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旅游地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经济和社会空间，被不断地(再)生产、(再)获取和(再)创造^[1]，乡村地区也不例外。乡村旅游被认为是农村发展和扶贫的重要途径，也被理解为一种更新乡村空间、乡村社会和乡村文化的工具^[2]。旅游在相对封闭的乡村地区往往扮演着资本积累、推动经济、生产特定物质空间和空间的社会意义的角色^[3]，并推动着乡村社会的转型。乡村社会转型不仅包括物理形态、空间、组织、社会关系等方面的结构转型，也离不开“人”(村民)的转型^[4]，乡村环境的演化实质上又是不同村民空间行为作用的外在表现^[5]。然而，村民在旅游空间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发生了什么变化及做出了怎样的空间行为实践？角色实践背后隐藏了哪些机理？这些问题的解答都依赖于对乡村旅游空间生产与村民角色转型之间互动关系的微观探究。本文通过对世界自然遗产地丹霞山瑶塘村的田野调查，援引空间生产与角色理论，深入剖析村民在参与旅游活动后的社会角色转型和空间再生产实践，揭示乡村旅游空间与村民社会角色间的互动机理，为村民更好适应乡村社会空间转型，促进乡村人地关系良性互动，实现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参考。

20世纪60年代，“空间转向”(spatial turn)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界成为一种趋势，人们对“空间”的认识发生根本性转变。其转变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新的空间本体论与认识论得以建立；二是开始以空间的视角解读历史情境和社会生活，打破长期以来历史—时间的主导地位^[6]。其中，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是主要的理论资源^[7]。他认为，空间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是空间被开发、规划、使用和改造的全过程，是一个“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和“表征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s)三元一体复杂体系。“空间的实践”属于“感知的空间”(perceived space)维度，担负着社会个体或群体对社会构成物(如房屋建筑、公路、街区等)的生产和再生产行为；“空间的表征”属于“构想的空间”(conceived space)维度，通过政府文件、成文法规、正式的营销广告等体现统治者所掌握的权力、意识、知识、资本等；“表征的空间”属于“生活的空间”(lived space)维度，指向居民和使用者在日常意识和地方知识中生产和占用的空间^[8]。三元一体框架，是理解并实践列斐伏尔空间思想、空间生产理论的重要途径和方法论基础^[9]。

空间生产理论引领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人文地理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重新思考空间在社会实践中、在日常生活中、在理论体系中的作用^[10]。实证研究从最初主要聚焦在城市，发展到国家领土空间^[11]、企业组织空间^[12]、乡村空间^[13]、文化空间^[14]、旅游空间^[15-21]等不同尺度、不同类型的空间对象。在旅游研究领域，Young以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两个旅游社区为案例，认为旅游场所是社会建构和协商的结果，其地方意义一方面来自于旅游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来自于游客的消费^[15]。国内旅游空间的生产研究始于宗晓莲以丽江古城为例，援引空间生产概念为分析工具，探析了旅游地商品化的过程及其影响^[16]。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空间生产理论在旅游领域的应用已积累不少成果，研究的内容主要在旅游空间的内涵、生产主体、过程特征和动力机制等方面，空间对象主要集中在古镇、民族村寨、传统村落、历史街区、文化遗产地、滨海旅游地等。

村民在乡村空间生产中的角色、实践及作用已得到学者的关注，并形成了两种研究路径和结果。一方面，村民是被支配的角色。由政府、专家、规划师、投资商等空间主要规划者的知识或意识形态所构想的空间对村民起着支配作用，权力和资本主体占用当地的空间，控制乡村地域景观空间，村民被迫生活在强加的乡村空间中^[17-19]，成为新空间权力的主要让渡者，因此村落的管理、村民的生活及心理也发生了空间性生产^[19]。在空间主流秩序话语下，村民发展出农家乐、地方特产店等空间功能、属性及意义与原乡村建筑空间截然不同的空间形式^[20]；原先联接村民的“血缘、亲情、权威”等核心要素逐渐被解体，塑造个体公共行为及公共空间的主要力量发展成为公共理性^[21]；当地村民对他们所居住的社区，包括他们自身，进行了重新的认识，甚至在建构和维持自身形象或生产空间的过程中处于“失语”的状态^[22]等。另一方面，村民则是支配的角色。村民是主动获取资源的行动者，具有自主决策和自我判断的能力^[4]，他们通过嵌入、抵制、进攻性抵制、反噬和再生等方式对空间表征进行反抗^[6]；农村社区中的文化惯习是牵制外部“空间生产”实践的强有力的因素^[23]；村民甚至在利益驱使下不加控制的参与旅游发展^[24]，导致一些无序的空间建构行为，诸如村民自发和相互模仿跟风的造房运动、房前屋后街道公共空间的占用、土地与民居的主动寻租行为^[25]。总体来看，已有研究视角要么偏重空间、社会的结构性力量，要么偏重村民个体的能动性意义，忽视了将二者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研究的可能。相对于现代化、国家结构性力量的强势地位，地方社会与个体的生产实践可能是弱势的，但他们并非完全被动地接受一切，而是可以积极能动地进行选择，二者是相互形塑和建构的^[25]。

角色理论在西方社会学研究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理论流派。一是结构主义传统，认为角色是文化(规范性)要素，其与既定的社会身份、社会地位相关联。以林顿、默顿和帕森斯等功能派学者为代表，强调结构对角色扮演者的影响或制约^[26]，但忽略人类互动的动力与变化特点^[27]。二是互动论传统，认为角色是发生在社会互动过程中突发的行为规则，以米德、布鲁默和戈夫曼等为代表，侧重角色行为变化的方面，强调角色占有者的即兴发挥，社会互动过程的角色转型^[26]，但常被批评忽视结构对期望和角色的强制^[28]。尽管角色理论存在分歧，但共同特征是强调社会环境对行为的定向作用，同时也不能忽视个人可能的角色创造，因而“社会有限决定论”被提出，即应将宏观的结构性因素和微观的个人因素联结到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行为分析系统^[28]。

社会角色是符合社会要求，并与一定位置相关联的一套个体行为模式，即赋予给个体的身份以及个体获得该身份所应发挥的功能^[29]。它主要包含三种含义：角色期望、角色能力和角色行为。角色期望是角色的首要因素，在实践中逐渐为角色扮演者所认知，主要表现为规范、信仰和偏好等^[27]。角色行为是指角色承担者根据一定的要求和所处情境，遵循角色期待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的角色扮演行为，是社会要求、他者互动以及个人扮演共同影响的结果^[28]。角色能力是指支撑社会角色占有者承担起该角色，并以合适的行为表现出给定角色的内涵的能力^[30]，是在各种资本积累的基础上所表现出的社会行动力，是角色个人创造可能性的前提。

随着乡村社会发展和研究视角的不断深化，乡村空间的认识经历了从物质层面到社会表征，从客体性空间到主体性空间的发展过程^[31]。研究需透过农村环境的物质层面，以及人们在乡村空间中生活、工作和休闲的经历，来建构乡村空间生产和再生产话语^[2]。角色和角色扮演的概念对于认知人类的休闲娱乐及旅行旅游行为方面极具价值^[32-34]。空间的生产是自然空间的社会化过程^[8]，空间中“人”则必须被教予角色，即必须被社会化^[28]。

鉴于空间生产和角色理论在解释乡村空间生产过程中村民社会角色转型与适应问题都可能存在缺陷，本研究试图将两者结合，构建一个空间生产与角色理论相互嵌套的概念性理论分析框架(图 1)。

图 1(Fig. 1)

图 1 概念性理论分析框架 Fig.1 Conceptual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笔者认为，空间生产与人的社会化过程是互动影响的：①“角色期望”经由“外部规定性”与“空间表征”互动，政府、规划师、专家、投资商等通过政策、制度、规划、符号等形式，外部规定了村民扮演角色所应具有的一组心理与行为特征的要求；②“角色能力”经由“内在能动性”与“表征空间”互动，村民在日常生产生活空间中结成的地方知识、文化惯习、社会与情感联系等，是角色个人创造可能性的前提；③“角色行为”通过“微观空间生产”与“空间实践”互动，乡村物质微观空间(如道路、建筑、植被等)，一方面承载着权力、资本、市场等主体的行为，另一方面承载着村民个体角色实践的空间再生产结果。由此，构成一个概念性的理论分析框架，以解释乡村旅游地村民的角色转型及其空间行为图景。

研究以广东省韶关市丹霞山世界自然遗产地内的瑶塘村为案例地。瑶塘村位于丹霞山北大门进山主干道前往阳元石景区和长老峰景区的三岔路口旁，是两个景区结合部上的重要节点，曾获得“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广东省级新农村示范片建设主体村”等称号。至2018年底，该村总户数44户，户籍人口169人，外来人口约160人，村民人均年收入达2.2万元。瑶塘村传统以种植水稻和沙田柚为主，经过两轮的村庄规划建设(空间生产)，已建成了86栋2—3层的粤北风格民居建筑，村庄基础设施配套完善，村容村貌整洁划一。瑶塘村从一个封闭的传统农村，依托丹霞山景区，历经30多年来的发展，演变成一个集住宿、餐饮和购物为一体的旅游村，村民也逐步脱离农业全员参与到旅游业中。可以说，瑶塘村相对完整的展示了乡村旅游地空间生产与村民角色转型的全过程，成为我国众多乡村旅游地发展的缩影，因此，以其为案例揭示乡村旅游地空间生产与村民角色转型的过程及其互动机制，具有代表性与典型性。

研究主要采用访谈法、观察法收集数据，分别于2014年7月21—25日、2017年11月24—30日、2018年10月10—15日对瑶塘村进行实地调研，累计15天。访谈对象主要是村民以及部分政府和景区管理人员、外来人员，总计共20个样本，整理访谈录音文本约15万字。访谈内容包括村落基本概况、村民生产生活情况、空间使用情况与限制、参与旅游历程、个人特质与家庭背景、个人与社区成员关系、角色感知等问题。观察对象主要是村容村貌、民居建筑、村民生活方式等的变迁，收集了大量相关资料。二手资料包括韶关市、仁化县社会发展统计资料，丹霞山旅游规划及旅游发展统计数据，以及瑶塘村旅游发展规划与现状、村规民约、征地文件等资料。

依据旅游空间生产与角色理论相互嵌套的理论分析框架，对访谈文本进行扎根编码，进行开放式编码、轴式编码和核心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指将原始资料初步概念化和范畴化，将原始资料打碎、揉碎并用概念或范畴重新组合的过程^[35]。通过对访谈文稿进行逐字逐句的分析、初步概念化、编码到自由点，第一轮分析编码后共建立255项自由节点。开放式编码示例见表 1。

表 1(Tab. 1

表 1 开放编码示例 Tab.1 Example of Open Coding

表 1 开放编码示例 Tab.1 Example of Open Coding

在轴式编码时，选择一个开放的编码范畴，把它置于被研究之过程(或互动)的核心，然后把它与其他范畴相联系。这些关系类型包括因果条件、背景及影响因素(情境因素)和结果^[35]。轴式编码的过程主要为：①分析自由节点，并合并、归类，得到33个子节点；②探究33个子节点之间的关系，再次抽象化编码，得到10个亚范畴；③探究亚范畴之间的关系，建立具有最高抽象程度的范畴，得到3个主范畴：构想的空间生产主体及其角色期望、生活的空间生产主体及其角色能力、空间的实践主体及其角色行为(表 2)。

表 2(Tab. 2

表 2 扎根编码结果 Tab.2 The Code Result of Grounded Analysis

表 2 扎根编码结果 Tab.2 The Code Result of Grounded Analysis

核心式编码是指对发现的概念范畴进行系统的分析，确定一个“核心编码”^[35]。对访谈资料分析后，确定核心范畴为“乡村旅游地空间的生产及空间中村民的角色”，串联各主范畴之间的联系，解释绝大部分编码内容。

“为了改变生活，我们必须首先改造空间^[8]。”瑶塘村在30多年来的发展中，空间经历了传统农业生产生活空间、过渡到农业生产与旅游消费空间并存、直至完全向旅游消费空间转变的过程。地方政府、规划专家、外来企业主对瑶塘村一轮又一轮的规划定位和设计改造，其实质如哈维所言，替地理实体命名，意涵了凌越其上的关于地方、地方居民及其社会功能被呈现的方式与权力，规范了不同的角色、行动的范畴^[36]。空间重构在日常生活场景中的真实过程中发生，为具体的行动者所能动建构，同时反过来又直接促进人的实践行为、生活方式及文化价值观念等的变迁^[37]。瑶塘村村落空间不断地被旅游化生产，村民随之转变着角色定位以及空间实践行为，经历了“农业生产者”向“社区旅游引领者”“旅游流动摊贩”“民宿经营者”等新角色的转变，最终都归于“旅游从业者”(表 3)。

表 3(Tab. 3

表 3 瑶塘村空间生产及村民角色转型过程 Tab.3 The Process of Space Production of Yaotang Village and Role Changes of Villagers

表 3 瑶塘村空间生产及村民角色转型过程 Tab.3 The Process of Space Production of Yaotang Village and Role Changes of Villagers

1995年旅游开发前，瑶塘村三面环山，依河为邻，聚集而居，经过祖祖辈辈的开垦劳作，大片农田与旱地分布于村前。村民与自然和谐共生，相互依存，巧用当地的木竹、砂岩，以土砖砌墙，以木梁支架，以青瓦盖顶，沿着山坡地形建起一条传统客家村落。三两民居构成的私家庭院，不仅是饲养家畜、晾晒谷物、堆放柴草、储存农具的工具性空间，还是村邻乡舍情感维系、社会交往的重要场所。祠堂素来是乡村社区不可或缺的空间要素，“彭成堂祖祠”是瑶塘村祖训家规、乡村基因血脉的空间载体。山林、河溪、田地和客家民居、庭院、祠堂等共同塑造了村民农业生产生活的内外部空间。村民一直以来承担着“农业生产者”的角色，从土地获取生产生活资料，生产依节律展开，生活有规可循，日复一日演绎着自给自足、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生产者角色形象。

1995年，仁化县提出“旅游旺县”的发展战略，丹霞山开发新建阳元石、翔龙湖和锦江景区，游客量随之快速增长。1996年，仁化县大力推动以农房改建为重点的“奔康工程”建设，从政策和资金上支持旅游新村的用地审批、规划建设和设施配套等。在地方政府和社区精英的引导下，瑶塘村被规划为旅游服务村，另择距老村一里地外锦江河畔的沙田柚地，新建42栋2层砖混结构房组成的奔康样板村，为游客提供住宿、餐饮服务。形成了老村以农业生产生活为主的乡村空间，与奔康样板村以旅游接待为主的消费空间并存的景象。村民在空间的转换过程中脱离或半脱离“农业生产者”角色，衍生了“社区旅游引领者”“民宿经营者”“旅游流动摊贩”的新角色。

“社区旅游引领者”由乡村精英承担，其角色实践直接推动了乡村空间的旅游化。早在奔康样板村建设之前，乡村精英就已在丹霞山景区内经营大排档、特产小商店，积累了可观的经济收入；精英身份又给予了其与地方政府、旅游规划专家接触以及外出考察学习的机会，较早确立了旅游才能发家致富的角色观念。乡村精英与景区管委会谈判，与旅游规划专家合作，积极响应政策，让地换路并且创新性对外“招商引资”，动员了17户村民以及25户外来资本参与奔康样板村建设，成功打造了第一批42栋民宿建筑。此外，乡村精英还积极争取“创建奔康示范村”的优惠政策，建设旅游商业街，作为村民销售土特产和旅游商品的固定摊位。

“民宿经营者”由部分经济基础好的村民承担。原本生活的家园空间，在村民角色实践激活后，被演绎成了“工作”的“场所”。满足游客需求，获取旅游收益，成为生活空间所有的目的与意义。民宿内部空间和功能设计比较同质粗放，一楼做餐厅或自住，二楼为客房，客房硬件设施只包括普通的床、柜子和老式电视，除了能满足游客的吃住需求，无更多其他空间体验。原有“农业生产者”角色被中断，人际交往中业缘交往活动的增加，挤压了地缘、亲缘交往的时间。

“旅游流动摊贩”由一部分普通村民承担，他们占用局部的公共空间，挪作私有的交易空间，进行旅游角色实践，间接提供旅游服务。由于重农轻商观念、小农思想对旅游经营角色的认知过程形成了阻碍力，他们一开始抵抗奔康样板村的生产，做出角色舍弃的选择，并没有完全脱离“农业生产者”角色。后因旅游空间生产效益显见，一方面既保留土地耕种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又以挑担或推车形式向游客兜售农产品，间接地获取旅游收益。

2011年开始，随着丹霞山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地带来的游客量迅猛增长。至2015年，瑶塘村纳入“丹霞彩虹”省级新农村示范片工程。原是一片低矮破旧民居的瑶塘老村，被推倒新建成44套3层框架结构粤北民居建筑风格的新村，并配套道路、给排水、垃圾清运、大型生态停车场、绿化步道等基础设施和祠堂、休闲广场等公共空间。瑶塘村逐渐成为民宿客栈投资的热土，吸引了包括禅语、九州客栈、格物图书馆、燕子呢喃、禅意、艺术家等30多家精品民宿进驻，先后打造了图书馆、清吧、茶室、画室、共享厨房、亲子空间、科普教育基地以及丹霞红豆非遗手工坊等数个文创、农创空间。外来资本持续渗透乡村空间，对瑶塘村形象不断地进行话语建构，生产了“符号化的地方”，可用于传播的“地方”。至此，瑶塘村完成了旅游消费空间的生产，所有村民完全脱离了“农业生产者”的角色，主动或被动地获得“旅游从业者”的角色。“参与旅游”作为一种致富观念内化到每一个村民心中，村民的“家”变成了一个商业空间，一个可以满足游客好奇心并且让游客消费和炫耀的场所^[38]。

乡村精英结束了“社区旅游引领者”的角色扮演，过渡到“社区旅游管理者”的角色。为了更好推动民宿服务规范化发展，乡村精英推动制定了新的村规民约；邀请艺术家在祠堂开设文艺学堂，筹划文化活动，并允许游客自由参观，乡村信仰空间的私密性被打破。乡村精英同时继续在老村推倒重建中扮演“民宿经营者”的角色，因经济和社会资本雄厚，民宿装修更为豪华，经营管理更为成熟，成为成功的“旅游从业者”。

原有的“民宿经营者”完全转型为“旅游从业者”，但在外来精品民宿空间生产的冲击下出现分化。一部分继续投入到老村新建中，且有意识地请艺术家或设计师对新建民宿进行美化设计，学习精品民宿经营者增设前台、打造休闲空间等，经营意识和服务意识得以提升，继续扮演“民宿经营者”角色。一部分则因“民宿经营者”角色扮演失败，将民宿转租外来投资者，成为“民宿房东”，同时为了获取更多旅游收益，转而违规占用村口公共空间，自搭简易商铺，做起了早餐店，但始终未脱离“旅游从业者”角色。

在丹霞山管委会的管制下，“旅游流动摊贩”角色被取缔的村民，转而以举债方式在老村建设新房，扮演起“民宿经营者”的角色，民宿装修风格类似宾馆，虽基本满足游客需要，但因经营经验和营销技巧有限，在淡季时唯有在景区门口拉客以获得客源，勉强维持民宿的经营。还有部分未脱离“农业生产者”角色的村民，在老村住房被推倒、农地被征收后，被迫举债建房或合资建房，房屋一半出租一半自住，成为“民宿房东”，部分家庭成员受雇到村中其他民宿做杂工，被动转型为“旅游从业者”。

村民所面临的角色期望不断随着构想空间的建构而发生变化，从农业生产期望，发展到“参与旅游发展”“提升旅游经营技能”“合规参与旅游”等期望，这些期望来自地方政府、景区管委会、外来企业主和游客等。角色期望以规范、选择和信念等方式表现出来，权力主体、消费主体、外来资本主体以合作、协商或强制的方式，规定着村民角色的行为准则与行为方式^[26]。

外部权力主体通过旅游发展和村庄建设规划、景区空间规划与管制、精品民宿空间设计等，影响着村民的角色扮演。空间作为一种生产的工具，也是一种权力支配的方式^[8]。随着丹霞山旅游发展，瑶塘村的区位和土地资源优势使其有机会融入旅游发展，地方政府通过“旅游旺县”“奔康工程”“美丽乡村计划”等政策实施，推动着乡村旅游空间生产。村民被要求参与旅游发展，脱离仅从事与土地相关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扮演与旅游接轨的角色，“当时除了丹霞镇、开发区还有管委会，就是两委一镇，动员领导干部来建，这里有游客，又建了房子可以做做生意、做做住宿餐饮(村干部LYQ)。”景区管委会依据景区规划要求村民合规参与旅游，“管理委员会带着村长和城管的人，看到村里搭建帐篷，一定要拆除，你不想拆，几个人拦都拦不住(村民HDS)”，部分村民“旅游流动摊贩”角色因此被取缔，从而向正规“旅游从业者”角色转换。外来精品民宿进驻和游客消费升级，使得村民“民宿经营者”角色不断分化，一部分村民通过对民宿空间再生产得以强化“民宿经营者”角色，另一部分则因角色不适应而退出经营转而成为“民宿房东”或其他“旅游从业者”(如景区管理人员、民宿雇工等)。

旅游空间生产的适应过程体现在村民日常生活之中，需要在长时间的、大量的生活事件的积累以及磨砺中逐渐完成。社会结构处于不同位置的人们因经济资本、微观权力、个人技能、个人观念等条件的不一致性，以不同程度服从于外来刺激和社会约束^[39]，从而形成不同的角色转型。

经济资本是影响村民角色转型的物质基础。面对旅游空间生产所引致的生活环境变化，并不是所有村民能够及时转变原有的农民角色行为，获得新的角色模式，形成新的生活方式。最开始获得“民宿经营者”角色的是具有经济资本优势的乡村精英，“因为当时那一批村民的话，那几个会经营的，本来就是做生意的，收入比人家高(村民LCM)。”

早期奔康样板村建设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以建设房屋、设计装修、配备设施，才能经营民宿，部分积累了一定经济资本的村民在村干部动员下，首先参与到民宿的经营，成为最早一批的“民宿经营者”。而“旅游流动摊贩”角色被取缔的村民和一直未脱离“农业生产者”的村民，在老村推倒重建的大环境驱使下，也被动承受“民宿经营者”的角色，然而因资本不足而只能负债建房，承受着很大的角色压力。

微观权力是影响村民角色转型的社会资源。权力主体并不只是抽象的、总体化的“国家”和“地方政府”，也包括微观的村干部主体。无论是在“奔康工程”建设时期还是到“旧村改造”时期，仁化县政府、丹霞山管委会和村干部之间形成一种权力合谋，“丹霞山想处理什么事情就找村长，很多当官的来，能够处理整个瑶塘村(村民ZYF)。”村干部作为政府代理人，其管理职权使其拥有乡村聚落不同尺度的空间要素包括土地、祠堂、建筑等的管理决策权，在“旅游旺县”“奔康工程”“美丽乡村”的政策安排下，获得“社区旅游引领者”“社区旅游管理者”的角色。

个人观念是影响角色转型的内在动力。村庄精英最早认识到旅游发展的机会，对村落资源主动旅游化利用，成功扮演“民宿经营者”角色。而老村拆建前扮演“旅游流动摊贩”的村民，则在土地生产惯习、小农意识影响下，局限于农产品售卖，角色转换的内在动力不足。“因为村民不肯做，他们觉得做那房子没有用。村民没有意识，他们不会利用这个资源，当初把沙田柚地征走建房的时候，他们就不舍得那些果实，后来也只会种点东西卖给游客(村干部WHR)。”乡村生产关系完全从农业经济向旅游经济转变，所有村民都扮演“旅游从业者”时，由于村民个体过度逐利倾向，又导致角色行为失范。

个人技能是影响角色转型的素质保障。老村拆旧建新后，原来扮演“民宿经营者”的部分村民，因角色技能的提升，越来越适应“民宿经营者”的扮演。“村民在进步呀。从一楼没有收银台，到有收银台，到一楼打通给客人休闲坐着，给他们上网，这就是这几年一个进步(外来企业主CJT)。”

而“旅游流动摊贩”角色被取缔的村民和一直未脱离“农业生产者”的村民，在老村推倒重建驱使下，被动承受“旅游从业者”的角色，由于经营管理等角色实践技能不足，较难或无法适应新的角色扮演，“(他们)要么去(景区)山门外叫叫客，要么等着客人上门(村民ZYF)”，导致“角色不适”甚至“角色失败”。

表征空间和空间表征共同激活和塑造了空间实践^[8]，角色行为是社会客观期望、其他人的行为，以及个人扮演变化的结果^[28]。在地方政府和景区管委会要求下，村干部自身的微观权力、旅游致富观念支撑其进行乡村微观空间的旅游化生产，完成社区空间景观化、商业化和制度化的角色实践。但微观权力未有效监控、资本逐利过度，或受惯习、传统观念、技能不足等影响，角色转型也会导致公共空间侵占、民宿空间分异等问题。

“社区旅游引领者”“社区旅游管理者”等角色不是瑶塘村干部自发形成的，而是在行政权力的组织下被赋予的，这规定村干部在扮演该角色时要进行空间的主流话语和秩序实践，加之其旅游致富观念坚定，早期创新性的以招商引资方式推动建设奔康样板村，后期积极带动村民进行老村推倒新建。乡村物理空间、生活空间、文化空间等都围绕着旅游发展需要而展开，瑶塘村社区空间因此得以景观化、商业化和制度化。

民宿空间分异是村民角色技能、经济资本差异的角色实践结果。老村拆旧建新后，原来扮演“民宿经营者”的部分村民，因为资本的积累、角色认同的加深、角色技能的提升，而更适应“民宿经营者”的扮演，这在新建民宿的门面、大堂、客房等微观空间的生产实践中凸显。而“旅游流动摊贩”角色被取缔的村民和一直未脱离“农业生产者”的村民，则被动承受“旅游从业者”的角色，因经济和社会资本不足，角色扮演压力大，体现在新建民宿简易装修的大堂、四面白墙的客房等微观空间生产实践上，导致宾馆式发展或对外出租。

公共空间侵占是村民过度逐利的角色实践结果。在瑶塘村两轮规划建设后，所有村民都扮演起了“旅游从业者”的角色。职业角色的盈利属性，加之市场供需矛盾的突出，激发他们在角色扮演时，产生了三种公共空间侵占方式：一是争夺房前屋后的公共空间打造成为游客的休闲场所或停车场；二是占用公共街道空间招揽客源，争抢游客，如部分村民在村口“拉客”“抢客”；三是占用村内公共空间，挪作旅游经营场所，如个别村民在村口自搭帐篷经营早餐店等。

研究基于空间生产与角色理论，构建了一个空间生产与角色理论相互嵌套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对瑶塘村案例的分析，揭示了二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与机制。研究认为，乡村旅游空间生产与村民角色转型是一个互动影响的过程，既包含旅游空间生产因素对村民行动的型构，也包括村民主体行为对旅游空间的再生产实践。具体而言：①乡村旅游空间生产经历了作为农业生产空间、农旅并存空间、旅游消费空间的演变过程，村民因此也从“农业生产者”，走过不同的角色转变轨迹，最后都归于“旅游从业者”角色。②权力、资本和市场等主体对乡村旅游空间的建构，对村民角色扮演形成新的期望和规范，从农业生产的角色期望，发展到参与旅游发展、提升旅游经营技能、合规参与旅游等的角色期望，影响着村民角色的行为准则与行为方式。③村民自身的微观权力、资本积累、个人技能、个人观念是影响村民角色扮演与空间(再)生产的内部因素。④不同角色村民主体通过微观空间生产行为，促进乡村旅游空间景观化、商业化和制度化，也产生了民宿空间分异、公共空间侵占等问题。

以往研究中，村民往往被简化为面目模糊的一群人，他们在参与旅游过程中的能动性和多元性被忽视。但恰恰是这种能动性和多元性，使得瑶塘村民在旅游空间生产过程中出现角色分化，最终不同角色村民通过各自的能动性和行动策略，大多成功实现了角色转型，并推动着乡村旅游空间的再生产。虽然在瑶塘村旅游空间生产过程中村民角色适应途径存在差异，但从结果来看，瑶塘村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旅游空间生产与村民角色转型的良性互动。值得注意的是，实现角色转型的部分村民在利益驱使下出现了一些失范的空间建构行为，如对公共空间的侵占；而部分村民因自身技能原因较难或无法适应新的角色扮演，被迫生活在强加的旅游空间中。因此，为实现乡村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健全监督机制，确保微观权力主体的空间管理落到实处，防范越轨行为；培养村民健康的空间价值观，提高村民可持续的旅游空间生产意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确保乡村弱势群体的生计空间；加强旅游职业教育，提高村民旅游从业技能，为乡村弱势群体提供更多可适应的职业机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