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是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要而紧迫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2020年2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正式发布，明确提出“加强农村基层治理”的系列要求。治理问题始终是乡村建设中重要而紧迫的问题，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健全乡村组织体系，促进农村基层治理组织攥成拳、抱成团、连成片，为乡村振兴凝聚合力。

乡村治理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乡村治理模式发生诸多转变——治理主体从单一到多元、治理矛盾由争夺小农私利到追求共同利益、治理环境由无序走向法治，乡村逐渐繁荣振兴^{[1, 2]}。乡村旅游在解决“三农”问题中功不可没，成为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增进农民福祉的重要抓手^{[3, 4]}。但是，旅游的发展冲击了乡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重塑了乡村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5]，市场化发展使乡村格局由封闭转向开放，村民参与治理能力弱、公共服务供给失衡、权力缺乏有效监管等问题^{[6, 7]}给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挑战。旅游乡村的发展是农村现代化发展的缩影，旅游乡村如何构建科学有效的治理体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面临的重大而现实的问题。因此，本研究拟基于乡村的发展视角，聚焦旅游乡村治理模式的演进过程，力图通过对旅游乡村治理过程较为系统、完整的分析，探究其演进路径及其作用机理，总结旅游乡村成功治理所需的条件与模式。

1 文献综述

乡村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对乡村治理尚没有明确的概念，徐勇认为乡村治理是村庄利用公共权力的配置与运作等手段，通过管理村庄组织和社会，从而达到一定目的的政治活动^[8]；贺雪峰发展了该观点，认为“乡村治理是指如何对中国的乡村进行管理，或中国乡村如何可以自主管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9]，并强调要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来对乡村治理进行界定和研究^[10]。既有研究对乡村治理体系的构成要素主要集中于微观层面的治理主体^{[11, 12]}、治理客体或发展矛盾^[13]，中观层面的治理组织或结构^{[14, 15]}，宏观层面的治理环境^[16]。受乡村社会经济变革、乡村政治改革、农业税费改革、城乡资源配置关系^[17]等因素影响，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经历了由集权、放权到赋权自治的转变过程^[16-18]。在当下中国乡村治理的实践中，存在治理体系不科学、治理主体不协调、治理组织不完善以及治理方式单一且落后^{[19, 20]}等方面的挑战和困境，究其原因之一在于现有实践与村民自治制度的背离^[21]。有学者指出，虽然当前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层出不穷，但存在缺乏理论沟通^[9]、缺乏系统宏观的视野、缺乏历史深度^[22]等问题，难以形成学术积累。

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集体行动逻辑与当代社会多维度治理的公共秩序框架基本相符^[23]。我国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视野宽广，主要聚集在农民行为逻辑的变迁^[24]、利益博弈^[25]、价值观认同^[26]等方面。在价值观认同方面，学界普遍认为集体主义对社会治理有较深影响，对社会主流文化与人际关系行为影响重大^{[27, 28]}，影响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乃至历史进程的发展^{[29, 30]}。而国内学者进一步将集体主义与我国农村社会相结合进行深化研究，认为中国乡土社会的政治认同是基于“家族集体主义”之上^{[31, 32]}，集体主义深刻影响农村社会伦理变迁与自我治理^{[33, 34]}。社会伦理的视角对研究中国乡村治理问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目前已有的研究较少关注乡村治理与乡村社会伦理的互动成长机理，仍有较大研究空间。

旅游乡村治理是指乡村在发展旅游的语境下，为解决矛盾、实现发展而采取的一系列以自我管理为主的活动。乡村旅游因其综合性、广域性、联动性等特性打破了乡村治理边界，使乡村治理的社会空间与经济空间发生重构^[35]。乡村旅游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驱动力之一，增强了农民身份的异质性，打破了传统乡村治理依赖地缘、亲缘的模式^[36]，乡村社会由封闭转向开放。旅游乡村治理相较其他乡村治理的特殊性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在内生性方面，旅游发展引发乡村社会矛盾发生演变，导致村内各利益相关者要求自我身份、制度体系等上层建筑相应变化^{[12, 37]}；在外生性方面，发展旅游的规范性政策、外来投资者企业、游客等要素^[5]与乡村治理体系发生互动，传统治理模式必将嬗变。旅游乡村治理的研究方兴未艾，既有研究主要关注权力结构与组织^[38-40]、发展冲突与困境^{[41, 42]}、治理效果^{[43, 44]}等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要求，我国发展乡村旅游的村庄数量众多，研究旅游发展语境下乡村治理的问题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乡村治理的研究对分析旅游乡村治理演变路径及机理大有裨益，但鉴于旅游乡村治理的特殊性与意义，以及乡村治理研究的不足，需要对旅游乡村治理展开系统、全面的过程型研究，以剖析旅游乡村治理背后的机理、总结治理模式，为实践提供借鉴参考。

2 研究区域概况及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域概况

袁家村位于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烟霞镇，是以关中小吃为特色的乡村旅游地，数十年的旅游发展令其脱贫致富，其乡村旅游建设的巨大成功已经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村庄户籍人口目前共有403户1630人，具有较为完整的村史与较为适中的人口规模，具有中国乡村的普遍性特征和研究治理演进的条件。袁家村自2007年发展乡村旅游以来，获评国家4A级景区、“中国十大美丽乡村”等荣誉，每户家庭均有成员直接从事该村旅游业的建设发展，其治理模式得到国内众多乡村旅游地的学习，具有实践的先进性和理论探索的空间。

2.2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本研究主要采用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方法，辅以文献分析、深度访谈等调查方法，借助乡村治理、集体主义、产业组织等相关理论开展研究分析。乡村治理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有关旅游乡村治理的系统性研究较少，应用单案例多阶段过程性分析有助于深入描述和分析复杂的机制演变问题，提炼理论或规律^[45]。

本研究总共开展了两次调研。第一次于2018年1月27日—2018年2月4日期间开展实地调研，主要用参与式和非参与式观察法深化对袁家村的整体认识，通过半结构深度访谈法访问了相关利益群体，了解有关袁家村乡村旅游组织管理模式、集体主义精神的具体问题，辅之以收集二手资料等手段提高案例信度。第二次是于2018年7月21日— 2018年7月22日期间开展实地调研，重点观察村庄半年前后的风貌变化，通过半结构访谈法深度访问了村委副书记、农家乐业主等群体。2019年论文撰写期间通过网络、电话等手段联系村干部询问相关问题，对研究信息与资料进行补充与佐证。调研获得的案例资料如表 1所示。

3 袁家村治理演进历程及机理分析 3.1 演进历程

由于乡村治理是动态发展的，研究当前的治理体系需要对以往的治理过程展开分析。基于上述材料，以乡村发展的视角，从“动因—行为—结果”这一普适逻辑对袁家村治理实践演进过程及其机理展开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袁家村经历了两次兴村建设与两次产业转型，乡村社会矛盾的变化导致治理实践发生相应变化，这一过程使袁家村治理体系发生嬗变，最终形成当前袁家村科学的治理体系。如图 1所示，在这一过程中，可将袁家村治理体系的发展概括为“家天下”(1949—1976年)、“私天下”(1976—2007年)、“公天下”(2007年至今)三个阶段。

3.1.1 “家天下”：血缘宗族制领导阶段

在传统的农村社会中，发展农业是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和行为动因，农民以宗族为基础认识自己的社会关系^[46]。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袁家村极为贫穷，以种植业、养殖业为主要产业，劳动关系以血缘宗族关系联结。当社会中缺乏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将会自发形成并弥补正式组织功能上的缺失^[47]。这一阶段中，在袁家村村民对各自宗族具有极大的依赖，乡村治理主要受血缘宗族制影响，宗族组织代替正式组织发挥治村功能。家族族长是家族内的最高权力组织，村中一切公共事务仅由各家族族长出面协商处理，家族成员绝对服从于家族利益。人民公社期间，袁家村曾成立独立的生产大队，但因为村庄极度贫穷频繁更换队长，仅仅实现了形式上的集体化。家族内部具有集体荣誉感，为了自身家族谋取利益，村内打破上级公社任命队长的形式，通过采用投票形式各姓①轮番治村，频繁更换队长并没有为村庄带来实质性发展。此时的住房分布也具有明显的宗族色彩，宅基地以家族为单位分配，各族宅基地之间预留空地以备家族发展延伸使用^[48]，这决定了该时期袁家村同族聚居、同姓毗邻现象的产生，呈现出典型的聚族而居、差序格局的特点。此时，袁家村是个典型的小农乡村，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1976年，故将1949—1976划分为第一阶段。

在第一阶段中，受自然经济的决定性影响，此时袁家村的治理体系具有典型“家天下”特征，宗族组织的治理依靠族田等公共财力资源发挥作用^[49]，生产效率低下。村民受根深蒂固血缘宗族制的影响，绝对维护家族内部的利益，社会生活网络局限于自身家族内部。村事不关己，宗族乃是“天下”，集体意识尚未萌芽。在袁家村一村多姓的社会里，宗族制披着“集体化”的外衣垄断权利治村，阻碍了多元治理格局的形成，村内的治理格局是几个相对独立且缺乏联系的宗族单元的简单组合。

3.1.2 “私天下”：多元治理组织崛起阶段

这一阶段，工业经济的发展使农民成了经济自由的个体，农村个人主义抬头，“宗族式集体”式微，宗族制发生历史性瓦解^[46]，村两委成为袁家村发展建设的治理中心。这一阶段开始的标志是袁家村开办社队工厂和营建新村。1976年，袁家村在国家鼓励社队企业的政策下，兴办起砖瓦厂、运输队、石灰窑。1973年袁家村经历洪水灾害，大量房屋被冲毁，住房矛盾加剧，袁家村亟需营建新村。1976年，因住房需求增加和集体经济改善，袁家村兴起第一轮新村建设，新的治理阶段由此开始。本轮建设由村两委统筹领导，村民以“集体出工”的形式参加建设新村，通过村民大会实现知情权与参与权，村民在本次建设中正式登上治村舞台，但受制于文化水平较低与传统宗族管理制度的影响，参与度仍较低。住房布局不再以血缘宗族的关系亲疏来安排，而是综合考虑采光、通风、风水等生活需求来布局。同族聚居的格局被打破，具有集体特征的社区空间开始形成。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袁家村加速发展村企，集体经济不断壮大，至1995年袁家村共建立12个村办企业，产业重心由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村企围绕新村布局，生产生活活动交织，村民为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开始有意识地监督经济生活，以维护公平。第二产业的发展细化了袁家村的社会分工，使传统小农社会的社会网络结构发生变化，许多普通村民由此登上村庄经济建设的舞台，村民增强对集体的认同感，身份由服从宗族的“族民”转为参与产业发展与治理的“公民”。随着村集体经济的壮大，工业生产成为乡村社会的主要矛盾，分配生产利益的村企也曾一度成为袁家村治理体系的顶层^[48]。袁家村的工业发展与新村营建极大改变了原有的治理模式，故将1976年作为第二阶段的开端。

在第二阶段中，随着宗族势力的衰败与村集体经济的崛起，袁家村的乡村治理主体由缺乏联系的多个宗族单元转变成为村委、村企、精英等主体并峙。经济生活使村民个人主义意识觉醒，更自信自觉地参加村内的治理活动。这一阶段各主体的行动乃是基于个人主义之上，各主体的行动逻辑多是出于利益诉求，为牵制其他主体不平等获益而参与乡村治理，个人主义限制了集体治理组织功能的发挥，属于马克思主义“虚假的集体主义”，故称之“私天下”。“私天下”乃为个人利益导向的治理模式，治理效率较低。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阶段中，经济生活启蒙了村民的民主管理意识，并积累了发展旅游的资金；个人主义使村民的自我人格和个性从血缘宗族制的枷锁中得到释放，为真实的集体主义与有效的治理体系的萌芽提供了土壤；多元治理组织崛起为下一阶段袁家村科学的旅游治理体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1.3 “公天下”：乡村旅游共同体形成阶段

第三阶段的开始以袁家村2007年发展旅游业为标志。袁家村的原村办企业由于高能耗、低产出等特点，受政策影响关停而日渐衰落。2007年，该村积极转型村庄产业发展乡村旅游，建成第一期旅游项目并得到市场的认可。为发展旅游，袁家村的生产生活空间也相应要增加，于是袁家村全村兴起第二轮建设热潮。在这轮新村建设中，村两委通过“抓阄”形式分配房屋位置，有意打破袁家村传统的聚族而居的格局，实现了居住空间上的全面融合。为节省开支，建设由村庄能工巧匠等社区精英领导，“每户出工”共同营建新村，全村范围的集体行动再一次增强了村民对集体的认同。在发展旅游之初，没有经验的村两委带着村民共同外出考察项目、确定旅游定位，“支部引领，党员示范，群众参与”的方式和补贴、奖励的手段极大地增强了村民参与旅游建设的信心，农家乐由2007年的8家增长到2008年40多家。村民的身份由普通居民转变为经营者，在集体主义的约束下，强调利益分配的公平性，更加追求空间正义和维护公共秩序。因旅游产业的综合性特征，村庄产业格局演变为第三产业为主，融合带动第二、第一产业共同发展的局面，经济效益覆盖全村及周边九个村庄②。旅游产业打破袁家村治理的原有边界，为扩大生产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社区精英、普通村民、外来商户等主体参与旅游治理的诉求更加强烈。袁家村成立了集体企业、行业管理协会、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公共事务志愿组织等多类型的管理组织，探索出了股权利益分配制度、道德契约机制等多种制度约束，上级政府、本村成员、外来商户、投资公司等多元主体在旅游建设中共同参与、相互配合，促使袁家村在发展旅游的同时，乡村治理亦能健康有序。从工业乡村到旅游乡村，袁家村的社会矛盾从追求个人利益到集体利益，旅游业迫使袁家村革新原有治理模式，因此将2007年作为第三个阶段的开端。

第三阶段中，旅游的发展令袁家村治理格局发生重构，集体治理更加高效。全村在旅游发展中追求“共同富裕”，乡村治理和利益分配秉持“天下为公”原则，村庄的公共利益开始具有真实而具体的内涵，袁家村形成治理和谐有效、产业繁荣兴旺、乡风团结文明的乡村旅游共同体。袁家村真实的集体主义因追求个体与集体的价值共创而开始产生，公共利益的实现、村委会公平有效的治理、社区精英的领导、现实合作的必要等诸多因素共同促使袁家村全体成员在旅游治理中集体行动保持正向理性，集体治村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反之，袁家村强大的集体主义反作用于治理组织，保障组织系统更加有效地运行。

3.2 治理演进机制分析

如图 1所示，按照治理实践和社会伦理等特征分类，袁家村的社会形态经历了“家天下”、“私天下”、“公天下”的历程，即宗族失效治理、多元主体低效治理和社区集体高效治理三个阶段。经济基础及住房布局等上层建筑的影响，袁家村的社会伦理发生了由整体主义到个人主义再到真实的集体主义的嬗变，这使袁家村的治理基因发生重组变异。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袁家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复杂的经济生产活动令各主体产生了参与治理的需要，进而促使治理体系由单一集权转向了多元参与的旅游共同体的形式，即实现高效治理的真实集体。这一过程中，多元主体与集体的利益在组织与制度的约束下得到统一，个体的利益因参与治理与制度的保障下得到最大化，集体因个体的充分参与产生更加紧密的联结，凝聚力增强。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袁家村生产发展的矛盾不断演化，使村庄产生不同治理动因，即治理的客体。不同人群组织为获得自身利益，从共同的治理动因出发采取治理行为，形成了村庄的治理主体。受乡村社会发展主要矛盾影响，村庄的社会伦理、产业格局、住房分布等上层建筑发生变化，这些构成了治理环境。根据上述过程分析，基于“主体—客体—环境”的框架分析袁家村乡村治理的机理变化，为分析旅游语境下治理模式奠定基础。如图 2所示，治理主体通过对治理客体采取治理行为，最终结果将对治理环境产生影响；治理主体的行为受制于治理环境中经济基础、村庄空间格局、社区伦理等要素的影响，同时治理行为又能够创造或改变治理环境。三个阶段治理机理的演变由乡村社会发展矛盾推动产生，从“家天下”到“私天下”，袁家村为解决住房不够、生活贫困等生存问题，治理模式由宗族“自治”转变为以村两委和乡镇企业为代表的组织“他治”；从“私天下”到“公天下”，袁家村原有集体产业面临淘汰，袁家村决定发展乡村旅游以解决发展矛盾，旅游产业将乡村治理的空间进一步扩大，多元主体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参与公共治理，旅游的发展使袁家村治理模式由“他治”转向“共治”。在“公天下”阶段，旅游产业加快乡村的人口与资本的流动，使乡村的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变化更加剧烈^[50]，旅游发展语境下的治理客体对治理主体与治理环境产生交互影响，治理主体需要更加多元，并根据发展需要保持更迭；治理环境需要更加开放的入口和更加稳定的机制。

4 旅游发展阶段袁家村乡村治理模式 4.1 治理组织及制度分析

在“公天下”阶段，即旅游发展阶段，袁家村的乡村治理有一套善举民智、科学有效的好机制，村庄将其概括为“一体四共”的体系，即以村集体为中心，产业共融、产权共有、村民共治、发展共享的新发展模式，目前已经取得较大成效。该体系主要包括组织和制度两个部分内容，如表 2所示。

如图 3所示，治理组织为整个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相关制度机制为组织机构提供行动的路径、职能运作的背景与保障。

旅游发展阶段的袁家村治理模式优势明显，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正式组织结构稳定。袁家村旅游发展活动的开展基本上都以村两委为主进行顶层设计，从旅游建设的最初想法、规划、管理、运营等一系列活动都是以郭裕禄、郭占武为代表的两代村委带领全村共同探索出来的；村两委带头开办的村集体经济企业、成立的合作社承担了目前袁家村大部分的治理事务，组织结构完善、分工明确、流程清晰。二是村民商户的自组织形式丰富。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村民与商户逐渐参与到村内的旅游管理活动中，并形成了许多非正式组织以协助村两委管理乡村旅游事务，村民与商户不仅能在参与管理中增强自信，还能促进袁家村多元治理主体格局的形成，保障旅游管理更加公平有效。三是相关制度机制完善。如表 3所示，袁家村当前的乡村治理机制在数十年的旅游发展中已经形成了非常丰富的体系，不管是从股权利益分配机制、食品安全机制等正式制度机制，还是从道德契约机制、学习机制等非正式制度机制来看，袁家村的治理机制已渗透入村子生产生活。完善的体制机制有效避免了袁家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搭便车”等行为，令这个“真实的集体”不断茁壮成长。

4.2 治理模式分析

袁家村在经历“家天下”、“私天下”两个治理阶段后，积累了发展旅游的集体资产与治理的群众基础。社会矛盾的发展使袁家村治理体系嬗变，承接上述分析的“动因—行动—结果”和“主体—客体—环境”的分析框架，根据袁家村旅游发展阶段的治理实践，将这一阶段袁家村治理模式总结如图 4所示。

在该模式是由以治理主体、治理目标、治理环境、治理行为、治理机制为主要要素的治理系统，袁家村各利益主体因追求“共同富裕”的治理目标而转换身份为治理主体并采取相应的治理行动，通过村庄的治理机制联结成治理网络。由于乡村旅游的综合、广域等产业特性，使袁家村这个旅游乡村的治理系统动态开放，外部治理环境中的潜在治理主体、政策、资本等要素都可能对治理系统产生影响。与此同时，当袁家村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系统内的主要治理主体也将随之变化。

治理主体是乡村治理的核心，多元主体自治是袁家村旅游乡村治理成功的关键。根据调查实践，本研究仅在系统中列出九个对当前旅游发展影响较大的主体，分别是上级政府、村两委、集体企业、普通村民、社区精英、外来商户、管理协会、投资公司、志愿组织。其中，村两委、关中印象旅游有限公司及其下属的股份合作社等正式组织发挥了关键作用，基本承担了全村旅游治理工作，提供了村民参与治理的主要阵地和旅游经济生产活动的场所。此外，基于全村共同利益，村民、商户等群体还自发成立了管理协会、志愿服务组织、道德评议会等非正式组织，牵制正式组织形成“垄断治理”，为袁家村治理提供了更开放、公平的平台。

各治理主体为达成治理目标共同建设的制度与机制组成了乡村治理法治手段，是袁家村旅游乡村治理的保障。在正式制度方面，全村参与的股权利益分配制度，实现旅游发展中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的高度统一，赋予乡村旅游治理新的内涵与发展动力；严格的食品安全制度覆盖包括小吃加工的完整流程，各主体互相监督，行业自律与他律蔚然成风。此外，袁家村用非正式制度对旅游治理实施软法之治，对其社会生产生活产生广泛而持续的影响。如非正式的学习机制令村民保持学习常态，及时更新旅游经营理念；以集体主义和诚信精神为内核的道德契约机制有效保障村民与商户的集体行动正向而理性。

集体主义、共同富裕等社区伦理组成德治环境，是袁家村旅游乡村治理的支撑。在旅游发展的实践中，强大的集体主义精神渗透到袁家村乡村旅游生产生活的各方面，引导并约束了全村的集体行动。在德治环境中，人人都是袁家村旅游的创造者与参与者，在旅游的创造、参与和分享中拥有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有效支撑袁家村在市场化进程中不断翻身前进。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矛盾是乡村治理演变的动力，在乡村现代化过程中随社会环境的时空条件变化而转变^[13]。本研究以袁家村为案例，通过对其1949—2019年的治理历程进行梳理，着重分析2007年发展旅游以来的治理模式，探索性多阶段过程式^[48]总结归纳旅游乡村治理机理及模式演变示意，如图 5所示，主要结论如下：

(1) 袁家村治理模式从“宗族自治”到“寡头他治”再到“集体共治”的变化历程，是中国乡村治理演进的一个缩影。中国乡村治理模式多经历过依赖血缘关系的“宗族自治”和依赖利益联结的“寡头他治”。良性的治理模式需要内生性动力驱动和外生性要素互动两个方面共同作用。内生性的治理动力来源于乡村利益主体为获取利益，成立非正式组织或依赖社区伦理、社区舆论、人际关系来获取治理秩序。外生性的治理要素互动是指村庄为壮大生产，获取更大的利益，需要引入外部企业正式组织和正式的制度文本^[14]，使参与治理和分配利益合法化。

(2) 旅游乡村治理始于村庄为解决发展矛盾而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旅游产业使乡村物质空间、社会空间、精神空间发展重构^[5]，各主体因追求利益而参与治理。相较传统乡村治理，旅游乡村治理受旅游产业影响，治理主体更加多元、治理目标更聚焦于集体发展、治理机制更追求正义、治理系统更不稳定。

(3) 旅游乡村的本质是市场化发展的乡村，其治理模式前两个阶段的治理主体受经济基础和文化伦理的影响，治理的行为表现分别是为家族夺利和为所在组织管控利益。直至发展旅游的第三阶段，成功的治理系统不仅要有完善的治理主体、客体，还需要构建动态开放的网络，根据旅游发展需要及时与外部环境互动，更新治理系统。为实现产业与村庄的可持续发展，治理主体还需要树立服务系统的理念，构建能够实现集体目标的机制。在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语境下，要注重发扬真实的集体主义等社区精神，用道德约束促进集体行动正向理性。

5.2 讨论

国内地理学对乡村基础理论探讨较少，缺少多元理论指导，对乡村的认识不足，尤其是发展新兴产业乡村的认识需要深化^{[51, 52]}。袁家村因其旅游产业的成功引起国内学者注意，已有学者指出袁家村的建筑空间格局、文化环境、游客感知对村庄产业的促进作用，但尚未总结产业发展对治理模式的影响及其演进历程。人类学的乡村研究强调社会发展过程的延续性，社会学强调乡村研究的历史分析和系统性。本研究用探索性过程分析其演进的内在机理，能为乡村治理尤其是发展新兴产业的乡村治理的研究提供全局视角和分析框架，丰富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的内涵^[53]，并为其他乡村制定治理策略提供战略参考。

研究结果展示出了袁家村模式的特殊性，从或然论来看，袁家村的治理体系不仅与自身的经济基础、社区精英、乡村社会环境、历史发展脉络等因素有关，还与发展旅游时从外进入的新主体、新的社区精神、风俗礼法有关。袁家村从差序格局走向真实集体，依赖于集体主义在治理中先进性。梁漱溟认为乡村的发展需要乡村整体价值观一致的基础，“袁家村模式”的成功要义是维系共同利益，即治理体系的公平。“人治”作用有限，要从袁家村模式中看到自治、法治、德治的互相作用机理，进一步深化了胡春霞^[48]、李志强^[54]、王彩彩^[55]等学者对乡村治理的研究。虽然本研究以袁家村为例得到了一些有益启示，但单案例研究存在一定程度上复制推广的局限，加之乡村治理和旅游产业的问题复杂，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注释：

① 在这一阶段袁家村全村约有20个家庭单位，按姓氏划分为袁、郭、王等7个家族(其中包括郭姓11户，袁姓3户，王姓2户，曹姓、杨姓、张姓、宋姓各一户)。

② 2013年8月，袁家村实施“一村带十村”大袁家发展规划，建立了“袁家社区党委”，带领东周、西周、严峪、张山、山底、西一、西二、上古、官厅九个自然村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