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Table 1)
2. 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珠海), 珠海 519082;
3. 广东省科学院 广州地理研究所, 广州 510070
2. Southern Marin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Guangdong Laboratory(Zhuhai), Zhuhai 519082, China;
3. Guangzhou Institute of Geography, Guangdong Academy of Sciences, Guangzhou 510070, China
全球生产网络（GPN）的出现改变了经济运行方式，各行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设计、生产、消费等环节的最佳区位[1]。一方面，嵌入全球生产网络有利于参与者赢得更高附加值和利润，实现经济升级；另一方面，由全球生产网络带来的经济升级，资本家赢得绝大部分利益，而作为主要参与者之一的劳动者，由于资本“逐底竞争”等原因通常未能享受到经济升级的好处。但由于处于关键生产环节的劳动者能够通过罢工轻易破坏整条供应链，处于供应链的企业面临着由劳资矛盾而引发的全球性损失风险[2]。例如，2019年9月美国通用汽车工人罢工造成企业逾20亿美元损失，使全美相关供应商遭受高额经济损失。如何能使经济升级惠及劳动者，提高就业质量，保障生产稳定，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社会升级的概念应运而生。
经济升级一般指企业增强创新能力、进入更高附加值生产环节从而实现更高利润收入的过程。社会升级指保障和改善工人作为社会参与者的基本权利，并提高他们的就业质量的过程[3]。改革开放后，中国将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更多关注劳动就业的规模扩大和结构调整，以满足快速发展的工业化。但唯增长的发展带来劳动关系矛盾的加剧，给经济转型和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影响。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从1996年到2017年，全国劳工争议案件数从48121起上升至785323起，增长近15倍。虽然工资收入、就业机会、劳动环境、社会保障、就业歧视等得到改善，但中国总体上仍面临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不对称，贫富差距问题仍较为严峻。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八大做出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论断。以提高就业质量为目的的社会升级成为未来发展的要务，这体现在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和2017年国务院发布的《“十三五”促进就业规划》等多个文件，它们均强调了保障劳动权益和实现高质量就业对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意义。
为弥补国内地理学长期偏重经济升级而忽视社会升级的研究不足，同时响应新时期国家战略需求，本文系统梳理了国际上以经济地理学和经济社会学等学科为主要学术力量开展的社会升级研究，厘清相关理论基础、研究脉络和研究主题，以期促进国内地理学的社会升级研究。
2 方法说明根据可重复和透明化的原则进行文献检索和筛选工作[4]，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精确检索，利用Web of Science（WOS）核心数据库，以“social upgrading”为主题词精确检索相关文献（截至2020年8月），共有50篇。在阅读标题、摘要和全文后，去除不相关和重复的文献，得到29篇核心文献。第二阶段是追溯检索，根据上述核心文献引用的参考文献来检索和追溯，得到35篇紧密相关的文献，共计得到64篇核心文献，构成综述的文献基础。第三阶段是扩展检索，在阅读核心文献后，发现社会升级与全球生产网络、企业社会责任、体面劳动等研究领域紧密相关，为此检索了这三个领域中与劳动和就业相关的文献，得到1049篇，作为综述的相关辅助资料（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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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文献检索和筛选 Tab.1 Literature Searching and Selecting |
社会升级研究兴起于一项重大跨国国际合作研究项目“Capturing the Gains”。该项目由英国曼彻斯特大学Stephanie Barrientos教授和美国杜克大学Gary Gereffi教授在2007年领导建立，由来自英国、中国、印度、南非、美国、巴西、国际劳工组织（ILO）等15个国家和机构的研究人员参与[5]。该项目历时6年（2008—2013），主要目的是研究经济全球化下劳动者社会升级的发生条件和治理机制。在Gereffi和Barrientos于2008年对社会升级作出框架性说明以及在2011年提出正式概念后[6]，相关研究逐渐增多，主要发表于29种期刊，包括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Geoforum、Competition and Change、Global Networks、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World Development等人文地理学、劳动社会学和发展经济学期刊，体现了社会升级研究的学科交叉性。其中，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在2016年第7期以专栏形式集中探讨了全球价值链的升级动态及产业或国家层面的升级情况[7]，显示了地理学者在社会升级研究领域日益活跃的趋势。
3 社会升级的研究兴起和理论视角 3.1 研究兴起社会升级概念有助于理解劳动者能够多大程度从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经济活动中获得改善[8]。对扩展检索的文献分析显示，在提出社会升级概念以前，对劳动者的研究由来已久。二十世纪上半叶主要关注农业劳动力的效率、报酬以及有关工会、劳动标准和法令、劳动力结构、组织效率、劳动力市场和劳资关系。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全球外包生产体制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相互依赖，引发了对就业创造、薪酬、价值链组织和就业差异的讨论。相关研究大量涌现，产生了劳动力市场理论、国际劳动力流动理论、推拉理论等。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加深，国际劳动力市场日益成熟。为规范劳动标准和环境以及平衡劳动者、雇主和政府，国际劳工组织（ILO）在1999年提出了体面劳动议程（Decent Work Agenda）[9]。这一时期的研究多集中于就业弹性化、全球经济中的劳动标准以及国际市场和管制的作用等主题[10-12]。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关注企业间生产和经济关系的传统分析渐显不足，逐渐转向对嵌入全球生产网络或全球价值链（GVC）的劳动者的升级或降级研究。为捕捉劳动者的这一动态，Barrientos等提出了社会升级的概念，将其定义为改善工人作为社会参与者的基本权利（包括工资水平、工作时长、就业类型、保险和福利等）和保障权利（包括性别平等、集体协商、结社自由、社会对话等），并提高他们的就业质量的过程[13]。社会升级不同于社会向上流动的社会学概念，它特指参与产品价值链生产的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和劳动权益的改善过程，是由企业从低端走向高端价值链节点的经济升级延伸至劳动力的一个概念，目的是为理解地方劳动者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中如何获得改善提供一个分析工具。它的提出同时也是为了纠正长期以来GVC/GPN研究只关注经济维度的企业升级，忽视社会维度的劳动者升级的研究偏向，是对学术界呼吁将劳动力带回经济地理分析的中心的一种响应。因此，社会升级是经济地理学和经济社会学中研究GVC/GPN下劳动就业质量及劳工主体能动性的一个领域，重点关注全球化影响下地方劳动者就业质量和权利改善的过程以及全球和本地因素地域耦合在其中的作用机制。
3.2 相关理论视角社会升级作为一个新兴领域，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但有三个领域对社会升级的概念和理论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包括体面劳动、全球生产网络和劳工地理，它们从不同视角探讨了社会升级的机制。体面劳动主要关注政府和公共部门主导下的社会升级，全球生产网络关注市场力量主导下的社会升级，劳工地理关注劳动者主导的社会升级。
3.2.1 体面劳动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体面劳动议程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组成部分[14]，也是社会升级概念的基础。体面劳动是指在自由、平等、安全和具备人格尊严的条件下，使劳动者的权利得到保护、有足够的报酬与充分的社会保障，包含四个方面的涵义：①就业，即有充分的就业机会和足够的报酬，以及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环境；②社会保障；③工人权利，包括不受歧视、无强迫劳动、不使用童工等；④社会对话，即工人行使表达权、维护权益、参与工作相关事宜的谈判。基于体面劳动的涵义与衡量方法[15-18]，Milberg等总结了已有的多层次的社会升级衡量指标体系（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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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社会升级的衡量指标体系 Tab.2 Measurement of Social Upgrading |
虽然社会升级的概念源自体面劳动，但社会升级强调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劳动就业，关注全球价值链下劳动者综合福利的提升[2, 19]，而体面劳动主要是一种自上而下由公共机构推行的劳动条件改进计划。体面劳动研究对社会升级的主要影响在于确认了政府和公共治理力量对实现社会升级的重要意义。大量的研究关注经济增长与体面劳动之间的关系[20-23]，认为体面劳动的发展得益于政府在取得经济增长的同时，实施了提升就业水平、实际工资和社会保障的宏观社会经济政策[24]，表明公共治理在促进体面劳动发展的重要作用。该作用的效果不仅在不同行业存在差异[25, 26]，而且受到地方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例如，在种姓和语言具有社会重要性的班加罗尔，政府和行业组织推出的社会保障计划难以执行，劳动条件的改善效果微弱，尤其是妇女和低技能工人[27]，表明公共治理的作用不能独立于当地社会文化环境，这在社会升级研究中亦得到了确认。然而，体面劳动研究过度强调公共机构和治理的作用，将不体面劳动问题归因于不完善的制度，缺乏审视体面劳动发展的社会过程以及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不体面劳动的根源。
3.2.2 全球生产网络全球生产网络（GPN）是刻画全球生产组织模式的重要概念，关注生产网络构建的社会过程与供应商企业在全球生产环节中的升级。近年来，GPN/GVC逐渐关注劳工议题，将工人视为社会主体，而不是抽象的生产要素，成为社会升级研究的一个理论视角[28, 29]。GPN研究提出了市场力量主导下由企业社会责任（CSR）驱动的社会升级路径。全球领导企业为了履行社会责任承诺，维持和提升其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的良好形象，避免其社会声誉受损，会要求供应商企业遵守其制定的社会行为守则，如遵守8小时工作制、禁用童工、改善工作环境、提供社会保险等。为了保住生产订单，供应商企业会遵循领导企业制定的行为守则，从而促进社会升级。然而，CSR驱动的社会升级的局限性在于领导企业只要求供应商企业实施行为守则，却不分担供应商企业因实施守则而增加的成本。因此，这种升级实际上来源于全球资本压力下的地方资本让步，其基础是全球生产网络的不平衡权力关系。这种社会升级的效果有限且难以持续[30]，因为地方企业会采用各种方式抵消因实施行为守则而产生的成本，结果可能导致社会降级。例如，企业为保持竞争力、平衡成本压力和遵循采购商的质量标准，会以最低的边际成本进行生产，而这种竞争压力容易被传导至全球贫困区域的劳动者，使他们面临社会降级的结果。可见，GPN对社会升级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可能带来升级或降级[31]。
GPN的全球扩张对处于不同价值链位置的工人带来不同的社会升级效应。处于价值链核心的高技能员工能够在GPN的发展中获益，但对处于价值链底端的发展中国家工人而言，由于知识水平较低，在不平等和议价权利差异较大的情况下，劳动条件不太可能得到改善[29]。关于全球化对劳动者的影响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Kaplinsky提出的“贫困增长”认为，经济全球化带来贸易和就业表面上的增加，但实际上工人面临的普遍趋势是就业不安全感和不稳定性的增加，劳动条件和整体生活水平没有实质性改善[32]。在哈维看来，不稳定、无保障就业的增长是新自由主义时期全球资本主义灵活积累体制的内在组成部分，是资本主义自1970年以来进行“空间修复”的产物[33]。因此，GPN作为全球资本主义运行的空间组织形式，对社会升级的影响必然受到资本逐利本质的限制。这种批判促进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基于劳工地理视角的社会升级研究。
3.2.3 劳工地理无论是强调公共治理力量的体面劳动，还是强调领导企业社会责任的GPN，均是一种自上而下驱动的社会升级。劳工地理研究劳动者如何通过各种社会空间实践有意或无意地创造有助于自身生产和再生产的空间[34]。劳工地理学者从资本主义的剥削和逐利本质出发，指出由于劳动力作为一种“伪商品”具有不确定性，资本必须通过各种权力机制来规训和管控工人，以保障劳动过程和利润生产的顺利进行。由于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固有矛盾，社会升级不可能无条件发生，必然发生在劳资权力关系平衡的条件之下，而劳资权力关系的平衡不会自然发生，最终是劳资双方权力斗争的产物。换言之，经济升级不会自动带来社会升级，经济升级能否转化为社会升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资权力关系的平衡以及这种平衡被制度化的方式[2]。劳工地理学者强调工人拥有抗衡资本的力量是社会升级发生的关键因素。因此，社会升级研究的重点在于工人能动性是否可能以及它如何影响劳资权力关系并促进经济升级转化为社会升级。
工人能动性主要包含个体形式为主的以适应为目的的策略和集体形式为主的以改变现存劳动关系为目的的重制策略[34]。研究关注工会的集体力量对促进社会升级的重要作用，包括工会组织利用尺度政治发起的跨国联合行动以及联合其他社会团体（如环保组织、女权组织等）的跨阶层联合行动，尽管有关跨国组织对劳动环境和劳动权益的改善具有不确定性[35, 36]。近几年，工人能动性产生的地方基础对社会升级的作用受到重视[37]。制度环境、社会文化、性别政治等地方因素影响工人集体行动的发生。例如，Barrientos对非洲园艺业的研究揭示了劳动群体的性别特征及性别政治对工人集体行动产生的号召力[38]。总之，区别于GPN研究全球化如何自上而下地促进地方的社会升级，劳工地理视角下的社会升级研究将工人能动性与劳资关系置于分析的前沿，关注劳动者自身如何自下而上地通过各种行动推动劳资权力关系平衡及社会升级。
4 社会升级的主要研究进展社会升级研究领域要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是：社会升级如何发生？经济升级促进社会升级的条件是什么？如何通过制度安排促进社会升级的发生？围绕这些问题，主要开展了五个方面的研究。
4.1 经济升级与社会升级的关系关于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的关系研究尚没有明确的定论，但基本论点是，经济升级不一定带来社会升级。对两者关系的研究主要包含四个视角。第一是宏观的角度，考察国际贸易、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的关系，比较各个行业和国家的社会升级情况，发现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都内生于经济增长过程，但对二者关系未得出明确结论[39, 40]。这方面的研究多数停留在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相关性的描述上，尚缺乏深入的模型分析。
第二是从全球生产网络中领导企业和供应商的关系来分析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的关系。Reinecke等总结了三种关系[41]。一是对立型，即领导企业资助少数有能力的供应商扩大经济规模、实现升级，而其他大部分小型供应商因利润空间有限和企业及就业关系的非正规化，面临经济和社会降级。二是截断型，指领导企业与本土供应商之间没有前向或后向联系，领导企业利用东道国的优惠政策进行生产的地理分工，但未建立后向联系促进技术与经验转移，没有促进本土供应商的升级。三是统一升级型，指领导企业支持和促进整个供应链中的供应商的升级。例如，Reinecke等指出，FDI带来的投资促使乌拉圭林木业行业实现了生产过程和功能升级，促进了生产率提高、工资上升、正规就业增加和女性就业率上升，形成了机械化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工资上涨的良性循环，推动了该行业的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41]。
第三是从劳动者身份的角度分析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的关系。处于价值链不同位置的企业获得的经济升级机会不均衡，从而使劳动者面临不同的社会升级机会和结果[6]。一般地，处于价值链较高端、技术/知识密集型的企业的高技能劳动者更易于从经济升级中获得社会升级，而处于价值链较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低技能劳动者很难获得社会升级机会，甚至可能面临社会降级[42]。研究发现经济升级对正规工人/高技能劳动者和非正规工人/低技能劳动者产生不同的社会升级结果[43, 44]。例如，对服装生产网络的研究显示，企业的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给正规职工带来了技能提升、职业培训和权利保障等机会，但功能升级对交货速度、市场响应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导致非正规工人的社会降级，具体表现为劳动合同缺失、工资低下和工作时间更长等[45]。有学者提出“有害融入”的概念来刻画非正规劳动者在GPN中的社会降级现象，驳斥世界银行提出的“融入全球生产网络能减轻贫困”的观点，发现激烈的全球竞争压力由零售商传递到整个生产链，导致底层劳动者为了生计不得不接受奴隶般的工作环境[46]。劳务服务公司在这种“有害融入”中发挥了作用，它通过招募和雇佣非正规工人来降低企业的生产风险和劳动成本，但往往以恶劣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为代价[47]。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社会阶层分化与劳动者所处价值链的关系，即社会阶层分化是由于劳动者处于不同的价值链位置而获得不平衡的社会升级所致，社会分化已内生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和价值分配过程之中。
第四是从能动性的视角分析劳动者如何影响经济升级转化为社会升级。例如，对孟加拉国服装产业的研究显示，工人通过主动跳槽、借助工会力量、联合民间组织和买家等方式对企业施加压力，要求企业在获得收入和利润增长后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环境[48]。虽然远达不到“体面劳动”标准，但工资和工作环境持续获得改善，推动了经济升级转化为社会升级。劳工地理研究领域有大量关于工人如何通过发挥其集体和个体能动性改善自身工作处境的研究[34, 49, 50]，但部分未使用社会升级的概念，两者的对话是未来值得开展的研究工作。
4.2 社会升级的区域差异由于各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位置不同和制度环境的差异，社会升级呈现显著的地理差异。Bernhardt和Pollak以服装、木材、汽车、手机行业为案例，对比分析了2000—2015年期间35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社会升级情况，发现整体上发达国家经济升级多于社会升级，发展中国家社会升级多于经济升级，整体升级国家多为亚洲、东欧、中东、北非和拉美国家，只有一个发达国家（奥地利）实现了整体升级[51]。这种格局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新国际劳动分工和全球产业转移紧密关联。发达国家企业将生产活动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自身专注于研发和设计，实现了经济升级，但同时导致其所在国家就业机会减少，社会升级受影响。而发展中国家由于接收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相比之下，生产技术得到改进，就业机会增加，劳动保障得到改善。
然而，由于生产组织和制度环境的差异，处于价值链内不同节点的发展中国家工人面临的社会升级机会和结果亦不均等。Peter等以足球制造业为例，分析中国、巴基斯坦和印度三个发展中国家工人社会升级的差异[52]：在工作条件方面，中国工厂率先采用机械化缝制，实现产业升级，工人工资要高于其他两国，但工作时长更长；在保障权利方面，中国工人更可能享有医保、失业险和加班费，而其他两国迫于采购商耐克公司的压力执行这些保障标准；在社会对话方面，三国工人都没有集体协商，但中国集中的生产组织方式使工人易于发起集体抗争，而印度和巴基斯坦由于生产组织形式多为在地理上分散的家庭和小规模的加工生产中心，工人间无直接联系，难以发起集体的抗议行动。
4.3 社会升级的行业差异行业比较研究为理解社会升级的发生提供了更为细致的图景，研究对象从服装、电子等制造业逐渐拓展至农业（如园艺）和服务业（如物流）。在服装业，Gimet等分析了26个国家的纺织和服装业，发现不发达国家嵌入全球生产网络中，其行业可能无法获得相应利益，因为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会导致相对实际工资的下降[53]。对马达加斯加、罗马尼亚和摩洛哥等国家服装行业的研究表明，终端市场差异、所有权差异、嵌入性会影响社会升级进程和覆盖范围[54, 55]。电子业被认为是高技术和高技能行业，但研究表明该行业的经济升级常见，而社会升级很少[56, 57]，说明当前的电子业存在大量劳动密集型生产活动。Plank和Staritz对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电子行业的研究发现，由于外资工厂的地理隔离和本地嵌入等因素，全球生产网络对本地的经济升级作用有限，同时由于受全球产业动态、行业结构和新泰勒主义工作模式的影响，劳动力结构和工人条件改善也较小[58]。
对非洲、亚洲和拉美地区园艺业的研究表明，参与全球价值链会使企业迫于竞争压力而普遍进行工艺升级，给部分工人带来升级的机会[59, 60]，但同时也产生了临时工问题，他们普遍缺乏就业安全感、认同感和社会保障。物流行业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行业，随着全球外包的持续增加，对就业增长和价值创造的作用日益重要。著名经济地理学者Neil Coe指出，物流服务业地理分布不均衡造成的经济升级机会不平等，且同园艺、服装等行业一样会产生低工资、恶劣工作环境等问题[61]。此外，还有对旅游业、支持性服务业等的研究[62, 63]。总体上，不同行业的社会升级是不均衡、有限的，社会降级和社会升级并存于同一行业内，这支持了经济升级与社会升级的关系不确定的论点。
4.4 社会升级的地方社会文化因素生产的性别分工特征与地方特定的社会文化习俗结合在一起，影响了男女劳动者的社会升级机会。在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中，男性通常从事有偿生产工作，而女性被赋予维持生产和养护角色，导致女性价值被低估而获得少于男性的收益。一些地区的父权制更使女性处于从属地位，这种从属性被一些资本企业加以利用而加剧男女劳动者间的机会不平等。例如，对非洲花卉园艺业、鲜果业、可可业等农业部门的研究显示，企业将某些特殊的技能或生产任务分配给女性，但以低于男性的劳动力成本或高于男性的生产率雇佣女性，女性获得的报酬与创造的价值不匹配且低于生计工资，而男性通常能获得较多较好的生产任务，获得更高工资和更多就业机会[38]。
研究还发现种族和性别的叠加对社会升级的影响。对肯尼亚和乌干达旅游业的研究显示[64, 65]，男性员工从事导游、远足、捕猎等工作，而女性和土著人则从事较低端工作，如售卖传统手工艺品和表演等，导致男性比女性、白人比土著获得更多的社会升级机会。在印度，种姓制度的存在使高贵种姓的工人比低贱种姓的工人更容易获得工资提高和权益保障[66]。可见，性别、种族、阶层制约着劳动者社会升级的可能性和结果，或者说对某些劳动者而言，社会升级被限制是性别化和种族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固化和加剧了阶层分化和社会不平衡[67]。
4.5 社会升级的实现路径治理对社会升级的实现起到重要作用，不同的治理类型对升级的影响存在差异[68, 69]。研究区别了三种治理方式：社会治理、私营治理和公共治理[69]。社会治理主要由民间社会团体推动，如非政府组织、工会和多方利益相关者组织，后者如英国道德贸易组织（Ethical Trading Initiative, 简称ETI）。非政府组织可通过推行公平贸易生产、可持续生产供应链等计划来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升级，尽管因为社会经济差距和贫困等原因，升级结果有限，但也显示出本地民间组织在促进社会升级中的重要作用[70]。工会组织作为工人集体能动性的表现，常通过抗议、集体谈判等方式为工人寻求更好的工作环境和保障权利，尽管谈判结果受制于国家和地方层面市场环境和制度的影响[71]。
由于社会治理不具有强制性，通常需结合私营治理和公共治理形成协同治理共同实现目标。私营治理由领导企业通过准则、企业社会责任（CSR）和监管来管控供应链上的供应商，促进不同级别的供应商企业改善劳动就业质量[72, 73]。例如，对中国公平手机的案例研究指出，领导企业推行CSR促进了供应企业的社会升级，尤其在权利保障方面，但CSR的传导范围有限，多数下游企业均未受到CSR的制约，导致社会升级并没有在整条价值链中均等发生[74]。
公共治理由公共参与者主导，包括国家的各级政府和超国家组织。公共治理具有强制性，表现为正式的政府规定、法律、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它对社会升级具有很强的影响，但目标不一定能实现。例如，劳动就业制度规定了基本工资、工作时长、社会保障等要求，直接影响着劳动者就业质量的提高，产业和财政政策等则通过影响生产率间接影响劳动者；然而，这些法规制度和政策也可能基于整体经济策略的考虑而未被有效实施[75-77]。此外，跨境生产组织的兴起催生了超国家治理组织，如ILO在跨境生产组织系统中在协调国家和国际劳工标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经济升级促进社会升级不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而是一个在全球力量影响下，由地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因素综合作用的过程，并受到劳动者所在行业、所处生产链位置或工作类型、雇佣形式和个人特征等市场和非市场环境因素的影响。图 1概括了全球—本地力量影响下社会升级发生的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虽然区别了公共治理、社会治理和私营治理三条驱动路径，但社会升级的发生是多种治理发挥作用的结果。由于劳动者的生产和社会再生产发生于具体地方，社会升级是全球力量影响下各种作用因素发生地域耦合的过程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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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球—本地耦合作用下劳动者社会升级的驱动机制 Fig.1 The Mechanism of Social Upgrading Driven by Coupled Global-local Factors |
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经济全球化，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也开始面临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劳动关系矛盾和不平衡发展问题。迫切需要开展社会升级研究，弥补国内人文地理在劳动就业地理研究方面的不足，为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双升级”提供理论基础。社会升级研究方兴未艾，对“社会升级如何发生”这一核心问题尚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至少以下三个问题值得关注。
（1）国家层面的社会升级的过程和时空演变格局。现有大多数研究从行业层面、价值链层面关注就业机会的增加、劳动者工资的提升，缺乏在全社会层面对社会升级进行衡量，因而对国家层面的社会升级状况和变化缺乏总体评估，限制了在宏观层面对社会升级与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因素等关系的探讨。未来应在体面劳动指标基础上，结合中国劳动就业特征，构建包含就业数量、质量和权益的综合指标体系，对我国社会升级的过程、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开展研究，识别社会升级的区域类型、区域过程和差异及其关键影响因素。通过比较分析不同社会升级程度的区域，揭示有利于社会升级的地域因素。
（2）社会升级驱动因素的地域耦合。现有研究突显了社会升级的区域差异，意味着社会升级的驱动与区域特点紧密关联，经济升级促进社会升级的作用过程受到地方因素的调节。社会升级受到全球生产网络、超国家组织的规范等全球性因素与本土制度、企业、劳动力市场结构、社会文化等地方因素的综合作用，但这些因素如何交互作用以及以什么方式组合更有利于社会升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需要识别在中国体制背景下经济升级转化为社会升级的关键驱动因子，探寻有助于促进这种转化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机制。由于中国区域发展不均衡，参与全球化的程度不一，需要发展社会升级的地理学，探明全球—地方因素耦合作用下的社会升级过程和机理。
（3）非正规就业者的社会升级。现有研究多关注被雇类型的正规就业者，相对缺乏关注临时工、日结工、非全日制工、自雇个体就业者等不稳定工作者（precarious workers）。由于全球竞争压力的增加与弹性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的发展，世界就业关系正在经历“不稳定化”或非正规化，导致工作空间发生重构。著名劳动力地理学者Kendra Strauss在2018年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发表的劳动力地理研究进展报告中，以“不稳定性”刻画了世界劳动力市场的新特点，呼吁对不稳定性的地理（a geography of precarity）开展研究[78]。在我国，不稳定就业者也即非正规就业者或灵活就业者，他们大多数是农民工。需要对就业的不稳定性、流动性、分散性特征及其对工人生产和再生产的影响开展研究，探寻不稳定就业群体社会升级的制约因素和渠道，这不仅有助于推动劳动力地理前沿研究，而且将为农民工的新型城镇化提供理论依据。
6 结语社会升级研究的兴起源于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发展不能促进相应的社会发展的反思，经济升级的福利不能惠及广大普通劳动群众。这与西方国家1970年代以来发生的由凯恩斯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历史过程紧密相关，这一转变使劳动力在自由市场逻辑下经历了“再商品化”过程，全球经济繁荣之下劳资关系矛盾和社会分化问题依然严峻。开展社会升级研究是国际学界对这一时代问题的响应，也是对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之“体面劳动与经济增长”目标的呼应。
中国虽经历不同于西方的政治经济过程，但同样面临紧迫的劳工社会升级问题。新型城镇化、农村扶贫是国家针对城市和农村不均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的战略，目的在于推动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和农村农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但解决农民工市民化和农民脱贫致富不能仅靠财政资助，应当探索基于市场机制和经济发展的解决方案。社会升级提供了有益的研究视角，因为它关注市场力、政府力和社会力共同作用下就业质量获得改善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的空间性。由此出发，我们呼吁研究产业转型和升级带动农民工和农民就业质量改善的机制和路径，探索不同区域条件下有助于社会升级发生的治理结构和制度安排，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社会升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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