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南京林业大学 风景园林学院, 南京 210037;
3. 中国人民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2;
4.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 北京 100054
2. Colleg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7, China;
3.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4. China Scientific Research Center on Aging, Beijing 100054, China
健康是人类的第一需求,传统的健康观念认为没有疾病就是健康[1]。随着人们对健康认识的不断深入,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定义为:“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的状态,而是一种在身体、心理和社会三方面都要处于完好的状态”[1, 2]。我国已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健康”问题成为社会发展的关键议题,其相关研究也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3]。随着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以及2019年7月《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的正式发布,未来的健康环境建设将成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
社区是老年人进行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4],加强社区环境的建设是促进老年人进行社会交往活动和体力活动,改善身心健康的重要途径。现有的理论研究认为,由于老年人身体机能的衰退、社会适应能力的下降以及承受外来环境方面脆弱性的增加,社区建成环境成为老年人社会活动和健康的重要决定因素[5, 6]。建成环境会通过影响居民的行为模式和获取社会交往的机会从而干预老年人健康[7-9]。良好的建成环境设计会从城市—街道—社区等多个尺度促进居民进行社会交往和体力活动等健康行为的发生,并对居民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10, 11]。
早期的实证研究多采用简单的线性回归模型探索建成环境对社会交往活动和体力活动的影响。随着深入挖掘,一些研究中逐渐出现多元线性、结构方程等复杂的回归模型探究建成环境与居民活动之间的复杂关系[12]。国际上,以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为代表的研究重点关注了不同建成环境特征对各类活动的影响[13-15],其中与老年人活动相关的建成环境特征主要包括居住地区位、各类场所可及性、步行环境、人口密度、公共交通等。这些研究发现,居住地的区位尤其是城市中心—外围结构对居民活动具有差异化影响[12],居民在城市中心地区更倾向选择积极的交通方式,开展休闲性体力活动,且更容易满足体力活动基本标准[16, 17];场所可及性方面,出发地和目的地之间距离越短,越有利于增加老年人活动的机会[18],而社区中心、公园与水域[19-22]、体育设施[23-25]等场所的可及性会影响居民尤其老年人进行活动的意愿和频率[26],进而影响健康水平;由于步行交通是老年人进行活动的主要出行方式,步行环境质量越高、道路质量越好、犯罪发生率越低的地区,老年人愿意更加积极地外出[27, 28],进而促进各类活动的发生[29, 30];也有研究指出社区人口密度对居民的出行和体力活动有一定影响[31, 32];此外,在公共交通方面,居住地与公交或地铁站的可达性越好,越有利于增加老年人日常步行出行的机会,并可能在目的地附近发生社会交往和体力活动[33-36]。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成果揭示了建成环境对老年人行为活动的重要性,但研究多探讨的是建成环境对体力活动及身体健康的影响,对社会交往活动及其引发的社会心理健康的研究不足。由于老年人身体机能下降,出行距离受限[37],容易引发心理、社会健康水平下降,罹患老年痴呆、认知与记忆衰退等健康问题[38-41]。推进老年人主动参加社会交往活动能够增强老年人自我价值的意识,减少抑郁症状,有助于保持记忆力与认知功能[42, 43],促进健康。此外,在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下,不同地区的研究样本和研究结果也不尽相同[44, 45],目前关于建成环境对居民活动的研究多集中于北美洲、欧洲国家,只有极少数研究对象是亚洲人口,特别是我国有关建成环境与老年人社会交往活动的实证研究几乎空白,相关研究亟待开展。
基于此,本文利用2015年“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的问卷数据,建立个体层级和社区层级的多水平回归模型,研究社区建成环境与老年人社会交往活动的关联。研究试图解决以下问题:①社区环境的差异与老年人社会交往活动水平的差异是否有关?②在社区层面,哪些建成环境因素的差异会导致老年人社会交往活动水平的差异?③在个体层面,哪些因素的差异会导致老年人社会交往活动水平的差异?本研究对进一步完善城乡规划与公共健康的跨学科研究框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同时,也对从社区建成环境优化方面促进老年人进行社会交往活动、开展老年友好型规划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本文采用的数据全部来源于“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收集于2015年。该项调查由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组织,采取多阶段、多层次、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方法进行抽样,因此样本具有全国代表性,适合针对全国个体的微观研究。调查对象为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样本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样本量为22.4万,总抽样比约为1‰。第四次调查数据包含社区问卷和个人问卷,社区问卷包含本研究所需的社区尺度的建成环境数据,个人问卷包含本研究所需的个体社会经济属性、社会交往活动和健康状况数据。
2.2 研究变量 2.2.1 社会交往活动水平评估社会交往活动有助于保持老年人社会和心理健康,本研究特指不包括虚拟网络社会交往以及亲友交往的社会交往活动。基于相关理论和方法[42],本文评估了老年人4种类型的社会交往活动,包括公益活动、协会活动、集体休闲活动和邻里接触。其中,公益活动包括维护社区社会治安、维护社区卫生环境、关心教育下一代(不包括教育自己孙子女)、参加文化科技推广活动;协会活动具体指参加老年协会;集体活动包括集体舞(广场舞/扭秧歌)、球类运动(打门球/乒乓球/羽毛球等)、棋牌类运动(打麻将/打牌/ 下棋等);邻里接触包括协助调解邻里纠纷、帮助邻里。如果受访者参与了某种类型的社会交往活动,则得1分,如果未经常参加某类社会交往活动,则他们对该域的集成得分将设置为“0”。四种类型社会交往活动的得分之和是个人的社会交往活动评估总分(范围=0—4分),分数越高代表受访者参加社会交往活动的水平越高。
2.2.2 社区建成环境测度社区作为居民生活与社会交往的主要空间载体,其建成环境与人的健康和福祉紧密相关[7]。本文将社区建成环境分为区位、场所可及性、步行环境、人口密度和公共交通5个维度进行考察。其中社区的区位指标分为中心城区、城区外围、城乡结合部、乡镇中心、农村五类;场所可及性指标选取社区步行可及1km范围内是否拥有各种设施[46],如图书馆、社区(村/居)服务中心、公园、老干部活动中心、老年活动中心/站、露天健身器材场地、室内活动场所、宗教设施;步行环境指标主要考虑了道路质量和社区附近是否拥有安全设施(如派出所/警务室/治安岗亭等);人口密度指标来自于社区常住人口数与社区面积之比;公共交通状况由社区步行可及1km范围内是否拥有汽车站代表,具体内容详见表 1。
老年人的社会交往不仅与个体因素(年龄、性别、婚姻状态等)相关,也与其所在的社区建成环境相关(区位、场所可及性、步行环境等)。为了更好的识别社区建成环境与老年人社会交往活动的关联,本研究采用多水平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研究框架见图 1。
本研究的样本数据具有分级结构,低水平(层次)的个体数据嵌套在高水平(层次)的社区数据中,多水平模型可以解释不同水平的变量与因变量的关联,因此本文利用个体层级因素与社区层级因素构建两水平回归模型,对与老年人社会交往活动水平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在运用多水平回归模型时,首先需要进行数据层次结构的检验,具体是使用无解释变量的空模型(empty model)来检验数据的层次结构[53]。假设数据具有两个层次,Yij表示第i个个体在第j个社区中的观测变量,此时j表示水平2(社区),而i表示水平1(个体)。其模型形式为:
(1) |
(2) |
将式(2)带入式(1)可得总模型为:
(3) |
式(1)中β0j表示社区截距,εij ~N(0,σ2)为相互独立的水平1残差;式(2)中γ00表示总截距(Yij的总平均水平),u0j~N(0,σu02)为相互独立的截距项水平2残差;式(3)中,γ00为固定效应部分,u0j + εij为随机效应部分,该模型的水平1和水平2均没有解释变量,因此成为无条件两水平模型。
通过空模型可以计算组内相关系数ICC,根据经典定义[54],ICC被定义为组间方差与总方差之比,即:
(4) |
其中σu0 2为组间方差或社区水平方差,σ2为组内方差或个体水平方差。通过判断ICC值的大小和统计显著性可以明确是否需要使用多水平模型进行分析。
若ICC判断需要建立两水平模型,则在式(3)基础上加入解释变量,其中既包括水平1的解释变量,也可能包括水平2的解释变量。当只有水平1解释变量时,模型为:
(5) |
(6) |
(7) |
式(5)中,β1j为水平1解释变量xij的系数;式(7)中,将模型中的组内斜率设定为固定效应。将式(6)、(7)代入式(5)中,可得总模型为:
(8) |
其中,γ00 + γ10xij为固定效应部分,γ10为斜率;u0j + εij为随机效应部分。
当存在两水平解释变量时,构建如下模型:
(9) |
(10) |
(11) |
将式(10)、(11)代入式(9)中,可得总模型为:
(12) |
其中,γ00 + γ01wj + γ10xij为固定效应部分,γ01为水平2解释变量wj的主效应,γ10为水平1解释变量xij的主效应,u0j + εij为随机效应部分。
3 研究结果 3.1 数据处理本研究进行了数据预处理,除了样本入库与指标计算外,还开展了以下两步工作:①筛选有主动社会交往能力的老人。考虑到部分老人已丧失自我行动能力,因此在研究数据集中剔除了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和部分无法自理的老年人样本;②链接个体尺度—社区尺度的数据库。将每个老年人样本所在的社区进行地理编码,与个体样本中的住址地理编码进行连接,剔除无法匹配社区信息的部分老年人个体样本,最终形成了个体—社区两尺度数据集。共包括老年人个体有效样本160979个,社区有效样本7211个。
3.2 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研究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2所示,社区建成环境特征方面,超过半数的社区附近拥有社区(村/居)服务中心/站和露天健身器材场地,40%左右的社区附近拥有图书馆、老年活动中心和室内活动场所,只有20%左右的社区附近拥有公园和宗教设施,14%的社区附近拥有老干部活动中心,说明各个社区附近的公共设施配套完善程度各有差异。社区的道路质量平均得分1.14分,说明大部分社区道路已经是柏油和水泥路面,硬化质量较好;48%的社区附近拥有安全设施,说明大部分社区治安水平良好。人口密度平均为547.36人/ km2。公共交通方面,38%的社区附近拥有汽车站。老年人社会交往活动方面,均值为1.03分,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基于问卷数据,图 2—5给出了社区区位、场所可及性、步行环境、人口密度、公共交通与老年人社交评分的交叉分析图。在社区位置与老年人社交评分的关系方面(见图 2),中心城区和城乡结合部的老年人社交活动最为活跃,社交评分较高,而城区外围和农村地区社交评分较低。在社区步行可及1km范围内是否拥有各类设施与老年人社交评分的关系方面(见图 3),总体而言,居住在社区附近拥有各类设施的社区中的老年人社交评分较高。在步行环境与老年人社交评分关系方面,可以看出道路质量较好的社区老年人社交水平相对较高,但道路质量居中的社区老年人社交评分比道路质量最差的社区老年人社交评分略低(见图 4),社区附近有安全设施的社区中的老年人社交评分较高(见图 3)。图 5的散点图展示了人口密度与老年人社交评分的关系,从拟合趋势线的预测结果来看两者似乎不具有相关性。社区公共交通状况与老年人社交评分的关系方面,社区附近拥有汽车站的社区老年人社交评分较高(见图 3)。虽然以上的图示结果初步反映了社区建成环境特征与老年人社交评分的相关关系,但更可靠的结论还需要通过更为严谨的计量模型来进行分析。
根据公式(1)—(3),先构建空模型,结果表明,我国老年人社会交往评分社区组间方差σu02为0.401,组内方差σ2为0.713,ICC=0.360,p < 0.0001,表明老年人社会交往水平的差异约有36%是由社区之间的差异造成的,因此采用多水平模型估计更为准确。
3.3.1 个体特征与老年人社交关联首先,仅将个体层社会经济特征纳入模型(式8,模型1),分析老年人社交水平的个体间差异,经检验,模型1的VIF(方差膨胀因子)系数小于1.5。模型1结果(见表 3)显示,个体特征中的年龄、性别、婚姻状态、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对老年人社交评分发挥了重要作用。老年人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家庭年收入越低,其呈现的社交水平更差;与男性相比,老年女性的社交水平更弱;而配偶健在的老年人呈现的社交水平更高。
随后分别加入社区层建成环境5个维度的变量(式12),以社交评分为因变量,检验社区区位(模型2)、场所可及性(模型3)、步行环境(模型4)、人口密度(模型5)、公共交通(模型6)对老年人社交水平的直接影响。经检验,5个模型的VIF系数均小于1.5(表 3)。
模型2—6结果显示,社区地理位置越靠近城市中心老年人社会交往活动水平越高;社区附近拥有图书馆、老年活动中心、露天健身器材场地、宗教设施的社区,对老年人社会交往活动有积极影响;道路质量较高的社区,其中老年人社会交往水平较高。同时,本研究也发现,社区附近拥有社区服务中心、公园、老干部活动中心、室内活动场所对老年人社会交往影响不显著;社区附近拥有安全设施、社区人口密度和社区附近拥有汽车站也与老年人社会交往无显著相关关系。
4 讨论 4.1 个体因素对老年人社交影响本研究发现,年龄对老年人社会交往活动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朋友数量和社交联系的频率可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55]。老年男性比女性拥有更多的社会交往活动,可能是因为男性受周围环境的影响比女性大[22]。已婚配偶健在的老年人社会交往活动水平较高,这意味着要更多的关注未婚、丧偶、离婚的老年人群体,他们更需要参加社会交往活动。受教育程度越高和收入水平越高的老年人社会交往活动水平越高,这也是因为相比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较低的人,他们拥有更多的社交网络[56],有益于社会交往活动的发生。
4.2 社区建成环境对老年人社交影响 4.2.1 社区区位社区会对个人的健康和福祉产生影响,并对居民的社会关系和网络产生作用[37]。在本研究中,相比居住于农村地区的老年人,越靠近城市中心地区,老年人社会交往水平越高。与郊区或农村的老年人相比,居住在城市中心地区的老年人更易于参加休闲性活动[16, 17]。因为城市中心地区更加关注社区建设,可以为老年人提供便利的社会互动资源和丰富的活动场所,同时开展较多的社会文化活动,如公益活动、协会活动等,促进老年人进行社会交往活动。
4.2.2 社区场所可及性社区场所可及性指标中,社区附近拥有多种公共服务设施均能促进老年人进行社会交往活动,各类设施对老年人社会交往活动影响的重要性依次为老年活动中心、露天健身器材场地、宗教设施、图书馆。这与前人的研究一致[57],老年活动中心会为老年人提供丰富的休闲活动和设施,如定期开展绘画书法课、艺术课、瑜伽课等,也会为老年人提供社会交往资源,促进老年人的社会交往活动。社区拥有露天健身器材场地可以为老年人提供良好的社会交往环境,老年人在进行体力活动的同时促进社会互动。在宗教设施方面,老年人作为弱势群体,更倾向于寻求精神寄托和安慰,是宗教信仰的高比例群体,宗教机构会定期开展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老年人的社交网络,使老年人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各类社交活动[58],而参加宗教活动对老龄健康有积极作用[59]。关于社区拥有图书馆/文化站,老年人不仅可以在使用这些设施的同时开展社交活动,而且有研究发现,部分老年人会在图书馆前的广场闲坐聊天,或进行简单的运动[60],意味着这些文化设施场所为老年人社交提供了丰富的活动空间。
同时,研究还发现社区附近拥有社区服务中心、公园、老干部活动中心、室内活动场所对老年人社会交往活动影响不显著。关于社区服务中心,与西方的研究发现不同[36],可能因为西方的社区服务中心是综合性的,会为社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活动设施,成为推动社区居民社会交往活动的重要场所,而我国的社区服务中心大多仅为居民办理日常生活性事务,难以为老年人提供有效的社会交往活动空间。关于社区公园与老年人社交的关联,以往有研究表明只有靠近家的绿地可能与社会交往有关,因为老年人活动不便,可能更多的依赖于邻里进行社会交往[8],而本研究中对于公园是否收费、公园的环境品质和布局是否适宜老年人进行活动等详细信息获取不足,可能会导致研究结果不同。相比老年活动中心,社区拥有老干部活动中心对老年人社会交往影响不显著,是因为老干部活动中心的受众群体有限,普通老年人不能使用该空间。而拥有室内活动场所对老年人社会交往活动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室内空间的使用多需要收费,因此对老年人社会交往活动的影响产生局限。
4.2.3 社区步行环境在社区步行环境方面,道路质量对老年人社会交往活动水平影响显著。柏油马路和水泥路等良好的道路设施质量会为老年人的出行提供一定的保障,良好的社区步行环境对促进老年人进行社会交往活动和休闲活动十分重要。生活在步行环境良好的社区中的居民会进行更多的活动,例如平坦、平滑的人行道,美学上令人愉悦的步行环境会增加老年人积极出行的可能性[61, 62],促进步行活动的开展,从而增加社会交往活动的发生。
社区附近拥有安全设施对老年人社会交往水平无显著影响。社区附近拥有安全设施(如派出所/警务室/治安岗亭等)反映的是社区良好的治安水平,社区治安良好能促进城市老年人积极出行,进行社会交往活动。但日本的研究发现[63],在相对安全的国家,社区治安对老年人的行为模式可能不产生作用。我国的治安水平相对较高,因此可能导致对老年人的社交水平影响较为有限。
此外,人口密度和社区拥有汽车站在本研究中对老年人社会交往水平影响不显著。人口密度是影响交通性体力活动的重要因素,从而对居民的社会交往造成影响。但不同国家不同群体的人口密度与人们的出行方式呈现不同的关系[64],其在城市尺度上对居民的出行影响更为显著,同时也与城市的土地利用布局有一定的关系。对于社区拥有汽车站对老年人社会交往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汽车站虽然能促进居民进行体力活动[65],但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下降,其活动范围较小,进行交通性体力活动有限,很少产生使用汽车站进行远距离出行而发生的社会交往活动。
5 结论老龄健康状况与国家疾病总负担息息相关,从医疗卫生角度的投入是提升老年人身心健康的传统政策,但资金消耗巨大,且有关老年人社会交往和精神心理方面的衰退很难抑制。本研究基于我国2015年“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对老年人社会交往活动水平进行评估,运用多水平回归模型分析影响老年人社会交往活动水平的个体因素及社区建成环境因素。研究发现:①我国老年人社会交往水平与其居住的社区有关,有36%的社会交往差异由老年人所处的社区决定的;②在社区层面,区位较好(距离中心城区较近),社区拥有老年活动中心/站、露天健身器材场地、图书馆/文化站、宗教设施,以及道路质量较好的社区,居住于其中的老年人社会交往活动水平相对较高;③在个体层面,年龄、性别、婚姻状态、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等因素亦对老年人社会交往活动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研究发现证实了社区建成环境要素会对老年人社会交往活动水平产生影响,在老龄化社会的背景下,深入理解社区建成环境对老年人社会交往活动的影响对于建设老龄友好型宜居环境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社区环境的营造理应成为干预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关注重点。首先,政府及城市规划相关部门应重视社区建成环境的顶层设计,建设安全、舒适、便捷的社区环境;其次,合理布局社区周边公共服务设施和生活休闲设施,在步行可及范围内,注重老年活动中心、露天健身场地、宗教设施、图书馆/文化站的建设;最后,创造安全舒适的步行环境,改善社区步行道设施,增加老年人的主动出行,对提高老年人的社会交往和促进身心健康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社区建设应关注老年人群体的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建成环境的优化改善。
致谢: 感谢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为本研究提供的问卷数据和便利的工作条件。[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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