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士化（gentrification）的概念最早由英国社会学家Glass提出，主要意指低收入阶层社区被改造为中高档社区，并伴随着低收入阶层被中高收入阶层所置换的现象^[1]。与一般的旧城改造和城市更新相比，绅士化是一种特指基于社会阶层向上演替的空间重构现象，其更加注重和强调阶层的分化及其反映在空间上的后果。因此，绅士化并非简单的城市邻里物质空间变化过程，它包含更多复杂矛盾及关系，且强调空间的社会变化以及资本、权力与阶层之间的复杂博弈与互动^[2]。在中国转型期与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城市空间的重构与阶层的空间分化愈演愈烈。中国城市大规模的旧城更新推动着城市物质空间改造与社会阶层分化的共轭进程，绅士化现象也应运而生。国内对绅士化的研究始于本世纪^[3]，从开始的概念介绍与理论引介到中国城市或乡村的实证案例研究，逐渐受到更多学者的重视^[4]。国内对绅士化研究的综述有一定积累，但以中国城乡地区为案例的实证研究成果还尚待梳理，一些问题值得厘清：新世纪以来中国绅士化实证研究呈现何种特征？包括哪些主要议题？未来在哪些方面还需要提高和深化？为此，本文旨在通过对绅士化中国案例研究的文献回顾，对以上相关问题做出解答，期望通过梳理和把握绅士化的“本土”研究动向，探讨中国绅士化理论的未来发展与方向。

国际上对绅士化的研究始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但在2000年代中期之前，其文献数量还较少，这显然与绅士化现象的自身发展有紧密联系。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绅士化生产—消费两派学说的争论使得其研究进展受到一定阻碍^[5]。Hackworth和Smith总结了绅士化的三次浪潮，其中第一次和第二次浪潮处于1990年代之前，这一时期的绅士化现象只是零星出现，还没有形成规模；但到了1990年代中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绅士化以较大规模席卷全球；除了欧美等发达国家大城市以外，一些小城市，甚至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城市也开始出现绅士化现象^{[6, 7]}。同时，城市发展的复杂性与多元性也衍生出多样的绅士化现象^[8]，这使得绅士化研究的规模倍增。通过国际文献检索系统Scopus数据库对1980年到2019年的绅士化研究进行统计，以“gentrification”为论文标题、关键词或摘要，搜索包括英、德、法、西、葡、意、日、中等世界各国语言中有英文题目或摘要的文献，共计3481篇；2000年代之前，国际关于绅士化的研究每年不超过30篇；2000年以后，绅士化研究文献数量开始逐年激增，2004年开始突破每年50篇，到2019年则高达全年478篇^①。其中以地理学与城市研究类的期刊刊载最多。这一趋势与前述的国际上绅士化发展状况相吻合。

新世纪以来，国际绅士化的研究议题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研究涵盖到较多的社会文化地理学领域热点，政府主导绅士化、新自由主义等也是第三次绅士化浪潮的主要研究议题。此外，各种类型的绅士化现象，如新建绅士化、商业绅士化、乡村绅士化等也成为研究重点。而动迁失所、阶层演替、绅士化群体等传统研究议题仍然得到持续关注。总的来看，新世纪以来的国际绅士化研究议题与全球各大城市空间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与变化紧密联系，绅士化能为复杂多样的城市空间现象提供独特的认知维度与研究视角。同时，由于其涉及国家、政府、资本、阶层、文化、族裔、贫困等众多议题，绅士化也为新马克思主义及人文主义等地理研究范式提供了对话平台，从而成为西方社会地理学及城乡研究的热门主题之一。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2个检索系统：中国知网（CNKI）检索系统和Scopus文献检索数据库，分别用于查询和统计中国绅士化实证研究的中文文献和英文文献。“绅士化”的英文原意为“gentrification”，国内对该词条的翻译还包括“中产阶级化”、“中产阶层化”、“士绅化”、“中产化”等，鉴于对该词条的最早翻译且便于统一，本文将沿用“绅士化”一词。另外，考虑到不同的历史与发展体制，港澳台地区的实证案例不计入到本次研究当中。

首先，利用中国知网（CNKI）检索系统，以“绅士化”、“中产阶级化”、“中产阶层化”、“中产化”、“学生化”、“士绅化”、“缙绅化”等代表gentrification词义为篇名、关键词或摘要进行检索。截止到2020年3月，共检索到文献348篇，将报纸、会议报告、辑刊等类型的文献剔除后对其进行汇总与分析。通过对每篇文章进行泛读来过滤掉那些只提及到绅士化，而非将其作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文献以及综述类和国外案例的文献；然后再对选出的每一篇中国绅士化实证研究文献进行通读，去除具有重复实证研究的硕、博士毕业论文，最后得到文献共计51篇。

其次，利用Scopus文献检索数据库，以gentrification + China为论文标题、关键词或摘要进行检索，截止2020年3月共计英文文献96篇。对这96篇文献进行进一步的筛查与甄选，去除会议口头报告、简报和书评，获取余下每一篇论文的全文。对其进行泛读，从而排除以下三类：①对绅士化现象只是提及而未将其作为主要研究内容；②港澳台地区的实证研究；③非实证分析与综述类研究。最终得到关于中国绅士化实证研究的英文文献共29篇。由此，得到从2000年到2020年3月关于中国绅士化的实证研究文献共计80篇。

基于上述文献数据分析，中国绅士化实证研究的时间特征如图 1所示。中国绅士化的实证研究文献始于2004年和2007年，之后的2008—2015年期间，文献数量保持年均4篇的平稳发展。而从2016年开始快速递增，从当年的7篇到2018年和2019年分别达到15篇和18篇。201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已经开始与全球紧密接轨，中国绅士化现象开始被更多的学者所关注。

图 1(Fig. 1)

图 1 新世纪以来中国绅士化实证研究统计趋势 Fig.1 The Development of Empirical Research Literature on Gentrification in China since 2000s

从空间特征来看，中国绅士化实证研究的案例覆盖全国，尤以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最多（图 2）。除华中地区外，其余各地区都有涉及，如西北地区的西安、东北地区的沈阳和长春、东南地区的福建、华南地区的广西、以及西南地区的成都、云南、拉萨等。案例城市多为经济相对发达的直辖市或省会城市。特别地，南京、广州、上海和北京等4个城市的实证案例研究占总量的一半，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绅士化现象的密集地区。此外，以全国为尺度的研究共有8篇，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对绅士化现象进行分析。值得注意的是，云南和广西的实证案例不在昆明和南宁等大城市，而是一些地方上的旅游地区，这说明两省区作为旅游大省为旅游绅士化的研究提供了实证对象。此外，西藏的拉萨也有涉及，这反映了受世界绅士化研究的影响，我国绅士化的实证研究扩展到关注民族以及旅游地区的绅士化现象。

图 2(Fig. 2)

图 2 中国绅士化实证研究案例分布 Fig.2 The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Subjects of Gentrification in China 底图来源：国家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1:4800万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9)1823号，底图无修改。

从作者（第一或通讯作者）的研究机构^②的空间分布特征来看，半数以上都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及首都圈区域，同时在国外的英、美等发达国家也有一定数量。这表明，绅士化的研究主题在我国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具有较高的接纳性与认同性，同时也逐渐受到英美等研究机构的关注。从更小尺度的地理单元来看，来自南京和广州的研究机构的文献最多，分别有23篇和16篇，其次为英国的4篇、北京4篇，其余城市均在3篇及以下。结合文献的产出机构与语言类别来看，虽然只有17篇约21%的文献出自海外及港澳台机构，但英文文献的比例却占文献总量的35%，且英文文献中有一半左右出自国内机构的学者。这一方面可解释为当前我国研究机构要求发表英文论文的指标导向，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绅士化的实证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已颇受关注，并具有较大的研究潜力。

对我国绅士化的实证研究总结，本文没有采用传统的CiteSpace软件进行研究热点分析，而是选择对每篇文献进行精读与梳理，以更好地把握每篇文章的研究内容与重点，进而对其研究议题进行更为准确地归纳与总结。据此，本文整理出中国绅士化实证研究的6个主要议题，具体包括：多类绅士化现象、绅士化与公共政策、绅士化群体与文化驱动、绅士化与多种城市现象、绅士化的公平正义与社会影响、教育驱动的绅士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绅士化过程复杂多样，本文的议题划分只是一种参考，其在具体案例中往往相互交织，并非截然分隔。

19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空间现象及机制的日益复杂化，绅士化现象本身已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发生地点及参与主体，而是在不断发展与深化。新建绅士化（new-build gentrification）、旅游绅士化（tourism gentrification）、商业绅士化（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乡村绅士化（rural gentrification）、学生绅士化（studentification）等新概念相继被提出，多种类型绅士化现象的研究成为21世纪以来西方绅士化研究的热门议题之一。而同样在我国，随着城乡空间发展的多样化与复杂化，这些新兴的多类绅士化现象也相继出现，并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与探讨。

新建绅士化是新世纪以来所提出的新兴绅士化现象，主要意指在废弃棕地（brown field）或拆除老旧住房的地区新建高档住宅或商业空间的过程^[7]。作为我国主要的绅士化形式^{[9, 10]}，其已出现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各大城市。He利用1990—2000年人口变化区位商对上海市的新建绅士化现象进行了分析^[11]；同时，何深静等以广州为例，将新建绅士化与其他几类绅士化进行对比研究^[12]。宋伟轩等从供给端视角对南京的新建绅士化进行了探讨^[9]，而黄幸等则对北京的案例从消费端视角探究了其新建绅士化现象^[10]。

作为在旅游地发生或由旅游引起而产生的旅游绅士化现象，国内的实证研究颇为丰富，涉及城市、乡村、景区等广泛区域^{[13, 14]}。首先，城市旅游是城市休闲最直接的方式，城市文化特色发展的背景及地方政府的主导成为城市旅游绅士化的动力要素^[15]。实际上，政府对历史文化街区的旅游开发行为与绅士化并非直接的因果关系，历史文化街区发生绅士化的可能性还依赖于当地的人口结构、商业分布以及开发进程^[16]。从“人”的角度来分析，城市旅游绅士化将原先主要由低收入阶层居民生活的混合社区改造为具有多元文化及高端消费模式的空间，居民的生活方式被直接影响并改变^[17]。而在这一过程中，原住民的情感特征与历史记忆被重构与冲击，这也呼吁在商业化历史街区更新中应重视居民情感要素，杜绝简单粗暴的商业改造^[18]。其次，乡村旅游领域也引入了绅士化的研究视角，涉及乡村旅游绅士化的分类、过程、机制与影响效应等内容。根据利益相关群体对绅士化的影响可将乡村旅游绅士化分为强制型、有序型和无序型三种类型^[19]，而其中基于内生发展的有序型是保证旅游与原居民之间共赢且可持续发展的模式^[20]。乡村旅游绅士化的发展过程中政府主导、资本参与及文化社会互动是其显著特征^[21]，它会重塑和改变乡村传统的公共空间^{[22, 23]}，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乡村规划的策略^[24]。

在乡村地区，除了旅游绅士化，还发生着一般意义上的“乡村绅士化”现象。研究发现，乡村绅士化的产生与进程来自于绅士化群体对舒适区域候鸟式生活的向往^[25]，以及地方政府、村民与开发商等各种联盟，甚至民宿业的驱动^{[26, 27]}，是一种有别于西方自发型的组织型乡村绅士化^[28]。不同于西方乡村绅士化过程中原住民会遭受流离失所的境况，我国的乡村绅士化中村民反而是积极推动者以及受益群体。例如，何深静等和Qian等通过对广州小洲村绅士化的时空演替研究中发现，乡村生活的美学化以及地方村民的放租行为催生和促进了绅士化的进展^{[29, 30]}；Zhao在大理乡村绅士化的案例研究中发现，租户在此过程中通过作为“助力绅士化群体”（assistant gentrifiers）而提高个人收入^[31]。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乡村绅士化研究不同于西方传统研究的结果，而需注重审视自身的独特性与特殊性。

学生群体作为主要驱动力量而改变原社区社会文化空间的学生绅士化，又称学生化，在近几年被广泛讨论。该现象及概念由英国地理学者Darren Smith于2002年首次提出^[32]，他认为学生群体是未来中产阶层的后备力量，因此学生化也被归为绅士化范畴^[33]。我国的学生绅士化通常以高校周边的城中村或传统邻里为聚落地点，与西方不同的是，它可以更好地解释为学生自觉性居住、创业以及消费选择的空间结果，摆脱大学宿舍的僵化控制，积累文化和经济资本，从而实现他们的文化认同^{[34, 35]}，而学生的非正规租凭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城中村房屋租凭市场发展的保障与动力^[36]。事实上，学生绅士化是中国高等教育与住房市场化的产物，其重塑了城市空间并影响着城市发展^[37]。发生学生绅士化的场所在经济、社会、文化及景观上都会发生相应变化^[38]，甚至会影响到当地居民的地方情感与空间认同^[39]。

此外，低收入群体的邻里被改造升级为中高档商业空间的商业绅士化（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也是国际绅士化研究热点，我国学者近年来对此议题也有所涉猎。在当今消费社会背景趋势下，其特征、类型、演化模式及驱动机制较为多元与复杂^[40]。相关的实证案例研究，有从供给端强调企业家主义政府的主导作用^[41]，也有从消费端强调其自发组织功能^[42]。值得注意的是，商业绅士化有时会伪装成历史街区保护或改造，其结果将会对城市遗产的原真性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43]。

除以上所提及的类型外，其他绅士化类型研究也有少量涉及。如近年来刚出现并被定义的生态绅士化（环境绅士化）（ecological gentrification）^[44]，以及西方最为常见的传统绅士化（classical gentrification）^[45]。传统绅士化是西方最初且最常见的现象，但在国内却相对较少受到关注。究其原因，快速城市化进程下我国各大城市空间改造主要以拆旧建新模式为主，而传统绅士化所指代的渐进式修缮住房及提升环境的空间改造模式并非当前主流。

在上世纪70—80年代，西方学者对绅士化的解释分为两大对立阵营。一是以Neil Smith为代表，主张资本、房产代理、金融机构及政府为主要驱动力，从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探析绅士化过程的生产端学说^[46]；而另一方是以David Ley为代表，主张文化、个人喜好行为及后工业社会条件为主要驱动力，从人文主义视角来研究绅士化的消费端学说^[47]。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两大阵营的对立趋于缓和并相互融合，但生产端学说更加强调政府及公共政策在绅士化中的重要作用。

进入第三波浪潮后，西方绅士化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绅士化与公共政策和政府有了明显关联。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政府力量成为绅士化进程的主要驱动力之一^[48]，因此国际上关于绅士化与公共政策的相关研究受到关注。这一议题在一定程度上与绅士化生产端解释的观点相符，强调由上至下、从政策与资本等生产视角去诠释绅士化进程。虽然我国的城乡发展背景从根本上有别于西方，但特殊的土地公有制度以及强有力的政府干预为绅士化与公共政策这一议题提供了良好的研究语境，并使其成为热点议题之一。

具体来看，He以上海太平桥和中远两湾城两个再开发项目为案例，提出了政府主导的绅士化这一概念；从我国的土地制度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出发，强调了地方政府通过打通资本环境渠道、满足居民消费需求、解决分散产权问题等手段推进了绅士化进程，突显了我国绅士化现象主要为政府驱动的特征^[49]。她同时指出，在市场转轨时期政府强有力的干预推进绅士化的同时，低收入人群的利益一定程度上被忽视，绅士化产生的这些负面影响需要被正视^[50]。此外，Zheng和Kahn分析了北京的政府公共投资，验证了地方政府在绿地与交通系统等方面的大规模投资也客观上推动了绅士化进程^[51]。

部分学者持批判视角对绅士化及公共政策进行诠释，是指政府对绅士化的操纵与掌控。在对老旧住区的改造中，衰败或非正规住房的再开发实际上受到政府的强力控制，这一事实已超越西方所谓满足中产阶层消费的一般绅士化现象，再开发的背后是政府对空间生产的霸权力量，以及为了土地税收的最大化而对非正规地区进行整合^[52]。此外，地方政府投机性城市化现象与资本积累将会产生以再开发为主要形式的绅士化，为了将整合的土地与住房转化为商品，剥夺将是绅士化的先兆条件^[53]。而在绅士化过程中，拆迁现象并非城市化过程中的附属品，而是地方政府城市发展的重心，其目的是为了控制土地从而增加城市地区的市场与象征价值^[54]。

生产端的经典理论常常用作解释绅士化与公共政策的相互作用及动力机制。一些学者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对Smith租差理论进行了借鉴，并验证了修正后的租差理论，批评了绅士化在一定程度上对“城市文化”的破坏以及对拆迁贫困群体的剥夺^[55]。生产端视角的案例分析实际上也突出了绅士化“生产”中政府经营、资本循环以及资源非均衡配置的驱动力量^[9]。

消费端学说作为绅士化解释论的另一阵营，强调绅士化过程中“人”的能动作用，关注绅士化群体、个人喜好、生活方式及文化特征等微观层面，强调由下至上的视角诠释绅士化过程^[8]。西方在上世纪70—80年代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兴起使得该范式在绅士化研究中备受重视，对绅士化群体及文化驱动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积累。进入新世纪，随着绅士化的多样化与复杂化，该研究议题同样很受关注，多样的绅士化群体及复杂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为西方绅士化研究提供了众多素材。虽然我国的发展背景无法忽视政府的强力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文化现象的多样化发展，该议题也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相关的实证研究逐渐增多。

绅士化群体的住房选择及消费动机是该议题的传统研究方向。例如，学者们关注我国大城市逐渐增加的新中产阶层，发现其被绅士化社区所谓的“精英生活方式”所吸引，从而乐意去“支付”或“消费”所谓的象征资本，这反映出中国绅士化群体与西方的相似性^[56]。而后续的研究也发现，我国绅士化群体的社会经济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西方，特别是在年龄构成与家庭结构上更加复杂化^[57]。上升到理论层面，大都市区绅士化群体的住房选择动机的背后实际上是为了追求空间资本和制度型文化资本，这呈现出与西方不同的研究结果^[58]。而回到消费端的视角，这也诠释了绅士化群体的住房选择动机，以及其对低收入原住民日常生活与情感方面造成的负面影响^[10]。

文化要素与绅士化则是该议题的另一研究热点，文化需求、个人情感、社会文化变迁影响着绅士化的进程。城市文化需求对历史街区的绅士化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而这种作用来自于全球化背景下城市主体与外部竞争的文化诉求共同产生的结果^[59]。个人/集体记忆与地方感会随着绅士化进程在特定的时间场合表现出不同的形式^[60]。改革开放的中国城市，消费者革命唤醒了促进发展的个人消费力量，国家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决定了绅士化的特征，而消费阶层推进了绅士化的城市空间变迁^[61]。

在西方国家，绅士化发展的初级阶段常常呈现出零星分布的特点，且由于是“偶然”现象，常被理解为诸如城市更新与城市改造等的“副产品”。随着西方绅士化进入第三波甚至第四波浪潮，学者们发现绅士化并非一般城市现象的副产品，而是城市更新等过程中“故意被隐藏的目的”以及“最终的目标”^[8]。基于此，学者们在关注绅士化自身的同时，也将它与其他城市化现象一并讨论与比较，进而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作用机理。我国对该议题的相关研究也有一定积累。

就绅士化本身而言，学者们主要关注其自身特征及其发展阶段，以期发现我国城市绅士化相较于西方的异同点与独特性。绅士化阶段论的研究案例涉及南京、广州甚至全国。具体来看，宋伟轩等梳理了南京绅士化经历的孕育、发生与发展三个时期，并从宏观和微观上分析了绅士化的特征^[62]。He整理了广州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两波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以基础设施改造为主要目标的零星住房再开发为主要形式，而第二阶段主要以打造世界级城市为目标的城市提升改造工程为主要形式^[63]。此外，He还分析了中国政府主导绅士化的三波阶段，即1990年代的零星绅士化阶段、2000年代的广泛绅士化阶段以及2010年代的国家主导金融化下重启绅士化阶段，并指出绅士化已经成为我国现代竞争性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64]。同时，学者们也会从一般性的绅士化现象出发来分析其过程与机制。社会转型期的政府主导作用及空间再生产过程依然是多数城市案例研究得出的显著结果^[65]，但开发商的辅助、消费者驱动以及遗产保护中原住民的积极作用也经常被提及^{[66, 67]}。

对于绅士化与其他城市现象的相关性研究，涉及我国当前城市发展的诸多现象。城市更新与再开发在西方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政府的“托辞”，用来掩盖绅士化的“罪状”，是缺乏批判性的中性及“褒义”用语^[7]，其作为绅士化的“温床”在多个案例研究中被探讨，涉及的内容较丰富且多样。学者们主要以绅士化与城市更新的异同来延伸出中西方绅士化比较，指出中西方绅士化在本质上的相同性，但在时空顺序、实现路径及空间扩张上与西方存在明显差异^{[68, 69]}，同时也认为绅士化是住房再开发的机会结果^[70]。近十年来，随着我国城市更新的机制变化与空间扩张，其与绅士化的相关研究也开始涉及历史文化街区、古城保护、商业娱乐空间更新改造、旅游空间规划、甚至多中心发展等^[71-78]。

创意产业的发展成为近年来城市更新的途径之一，这也为地理学者们扩展绅士化实证研究提供了新的领域与素材。空间生产及推拉模型被用来分析宁波老工业区创意产业集群的绅士化机制^[79]，社会建构方法被用来探究创意街区绅士化的特征及过程^[80]，而创业园区周边绅士化产生的差异性结果也得到讨论^[81]。权力、资本和市场仍然是创意产业绅士化的关键要素^[79-81]，传统空间及旧工业区的“价值再发现”是促发绅士化的基础。

城中村作为中国城市独特的聚落形态，对其绅士化研究必然带有较浓的“本土特色”。绅士化对城中村并非像对其他住区那样造成较多的负面影响，恰恰相反的是，绅士化在改善城中村物质环境条件的同时，复兴并提高了其经济、社会与文化活力^[82]，这其中一些活力驱动者正是高校学生等中青年群体，城中村成为他们追求独立生活空间、自由生活方式及良好学习环境的场所^{[34, 35]}。但在城中村绅士化进程的同时，其周围的房价也会相应的增长，这种所谓城中村绅士化的“溢出效应”是否是一种积极抑或消极的结果与趋势，将为未来的城中村绅士化研究埋下伏笔^[83]。

作为一种基于阶层向上变动的社会空间重构现象，绅士化概念自诞生之日起就带有批判性，学者们常常围绕着绅士化所产生的影响及后果展开争论。这其中特别是一些左翼学者将绅士化视为一种“非公正”及“负面”的社会空间现象^[8]。随着绅士化研究的进展，对其产生原因及机制的探讨也随着生产学说与消费学说争论的停息而逐渐淡化，学者们将目光从“什么导致了绅士化”的问题转向“绅士化导致了什么”^[84]。因此，对绅士化的公平正义及社会影响的讨论成为新世纪以来国际绅士化研究的另一焦点。我国的相关实证研究也在近年开始对此关注。

我国绅士化公平正义与社会影响的实证研究内容多样，涉及住宅权保障、维权行为、生活品质以及原真性等，案例遍及南京、广州、北京、拉萨等城市。绅士化在西方一直以来被视为负面影响大于正面效应，尤其是流离失所、阶层分化严重、丧失生计来源、破坏城市肌理等对原住民或低收入群体的打击接踵而至。南京的案例研究就揭示了绅士化对低收入群体带来的住区隔离与贫困集中^[85]，同时加重了原住民在生活、就业与通勤上的负担^[86]。原住民在被绅士化压迫的同时也会发出抗议，因此与西方类似的“反绅士化运动”也在中国广州的案例研究中被讨论^[63]。除此以外，绅士化有时也会对历史街区及建筑（如北京的四合院）的原真性造成破坏，同时引发居民与相关部门的冲突^[87]。近年来关于民族旅游街区改造的绅士化现象也呈现出商业化趋势严重及传统商铺受到冲击的事实^[88]。

我国独特的学区房制度使得优质教育资源在空间上形成非均衡的分布发展态势，而追求优质教育资源成为新中产阶层的住房选择动机之一，这便催生出一种新的绅士化形式，即教育绅士化（jiaoyufication）（或学区绅士化）^[89]。该现象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对它的分析与探讨成为近年来我国绅士化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议题。

吴启焰等最早提出jiaoyufication这一用语及概念，以南京为例，分析了教育绅士化的过程特征及动机机制，并指出教育绅士化由住房商品化和学区制度催生而成，基于等级制度的教育体系转变为基于财富与土地的教育体系^[89]。事实上，教育绅士化重构了中产阶层社区；新中产阶层占据了具有有限资源的学区空间，试图促进他们的社会流动及巩固他们的社会地位，其结果是加剧了社会阶层极化，传统的社会分级制度被新自由主义分层制度所取代^[90]。

对教育绅士化的研究还关注其造成的社会空间效应。在我国转型期社会空间分异的背景下，教育资源不均是导致教育绅士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产生的后果将会是教育资源“空间俱乐部化”、公共服务非均衡配给以及居住空间分异加剧等负面效应^[91]。而郊区发生的教育绅士化有时会带来喜忧参半的社会空间效应。例如，胡述聚等通过长春郊区的案例研究，认为教育绅士化实际上是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学校以及绅士化阶层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一方面引导资本、中产阶层和优质教育资源进驻郊区，有利于教育公平，并盘活了郊区的景观及人口社会经济的升级；而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口、经济和社会的空间极化加剧^[92]。

我国绅士化现象整体起步于21世纪初，但实际早在1990年代末就已有一些大城市出现了零星现象^[63]。我国绅士化研究早期主要对国外概念引介与综述，2000年代后期比较注重中西绅士化现象比较研究以及一些新兴现象的初探^[4]，2010年代开始逐渐关注多类型绅士化现象的中国案例、国外理论的中国实践验证、以及与中国自身城乡现象的结合实证探讨。可以说，我国绅士化研究已经形成从最开始的介绍、模仿到现在逐渐去探索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研究发展脉络。新世纪以来，我国绅士化的实证研究受到众多地理学者及城市研究者的关注，相关文献也反映出我国该研究领域的进展与整体水平。具体呈现出以下特征：①我国城市和乡村绅士化现象逐渐显现并受到关注，相关研究案例主要聚焦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并扩展到东北及西部重要省会城市和旅游景区，而研究机构则主要集中在南京、广州、上海、北京等中心城市；②研究内容多样且广泛，涵盖多类绅士化现象、绅士化与公共政策、绅士化群体与文化驱动、绅士化与多种城市现象、绅士化的公平正义与社会影响以及教育驱动的绅士化等六大议题；③研究议题在一定程度上与国际接轨的同时也注重紧密结合我国的语境，突显我国绅士化的本土特性。

西方绅士化发展至今已有半世纪的历程，中国的绅士化起步则大大晚于西方。在全球化及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当今的中国绅士化现象与西方在表现形式上逐渐趋同，在西方发生的多类绅士化现象也在中国城乡地区孕育而生。但是中国绅士化的发展规模、尺度与速度则是西方不可比拟的，表现在大规模的城市再开发、快速的城市更新、大批原住民的动迁等。这些有别于西方语境的特殊性都体现了中国独有的城市发展轨迹、政策制度及社会空间转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地区经历了一系列的转型与改革，资本市场的引入为绅士化的产生开启了一扇大门，土地利用制度与住房制度的改革为绅士化奠定了发展的基础，而政府主导的城市开发与更新则确保与加速了绅士化的进程。这使得以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城市再开发为模式的新建绅士化成为我国绅士化的主流，而西方较常见的基于自由市场原则的传统绅士化则比较少见。

从城市发展轨迹来看，西方大多绅士化主要发生在郊区化之后，这也使得在西方绅士化被认为是一种“返城现象”。虽然后期一定的研究指出了这并非唯一定论，但是一些理论框架，例如消费端学说等都将绅士化置于后郊区化和后工业化的语境中进行讨论。然而中国城市一直以来并没有出现西方所谓的大规模郊区化，而是处于一种郊区化与城市化、工业化与后工业化共轭并存的发展态势。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绅士化就不能单纯的以一种“返城运动”来解释。总的来说，中国绅士化有别于西方的特殊性来源于以下4点：①国有化的土地制度使得政府在城市开发中处于主导地位；②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带来的土地资本投资契机；③土地财政的利益驱动衍生出企业家型政府；④住房制度改革及社会变化带来的居民自由住房选择。西方绅士化从诞生发展至今，虽然也呈现出其复杂性与多元性，但由于城市发展轨迹与制度的差异，导致中国绅士化与西方绅士化在发展阶段与动力机制上的不同。当今的绅士化作为一种空间重构现象在全球不断蔓延，然而趋同的现象背后有着多元与复杂的动力机制。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世界的绅士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与案例。在转型期快速城市化、工业化及全球化的迅猛趋势下，中国的绅士化案例不断刷新、修正与补充着世界绅士化理论框架。一些国际知名的绅士化研究学者也将目光聚焦到了中国案例，从中批判及突破传统西方绅士化理论的框架体系^{[3, 93, 94]}。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绅士化的“中国实践”对于外界正确了解中国城市社会变迁以及我们自身如何准确认识自己都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我国当前的绅士化实证研究，在内容上涉及面广且覆盖较多议题，但在理论发展与挖掘上仍有待深入，呈现“有广度，轻深度”的特点，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得到重视。西方绅士化理论体系中曾衍生出生产端学说与消费端学说的对弈及融合，这也是理解和研究绅士化的两个不同理论视角^[8]。我国绅士化发展要素中，一方面政府主导结合资本积累具有压倒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受全球化及多元文化影响，转型期社会文化要素也发挥着一定作用。因此，未来我国绅士化的研究框架应在宏观上以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为主要理论视角，从政府及政治经济管治维度探讨整体绅士化的发展脉络及动力机制；在微观上结合一定的人文主义、行为主义及其他范式理论，从由下至上的视角把握微观层面绅士化相关群体的活动与特点。由此将两者融合，同时结合我国新兴及特有的城市现象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以下新的议题值得关注：①绅士化与新中产阶层审美。不同社会阶层期望通过各种社会实践来表达其特定的阶层身份，而审美化正是作为其中一种社会实践能驱使中国新中产阶层进行空间实践的选择；②绅士化与社区营造。社区营造作为一种城市更新形式，其本质是缔造一个自下而上的、全民参与的社区更新过程，但实际上仍然无法摆脱地方政府与开发商的束缚，其结果是否会变相催生出绅士化现象？③跨国（外族裔）绅士化。全球化进程下的中国各大城市开始出现族裔聚集区，海外移民及族裔经济是否会催生绅士化现象？是否会造成对本地居民的置换与动迁？

总的来说，我国绅士化的实证研究正在得到良性发展，即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充分体现我国独特的城市发展路径及国家制度语境。绅士化的概念与定义发展至今，已不受任何语境、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单纯的照搬与拿来并不是我国绅士化研究的目的。挖掘绅士化现象在中国语境下的特征与机制、建构其“本土化”的理论架构才是本意。只有理解和掌握了“本土”绅士化的精髓，才能利用其更好地解读我国独特的城市化及空间变化和重构现象。因此，本文期望更多的国内学者能够接纳和理解绅士化这一现象在中国本土的存在及其概念应用，结合国际绅士化研究前沿，立足本土实践，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绅士化研究框架与话语体系。

注释：

① 文献查询来源为Scopus文献检索数据库，查询日期为2020年3月16日。

② 以论文刊载时标注的研究机构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