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①的相关思想^[1-3]被越来越多地引入到国际城市研究领域，促使产生了赛博格城市化（cyborg urbanization）^[4-12]、混合城市（hybrid city）^{[6-8, 10, 13]}、城市政治生态学（urban political ecology）^{[9, 14, 15]}、集合城市主义（assemblage urbanism）^[16-18]等新的城市分析框架，用以揭示当代城市中人类与非人类的复杂交织关系。

在进一步阐述后人类主义城市思想之前，需要首先对“后人类主义”做一定的说明。虽然存在着诸多定义，但是后人类主义的核心是对以“人类”为中心的传统人本主义（humanism）的批判。传统人本主义认为，人具有完全理性、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是社会行动的中心，社会变迁的根源，可作用于自然，超脱于自然^[19]。而后人类主义认为，人类的所谓能动性都是通过其他要素（包括非人类要素）的支持才能实现。因此，就人的本质而言，并不存在“纯粹”的人类^[20]。同时，后人类主义在方法论上与后结构主义、尤其是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一脉相承，强调人或事物的不纯粹性（impurity）或混杂性（hybridity）^{[1, 3, 13, 20]}、以及互联性（interconnectivity）或关联性（relationality）^{[2, 3, 21]}。当然，一些学者例如Whatmore认为，“posthuman”的说法过于强调“超脱于人类”，容易使人忽视研究的对象应是人类与非人类的共同体。因此，她更倾向于使用“more-than-human”的说法^[22]。但是，考虑到“morethan-human”的提法仍主要是在地理学科内，影响力有一定的局限，本文仍旧采用“post-human”即“后人类主义”的说法。

受到后人类主义思想的影响，赛博格城市化、混合城市、城市政治生态学、集合城市主义等后人类城市思想认为，传统的基于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的城市理论要么只关注人类社会，要么将人类与非人类因素绝对割裂看待，要么只运用宏大的社会结构变量解释社会的变化（例如新马克思主义），忽视了城市过程的多源能动性和复杂性。因此，研究者需要将城市中的人或事物重新定义为人类与非人类要素的“混杂体”（hybrids）^{[7, 8, 13]}，将城市的存在和演化理解为人类与非人类要素相互建构和杂化的时空过程。

在我国城市研究领域，尚没有学者对这些城市理论作过系统介绍，也未就其应用价值、前景和方向进行深入探讨。然而从现实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也伴随着社会与科学技术、自然环境的深度整合与重塑。一方面，200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城市处于全球城市建设与信息科技创新的前沿，科技和新型基础设施对于中国城市区域的发展影响深远，并成为这一时期城市与区域研究的重要议题，如新兴移动信息技术^{[24, 25]}和高速铁路网等新型交通技术^{[26, 27]}对城市区域空间重构的推动，以及电子商务发展带来的村镇革命等^[28-30]。另一方面，中国城市也面临着生态环境的异化^[31]、自然灾害^[32]，以及信息技术的应用所带来的社会分化与紧张的威胁。2019年底以来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疫情，再次体现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依存与相互制约的紧张关系，而在此情形下，科学技术也被赋予了新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意义。有鉴于此，传统的基于人类社会单维逻辑的研究框架，已经难以充分理解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与演化的复杂性，迫切需要我们探索新的理论与方法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问题。本文将在梳理当下后人类城市思想相关概念与方法的基础上，探讨它们在中国城市研究中应用的可能性、主要方向及重要价值，以期为中国城市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城市发展中科技、自然与人文复杂关系变迁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后人类城市研究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是后人类主义思想，尤其是Donna Haraway的赛博格（cyborg）理论、Deleuze-Guattari的块茎（rhizome）理论、Bruno Latour等人的科技与社会研究以及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下文简称ANT）。此外，后人类主义城市思想还受到关联性地理学（relational geography）和关联性空间（relational space）等概念的影响。

（1） Haraway的赛博格理论

就词源而言，赛博格的英文词cyborg实际上是取自两个英文词cybernetic（神经机械学的，控制论的）和organism（有机体）的合成词，泛指人与机器的融合体，最早来自于1960年代两名美国科学家的一篇论文^[33]。在这篇论文中，作者设想如何在太空中通过外置机械扩展宇航员的行动能力，并运用cyborg一词指代“有外置扩展（装置）但是能够作为一个整体稳态系统、通过直觉运行的组织复合体”^②。

在1980年代，美国女性主义学者Haraway重新定义了赛博格一词，并借此对20世纪以来的二元方法论进行激烈批判^[1]。在“A cyborg manifesto”一文中，她阐明了20世纪以来人类世界的三大概念边界——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有机体（人—动物）与机器之间的界限、以及物质性与精神意识之间的界限——已经消融，而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将挑战现有的二元论，如自我—他者、思想—身体、文化—自然、男—女、现实—表象等，并且在世界范围内重组社会关系与“自我”（personal self）。Haraway赛博格思想的核心是后结构认识论，但是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建立新的政治实现方式。她认为，传统二元边界的消融，意味着新的共通点——或者引用Haraway的语言——类缘（affinity）——的发现与建立；在此基础上，人们可以打破传统男女性别政治的藩篱，建立新的女权主义政治联盟与运动。

从方法论上来说，由Haraway构建并发扬壮大的赛博格思想有两个重要的核心概念，即混杂性（hybridity）与非传统性（unconventionality），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当摒弃传统的结构性二元论，我们就能够看到事物的复杂性与多元性，而基于这些复杂性与多元性，我们可以打破既有的知识边界，发展新的认识论。这些思想在后人类城市研究中都得到体现^{[6, 7, 10]}。

（2） Deleuze-Guattari的块茎理论

在《A Thousand Plateaus》一书的第一章，法国学者Deleuze和Guattari较为充分地阐释了块茎理论^[2]。总体而言，他们试图通过“块茎”的意象来颠覆传统的基于“树”（tree）或者“根”（root）意象的认识论。块茎在地面上呈现为一丛丛相互靠近但似乎毫无关联的植物，然而在地下却是一个整体。这种强调“去中心性”、“去等级性”和“关联性”的植物意象与强调“中心性”、“根源性”和“等级性”的树意象和根意象形成鲜明的对比。Deleuze和Guattari认为，世界万物都是一丛丛块茎，他们彼此之间相互关联，虽然这些联系在某些情境下并不明朗或可见。在这一章中，Deleuze和Guattari还总结说明了块茎思想的六大原则，分别是：①联结（connection）；②异质性（heterogeneity）；③多重性（multiplicity），这是类似于Haraway的混杂性的概念；④无意指性的裂变（asignifying rupture），即块茎可以出现裂变，这些裂变可能会导致科层化、领域化或者系谱化，但是这些结构性的产生都是基于特定选择的暂时结果，无法长期存在。随着时间变化，块茎仍会恢复到去中心、去等级的动态自组织状态；⑤制图学（cartography），意在描绘事物共生共演开放地图的一种方法，它区别于传统的“追踪法”（tracing）研究方法，因为追踪法只聚焦于某一个事物追根溯源；⑥贴花转印法（decalcomania），这就是说，虽然追踪法容易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但是我们如果将追踪过程置于某个地图上，就可以将传统的宏大叙事或结构性理论重新连接到块茎世界，消除其结构主义的倾向。

在某种程度上，块茎的意象受到自然科学中动态系统理论，尤其是复杂自组织系统理论的影响，因为基于这种理论，系统的整体变化并非是由一个主导性或者超脱性的要素——例如宗教中的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资本积累逻辑——推动的，而是由系统内各异质性要素的相互关联共同作用而实现的。这种异质性要素自组织的动态开放系统也被称作一个集合（assemblage）。在社会、语言、文化、政治经济领域，这样的动态开放的集合就体现为物质和思想越来越不受规制的流动和碰撞，而这正是当代全球化信息社会的新常态^[34-37]。

（3） Latour等的科技与社会研究以及行动者—网络理论

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科技与社会研究（science，technologies，and society或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缩写都是STS）旨在探索科技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即社会、政治和文化如何影响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以及后者如何反过来影响前者^[38-40]。关于科学技术如何形塑社会文化，国内外学者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探索，涉及到的科技种类包括计算机编程^[41]、因特网^[34-36]、沥青路面^[42]、汽车^[43]、农业技术^[44]、路灯^[45]等。在基础设施领域，德国文化理论家、历史学家Schivelbusch在《The Railway Journey: The Industrialisation of Time and Spa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一书中深入探讨了随着铁路旅行的兴起和普遍化，人们对空间、时间、自主性、速度和风险的看法和体验如何逐渐转变，以及在此过程中社会文化与铁路技术如何交织在一起，共同塑造了19世纪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与人文景观^[46]。

关于社会文化如何塑造科学技术，法国哲学家、STS研究的重要理论家Latour的《Science in Action》一书是该领域的经典著作^[38]。Latour认为，为了推动“科学进步”，科学家们首先需要“制作”一个学术黑箱（black-box），并且通过特定的实验设计（该过程涉及各种人力及非人类的介质）佐证自己的“发现”。此外，科学家们还需要通过各种学术研究之外的社会文化实践，努力扩大自己的政治、经济以及学术影响力。Latour认为，科学技术的产生很多时候是基于各种异质性力量，即人与非人类因素（例如实验人员与实验器皿与材料）的非必然结合，因此他主张使用actant来替代传统社会学常用的actor一词，以此强调非人因素的能动性及其介质（mediation）和转译（translation）的功能。

简单来说，ANT理论是以上观点的集合与升华^[38]。作为一套基于网络概念的后结构主义方法论，ANT理论的主要观点有：①考虑非人因素的能动性；②反对以“深层次”的结构性来解释社会现象；③强调通过对各种关系（associations）的描述来解释社会现象。因此，ANT对科技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与科技决定论形成鲜明对比，它认为应该将科技的产生与影响理解为通过各种人与非人要素的关联而“成为”（becoming）的过程^[47]。

针对城市研究的议题，ANT领域的另外一位核心理论家John Law认为，城市研究应该关注科技是如何以各种方式嵌入城市的日常活动中，并在此过程中与人类社会形成各式各样的相互依存关系的^[47]。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既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也存在与人与非人要素之间，脆弱且易变。正是基于这些相互依存关系，城市才得以存在和发展。

因为赛博格城市化、混杂城市、城市政治生态学、集合城市主义等后人类城市思想是根植于人文地理学尤其是城市地理学领域的，因此也受到人文地理学中关联性地理学和关联性空间概念的影响。所谓关联性地理学，是强调传统认知框架下看起来似乎没有关联的事物或现象之间实际上相互影响、相互构建的人文地理学研究视角^[48]。关联性地理学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地理学界自身对于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之间割裂关系的反思，以及探索时间和空间融合研究的结果。针对前者，英国地理学家Doreen Massey等学者提出，要综合性地研究自然与人文地理过程，实现自然地理分析与人文地理研究的互补互构^[49]。针对后者，关联性地理学认为，需要突破地理学或历史学的学科藩篱，整体地研究时间过程与空间过程^[49-52]。

关联性地理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关联性空间。在《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一书中，批判性地理学家Harvey区分了三种空间认知方式，分别是绝对空间（absolute space）、相对空间（relative space）和关联性空间（relational space），分别对应着事物的绝对空间存在（例如一个地点）、事物的相对空间关系（例如两个城市之间的相对距离）和事物的内涵空间关系（例如一部手机凝结了全球尺度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由多个尺度、多个地方构成的生产网络）^[51]。法国思想家Lefebvre提出的社会空间（social space）也是一种关联性空间的概念，因为在空间生产的过程中实则蕴涵着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53]。另外，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研究的兴起以及西方地理学界对Lefebvre的“尺度”（scale）理论的深入解读，空间尺度的概念也从先前的“全球—国家”或“全球—地方”的二分法阐释转向强调尺度的关联性、流动性^[54]。例如英国地理学家Eric Swyngedouw曾提出，城市中流动的水实际上是一个社会—自然混杂体，而这种新的认知角度意味着城市研究的尺度既不只是本地的也不只是全球的，而是应该贯穿多个空间尺度，因为“水”的生产正是这样的多尺度的社会—自然过程^[7]。

总结而言，上述关联性地理学的视角分别源自地理学学科的自省以及新马克思主义在地理学内的空间化。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关联性地理学又从后人类主义中获得了新的启发。例如，受块茎理论^[2]以及ANT理论的影响，多位城市领域的著名学者例如Amin和Thrift认为，传统的基于特定尺度、结构或者秩序的城市研究已经无法充分理解当代城市的复杂性——城市研究需要新的研究框架^[55]。在新的框架下，城市应被理解为由一系列的运动（movement）与互动（interaction）过程、以及无数个分散的节点与网络构成的复杂体系^{[55, 56]}。

在城市研究领域，Jacobs总结了当前国际城市研究中关联性思维主导下的两大研究议题^[57]：①政策流动性研究（policy mobility studies），关注城市发展与转型的相关思想和政策在国家、城市间的流动（也参见Roy的“世界化”（worlding）概念^[58]）；②另一个则受到后人类主义影响，以集合城市主义（assemblage urbanism）为代表，强调城市的事件或过程是来自不同空间与尺度的“异质元素关联的内在效应”^{[17, 18, 59]}。

总体而言，关联性地理学对城市研究的影响在于构建了一个基于动态网络、强调复杂性和混沌的时空概念与分析框架。

在1996年，Swyngedouw发表了题为“The city as a hybrid: On nature, society and cyborg urbanization”的论文^[7]，推动了后人类思想在城市研究中的应用。在此文中，Swyngedouw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生态学中的“社会—自然”（social nature）概念^{[60, 61]}与Haraway^[1]的赛博格以及Latour^[3]的准客体（quasi-objects）概念相结合，提出城市研究应该将城市化理解为社会与自然深度交织融合的过程，并以一杯水为例，提出水不但具有自然物质性，同时还具有社会经济性和文化象征性（包括水的生产与消费背后的复杂关系），这三大特性同时存在、相互依存或冲突，因而不可割裂而论。

在上述文章中，Swyngedouw的主要理论根基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生态学，后人类主义思想的影响并不十分明显。在其2006年出版的《The City》一书中^[6]，英国地理学家Hubbard延续了Swyngedouw对于赛博格城市和混合城市的思考，并更加深入地探讨了后人类思想在城市研究领域的渗透与延伸（见第四章“The Hybrid City”）。Hubbard引用了诸多前人研究，包括Haraway的赛博格概念、Latour等人的ANT理论^[3]，来说明城市发展虽然是人类努力制服、驯化野性自然的过程，但城市社会其实无法与自然完全割裂。在同一章，Hubbard也论述了重新理解科技与社会变迁、日常生活之间有机关系的重要性。需要指出的是，按照ANT理论的分析框架，科技并不是作为某个独立要素在“推动”城市的变迁，而只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的行动者—网络或社会—科技集合（socio-technical assemblage）中的一部分。

上述两篇文献是早期运用后人类思想解读城市的重要文献，它们启发了大量的基于后人类思想的城市研究。概括而言，后人类主义城市思想体现为以下四大理论：赛博格城市化^{[4, 5, 7-12]}、混合城市^{[7, 8, 10, 13]}、城市政治生态学^{[9, 14, 15]}、集合城市主义^{[17, 18, 59]}，下文将分别详细论述。

Swyngedouw在1996年发表的文献运用了赛博格的概念强调自然与社会的一体性。与Swyngedouw不同，英国城市研究学者Gandy更关注的是科技对个体以及城市的影响^[5]。他认为，需要将城市基础设施设想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生命支撑系统”，因为正是这些基础设施将人与庞大的科技网络连在一起。以“住所”为例，住所就像是赛博格身体的复杂外骨骼，为居住者提供水、光和温暖。与之类似，美国城市历史学家Mumford认为，人类城市发展到现代，离不开随时间层层累积的大规模现代科技系统，这些科技系统（如电力网络、下水管网等）已经被“常规化”了，它们为现代城市生活提供不可或缺的支撑，却隐藏在人眼所见之外，成为“看不见的城市”^[62]。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美国学者Mitchell认为^[4]，随着电子通信和移动电话的普遍应用，这些日常科技将会成为人类社会新的“外骨骼”。类似的思考，促生了一系列关于城市基础设施的赛博格分析（虽然有些文献并未使用赛博格的概念）。学者Graham和Marvin关注的就是这些看不见、被忽视的城市性——基础设施^[63]。他们认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深化，原本由公共部门开发和维护的城市基础设施网络逐渐市场化和私有化，造成了城市中愈益深重的社会空间碎片化，对地方政治、文化和社会产生了一系列深远影响。这两位学者对城市基础设施与社会公平之间关系的分析框架，即所谓“碎片城市性”（splintering urbanism），启发了一系列后续研究^[64-66]。但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基础设施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全球统一趋势，而需要“因地而论”^{[67, 68]}。还有一些学者，如McLean对西雅图、慕尼黑、谢菲尔德三座城市的实证研究，则观察到了“反碎片化”的发展趋势^[69]。当然，这三座城市基础设施整合的方式和机制各不相同：在西雅图，整合是渐进式的，在日常技术管理中逐渐实现；在慕尼黑，整合通过一系列城市内部推行的制度创新而实现；在谢菲尔德，整合则大多停留在计划层面，政府期望通过协调私人企业的投资来实现基础设施整合，但缺乏相应的权力命令后者配合。

除了基础设施研究，赛博格城市化的分析框架还被应用在城市景观演化的历史研究中。例如，Ascensão运用赛博格理论，描绘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到近几年间，里斯本周边一个非正规社区（informal settlement）的变迁，以及在此过程中社会性（身为移民与贫民的社区居民）与物质性（社区居民搭建的棚屋）的生产与再生产的交织演化关系^[70]。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关注的是景观的文化性与物质性之间的融合或冲突。这些研究通常也与城市政治生态学以及基础设施研究相关^[66]。

城市主体性的变化、尤其是科技对人体的改造以及城市日常生活的影响，也是赛博格城市化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例如，美国学者de Souza e Silva认为，随着各类移动技术愈加流行且跟城市日常生活深度整合，物质空间与信息空间的界限日渐消弭，城市变成了混合空间；所谓的混合空间，具有三重意义，即连接空间、移动空间、社会空间（connected spaces，mobile spaces，and social spaces）^[71]。英国学者Shaw进一步指出，随着信息空间与物质空间的深度融合，城市的主体性将会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和不稳定^[72]。

需要说明的是，赛博格城市的概念与国内学术界较为熟悉的赛博（或译作塞伯）城市（cyber city）概念存在根本上的区别。在国际学术界，赛博城市的概念主要是在上世纪90年代信息社会和全球化兴起的背景下提出的，Castells的《The Information Age》三部曲为赛博城市研究的标志性著作^[34-36]。赛博城市关注的是因特网、信息流等对城市或区域社会经济和空间组织的影响^{[73, 74]}，以及如何通过技术更好地建设赛博城市^[75]，其中后者可算是智慧城市研究的雏形。与之相比，赛博格城市关注的不只是城市与信息网络技术之间的关系，而是涵括各类科学技术和环境要素的非人因素和城市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总体而言，赛博格城市比赛博城市的研究对象更加多元，研究的议题更加宽广。

所谓“混合城市”，是指受到混合本体论（hybrid ontology），尤其是受后人类主义思想流派影响的城市研究框架。Swyngedouw和Hubbard两位学者的研究都明确提出过“混合城市”的概念，强调了社会与自然、科技与人文之间的混合、混杂性^{[6, 7]}。下面Swyngedouw的这段话很好地概括了混合城市的观点：

“……城市是一个各种过程交织的网络，这些过程既是人类的也是自然的，既是真实的也是虚构的，既是机械的也是有机生命的。城市里没有什么‘纯粹的’社会或自然……城市发展过程中那些不断增加的事物——Donna Haraway将之称为‘赛博格’或者‘捣蛋鬼’（tricksters），而Bruno Latour称之为‘准客体’；这些事物是媒介——它们具象化并联通着社会与自然，将无数的逸出与阈限空间（transgressions and liminal spaces）编织成网”^[7]。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混合城市与赛博格城市的概念几乎重叠。从出现的时间点上来说，混合城市、赛博格城市及城市政治生态学等概念几乎同时出现在Swyngedouw在1996年发表的论文中。但混合城市与赛博格城市还是存在明显差异的，主要体现在：混合城市概念的实际使用范围更广，既可以指人与科技的混合，如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语境下信息技术与物质空间的混合^[76]，也可以指社会与自然的混合^[6]，还可以指不同文化的混合，如寓意文化交汇的国际性大都市^[77]，以及社会经济制度转型过程中新旧制度的混合^[78]。就此而言，混合城市的概念使用更加宽泛，其理论意涵也更不明确或严谨。

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的关注点非常清晰——社会与自然之间的混杂、辩证关系，其主要目的是刻画、解读当代城市中的环境政治以及可持续政治^{[14, 79, 80]}。根据其理论出发点的不同，城市政治生态学可粗略分为两大流派。其中一个流派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生态学，通过“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和“城市权利”（the right to the city）等概念^{[53, 81]}，解释资本主义社会中围绕生态环境生发的各种矛盾与迷思，厘清不同社会族群如何通过多种方式嵌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社会—自然关系如何重构^[82]。这一理论流派的主要研究议题有二：首先，为了实现持续的资本积累，自然环境是如何被占用和商品化的^[60]；其次，特定的社会—环境关系是在何种政治框架下建构的，或特定社会—环境关系的建构过程折射了怎样的权力关系^{[7, 14]}。此类议题的实证研究较为丰富，例如，Swyngedouw对西班牙的水系生产的历史回顾，揭示了十八世纪末到二十世纪早期水景观、水工程与西班牙社会政治生产之间的紧密关系^[82]。另外一位研究“水系”的著名学者是Gandy。他的《The Fabric of Space: Water, Modernity, and the Urban Imagination》一书刻画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六座世界性大都市（巴黎、柏林、拉各斯、孟买、洛杉矶、伦敦）发展过程中，水体的文化与物质性意义，及水景观的生产与治理同科技、现代性、城市想象之间的复杂关系^[83]。

城市政治生态学的另一大理论流派则是基于后人类主义。这一类研究认为，不应该将自然仅仅看作人类活动的对象或载体，而是要充分考虑自然的能动性^{[14, 84]}。该类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应用“集合”（assemblage）思维来理解多种行为主体（人类的和非人类的）如何参与构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政治活动^{[16-18, 59]}。

对于这两个流派的研究而言，权力与社会正义都是研究的核心问题^{[15, 85]}。不同的是，新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生态学关注生态设施的分布如何与资本主义积累息息相关；而后结构主义城市政治生态学更关心的是，城市生态为何是一个“混合体”，即在城市的日常生活中，人与自然如何互构形成混杂的人类—非人类要素的权力网络，以及特定的城市主体（例如政府、资本或者其他社会群体）如何通过将城市“混合体”的问题降维或简化而实现特定的政治意图。

综上所述，城市政治生态学与赛博格城市思想的差异比较明确——前者的理论核心是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而在后者的理论框架中，科技要素也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一环。

与混合城市、城市政治生态学相比，集合城市主义是一个相对新近的概念^[86]。Ong和Collier使用这一概念来强调“异质性、偶然性、不稳定性、局部性和情景性”（heterogeneous，contingent，unstable，partial and situated）^[87]。受Deleuze和Guattari的影响^[2]，McFarlane^[17]使用该术语传递“不确定性、出现、成为、过程性、动荡和现象的社会物质性”（indeterminacy，emergence，becoming，processuality，turbulence and the sociomateriality of phenomena）等涵义。McCann及其合作者则使用这个术语来描述城市发展策略在世界范围内的时空移动^[88]。Rodgers等人总结了“集合”的三重涵义：首先，城市不应被视为单一空间尺度的有界空间实体，而应被视作是来自更广泛空间的关系或连接聚汇的节点；其次，城市不是一成不变的静态结果，而是在不断演化或变异的；第三，城市包括人类与非人类生物、技术、基础设施以及主体和客体之间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89]。这样的认识框架是有其政治意义的，Murdoch和Marsden认为，在此框架下，有权力的人不再仅仅是那些手握政治实权的人，而是那些能够引导或强迫人或事物建立连接进而构成城市行动者—网络的人^[90]。

与赛博格城市相同，集合城市的概念也强调混杂性与非传统性的方法论，同时更加凸显动态性，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更好地描述城市发展演变的“过程性”（processuality）。但是，也有学者指出，集合城市主义提倡的平面网络概念，或许会让学术写作陷入无穷尽叙述的陷阱——描述万物却不明是非^{[61, 91]}。因此，我们需要特别注意行动者—网络内的不均衡以及研究叙事的结构性^{[91, 92]}。

通过文献计量分析，可以较好的展示后人类城市思想上述四个理论框架的发展轨迹。首先，按照表 1所列的方法，考虑多种关键词的可能性，在Scopus数据库里分别搜索得出赛博格城市化、混合城市、城市政治生态学、集合城市主义相关的英文文献（包括期刊和书籍章节）。然后，阅读每篇文章的题目与摘要，去除不相关或者关联度较小的论文，即可筛选出相关理论框架下的文献。最终，对应赛博格城市化、混合城市、城市政治生态学、集合城市主义的关键词，分别得出32篇、111篇、250篇、74篇研究论文（表 1）^③。

表 1(Tab. 1

表 1 相关主题文献搜索筛选方式与结果 Tab.1 The Methods of Searching and Filtering Literature and the Number of Generated Articles

表 1 相关主题文献搜索筛选方式与结果 Tab.1 The Methods of Searching and Filtering Literature and the Number of Generated Articles

分析所得的文献可以看出，虽然赛博格城市是较早出现的后人类城市概念^[7]，但是其后续发展相对乏力（图 1），相关文献的总量在四个框架中居于末尾。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一些替代分析框架的出现，例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城市政治生态学框架。

图 1(Fig. 1)

图 1 后人类城市研究四大理论的文献发表数量变化 Fig.1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n the Four Post-Human Urban Theories by Year

从21世纪初第一篇明确采用该理论为主题的文献发表以来，在经过一段低位平稳期后，城市政治生态学研究从2011年开始有大量的文献面世，体现了近十年来国际学术界对于城市中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生态问题的政治性等议题的日益关注。混合城市的概念出现也比较早，与赛博格城市的概念同期，但是一方面因为其概念界定过于宽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城市政治生态学的强势崛起，基于混合城市概念的研究在一定时间内维持在低位，近期才有小幅度的增加。相比之下，集合城市主义是较为新近的概念，首篇相关文献发表于2009年。但是随着后人类主义思想在城市研究领域的影响日渐扩大，作为直接采用后人类主义概念“assemblage”的研究框架，集合城市主义研究在近几年也保持了相对较高的热度。

就高引用文献的分布而言，四个后人类城市理论框架都有几篇超高引用率的文献（表 2）。这些高引文献以理论总结与构建为主，实证研究的成分较少。需要注意的是，英国学者Swyngedouw单独或参与写作了9篇高引文献中的5篇，体现了其在后人类主义城市研究中的巨大影响力。

表 2(Tab. 2

表 2 后人类城市思想的高引文献（被引次数超过200次） Tab.2 Top Cited Post-Humanist Articles and Book Chapters (Being Cited More than 200 Times)

表 2 后人类城市思想的高引文献（被引次数超过200次） Tab.2 Top Cited Post-Humanist Articles and Book Chapters (Being Cited More than 200 Times)

在《Urban Utopia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一书中，城市历史学家Robert Fishman曾发问：“什么是20世纪的理想城市？”他答道：“最能体现现代科技的力量和美丽、最能体现开明的社会正义思想的城市”^[93]。进入到21世纪，Fishman的问答仍不过时。随着各类互联网科技、物联网科技的发展，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时空互动方式正在经历系统性的转变，旧的社会物质关系正在瓦解，新的社会物质秩序正在形成。这样的转变过程不但与物质环境、物质流通息息相关，更是科技发展、自然生态及其所处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正如Hubbard所言，“未来的建筑师和城市设计师们要规划的生活形态将（与现在）大不相同”^[6]。因此，如何重新认知未来城市转型，深度思考社会、科技与自然在城市中的融合与冲突的关系，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城市的演化与发展逻辑，将是当前以及将来城市研究的核心任务之一。

在中国的语境下，探讨社会、科技与自然之间的复杂动态关系尤其重要，并有着特殊的时代意义。首先，中国的城市区域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大规模新技术应用的试验场，如智慧城市技术、生态城市技术、移动网络技术（移动支付、网约车、外卖平台、直播平台等）、巨型基础设施技术（如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地下综合管廊等），其技术推行范围之广、节奏之快、影响之深远都是绝无仅有的，而对于新技术的产生、嵌入社会的方式、以及重塑城市的物质性、社会性和主体性的过程，我们尚缺乏足够的认识。与此同时，中国城市的快速扩张也引致地方、区域乃至全球尺度上环境要素和物质流（例如空气、水、食物、能源、垃圾等）的剧烈重组。更加重要的是，不论是城市生活的技术化，还是城市化过程中社会—自然关系的重塑，都伴随着各类社会冲突与不均等，例如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受到新技术的冲击，特定技术推行过程中不同社会群体得到的效益不均衡等问题，这都需要学者们深入的探索与理解。

后人类城市思想为更加全面、深刻地认知城市的复杂转变过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总体而言，后人类城市研究认为城市中的人或事物都是由社会、科技、自然要素构成的混合物或复合体^{[7, 70, 83]}。其次，所有的城市混合物都处于一个有机关联的时空框架之下。简而言之，在某时某地的人或事物必然是跟过去的历史以及其他地方或者其他空间尺度上的过程有着密切的关联，这意味着关于后人类主义城市的分析必然要采用历史—地理相融合的分析方法^[49]。除此以外，后人类城市思想的研究方法还有以下三大特点：①关注人类或非人类要素之间的动态链接关系与过程，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各种权力关系与政治格局；②在关注各种链接关系的时候，关注非人行动体（non-human actants）的能动性，不论是某项技术（例如移动支付）、技术的某种物质载体（例如手机），还是物质环境的某种要素（例如垃圾）；③研究事物演化的过程及其中的历史性时刻，强调特定时空情境下复杂逻辑关系的生成与演化。

当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正如某些学者指出，后人类主义过于强调异质要素的流动链接，可能导致平本体论（flat ontology）和无政府主义认识论（anarchistic epistemology）^{[61, 91]}。正如Harvey所说，将所有东西都简化为无差别的通量是十分危险的^[51]。Gandy也认为，过于强调城市空间的流动性，将使得人们容易忽视那些固着在特定地方的资本和人类经验，而这些资本和人类经验，往往是全球城市系统中的特定节点——不同等级的全球城市——在世界文化与经济生产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主要原因^[5]。因此，后人类城市研究必须明确，构成“集合”的各种要素是“如何相关联的”，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如何不平衡的^{[91, 92]}。目前比较明确的是，中国城市是强政府体制，在城市“集合”或“行动者—网络”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在建构链接、控制链接等方面更具权力。另外，城市地方政府往往在考量经济效益和短期效益而缺乏对社会影响和长期效应评估的条件下，快速地推动最新科技的应用和物质环境的改造，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中国城市中社会、科技和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

就国内的城市研究而言，中国的快速城市化以及在此过程中社会、科技、自然要素的激烈碰撞可以为后人类城市研究提供大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案例。因此，本文认为，中国城市的研究可以适当借鉴后人类城市思想的相关概念或方法，探索解决中国的城市问题，并为国际城市研究贡献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与经验^[94]。具体可以考虑以下的研究方向：①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人类与非人类要素的互动关系以及中国特色生态文明观的日常实践；②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社会、制度、经济、科技、自然环境等要素的互构关系，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并维系人—人、人—物之间链接的方式和存在的问题；③如何理解基础设施的生成及其对城市日常生活与城市运行的影响；④城市健康：如何理解环境、疾病在特定中国城市中与不同人群的互动、互构关系，以及如何在此基础上更好的改善特定人群的城市生活与体验；⑤城市灾害，包括自然灾害、社会灾害或者二者的混杂体（例如近期的新冠疫情）：如何理解在灾害的极端情形下各种人类与非人类要素的链接和互构关系——这些链接或互构关系如何形成、维系或异化，进而重新理解灾害的产生原因、存在形式以及现实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后人类城市研究不仅要根植于地方语境，强调其多维整体论、混杂连接论的研究方法，还要突出实证分析的比较性：我们不但要关注中国内部多样化的城市经验，还需要将中国的经验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进行比较^[94-97]，从而拓展中国叙事的国际意义。

注释：

① 关于post-humanism的翻译问题，作者在CNKI数据库里搜索“主题”包含“post-human”、“posthuman”、“post-humanist”、“posthumanist”、“post-humanism”、“posthumanism”的文章，共得到154篇中文文章（截止到2020年5月8号下午6时），其中20篇文章译作“后人文”，9篇文章译作“后人道”，一篇文章译作“后人类/后人本”，其余124篇文章都译作“后人类”。同时，近来在《地理学报》发表的“西方超越人类的地理学研究进展”一文也将相关的英文概念译为“后人类”^[23]。参考主流的翻译方法，本文也采用“后人类”的译法。

② 本定义的英文原文是：For the exogenously extended organizational complex functioning as an integrated homeostatic system unconsciously, we propose the term 'Cyborg'。

③ 文献搜索日期为2020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