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贸易是中国与世界沟通的主要方式，其总量也呈现逐年增长趋势。中国货物贸易额自1992年的160余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近3万亿美元，年增速达18%，并占当年世界总额的19%，排名第一。但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含有大量加工贸易，并存在“为出口而大量进口中间产品”的情况，导致出口在国内创造的附加值很低^{[1, 2]}。另一方面，电子机械制造业产品在中国中间产品贸易体系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以2010年中国产品贸易结构为例，机械及运输设备中间产品贸易额占中间产品贸易总额的93%，其中电子机械制造业产品占比达到45%，远多于其余产品^[3]。综上，以区分不同工序和贸易方式的视角观察该类出口产品贸易网络格局，可以帮助更好地了解中国出口贸易的结构特征。

将分析对象深入到产业链内部便涉及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研究。该领域主要指某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各工序或区段依据一定原则形成全球性的跨区域生产链条^{[4, 5]}后，链条上的中间产品和由其组装成的最终产品在经济主体间进行贸易的现象。目前经济与管理学者是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的主导研究力量，他们主要关注该现象的动因^{[6, 7]}、水平测度^{[8, 9]}及其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10-12]等方面。其中，产品内分工与贸易动因研究对本文具有较好的指导作用。简要来说，学者们认为，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的理论基础与以最终产品为对象的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相同，只不过该领域将传统的分工边界从“可贸易的产品”深入到了“生产某一个产品内部的工序”。因此，传统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要素禀赋理论，新贸易理论的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强调的企业异质性即构成了一国开展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的动因，也是促进全球尺度各行业产品内分工贸易网络形成的根本因素。

但基于经济地理学的视角审视该领域，仍可总结出以下可完善的方面：

（1）现有研究较少关注以中国为节点的产品内分工与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网络格局，即便有，也多停留在国家尺度，得到的结论往往是中国以加工贸易的形式参与到全球市场中^{[13, 14]}。对研究国际贸易的学者来说，国家尺度的结果便足以支撑提出普适性规律。但地理学者则需要关注到国家内部的微观尺度。中国各地区在出口贸易和经济发展之间差异明显，并非每个地区都以加工贸易为主。因此，将中国作为一个“点”来研究就无法注意到国内地区之间的不同，得到的结论也往往过于“宏观”和“粗糙”。

（2）现存文献极少以电子机械制造业产品作为特定的研究对象，而是多采用全产业产品样本进行分析。但由于不同产品在要素投入、市场选择等诸多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会导致对应的出口贸易网络格局显著不同。因此，选择典型产品进行案例研究往往能得到更精确的结论。结合前文所述，电子机械制造业产品是最优选择之一。

（3）“全球—地方互动”视角下的多尺度知识溢出和演化经济地理学对知识溢出的补充可为上述基于国际贸易理论形成的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网络格局提供新的理论支撑。首先，知识溢出表明企业可以通过集聚分布而共享知识，进而降低生产等方面的成本^{[15, 16]}。据此，企业倾向于在不同地区集聚分布。当涉及到出口行为时，“全球—地方互动”视角认为，上述知识溢出存在于出口地、目的国和出口地—目的国联系三个维度^{[17, 18]}，并会对企业选择出口地和目的国的产生影响。其次，演化经济地理学者认为，并非任何企业之间都能够产生并享用知识溢出，只有在生产工序具有一定相似性，即技术关联^{[19, 20]}程度高的企业才可以。因此，企业倾向于进入与其技术关联程度高的集群出口，也愿意出口到与其技术关联程度高的国家^{[21, 22]}。

综上，基于2002—2016年中国海关数据库，本文从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的视角分析中国电子机械制造业出口产品贸易网络空间格局。具体来说，即研究一般/加工贸易方式下，上述产业中间/最终产品出口企业所属出口地（地级市、省份层面）和所选贸易目的国形成的跨尺度贸易网络空间布局。并着重探讨技术关联视角下全球—地方互动带来的多尺度知识溢出是否会驱动新企业进入特定贸易网络进行出口，以及贸易网络中在位企业进一步提升出口额，并将对应目的国发展为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比较优势的优势贸易伙伴。

1 研究假说与解释框架 1.1 电子机械制造业产品自身特性

除在中国中间品贸易中具有绝对优势之外，电子机械制造业产品还具有“产业链条长、零部件种类多样、生产工序易分解和各部分要素投入差异性明显”^[23]的特征。进一步地，该产业产品要素投入的差异适用于演化经济地理基于技术关联对知识溢出做出的补充。例如制造高技术含量电子机械器材中间产品的出口企业往往会更加看重企业之间知识溢出，同时其也可以更顺畅地共享知识。相比之下，制造低技术含量中间产品，或单纯组装加工最终产品的企业由于缺乏技术升级动力等原因可能并不看重彼此间的知识溢出。

1.2 中间/最终产品、一般/加工贸易的差异性

工序和贸易方式的不同会为产品带来差异化属性，进而影响贸易网络空间格局。总结现有研究，可列举如下：

（1）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差异为：①中间产品在生产过程上“不可分”^{[24, 25]}，即生产某种中间产品往往需要投入另一种中间产品。因此，中间产品生产和贸易具备更强的关联效应。②生产中间产品要求更高的技术含量，对出口地的人才资源和基础设施水平都有更高的要求。③中间产品对各种贸易成本（劳动力、运输、两国贸易关系等）更加敏感^[26]。原因是中间产品的“不可分性”会驱使其作为成品或投入品历经多次运输及进出各国海关。在此情况下，各类成本即会对其产生更强的影响^[27]。

（2）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的主要差异为：相对于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具有明显“两头在外”的特征^{[28, 29]}，即生产成品所需的原料来自进口，而成品也大多遵循被承包订单企业的销售战略出口到指定的海外市场^[30]。一般情况下，这种情况会导致本地采购率与销售率低，令其与本地产品的关联度较弱。

总结来说，中间产品、一般贸易的出口企业会更加重视本地的生产环境和信息知识，而最终产品、加工贸易的出口企业，由于其工艺相对简单，加之（尤其是加工贸易企业）会受到对应经济主体经营策略的影响，其通常不会重视本地的条件或与贸易伙伴的联系。

1.3 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网络格局形成的驱动因素

本文着重关注国内地级市和省份尺度出口地与贸易伙伴国形成的跨尺度贸易网络空间格局。前文提到，从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的视角出发关注贸易网络格局的研究大多局限在国家尺度以上。在此前提下，传统贸易理论^[31]、新贸易理论^{[6, 32]}和新新贸易理论^[33]构成了上述格局形成的理论基础，并有诸多实证研究在分解生产工序的前提下用上述理论解释了各国间的贸易现象^[34-36]。当研究尺度深化到国家内部时，全球—地方互动视角下多尺度知识溢出和演化经济地理学基于技术关联对知识溢出进行的补充即可额外的作为理论支撑来探讨上述贸易网络布局形成和演化的动因。

1.3.1 全球—地方互动下的多尺度知识溢出

集聚外部性理论认为，企业通过集聚分布以享有彼此之间产生的知识溢出，从而降低生产和出口等各方面成本。上述知识溢出一般分成Mar外部性^[37]和Jacobs外部性^[38]。前者认为，属于相同产业的企业倾向于集聚分布，因为同行业企业可以更加顺畅地分享彼此间的知识溢出。后者则认为不同产业之间的企业更容易发生知识溢出，驱动企业在本地集聚分布的原因是产业多样化，而非产业专业化。当研究涉及到出口维度时，学者们认为出口企业同样可以通过集聚分布获取已有企业的出口信息，Bathelt和Taylor^[39]用“本地峰鸣”来形容这种企业相互学习的氛围。在这其中，企业更加容易获取生产和贸易的相关信息，评估进入市场的风险，进而做出最合理的生产和销售决策。Lovely等^[40]、Valderrama等^[41]学者则将这种情况称之为“出口信息溢出”。这种外溢会通过降低进入海外市场沉没成本等方式^[42]提升集群内部企业的出口额，或者吸引新企业进入集群进行出口。

上述知识溢出可认为是出口地维度的知识溢出。出口贸易不仅涉及出口地，也涉及贸易目的国、出口地—目的国联系等维度，其同样存在知识溢出现象。类比于“本地峰鸣”，Bathelt等^[18]提出了“全球峰鸣”来形容出口地企业集群中的外来的知识，并且指出，本地企业集聚可以通过企业之间频繁的正式和非正式沟通来交流特定贸易目的国市场的相关信息。如果某个国家的市场信息可以在本地集群中流传开来，那么其被集群中更多企业选为出口目的地的可能性就更大。类比于出口地的本地知识溢出，罗芊^[22]将贸易目的国市场信息在集群中流动的现象称之为目的国知识溢出。在此基础上，部分实证研究证明了新出口企业出口时非常重视目的地的市场经验和信息，已出口企业也会加大到市场信息通畅目的国的出口总量^[43-45]。

如上所述，目的国维度的知识溢出可以为出口地企业集群提供外部知识。但需注意的是，集群必须保证对外联系通道畅通才能够令企业顺利积累、扩散知识。OwenSmith等^[46]将这种联系称为“全球管道”，并指出，集群内企业可以从承接外包、进行直接交易、合资经营或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等方式构建上述“管道”，将外部经济主体的知识引入本企业的同时，促进知识和信息在集群内部的扩散。Bresnahan等^[47]指出，当“管道”足够畅通时，外部主体的相关信息也会更加“畅快”地在集群内部进行传播，进而增强目的国维度的知识溢出强度。

由于每一个出口地集群的“管道”都会连接到一个或多个特定的贸易目的国，因此，本文将这些管道看作由特定出口地—目的国组成的跨尺度贸易网络，即本文的关注的核心尺度。由于贸易网络的畅通性会影响外来知识在本地集群的溢出程度，类比于出口地、目的国维度的知识溢出，本文进一步将这种畅通性看作贸易网络维度的知识溢出。出口地—目的国形成的贸易网络通畅性高，即贸易网络知识溢出程度强。该维度的知识溢出可以用特定出口地市场与目的国市场之间的关联程度来衡量。具体的计算方式后文会详细说明。

1.3.2 演化经济地理对知识溢出的补充

针对集聚外部性理论中知识溢出来源仍存在争议的情况，演化经济地理学者基于技术关联对上述知识溢出进行了补充。该领域学者认为，只有生产技术具有一定相关性，即技术关联程度高的企业才能更加顺畅地享有彼此之间的知识溢出。企业生产的某种产品，其与地区产品结构技术关联程度越高，则表明地区内部与该产品共享知识、同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越多，企业越容易获取知识溢出。基于技术关联，大量学者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的结论多为技术关联是驱动企业进入集群从事生产或出口、在位出口企业扩大出口规模的重要影响因素^{[48, 49]}。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技术关联思想同样可以为目的国维度、出口地—目的国维度的知识溢出做出类似的补充。

1.4 研究假设与解释框架

总结1.3内容，本文将全球—地方多尺度的知识溢出分为两个方面：①整体出口经验，主要由同类产品出口企业出口额来衡量；②产品关联度，主要由出口产品与出口地、目的国产品结构的技术关联密度或出口地—目的国市场关联程度来衡量。进一步地，针对出口地—目的国形成的跨尺度贸易网络，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针对电子机械制造业一般贸易中间/最终产品出口企业来说，出口地、目的国和出口地—目的国维度的知识溢出越强（包含整体出口经验和产品关联度），新企业越倾向进入贸易网络进行出口，已出口企业越倾向于提升出口额，将对应目的国扩展为优势贸易伙伴。加工贸易中间/最终产品出口企业受上述影响不明显。解释框架如图 1。

2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2002—2016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数据预处理工作如下：

① 剔除贸易公司数据。原因是其职能为帮助出口企业进行报关工作，对应的出口产品与其自身大多无关；②删除进口数据。由于知识溢出和技术关联都关注企业生产和出口行为，因此本文只关注企业出口贸易；③将HS代码统一至2007年版本，便于统一处理数据；④结合联合国国际贸易货物标准分类（第三版）和联合国经济大类分类法（第四版）识别电子机械制造业一般/加工贸易方式下的中间/最终产品。

2.2 变量计算 2.2.1 新企业进入贸易网络出口

本文认为，如果出口电子机械制造业产品的企业在t-1年不在出口地—目的国组成的特定贸易网络中，而在t年出现，则认为该企业在t年进入了贸易网络。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1)

式中，Num_cspt为t年c城市出口到s国市场p产品出口企业数量。当进入数量大于1时，entry_cspt赋值为1，否则为0。

2.2.2 贸易网络内在位出口企业扩展优势贸易伙伴

部分借鉴Zhu等^[50]的思想，本文以出口地企业贸易目的国比较优势的变化来衡量在位企业扩展优势贸易伙伴。当贸易网络内在位企业的出口额受到多尺度知识溢出的促进而提升到某一程度时，其就有可能将对应的目的国变为其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出口比较优势的贸易伙伴，本文即据此设计变量来衡量知识溢出对在位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2)

式中，Export_cspt表示t年c省^①向目的国s的p产品出口贸易总额。若LQ_cspt大于1，说明c省向s国的出口具有比较优势；反之，若LQ_cspt小于1，则其不具备比较优势。进一步地：

(3)

上式表明，若在t - 1年贸易网络中对应的目的国不是已出口企业的优势贸易伙伴，而在t年变成了优势贸易伙伴，RCA_cspt赋值为1，剩余所有情况均赋值为0。

2.2.3 产品与出口地、目的国产品结构技术关联度

目前，学者们多用Hidalgo等^[19]提出的技术关联密度指标来衡量特定产品与某地产业结构间的技术关联程度，具体计算步骤如下^②：

首先，计算电子机械制造业产品与其他任意产品在同一地点出口的最小条件概率：

(4)

式中，P为各类电子机械产品，i代表其它产品，c为出口地市场，V代表对应出口额。当电子机械制造业产品与其它类别产品高频率共同出现在同一出口体系中时，即可认为两者在生产技术、劳动力素质、要素禀赋等方面相似性较高。

在此基础上，计算电子机械制造业产品与出口地整体产品结构的技术关联密度：

(5)

式中，x_cit为二元变量，当t年c城市的i产品是全国城市中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品时，赋值为1，否则为0。产品的区位商可以衡量其是否具有比较优势，区位商大于1，即具有比较优势：

(6)

将出口地信息换为目的国维度，即可计算目的国知识溢出density_spt。

2.2.4 出口地—目的国市场相似度

出口地—目的国市场相似度仍可用共现与比较优势的思想，仿照技术关联密度的计算步骤计算相似度。具体来说，首先，计算t年任意两个国家被中国同一个出口城市（省份）选为贸易目的国的最小条件概率：

(7)

式中，s_i，s_j代表两个贸易目的国市场。Ø_{si, sj, t}越大，表明t年这两国共同出现在一个城市（省份）出口体系中的概率越高，即市场相似度越强。

进一步地，计算出口地—目的国市场相似度：

(8)

式中，x_csit为（0/1）变量，当t年s贸易国是c城市（省份）的出口优势目的国时，取值为1，否则为0。区位商也可衡量优势目的国，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9)

上述指标，除出口地—目的国市场相似度外，均按照一般贸易中间产品、加工贸易中间产品、一般贸易最终产品和加工贸易最终产品四个种类分别计算。

3 中国电子机械制造业产品内出口贸易空间布局描述性分析 3.1 出口额规模视角下贸易网络空间格局

为直观看出全球范围内中国电子机械制造业各类产品的贸易网络格局，本文选择2002、2009、2016三个典型年份，分别制作出口贸易总额排名前10位、中间10位和最后11位的省份出口贸易目的国的选择布局。由于贸易网络数量众多，因此省略出口地空间信息，而将目的国所属地区进行归类展示^③，可得图 2。具体信息如下：

（1）针对排名前10位的省份，首先，这些省份绝大多数位于东部沿海地区，以广东，福建，江苏等地为代表。其次，这些省份四类电子机械制造业产品出口目的国的选择基本以东亚、西欧的发达国家，以及与中国大陆贸易联系紧密的港澳台地区和东南亚为主。并且这种格局并未随时间推移发生明显改变。即总的来说，中国电子机械制造业产品出口领先地区的销售地主要为发达国家和地区。

（2）排名中间10位的省份主要位于中部地区，以河南、湖南、湖北等省份为代表。其在中间产品的目的国选择与排名前10位的省份差异不大，但在最终产品层面则明显不同。在一般贸易最终产品中，随时间推移，拉丁美洲的（多为发展中国家）国家逐步成为贸易目的国的主要选择对象。在加工贸易最终产品中，不仅是拉丁美洲，非洲各国成为更加受青睐的选择。即针对中等出口能力的出口地来说，中间产品仍倾向于出口到发达国家，而最终产品，尤其是加工贸易最终产品则倾向于销售到以非洲为主的发展中国家。

（3）排名最后11位的省份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而其贸易目的国的选择随时间发生了明显变化。在2002年，其贸易伙伴多为非洲内部的发展中国家，但随时间推移，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优势地位不再明显，出口产品逐步倾向于销售到发达国家。这种特征适用于全部四类产品。

总体来说，中国电子机械制造业产品出口份额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而加工贸易更加集中在东南沿海，以广东省内部典型地市为代表。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目的国选择存在明显差异。前者更倾向于出口到与中国出口联系紧密的发达国家和多维邻近性更高（文化、制度、经济水平）的东南亚各国。可能的原因是中间产品的产品关联性更高，利益链条更长，因此中国该产品出口企业更倾向于出口到两种国家：第一是出口经验丰富、市场完善、上下游企业齐全的发达国家，第二则是市场相似和熟悉度较高、风险更低的东南亚国家。后者则不仅注重发达国家市场，也倾向于出口到发展中国家，这种现象的原因则可能是相对于经济技术落后的非洲各国来说，中国生产的技术含量不高，价格相对便宜的最终产品不会面临类似于发达国家市场内的激烈竞争。但这种现象在出口能力强的东部沿海地区不明显，则有可能是该地区企业出口的最终产品在质量或价格上具有更强的优势，或企业自身拥有更强的资源，使得它们可以处理市场内部的竞争。

3.2 出口结构聚类分析

在省份尺度，将2002—2016年出口地出口额和对应优势贸易伙伴国的数量综合进行聚类分析，以期进一步了解各出口地出口结构的相似程度。聚类结果如图 3。

整体来看，四类电子机械制造业产品出口地均可以分成3大类：中西部内陆省份、东南沿海省份（江苏、浙江、广东和福建等地）和东部沿海剩余省份（河北、山东等地）。结合聚类数据可知，东南沿海省份出口额最高、扩展优势目的国数量最多。东部沿海剩余省份在稍为逊色，而内陆省份则为两类属性均最少的地区。

从中间/最终产品的差异来看，东部沿海剩余省份中间产品出口结构与东南沿海差距较小，但最终产品则与内陆省份出口结构更相近。由此看出，中国电子机械制造业中间产品出口结构沿海与内陆差距更大。而从加工贸易/一般贸易的差异来看，可得出相类似的结果：加工贸易产品出口结构沿海与内陆差距大于一般贸易产品。

总结来说，中国电子机械制造业产品出口结构沿海与内陆差异较大，且在中间产品和加工贸易中更加明显。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市场体系更完善，拥有更多技术关联度高的出口企业及其形成的集群^[51]。该优势令沿海地区能够在出口额和扩展优势贸易伙伴两个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另一方面，中间产品对产品关联的依赖程度更高，沿海与内陆该类出口企业的差距则可能更大。而加工贸易具有相似特征的原因，则与中国制定的发展政策相关。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沿海地区设置了大量的出口加工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并实施“三来一补”等优惠政策，成功吸引了大量加工贸易企业进驻^[52]，这直接导致了沿海与内陆加工贸易企业的差距被进一步拉大。

4 实证模型与结果分析 4.1 计量模型

（1）首先，建立如下模型研究企业是否进入贸易网络从事出口（出口地为地级市尺度）：

(10)

核心解释变量为衡量产品关联度的density_cst、density_cpt 、density_spt，以及用于衡量整体出口经验的前一期该出口地出口到特定目的国的出口额Ls_value；前一期中国出口到特定目的国的出口总额country_value；前一期特定出口地出口总额city_value。

控制变量方面，具体包括：①地级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目的国国民人均生产总值：pgdp_city、pgdp_coun。将两者同时纳入模型的原因是可以控制出口地、目的国之间经济发展的差异性，从而衡量目的国对出口地潜在的市场需求；②衡量贸易成本的国家间差异性和贸易关系变量：两国间的地理与制度距离geodist、instdist；两国间技术壁垒和反倾销事件数量tbt、adp；两国签订贸易协定情况（0/1变量）RTA。

（2）其次，建立如下模型研究贸易网络内部在位出口企业能否扩展优势贸易伙伴：

(11)

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与（1）均相同。需注意的是，该模型出口地为省份尺度，因此所有指标均按照省份尺度重新进行计算。

本文的因变量均为（0/1）二元变量，且自变量与因变量均不存在0值过多问题，因此采用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4.2 实证结果

（1）首先针对企业进入贸易网络模型进行回归。回归之前检验各变量的相关系数，发现：density_cst和density_cpt、city_value两变量相关系数大于0.6；density_spt和country_value相关系数大于0.6。据此，不将上述变量同时放入模型。

回归结果如表 1。可知，出口地、目的国、出口地—目的国之间的知识溢出都可以显著地促进中国电子机械制造业各类产品出口企业进入特定贸易网络进行出口。工序和贸易方式的不同并未产生影响，证明即使是生产工序技术含量较低、出口地受到被承包公司销售战略影响的出口企业也会重视各维度的知识溢出。（2）其次，对贸易网络内出口企业扩展优势贸易伙伴模型进行回归。在回归之前同样检验各变量相关系数，发现：density_cst和density_cpt、country_value变量相关系数大于0.6；density_cpt和city_value、country_value相关系数大于0.6。据此，不将上述变量同时放入模型。

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 2，可获得的信息如下：①出口地—目的国维度出口经验可以促进在位电子机械制造业出口企业扩展优势贸易目的国，但产品关联并未起到任何作用。②目的国维度产品关联对各类出口企业的优势目的国拓展没有明显影响，但整体出口经验对中间产品出口企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③出口地维度产品关联度可以帮助中间产品出口企业扩展优势贸易伙伴，而整体出口经验则是对一般贸易企业扩展优势目的国有促进作用。上述实证结果与前文假设部分相符。各尺度的知识溢出对各类别电子机械制造业产品出口企业进入特定的贸易网络进行出口的促进作用并不只局限在一般贸易方式的企业。但另一方面，上述促进作用在涉及出口企业扩展优势贸易伙伴时便不能稳定存在。出口地—目的国维度的产品关联并未能促进各类在位企业扩展贸易目的国，表明在占有出口市场之后，企业在该市场进一步提升出口额时并未考虑该市场产品结构与自身结构是否相似。而目的国、出口地两个维度呈现相似的结果，但出口经验的促进作用则是集中在一般贸易或出口中间产品的企业中。

从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53]来理解本文的结果，可知在2002—2016年内，全球—地方互动带来的多尺度知识溢出是主要是促进了中国电子机械制造业产品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即促进了中国各地的出口企业进入更多的目的国，实现了更多贸易网络从无到有的发展。鉴于电子机械制造业产品在中国出口体系中的代表性，本文的研究结果与Feenstra等^[54]、钱学峰等^[55]的结果相呼应。与此同时，多尺度的知识溢出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产业产品出口企业的集约边际，即增加出口到已有贸易伙伴的出口额，但这种促进作用多存在于从事一般贸易方式或中间产品出口的企业中。说明出口知识可将电子机械制造业产品出口企业带入新的贸易国市场，而除了上述两种企业外，其几乎不能持续促进剩余类型的企业在市场中继续增长。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产品内分工与贸易视角分析了中国电子机械制造业出口产品贸易网络空间布局，并结合全球—地方互动下带来的知识溢出和演化经济地理学基于技术关联对上述知识溢出做出的补充，分析了贸易网络形成和动态演化的驱动机制。针对贸易网络的描述性分析结果表明：①中国电子机械制造业出口份额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次之，且在出口结构方面沿海与内陆差距明显。②中间产品出口企业更倾向于出口到发达国家或与中国在多方面相似性较高的东南亚各国。实证分析得到的主要结论为：①出口地、目的国、出口地—目的国维度的知识溢出可以显著地促进各类电子机械制造业产品出口企业进入特定贸易网络进行出口活动。②出口地—目的国维度的知识溢出中，只有出口经验对贸易网络内已出口企业扩展优势贸易伙伴有显著影响，即出口企业拓展优势贸易目的国只会部分考虑“两头”市场的相似性。出口地、目的国维度的知识溢出中，产品关联或出口经验对出口企业拓展优势贸易目的国有促进作用，但并不稳健，只存在从事一般贸易或出口中间产品的企业中。本研究结果将产品内分工与贸易拓展至国家内部，对现有该领域研究集中在国家尺度^[56]这一现象是较好的补充。与此同时，基于技术关联研究产品出口贸易的文章多集中分析一般贸易，且并未区分中间与最终产品^[50]，上述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政策制定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首先，处于沿海和内陆地区的电子机械制造业出口企业差距较大，前者在出口额和扩展优势贸易伙伴两个方面均遥遥领先于后者。这种差距并不利于该产业可持续发展。依靠市场调节和企业自身发展很难跨越这道鸿沟，因此，内陆地区的地方政府应合理利用政策手段，加强对外部企业的吸引和本地企业的扶植，逐步完善本地市场体系，以期尽快提升企业的出口能力。其次，最终产品尤其是一般贸易最终产品较难挤入发达国家市场，只能退而求其次，输入非洲、南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市场。无法进入发达市场意味着不易汲取更多的技术、经济等层面的信息，也就不利于提升自身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市场竞争力。据此，中国应从政府合作层面加强与这些发达国家的交流，从而提升市场的连接程度，尽量让我们的最终产品能够输入这些市场，进而提升自身水平。

注释：

① 比较优势的变化在省级尺度计算而非地级市尺度的原因是，大部分地级市受限于出口额无法将对应目的国扩展为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比较优势的贸易伙伴，即会出现大量0值，在设计实证模型时会影响结果的准确性。

② 以地级市尺度出口地计算为例，省级计算相类似。

③ 本文地区分类依据联合国统计司的“联合国地理区划”，并结合数据分布情况重点提出典型地区（如中国港澳台地区）。共将全世界划分为港澳台地区、东亚、东南亚、西亚、南亚、西欧、南欧、北欧、中东欧、北美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南非和北非共14个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