19)
严格的妆容和着装规定引起了多数基层女性员工对于性别的思考,工作空间反复出现的裙子、配饰、口红等带有强烈女性气质色彩的元素让很多基层员工开始学习调整个人的风格,试着在工作场域下恰当地践行性别:
“日常生活中我其实不是很注重性别,可能我是中性一点的人,平常能不化妆就绝对不化妆,高跟鞋也不穿,都是运动鞋。但是工作中因为我在餐厅酒吧工作,我尽量调整自己的状态去适应酒店的着装要求。我需要化烟熏妆,然后涂姨妈红的口红,冬天穿鱼尾服制服,后面拖个长尾巴,夏天的衣服是一个要露出整个手臂的那种裙子,穿着比较累,而且审美的话其实是从男性的角度出发的。”(I18)
除了衣着打扮上体现出强烈的女性化色彩,一线面客的基层员工发现工作方式上如果以温柔甚至偏撒娇的“小女生”方式待客,工作会更加轻松。访谈者分享了她在前厅部工作的一些观察:
“刚进入这个部门,我观察其他的同事都会说话声音软一点,比较甜美,或者嗲嗲的,甚至讲话声音非常好听,会受到客人的好感。在跟同事接触时,有些女生可能展示可爱或卖乖的形式,可以得到别人的帮助甚至可以说是偷懒。我觉得我比较偏男性化,不是那种需要别人保护或者是去做一些撒娇或求别人帮助这种,我是更多偏向于我自己去扛一些事情。但是在面客的时候,我还是试着改变自己原本的说话方式,温柔一些,柔和一些,毕竟这符合客人对服务人员的一个普遍性期待。”(I6)
访谈者还指出类似的性别范畴化策略也用在工作场合中可能发生的性骚扰事件。I11是刚刚进入酒店前台工作一年的毕业生,她指出入职培训时的防性骚扰培训还是形式大于内容,真正处理实际工作中来自客户潜在性骚扰情况是复杂且微妙的,需要自己总结经验:
“会遇到过一些言语上的性骚扰,这种情况一个是当面,一个是电话。当面的话,毕竟是公共场合,也不会有太多出格的事。如果是电话的话,我有的时候会装信号不好,或者说是那条线不是很通畅,然后就挂掉了。平常生活中我一定会直接刚回去……但这是工作场合,有很多顾虑,怕惹恼客人,他去网上写差评,日子又不好过了。一方面也是你一个服务人员在大家心目中的认知,作为女生你就是要软一点。”(I11)
4.2 中高层员工性别定势突围之困在访谈中,受访者提到酒店行业的玻璃天花板效应,指的是女性在职位上升到中高层后事业停滞,无形的玻璃天花板让女性难以获得总经理等职位,访谈中有来自曾突破玻璃天花板总经理的叙述也有事业正在徘徊停滞的中层女性员工的分享。受访总经理在回忆自己的职业路径时多提到曾有的叛逆时刻,这些叛逆行为与社会常见的性别规范相异,而在职业瓶颈期敢于叛逆和挑战性别定势成为她们走入高层的重要节点,例如总经理I35分享到自己曾经危机处理的案例:
“酒店员工因为抑郁症在宿舍自杀,发生的很突然,员工的家人带着三十个男性冲到了酒店大堂打砸制造混乱……我就带着一个保安经理出面了。我刚出现示威的人就朝我这边摔盘子什么的,但三十多个男人估计没想到一个女的敢出来,所以其实摔完盘子后他们也冷静下来坐下来愿意和我去沟通……那件事之后业主是感到我有这个危机处理和谈判的能力,后来酒店缺总经理的时候他们首先推荐的就是我,可是你们不知道这个业主以前跟集团明确不要派女性总经理。”(I35)
中高层挑战性别定势和消解性别不仅包括工作场域,也包括家庭场域。受访总经理有的在旁人唏嘘下坚持未婚,有的为了事业放弃生养小孩,多数经历了“家庭革命”劝服丈夫承担更多的家庭角色,甚至形成了女主外、男主内的分工格局。然而在采访中层员工时,她们指出自己知道消解性别可以带来事业的机会,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去推翻性别定势。例如I17在访谈的前几个月辞职离开了工作近十年的酒店业,选择开一家小吃店雇人打理:
“我之前是做到客房部经理的位置,后面其实有机会做客房部副总监,但我就前段时间辞职了,还是跟家庭和小孩有关,照顾家庭和小孩的时间简直太少了……我不辞职就得我老公辞职,可是家里人觉得哪有男人辞职带小孩的道理,就老人骨子里面还是觉得女生就应该对家里面多投入一点。其实现在女生承担的责任我觉得比男生多,我比我老公挣的多,但是我还要辅导小孩,还要承担家庭的责任。”(I17)
4.3 高层女性总经理回归践行性别越过玻璃天花板获得总经理职位的女性在中国酒店业依然居于少数,她们不仅分享了自己在总经理职位上的性别建构,也讨论了随着职业路径推进个人性别建构变化的动态过程。不同于酒店中层,女性总经理的家庭与工作间的空间矛盾弱化,达到相对“平衡”。这种平衡来源于两方面:第一,女性总经理随着事业的上升在家庭场域消解性别争取到的平衡——是家空间对于传统男权制分工的放弃妥协和对女性挑战性别定势的默认,例如I30指出:“我没有结婚这个事实已经被我的家人朋友接受,到了现在这个职位和年龄,家人不会再要求我必须要有个伴儿,他们也开始认同我一贯有的观点,一个人也可以把生活过好”;I37也分享了她在这个阶段的空间平衡:“我的小孩是她爸爸在家带,我先生放弃了自己已有的工作基础,调整了工作方式,来到我工作的城市陪孩子。”第二,多数女性总经理从业时间长,家庭生活周期进入到稳定的阶段,女性涉及的家庭事务较少,例如I33的孩子已上大学,因此她常年驻店居住于酒店房间,甚至考虑国外的工作邀约等。
在空间矛盾弱化和互通的背景下,高层总经理更多地关注自己的工作场域。谈到作为总经理的个人性别建构,多个受访者指出在职业的上升阶段,自己曾尽量避免女性这个标签,担心别人因为自己是女性而忽略了业务能力,但到了总经理位置后发现接受女性标签并充分发挥女性本来的特质是酒店行业领导力层面亟需的:“随着女性消费群体的崛起和大众审美多样化的趋势,酒店消费空间的设计和服务传送需要更多地体现优雅细致和艺术时尚的特质,那女性总经理在这方面比男性更敏感和擅长”(I33)。因此,回归践行性别成为了受访总经理性别建构的主旋律,但这里的践行性别与基层员工的践行性别不同,基层员工的践行性别侧重于被动地迎合劳动力市场单方面对女性姿态的塑造,而高层总经理的践行性别是女性在工作场域经过一系列协商后主动管理性别化的行为,即主动展现的女性气质,有利于工作的同时可以用常见的性别规范阐述自己。I25的对话代表了多数受访总经理提到过的内容:
“我注意到我们酒店停车场的停车位太小了,很多女性客人过来停个车都要好久,所以我让酒店专门设置了一些女性专用停车位,没想到很受欢迎;女性本身具有的细致和沟通能力是酒店行业特别需要的,例如团队沟通上,员工有一些事情很愿意和我交流,女性领导的共情和关怀能力更能让团队有归属感。大家也许对于总经理是女性这个概念还不能完全接受,但是酒店行业和其他行业不太一样,作为提供服务和生活态度的经营场所,特别需要注入女性领导力。”(I25)
5 结语性别是社会互动过程中的惯例性达成,是人们不断实践、操演和交互过程中形成的非公约型的制度化框架,用以维持两性差异和二元制性别语境下的指代和引用,这个形成的过程机制又被称作践行性别[1]。不同的社会化情境空间对性别的规范化行为期待不同,因此个人践行性别的过程——向默认的规范化行为靠拢的过程也各有差异。然而,个人并非处于完全被动的位置,个人具有反身性和能动性,不同的空间矛盾和张力可能会引发个体消解性别的行为,对约定俗成的性别规范保持警惕和智识,甚至挑战和突破性别规训[32]。
在女性主义地理学指导下,目前有关空间二元论的研究多从某一独立的空间(家空间或者工作间)理解空间的表征和性别身份的互动。本文从践行/消解性别的理论视角出发,指出性别不能只在任何一个单一空间或者单一生活阶段孤立来看,性别是具有能动性的个体和不同社会空间协商的过程。并且,不同空间下的消解性别不代表男性和女性二元分类的消失,而是在空间互动过程中挑战和改变原有的与性别关联的规范和属性,重新定义和增加不同空间下对于男女新的性别理解和期待,这样一个不断推翻和定义的解构过程有利于改变现有的性别结构和权力分配[33]。因此,本文从践行性别与消解性别的角度为女性主义地理学提供了新的理论思路。此外,本文还补充了管理与组织研究中对性别的研究成果。以往的企业组织研究多将性别看作单一变量或者类别,而非连续集合体,因此虽然近年来劳动力市场致力于促进女性友好工作环境,例如企业文化声称性别中立[34],但是隐形的性别规范却勾勒出企业实际寻找的“理想的员工和理想领导”,实际上再生产了男性社会。本文从践行性别与消解性别的角度,重新审视了组织中性别表现问题,为企业管理者提供更多的参考依据。
尽管本研究深入探讨了酒店女性职业人在职场空间和家庭空间的性别建构和空间互动机制,但缺乏对公共空间中的性别操演探讨。未来性别与空间关系研究可借鉴解构式的思维方式,对特定的女性群体(例如中性化女团成员)进行多空间下的跟踪式研究,探索其在不断地践行(doing)与消解性别(undoing)之后,如何实现性别身份的自洽和自组织再嵌(redoing)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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