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过去的城市建设以生产为中心，忽略了人的感受。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越来越多的城市研究开始探索如何为人民提供更好的服务设施。其中，不少研究指出社区作为居民最基本的生活场所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在设施供给方面应充分满足居民需求^[1]，因此，近年来“社区生活圈”概念逐渐受到重视，相关研究对生活圈在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优化中的应用进行了探索，提出不同类型和规模的服务设施依照不同等级生活圈进行分别布置规划体系^{[2, 3]}。此外，近期我国住建部提出“完整社区”概念也指出社区应当提供满足居民现实生活需求的各种服务设施。

实际上，服务设施对城市宜居水平与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一直是地理及规划学界的热门研究议题^[4]。近年来，对服务设施的研究及规划逐渐由空间效率、地域均等转向社会公平^{[5, 6]}。与前者有所不同，公共服务设施的社会公平研究更加关注人的需求，评估公共服务设施在不同区域以及不同群体之间有多大程度按照公平的方式分布，并重点考虑弱势群体的需要^[7]，故而许多学者观测空间单元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与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或社会需要程度是否存在联系^{[8, 9]}。还有一些研究从微观角度关注服务设施配置的居民满意度和幸福感等主观效用^{[10, 11]}。然而这些研究主要以分析和评价已建成服务设施为主，对使用者的服务设施需求则以定性分析为主^[12]，进行量化的研究尚不多见，特别是不同人群的特定需求模式分析还不够深入。

本文以此为切入点，重点讨论家庭抚育子女情况对社区尺度服务设施需求的影响，以期回答社区应当给予育儿人群什么样的服务设施支持这一问题，这对于当前我国人口形势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三十余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许多家庭只有一个子女，整体家庭结构呈现小型化、核心化特征^[13]，并且当前大量的核心家庭都是双职工家庭，当他们面临着抚育儿童的重任时，往往很难完全承担起抚育的责任，需要社会公共服务的支持^[14]。然而随着单位制度的逐渐瓦解和城市快速郊区化的发展，住房、服务设施与单位松绑，社区缺少可靠、便利的服务设施支撑，导致家庭抚育子女的负担较大，其中对女性的影响尤为突出。研究指出我国“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并未有效提升生育率水平^[15]，在发达地区尤其如此，表明当前中国生育意愿整体水平不高，这也推动城市管理者不得不考虑如何为育儿人群提供更有力的支撑。然而目前地理学对儿童及育儿人群的研究相对空白，仅有一些研究从教育公平性的视角入手，研究教育设施的空间分布和供需匹配关系^[16]。

本文采用2017年北京公平与包容调查问卷数据，分析育儿人群对教育、医疗、公交等10类设施的需求偏好及影响因素，并且重点关注大城市中生存压力较大的中低收入社区。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育儿人群最需要社区提供哪些服务设施，并且探讨潜藏在服务设施需求背后的、受育儿影响的性别差异，从而对服务设施研究和社会公平研究进行补充，并且为社区服务设施规划提供参考依据。

梳理已有文献发现，居民服务设施需求受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家庭生命周期，例如居民是否有子女及自身年龄将会显著影响服务设施需求^{[17, 18]}，尤其学龄前儿童的出现会对家庭的活动模式产生重要影响^[19]；不同年龄人群在设施需求上存在不同的偏好，如年轻人喜欢积极的娱乐活动设施，而老年人则看重自然环境友好程度等^{[20, 21]}。二是家庭内部劳动分工，即个体在家庭中所承担的角色对其服务设施需求会产生显著影响，而家庭内部劳动分工又受到性别、职业等方面影响，目前我国大多数育儿家庭都是双职工家庭，家庭内部劳动分工将在男女家长之间协商进行，受到工作强度、时长的制约以及传统观念的影响，女性通常承担更多的家庭劳动分工，从而可能对菜市场、超市等服务设施需求更大^{[22, 23]}，特别的，子女的年龄和数量的组合约束可能进一步加剧性别上的家庭劳动分工，进而影响服务设施需求^[24]。三是经济水平，一般而言中低收入居民消费能力弱，对平价商业、基础医疗、公共交通需求更大^[25]。本文将重点关注家庭子女组合因素对服务设施需求的影响，以及由于家庭子女因素所带来的服务设施需求的性别差异，并且控制年龄、收入、职业等其他因素。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居民对10类服务设施的需求指数。在问卷调查中设计了两个相关问题，首先询问被访者对该服务设施是否有使用需求（数据处理时分别赋值为0—无需求，1—有需求），如果有，则进一步询问其对该类设施的访问频率（分别赋值为1—从未，2—偶尔，3—经常）。分析时将两者相乘得出需求指数，需求指数由低到高分别代表“无需求”、“有需求但目前从未访问该设施”、“偶尔访问该设施”、“经常访问该设施”。基于被解释变量的属性特征，本文利用有序多分类逻辑模型对分析设定进行估计。该模型考虑了其上限下限效应，能避免需求分级主观赋值的影响，而且还能体现每一个变量下各分类水平之间的比较情况，在相关研究中运用的非常成熟。

自变量则包括以下因素：①家庭未成年子女情况。本文将未成年子女数量及年龄进行组合，分为“无孩、“一个0—6岁子女”、“一个6—12岁子女”、“一个12—18岁子女”、“两孩，含一个0—6岁子女”、“两孩，其他”六类，占比分别为50.10%、10.78%、6.60%、22.52%、3.98%、6.02%。②性别、职业等影响家庭劳务分工的因素。③年龄、收入、学历等控制变量。

本文首先将以上自变量引入构建一组10类服务设施需求的基准模型，观察以上自变量如何影响居民对不同设施的需求，并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构建第二组扩展模型，将重点考察未成年子女组合与性别的交互项，验证是否由于家庭子女因素带来服务设施需求的性别差异。

本文采用的问卷数据来自于2017年北京市典型地区社会公平与包容调查，该调查共在北京六环以内城区范围划定了大栅栏、西红门等8个中低收入社区^[6]（见图 1）。调查时采用等距随机抽样、方便抽样、交叉控制配额抽样相结合的方法，控制调查对象为居住半年以上的居民。问卷中调查居民对社区周边幼儿园、小学、儿童游乐设施、街角绿地公园、社区活动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菜市场、大型超市、公交车站、地铁站10类不同服务设施的需求程度及使用频率。此外问卷还调查了居民的家庭结构、年龄、性别等个人基本情况。共获得有效问卷1030份，典型地区的基本情况与相应的问卷回收数量见表 1，主要的样本信息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 2。

图 1(Fig. 1)

图 1 问卷调研社区分布 Fig.1 The Distribution of Investigated Communities 1.北苑中区；2.马泉营；3.大栅栏；4.团结湖；5.西红门；6.古城八角；7.北四村；8.长辛店

表 1(Tab. 1

表 1 典型地区基本情况 Tab.1 Basic Situations of the Typical Regions

表 1 典型地区基本情况 Tab.1 Basic Situations of the Typical Regions

表 2(Tab. 2

表 2 样本社会经济属性特征 Tab.2 The Socio-economic Attributes of Samples

表 2 样本社会经济属性特征 Tab.2 The Socio-economic Attributes of Samples

表 3显示了育儿人群与非育儿人群服务设施需求指数得分情况并进行了卡方检验。可以看出在10类服务设施中居民需求最大的是菜市场，育儿人群需求占比为73.74%，非育儿人群需求占比为62.40%，其次为大型超市及公交站设施，需求占比皆为50%以上，表明便利性生活服务设施更受居民广泛关注。根据各项服务设施综合分析可知，除地铁站和公交站以外，育儿人群对各种社区服务设施的需求指数基本上都高于非育儿人群，其中除大型超市外两类人群差异显著，而差异最大的为幼儿园和小学设施，育儿人群需求情况较非育儿人群高出18%左右。

表 3(Tab. 3

表 3 育儿人群与非育儿人群服务设施需求情况 Tab.3 Demand for Service Facilities of the Parenting and Non-parenting Population

表 3 育儿人群与非育儿人群服务设施需求情况 Tab.3 Demand for Service Facilities of the Parenting and Non-parenting Population

表 4展示了10类不同服务设施需求影响因素的基准模型分析结果。从表 4可以看出，模型中大部分变量都是显著的。以下对各变量的情况逐一分析。

表 4(Tab. 4

表 4 基准模型结果 Tab.4 Benchmark Model Results

表 4 基准模型结果 Tab.4 Benchmark Model Results

首先，家庭子女因素的影响显著。由表可知，以无小孩变量作为参照发现，育儿人群不仅对幼儿园、小学、儿童游乐设施这些育儿设施的刚性需求更大，同时对街角绿地公园、菜市场、社区活动中心等辅助设施的需求较高；并且育儿人群对大部分设施的需求指数都更高，说明育儿人群更依赖服务设施。但育儿人群对公交车站及地铁站的需求指数显著低于其他人群，大部分系数为负值，可能是由于育儿人群倾向于使用离家近的服务设施，同时国内公共交通通常缺乏无障碍设施、婴儿专用座椅等，也导致育儿人群绿色出行有所不便。家庭有学龄前子女的人群对幼儿园、儿童游乐设施的需求更显著，系数分别为2.641和2.622，家庭有学龄子女的人群对小学需求更显著，系数为2.202；二孩家庭对各类服务设施的需求都高于其他组家庭，尤其是对菜市场和超市等辅助设施的需求更为显著。

表 4还显示部分社区服务设施需求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对街角绿地公园、大型超市的需求显著高于男性。模型中以女性作为参照可见男性对街角绿地及大型超市的需求结果呈现负向效应，系数分别为-0.368及-0.508，这一结论与国内外许多调研结果相同，即女性比男性更可能参与社区活动和购物活动^[26]。由于性别差异及社会身份不同，女性更偏向于面对面高频次交流的公共设施，是公共设施的重要使用者，并且女性比男性承担更多的家庭内部劳动，包括家庭采购，因此对大型超市的需求更高。此外服务设施需求情况也存在职业差异，数据分析可得，双职工家庭对菜市场的需求显著更高，系数为0.635，由于当代双职工家庭面临工作及家庭冲突（增益）问题，关注焦点主要集中于工作—家庭平衡现状，对日常生活必备设施需求较高；坐班群体相较于不坐班群体更少需要儿童游乐设施和社区活动中心，系数分别为-0.671及-0.461，由于坐班群体工作集中度较高，主要关注工作完成情况，对于娱乐性设施需求较少。

模型结果显示，年龄、收入、学历等控制变量对服务设施需求也有显著影响。首先，随着年龄增长，居民对社区活动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菜市场、大型超市的需求逐步升高，其中，老年人口对社区活动中心的需求最高，以低于20岁年龄段为参照，40—49岁、50—59岁、60—69岁年龄段人群相对应系数分别为1.791、2.558及2.787，但70岁以上人群服务设施需求有所降低；对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的需求显著降低，而对于社区卫生服务站需求提升，因为70—79岁之间属于中高龄老年人，这个阶段的老年人身体机能持续退化，患病的几率增大，其活动范围和能力有所约束，活动范围开始缩小。与低收入人群相比，中等收入人群对儿童游乐设施和社区活动中心的需求增加，但是对公交车站和地铁站等公共交通设施的需求显著降低。与初中及以下的学历人群相比，较高学历的人群对除菜市场、大型超市这两类生活必需设施以外的所有设施的需求都要更高。

表 5展示了在基准模型上加入未成年子女组合与性别的交互项的扩展模型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育儿家庭中女性对幼儿园、小学、儿童游乐设施、社区卫生服务站和大型超市需求显著高于男性；其中，大型超市需求最为显著，尤其是二孩家庭，以女性为参照其系数为-1.350。证明家庭生命周期现状对服务设施需求具有显著影响，主要由于女性在身体结构及心理上的差异，以及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仍占主导，家庭中大部分的事务主要还是由女性承担，尤其是育儿家庭有着更多的家庭任务，使得育儿家庭女性更多承担育儿及家务工作。

表 5(Tab. 5

表 5 扩展模型结果 Tab.5 Extended Model Results

表 5 扩展模型结果 Tab.5 Extended Model Results

未来社区生活圈建设应当在空间公平的基础上充分考虑社区居民的服务设施需求，根据社区人口特征做好精细化、精准化的服务设施规划。在当前我国人口形势下，如何为育儿人群提供便利的服务设施支持，提高生育率更是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尤其是中低收入社区居民对公共服务设施的依赖性更大，政府应当为这些人群提供基础保障。因此，本文基于2017年北京公平与包容调查问卷数据，采用有序多分类模型分析中低收入社区育儿家庭对教育、医疗、公交等10类设施的需求偏好。研究发现并揭示家庭中未成年子女的数量和年龄如何影响居民对不同服务设施的需求，以及这一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从而为社区服务设施建设提供参考依据。研究的主要结论是：

（1）育儿人群对社区服务设施的需求更大。子女处于不同年龄段的家庭关注点不同，有0—6岁儿童的家庭更关注幼儿园、儿童娱乐设施及街角绿地，有6—12岁儿童的家庭更关注小学及儿童娱乐场所；二孩家庭对各类服务设施的需求都高于其他组家庭，尤其是对菜市场和超市等辅助设施的需求更为显著，因为其需承担更多不同年龄段儿童的育儿责任。育儿人群对公交车站及地铁站的需求指数显著低于其他人群。

（2）女性对街角绿地公园、大型超市的需求显著高于男性，通过是否有子女及性别的交互项分析发现女性不仅仅关注满足日常需求的基础设施，同样关注满足育儿责任的辅助及扩展设施，抚育两个孩子的女性，其服务设施需求比抚育一个孩子的女性更高，这也说明承担育儿任务的家庭中依然由女性承担较多的家庭责任。这和国际研究结果一致，西方女性主义的研究已经指出服务设施对于女性的重要性比男性更加显著，由于女性通常扮演家庭照顾者的角色，承担了大部分家庭活动，如采购家庭日用品、接送子女上学、带家人看病等等，因此她们比男性更加依赖社区的服务设施^{[27, 28]}。

（3）其他社会经济属性对服务设施需求也具有显著影响。总体来说，年龄越大，对街角绿地公园、社区活动场地、社区卫生服务站、菜市场、大型超市的需求越高。70岁以上人群对公共交通的需求显著降低。双职工家庭对菜市场的需求显著更高；坐班群体更少需要儿童游乐设施和社区活动中心。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育儿人群所需设施分类建设体系，如图 2所示，将服务设施按照育儿人群需求程度可分为：①核心设施：包括幼儿园及小学及部分儿童游乐场地；②扩展设施：社区活动中心、绿地及大部分儿童游乐场地；③辅助设施：菜市场、大型超市及社区卫生服务站；④其他设施：公交车站及地铁站等。

图 2(Fig. 2)

图 2 育儿人群服务设施需求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Service Facilities Demand of Parenting Population

在社区建设时，应当考虑居民人口结构特征，面向特殊人群逐步提升服务设施配置情况，针对育儿家庭尤其是二胎家庭集中的社区，应保障其小学及幼儿园等必要核心设施需求，并根据出生人口数提前规划好学位；重点增加步行范围可达的菜店以及其他生活服务点，以帮助育儿家庭平衡工作和生活；合理规划建设社区活动中心和绿地等设施，方便不同人群灵活共享，提升资源利用的效率。此外，本文结果显示育儿人群和70岁以上老年人对公共交通的需求显著更低，调研还发现即使在中低收入社区中，育儿人群生活出行以私家车出行为主的比例（10.31）也显著高于其他人群（7.75%），所以公共交通应该面向特殊群体，进行“适幼化”、“适老化”改造。

本文结论补充了服务设施社会公平研究、社区生活圈研究的相关成果。诚然本文在变量选取及模型结果分析方面存在一些不足，由于数据所限，模型中没有考虑部分家庭存在老人协助抚养儿童的代际支持情况，以及没有引入个人偏好等更多的变量，在后期关于服务设施需求测度研究方面会逐步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