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指出“健康不平等”是一种“由社会产生的、可调节的、系统性的不公平现象”,使其产生的主要因素包括人群成长、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以及可以获得的健康支撑系统[1]。“健康公平”一方面包含了健康资源在城市范围内实现均好的覆盖和可达[2];另一方面也包含了针对弱势群体的政策倾斜,使得每个人具有相同的机会达到自身的健康状态[3-5]。我国将建设“健康中国”作为国策,在2016年颁布的《健康中国2030纲要》和《健康中国行动计划(2019—2030)》中均将“基本实现健康公平”作为战略目标之一。在此背景下,非常有必要针对健康公平开展深入研究,明确我国城市的健康公平程度,探讨实现健康公平的机制和政策。在众多影响健康公平的因素中,城市建成环境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公共服务设施、市政基础设施、慢行系统和绿地等;而老年人这一弱势群体的健康状况更易受到建成环境的影响[6-8]。因此本文聚焦服务老年人的社区养老设施,以上海中心城区为例,采用公平性测度方法探讨其空间分布,辨析针对老年人群的健康公平性。
本文所指的社区养老设施是在社区内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护、休闲娱乐和民政支持等服务的养老设施[9-11]。养老设施包括机构养老设施(敬老院、老年福利院等)和社区养老设施(日间照护机构、社区老年人助餐服务点等)[10, 11]。不同于机构养老设施,社区养老设施的空间布局灵活性较弱,需要接近老年人群体、在社区内设置,其空间可达性对老年人的生活品质影响显著[12]。我国绝大多数老人(90%以上)仍选择在熟悉的环境中养老[13-15],因而针对社区养老设施的健康公平研究将为“养老设施专项规划”提供实证基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分布的公平性研究多以设施可达性作为指标,分析其空间分布的均等程度[16-21]。Ottensmann认为城市公共服务按提供服务的方式可分成三类:不依赖于固定设施的公共服务、通过基础设施网络提供的公共服务以及在固定地点提供的公共服务[16]。其中,在固定地点提供的公共服务需要重点考虑居民前往设施的可达性。机构养老设施和社区养老设施均为提供公共服务设施的固定地点。已有研究多针对机构养老设施展开,发现其空间分布集中,呈现出中心城区高、郊区低的特点[22-27]。社区养老设施的现有研究主要通过两步搜索、潜能模型等方法进行可达性分析,明确了其空间可达性的差异,但暂未采用针对公平性的测度方法[28-30]。同时,目前研究多分析单一类型设施(例如助餐服务点)的可达性[28],而社区养老设施的类型日益丰富,例如上海新增了“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和“长者照护之家”,在空间布局原则和标准方面均有待深入探讨[31]。因此非常有必要针对多种社区养老设施开展空间分布公平性测度研究。
在公平性的测度方面,已有研究主要采用的测度方法包括:基于地均资源供应量的“地域公平”测度、基于人均资源供应量的“社会公平”测度和基于LISA(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分析公共资源对弱势群体倾斜的测度[2, 4, 19, 32, 33]。唐子来和顾姝认为收入和公共资源内涵具有相似性,采用基尼系数和洛伦兹曲线,对上海中心城区绿地服务覆盖面积以街道/镇行政边界范围内的人均可达性进行了测度,反映空间布局的整体公平性[4]。Talen等提出LISA揭示公共设施可达性与社会经济特征之间的空间关联格局,识别影响公共设施公平性的社会经济因素,并应用到公园分布公平性分析中[19, 32]。随后该方法多用于分析判断公共设施可达性分布是否有利于特定的社会群体,例如Xiao等以居委会为空间单元,运用LISA分析了上海中心城区绿地的可达性与弱势群体分布之间的空间关联格局[33]。因此,本研究结合老年人口分布情况,计算不同社区养老设施可达性的基尼系数并绘制洛伦兹曲线,并采用LISA分析识别显著供需失衡区域,反映社区养老资源分布的健康公平性,以期推进健康公平理念下的定量分析,为养老设施专项规划提供实证研究基础。
2 研究数据与分析方法 2.1 研究数据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上海市民政局官网和上海养老服务平台网站,包括2019年共3541个上海社区养老设施的名称和地址。具体类型包括:综合为老服务中心、长者照护之家、日间照护机构、社区老年人助餐服务点和社区老年活动室(表 1)。根据相关政策,每种类型的设施在定位和功能方面有所区分。在服务半径的设定上,日间照护机构、社区老年人助餐服务点和社区老年活动室在相关政策文件中具有明确的要求,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和长者照护之家则根据其定位和功能进行设定。
针对健康公平理念,本研究以居委会为分析单元,以社区养老设施的可达性为核心指标,采用基尼系数和LISA两种分析方法,测度其空间分布的公平性。其中,居委会的社区养老设施可达性指标值利用缓冲区创建服务覆盖范围,通过累加计算得到,即每个居委会内各个设施的服务覆盖范围在居委会边界范围内叠加的面积,为该居委会各类社区服务设施的可达性指标值。
研究首先运用基尼系数和洛伦兹曲线对各类社区养老设施的可达性指标值进行分析,判断其公平性中的空间分布均好性。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1) |
其中,Rk为空间分析单元内老年人口数(60岁以上人口数)的累积比例;Sk为社区养老设施可达性变量;k为第k个空间分析单元的编号,即第k个居委会。
洛伦兹曲线是由累积人口百分比和对应的累积设施可达性百分比绘制而成,可用以比较和分析资源分配的不公平程度。在社区养老设施的分析中,可纳入老年人口比例,进而分析健康公平对弱势群体的倾斜情况。
其次采用LISA对社区养老设施可达性与老年人口比例进行双变量分析。分析的主要目的是识别出社区养老设施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空间关联格局,包括设施可达性与老年人口比例的异常值分布和空间非稳定性(spatial non-stationarity)[32, 33]。LISA计算公式如下:
(2) |
其中,Zi和Zj表示设施空间分析单元i和j的设施可达性和老年人口比例的均值偏差,Wij表示空间分析单元i和j的邻近关系。
运用LISA分析可得到分析单元内社区养老设施可达性与老年人口比例高或低的显著异常值。与基尼系数和洛伦兹曲线不同,LISA并不是公平性的直接测度方法,但可辨析出设施可达性与老年人口比例显著不匹配的空间单元及其集聚情况,从而提供规划优化或政策修订的依据。
3 社区养老设施空间分布公平性分析本研究基于Python计算了五种社区养老设施的基尼系数,绘制了洛伦兹曲线,得到设施整体的公平性;同时采用地理信息分析软件(GeoDa)进行LISA分析,得到设施可达性和人口空间匹配的显著异常值,辨析其空间分布的公平性。
3.1 社区养老设施整体公平性分析以居委会为空间单元计算基尼系数,得到上海市中心城区社区养老设施的总体基尼系数为0.49,各类社区养老设施的基尼系数不同,但均高于0.4(表 2、图 1)。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规定的基尼系数等级,基尼系数在0.4—0.59之间为“分配差距较大”。综合为老服务中心(0.62)、长者照护之家(0.68)、日间照护机构(0.71)、社区老年人助餐服务点(0.67)高于0.6,处于“分配差异悬殊”的等级。其中需要往返的日间照护机构的基尼系数最高,因而属于城市专项规划和住区规划中需要重点考虑平衡和增补的社区养老设施。社区老年活动室纳入计算的服务半径最小,但基尼系数最低(0.49),说明其空间分布的均衡性高于其他社区养老设施。同时,根据上海市中心城区公共绿地和社区体育设施的相关研究成果,以设施服务覆盖面积为可达性表征,计算得到城市公共绿地和社区体育设施整体布局的基尼系数均为0.29左右[2, 4],远低于上海市中心城区社区养老设施整体布局的基尼系数0.49。这说明城市公共绿地和社区体育设施的公平性均高于社区养老设施。虽然上海呈现明显老龄化趋势,并编制了相应的养老设施规划,但社区空间资源未对老年人群这一弱势群体明显倾斜。
同时,基于洛伦兹曲线可见,60%的老年人在不足20%的综合为老服务中心所覆盖的服务范围内,10%的长者照护之家服务覆盖范围内,6%的日间照护机构服务覆盖范围内,不足20%助餐服务点的服务覆盖范围内,以及25%的社区老年活动室服务覆盖范围内。总体而言,上海市中心城区60%的老年人在仅25%的社区养老设施整体服务覆盖之下,存在健康不公平性。
3.2 社区养老设施空间公平性分析研究运用GeoDa软件对社区养老设施可达性和老年人口比例进行双变量LISA分析,得到四类存在显著局部异质性的区域:“高需—高配(High-High,HH)区域”表示老年人口比重与养老设施可达性指标值均显著高于周围的地区;“低需—低配(Low-Low,LL)区域”表示老年人口比重和养老设施可达性指标值均低的地区,这两者可认定为基本合理匹配的空间区域;“低需—高配(Low-High,LH)区域”则表示老年人口比重低但养老设施可达性指标值高的地区,说明规划配置超前;“高需—低配(HighLow,HL)区域”表示老年人口比重高但是养老设施可达性指标值低的地区,是城市发展和规划中需要调整和补充的重点地区。
针对社区养老设施整体的LISA分析显示,在上海市中心城区2703个居委会中有135个居委会存在社区养老设施整体的“高需—低配”情况,主要集聚分布在杨浦区北部的开鲁新村、市光新村,虹口区的北外滩地区,以及浦东的金桥新村、上钢新村等地区(图 2)。针对不同类型社区养老设施的LISA分析显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共有225个居委会存在高需求—低配置情况(图 3);社区老年人助餐点有245个高需低配的居委会(图 4);日间照料机构有269个高需低配的居委会(图 5);社区老年活动室则存在127个高需低配的居委会,数量最少(图 6)。这些设施的高需低配空间集聚区域基本与社区养老设施整体情况相似。而352个居委会存在长者照护之家的高需求—低配置情况,集聚区域有所扩大(图 7)。
在识别出的高需—低配区域中,开鲁新村、市光新村和上钢新村均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因市政重大工程动迁而新建的大型居住区,老龄化程度较高(例如开鲁新村60岁以上的老年人超过30%),故而呈现出高需求—低配置的特征。金桥新村区域为九十年代在金桥加工区周边开发的商业小区,其高需低配的特征反映了当时居住区开发标准在养老设施方面考虑的不足。虹口区北外滩地区呈现高需低配特征的原因则是由于近年城市更新项目造成的功能置换,其功能已由居住区转变为商务商业区,而本研究采用的老年人口数据仍来源于城市更新项目前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长者照护之家、日间照护机构和社区老年人助餐服务点在中心区多个老龄化程度高的居委会存在短缺、分布零星、空间聚集范围不大等问题。对于社区养老设施可达性显著低同时老年人口比例显著高的区域,需要进一步甄别后,在城市总体规划、养老设施专项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中进行增补。
3.3 社区养老设施分布的空间公平性成因探讨基于基尼系数和LISA分析可见,上海社区养老设施的基尼系数普遍较高,不同设施之间存在差异,高需低配的空间单元和集聚区域相对集中。形成当前上海市中心城区社区养老设施空间分布的公平性情况的原因,可从社区养老设施配置的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定位和功能、设置时长和设置方式。
在定位和功能方面,老年人对社区老年活动室的使用频率较高,需要往返于设施和居住地之间,因此规范和规划中要求的服务半径最小(300m)。按照这一服务半径设置的社区老年活动室空间分布的均衡程度在所有社区养老设施中最好。长者照护之家主要对自理程度较差的老年人进行集中照护,不需要老年人日常往返于设施和居住地之间,虽已按照社区养老设施的最大服务半径(1000m)计算其可达性,但分析结果仍然揭示了其较大的空间分布差异。
在设置时长方面,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和长者照护之家是2015年以来新设置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类型;日间照护机构在《上海市养老设施布局专项规划(2013—2020年)》颁布实施后才开始加速建设,因而这三者的基尼系数高且存在高需低配问题的空间单元较多。同时,上海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大规模新建的小区是社区养老设施供需的主要缺口地区,一部分原因在于其开发时期的养老设施规范和要求较低,例如在居住区千人指标中仅有养老院和老年活动场站的要求;另一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小区开发较早,通常是老龄化程度高的住区,加剧了高需低配的集聚。
在设置方式方面,老年活动室一般不需要单独配置城市用地,通常采用和居委会、社区活动中心结合布置的方式,而长者照护之家由于主要提供集中照护服务,需要配置独立的城市用地,其空间需求往往难以在人口稠密的中心城区得到落实。上海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基本为城区和街道配置,养老设施布局专项规划的编制和颁布推进了养老服务设施的细化,但其设置标准主要按千人指标(40 m2/千人)设定,难以体现不同设施在空间配置上的不同要求。
综上可见,上海中心城区公共服务资源分配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均衡,并且这种不公平在特定地域呈现出集聚的特征。国内学者对上海中心城区公共绿地、社区体育设施等方面的研究也得出类似规律[2, 4, 5, 33]。但相比较而言,社区养老设施资源的分布不均衡程度明显高于公共绿地、社区体育设施等其他公共设施[2, 4, 5];说明空间资源对于老年人群的倾斜有待加强。各类社区养老设施空间分布存在明显不均衡且程度不同,其成因与各类设施的定位和功能、设置时长和设置方式相关,有待从多个方面改善,提高针对老年人群的空间资源配置,实现健康公平性。
4 结论本研究以上海市中心区为例,采用基尼系数和洛伦兹曲线分析了整体和各类社区养老设施的配置公平性,LISA则提供了辨别显著高需求—低配置空间单元及其集聚性的空间分析工具,并揭示了存在配置不公平的空间区域。本文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上海市中心城区整体社区养老设施空间布局基尼系数高于0.4,其60%的老年人在仅25%的社区养老设施整体服务覆盖之下,空间资源分配差距大,存在健康不公平性;第二,各类养老设施因其在定位和功能、设置的时长和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当前不同的基尼系数表现,其中社区老年活动室公平性最高,而日间照护机构的公平性最低;第三,基于LISA分析得到的空间匹配格局可见,各类设施的显著高需低配空间集聚基本相似,其中长者照护之家的高需低配供需失衡区最多,亟待优化调整。
在理论和方法层面,本研究采用特定空间范围内不同公共设施的定量分析来深化关于健康公平研究的分析维度。在健康公平第一层面,即健康资源的覆盖和可达方面,研究基于规范和设施属性,明确了不同社区养老设施的服务半径,计算了以服务覆盖面积为表征的可达性;在健康公平的第二层面,即公共资源配置对特定弱势群体的倾斜方面,研究纳入弱势人群分布数据,明确了整体和不同设施的空间配置公平性和存在显著缺失的集聚区域。同时,本研究采用了LISA分析这一以地域为基础的研究方法(area-based approach),有利于将健康资源分布不均等与特定的人群类型和地域特征联系起来,可识别出存在健康资源显著缺失的区域,为决策和有效缓解健康不公平性提供实证依据。
在政策建议方面,本研究选取的社区养老设施是影响老年人健康状况的重要城市健康资源。滞后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配置不仅直接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同时还会进一步固化老年人群的弱势地位,造成更大的不公平。现有的养老设施专项规划中的设施标准以较大空间范围内(城区或街道)的千人指标为表征,要求过于简单。本研究建议细化不同社区养老设施的设置标准,根据设施的定位和功能设定服务半径,在居委会或15分钟社区生活圈这一更小尺度的空间范围内进行指标核算。同时建议将可测度不同设施整体布局公平性的基尼系数、识别显著高需求—低配置空间单元的LISA分析纳入到专项规划的现状分析中,以明确和比较多种设施布局的健康公平程度,并可针对高需低配区域进行规划调整,从而引导空间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实现健康公平这一战略目标。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首先,研究采用缓冲区衡量设施可达性,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建成环境中路网密度、交通安全性等其他影响可达性的空间要素。其次,受数据局限,各个居委会的老年人口比例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计算,而养老设施数据为2019年最新数据,两者的时空匹配存在误差,特别是在更新改造快速的区域(例如杨浦区北外滩地区)。最后,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针对各类社区养老设施的整体不公平性和显著失衡空间的形成原因,有待关于具体案例的纵向研究并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社区养老设施空间可达的公平性在老龄化社会背景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未来研究可进一步优化数据和公平性测度方法,并对不公平设施布局的成因进行政策、机制和历史性原因的辨析。
注释:
① 各类社区养老设施的定位和功能基于《关于加强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上海市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工作指引》、《“长者照护之家”试点工作方案》、《上海市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护机构管理办法》、《关于鼓励社区设立老年人助餐服务点的通知》、《关于加强社区老年活动室管理的意见(试行)》整理。
② 根据该设施综合功能中的日间照护机构、助餐服务点的服务半径要求设定。
③ 根据《上海市养老设施布局专项规划(2013-2020年)》规定社区养老设施服务半径不大于1000m设定。
④ 服务半径来源于《上海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试行)》相关要求。
⑤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规定的基尼系数等级: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分配处于绝对平均的水平;基尼系数在0.2—0.29之间,表示分配比较平均;在0.3—0.39之间表示分配相对合理;在0.4—0.59之间则表示分配差距较大;基尼系数在0.6以上表示分配差距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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