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旅游作为休闲的一个子概念^[1]，“旅游休闲”被视为众多休闲方式中的一种选择^[2]。旅游休闲空间作为城市发挥旅游休闲功能的载体，汇集了旅游休闲要素及集合型产业，是可供外来游客和本地居民发生旅游休闲活动具体行为的空间^[3]。2015年《旅游休闲示范城市》标准的出台，为城市旅游休闲空间的打造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旅游休闲功能突出、旅游休闲产业完善、旅游休闲环境和谐、能同时满足游客和本地居民旅游休闲需求”。随着对全域旅游理念以及旅游吸引物的新认识，旅游休闲空间已突破了景区等传统旅游空间及游憩商业区（RBD）、旅游商业区（TBD）等传统商业空间^[4]，形成了以旅游资源或区位条件为基础，产业上以旅游、休闲等业态要素整合集聚，空间上土地集约利用程度更高的旅游综合发展区域^{[5, 6]}。旅游休闲要素通过定向集聚形成热点区^{[7, 8]}，区域休闲经济高度活跃且外溢效应显著，既能提供专业化的游憩服务环境，又能产生较强的集聚经济效应，已成为区域内最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增长极^{[9, 10]}。在倡导城市空间综合利用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把握旅游休闲热点区的发展规律以有效引导城市集约增长成为实践焦点^[11]。旅游休闲热点区涉及景观、住宿和娱乐等服务体系的构建^[12-14]，旨在提供主客共享的服务空间，涉及的核心要素和业态复杂。因此，作为其结构功能表征的空间集聚格局也呈现出区别于一般旅游地的特定演化逻辑，极具学理层面阐释的典型意义。

城市旅游休闲空间演变的研究已取得丰富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首先，从地理视角探讨“空间演变”，研究对象既有单一旅游休闲要素，如传统旅游景区^[15]、特色商业街^[16]、公园绿带^[17]、现代休闲场所（KTV、酒吧等）^{[18, 19]}等，也有从全旅游休闲要素视角，涵盖多种旅游休闲业态。研究内容涉及从土地利用角度分析土地利用空间演变^[11]，从空间视角分析空间分布特征、差异及成因^{[15-17, 20, 21]}等。其次，从产业集群视角探讨“产业集聚演变”，产业集合体从具有集资源、区位等传统优势主导的集聚特征，演变为具有集规模经济、文化创意等新兴优势引领的特征^{[22, 23]}，整个演变过程由经济和社会等多维力量^{[24, 25]}，如消费市场、经济水平和路网密度等因素共同塑造^[11]。同时，还有兼具地理和产业集群双视角的相关研究，根据相关业态属性与城市空间特征总结归纳出单核、双核、带状和多中心网络式等业态聚集形态，以及业态围绕中央商务区、人口稠密区和邻近城市公路干线的多样化分布规律^{[26, 27]}。

近些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城市大数据为旅游休闲空间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POI数据是一种包含名称、类别、坐标、分类四方面信息的空间数据，和传统数据相比具有数据量大、精确度高、易于获取等优点^[28]，基于POI对城市空间进行研究弥补了传统以实地调研为主的研究方法的不足，成为一种新趋势。例如，利用POI数据对城市中心和空间热点进行识别^{[8, 29]}，基于POI数据研究城市旅游休闲空间或文化设施空间分布特征^{[7, 30]}等。

综上，已有研究在内容上集中于对空间结构与分布特征的静态描述性分析，缺少对空间热点区动态演变过程的研究以及对演变驱动机制的探讨。研究对象选取上，多围绕单一业态或小尺度空间业态展开，多集中在游客导向下的中高端酒店、餐饮和商业中心业态以及旅游景区景点，忽视了旅游休闲城市旨在打造供游客和本地居民“主客共享”城市综合服务空间的定位。武汉市是“中国旅游休闲示范城市”，具有典型示范意义，其旅游休闲热点区空间演变特征和业态演变规律如何？源于怎样的驱动机制？回答这些问题对科学认识旅游休闲空间演化模式及发挥其对城市结构优化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理论上可为城市旅游领域掌握旅游休闲要素的动态发展规律提供科学基础，实践上可为以武汉市为代表的同类旅游休闲城市升级转型提供科学依据。基于此，本研究获取了武汉市旅游业发展和城市建设的三个重要时间节点的POI数据，利用GIS分析技术，探究武汉市旅游休闲热点区的时空特征及演变规律、各类业态的空间集聚规模特征，并进一步探讨空间演变的驱动机制。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本研究以武汉市13个市辖区（中心城区：江岸区、江汉区、硚口区、汉阳区、武昌区、青山区、洪山区；远城区：蔡甸区、江夏区、黄陂区、新洲区、东西湖区、汉南区）为研究对象，区域总面积约为8569.15 km²。武汉市旅游资源丰富，拥有44个3A级以上景区，并凭借重要的交通枢纽位置吸引了国内外大量中转游客，汇集了各类旅游休闲要素，是国内最具有吸引力的城市旅游目的地之一。

2.2 数据来源

以数据的代表性及可获取性为原则，根据武汉市城市发展阶段以及旅游休闲示范城市打造过程，选取武汉市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期间的2006年、2012年和2018年三个时间节点进行研究。旅游休闲业态要素的分类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行业标准：旅游休闲示范城市》（LB/ T047—2015）、《国家旅游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标准以及武汉市旅游休闲业态的实际状况（参考武汉市大众点评等生活信息平台的分类），将POI数据分为餐饮服务、住宿服务、交通设施、旅游游览、购物服务、休闲娱乐六种行业类型。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游客和市民共享的旅游休闲资源，为保证数据点的类别全面且层次丰富，研究中涵盖了级别小到小吃快餐店，大到高端餐厅的资源。源数据从导航地图软件平台BIGEMAP按类别和年份提取了截至2019年1月底的POI数据，结合实地调查和相关统计资料对原始数据进行“清洗”后，共获得2006年2266条、2012年15836条和2018年103931条数据（表 1、图 1）。

2.3 研究方法 2.3.1 点密度分析

点密度分析是指对点数据进行插值的过程^[31]，可用于计算每个像元周围的点要素密度。本研究利用点密度分析武汉市旅游休闲空间的聚集特征，公式如下：

(1)

式中，D(r) 为点密度计算函数，r₁，r₂分别为为搜索环形的外径与内径，N为搜索区域内的点要素数量。

本研究设置单位像元大小为武汉市宽度除以250，综合考虑各要素点的影响范围及分布的离散程度，并使用搜索环形的内外径分别为一像元和两像元、一像元和三像元、两像元和五像元等进行多次实验。最终确定以内径一像元、外径三像元为固定值进行分析。

2.3.2 Getis-Ord Gi*指数

Getis-Ord Gi*指数是一种测度空间自相关性的指数^[32]，可用于探究武汉市旅游休闲行业分布特征，公式如下：

(2)

式中，m为要素总数，x_i为武汉市旅游休闲要素i的位置，w_ij为要素i，j之间的空间权重。

2.3.3 最邻近距离指数

最邻近距离指数是描述空间点要素邻近程度和分布特征的指标^[7]，可用于判断武汉市旅游休闲业态要素的分布特征，公式如下：

(3)

式中，r_E为预期平均距离，r_O为观测平均距离，R为最邻近距离指数，n为要素数量，A为研究区面积，d_i为为i要素与其最邻近要素间的距离。R小于1时，表现出集聚特征，且值越小集聚特征越明显。

3 武汉市旅游休闲热点区分布特征及演变规律分析

武汉市旅游休闲热点区的分布呈现出：由2006年以中心城区老汉口商贸区为中心的单核分布，向2012年以中心城区老汉口商贸区、武昌老城旅游文化区为中心的双核结构转变，最终形成了2018年中心城区多核分布、远城区多次中心环绕的多中心结构特征。

（1）中心城区单核结构面状聚集，远城区不成片斑点状聚集：2006年，武汉市形成了以老汉口商贸区为中心，边缘向北延伸至江岸区—黄陂区边界、向南延伸至蔡甸区、向西延伸至东西湖区、向东延伸至东湖的面状热点区（图 2a）。位于老汉口（现江汉区、江岸区、硚口区）的江汉路—汉正街片区，是面状热点区的中心，分布有中心百货商店、新世界百货中心等大型商场，江汉关、日清洋行等标志性历史文化建筑，是典型的商贸用地和历史街区。

（2）中心城区双核结构显著，远城区多斑点状聚集区环绕：2012年，面状热点区内部在老武昌旅游文化区出现新的中心，同时，远城区四环内区域出现多个斑点状聚集区（图 2b）。武昌老城（现武昌区、青山区、洪山区）热点区以街道口—中南路—楚河汉街片区为中心，该片区内有武汉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等大学园区和中南广场、群光广场等大型商场，是武汉的科教文化中心与重要的商贸用地。同时，已有案例研究表明旅游休闲空间多以旅游景观用地为核心进行分布^{[7, 11, 33]}，中国历史文化名楼黄鹤楼位于该片区内，并经过改造升级，与周边旅游点进行空间整合，形成旅游景区型热点区。

（3）中心城区多核结构显现，热点区点面融合向远城区扩张：2018年，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逐渐成为热点区第三个中心，且中心城区的旅游休闲热点区进一步向外扩张与远城区分布的斑点状热点区融合，形成了连片的旅游休闲空间（图 2c）。此外，江夏区、黄陂区等远城区出现聚集程度较大的热点区。至此，武汉市旅游休闲热点区出现多中心发展趋势。

4 武汉市旅游休闲热点区业态分布及演变特征

本研究在满足测度精度的前提下，分别采取边长0.5 km、1 km、1.5 km、2 km的网格进行实验，通过综合估算与对比，最终将研究区划分为9015个1 km×1 km的网格。研究发现，与西安、南京等同类旅游休闲城市一致的是餐饮业态从数量和规模上呈现出高度集聚的特征，而其他几种业态类型则呈现出明显的时空分异特征^{[7, 11, 33]}。具体如下：

（1）2006年，热点区呈现出餐饮、购物和住宿业态引领，商贸+历史主题特征突出，业态结构不甚均衡的特征。该年份，武汉市有1个主热点区（06a）与2个次热点区（06b和06c，图 3、表 3），主热点区位于二环内的老汉口汉正街—江汉路—中山公园片区，具有商贸+历史的主题特征，次热点区分布位于武昌老城的黄鹤楼片区以及江夏区的青龙山国家森林公园片区，主次热点区面积共24 km²，业态密度为21个/ km²。具体到业态层面（表 2），餐饮（0.19）、住宿（0.29）、购物（0.26）和休闲娱乐（0.31）业态类型集聚特征显著，而交通设施（0.54）和旅游游览（0.59）业态的整体聚集特征不明显，六种业态特征结构不甚均衡，还未形成旅游功能引领的旅游休闲空间。

（2）2012年，热点区呈现出餐饮、住宿、购物和娱乐业态引领，旅游+文化、交通+娱乐的新主题特征凸显，业态结构日趋均衡的业态特征。该年份，武汉市有1个主热点区（12a）与3个次热点区（12b—12d，图 4、表 3），面积共55 km²，业态密度达88个/ km²。主热点区位置未发生明显变化，区域面积由11 km²扩大为14 km²。围绕黄鹤楼的次热点区（12c）沿地铁二号线向外扩张至二环外，面积扩大了24 km²，旅游+文化主题特征凸显。三环内的汉阳区和青山区各出现了一个次热点区，即武汉动物园—墨水湖公园片区（12b）和武汉火车站—欢乐谷片区（12d），呈现出交通+娱乐的主题特征。具体到业态层面（表 2），餐饮（0.19）、住宿（0.25）、购物（0.23）和休闲娱乐（0.25）业态类型集聚特征依然显著，交通服务（0.33）和旅游游览（0.42）业态的聚集特征虽然相对较低，但已日趋明显，各业态间分布差异逐渐缩小，六种业态特征结构日趋均衡。

（3）2018年，热点区呈现出餐饮、住宿、交通和娱乐业态引领，科技+娱乐新主题特征凸显，业态结构逐步均衡的业态特征。该年份，武汉市有3个主热点区（18a—18c）与7个次热点区（18d—18j，图 5、表 3），面积共102 km²，业态密度达349个/km²。老汉口主热点区（18a）进一步扩张，呈现出强集聚的空间态势。黄鹤楼片区（18b）上升为主热点区，旅游+文化主题特征更加显著。第三个主热点区光谷片区（18c）形成集高新科技、购物消费、餐饮酒店、休闲娱乐、旅游观光、商务办公于一体的、多功能、全业态超级商圈，具有科技+娱乐的主题特征。7个次热点区也在原有规模上进一步扩大和升级。具体到业态层面（表 2），交通业态（0.25）集聚特征发展迅速，餐饮（0.13）、住宿（0.19）和休闲娱乐（0.26）集聚特征明显，购物（0.32）和旅游游览（0.37）的集聚特征进一步加强，六种业态特征结构逐步均衡。

5 武汉市旅游休闲热点区演变的驱动机制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结果，2006年至2018年，武汉市旅游休闲热点区的结构与分布发生明显变化、范围及规模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业态密度不断提升、业态结构趋于均衡。武汉市旅游休闲热点区空间和业态均呈现出显著的演变特征，其驱动机制可归纳如下：

5.1 区位条件推动传统旅游休闲主热点区形成

武汉市主热点区均集中在中心城区内，其形成和拓展与热点区的区位条件，如人口、经济和市场条件密切相关，这与南京、西安等大城市呈现出一致的特征^{[26, 27]}。2006年旅游休闲要素聚集的汉正街—江汉路—中山公园片区（18a）属于老汉口区域，2005年底时，老汉口人口密度已达1.44万人/km²，远高于武昌老城（0.41万人/km²）与汉阳（0.56万人/km²）。同时汉口作为武汉的金融和商贸中心，经济基础雄厚，且拥有较大规模的金融和商贸资源，依托强大的人口优势，拥有旅游休闲的巨大需求市场。

5.2 旧城改造与旅游资源整合政策拓展热点区规模

资源整合是一种高效的热点区升级方式，通过综合各类资源的特征与优势，提升土地价值以及升值空间，带动旅游休闲要素的空间聚集。武汉市旅游休闲热点区的扩张与升级得益于城市规划过程中的旧城改造政策以及城市旅游开发过程中对旅游和休闲资源的整合。如武昌老城区“大黄鹤楼文化旅游区”（18b）的打造不仅整合了片区内的旅游游览点和餐饮购物点，同时其周边的老旧建筑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拆迁和改造，入驻了大型购物和娱乐企业，打造出城市旅游综合体；楚河汉街（18e）依托“中央文化区”的打造实现了旧城更新，并通过万达广场的入驻以及步行街的打造，汇集了大规模休闲娱乐服务业态，与此类似的还有通过旧城改造打造出的徐东片区（18d）。

5.3 旅游重点项目的打造拓展城市旅游休闲空间范围

旅游重点项目的打造作为旅游休闲城市发展的重要抓手，短期内实现其区内高度活跃且外溢效应显著的休闲经济，打造出了集聚经济效应较强的城市经济增长极。如欢乐谷主题公园片区（18f）依托紧邻高铁站的优势，打造出了集休闲娱乐、旅游度假以及旅游地产于一体的新城市旅游综合体。同时城市公园项目的打造，从空间上拓展了旅游休闲空间范围，实现了旅游休闲要素的空间集聚，也推动了武汉市旅游休闲空间向远城区拓展。如汉正街—江汉路—中山公园片区（18a）与武汉动物园—墨水湖公园（18g）通过城市公园与周边的旅游项目的连同，打造出了武汉市民与游客共享的旅游休闲空间，实现了旅游休闲空间范围的拓展。远城区东西湖区的竹叶海公园—金银湖公园片区（18h）和江夏区的青龙山国家森林公园片区（18i）也通过城市公园的打造塑造出了旅游休闲次热点区。

5.4 旅游发展政策推动远城区旅游休闲新热点的形成发展

远城区旅游休闲业态的大规模集聚，与近年来远城区的发展政策有极大关系。在政策层面上，城市规划作为针对城市空间发展的调控政策，对城市空间重构具有直接影响。黄陂区在《武汉市黄陂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 2020年）》《黄陂区旅游总体规划》等政府规划的指导下，计划增加160%的景区设施用地，围绕木兰山、木兰天池等木兰系列景区，打造了近千平方公里的木兰文化生态旅游区。以旅游景区景点入手带动周边食住行游购物等配套产业的打造，形成了以旅游游览为主要特征的次热点区（18j）。

5.5 城市发展导向与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旅游休闲功能升级

武汉市12年间三大产业的比重升级，将传统产业进行旅游休闲功能的升级和改造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手段。以汉正街—江汉路—中山公园片区（18a）为例，原有以购物为功能的区域通过住宿、餐饮和娱乐业态的入驻提升了旅游休闲功能，产生了较强的集聚经济效应。光谷热点区（18c）的快速成长离不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产业转型升级，该片区依托华中科技大学等40多所高校和50多个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院所，吸纳了大量拥有高技术和高消费需求的人群，随着大洋百货等大型商场的入驻以及德意西班牙风情街的打造，该区域依托其丰富的服务配套、优势的生产居住环境和市场潜力，有效吸引了旅游休闲要素的定向集聚。

5.6 交通功能的完善促进旅游休闲业态结构均衡发展

十二年间，各类旅游休闲业态的R值（表 2）由0.19: 0.29:0.54:0.59:0.26:0.31（餐饮服务: 住宿服务: 交通设施: 旅游游览: 购物服务: 休闲娱乐）升级为0.13:0.19:0.25:0.37:0.32: 0.26，业态结构日趋均衡。交通业态集聚特征变化最大，这与城市交通条件的完善与交通设施的扩建极其相关。交通功能的完善带动了区域内各类旅游休闲要素的空间连接，减少了各要素之间的时间距离，形成了“以线连点，交错成网”的面状结构，实现了资源空间整合，推动了热点区规模的扩大以及向远城区的蔓延，最终极大地促进了旅游休闲业态结构的均衡发展。

武汉市旅游休闲热点区的形成过程表明：旅游休闲热点区的形成与演变是人地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服务经济背景下，旅游休闲需求的升级、城市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城市发展的转型升级是以武汉市为代表的大城市发展的必然。大城市旅游休闲热点区是作为地理要素的城市空间在区位条件、旅游资源空间整合、旧城改造政策落地、旅游重点项目的打造、旅游发展政策、城市发展导向与产业转型升级以及交通功能完善等动力的推动下，将人文要素和自然要素与城市空间进行人为整合的产物，其在此过程中为空间赋予了旅游休闲功能，展现出了不同的空间主题特征，并通过其空间集聚效应和产业经济效应实现城市空间的品质化、服务化转型（图 6）。

6 结论与不足

以中国旅游休闲城市武汉市为案例，进行旅游休闲热点区空间演变特征和驱动机理的分析结果显示：①大城市旅游休闲热点区呈现出由中心城区向远城区蔓延、单核主导向多核引领的空间演变规律。②12年间，旅游休闲热点区面积增长了78 km²，业态密度增长了近16倍，业态结构呈现出由2006年以购物和娱乐为主导的业态结构向2018年住宿、购物、娱乐引导下业态结构日趋均衡的演变特征。③武汉市旅游休闲热点区的形成和演变是人地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区位条件、旅游资源空间整合、旧城改造政策落地、旅游重点项目的打造、旅游发展政策、城市发展导向与产业转型升级以及交通功能完善是热点区的形成和演变的主要动力。

需要指出的是，武汉市与其他旅游休闲城市（如西安、南京）在旅游休闲空间和业态演变上具有一致性，热点区均呈现出由中心城区向远城区蔓延的态势，且业态密度也具有典型的圈层结构。而武汉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旅游资源禀赋优势不高，旅游休闲热点区最初由商贸行业（老汉口商贸中心）引领，随着强劲的旅游休闲和城市发展转型需求，通过旧城改造打造出“大黄鹤楼文化旅游区”、“光谷高新技术开发区”等城市功能区，集聚在武汉市中心城区，以城市旅游综合体的形式引领着中心城区旅游休闲功能的提升。而远城区旅游休闲空间的发展则依托于旅游重点项目的入驻以及城市休闲公园的连通，实现了武汉市旅游休闲空间多核引领的空间态势，为游客和当地居民打造出了多个主题的旅游休闲空间。

尽管本研究得出了比较明显的演变规律和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研究结论，但由于POI数据与信息发展的限制，还存在一些不足：①POI数据以“点”的方式展示，无法提供要素的面积大小、使用情况等信息，限制了利用POI数据进行研究的深度与精度。②由于各年份信息化水平的不一致难免使得数据源质量存在误差，特别是2006年或存在较大误差，为此，本研究将2006年POI数据与武汉市“十五”计划期间城市发展的空间定位以及2006年武汉市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数据进行核实，确保2006年的热点区与已有的统计和城市空间发展定位相匹配。为解决POI数据与信息发展带来的研究的局限，未来还应结合实地调研数据，进一步提升结果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