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乡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乡村人口流失、空心化等现象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然而基于长期以来中国乡村的市场链接能力低、资金匮乏、基层治理弱化等现实，单纯依靠乡村“内闭循环”很难实现乡村振兴，乡村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外部资本的介入，乡村旅游开发成为资本促进乡村振兴的主要手段之一^[1]。由于资本具有明显的逐利性，学术界对资本下乡一直存在争议^{[2, 3]}。有些学者认为资本有利于活化乡村空间，促进乡村发展。如精英阶层通过对乡村发展的干预，利用自身社会网络资源提高乡村品质和知名度，进而吸引发展要素聚集^{[4, 5]}，从而带动村民致富，实现乡村振兴。也有学者对资本下乡持反对态度，指出资本下乡通过对村庄空间的侵占以实现自身增值的目标，如资本通过营造新的消费空间^{[6, 7]}、将文化资源转变为商品资本^[8]、转变土地利用等方式实现从市场上获取超额收益目的。他们认为在众多“乡建”背后，本质是资本导向下新消费空间营造的现实，资本下乡使村庄用地具有了资本属性^[9]，资本下乡并没有实现对村民主体的帮助，而是服务于资本自身。也有学者指出资本下乡后，基层政府与市场资本结合成利益共同体^[10]，村级组织转变为资本的代理人，共同维持以“权利—资本”为主的治理秩序^[11]，村庄治理公共性面临解体风险^[12]，村民被动处于治理弱势角色，治理格局趋向内卷化，故认为资本下乡不利于乡村振兴。总体而言，学者们对于资本下乡的争论在于，资本下乡后村民是否处于乡村治理的主要地位，资本是否真正促进了以村民为主体的乡村振兴？

市场资本下乡，意味着乡村治理主体和治理模式的转变。针对资本下乡后的乡村治理问题，不少学者关注到空间在其中的作用^[13-15]，有学者强调治理关系与空间的关联，认为空间关系是社会关系的缩影^[16]，空间的互动秩序由治理主体的互动形成^[17]，此类观点把空间认作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强调空间转换是社会关系的生产。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不同空间形态对应不同乡村治理模式^[8]，乡村治理重构的根本动力是空间生产^{[18, 19]}。可以说，资本下乡后乡村空间与治理主体间的关联已得到证实，但研究侧重于社会关系和空间的关联，忽视了治理主体和空间的秩序性特征。也有学者关注了空间的“秩序性”，他们认为空间秩序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权利的再生产，空间是实现规训的手段，空间的分割会形成对个体的分割^[20]，空间秩序由权威主导，并作用于乡村治理主体^[21]。此观点虽然注意到了空间的秩序性，但其忽略了非权威主体与空间的互动关系。

现有研究已明确了空间秩序与社会关系的互动关联，并指出了权威力量对空间秩序的营造能力，但是对于资本下乡后，治理模式转变与空间转型的互动逻辑研究尚少。空间生产理论指出空间的社会性内涵，认为表征的空间受到治理主体的影响，并作用于空间使用者^[22]，该理论认为空间生产具有秩序性，治理主体对空间的影响力决定了主体的地位，能用于分析其深层次的互动关系。鉴于此，本文引入空间生产理论分析视角，以江西省婺源县Y村为典型案例，审视资本介入后政府、资本、村民等相关主体的地位转变过程，并尝试提出实现以村民为主体的乡村善治新思路。

空间生产理论最早由列斐伏尔提出，该理论认为空间具有社会属性，是政府、资本和村民等相关主体社会生产实践的结果^{[23, 24]}。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被生产出来的^[25]，物质空间的变迁本质是社会权利、社会联系和社会日常生活的变迁^[26]。列斐伏尔指出“控制生产的主体也就控制了空间的生产，并进而控制着社会关系的再生”。资本主导下的乡村空间重构片面强调生产力，资本根据场所位置及用途配置资源以迎合消费主体^[27]。空间的“生产价值”取代了“生活价值”^[28]，弱势治理主体(如村民)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被忽视^[29]，呈现为“村民至下”的治理关系。不平等的空间资源分配重构了乡村空间格局，并通过有形景观空间和社会活动表达真实的社会关系^[30]。

同时，空间具有秩序性并与治理格局有关。在中国传统社会，乡村秩序是以村民对村落空间的理解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它的形成源于村落社会的自主性力量，如信仰、道德、文化和规约等^[31]。古村落的山水意象、生态意象和宗教意象，体现人们对意境、生活和礼制秩序的理解。对于村民主体，空间秩序包含着行动的规则和村民实践的准则^[31]。资本驱动下的乡村空间发展，是治理关系重构的再生产过程^[32]。这不仅包含了乡村建成环境的再开发过程，也包含了治理关系、邻里组织、社会地位等社会空间的再生产^[33]。资本方以获取收益为目的，通过空间分配与再重组构建不平衡的秩序，利用空间生产维护权威群体的主导地位^[34]。因此，乡村空间生产包含权利运作、资本运营和利益互动关系，它影响着治理关系的形成与社会秩序的建构^[35]。

空间生产不仅包含社会意义，也体现秩序性和利益关系。空间生产理论认为不同身份和地位的人占有和使用的空间不同，占有越多空间的主体拥有越大的权利，主体对空间的影响力决定了主体的地位，空间生产过程是重塑社会秩序的过程^{[36, 37]}。引入空间生产理论视角研究资本下乡后的乡村治理关系演变具有很大的适用性。一是我国市场资本下乡往往伴随着空间的更新与改造，如制造“符号化”空间吸引外部消费者；二是我国乡村空间生产体现权威性和制度性，市场资本下乡与政府权利密切相关；三是我国乡村空间生产存在内在秩序，乡村村落空间与聚居形态体现了村落秩序；四是我国乡村中拥有一个空间的主体有限，如住宅空间的拥有主体为住户。

因此，本文研究的资本下乡与治理主体秩序转变涉及两个阶段，一是资本介入后乡村空间的重新分割与空间秩序的重组；二是空间通过自身生产影响乡村社会秩序，即乡村治理格局的重构(如图 1)。具体而言，该架构中①空间由占有主体类型分割为不同部分，占有主体对空间具有主导控制权；②控制主体占据空间的比重与乡村权利地位高低呈正相关。乡村空间生产的参与主体主要包含：政府、村集体、村民以及企业等。

图 1(Fig. 1)

图 1 文章分析框架模式图 Fig.1 Analysis Map 注：图片来源于作者自绘。

Y村是江西省婺源县的一个小乡村，距离县城13公里，现存明代私塾和清代民居共56栋，被誉为“徽商第一村”。2007年婺源县政府与私人资本(三清山旅游公司和上饶市勇春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成立合资公司(江西婺源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负责Y村旅游开发，其中政府持股27%，三清山旅游公司和上饶市勇春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共持股73%。公司按照每年固定50万元的金额分给镇、村及村民(其中镇政府10万元，村民每人分得260元)。2008年Y村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但是古老的徽派建筑修复压力大，政府缺乏资金，于是引入外来资本修复民居，重修了明训堂等重要建筑群并将其打造为特色精品民宿。为了促进古民居的修复与保护，政府对修复古民居、打造民宿的商户尽力支持，村委会也担当起沟通桥梁之用。受到Y村民宿经济的启发，婺源县政府将打造“中国民宿之乡”确定为婺源旅游的发展目标，出台《民宿产业扶持暂行办法》，每年安排2000万资金支持民宿产业发展。

如今，Y村已有9幢古民居建筑群由市场资本进行民宿经营。部分村民将房屋使用权转让给村集体，由村集体与投资者进行协商租赁价格，出租的时间一般在20—40年之间。村民将住宅及宅基地转让给村集体后，可获取转让金，并在村里统一划定的安置区内建设新住宅(如图 2)。在这个过程中，古民居的主人获得了住宅转让的收益，同时另外新建住宅改善了居住条件；投资者通过经营特色精品民宿获得了客观的经济利益；村委及政府借助于外来资本实现了保护古建筑的目标，又获得了一定的旅游经济收益。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政府加大资金投入，如2014年“中国历史文化名村项目”共向Y村投入489万元，用于村内道路、公厕、垃圾终转站等建设；2016年“传统古村落保护建设项目”共投资1031.34万元用于Y村的古民居保护、消防设施建设、村内巷道维修、延河古驿道延伸段维修、停车场建设、新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等。同时，政府积极对古村落新建房屋进行外立面整修、清理“牛皮癣”、整治拆除村内违章建筑等，并建立清洁工程长效机制，实行常态化管理。企业为了促进旅游发展，也投资新建了生态停车场、公共厕所、村庄入口标志等。看起来，这确实是一个各方“多赢”的局面。然而，深层次地审视其中的治理格局，却有许多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图 2(Fig. 2)

图 2 婺源县Y村古村与新安置房 Fig.2 Ancient Village and New Resettlement Housing 注：图片来源于作者自摄。

文章中涉及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两大部分：一是实地调研。本研究共进行两次实地调研，初次调研于2019年3月23日—31日期间进行，补充调研于8月22日—23日期间进行。初次调研重点与县政府、镇政府、村委的相关负责人进行半结构访谈，了解资本下乡后经济、社会和空间建设等情况。题项设计包含古村落历史与现状、旅游发展绩效、旅游创业收入、民宿经营政策、房屋产权变更、安置区房屋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针对村民则主要采用面对面交谈，深入了解村民的行为和态度，题项设计主要包括农家乐经营情况、民宿经营情况、房屋格局及用途、村民生活状况、对发展旅游的满意度与认同度等。针对旅游公司负责人和外来民宿经营者，重点从经济和空间改造角度进行半结构访谈，题项设计包括门票收入情况、旅游接待情况、民宿经营情况、空间改造模式等。补充调研则主要通过对政府和村民的访谈，重点补充了资本下乡后各主体之间的冲突、矛盾情况，及其出现的现实原因。二是相关文件资料收集。主要包含婺源县政府文件、镇政府文件、旅游发展规划、民宿产业规范、旅游景区开发与管理标准、Y村村志、景区经营收入数据等，弥补了实地调研缺乏数据的问题。

由于案例村庄人口总量少，为了深入挖掘乡村治理主体间的深层次关系以及乡村空间转变的具体模式，故采用研究村庄常用的结构性访谈方法进行深层次分析^[38]。采用Cassell等人提出的方法，进行结构性访谈中的题项设计，即根据理论框架的内容和结构确定访谈的核心问题框架，并围绕此问题进行开放式探讨^[39]。由于访谈对象的观点没有先验性结论，故首先按照题项设计，按照不同类型的群体进行分类探讨，了解基础情况；接着梳理收集的文献资料和音频资料，进一步完善调整分析框架，并进行补充调研^[40]。在访谈对象选取上，重点强调选取对象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其中村民的选取是基于分类的基础上进行随机选取，主要涉及几种类型：一是不参与旅游的现居古村村民，二是参与旅游的现居古村居民，三是不参与旅游的安置区居住村民，四是参与旅游的安置区居住村民，深入访谈的村民全部覆盖所有类型，且调研样本数量的选择是基于现实比例选取。调研村民的平均访谈时长1.5小时，最终整理访谈录音12万余字，田野笔记2万字。此外，针对外来民宿经营者的深入访谈，由于此类民宿的定位和类型相似，故采用随机挑选的3家进行访谈。

负责Y村旅游开发的合资公司包含政府和私人资本两大主体，这意味着Y村的资本下乡涉及到“政府—资本”的利益联盟。在旅游开发阶段，政府与资本共同支持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如建设办公楼、停车场、酒店和收费岗亭等。此外，他们将村民的农业生产用地转变为面向市场的农田体验区，倡导油菜花经济。此时，乡村空间的改造和建设目的是发展乡村旅游，空间实践按照政府和资本的意图从乡村整体空间中抽象出来重构^[41]，村庄不再仅是村民的生活生产空间，还成为了企业获取经济收益的空间载体。由于不同主体之间主导权确立的重要目的是争夺更多空间，同时拥有资本和权利的合资企业保持了明显的优势，他们积极改善村庄外部环境，雇佣保洁工人管理内部卫生，完善村庄照明，推动三线入地，不断扩张控制区域范围，以获取村庄整体空间营造的权利。在此阶段，政府与资本通过建设、改造或占有乡村空间，营造了差异性的乡村空间占有格局，不均衡的空间配置，体现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和以企业为核心的利益分配模式，实现了两者在村庄治理中的主导地位，维护了权利秩序。相比之下，Y村村民们的空间控制权逐渐减弱，他们处于被动且弱势地位，村民和企业之间不仅存在经济上的分异，其他方面的差距也越来越明显。

资本介入Y村开发后，村庄日益被改造为迎合游客游览需求的空间。在整体空间营建和建筑更新改造方面，村内酒吧、咖啡馆等附属设施的建设，强化对外部市场、外部人群的吸引。投资导向下的古宅改造，其目标主要面向中外高端市场。据调研，Y村民宿每间每晚在500—1500元之间，古民居建筑的更新改造也是基于外来游客品味的消费需要，表现为各种主题风格的客房、健身房、儿童游乐室、精细化景观等(如图 3)。古宅“智成堂”改造采用了“中西合璧”的装修风格，对房屋进行修梁架柱、三楼加高和楼板改造，新村民(民宿经营者)通过打造纯正英式酒吧，开展草坪婚俗体验等活动吸引游客入住。然而，改造后的民宿中遍布门禁、管家等这些物理性的空间限制，加剧了村庄内部主体间的物质隔离与精神隔离。企业和“新村民”等空间营造者在空间生产过程中将自身的社会属性镶嵌于其中，原村民在开发过程中逐渐脱离空间生产过程，呈现出隐形隔离和被边缘化的状态。乡村空间物质景观脱离原有主体的演变而发生了显著的重构，古村内社会关系网建构不再是基于传统互相往来的邻里乡亲，而更依赖于外来投资与消费人群的新网络关系。建立在地缘、亲缘关系上的村民网络逐步分化解体，经济利益共同体取代了乡土社会原有的纽带，以外来人群为主的新空间界限和社会边界不断形成^[42]。景区的开发让村民们产生了明显的被剥夺感，有可能形成外来文化/外来人群和本地文化/本地人群之间的冲突^{[43, 44]}。村民对此渐生抱怨：“开发景区与建设民宿后，我们也得不到什么好处，还不如不弄景区更清爽”。

图 3(Fig. 3)

图 3 镶嵌在Y村村落中的特色精品民宿 Fig.3 Quality Residential in Y Village 注：图片来源于作者拍摄。

Y村村民在资本介入前，基本掌握乡村建设的主导权，空间建设以村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为主要内容。市场资本介入后，村民居住空间与旅游游览空间的重叠，村民各种影响村庄旅游开发的空间改造行为被限制。例如，为了保持村庄整体风貌的统一性，政府规定不得擅自重建、迁移和拆除房屋；为了维持游览道路的整洁干净，村民家中饲养的家禽需被圈养。景区开发后，村民对村庄的空间营造权受到挤压，村民的日常走亲访友的正常社交也受到了限制。由于资本方与村民的沟通没有到位以及旅游红利的分配不公，曾有过全村人去旅游公司抗议的行为，期间还有多次非暴力不合作的抗议行为，由于资本在与村民的博弈中处于强势地位，最终都是以个别强势村民得点蝇头小利而不了了之。此过程中空间越来越屈从于资本的运作逻辑，而政府在政绩驱动下也积极维护此类空间运作模式，如制定《婺源县乡村旅游景区开发与管理》、《婺源县古村保护与利用》等地方标准，实现对村民的控制。村民难以与政府和资本进行平等对话，例如村民的民宿和农家乐经营与景区门票有了利益冲突，但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方案，由于缺乏资金，低端化的农家乐和民宿难以吸引游客，村民在旅游发展中的参与程度较低。据调研收集数据，Y村村民人均年收入6000元，而外来经营民宿者每栋年收入80万元。村民权威随着空间行政化和资本化的过程不断弱化，村民合法权益一定程度受损^[45]，导致出现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现象。

现如今，Y村已有9栋古民居被资本通过租赁的形式转变为民宿进行产业经营，此外还有4栋正在修复，即将投入使用。民宿经营者成为了古村中常住的新主体，部分村民被置换到安置区居住。村庄居住人群由单一本地村民结构，转变为外来人员和本地村民共存的结构。原村民的居住场地也由集中于古村，转变为分布在古村和安置区两个空间分离的斑块中。由于居住空间的变化、人群种类复杂化、村内村民经济差距拉大以及部分村民离开村庄生活等原因，村民间的关系和交流已远远不如以前，呈逐渐疏远的趋势。传统“熟人社会”在市场化浪潮中被打破，逐渐向“原子化”形态转变。原来村中的“礼俗社会”也逐渐减弱，转变为需要通过城市制度或法律来进行制约的“法理社会”^[46]。此阶段中，空间的距离转为社会的距离，村民关系网络随着居住场地的转移而分散。

资本下乡后，政府与资本联盟共同参与村庄营建，村委会对村庄空间的整体把控力部分被剥夺，呈现出治理权威的弱化。村委会具有代表政府和村民利益的双重身份，当与政府结盟的资本和村民产生冲突时，村委会难以完全代表村民与资本进行对抗，表现为上下为难的尴尬状态，往往难以作为。随着资本与村民的冲突增加，村委会组织权威的合法性和公信力受到村民(特别是生活水平下降的村民)的质疑，村委会的民意基础发生动摇，其权威在上下博弈过程中不断弱化甚至丧失(图 4)。

图 4(Fig. 4)

图 4 市场资本介入Y村后治理模式 Fig.4 Governance Model in Y Village 注：图片来源于作者自绘。

资本进入Y村后，为村民、村委会和政府等均创造了经济收益，改善了村庄环境和维护了历史建筑。但是由于治理主体的变迁，乡村传统空间被面向游客的消费空间取代，村庄出现了空间分割、社会分化等现象，凝聚在传统乡村空间背后的历史传统、机制理念、信仰和行为范式也随之消散^[47]，乡村治理面临“内卷化”困境。笔者认为，乡村振兴的内涵远非仅仅是经济收入的提高，更重要的是构建有序的空间秩序，推动实现以村民为主体的乡村善治模式。

在资本介入乡村经营活动的过程中，资本的逐利性往往导致乡村空间的市场化或过度私有化，导致空间生产不均衡。基于股权因素和政绩目标，政府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资本，不能完全承担“公正人”角色，促进了空间资本化，形成了“权钱”至上的层级秩序。政府应保持“公正人”角色，减少与资本的同盟，通过制度建设(如农村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行为规范)避免资本过度占有空间，维护不同利益主体参与空间生产的权利，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制度依据。缺少村民群体参与的乡村，容易沦为社会团体的“小圈子”治理模式，即使经济利益分配得当，村民的社会生活和价值的丧失也是不可避免的。社会资本强调乡村治理主体通过与内部或外部主体间的长期交往，形成的合作互利的认同关系^[47]。政策框架下的政府社会资本(government social capital)具有外部性特征，往往为相关主体之外的人带来利益。培育政府社会资本可以共享收益，这有利于构建有序的治理关系，维系共同利益群体。

资本介入后村民对空间的控制权利和表达机会被压制和忽视，在文化资源、自然资源转变为旅游吸引物过程中，处于知识劣势地位的村民主体，其权益被隐形剥夺。因此，在资本下乡过程中，应鼓励和支持村民共同参与村庄建设，增强村民对空间的控制能力、提高村民的空间意识、提高村民的议价能力，以抑制资本增值导向下的空间生产逻辑。不少发达国家在此方面已进行了相关探索，如韩国在新村运动中，政府在乡村开展培训工作，引导村民学习知识文化，鼓励村民自筹自建，让农民们自主管理乡村和建设农村^[48]。通过政府支持和村民自建的结合，村民参与空间营造意识不断提高，新村运动由最初的政府主导转为完全村民参与的社会活动，巩固了村民的村庄主体性地位。英国也重视乡村发展中的居民参与，强调规划应有效表达村民愿望，并将居民参与乡村的规划设计作为农村区域规划制定和实施的基本模式。日本乡村中设有各类无偿开办的培训班，通过传授知识提高村民综合素质，以实现乡村内生力量的崛起^[49]。我国村民进行乡村空间营造时，还应重视“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 ^①的融入，强化地域意义、文化情境、生活习俗和生产条件以及日常生活行为^[50]。

资本下乡打破了传统“国家—集体—村民”各主体间的“责、权、利”规则，以村委会为代表的村庄乡土性治理权威在资本介入后逐渐丧失地位。由于资本的逐利趋向，其会为了延续空间剥削而建构完整的空间政治系统。因此，需要增加村集体的权威，增加其对空间的掌控力以制约资本对空间的侵占，努力构建各方主体共同参与空间营造的局面。如韩国由村民组成的村庄发展委员会，致力于村庄内部项目的投向，以充分发挥集体作用增强集体对村庄空间的管控力。瑞士的村民委员会也积极利用自身平台组织村民参与乡村社会经济建设，村民的充分介入极大加快村庄的改革。不少国家也借助农协等中介组织，增强集体权威，提高村民组织化程度，改变村民在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如日本农协在造村运动中承担了提升农民素质和文化知识的功能；韩国农协金融机构吸引大量的村民存款，共同发展乡村经济^[49]。

乡村振兴的核心目标是实现村民生活的改善与可持续的乡村治理，但是资本的介入容易形成以利益为中心的导向，塑造横向不平衡的地理环境和纵向不平衡的生产关系。资本介入乡村后，空间生产下的人地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变革，实际上是一个权利再生产的过程^[51]，以政府和资本为主的主导权利不断侵占空间，强化现有格局，维持权利结构的主导地位。Y村的案例揭示出市场资本通过层级式的社会关系的构建，使村民主体被排除在村庄发展之外，造就了难以逾越的社会分异障碍，形成了对村民的隐性剥削。但是从中国广大乡村发展的现实情况看，简单地排斥资本下乡显然难以促进乡村振兴，对此必须有理性、客观的认识。政府需要确保公正性的角色，有效规制市场资本对空间生产的影响，让空间生产真正为村民的需求服务，为乡村振兴服务，而不是仅仅为了资本增值服务。由于空间生产与治理主体两者存在相互影响，并不断“回溯性地重建”，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结构关系不仅仅包含这三者宏观层面的秩序关系，还有包含其内部的微观秩序，未来可通过更广泛的实例分析，更深入的研究治理关系逻辑，以更精确的提出如何实现以村民为主的乡村善治目标。

注释：

① 地方性知识强调不同族群有不同的规范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