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江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南昌 330022
2.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乡村旅游已经成为促进新时代乡村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以及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1]。与此同时，它也给乡村地区带来了更加复杂的社会矛盾、权力博弈与利益竞争[2]，尤其是近年来旅游地频发的群体冲突事件（如婺源村民阻拦游客事件、凤凰古城门票风波）受到学界、业界以及媒体的广泛关注。现有旅游地居民冲突行为影响因素研究主要从社会（社会排斥[3, 4]、权利失衡[5]、利益分配不均[6]）和个体（人格特征[7]、压力[8]、身份认同[9]）两个方面进行探讨，大多是对行为进行描述及外部因素分析，忽略了居民内在心理机制。此外，相对剥夺感因为对负面情绪和行为的研究具有独特的心理视角，在社会学、政治学以及经济学等领域中得到了较为普遍的应用[10]。相对剥夺感也已经引起了旅游领域部分学者的关注，研究集中在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成因和疏导机制方面。如资源分配不均、阶层差异、游客到来引起公共空间和资源紧张等宏观层面因素使居民产生相对剥夺感[10, 11]。从居民微观心理层面对相对剥夺感的影响因素及其与应对行为影响机制的研究仍有待探索。
心理学视角下的行为研究更注重个体层面的现象，关注一个人在环境中态度、认知对行为的影响[12]。归因方式作为一种认知风格，除了对焦虑情绪[13]、主观幸福感[14]、相对剥夺感等变量产生影响[15]，在情感的参与下还会影响个体的应对行为[16]。同时，相对剥夺感对行为的影响复杂甚至矛盾，有的个体感知到相对剥夺感会采取攻击性行为[17]、逃避行为等[16]，有的个体则会采取成就行为以提升自己[18]，这些互相矛盾的研究结果暗示着可能在相对剥夺感与应对行为关系间存在调节机制。因此，乡村旅游地居民的归因方式与相对剥夺感、应对行为的关系如何？相对剥夺感在归因方式和应对行为的影响中是否起到中介作用？自我效能感作为个体对自己能否完成某种行为的能力预估是否在相对剥夺感对应对行为影响中起到调节作用[19]？通过对上述问题研究，探索如何降低乡村旅游地居民的相对剥夺感，减少旅游地冲突事件的发生，对建立和谐融洽的旅游地社区环境具有重要价值。
鉴于此，本文在相关理论及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婺源乡村旅游地居民为研究对象，从相对剥夺感的角度构建旅游地居民积极应对行为模型，通过问卷调查法探索相对剥夺感在内归因与积极应对行为之间的中介关系，以及自我效能感的调节作用。探讨旅游地居民应对行为存在差异的原因，以丰富旅游地居民行为研究成果，并为旅游地管理部门有效引导居民积极参与旅游发展，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2 相关研究评述与研究假设 2.1 相对剥夺感1949年社会学家Stouffer将个体与参照群体进行比较后所产生的对自身不利地位的感知以及由此激发的愤怒、不悦等负面情绪称为相对剥夺感[15]。其中，参照群体是指个体进行比较时所选择的比较对象。根据参照群体的不同可以将相对剥夺感分为横向与纵向两种类别，前者是指与他人或他群相比较，后者则指与过去经历相比较[20]；根据比较内容可以分为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相对剥夺感[21]。相对剥夺感关注微观个体或群体在与不同参照群体进行比较后所感知到的主观感受及采取的行为表现，其核心心理过程是社会比较[22]。一般来说，个体选择向下（如经济状况不如自己）比较容易产生相对满意或满足感，而向上比较则可能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感受，一种是积极进取以缩小彼此间差距，另一种则是相对剥夺感[23]。相对剥夺感因从主体比较视角关注个体、个体间关系、群体间关系，使其在个体和群体心理失衡研究上具有较大的优势。
在旅游发展过程中，旅游地居民除了因旅游开发前后居住环境差异、社会支持差异产生纵向的相对剥夺感[24]，还会因与社区内部居民相比感知到利益分配不均[25]、旅游参与机会受限[26]，与游客相比感知到游客享用更好的设施和服务产生横向的相对剥夺感[27]。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往往是纵向和横向、经济和社会多种剥夺感交织并存[10]。研究表明居民的个人因素如公平理念和价值期望也会影响相对剥夺感的产生，不同居民对相对剥夺感的感知存在差异[23]。旅游地居民的相对剥夺感程度越高，对旅游发展则越失望，越容易发生冲突行为[28]。另有研究指出，旅游地居民因感知到旅游开发所带来的正向经济和社会效益，纵向的相对剥夺感不强烈，居民不规范行为多与横向的相对剥夺感有关[29]。
现有旅游方面相对剥夺感的研究一方面侧重对调查数据的解读性描述，缺少对相对剥夺感影响因素和机制的解释性阐述，使我们无法了解不同居民相对剥夺感存在差异的内在机制与因果逻辑。另一方面，旅游地居民的相对剥夺感是一个多维度的动态过程，并非在不同发展阶段一成不变，当前仍缺少对多阶段、多类型旅游地的对比研究。尤其在旅游业飞速发展地区，伴随着日益显著的社会变化，旅游冲突现象频繁发生，因此加强相对剥夺感应用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10]。
2.2 归因方式与应对行为归因方式是指人们对所发生事件或采取行为的原因进行解释或推测形成的独特的认知方式，展现了人们之间的个体差异[30]。Heider认为人们的归因方式主要包括内归因与外归因。前者主要指个性、才能和努力程度等个人原因；后者指的是奖惩、机遇、任务难度等环境原因[31]。Weiner提出努力、机遇、能力、任务性质等因素影响人们任务的成败，并从控制点、稳定性、可控性三个维度将归因方式划分为积极与消极归因[32]。积极归因是将事件归因于稳定可控的内部因素，如才能和努力。消极归因将事件归因于多变不可控的外部因素，如任务难度、运气等。归因方式从大类上可以根据个体之所以采取某种行为，是与情景或自身有关分为内归因和外归因[31]。研究表明中国人遇到事件多归因于才能、努力等内部因素[33]。因此，本研究重点研究内归因居民对积极应对行为的影响。
应对行为是当个体遇到失败和压力时采取的措施和行为，以减轻事件造成的消极影响[34]。积极应对行为则是指通过识别压力源和直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例如采取向他人求助、自我情绪控制、认知重组等方式以减轻压力[35]。压力转换理论指出个体差异因素如归因方式通过影响个体对压力源频率、强度和性质的感知，从而影响了个体应对行为选择[36]。内归因特质的个体通常认为自身努力程度、当前拥有能力等内部因素决定了行为成败，其情绪和行为表现更加积极。即使遇到失败、压力等消极事件，个体通常会对其进行积极解读，更多关注采取何种方式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关注事件本身，因而对消极事件感知程度较轻，对事件所带来压力的负面反应也较弱，更可能采取积极应对行为[36]。因此，本研究假设对于具有内归因特质的居民会倾向于采取积极应对行为。
H1：内归因对积极应对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2.3 相对剥夺感的中介作用已有研究指出个体层面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如性别、年龄、收入等）[37]、缺乏社会认同[38]以及社会层面的社会不公[39]、群体偏见[40]、社会经济地位较低会使个人产生相对剥夺感[41]。由此可见，相对剥夺感是由主观、客观、心理等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是一个复杂的认知情感过程，各个因素之间可能存在交互作用。Smith等指出相对剥夺感受个体归因方式影响[41]。内归因的个体往往认为是自身原因决定事件成败，因而相对剥夺感较低；相反，外归因的个体通常认为是外部因素决定事件成败，因而相对剥夺感较高[42]。因此，本研究认为居民内归因与相对剥夺感负相关。
相对剥夺感本质上是一种认知失调，进而对心理健康（如抑郁、焦虑、情绪障碍等）[43]、身体健康（如酗酒、自杀等）产生不良影响[44]，同时也会导致个体越轨等消极行为[45]。认知失调理论指出认知元素之间的矛盾会使人产生采取适当方式以减轻或除去认知不协调。对于相对剥夺感低的居民，倾向于采取制度化方式获取资源以缓解心理失衡。相对剥夺感高的居民，更倾向于采取非制度化方式[46]。综上，本研究认为相对剥夺感与积极应对行为负相关。
归因方式具有稳定性，个人不同的归因方式会影响其对未来的期待，并激发某种特定情感[47]。而居民行为又受到情感驱动，正面或负面情感以及情感程度深浅对人的行为有着不同程度影响[48]，即居民的归因方式通过情感反应成为采取应对行为的动机。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相对剥夺感在内归因与积极应对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2.4 自我效能感的调节作用自我效能感是对自我是否能够合理应对并且顺利处理问题的技能认知[49]，并不是技能或者是能力本身。它反映了个体在选择行为策略时所体现的信心和自我认知，其核心是相信自己通过努力能够使各种事件得到有效控制。当个体相信借助于合理应对措施自己可以达到预期目标时，个体才有足够的动机去实施行动[50]。一般来说，对于自我效能感较高的个体多会采取成就、适应等积极应对行为，而自我效能感较低的个体则常常采用逃避等消极应对行为[51]。
对酒店员工的研究表明相对剥夺感对服务破坏行为与努力行为均产生显著影响[52]，由此可见，相对剥夺感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并不是单一的，它可能会受到某些变量的调节。社会学习理论指出在对人们动机和行动进行控制和激发的变量中自我效能感占主导地位，是个体因素与其行为之间的核心调节机制[53]。自我效能感高的旅游地居民可能更多的把由相对剥夺感产生的压力作为采取积极应对行为的动力。但对于低自我效能感的居民来说，可能更多把压力看作是阻力，容易引起焦虑和抑郁等负面情绪并采取退缩等消极行为。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
H3：居民自我效能感在相对剥夺感与积极应对行为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根据以上假设，提出本研究的概念模型（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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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概念模型图 Fig.1 Conceptual Model |
婺源位于江西省东北部，是全国文化与生态旅游示范区，被誉为“中国最美乡村”。近年来，婺源乡村旅游发展迅速，2018年全年旅游接待237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220亿元，同比增长30.5%[54]。但居民与景区经营者、当地政府之间因利益分配不均等问题发生了大大小小的冲突。以李坑为例，2002年村民因对门票分成不满首次使用围堵景区的方式为自己争取利益，后来2004年、2007年也发生了类似的冲突事件，2011年李坑、汪口、江湾景区发生了堵路、攻击游客等群体性事件，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关注，其旅游繁荣发展背后隐藏的诸多问题和矛盾值得我们思考。
3.2 问卷设计本研究中调查问卷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主要是对被调查者的内归因、相对剥夺感、自我效能感以及积极应对行为4个变量进行测量。相对剥夺感量表借鉴了王剑等人的研究[28]，包含4个题项；归因方式量表借鉴了才国伟等人编制的4题项量表[31]；自我效能感量表借鉴了Schwarzer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55]，包含5个题项；积极应对量表借鉴了黄希庭等人的量表[56]，共有4个题项。第二部分为调查对象人口统计学资料，如性别、年龄、职业、月均总收入、文化程度，共5个题项。第一部分所用题项统一使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进行测量，要求调查对象根据自身对题项描述的符合程度进行打分，分值1—5，分别表示“很不符合”、“较不符合”、“一般”、“较符合”、“很符合”。
3.3 数据获取在正式调研前，为了确保问卷设计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婺源收集了50份问卷进行预调研。运用SPSS25.0软件对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结果显示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值均大于量表可接受的0.7的标准，各变量CITC值均显著且大于0.5，表明各量表内部同质性较高，信度较好。通过对预试问卷进行因素分析以检验量表建构效度。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各分量表KMO值均大于0.6，并且球形检验显著，表明预试问卷数据可以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各变量累计方差贡献率均在50%以上，所有测量项的共同度与因子载荷值均在0.5以上，表明各分量表效度较好。同时，为形成质量较高、表达准确的正式调查问卷，对问卷题目的提问方式和措辞进行了修改与完善。
2019年1月前往婺源进行正式调研，采用便利抽样调查法，主要在乡村旅游发展较为成熟的李坑、汪口、江湾进行问卷发放，由于部分居民文化程度较低，调研人员采用与居民一对一的方式进行问卷的现场填答和现场回收，对受访者有不明白的地方及时进行解释说明，以保证受访者清楚了解问卷题目的含义。正式调研共发放问卷360份，在去除有明显填写错误、大量题目漏填等情况的问卷后共回收有效问卷340份，问卷有效率为94.4%。在抽样样本中，男性比例（48.2%）略低于女性（51.8%），可能因为男性多选择外出务工；年龄以31—40岁（28.1%）和41岁—50岁（27.5%）为主；文化程度以小学（26.3%）、初中（33.8%）、高中及中专（26.4%）为主；职业以农民（28.3%）、个体旅游经营（35.9%）为主，月均总收入集中在1000—3000元（53.4%）。
4 实证分析与结果 4.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在问卷设计和调查中为避免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采用了对项目顺序进行平衡、匿名测量等的方式。但是由于问卷均为居民自评，仍需要对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进行评估。因此，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未经旋转的单因子方差解释率为33.24%，低于总方差变异量一半，这表明在数据中不存在单一因子解释绝大部分变异量的情况，即在本研究所测变量之间并未发现有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4.2 信度与效度检验因子分析结果显示（见表 1），量表内部一致性α系数（Cronbach's α）均大于0.7，说明量表信度较高。全部测量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均大于0.5，所有变量的组合信度均大于0.7，平均提取方差均大于0.5，说明量表中各变量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区分效度通过变量平均提取方差（AVE）的平方根与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的比较来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与其他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相比，问卷测量变量的AVE值的平方根均大于其相关系数（见表 2），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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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测量模型分析结果 Tab.1 Outcomes of Measured Mod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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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区别效度检验 Tab.2 Discriminant Validity Test |
探索性因子分析则从原始样本中随机抽取140个样本进行，目的是检验分量表的结构效度以及确定测量题项。研究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保留特征值大于1，且因子载荷大于0.4的变量。各分量表的KMO值均大于0.6，Bartlett's球形度检验小于0.001，表明适合做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经过因子分析，相对剥夺感、归因方式、自我效能感、应对方式各量表累计解释方差均大于50%的标准值，表明各分量表结构效度较佳。
4.4 模型检验运用AMOS软件对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用来判断测量模型拟合优度的指标值为χ2/df在1—2表明模型拟合度较好，在2—3之间，表示模型拟合度可以接受，RMSEA小于0.05表明模型拟合程度较好，介于0.05—0.08表明可以接受，GFI、AGFI、CFI、IFI、TLI指标值大多介于0—1，越接近于1表明模型拟合程度越高，一般标准值要求大于0.9。
模型拟合结果显示χ2/df值为1.423，RMSEA值为0.046，GFI值0.995，AGFI值为0.972，CFI值为0.998，IFI值为0.998，TLI值为0.993，说明模型拟合较佳。
4.5 相关分析表 2为本研究中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如表 2所示，内归因与相对剥夺感之间呈负相关关系（r= -0.697，p＜0.01），相对剥夺感与积极应对之间也呈负相关关系（r =-0.326，p＜0.01），内归因与积极应对之间呈正相关关系（r=0.344，p＜0.01）。
4.6 假设检验 4.6.1 相对剥夺感中介效应检验首先对内归因与积极应对的总效应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内归因对居民积极应对有显著正向影响（β= 0.344，p＜0. 01），假设1得到验证。
表 3显示了对模型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果。如表 3所示，内归因与居民的相对剥夺感呈现显著负相关的关系（β=-0.694，p＜0.001），而居民的相对剥夺感又对其积极应对有显著负向影响（β=-0.155，p＜0.05），且在加入相对剥夺感中介变量后内归因对积极应对行为正向影响减弱（β= 0.184，p＜0.01）。然后，本研究为验证相对剥夺感在内归因与积极应对行为间的中介效应使用了Bootstrap法进行检验。因为Bootstrap法是通过对大量样本进行重复抽样以得到研究的置信区间，与其他方法相比估计结果更加稳定、可靠[57]。研究结果显示，相对剥夺感的中介效应在0.95置信水平上的置信区间为[0.159, 0.301]，不包含0。相对剥夺感的中介效应显著，即假设2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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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相对剥夺感中介效应检验 Tab.3 Mediating Effect Test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
自我效能感调节效应的检验采用层级回归的方法，分析结果如表 4所示。调节效应检验前，本研究先将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以减少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然后再将其逐渐放入回归方程中。各变量按照以下顺序放入方程中：首先，将性别、年龄等作为控制变量放入回归方程（M1）；其次，将自变量相对剥夺感和调节变量自我效能感放入回归方程，以研究相对剥夺感对积极应对行为的主效应（M2）；最后，将自变量相对剥夺感与调节变量自我效能感的乘积放入方程，研究两个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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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自我效能感调节效应检验 Tab.4 Moderating Effect Test of Self-efficacy |
根据表 4中M2的研究结果可知，居民的相对剥夺感对积极应对有显著负向影响（β=-0.173，p＜0.01），M3中相对剥夺感与自我效能感的交互项对积极应对产生显著负向影响（β=-0.689，p＜0.05）由此，假设3得到了支持。
本研究将自我效能感的平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作为标准，将居民自我效能感分为高低两组描绘调节效应图，以直观显示自我效能感的调节效应，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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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自我效能感调节效应图 Fig.2 Moderating Effect of Self-efficacy |
社区参与、社区增权理论强调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应鼓励居民参与，为居民赋权，与居民共享发展利益[58]。但多将旅游地居民看做一个整体，忽略了居民在一个同质范围内存在着极为宽泛的异质认知与行为活动，使得在实际应用中往往由于缺乏针对性而流于形式[59]。本研究通过对婺源居民进行问卷调查，从个体心理角度检验了异质性因素如何影响居民相对剥夺感和积极应对行为，构建了乡村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积极应对行为理论模型，为精准调适居民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研究结果表明：
（1）内归因对积极应对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归因方式是个体较为稳定的个性特征，影响人们对未来事件的行为反应，内归因的居民往往将事情发生的原因归于内部、可控制的原因，认为事情是可以解决的，于是倾向于采取寻求帮助，认知重建等积极应对行为。
（2）相对剥夺感在内归因与积极应对行为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首先，有研究指出人们的认知评价对行为的影响是通过情感所产生，总体表现为个体先进行评价，再激发情感，最后采取应对行为的过程[60]。内归因作为基于过去生活经验和当前期望所形成的认知评价，通过相对剥夺感这一特定情感，进而对积极应对行为产生影响。其次，内归因的居民与其对相对剥夺感的感知呈负相关关系，表明内归因的居民较不易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的产生是基于居民与参照群体进行比较后所形成的差异感知，内归因居民往往将差异的产生归于自身，从而对相对剥夺感的感知程度较低。再次，相对剥夺感与积极应对行为负相关，表明居民感知到相对剥夺感越强烈，越会对当地旅游发展产生不满，越倾向于采取消极应对行为如越轨、抵抗等，而不会采取积极应对行为。
（3）自我效能感负向调节相对剥夺感和积极应对行为的关系。内归因居民不易产生相对剥夺感，但是这个负向作用是否会通过相对剥夺感的传导使居民采取积极应对，还取决于居民的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感是关于自身是否能够对其所处环境进行控制的一种胜任感知，高自我效能感居民相信失败、挫折和阻碍是可战胜的，相信自己有能力达成目标并激发加倍努力。因此，相比低自我效能感居民，高自我效能感更能促使居民采取如问题解决、认知重组等积极应对行为。但随着相对剥夺感程度的提高，不同自我效能感的居民均会降低采取积极应对行为的可能。
5.2 研究启示研究结果表明，促进乡村旅游地居民采取积极应对，营造和谐的社区氛围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①引导居民内归因。旅游地管理部门应使居民在参与旅游发展过程中选择适当的参照群体，合理定位，打消不切实际的幻想，保持良好心态。同时，营造人们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发展提升的社会环境，强调个人能力和努力在社会资源分配中的作用，使公平理念从“绝对公平”向“相对公平”转变，进而降低相对剥夺感。②完善制度保障。旅游地管理部门应建立参与机会公平、利益分配公平的保障机制。首先，在旅游服务、旅游设施建设等行业中为居民提供就业岗位，保障居民优先雇用。其次，鼓励有条件的居民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通过成立旅游合作社使居民参与旅游决策、实施提供贷款等扶持政策以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使其从被动参与转向主动参与。对于不能直接参与旅游的居民，应利用税收、社会保障、旅游分红等再分配工具进行调节，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公平，保证当地居民利益最大化。③提高居民自我效能感。旅游地管理部门通过举办旅游知识比赛、专家讲座等活动，鼓励居民积极参与，不仅使居民增加相关知识和经验，提升其文化素养与旅游参与能力，还能够使居民在参加活动的过程中获得直接经验以增强自我效能感。此外，发挥社区精英引领示范作用，居民对他人成就进行评估所得到的替代性经验也是提高自我效能感的重要途径。
5.3 研究不足与展望本研究的局限及未来重点关注的方面主要有：①婺源乡村旅游发展较为成熟，而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并非一成不变或线性变化，研究结果是否普遍适应于其他乡村旅游地还需要进一步检验。未来可以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乡村旅游地进行对比研究。②本研究主要从个体心理层面中的归因方式对相对剥夺感与应对行为的影响机制进行研究，未来可以利用多层线性模型将个体层面其他心理因素如公平感知、社会认同等与社会层面变量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使得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更为清晰。③研究中用于分析的数据为横截面数据，横断研究难以得到因果关系，今后可采用追踪或实验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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