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人口转型，是新时代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命题。我国以往粗放的城镇化注重人口向城市集聚，忽略了流入地移民的城镇化和对流出地乡村的影响^[1]。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旨在从流入地、流出地予以双向化解：一是，强调流动人口彻底城镇化；二是，深入推进乡村人口城镇化。因此，流出地乡村人口转型（即人口在城乡的空间位移和就业结构转变^[2]）的格局与机制如何，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实践命题。既有相关研究偏向探讨人口流动的宏观、中观格局及相应的城镇化策略，偏向探讨流入地流动人口的空间格局与机制，缺乏从微观尺度、全人口类型（外出、常住与外来）的视野透视流出地村庄的人口转型特征和机制。为此，本文以岳阳这一中部地区三（四）线城市的三个典型村庄为例，通过部门资料收集、问卷调查、半结构性访谈等方法获取数据，揭示其人口转型特征；通过对比交叉分析，从自然本底、经济发展、社会服务三个维度揭示成因，据此提出城镇化对策。

“城镇化视角下的人口转型”是我国人口转型研究中的一个分支，沿着城乡人口流动的宏观格局、区域差异以及城镇化策略这一脉络展开：首先，是对刘易斯拐点（即乡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由过剩到短缺的转折点）的宏观探讨。蔡昉分析了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认为劳动力已由过剩转向短缺^[3]；但郭磊磊等发现农村劳动力的实际收益低于农业边际产出，劳动力仍有剩余^[4]；南亮进等推算了东、中、西三大地区的剩余劳动力数量，认为绝大部分地区未到达拐点，且中部剩余劳动力最多^[5]，是人口析出的主源地^[6]。可见，宏观格局下，拐点到达与否，尚无定论。这显示出人口转型的地域差异和针对典型地域深度研究的必要。

一些学者分尺度研究了我国人口转型的地域特征。在全国尺度，中西部地区崛起使流动人口总规模下降，近域流动增强^{[7, 8]}。在地区尺度，中西部流动人口跨省回流增多，呈内陆化态势，中部比西部县内流动更为显著^{[6, 7]}；就流向而言，流动人口除跨省流向东部沿海大城市外，省内则主要流向省会等大城市^[9]。因此，城市尺度的研究多聚焦于沿海和中部大城市，探讨流动人口的时空演化和影响因素^{[10, 11]}。少数学者也在乡镇尺度探究了常住人口特征，揭示了地形、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影响^{[12, 13]}。总体而言，这些宏、中观尺度的研究，多聚焦人口流入地，以流动或常住某类人群为研究对象，探究其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但随着人口回流、县内流动的增强，对人口吸纳能力较弱的中部人口流出地及该类地区村庄人口转型的全貌特征、驱动因素的研究显得格外不足。

此外，学者们对城镇化的主导层级提出了策略。辜胜阻等认为，推进大中小城市均衡发展能破解半城镇化难题^[14]；李晓江等发现县级单元较市辖区而言，人口增量更多，因此应重点推进县级城镇化^[8]；刘盛和等将城镇化细分为“镇化”和“城化”，发现镇化更为显著，认为应形成村镇化与城镇化的双轮驱动^[15]。这些研究丰富了城镇化策略的分尺度探讨，但忽略了分地域应对：不对中部流出地等典型地域开展深度研究，将难以提出针对性的城镇化措施。

综上，既有研究有三点不足：第一，主要关注流入地的流动人口特征，对中部等流出地的乡村人口转型鲜少涉及；第二，未深入到村庄这一微观尺度，多以县（市）为单元，最多到乡镇，忽略了村庄是劳动力的供给源，则难以反映村庄人口转型的真实面貌；第三，多偏向研究某类人群，以流动人口居多，缺乏对村庄各类人群转型特征和成因的全面揭示。为此，本文探讨三个研究问题以作弥补：中部流出地乡村人口转型特征如何？是否因村庄与人群类型而异？有哪些主要成因？

岳阳市位于湖南省东北角，市域面积15019.20 km²，辖六县市、四区（图 1）；2019年的GDP为3780.41亿元，是湖南仅次于长沙的第二经济强市；市域人口577.13万，城镇人口341.66万，城镇化率59.20%，是我国三（四）线城市的典型代表。此外，岳阳涵盖平原、丘陵、山地等多样自然条件，囊括不同自然本底的村庄。

图 1(Fig. 1)

图 1 案例地区位图 Fig.1 Location of Three Cases of Villages

2010—2018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分析显示，中部地区农民工的时空分布与东、西部不同（表 1）：①2010年，中、西部农民工主要流向省外，为50.90%、44.94%，而东部以镇内为主。②中、西部地区人口回流显著，区别于相对稳定的东部。省外比例大幅下降，达10.13%、10.50%；镇内大幅上升，为6.38%、9.48%；镇外省内小幅增长。③2018年，中部省外占比仍在三大地区中最高（40.77%），镇外省内最低（26.51%），镇内介于东、西部之间；东部镇内、镇外省内比例都最高，达54.68%和37.52%；西部则呈镇外省内、省外相当，镇内稍低的均衡格局。

表 1(Tab. 1

表 1 我国东、中、西部不同就业地的农民工占比（%） Tab.1 Ratios of Rural Migrants by Destinations in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

表 1 我国东、中、西部不同就业地的农民工占比（%） Tab.1 Ratios of Rural Migrants by Destinations in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

岳阳市与中部地区总体特征相似。2012—2016年岳阳市农经统计年报数据显示（表 2）：①2014前、后三年相比，省外农民工比例下降0.85%，镇内和镇外省内分别增加0.75%和0.10%，与中部地区人口回流趋势吻合。细分镇外省内发现，农民工转战到省内地级市明显，而县城仍有外流；②全市省外农民工比重比中部地区约低10%，而镇内、镇外省内约高7%、4%，形成了镇内为主，省外为辅，县外省内、镇外县内递减的格局。

表 2(Tab. 2

表 2 岳阳市不同就业地的农民工数量比例（%） Tab.2 Ratios of Rural Migrants by Working Places in Yueyang City (%)

表 2 岳阳市不同就业地的农民工数量比例（%） Tab.2 Ratios of Rural Migrants by Working Places in Yueyang City (%)

为进一步揭示村庄尺度人口转型特征，作者深入典型村庄开展调研。地形等自然条件、城镇类型、耕地等资源禀赋、产业发展等是影响人口转型的基本因素^{[12, 13, 16, 17]}，本文据此并结合调研可行性，分层抽样选定村庄样本：①选定自然条件多样的临湘市和岳阳县。②按城镇类型选择三个镇街，收集相关部门资料，作基础分析。综合上述影响因素，每镇选定一个典型村。其中，A、B、C村分别位于临湘市的城关镇、重点镇和岳阳县一般镇，为平原城关型、偏远山区型和丘陵农业型村庄（图 1）。③村庄调研：与村书记进行半结构性访谈，了解村庄基本情况；每村选定6个小组，进行家庭问卷调查，了解每户家庭成员的性别、年龄、就业地等信息。三村分别回收有效问卷246、221、190份，有效率均超过90.00%。

从村庄尺度，分别在流向分布、规模趋势、流动稳定性和年龄结构、家庭成员构成及就业方式等方面，探究三个典型村外出、常住人口^①转型特征的全貌。

A村位于临湘市城关长安街北郊。临湘市具有农业县市典型的社会、经济特征：2017年户籍人口54.09万，城镇化率27.73%；市外务工12.00万人，占总人口22.19%。三次产业结构为12.80:52.70:34.50，工业化初期特征显著。城区面积15.80 km²，外来人口0.40万，是市域增长极。

A村辖区8.50 km²，被征地0.25 km²以建化肥厂；另有环保砖厂、文创园等多家企业。征地和非农经营为改善村庄条件提供了经济支撑，为村民提供了较多非农岗位。此外，耕地较多，人均达1.37亩，高于全市平均水平1.18亩，且因处平原，鲜有抛荒。总之，A村产业发展、就地就业与生活条件均较好，是城关型村庄的典型代表。

其人口转型表现为“人口稳定的就近就地非农化”。2017年户籍总人口4530人，外出938人，占比20.71%，户籍常住状况较稳定。人口转型有三点特征：①54.32%的外出人口流向省外，省内依次是临湘城区、长沙等地级市和岳阳市区，分别为19.14%、16.67%、9.88%，但每年新增流向省外的人数逐年递减，省内稍增后趋稳（图 2，3）。流动稳定性较强，家庭式、成员结伴外出共达78.89%（表 3）。②人口外出对村庄的年龄和家庭结构产生了一定影响（表 4，5）：外出人口以21—40岁青壮年为主，为57.16%；65.85%的家庭无成员外出，26.42%部分外出，7.73%全部外出，家庭空心化程度远低于2014年全国的64.60%^[18]；面临抚养问题的家庭（老人和/或小孩同住）占比29.67%，低于2015年全国的34.32%^[19]，家庭完整性尚好。③常住人群趋向就近就地非农化（表 6）。其中，25.10%已脱离农业；因就近非农岗位多，人均耕地面积较大，兼业达43.62%；务农为31.28%，低于临湘全市农业人口48.30%。兼业与非农就业地，以城区为主（39.44%），村庄次之（29.28%）。综上，A村外出与常住人口均较稳定；但面临一定抚养问题；留村人口趋向就近就地非农化。

图 2(Fig. 2)

图 2 分流向的外出人口比例 Fig.2 Ratios of Migrants by Destination

图 3(Fig. 3)

图 3 每年新增外出人口数与省内流动比例 Fig.3 Yearly-added Migrant Population by Destination

表 3(Tab. 3

表 3 不同流动方式的样本占比（%） Tab.3 Ratios of Samples by Migration Forms

表 3 不同流动方式的样本占比（%） Tab.3 Ratios of Samples by Migration Forms

表 6(Tab. 6

表 6 不同就业方式与就业地常住劳动力的比例（%） Tab.6 Ratios of Permanent Rural Labors by Working Places and Jobs (%)

表 6 不同就业方式与就业地常住劳动力的比例（%） Tab.6 Ratios of Permanent Rural Labors by Working Places and Jobs (%)

B村隶属于临湘市羊楼司镇。镇区位于城区以东14.00 km，辖区面积281.11 km²；户籍人口5.62万，人口密度低，全镇外出达20.87%。该镇因处山区，耕地极少，但得以广泛种植楠竹，并兴办了多家加工企业，享有“中国竹器之乡”的美誉，另有旅游休闲等特色产业，是全国重点镇。但目前发展有限，提供就业岗位不足。2017年，该镇财政收入7800.00万元，低于全市镇街平均水平（10150.00万元）。

B村距镇区10.00 km，但因山路，车程约40分钟。该村辖区面积大（38.00 km²），户籍人口少（2600人），耕地破碎，人均仅0.65亩，荒废严重。近几年村里虽建成楠竹合作社、果蔬采摘园、旅游农庄，但尚处积累阶段，效益欠佳。“山上竹木出不来，地上洪水满田盖，娃子读书到村外”是该村的真实写照。概括而言，B村是发展有限，就近就地就业不足和生活条件差的偏远山区型村庄。

其人口转型可概括为“人口外流下的异地城镇化、县城就近城镇（非农）化与村庄老龄化”。2017年，外出人口占总人口62.38%，户籍与常住严重失衡。人口转型特征为：①外出人口主要流向省外（62.04%），其次是县城（23.43%），都高于A村。人口外出省外、就近两极化（图 2）。每年新增外出人数小幅下降后上升，总体稳定在60多人（图 3）。群体外出明显，家庭式、成员结伴外出共计84.48%，高于A村（表 3），人口流动稳定性强。②人口外出使村庄的年龄和家庭结构变化巨大（表 4，5）。21—40岁人群常住比户籍下降23.50%，1—20岁下降4.05%，这与前述外出求学有关；反之，41岁以上占比增加，尤其是61— 80岁增加18.35%，老龄化严重。此外，86.88%的家庭有人员外出，其中25.35%为全家外出，家庭空心化严重；56.57%的家庭面临抚养难题。留村年轻人多是村委干部，但大多晚回城镇，早归村里。③常住人口非农化显著（表 6）。务农仅30.18%，非农和兼业达69.82%，且后两者地域分化明显，非农以县城为主，镇上次之；兼业以村里为主，镇上次之，这与交通不便有关。综上，作为偏远山区代表，B村人口大量流失，老龄化严重，除了省外，县城是其就近城镇（非农）化的主战场。

表 4(Tab. 4

表 4 常住相对户籍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Tab.4 Age Structure Change of Permanent Population in Contrast to Registered Population (%)

表 4 常住相对户籍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Tab.4 Age Structure Change of Permanent Population in Contrast to Registered Population (%)

表 5(Tab. 5

表 5 基于常住人口的家庭类型及占比（%） Tab.5 Household Types by Permanent Household Members and Their Ratios (%)

表 5 基于常住人口的家庭类型及占比（%） Tab.5 Household Types by Permanent Household Members and Their Ratios (%)

C村位于岳阳县柏祥镇。岳阳县是典型的农业县：2017年，三次产业结构为17.30:46.10:36.60，农业仍占比较高；户籍人口72.56万，城镇化率26.72%，人口外流20.75%。柏祥镇位于县城以东15.00 km，主打粮食和生猪生产，兼有花卉苗木和大米加工等产业，是典型的农业镇。该镇辖区面积100.01 km²，以丘陵为主；户籍人口3.53万，人口密度介于前述两镇街之间。约19.00%的人口外出。

C村距县城较远（19.60 km）、距镇区较近（5.00 km）。辖区面积10.07 km²，丘陵为主，人均耕地1.63亩，三村最高。除传统水稻和生猪生产，村庄开始发展花卉苗木产业。C村属于距县城较远、弱镇下的农业型村庄。

其人口转型特征是“人口外流的就近城镇化与低水平非农化”。2017年户籍人口4224人，外出1850人，占比43.79%，介于前两村之间。人口转型特征如下：①与前两村不同，57.75%的外出人口流向岳阳市区，省外仅占30.62%，其余流向很低（图 2）。每年新增外出人口以3—4年为周期波动增加（图 3）。由于是就近外流，家庭式外出占比最高（52.71%），结伴外出最低（25.58%）（表 3），就近外出稳定性较强，远距离外出的群体性特征不突出，稳定性差。②外出人口以21—40岁为主，常住相对户籍占比下降17.47%，介于前两村之间（表 4）；1—20岁因外出上学等也有所下降；41岁以上占比增加，61—80岁增加最高，41—60岁次之，均介于前两村之间。全家外出占比15.77%，面临抚养问题的家庭高达55.80%，老龄化形势严峻（表 5）。总体来看，C村家庭空心化高，老龄化也较严重。③常住人口仍以务农为主，高达76.75%。县城对人口非农化作用很弱，镇区有一定作用。少量村民在本村从事非农和兼业工作（表 6）。综上所述，作为传统农业村庄，C村务农人口仍很多，但外出趋势在增强，主要是就近城镇化，稳定性较高。

人口转型特征是对村庄自然、经济和社会条件的综合反映（表 7），自然条件指地形、资源禀赋及其利用程度、对外联系便捷程度等；经济条件指村庄经济状况、周边城镇经济水平及其辐射带动等；社会条件指基本生活服务配套等（表 8）。

表 7(Tab. 7

表 7 三村人口转型特征汇总 Tab.7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 Transformation of Villages

表 7 三村人口转型特征汇总 Tab.7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 Transformation of Villages

表 8(Tab. 8

表 8 人口转型的影响维度与因素 Tab.8 Causes Underlying Population Transformation

表 8 人口转型的影响维度与因素 Tab.8 Causes Underlying Population Transformation

自然禀赋决定了村庄的发展基础与村民改善生存的能力，是人口转型的首要影响因素，规律如下：①禀赋及其开发利用越差，村民外出谋生程度越高。B村山地多，农业生产低下，旅游资源开发程度低，经济发展差，故62.38%的人口外出，69.82%的常住人口在就近城镇就业，三村最高；C村人均耕地最多，农业发展好，已初步实现产业化，资源开发利用好，故43.79%的人口外出，常住人口仍占多数，且76.75%仍务农；A村农地资源尚可，非农经济发展好，外出比例最低，常住人口非农与兼业合计最高。②禀赋及其开发利用越差，村民外出距离越远，体现在B、C村间。B村对外道路崎岖，到县城90分钟，岳阳市区近2小时，村支书潘MF反映“村民普遍认为在镇里和县城打工收入不高，回村也不方便，还不如到外面去赚更多的钱”，因此高比例的外出人群中，62.04%流向省外；C村距岳阳市区在1小时车程内，交通成本低，故57.75%就近前往市区，但访谈显示这些村民并未退出农业，而是转变了生产方式，如改变劳力投入和土地使用强度。

日常通勤范围的就业机会和薪资水平，左右着村民就业（地）选择、家庭与工作平衡，乃至村庄兴衰，具体如下：①地域经济发展越好，辐射力度越大，村民越倾向就近非农化。A、C、B村如同距“县城”渐远，接受其辐射渐弱。因此，A村外出人口比例最低，常住人口就近非农化显著；C村外出人口比例相对增加，但受市区强大辐射，外出人口大多就近就业；B村外出人口比例最高，但就常住人口而言，县城和镇区尚有一定辐射作用，就近非农化程度最高。②地域经济发展越好，辐射力度越大，村庄家庭空心化和抚养问题程度越低，主动消亡速度越慢。如上，A、C、B村接受“县城”辐射渐弱，21—40岁常住相对户籍占比分别下降6.12%、17.47%、23.50%，60岁以上升高2.35%、12.15%、19.58%，就近非农就业越难，年轻劳动力越倾向外出，留下老人和小孩概率越大，家庭抚养问题越严重。A村每年新增外出人数逐渐在低水平稳定下来，常住仍是主体；但C村呈稳定的周期性递增态势；B村新增人数稳定。人口空心化、老龄化将加速B、C村消亡。

社会服务按人的需求层次分为必需型基本生活服务，如教育、医疗等，以及改善型生活服务，影响着人口转型，具体如下：①基本生活服务影响人们的就业和居住选择。A村有幼儿园和小学，中学在就近县城，且学龄段常住相对户籍占比增加，说明该村无明显因教育而外出的现象。经由C村主任得知该村因教育造成一定人口外出。C村有幼儿园，但小学、初中在镇上，高中在县城，因此1—20岁常住相对户籍下降0.20%，同时常住人口在镇区就业比重达10.09%，比县城高，与村主任说法相符。B村仅有幼儿园，小学及以上教育都要到城镇获取，由于镇区较远，学龄教育成为家庭居住和就业选择的关键因素，故1—20岁常住人口相对户籍下降4.05%，这也与该村大量人口在镇区和县城就业有关。如B村主任，晚出早归，在县城买房供子女上学。②集聚城镇的改善型生活服务助推村庄人口析出，相反，村庄生活服务水平的改善有助于缓解。B村体现得尤为明显：作为全国重点镇，政府扶持力度大，该镇在镇区集中建房，鼓励山区人口外迁，B村多户便迁居于此。同时，政府也对B村产业加大了支持力度。

针对学界缺乏对中部流出地村庄人口转型全貌特征和微观机制的探讨，本文以岳阳市为例，选择三个典型村进行深度实证。研究发现：①中部地区乡村人口仍主要流向东部，但回流省内明显，省内流动增强，印证了新型城镇化下人口近域流动的既有观点^{[7, 8]}，且本文发现人口以回流到镇街为主。②各类村庄人口转型差异显著。城关型村庄，外出人口比例低，主要流向省外；常住人口就近就地非农化程度高。偏远山区型村庄，人口永久性流失程度高，主要流向省外，县城次之；常住人口少，且多就近非农化。传统农业型村庄，外出人口比例较高，但主要流向市区；常住人口仍为多数，以务农为主。③村庄资源禀赋及其开发利用、地域经济发展和辐射带动、基本生活服务配套等条件越好，越抑制人口长距离外出，促进其就近就地就业，故家庭空心化和抚养问题程度越低，主动消亡速度越慢。

上述发现启示新型城镇化应因况施策：对于大中城市周边村庄，应继续提高人口就近就地非农化水平，完善服务配套，实现彻底城镇化。此外，县城和镇区对就近城镇（非农）化作用显著，应加大扶持力度，强化其人口极化作用。对于经济欠佳村庄，其人口析出程度高，务农人口少，且老龄化严重，正面临消亡，应深度挖掘村庄禀赋资源，提升经济，改善生活条件。我国农村人口主要分布在农业型村庄，他们是推进城镇化的主力军，应加大支农力度，促进其就近非农发展。但综合来看，在近期，村庄尚有潜在剩余劳动力，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使其析出；但在中远期，因乡村常住人口已然不多，且老龄化严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将无法持续，未来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主要取决于人口结构性变化。

注释：

① 外出人口：全年离开村庄居住6个月及以上的户籍人口；常住人口：全年居住村庄6个月及以上，包括离开村庄居住但仍与户籍家庭经济、生活紧密一体的人口和诸如嫁入的媳妇等非户籍但常住的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