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长期城市和工业偏向发展战略推进，以及全球化、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影响，乡村生产生活要素不断与外界发生交换，促使乡村地域系统日益成为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1]。在此过程中，由于城乡发展不均衡，农村发展不充分，城乡间要素资源并非进行自由平等流动，更多地呈现出从乡村向城市单向流动趋势^[2]。乡村地域系统在长期亏损中致使其内部各子系统处于失衡发展状态，逐渐丧失了与周围环境互动的自组织、自适应和自调节等能力，出现了因乡村地域系统衰退而导致的“乡村病”^[3]，如农业生产要素非农化^[4]、农村主体老弱化^[5]、土地空废化^{[6, 7]}、环境污损化^[8]、多维贫困化^[9]等，日益影响到乡村地域系统健康持续发展，部分严重地区甚至造成乡村地域系统消亡。

乡村地域系统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复合系统，发挥着其特有的生产、生活、生态，以及文化传承功能^[10-12]。随着城乡要素不平等流动地加速发展，农村贫困化与空心化日益成为乡村地域系统衰退的关键内因和主要表征，其中人口空心化又是农村空心化产生的直接原因^[13]。国内外对于贫困的研究经历了从收入单一视角向多视角测算和判断贫困，即由单一维度向多维度过程转变^{[9, 14]}，其中多维贫困测算A—F方法应运较广^[15-18]；人口空心化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其内涵、影响因素、综合测度等县域层面^[19-22]。现有研究多从贫困化或空心化单一视角出发，探究其产生原因和对乡村地域系统影响，但对二者间耦合作用下的乡村发展研究较少^{[3, 6]}，因此，基于村域尺度的贫困化与空心化的乡村地域系统性研究有待完善^{[5, 9]}，通过对农村空心化与贫困化耦合发展研究，可以深入了解乡村地域系统衰退的扰动程度和主导因素，对于缓解深度贫困，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贫困地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为例，分别采用多维贫困指数和人口空心化综合评价法对农村贫困化和空心化进行测算，然后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深入研究二者间相互作用下对乡村地域系统的扰动程度，并进行主导影响因素探测，从而为了解当前乡村发展现状，实施人为干预调控，促进乡村地域系统健康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同心县隶属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是国家级贫困县，地理位置介于36°34′—37°28′N，105°33′—106°41′E，是鄂尔多斯台地与黄土高原北部的衔接地带，地势东南高西北低，海拔1283—2624.5 m；属典型温带大陆性气候，年均降水量259 mm左右，蒸发量高达2325 mm以上，是宁夏中部干旱核心区；境内沟壑纵横，中部地区丘陵、沟壑、山地、沙漠等地貌类型占总面积的65.4%，生态环境脆弱，风沙、干旱等自然灾害频发，农村人口大部分流出。全县总面积约为5666.85 km²，辖7镇4乡5个社区管委会，154个行政村。截至2017年年末，全县户籍人口38.0万人，其中，乡村人口26.7万人，占总人口的70.3%；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8216元；有13个贫困村退出，5229户20611人脱贫，贫困发生率由2014年的32.1%下降到11.93%。

1.2 数据来源

采用分层抽样按照95%的置信水平、容许抽样误差比例为3%的要求下，通过选取典型县域—县抽乡镇—乡镇抽村—村抽农户的分层抽样思路，共计选取28个行政村作为乡村地域系统单元，通过与当地农户和村干部进行半开放结构式访谈，共计获取行政村基本情况有效问卷28份，农户调研有效问卷1440份。研究中涉及的DEM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村庄平均高程和坡度通过对DEM数据进行空间统计分析获得，村庄和农户基本情况，如人均纯收入、人均耕地资源、集体经济收入、土地产出率（单位土地面积农作物纯利润）、行政村到县政府与乡镇政府所在地距离（采用实际行车距离）等社会经济数据，以及农村贫困化和空心化计算均来源于行政村基本情况问卷和农户调研问卷。

1.3 研究方法 1.3.1 农村贫困化评价指标体系

多维贫困指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简称MPI，是在计数方法基础上，结合阿玛蒂亚·森的能力贫困理论，构建出的一套多维贫困测量体系，进行多维贫困识别、加总和分解的方法，简称为A—F方法^[23]。它能够从微观层面更好地反映农户贫困状况和深度，从而较为客观地反映出贫困人口真实处境，同时，也可以反映区域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强度，在测度多维贫困时更具有代表性、实用性与科学性^{[9, 24]}。

本文根据贫困地区农户发展现状，对多维贫困测算维度和指标进行了适当调整，除了选取UNDP所使用的维度外，还结合研究区国家精准扶贫“两不愁、三保障”标准，增加了收入、住房和发展3个维度，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表 1），使其能够全面反映贫困地区农户真实状况。由于所调研农户家中不存在四季无换洗衣物和荤素营养不合理愁吃现象，因此若农户安全饮水存在困难，则生活维度存在缺失现象。

采用A—F双重界限分析法和维度加总对MPI进行计算，然后根据不同维度、子群对贫困程度进行分解，主要按指标进行分解来综合分析贫困个体贫困程度和现状，并在等权重法基础上结合专家打分结果确定各指标权重^{[9, 24]}。

其中维度加总公式为：

(1)

式中：p表示多维贫困人口，n表示研究区域总人口，C_h(k)表示不同k值个体h被剥夺的指标数量，H为多维贫困发生率，A为平均剥夺份额。

维度分解公式为：

(2)

式中：W_i表示第i指标的权重值；CH_i表示第i指标被剥夺的人口率。

1.3.2 农村空心化综合评价法

农村人口空心化是由农村迅速非农化引发的具有年龄阶段特征的内部劳动力更替，导致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失，主体逐渐老弱化的社会现象^[5]。因此，鉴于农村流出人口具有明显年龄阶段特征，从人口空心化本质出发，选取流出人口占比、外出从业劳动力占比、0—16岁儿童占比、60岁以上老年人占比等指标，通过指标权重与标准化值相乘求和的方法来评价村域人口空心化程度，具体计算方法见文献[5]。

1.3.3 农村贫困化与空心化耦合协调模型

（1）农村贫困化与空心化耦合度。乡村在发展演化过程中，由于受区域制度、政策，以及资源禀赋和自然条件等因素影响，乡村地域系统由自组织、自调节的均衡状态逐渐向非均衡状态转变，呈现出以农村贫困化与空心化为主要表征的“乡村病”，二者间的耦合互动作用致使人口资源环境矛盾恶化，乡村发展日渐衰落。因此，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和研究区实际情况基础上，构建了农村贫困化与空心化耦合度模型，并将其耦合度结果划分为3种类型^{[25, 26]}，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3)

式中：C为农村贫困化与空心化耦合度，取值在[0, 1]，C值的大小由农村贫困化与空心化的评价值决定的，其值越大说明二者之间相互影响越强烈。M_i、R_i分别为农村贫困化、空心化的综合评价值，i =1, 2, …, n。

（2）乡村地域系统衰退程度

耦合度虽能反映农村贫困化与空心化相互作用程度的强弱，但不能表征二者间是在高水平上相互促进还是低水平上相互制约，因此，本文引入耦合协调指数以表征乡村地域系统衰退程度^[27]，并在参考相关研究成果和研究区实际情况基础上，将乡村地域系统衰退程度分为三种类型^{[25, 28, 29]}（见表 2），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4)

式中：H为乡村地域系统衰退程度；C为农村贫困化与空心化耦合度；T为农村贫困化与空心化综合指数；M、R分别为农村贫困化和空心化的评价值，a、b分别为农村贫困化、空心化的系数，在专家征询分析基础上，将a和b的系数均确定为0.5。

1.3.4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由王劲峰等提出的因子探测模型，最先应用于地方疾病与风险因子探测^[30]，随后广泛应用于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异，识别单个因子以及多因子之间交互作用^{[31, 32]}。本文通过对乡村地域系统衰退程度分异决定力值q的比较，进一步探测出影响乡村地域系统衰退的地域分异主导因素。

2 结果与分析 2.1 农村贫困化与空心化耦合度的空间分异

由MPI结果可知，同心县多维贫困程度较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南部山区，相对而言北部塬区和扬黄灌区乡村发展较好。农村人口空心化地域分异也呈现出山区整体偏高的趋势，扬黄灌区和塬区相对较低。由公式（3）计算可得研究区农村贫困化与空心化耦合度值，如图 1所示，高度耦合区多位于南部山区，如海棠湖村、梨花咀村、南塬村、土峰村、白阳洼村、何家渠村、大沟沿村、吊堡子村等，说明这些村庄受农村贫困化与空心化相互作用影响较强，乡村地域系统衰退，农村呈现凋敝现象；中度耦合区多分布于中部地区，如李堡村、冯川村、麻疙瘩村、马套子村、前红村、石塘岭村、五里墩村等；低度耦合区主要分布于北部灌区和塬区，如李沿子村、上周家河湾村、甘沟村、旧庄村等，这些村庄发展受到贫困化与空心化相互作用扰动强度较弱，乡村整体发展水平相对较高。

2.2 乡村地域系统衰退程度的空间分异

通过公式（4）计算可得乡村地域系统衰退程度，该值越高，说明乡村发展过程中农村贫困化与空心化处于高水平上的相互促进，致使乡村地域系统处于失衡状态，相反则说明乡村地域系统处于健康状态。由图 2可知，研究区村庄均不同程度地受到农村贫困化与空心化扰动，乡村发展多处于亚健康和非健康状态，其中李沿子村、上周家河湾村、冯川村、黄谷村、甘沟村、旧庄村等乡村发展处于亚健康状态，其余村庄均属于非健康状态，即村庄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外部环境、制度和政策，以及自身资源禀赋和自然条件等因素影响，城乡发展不均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等问题突出，致使乡村地域系统中部分子系统受损，长期处于非均衡状态，乡村日渐凋敝。

2.3 乡村地域系统衰退的影响因素诊断

乡村地域系统衰退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结合研究区乡村发展现状，从资源禀赋、自然环境、区位条件、经济基础4个方面共选取8个指标对乡村地域系统衰退影响因素进行诊断。资源禀赋是乡村发展的基础因素，选取人均耕地面积（X₁）、土地产出率（X₂）2项指标来表征；自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或促进乡村发展，选取行政村平均海拔（X₃）、地面坡度（X₄）2项指标来反映乡村地形地貌；区位条件对乡村持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良好的区位条件有助于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缩小城乡发展差距，选取行政村到县政府所在地距离（X₅）、到乡（镇）政府所在地距离（X₆）2项指标表征；经济基础是乡村发展动力，选取村农民人均纯收入（X₇）、村庄集体经济收入（X₈）来反映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通过地理探测器单因子探测诊断出乡村地域系统衰退的主导因素（表 3），采用交互因子探测诊断出乡村地域系统衰退的多因子交互作用（表 4）。

在资源禀赋方面，主要影响因素为土地产出率。农业生产是乡村重要功能之一，也是农民赖以维持生计的方式，因此，土地产出率高低，对于乡村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在西北贫困地区，气候干旱少雨，农业生产限制条件较多，土地产出率较高地区乡村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相对较好，且对于特色产业培育，以及村企合作契机寻求均较其他乡村要好。

在自然环境方面，乡村地域系统衰退受到行政村平均高程和地面坡度影响较大，其中地面坡度影响相对较大，地势平坦区域有利于农作物种植和生长，地面坡度则不利于农业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尤其部分山区地形崎岖，沟壑纵横，耕地较为细碎化，农业机械化程度低，致使农业生产成本较高，比较效益低下，农民增收困难，乡村地域系统处于非均衡发展状态。

在区位条件方面，主要与行政村到乡镇政府所在地距离有关。由于同心县政府位于县城西部，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辐射范围有限，因此，乡镇政府所在地则成为大多数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农户日常上学就医和生产生活物品购买均来往于附近乡镇。尤其中西部山区长期交通不便，农户思想观念保守，乡村社会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但随着城乡交通条件改善和信息化程度不断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会缓解或改变村庄发展的区位条件。

在经济基础方面，目前乡村集体经济普遍偏弱，甚至个别村庄存在集体经济为零的空壳现象，农村产业化组织程度较低，农业生产合作社带动作用有限，特色产业培育和发展缓慢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导致农户人均纯收入较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

采用交互探测进行乡村地域系统影响因素诊断（表 4），发现不同因子间的交互作用均大于其单个因子的作用。其中交互作用影响最大为X₄∩X₅，q值为0.9293，即地面坡度和行政村到县政府所在地距离的共同影响，说明乡村地域系统受到地形地貌和地理区位影响较大，地面坡度越小越有利于农业生产和基础设施发展，行政村距离县政府越近，处于县域经济和公共服务辐射范围之内，城乡差距越小；其次为X₃∩X₄，q值为0.8895，说明地形地貌对于乡村建设和发展较为重要；因子交互作用影响最小为X₅∩ X₈，q值为0.3445，说明县域经济和农村集体经济相互作用对乡村地域系统影响较小。

3 乡村地域系统发展调控对策 3.1 促进城乡融合

全面推进城乡融合，促进农村充分发展，应积极发挥城市对农村的涓滴作用，培育和发展乡村振兴极，推进城乡资源要素共享，市场需求互动，产业优势互补，公共服务均等化，积极发挥乡村生产和生态功能，建立城乡良性互动循环体制机制，促进城乡各要素在空间上的有序流动和协同发展，从而实现城乡融合发展^[10]。

3.2 培育乡村主体

乡村主体发展关键在于引人、留人和育人。通过强化资金支持和服务人才措施，构建结构合理、公平有序的就业环境，切实解决返乡、回乡、留乡人才后顾之忧；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探索自主培养和人才引进相结合的多样化人才培育模式，依托当地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中高等职业院校等资源，逐步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真正构建一批结构合理、素质优良、技能突出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

3.3 推进产业发展

乡村产业培育和发展是全面振兴乡村的经济基础。为此，在综合考虑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和作物适应性前提下，优化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积极发挥优质产区作用，发展喷灌滴灌等节水农业，培育具有地域特色的耐旱作物或经济作物；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扩展产业功能边界，为乡村产业向精致农业和智慧农业发展提供基础^[33]，逐步构建多元乡村产业形态和多功能乡村产业融合体系^[34]；并通过落实完善融资贷款、税费减免、土地流转等扶持政策和制度，促进如家庭农场、农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多种形式农业经营主体发展^[35]。

3.4 优化乡村环境

乡村地域系统发展受地面坡度和海拔影响较大，因此，要加强村庄规划管理，对部分自然环境较差的村庄进行撤并或搬迁，进行村庄整合和中心村建设，切实改善农户生产生活条件^[5]。并对迁出区土地进行合理整治，促进区域植被恢复和生态环境修复，从而缓解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等问题，积极发挥乡村生态保育功能。同时，也要通过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厕所粪污、生活污水等方面治理，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机制，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促使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向生态化、绿色化方向转变^[8]。

3.5 加强乡村治理

在中国乡村发展过程中，乡村内部共同的文化认同和约定俗成起着维系宗族关系、凝聚乡村力量和规范生产生活秩序的作用^[36]。然而，随着城乡差距日益扩大，乡村原有社会文化价值体系正在加速解构，社会分化日益严重，不同群体文化认同感较低致使村庄矛盾与冲突加剧^[37]。尤其在村庄撤并搬迁整合后，更需要积极发挥乡村治理作用，重构社会空间和村规民约，建立乡村内部认可的文化秩序，鼓励能人治村，完善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提高村民多元参与性和组织化程度^[1]，形成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38]。

4 结论

（1）乡村地域系统在与外界要素资源交换过程中，日益发展成为复杂的巨系统，但由于长期与周围环境交互中处于亏损状态，各子系统发展不均衡，其自身应有的自组织、自适应和自调节等能力丧失，乡村发展日渐衰落，以农村贫困化与空心化为主要表征的“乡村病”日益影响乡村持续健康发展。

（2）农村贫困化和空心化的耦合度空间分布呈现出“北低南高”趋势，高值区主要集中于南部山区，中值区和低值区呈现波动交替趋势，低耦合度村域主要分布于北部区域。乡村地域系统衰退程度与耦合度空间分布基本吻合，目前乡村发展普遍呈现出亚健康和非健康的发展状态。

（3）乡村地域系统衰退的主要影响因素从高到底依次为：地面坡度（X₄）＞土地产出率（X₂）＞行政村平均海拔＞（X₃）＞农民人均纯收入（X₇）＞人均耕地面积（X₁）＞到乡（镇）政府所在地距离（X₆）＞村庄集体经济收入（X₈）＞行政村到县政府所在地距离（X₅）。其中资源禀赋和自然条件是乡村发展的基础因素，区位条件是其重要因素，经济基础是影响乡村后续的决定性因素。

（4）乡村地域系统衰退是多种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在此过程中亟需培育乡村主体，推进产业发展，优化乡村环境，加强乡村治理，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不断地通过人为调控和政策干预发挥乡村优势，促进乡村人口、经济、土地等子系统均衡发展，实现乡村地域系统向良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