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贫困山区与旅游资源具有高度的空间叠置性^[1]，在旅游资源富集的贫困山区发展乡村旅游，已成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与乡村振兴目标的有效途径之一。地形上隆起的山区，反而是生态上的脆弱区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低谷区，旅游业发展对贫困山区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更大。乡村旅游在为区域发展带来经济增长、基础设施改善等效益的同时，也对区域资源配置、农户生计选择以及社会文化等带来了深层次干扰，使贫困山区人地关系面临新的现实问题。社会—生态系统（Social-ecological system，SES）理论的提出、脆弱性等相关概念的发展，为旅游人地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2, 3]}。因此有必要借助SES理论与脆弱性分析框架，从人地关系角度寻找贫困山区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因素，引导乡村旅游业的科学发展。

社会—生态系统是社会子系统（人）与生态子系统（自然）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受内外部因素的干扰和驱动^[4]，SES理论及其分析框架为科学实现可持续提供了有效途径^{[5, 6]}。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是以旅游活动为主要干扰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具有复杂性、开放性、动态性等特征^[7]，脆弱性是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研究中的核心概念之一。脆弱性是指对系统内外部扰动的敏感性以及缺乏适应能力从而使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容易发生改变的一种属性^[8]，脆弱性研究源起于自然灾害领域，并逐渐由自然科学领域推广、应用至社会科学领域，其概念内涵也由以环境为中心、单纯针对自然系统的固有脆弱性逐步转向以人为中心、注重人对脆弱性形成及降低中的作用^[9]。国际上，从脆弱性视角对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开展研究的成果逐渐增多，并从理论探讨逐渐扩展到实践应用层面^[10-13]。国内自陈娅玲、杨新军将SES理论引入旅游研究领域后^[14]，学者们对其脆弱性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在研究区域上，多以省域、市域或县域^[15-17]等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旅游目的地类型多涉及城市、滨海、湖泊^[17-19]等，基于小尺度对贫困山区等典型性空间单元的脆弱性研究亟待充实；在研究内容上，系统脆弱性的评估与测量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对单一子系统脆弱性^[20-22]或系统整体脆弱性^{[19, 23]}的研究均有涉及，但脆弱性的区域差异及内部影响机理关注较少，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因此，本文选取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研究区，从人地关系视角出发，借助SES理论与脆弱性分析框架，探讨贫困山区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空间差异与扰动机理，为维护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地处武陵山区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恩施州），位于湖北省西南部，紧邻湘渝，平均海拔1000 m，面积2.4万km²，拥有土家族、苗族、侗族等28个少数民族。州内旅游资源丰富，素有“鄂西林海、世界硒都、土家女儿会故乡”之称，是全国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与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截止目前，全州共有35家A级景区（含5A级景区2家），14家五星级农家乐，2018年旅游接待人次达6216.34万人次。受地理条件等因素影响，恩施作为全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和前线阵地，也是旅游扶贫开发的典型代表区域。

本研究选取地形起伏变化更突出、旅游资源更富集、民族风韵更浓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更为落后的恩施州南四县（咸丰、来凤、宣恩、鹤峰）20个乡村旅游地为研究样本（图 1）。样本选取以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关于实施乡村旅游富民工程推进旅游扶贫工作的通知》中公布的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名单为依据，选取17个旅游扶贫重点村（占南四县重点村的50%），后根据各县旅游局的介绍推荐，增加了洗草坝、野椒园村、仙佛寺村3个研究样本。借鉴项目组前期研究成果^[24]，以区位、产业、文化为判别要素，将调研村划分为四类乡村旅游发展模式（表 1）。

2 指标体系构建与研究方法 2.1 指标体系构建

系统状态改变是系统自身脆弱性、系统面临扰动的属性、系统对扰动的暴露三者构成的函数^[4]。脆弱性由系统敏感性（sensitivity）与适应性（adaptive capacity）构成，是系统的内在属性，并在受到外部扰动后显现出来^[8]；扰动（perturbation）是超出系统运行正常变化范围的压力峰值^[25]；暴露性（exposure）是指系统与扰动因素接触（受影响）的程度（持续时间）^[26]，是内部系统与外部扰动之间的关系属性^[27]。基于此，本文将敏感性与适应性作为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关键构成要素。敏感性是指系统受到内部或外部单位干扰所产生的变化或影响，适应力是指系统在干扰产生的不利影响中恢复或适应的能力，因此脆弱性可表达为敏感性和适应能力的函数，敏感性的增加会加大系统的脆弱性，而适应能力的提高会降低系统的脆弱性。

山区旅游地地形变化复杂，物质与能量交换受多因素影响，其社会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独特性^[28]，因此本研究以脆弱性概念内涵为基础，结合可持续生计框架，综合考虑贫困山区旅游地的山地特殊性及区域旅游扶贫政策的实施情况，基于科学性、针对性原则，在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3, 7, 20, 23]}，构建了恩施旅游扶贫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测度指标体系（表 2）。指标体系包括系统敏感性与系统适应性两大内容。敏感性由生态、社会、经济三大亚系统构成，在指标设置上选取区域地形（X₂、X₃）、灾害风险（X₄）、环境保护（X₅）等指标用以反映研究区山地特殊性；作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国家政策与措施的知晓度有助于调动乡村旅游扶贫地居民脱贫积极性与主动性，因此适应性在可持续生计框架提出的五大资本基础上，增加认知资本，形成人力、物质、金融、社会、自然、认知6大资本。在具体指标选取上，将社会客观指标与居民认知指标予以结合，共计选取25个指标因子，各指标内涵及表征见表 2。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恩施州政府、扶贫办、旅游局、统计局等相关门户网站信息资料为基础，通过实地考察、深入访谈、入户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一手数据资料。具体过程如下：由1名教授、1名博士研究生、6名硕士研究生组成课题组，课题组于2017年4月20日至26日开展预调研，并在预调研基础上对访谈大纲及问卷设计进行修正。2017年6月28日至7月13日再次深入调研点进行调研，2名调研员（教授及博士研究生）对村长、旅游局工作人员等进行半结构访谈，访谈内容主要围绕三个方面进行：①行政村基本概况（人口规模、自然生态、生计来源、基础设施等）；②旅游业发展概况（发展历程、参与方式、经营状况、公共服务等）；③扶贫概况（贫困程度、致贫原因、相关政策、扶贫措施等），调研共计走访20位村长、10位乡镇长、2位旅游局局长、4位企业负责人，整理获得3.8万字文字资料。另外6名调研员采用随机入户进行面对面交谈式的问卷调查，并当场回收问卷，每位调研员在每个村完成5—6户调研，问卷调查主要包括被调查居民基本信息及居民对旅游扶贫政策及旅游发展的感知两方面内容，问题设计在考虑当地特点及调研对象的基础上，借鉴已有文献设计^{[3, 8]}。最终共获取问卷505份，其中有效问卷485份，回收有效率为96%。有效样本特征显示，男女比例相当，以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为主，土家族占比高，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居多，多数家庭年收入在1万元以上（表 3），样本结构特征与恩施州的基本情况相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3 数据处理与分析方法 2.3.1 数据标准化处理与权重确定

运用极差标准化方法^[15]，对不同单位与量级的数据进行处理，所有指标数据标准化后的值均介于0—1之间，以便于不同类别敏感性、适应性指标的测算和对比分析。此外选用客观赋值的熵值法^[29]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

2.3.2 综合指数法

利用统计学方法将各指标结果综合为脆弱性指数，反映旅游地SES脆弱性程度的相对大小。根据脆弱性定义及脆弱性与敏感性、适应性间的作用关系，采用加权求和指数法计算脆弱性水平，公式如下：

(1)

(2)

式中，V_i、S_i、A_i分别表示系统的脆弱性指数（Vulnerability）、敏感性指数（Sensitivity）及适应性指数（Adaptability），w_j表示第j项指标的权重，X′_ij表示旅游扶贫地第j项指标的标准化值。

2.3.3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探测空间分异性、解释其背后驱动力的计量方法，也是解决“什么因素造成风险”、“风险因子是否是独立起作用”等多个问题的有效工具，其主要原理是分析各因子的层内方差和总方差的关系，通过空间分层异质性来探测各要素对因变量的驱动力^[30]。其中因子探测器（Factor_detector）中的q值用于衡量自变量对因变量空间分异的解释能力，取值范围为[0, 1]，q值越大表明自变量X对属性Y的解释力越强，公式为：

(3)

式中：h = 1, …n, L为Y，X的分层，N_h和N分别为层h和全区的单元数；σ_h²和σ²分别是层h和全区的Y值的方差。SSW和SST分别是层内方差之和和全区总方差。交互作用探测器（Interaction_detector）是用以识别自变量X_i与X_j之间交互作用，通过探测结果的q(X_i ∩ X_j)值来识别驱动因子之间的共同作用是否增加或减弱对分析变量的解释能力^[27]。交互作用类型见表 4。

3 结果分析 3.1 村域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评价

利用加权求和指数法，在获取各指标权重的基础上，计算得到20个调研点社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评价结果（表 5）。结果显示，恩施州SES脆弱性的均值为0.4243，敏感性均值为0.1952，适应性均值为0.2291。借鉴对旅游地脆弱性^{[3, 31]}、传统村落脆弱性^{[21, 32]}等相关研究成果，结合区域特征，将脆弱性划分为高（0.7 ≤ V_i < 1）、中（0.4 ≤ V_i < 0.7）、低（0 ≤ V_i < 0.4）三个等级，由此可知，恩施州SES脆弱性水平整体处于中等水平，其抵御内外部风险与冲击的能力仍显不足。

由表 5可知，调研点脆弱性水平主要包括中等水平及低等水平两类，其中中等脆弱性村域占比（55%）略高于低等脆弱性村域的占比，V_i主要集中于0.3—0.5之间；具体来看，脆弱性指数高于0.5的村域主要为舍米湖村、两河口村、洗草坝村及庆阳坝村，前两个村域的脆弱性指数高于0.6；坪坝营村是调研点中脆弱性指数最低的村域，V_i值为0.2901。

3.1.1 敏感性分析

根据表 5，40%的村域敏感性指数高于平均水平。从三大亚系统来看，生态系统敏感性均值为0.0994，其中两河口村、伍家台村及洗草坝村生态系统敏感性指数较高，探究发现，其在自然灾害项表现出较大的风险性^①；社会系统敏感性均值为0.0670，其中野椒园村、董家河村、石桥村社会系统敏感性指数较高，探究发现，其贫困户占比（> 20%）居于20个调研点的前位，高贫困人口的高占比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在社会就业、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隐患；经济系统敏感性均值为0.0288，计算可得各村域经济系统得分变异系数为0.010，低于生态系统（0.054）与社会系统（0.022），表明各村域在经济系统方面差异较小。

3.1.2 适应性分析

根据表 5，适应性指数均值为0.2291，40%的村域适应性指数大于平均值。人力资本方面，南村、鱼塘村与舍米湖村适应力表现较差，在其所涉及的三项指标中，各有欠缺；南村、舍米湖村与麻柳溪村收入多样性较单一，且农家乐数量少且经营效益低，在金融资本与物质资本方面表现出较弱的适应性；两河口村、麻柳溪村及庆阳坝村社会资本的适应性较低，如庆阳坝医疗保险参保率为调研村最低；自然资本方面仙佛寺、鱼塘及石桥村适应性较差；认知资本方面，舍米糊、屏山及仙佛寺村三村评价结果最低，以屏山村为例，调研发现村民普遍对旅游发展与扶贫等相关政策的了解较少，并对政府、投资商、村委会对资源开发和利用的相关做法不满，由此产生的矛盾致使当地村民采用非法手段参与当地旅游业的经营^②。

以敏感性指数为横坐标，适应性指数为纵坐标，以两者均值为交叉点，以此建立二维四象限方格图（图 2），由图 2可知，各村敏感性—适应性变化各不相同。根据S_i与A_i的变化，四象限各村域敏感性—适应性类型分别为：低敏感—高适应型、高敏感—高适应型、高敏感—低适应型、低敏感—低适应型。根据脆弱性与敏感性、适应性间的关系可知，低敏感、高适应有助于降低区域脆弱性，反之脆弱性风险会加大。据此，第一象限的8个村域，整体脆弱性水平较低，第三象限的4个村域脆弱性水平整体较高。

3.2 不同类型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评价

根据公式（1）、（2），得到不同类型旅游地SES敏感性、适应性及脆弱性指数结果（表 6）。由表 6可知，优势景观资源主导模式下的旅游地，其SES的脆弱性指数最低（0.3578）；其次为生态休闲农业主导模式，其脆弱性指数为0.3933；传统民族文化主导模式下的旅游地，其系统脆弱性指数为0.5143，在四种旅游地中脆弱性指数最高；处于民宿农家乐体验主导模式的旅游地，其脆弱性指数也较高，为0.4199。

3.2.1 敏感性分析

根据表 6可知，四种旅游开发模式下的旅游地，其系统敏感性各有高低，其中优势景观资源主导型旅游地其敏感性最低，评价结果为0.1514；其余三类旅游地系统敏感性指数相差不大，脆弱性指数均在0.21左右。进一步对旅游地生态、社会、经济三大亚系统的敏感性进行分析（图 3），以此深入探究系统结构的内部稳定性情况。由图 3可知，整体上三大亚系统敏感性呈现出生态系统>社会系统>经济系统，即生态系统敏感性方面存在的风险高于社会系统与经济系统。优势景观资源主导型旅游地敏感性指数最低，其SES低敏感性主要得益于生态系统中自然灾害较少且损害较轻，以及经济系统中较高的人均年收入与农家乐户均收入；生态休闲农业主导型旅游地经济系统脆弱性指数较高，主要受户均农家乐收入较低这一指标的影响；传统民族文化主导型旅游地受建档立卡贫困户占比较高的影响，其社会系统敏感性较高。

3.2.2 适应性分析

根据表 6可知，四类旅游地适应力由强到弱排序依次为：生态休闲农业主导模式>优势景观资源主导模式>民宿农家乐体验主导模式>传统民族文化主导模式。具体来看，生态休闲农业主导型旅游地，其高适应性得益于物质资本与社会资本方面的表现；优势景观资源主导型旅游地其在金融资本方面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调查数据显示优势景观资源主导型旅游扶贫地居民的收入多样性均值可达到近5种^③；民宿农家乐体验主导型旅游地其认知资本表现较好，表明居民对旅游扶贫政策了解程度、旅游业参与意愿较强；传统民族文化主导型旅游地，其物质资本与社会资本适应性得分相对较高，表现出较弱的适应能力，从具体指标项来看，外出务工人数比例及住房条件两项指标得分较高，以两河口村为例，村民住房以传统木质吊脚楼为主，且作为全国文保单位不可随意进行现代化装饰与结构改造，此外该村的外人务工人数占比高达70%，在调研村中占比最高。

对图 3进行对比分析，结合表 6可知，脆弱性较高的民宿农家乐体验主导型及传统民族文化主导型旅游地其系统敏感性较高，且适应性也较弱。脆弱性较低的优势景观资源主导型与生态休闲农业主导型旅游地，在敏感性与适应性方面表现各不相同，前者低脆弱性得益于其较低的敏感性，而后者低脆弱性得益于较强的适应性。

3.3 脆弱性风险因子探测与影响机理分析 3.3.1 风险因子探测

相较于统计学中经典的线性回归模型，地理探测器对于低样本量（< 30）数据具有更优的统计精度，并对多变量共线性免疫^[30]。对数值型变量进行离散化转换是重要的数据准备步骤，等分法、K-means分类算法、自然断点法等是较为常见的方法，对以上多种方法的实验效果比对后，本研究选用等分法分为4类进行离散化转换。以村域SES脆弱性为因变量，以25项指标因子为自变量，运用GeoDetector工具对各风险因子的贡献率及因子间交互作用进行定量分析，探讨恩施地区脆弱性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及各因子间交互作用类型。借助地理探测器“因子探测”模块，得到各影响因子的作用强度（表 7），探测结果显示，q统计量显著性检验结果较好的因子共有8个，各因子按q值大小排序依次为：自然灾害（0.7637）>医疗保险参保率（0.7422）>扶贫政策知晓度（0.6613）>外出务工人数占比（0.6128）>收入多样性（0.5177）>住房条件（0.4475）>需抚养人数比例（0.4457）>人均年收入（0.4184）。运用“交互探测器”模块识别各影响因子间的共同作用对系统脆弱性的解释力，得到表 8。探测结果显示，所选因子中任意两个因子的交互作用均大于单个因子对脆弱性的影响，两两交互类型均为双因子增强型，不存在独立或者减弱的情况，说明恩施州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并不是由单一影响因子造成，而是不同影响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

3.3.2 影响机理分析

（1）乡村旅游开发模式对旅游地系统脆弱性有着直接影响。前文分析表明，不同旅游开发模式的旅游地，对干扰所产生的变化及对不利影响的适应能力截然不同。受资源类型、产业构成、文化背景等多方面的影响，不同旅游开发模式的旅游地所具备的优势要素截然不同，优势要素进一步转化为抵御风险的能力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31]。因此，科学提高优势资源的竞争力对降低系统脆弱性有着重要意义。

（2）自然灾害风险高低是影响系统敏感性的主控因素。研究区域恩施地区以山地地形为主，滑坡与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与冻虫害等生物灾害并存。地理探测结果显示，自然灾害q值（0.7637）居于各影响因素首位，表明其对区域SES的脆弱性影响十分显著。结合上文分析，该结果进一步响应了脆弱性量化分析得出的伍家台、两河口、洗草坝高脆弱性与优势景观资源主导型旅游地低敏感性的主要原因。

（3）社会医疗保障条件与扶贫政策认知程度是提高适应性的关键因素。表 7显示X₁₉与X₂₃的q值较高，表明两者是影响系统适应力的重要因素。前文分析中生态休闲农业类旅游地的高适应性、庆阳坝等村域的低适应性形成原因相吻合。此外，扶贫政策的认知程度，不仅直接关系到脆弱性群体对政策信息、旅游业发展机遇的正确认识与把握，同时直接影响当地居民对旅游业的态度，相关性分析表明两者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P=0.481^*）。

（4）人—财—物是脆弱性分异的催化因素。表 7显示外出务工人数占比与需抚养人数占比、收入多样性与人均年收入、住房条件均对脆弱性产生显著影响（q>0.4）。从不同类型旅游地来看，传统民族文化类低适应性主要受务工人数占比较高而导致人力资本较差所致，优势景观资源类与生态休闲农业类的高适应性，分别受益于金融资本与物资资本较优；从村域来看，舍米糊、南村、两河口村分别在人力、物质与金融资本方面表现出高风险性。

4 结论与讨论 4.1 主要结论

本文以贫困山区旅游地恩施州为研究区，借助SES理论与脆弱性分析框架，通过构建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实地访谈与问卷调查收集的数据，采用多种方法测度了研究区SES的脆弱性水平及其结构差异，并尝试探测脆弱性风险因子及影响机理，主要结论如下：

（1）整体上，恩施州SES脆弱性水平处于中等水平（V_i =0.4243），敏感性指数低于适应性指数，表明其对内外部干扰的抗敏感能力与适应能力较为缺乏，抵御内外部风险与冲击的能力仍显不足。

（2）村域脆弱性主要包括中等、低等脆弱性水平两类，中等脆弱性村域个数占比较高；各村敏感性与适应性构成各不相同，四成村域敏感性水平高于均值，敏感性内部生态亚系统存在的风险最高；六成村域适应性优于平均值。

（3）四种旅游开发模式旅游地中，优势景观资源主导型旅游地SES脆弱性水平最低，即其抗击内外部扰动的能力最优，传统民族文化主导型SES脆弱性水平最高；优势景观资源主导型旅游地敏感性水平最低，生态休闲农业主导型适应性最强。

（4）恩施州SES脆弱性是由多个影响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自然灾害、医疗保险参保率等8项因子是研究区脆弱性形成的主要风险因子；研究发现，乡村旅游开发模式对旅游地系统脆弱性有着直接影响，自然灾害风险高低是影响敏感性的主控因素，社会医疗保障条件与扶贫政策知晓度是提高系统适应性的重要推动因素，人—财—物是脆弱性分异的催化因素。

4.2 讨论

贫困山区旅游地作为旅游活动干扰下人地耦合的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是系统的关键属性之一。从理论角度来看，本文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框架基础上，结合脆弱性概念内涵及可持续生计框架，通过进一步强调山地独特性及区域扶贫政策的影响，构建了贫困山区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评价框架，为有效揭示贫困山区旅游地脆弱性内部差异、识别旅游地发展主要制约因素提供了有效的手段；从实证案例来看，本文将研究尺度精确到村域尺度，并在测度村域脆弱性水平的基础上，更关注基于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差异的脆弱性对比分析，并尝试处理、提炼内部风险因子及影响机理，为降低贫困山区乡村旅游地脆弱性、引导其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引。在全球变化与人类活动驱动下，社会—生态系统处于不断的动态变化中^[4]，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对于贫困山区旅游地SES脆弱性的评估有必要综合动态截面数据、历史调查访谈数据等展开多尺度、分类型的系统脆弱性动态演化分析。

脆弱性评价结果显示，恩施州脆弱性处于中等水平，这与其他几个在欠发达地区所做研究的结果相似^{[3, 32]}，且脆弱性内部结构中生态亚系统存在的风险性与不稳定性最高，这与王群对同为生态敏感类的湖泊型旅游地SES子系统研究中的生态子系统脆弱性较其他子系统更应受到关注这一结论具有相似之处^[17]；以往的研究，有学者从旅游地所处的空间位置与客源市场差异^{[33, 34]}、农户生计类型差异^{[3, 35]}等角度对比分析其脆弱性，本文将视角聚焦于区域、产业及文化要素影响下的不同旅游地开发模式，为脆弱性差异评价及制约因素判断提供了新的视角。多因素作用下的恩施州贫困山区旅游地，为降低脆弱性，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①深化产业融合，提高竞争优势。发挥恩施地区资源本底优势，推动旅游与现代农业、健康等多产业的深度融合，深挖民族特色文化并将其转化为有效竞争资源；②加强自然灾害管理，排查风险隐患。地处山区的恩施地区是自然灾害易发区与敏感区，因此需全方位考虑承灾体、致灾因子、孕灾环境，建立自然灾害预警机制，降低系统敏感性。③确保政策有效传达，优化社会保障环境。采取科学传播方式着力提升居民对相关政策的认知程度，落实医疗保障制度，优化住房条件，提高系统适应性。

注释

①调研走访发现：两河口村受到滑坡泥石流影响较大，村内出现因泥石流造成房屋垮塌致贫的现象；伍家台村连续多年受到冻灾影响，2017年约有1/3面积的茶园受到冻灾影响，全村经济损失达10万元余元；洗草坝村受洪水、冬虫害及病虫（红疱）影响，严重时曾造成80亩土地受损，减产达80%。

②2019年8月，位于屏山村的躲避峡爆发山洪，共导致61名游客被困，13人遇难。躲避峡为未开发区域，但由于知名度较高，近年来游客络绎不绝，当地村民便以拉黑车、开黑船、当黑导的方式，将游客私自带入峡谷。

③以坪坝营村为例，村民取得收入的方式包括农业种植、景区旅游经营、家庭民宿、农家乐、村办月季园门票分红、住宅出租、外出务工等七种收入来源。

致谢: 感谢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研究生陈媛、尹航、阴姣姣、鲁静等同学协助进行了问卷调查与数据录入工作；调研得到了恩施州文化和旅游局以及宣恩县、咸丰县、来凤县和鹤峰县旅游行政部门各位领导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也得到了调研各村书记、村长的协助与配合，在此表示感谢！此外，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付出的时间与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的研究创新点、研究区特殊性以及理论贡献等方面提出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