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养老问题日益受到重视。身心健康是老年人的第一需求，也是他们维持良好生活质量的重要保障。在以家庭养老模式为主的情况下，中国老年人开始更加积极地关注自身的健康状况和生命质量，并主动追求多种形式的健康与养生服务来维持身心健康，以减少对紧缺医疗的需求和减轻子女的负担。近年来，国内退休老年群体出于追求身心健康的动机，向环境、气候、景观更好的地方迁移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这类旅游移民被称之为“候鸟老人”，即像候鸟般季节性往返于家乡与迁入地。例如，被称为“东北人第二故乡”的海南省三亚市凭借其独特的气候与环境，每年冬季吸引30—40万的“候鸟老人”^①。由于对医疗设施及社会支持网络的需求偏好，这类环境指向型退休迁移主要迁入自然环境和景观良好的沿海二、三线城市^[1]。

季节性退休迁移是当前旅游移民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已有研究关注季节性退休迁移的动机、特征、演变、在目的的适应情况及对目的地的影响等^[2-5]。尽管追求身心健康是季节性退休迁移者的核心驱动力^[2]，但是退休迁移者在迁入地如何提升其身心健康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迁入地的自然环境与生态景观是促进候鸟老人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6]，其中绿色空间发挥着重要作用^[7]。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绿色空间暴露对成年人、青少年和儿童的身心健康具有积极的影响^[8-13]，但较少研究关注老年群体的绿色空间暴露情况，对候鸟老人的关注更少。事实上，绿色空间对于提升老年人身心健康同样具有重要意义^[7]，需要被更多的学者关注。一方面，老年人群体日常活动的行为特征明显有别于年轻人群体^[14]，他们既可能因无工作约束在城市休闲空间频繁移动，又可能因身体条件制约长居于社区内，从而形成差异化的绿色空间使用情况；另一方面，候鸟老人的身份介于居民与游客之间，居住环境的变化将改变候鸟老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网络^[15]，使其在迁入地的日常行为特征和体验不同于居民群体^[6]。因此，他们在迁入地的绿色空间暴露情况与身心健康感受具有独特性^[16]，值得进一步探究。

现有研究对绿色空间暴露的测量较多基于静态空间的视角，即对绿色空间的地理尺度主要界定为居住社区所属的行政区，然而人们的日常活动并不局限于居住地周边，这种静态的测量方法不能体现不同个体对绿色空间的实际使用情况。Kwan提出“基于人的暴露测量法”（peoplebased exposure measures）^[17]以及“不确定的地理背景问题”（uncertain geographic context problem）^{[18, 19]}，逐渐推动了基于个体日常活动的环境暴露测量与分析，较多应用于基于行为的社会空间分异研究、环境污染暴露对健康的负面影响^[20]等，较少涉及从个体活动视角考量环境暴露对健康的积极影响。

基于此，本研究将从个体日常时空行为的视角出发，关注候鸟老人的绿色空间暴露与身心健康，以期为候鸟型目的地的城市建设及绿色空间规划提供相应的科学支撑。具体而言，本文将重点讨论：候鸟老人群体在迁入地的日常活动有何时空特征？他们在迁入地的绿色空间暴露情况呈现什么特征？以及候鸟老人的绿色空间暴露与其身心健康有何关系？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在分析候鸟老人时空活动模式的基础上，尝试测算候鸟老人绿色空间暴露，探讨候鸟老人绿色空间暴露与身心健康的关系，并运用“康复性流动”的概念对此进行解释^[21]。“康复性流动”从个体流动出发，为定性阐释流动、地方和积极健康体验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理论视角^[21]，可应用于本文从个体日常行为的视角解释绿色空间与健康的关系。

2 文献回顾 2.1 绿色空间暴露与身心健康

绿色空间是一个常用的概括术语，用于描述荒野和城市环境中的自然区域，如公园、花园和森林等^[22-24]。根据中国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具体情况，国内学者认为城市绿色空间是指“城市里唯一的自然或半自然的土地利用状态”，包括公园、廊道、自然保护区、私人住宅的前后院、待人工利用的绿地等^[25]。城市绿色空间在社会、环境、生态和经济等方面都具有重要功能，在近十年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大量关注^[25]。国内学者对城市绿色空间的研究主要包括生态系统服务评价、规划与开发、旅游与游憩利用这三个方面^[26]。而国外学者对城市绿色空间的研究已经开始探讨城市绿色空间对人类福祉的重大意义，包括对增加体力活动、促进社会交往、提升身心健康和幸福感等方面的重要意义^{[25, 26]}。

现有研究表明绿色空间暴露对休闲性体力活动和心理健康有积极作用。多数研究从宏观区域层面探讨居民健康与居住街区绿色空间比例的关系，如Beyer等的研究发现绿色空间比例较高的街区，其居民抑郁、焦虑和压力等心理健康问题的症状比例较低^[9]；Van den Berg等的研究基于荷兰全国范围的数据，揭示了在居住社区3km半径范围内绿色空间数量越多，居民自我感知的心理健康程度越高，且在经历压力性生活事件时受到的影响更小^[10]；Pietilä等的研究结果显示绿色空间的可达性与户外休闲性体力活动及自我健康感知存在正相关关系^[27]；陈曦和冯建喜对南京的研究也表明靠近城市中心但又距其有一定距离的城市绿色空间具有正向的健康效应^[28]。也有少部分研究从微观个体的角度出发，关注个体对绿色空间的实际使用情况与身心健康的关系^[29]，这些研究表明：绿色空间暴露时间与体力活动程度和心理健康存在相关性^{[8, 30]}；访问绿色空间的频率与积极情绪存在正相关性^[12]、与压力感知存在负相关性^{[31, 32]}。

绿色空间影响身心健康的途径与机制也得到了学者的关注，部分定量研究揭示了这些途径与机制包括绿色空间有助于缓解压力、恢复注意力、促进更多的户外体力活动、提供宁静和沉思的环境、呼吸新鲜空气、远离噪音、开展社会交往等^{[27, 33-35]}。Finlay等人的质性研究基于康复性景观的理论揭示了城市绿色空间对老年人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三个方面的作用，结果表明：从身体健康层面而言，绿色空间有利于老年群体有更多的户外体力活动、享受新鲜空气，从而消除身体疲劳；从心理和精神健康层面而言，绿色空间缓解了老年人的心理压力，使其获得精神恢复和心情愉悦的感受；从社会交往层面而言，绿色空间为多代人间及同龄人间的社会互动提供了空间^[7]。

关于绿色空间暴露和身心健康关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但仍然需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推进。第一，从个体日常活动的微观视角看待绿色空间暴露，挑战了传统的基于地方的静态研究视角，成为新的研究方向和趋势，能更好地反应个体真实的绿色空间暴露量。因此，本文将延续和推进从个体日常活动看待绿色空间暴露的视角，获取受访者对绿色空间暴露的实际使用情况。第二，现有研究关注的人群对象的主要是居民，且从年龄段而言，主要是成年人、青少年和儿童，对老年群体的关注十分少。候鸟老人作为一类老龄的非常住居民，其日常活动特征和身心健康体验具有独特性，可以进一步丰富现有研究。

2.2 老年人的日常行为特征

目前，国外已有研究致力于描述老年人的日常行为特征，并与中青年群体做比较，主要包括出行频率、出行距离、出行交通工具、出行动机等。总体而言，相较于年轻人，老年人外出活动的倾向下降^[36]，每日出行频率、距离和时间都较小^[14]。相较于过去，老年人已经变得更具流动性，其外出流动模式也越来越多样化。

国内学者对老年人日常活动的研究揭示了部分城市或地区的老年居民日常行为的时空特征及对周边绿色空间的使用情况。一系列对北京老年人的研究表明：老年人休闲持续时间长，以在家中休闲为主，其次是在居住区附近，休闲活动空间范围十分局限，多集中在离自家0.5 km或1 km的内部社区^{[37, 38]}；从2000到2010年，北京老年人的户外休闲时间增加，散步、跳舞、唱歌、健身操等适合公园休闲的活动得到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的喜爱^[39]；相比社区绿地，老年人更喜欢步行去开放式公园进行休闲活动，居住地靠近城市公园的老人，每天在公园的活动时间通常要超过1小时^{[37, 39]}。

一些对其他城市老年人日常行为的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例如，南京老年人户外活动空间存在社区差异，但整体而言老年人户外活动距离受到约束，单次出行距离较短^{[40, 41]}；广州市老年人的活动空间面积相比工作人群的日常活动空间面积有较明显的缩小，但其活动场所并不局限于居住地周边^[42]。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健康状态的下降，老年人的日常活动空间呈现向外拓展、逐渐向社区及周边收缩、局限于家及住所附近三个阶段的变化^[43]。尽管这些研究描述了老年人日常活动的时空规律时，但尚未着重关注老年人在日常活动中的绿色空间暴露，且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居民群体，较少关注“候鸟”群体。候鸟老人在迁入地的日常活动不同于当地居民^[44]，一些对迁移至三亚的候鸟老人的质性研究表明候鸟对当地文化缺乏兴趣，但相对于本地居民，他们更积极参与有助于健康的户外休闲活动，这些活动多发生在城市公园、河岸或沿海等公共绿色空间^{[6, 45]}。

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1 研究区域

沿海二、三线城市是中国季节性退休迁移的主要迁入地^[1]，也是中国老龄人口的集聚分布区^[46]。在应对本地人口快速老龄化与外来老年群体季节性流入产生的公共空间缺乏、服务设施不足、宜居环境恶化等问题时，城市空间发展面临诸多的挑战。因此，地理空间视角下的沿海候鸟迁入型城市的老龄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珠海作为珠三角中海洋面积最大、海岸线最长的城市，冬季气候温暖、自然环境优越，吸引了全国大量候鸟老人来此过冬，是典型的候鸟迁入型滨海城市^②。

本文选取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的海怡湾畔小区作为研究区域，它在珠海市的位置如图 1所示，处于城市中心的近郊区。海怡湾畔小区在珠海是一个中高档门禁社区，居住人群多为非珠海本地人，候鸟老人较多。该小区生活配套成熟，绿化率较高，达50%左右，周边3 km范围内主要的城市绿色空间包括唐家共乐园、后环公园、唐乐社区文体公园、珠海中山公园、中山大学珠海校区。海怡湾畔小区内的重要绿色空间以及社区周边重要的城市绿色空间如图 2所示。

3.2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包括GPS轨迹数据、问卷数据、访谈数据、珠海市路网数据以及遥感影像数据等。其中GPS轨迹数据、问卷数据和访谈数据来源于2017年9月至2018年6月期间针对海怡湾畔小区开展的《珠海市老年人日常流动与身心健康调查》。本次调查分为两个阶段，面向海怡湾畔小区55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体。第一阶段为2017年9月期间，对海怡湾畔小区的老年人群体进行深度访谈，了解他们的日常活动与行为规律、居住体验、社会交往、身心健康感受等方面的内容，共获得21个访谈样本，其中候鸟老人的样本数为10个。第二阶段是从2017年10月—2018年6月，随机抽样调查获得老年人群体连续48h（包含工作和休息日两天）的GPS精准行为轨迹和活动日志、身心健康感受等数据。具体而言，调查团队每周四去小区给老年人发放GPS，周日回收GPS，收集工作日（周五）和休息日（周六）连续48小时的精准行为轨迹（每30秒定位1次）。并且，在回收GPS时，请被调查者填写问卷。问卷内容包括两天活动日志、身心健康感受、人口统计学特征、家庭成员构成等。部分老年人群体在自行填写纸质问卷方面存在一定的难度，采用调查员辅助填写的方式完成，即调查团队成员读出问卷中的问题，将被调查者的口头回答填写在问卷上。

该调查在海怡湾畔小区共获得73个有效样本，由于本文主要关注季节性退休迁移群体，因此从原数据中剔除了1个本地老年居民的个体样本，最终本文的有效样本数为72个。表 1展示了样本的基本属性，可以看到该候鸟老人样本中，男性28名，女性44名，女性占比较多；56—64岁年龄段和65—74岁年龄段候鸟老人较多，分别占比54.2%和44.4%；72.2%的候鸟老人在珠海购置了房产，27.8%的候鸟老人则为租房居住。

3.3 研究方法

在绿色空间暴露测度方面，本文运用行为的环境暴露测量方法^{[17, 20]}，将城市公共公园、海边沙滩、私人花园以及两侧都有植被、湖泊或池塘的人行道等视为绿色空间，基于谷歌遥感影像数据（2019年），在Arc GIS10.5中绘制珠海市香洲区的绿色空间矢量多边形数据，将候鸟老人GPS精准轨迹点数据与绿色空间多边形进行叠加分析，计算候鸟老人一天24小时之内暴露在绿色空间的时长，将其作为当天的绿色暴露值。为了刻画候鸟老人的时空活动路径，利用STPath时空分析插件实现候鸟老人日常活动时空行为的三维可视化^[47]。

在身心健康指标方面，本文借鉴Chi等、Sato等和Lin的研究，将身心健康分为三个维度^[48-50]：第一个维度是受访者对自我身体健康状态的感知，第二个维度是受访者近一个月之内的情绪体验，第三个维度是受访者的生活满意度。身体健康感知共有三道题，分别为“我感觉我身体很健康”、“最近我感觉身体舒服”、“我的身体健康状态可以支持我进行社交活动（如拜访亲友等）”。利用李克特五分量表进行评价：1表示非常不同意以上说法，5表示非常同意。情绪体验共有五道问题，分别为幸福的情绪、高兴的情绪、兴奋的情绪、热情的情绪、积极的情绪；生活满意度的测量也包含五道问题，分别为“就很多方面而言，我的生活接近理想状态”、“我的生活状态非常好”、“大体而言，我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获得了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东西”、“我可以按目前的状态一直生活下去，几乎不需要变化”，两者均采用李克特五分量表进行评价。

4 研究发现 4.1 候鸟老人日常活动的时空特征

利用活动日志和GPS数据对72位候鸟老人的日常时间分配进行描述性统计（表 2）。一方面，候鸟老人工作日在家外活动的总时间平均约为4小时，单次家外活动的平均时间约为1.5小时；休息日在家外活动的总时间平均约为4.5小时，单次家外活动的平均时间接近2小时。另一方面，候鸟老人群体单次家外活动时间和一天家外活动总时间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可见候鸟老人在日常时间分配方面有较高的异质性。以一天24 h为横轴，以单位时间内在家外活动的候鸟老人占总人数的比重为纵轴，汇总被调查候鸟老人群体的日常时间分布特征（图 3和图 4）。可以发现工作日早上9:00—11:00时段、下午16:00—18:00时段和晚上19: 00—21:00时段是候鸟老人家外活动的高峰时段，休息日候鸟老人的家外活动的高峰活动时间与工作日基本一致，其微小的差别在于休息日下午的高峰时段为15:00—17:00，且休息日下午12:00—15:00活动的人数明显高于工作日。

在日常活动空间方面，居住社区是候鸟老人核心的家外活动场所。在72位被调查样本中，工作日和休息日家外活动空间范围仅局限在居住社区的分别有41人和33人（表 2），可见约50%左右候鸟老人的活动空间范围有限，活动场所类型单一，居住社区是其核心的家外活动场所。工作日家外活动空间在居住社区之外的活动次数占当天家外活动总次数的27.6%，而休息日该比例约为38.5%，可见候鸟老人大部分家外活动都发生在居住社区，而休息日“走出”社区的可能性更大。

候鸟老人的时空活动路径采用三维可视化形式，X轴与Y轴代表候鸟老人的活动地点坐标，Z轴代表时间。图 5反映了候鸟老人工作日和休息日的日常活动时空路径。结果显示老年人一天外出次数较多，但单次出行时间短，多为0.5小时至1.5小时，且出行距离近，活动轨迹主要位于以家为中心的1.5 km范围之内，户外活动主要发生在社区公共空间，其次为唐家湾中心街区。此外，尽管候鸟老人已经退休，无工作的制约，但是其工作日和休息的日常活动时空轨迹仍存在明显的差异。总体而言，候鸟老人在工作日的活动范围较局限，围绕居住社区展开，且多次往返家，而他们在休息日会开展一些长距离的出行活动，如去往市内中心城区购物和就餐、市内公共公园休闲及当日往返的跨市旅游活动等。候鸟老人在休息日的活动空间范围明显大于工作日的活动空间范围，且单次出行的持续时间长，多为上午十点或十一点左右外出，下午四点或五点左右返家。

4.2 候鸟老人日常活动的绿色空间暴露

本文利用绿色空间与被调查者行为轨迹的叠加分析，计算了候鸟老人每天的绿色空间暴露值。结果显示，多数候鸟老人每天的绿色暴露时间集中在50分钟—200分钟之间。通过对样本绿色空间暴露时间的描述性统计可以发现，候鸟老人工作日的绿色空间暴露平均值为146.833分钟，大于休息日的绿色空间暴露平均值124.847分钟。为了检验两者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本文对候鸟老人的工作日和休息日绿色暴露时间进行了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 3所示，两者在在95%的置信区间上存在显著差异。

由于候鸟老人工作日和休息日的绿色空间暴露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本文采取以下公式测算单个样本的日均绿色暴露时间：日均绿色暴露时间=（工作日绿色暴露时间*5+ 休息日暴露*2）/7。表 4对候鸟老人的日均绿色暴露时间进行了描述性统计，最小值为13.43分钟，最大值为430.29分钟，平均值为140.55分钟，标准差为89.07分钟。

在绿色暴露空间方面，连续48小时内，候鸟老人的绿色暴露仅发生在小区内的有61人，暴露在城市公共空间（如公园、沙滩等）的仅有11人。可以发现候鸟老人对城市公共绿色空间的使用率较低，社区绿色空间是老年人绿色暴露的核心场所。图 6a反映了日均绿色暴露时间在平均值140.55分钟以下的42位候鸟老人的时空路径，图 6b反映了日均绿色暴露时间在平均值140.55分钟以上的30位候鸟老人的时空路径。结果表明候鸟老人日常长距离的出行并不意味着绿色空间暴露度高，原因在于长距离出行的目的可能并非户外休闲活动，而是购物、买菜、就医等维持生存性活动。在这些活动中，绿色空间暴露非常有限。相反，候鸟老人以散步、跳舞、晨练、钓鱼等休闲活动为目的的户外出行多发生在绿色空间，主要场所是社区公共空间，其次是城市公园与海边。这类户外休闲流动有效地增加了候鸟老人的绿色暴露。总体而言，居住社区绿化率高，在社区公共空间活动时间长，是候鸟老人绿色空间暴露度高的重要原因。

4.3 基于绿色空间暴露的身心健康差异分析

对比日均绿色暴露时间在平均值140.55分钟以下的候鸟老人和日均绿色暴露时间在平均值以上的候鸟老人的身心健康差异，结果如表 5所示。相比绿色暴露日均时间较短的候鸟老人，绿色暴露日均时间较长的候鸟在身心健康的三个维度——身体健康感知、情绪体验和生活满意度方面的自我评分平均值都较高，且这种差异在95%的置信区间内显著，这表明绿色暴露时间与候鸟老人的身心健康存在相关的联系。本文进一步考虑不同类型的绿色空间暴露是否与候鸟老人的身心健康有关。根据样本在连续48小时内到访的绿色空间，将样本分成仅暴露在居住小区/社区绿色空间的群体和暴露在城市公共绿色空间的群体，比较两组候鸟老人群体的身心健康差异。结果如表 6所示，仅暴露在居住社区绿色空间的候鸟老人的情绪体验和生活满意度的平均评分都低于绿色暴露包括城市绿色公共空间的候鸟老人，但这种差异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而且这两类人群对自我健康感知的评分十分接近，几乎无差异，这表明居住社区绿色空间对候鸟老人身心健康的作用并不亚于城市公共绿色空间。因此对于候鸟老人而言，居住社区的自然环境十分重要。

总体而言，候鸟老人的绿色空间暴露时间与身心健康存在相关关系，绿色空间暴露时间长的候鸟老人对自我身心健康的积极感知较高，本文运用“康复性流动”的概念对此进行解释^[21]。康复性流动在康复性景观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传统康复性景观理论将地方视为静态的空间，认为地方的物质环境、社会环境、符号景观和人类感知共同促成了有助于提升健康的氛围^[51]。社会科学的“流动性转向”使得学者开始从流动性的视角揭示地方或空间与健康的关系，提出了“康复性流动”的概念，认为个体通过时空移动建立起与空间的联系，并对身心健康有着重要影响，其中活动、社会交往和流动情境在联系空间与健康的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1]，这一概念近年来被较多研究接受和应用^{[6, 52, 53]}。本文聚焦于绿色空间，从个体时空行为的视角出发，结合对候鸟老人的深度访谈资料，从康复性流动三个维度阐释个体日常活动中绿色空间暴露情况对候鸟老人身心健康的作用机制（图 7）。

在活动方面，绿色空间为候鸟老人的丰富休闲活动提供了舒适的场所，促进了他们更多的户外体力活动，有利于身体健康和心情愉悦。受访候鸟老人提到休闲健身活动是他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们几乎每天早晨或（和）傍晚都会开展散步、跳舞、游泳、打太极等有助于身体健康的休闲体力活动。相比于室内，他们更倾向于在室外绿色空间开展，认为这样可以享受早晚的习习凉风、呼吸新鲜空气、亲近大自然，有助于身体恢复活力和思绪放空，以达到全身心的放松。一位78岁的女性候鸟老人是典型代表，她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清晨和傍晚都会出来遛狗0.5小时至1小时左右，上午闲暇时也会在社区内散步一个多小时，下午则在小区的游泳池游泳一个小时。她认为自己每天能够开展高频的休闲体力活动，得益于社区较高的绿化程度，小区绿色环境使她感觉身体得到锻炼、心情更舒畅，也获得了“绿树红花”的视觉审美体验。

在社会交往方面，绿色空间是候鸟老人集体活动（如跳舞、打太极、做体操、打拳等）的主要空间，一方面轻松休闲的氛围有助于临时社会交往的发生，使候鸟老人获得瞬间有人陪伴和融入集体的感受以及愉悦、积极的情绪体验，不容易感受到枯燥、单调、孤单和抑郁等负面情绪。另一方面，经常暴露在绿色空间参与集体活动，也有助于培养候鸟老人建立相对稳固的社会关系和异地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提升候鸟老人在迁入地的归属感、深层次的情感体验和生活满意度。以一位66岁的女性候鸟老人为例，她每天晚上7点半左右都去小区的公共小广场跳舞，通过跳舞，她结识了小区一些本地居民和外来候鸟老人，并和其中部分候鸟老人建立起较深的社会交往，让她感觉在珠海收获了友谊，对珠海有了归属感。绿色空间为她提供了一个开展社会互动、扩展社会网络的场所。

在流动的情境方面，候鸟老人远离家乡，在空间上短暂地与家乡的亲人朋友分离，在情感联结上造成一定的缺失，这是他们季节性迁移付出的成本。而他们在迁入地珠海，则希望通过更多地利用和享受自然环境，获得更好的身心健康，来弥补为季节性迁移所付出的隐性成本。在绿色空间开展活动和社会互动，是他们在迁入地主动维持和提升身心健康的重要手段和日常实践。其次，由于被调查的海怡湾畔小区位于珠海市郊区地段，离中心城区体量较大的公共公园较远，老人群体的日常流动主要集中在居住社区，对绿色空间的利用也主要来源于社区内绿色空间。一位63岁的来自吉林省长春市的男性候鸟老人的经历和看法代表了多数受访老人的流动情境，他之所以选择冬季迁移至珠海，主要是由于长春冬天气温低，极端天气多，户外活动受到限制，慢性疾病容易发作，而珠海冬季气候温暖，空气质量好，十分宜居。他认为远离家乡来到珠海，付出了很多金钱和精力，舍弃了子孙后代的陪伴，在珠海就要实现最初迁移的目的——好好利用自然环境，维持自己的身心健康。他最初选择居住在海怡湾畔也是由于小区绿化环境较好，不用去城市公园，就能享受自然环境。冬季在小区绿色空间散步、打太极、呼吸新鲜空气、亲近自然，让他对在珠海的生活感到满足。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海怡湾畔社区的候鸟老人为样本，分析了候鸟老人日常活动的时空行为模式，并从时空活动的视角测算了候鸟老人个体的绿色空间暴露，探究了绿色空间暴露与他们身心健康的关系，并从康复性流动的视角对此进行了解释。

研究发现：第一，与年轻人和旅游者相比，候鸟老人活动的时空模式有所不同，他们的日常活动空间相对较小，一天外出次数较多，但单次出时间短。候鸟老人工作日和休息日的日常活动时空模式存在差异，长距离活动多发生在休息日。第二，居住社区绿化率和在社区公共空间活动时长，是决定候鸟老人绿色空间暴露度的主要因素。第三，候鸟老人的绿色空间暴露与身心健康有一定的关系，日均绿色暴露时间较高的候鸟老人的身心健康自我评分明显高于日均绿色暴露时间较低的候鸟老人。从康复性流动的三个维度而言，在活动方面，候鸟老人散步、跑步、游泳等休闲体力活动多发生在绿色空间，活动强度低，但频率高，有助于维持身体活力和放松心情；在社会交往方面，绿色空间既促进了候鸟短暂社会交往的发生，也有助于稳固社会关系的培养；在流动情境方面，候鸟老人远离家乡，对时间和空间使用的自主选择性更强，绿色视野暴露也是他们主动追求身心健康的日常实践。

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进了城市社会地理和健康地理研究。一方面，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强，很难严格划分居民和游客群体，人们越来越多的居住于两个及以上的城市，成为“类游客”群体^{[3, 54-56]}。这些群体既是城市的主人，也是城市的客人，对城市公共空间及公共资源合理分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以候鸟老人为代表的季节性迁移为例，剖析其日常行为与活动空间的规律，增强了对城市居民与城市游客的理论认识。另一方面，绿色空间的使用及与身心健康的关系研究，应当建立在空间真正使用的测量与分析上，打破仅考虑居住空间绿化的研究局限^{[10, 57, 58]}。本文利用日常行为跟踪数据分析个体对城市绿色空间的实际使用情况，挖掘了工作日与休息日差异及个体差异，验证了其对身心健康的积极作用，并讨论了社区绿色空间与公共绿色空间在促进作用上的差异。

本文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限于调研条件，本文仅选择单个城市的单个社区开展调查，样本规模相对有限。基于两期调查的对比，现阶段基本实现了信息饱和。未来在新调查设计中应考虑多个旅游移民城市的对比及城市内部不同空间区位社区的对比。其次，现有绿色暴露测量采用GPS跟踪数据，空间精度为10米，未实现绿色视野的精准测量，这将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注释：

① 资料来源：南海网http://hainan.sina.com.cn/news/hnyw/2016-01-13/detail-ifxnkkux1220282.shtml。

② 资料来源：哈尔滨新闻网http://news.my399.com/local/content/201911/21/content_252531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