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城市餐饮服务业的空间分布格局研究是商业服务业地理的重要领域。餐饮业可展示城市活力，揭示餐饮业空间布局规律，对认识城市发展空间格局和理解城市的地方性具有重要意义。对餐饮业区位选择、空间形态及餐饮商户空间分布格局的理解，可以从商业服务业地理的发展脉络及相关争论中进行认识。

商业服务业地理从最初商业集聚的描述性分析，到商业区位、地域结构及空间布局研究，向计量化、多学科交叉化、人文化等方向发展^[1]，中心地理论、空间分析及消费者行为等理论流派成为研究商业服务业地理的重要理论来源，提供了多样化的理论视角^[2]。以上述理论为基础，近年来，商业服务业地理越来越强调地理的接近性、交通的便利性、产业的互补性以及基础设施的共享对商业服务业集聚和空间竞争的作用^[3]。大量研究表明，餐饮业空间分布主要受城市用地结构及发展格局、人口密度、路网密度、交通便捷程度、产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城市文化传统、地方饮食文化、市场营销策略、消费者行为决策、异国文化及社会群体、重大事件的影响等因素也越来越重要^[4-11]。

实际上，有关城市餐饮业空间格局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商业服务业地理相关理论的验证和具体深化^[7]。一方面，由于餐饮业具有较强的空间集聚性^[12]，餐饮业在空间形态上通常沿道路、交通干道和商圈呈带状、面状或圈层集聚^[13]。就餐饮业空间格局的深层机制而言，餐饮业本身的性质及其传统文化^{[6, 14]}、规模等级及服务质量^[7]对塑造餐饮业空间格局更为重要。另一方面，餐饮业的空间位置及区位也至关重要，如导致餐馆经营较高失败率^[15]，可见空间区位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地市场规模大小、人口消费能力高低、经营方式类型，而且还能营造出独特的文化环境氛围以及消费者的特有口味特征。基于空间统计的一些分析案例能够很好地支撑这一观点，如新西兰汉密尔顿1996—2008年间餐馆空间区位变化表明，餐馆集中于城市CBD核心区^[12]，美国肯塔基州杰斐逊县的案例研究表明，餐馆位置对市场竞争力具有决定性影响^[5]，快餐店位置与学校位置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在美国芝加哥表现比较典型，研究表明，任意一个学校到附近快餐店的距离平均为0.52 km，统计上显示快餐店在距离学校不远处存在明显的集聚现象^[11]。

但值得关注的是，文化特性对餐饮业分布的影响，特别是具有民族特色的餐饮文化^[16]。如在郑州管城回族区、开封顺河回族区、洛阳瀍河回族区、呼和浩特回民区、北京牛街、西宁东关等回族人口聚居城市，可以看到民族餐馆大量分布在少数民族居住生活区。对民族文化因素的关注，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出发点。基于此，本文把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色的民族餐馆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典型城市的民族餐饮POI数据，对餐饮服务业的空间分布进行探讨，以期拓展对餐饮业空间分布的认识，为商业服务业地理补充新的知识，服务于城市餐饮服务业发展规划及网点布局。

2 解释框架及研究方法 2.1 解释框架

城市餐饮服务业空间分布，可以从不同维度进行阐释。

结合区位论相关理论进行城市商业服务地理分析^[17]，是其中一个重要维度。注重商业服务业的等级划分，关注城市结构功能、人口密度、居民收入等因子对商业服务业分布的综合作用^[18]，发现餐馆等商业服务业在区位选择上更加靠近城市商业中心^{[19, 20]}，以及城市商业服务业如何呈现特定的地域结构，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国内案例提供了很好的例证^[21-24]。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等国际学界的商业服务业地理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25-29]。

区位论及区位选择角度更多考虑的是进行理性经济以及“自下而上”的思考^[1]，而没有把城市发展格局的差别、消费群体的差异及地方文化特性等因素考虑在内。这种局限性，要求商业服务业空间布局研究需进行更加综合性的思考。

对于城市民族餐馆而言，除了区位选择的理性思考，特定消费者的需求以及地方的文化特性，也相当重要。因为经济活动往往根植于特定的、地方化的社会文化情景。文化的邻近意味着风俗习惯和社会行为等的相似性^[30]。事实上，商业服务业布局应体现当地的城市文化特色^[31]，因为餐饮业对城市或地方来说会形成独特的饮食文化景观^{[14, 32]}。民族文化的根植性使回族商业活动对清真寺及回族聚居区具有强烈的向心集聚作用^[33]；餐饮老字号在空间格局上之所以集中在中心城区，就与城市的文化传统紧密关联^[34]；韩国餐馆在北京五道口地区的集聚，正是因为文化的作用^[6]。另一方面，城市民族餐馆的空间布局需要在宏观尺度上考虑城市框架及空间格局的影响。这一点在研究中也得到了证明，城市发展格局对餐饮业的空间特征具有直接的影响^[10]。

基于此，关于城市民族餐馆布局的解释，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突出城市发展框架及发展格局的影响，如路网密度、交通便捷性、城市地域结构等，这些因素决定了餐饮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格局。二是关注民族餐馆的市场选择，即关注商业中心、社会基础设施等区位因素的影响。三是强调民族餐馆行业自身特性及饮食文化传统，对特定消费群体的空间偏好。由此，城市民族餐馆的空间分布，往往嵌合于城市的发展框架之中，既追求最佳的经济区位，同时也注重满足消费群体的特殊需求，反映城市的多元文化特性。也就是说，城市民族餐馆布局的解释框架，需要更加注重区位选择及文化特性的综合作用，并考虑城市的功能区定位及发展格局的影响（见图 1）。

2.2 研究方法

在高德地图上抓取典型城市的民族餐馆点位置信息并建立GIS空间数据库，采用核密度分析法分析民族餐馆的空间结构，利用标准化椭圆分析民族餐馆的区位选择，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城市民族餐馆分布的影响因素。

2.2.1 核密度分析

遵循空间距离上的衰减效应^[35]，运用核密度分析法，通过不断调整搜索半径，发现当把郑汴洛市区象元统一设为100，搜索半径为1 km时，出现最佳连续平滑的曲线图像，据此可以判别民族餐馆的空间分布热点区域。表示为：

(1)

式中：D(x_i, y_i)为空间位置(x_i, y_i)处的核密度值；r为搜素半径；u为与位置(x_i, y_i)的距离小于等于半径r的点要素数；k函数表示空间权重函数；d为当前点要素与(x_i, y_i)之间的点距离。

2.2.2 标准差椭圆

标准差椭圆基于空间点要素离散程度，将标准差椭圆应用于点要素空间分布和集中趋势，方位角θ表示要素空间分布主轴向，长轴表示在主轴向的偏离程度，短轴表示次要方向的偏离程度^[36]，本文统一采用68%的标准化椭圆。

2.2.3 二元Logistic回归

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非线性模型进行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的回归分析，基于对市辖区进行网格划分，设定网格内“有民族餐馆点”因变量Y赋值为1，否则为0。假设因变量Y =1发生的概率为P，则Y =0的发生概率为1-P。对应的影响因素x₁, x₂, …x_m，其对应的Logistic回归模型为^[37]：

(2)

式中，β₀为常数；β_i(i = 1, 2, …, m)为偏回归系数，为了保证统计参数的显著性水平，采用“向前LR”（似然比）方法选择影响因素。

2.3 数据来源

论文选取郑州、开封、洛阳作为典型案例。郑汴洛均是我国重要的古都城市，历史厚重，人口集中，基础设施较为完善，文化多元（三个古都分别拥有一个城市回族区），民族特色饮食文化享誉全国。选择这三个城市，也是为了更好的进行比较。

利用高德地图软件抓取2017年郑汴洛三个城市市辖区的民族餐馆POI数据（包含经纬度、地址等空间信息和名称、类别等属性信息[38, 39），]以及与之空间关系密切的公交站点、学校、综合医院、商圈、清真寺等数据，对数据进行筛选及坐标转换。路网数据主要来自OpenStreetMap网站（表 1）。

3 民族餐馆空间分布特征 3.1 空间结构：与城市功能区定位一致并呈等级扩散分布

核密度分析表明，民族餐馆分布呈现等级扩散分布，在空间分布结构上与城市功能区定位和总体发展格局保持一致（图 2）。

郑州市区民族餐馆呈现单核心圈层等级扩散分布（图 2a）。其集聚核心位于二七区、管城回族区、金水区三区交接形成的复合中心，紧邻郑州铁路枢纽，具体位于商城两侧（东至商城路与紫金山路交叉口，西至商城路与顺城街交叉口）。这与郑州市“两心”（二七主中心和郑东主中心）、“四轴”（郑上路—建设西路—金水路、陇海路东西横向复合发展主轴，机场路—中州大道、京沙快速通道南北纵轴）的总体发展格局基本一致。集聚核心之所以分布在靠近二七区与管城回族区、金水区的交汇位置，是因为郑州“二七主中心”的功能定位是传统商业服务业中心（“郑东主中心”以商务办公为主）。

开封市区民族餐馆呈现“一主二副”的空间结构（图 2b）。主核主要集中于顺河回族区，并与鼓楼区交界，具体分布于北门大街街道路两侧；龙亭区副核主要位于黄河大街中段街道两侧，北到万胜路交叉口，南到与汉兴路交叉口；顺河回族区副核位于苹果园中路南北两侧，西到东环北路，东到劳动路，在河南大学明伦校区附近。这与开封“一带、两廊、三片”空间结构中“宋城片区”的功能定位是一致的。按照开封总体规划，“宋城片区”是传统历史文化的集中展示区，传统商业、文化旅游和居住的核心区。

洛阳市区民族餐馆的集聚核心主要位于瀍河回族区，西边与老城区交界，邻近洛阳火车站，具体位于中州东路南北两侧，北到民族路，南至东关大街，西边到民主街，东到夹马营路（图 2c）。这与洛阳中心城区“五区一团”的城市分区结构有关。洛阳民族餐馆的集聚核心，就位于包括瀍河回族区在内的“涧东分区”（北至陇海铁路，南至洛河，西至涧河，东至二广高速），是以文化、商业、居住、旅游服务为主要功能的城市生活区。这类功能区对餐饮业需求较大。

整体而言，民族餐馆的集聚核心大多位于城市传统商业服务业中心和城市居住生活区，其空间分布结构与城市功能定位及总体格局基本一致。

3.2 市场选择：与人口密集区位具有较高的空间重合度

已有研究表明，民族餐馆在市场区位选择上比较倾向于靠近市场中心和接近于人口密度较大的地区^{[40, 41]}。商圈、大学、医院周边往往是餐馆比较集中的地方。为进一步理解民族餐馆的区位选择，可基于民族餐馆与商圈、大学、医院等区位要素的空间关系进行分析。采用68%标准差椭圆法^[42]分析表明（图 3）：

郑州市区民族餐馆呈现西北—东南向分布（方向角110.66°），商圈同样呈现西北—东南方向分布（方向角105.05°），两者之间重合度较高（重合度为78.65%），说明商圈的空间分布与民族餐馆空间分布存在较大的一致性；大学布局西北—东南向分布（方向角97.35°），两者方向角相对偏差较大，但重合度较高（重合度80.39%），说明民族餐馆在空间区位选择上会更加考虑特定的消费群体；医院呈现西南—东北向分布（方向角为74.43%），重合度较低（重合度49.03%），医院无论从方向角或是重合度方面整体对民族餐馆的微观区位选择影响较小。总的来说，郑州市民族餐馆在微观区位选择上受商圈、大学的影响较大（图 3a）。

开封市区民族餐馆呈现东西向分布（方向角90.5°），商圈（方向角98.7°）与民族餐馆空间分布的主轴方向基本吻合，重合度较高（重合度62.71%），表明商圈显著影响民族餐馆的微观区位选择；大学以西北—东南主轴向空间分布为主（方向角108.61°），与民族餐馆方向角差异较大，重合度仅为55.89%，说明大学对民族餐馆的微观区位选择影响较小；医院以东西向为主（97.54°），同样与民族餐馆重合度较高（重合度75.26%），表明医院极大影响着民族餐馆的微观区位选择。总的来说，开封市民族餐馆微观区位选择受到商圈、医院影响较大（图 3b）。

洛阳市区民族餐馆呈现西南—东北走向（方向角60.81°），商圈大致为西北—东南向（方向角107.88°），且与民族餐馆重合度较高（63.08%），表明民族餐馆的微观区位选择受商圈影响较大，但受制于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导致两者方向角偏差较大；大学大致为西南—东北向（方向角33.86°），但重合度相对较低（重合度55.11%），这表明洛阳市民族餐馆的微观区位受大学影响较小；医院为西南—东北向分布（方向角77.42°），重合度较高（重合度70.24%），表明城市民族餐饮空间分布更多考虑到人口密集场所的空间区位。总的来说，洛阳市民族餐馆微观区位选择受到商圈、医院影响较大（图 3c）。

可以发现，商圈、大学、医院等人口较为密集的消费区域，是城市民族餐馆市场区位的重要选择。其中，城市商圈与民族餐馆空间分布，均具有较高重合度，且城市规模越大，商圈等级越高，重合度就越高；城市民族餐馆与大学、医院等区位要素的空间分布，在不同城市具有较大的差异。另一方面，标准差椭圆法分析，主要呈现的是民族餐馆与城市商圈等区位要素的空间关系及在空间分布上的一致性，但要想理清商圈、大学、医院等区位因素对民族餐馆市场选择的影响程度，还需要更加深入的回归分析及模型检验。

3.3 文化邻近：在少数民族居住生活区域高度集聚

要考察民族餐馆的分布，就不能不考虑民族文化的影响及少数民族消费群体的集聚格局。民族餐馆是典型的餐饮业，既服务业于广大城市居民及日常生活，更服务于特定的少数民族群体。郑汴洛有三个城市民族区，集聚了大量回族人口，对清真餐馆的需求量较大。民族餐馆是回族商业文化的重要构成，并形成了“围寺而居”、“依寺而商”的文化传统^{[33, 42, 43]}。尤其是当一个城市集聚了大量回族人口时，这一传统就更加显著。一个重要直观表现就是，在回族居住生活的区域一定会分布大量的清真餐馆，这成为民族餐馆的一个重要区位选择。

郑州管城回族区、开封顺河回族区、洛阳瀍河回族区集聚着郑汴洛三大古都城市的大部分回族人口，相应地，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民族餐馆数量（523家）占郑州市区民族餐馆总量的24.97%（仅次于金水区的33.57%，703家），开封顺河回族区清真餐馆数量（263家）占开封市区民族餐馆总量的34.97%（在开封市各市辖区比重最高），洛阳瀍河回族区清真餐馆数量（192家）占洛阳市区民族餐馆总量的30%，在洛阳市各市辖区比重最高（见图 4）。

民族餐馆高度集聚在城市民族区和少数民族居住生活区域，表明文化邻近对城市民族餐馆分布的重要作用。民族餐馆本身就蕴含着民族文化的特质，这增强了少数民族集聚城市的独特地方性和文化多样性。

4 民族餐馆空间分布影响因素 4.1 影响因素选择

如前文所述，城市格局、市场选择、文化邻近等三个维度，很好地呈现了城市民族餐馆的空间分布特征。但如何更加深入地刻画城市民族餐馆的分布规律，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定量分析判断。

影响城市民族餐馆空间分布的因素，可基于以上三个维度进行考虑：①城市发展格局因素，可通过路网密度、公交站点等变量进行表征；②市场选择因素，可以商圈、大学、医院等变量进行表征；③文化邻近因素，可考虑用少数民族的居住生活区域表示（可用清真寺的点位置来代表）。

之所以选择这些因素，一是公交站点的空间分布与人口密度、市区人均GDP显著相关^[44]，已成为表征城市内部人口分布和流动的关键指标，而城市路网密度则决定了城市交通的通达性和便捷度；二是商圈、医院与高等院校作为人口密集场所，对餐馆分布影响很大；三是民族餐馆的邻寺（清真寺）集聚是城市回族的重要文化传统^[33]。

4.2 地理数据的尺度

地理数据的尺度效应现象是普遍存在的^[45]。由于同一地理现象在不同尺度下可能具有不同的表现，因此，本文在定量分析充分考虑地理数据的尺度问题，如在郑州、开封、洛阳三个案例城市，公交站点0.5 km的服务半径范围就可以包括超过90%的基础设施。为了解决尺度的问题，论文采取ArcGIS10.2中生成渔网工具（Create Fishnet），考虑1 km、2 km两种尺度来创建格网，以便统计每个格网内包含的POI信息，根据格网内是否存在POI数据点作为二值分类的主要标准，从而能够将数据有效转化二值分类变量（见表 2）。

4.3 回归结果分析

论文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民族餐馆的影响因素进行有效分析。为了避免未显著变量进入模型，采用逐步回归法的向前LR（似然比），根据得分统计量的显著性水平来进行判断。

在1 km×1 km尺度上，城市民族餐馆布局的影响因素依次为商圈、大学、医院以及路网（表 3）。公交站点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由于其城市规划的需要，会尽量在市区内部均匀布局，这对民族餐馆布局来讲，属于一般性的影响因素。从发生概率角度来说，郑州市的医院附近布局民族餐馆的概率较大；开封市的学校、医院附近布局民族餐馆的概率相对较高；洛阳市的商圈及医院附近布局民族餐馆的概率较高。

在2 km×2 km尺度上，商圈、大学、医院以及路网布局民族餐馆的概率因城市不同而发生一些变化（表 4）。公交站点同样作为城市基础设施成为民族餐馆空间布局的一般影响因素。从发生概率角度来说，郑州市的商圈和学校对民族餐馆布局的影响较大；开封市的学校对民族餐馆空间布局的影响较大；洛阳市的医院和商圈对民族餐馆布局的影响较大。

这表明，尺度的效应是存在的。在不同城市规模和空间尺度上，商圈、大学、医院以及路网等因素对民族餐馆的影响程度会发生一定变化，民族餐馆在这些区位地方的分布概率也会有所差异。整体来讲，民族餐馆在商圈周边分布的概率较高，而在学校、医院周边，民族餐馆对空间尺度具有较强的敏感性。对于开封市民族餐馆分布来说，医院在1 km×1 km尺度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到了2 km×2 km尺度下就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学校则在2 km×2 km尺度上的概率值有所提升；对于洛阳来说，学校在1 km×1 km尺度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在2 km×2 km尺度上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医院在2km×2km尺度上的概率有非常显著的提升（由1 km×1 km尺度的2.651增加到2 km×2 km尺度的13911）；对郑州来说，医院在1 km×1 km尺度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在2 km×2 km尺度上就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商圈和学校在2 km×2 km尺度上的概率值有所提升。4.4民族餐馆分布的文化因素

在上述回归结果中，清真寺对民族餐馆布局的影响程度并没有得到验证（表 3、表 4）。主要原因是清真寺数量较少且主要集中回族区，影响到模型的拟合效果。为了进一步验证文化因素对民族餐馆分布的影响，采用的ArcGIS缓冲区分析方法，观察以清真寺为中心0.5 km和1 km（回族居住生活区比较理想的通勤距离）两个尺度范围内的民族餐馆数量。

在郑州市，距离清真寺0.5 km的民族餐馆主要集中在市中心地区（图 5a），1 km范围内可以将中原区和二七区集中连片分布的民族餐馆囊括进来，形成西北—东南向的民族餐馆集聚区（图 5b）。统计表明，距离清真寺0.5 km范围内的民族餐馆数量为299家，占民族餐馆总量的14.3%，而1 km范围内则占总量的26%。民族餐馆“邻寺集聚”的格局比较显著。

在开封市，距离清真寺0.5 km范围内的民族餐馆，主要集中于顺河回族区西侧与鼓楼区交接的集中连片区域，禹王台区形成小片集中区（图 6a）。距离清真寺1 km范围内，顺河回族区、鼓楼区和禹王台区的民族餐馆基本上连成一片（图 6b）。统计表明，开封市区距离清真寺0.5 km范围内民族餐馆为150家，占民族餐馆总量的19.9%，1 km范围内占总量40.6%。民族餐馆“邻寺集聚”的格局更显著。

在洛阳市，距离清真寺0.5 km范围内的民族餐馆，主要集中在瀍河回族区西南与老城区交接区域，在老城区与西工区交界处也存在小范围内民族餐馆集中区（图 7a）。距离清真寺1 km范围内，民族餐馆数量进一步增加，但瀍河回族区和老城区的民族餐馆并没有集中连片分布（图 7b）。统计表明，洛阳市区距离清真寺0.5 km范围内的民族餐馆为137家，占民族餐馆总量的21.6%，1 km范围内则占总量的40.8%。民族餐馆“邻寺集聚”的格局非常显著。

由此可见，文化的影响确实存在，清真寺及其“围寺而居”的少数民族居住生活区对民族餐馆分布发挥了向心集聚的作用。民族餐馆的集聚分布，与清真寺的数量及分布、“依寺而商”、“邻寺集聚”的回族商业文化传统有直接的关联。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研究从市场区位选择、文化邻近、城市格局等三个维度，综合运用核密度分析、标准差椭圆、多元回归等多种方法，对城市民族餐馆分布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①城市民族餐馆分布的空间结构，与城市主要功能区定位及总体发展格局一致，并从民族餐馆集聚核心呈等级扩散分布。民族餐馆的集聚核心，大多位于城市传统商业服务业中心。②商圈、大学、医院等人口密集区，是城市民族餐馆市场选择的重要区位。从民族餐馆与商圈、大学、医院等区位要素的空间关系上看，民族餐馆与城市商圈的空间重合度更高，而与大学、医院等区位要素的空间重合度则因城市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③城市民族餐馆蕴含独特的饮食文化传统，对特定消费群体具有空间偏好，在少数民族居住生活区域高度集中。④商圈周边布局民族餐馆的概率较高，而学校、医院周边布局民族餐馆对尺度具有较强的敏感性。商圈、大学、医院、公交站点等区位分布民族餐馆具有不同的发生概率，且因不同城市和不同尺度而发生改变。⑤民族商业文化传统对民族餐馆分布具有强烈的向心集聚作用，直接影响城市民族餐馆分布的集聚格局。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其一，不仅证明城市发展格局对民族餐馆分布的重要影响^[10]，而且把城市功能区定位和城市发展规划格局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认为城市传统商业文化中心往往成为民族餐馆布局的集聚核心。其二，不仅验证了市场中心及人口密集区对城市民族餐馆分布的影响^{[40, 41]}，而且从民族餐馆与商圈、大学、医院等区位要素的空间关系上，定量地分析了民族餐馆分布在商圈、大学、医院、公交站点等区位地点的分布概率以及因城市规模和空间尺度大小而发生的变化。其三，不仅关注到民族餐馆的经济活动区位，而且充分考虑到其文化特性及文化因素的影响^{[6, 14, 31-34]}，定量分析了少数民族居住生活区对民族餐馆分布的向心集聚作用。

5.2 讨论

决定商业服务业空间分布形式的，首先是其自身的性质^[46]。如果脱离事物自身的性质而单纯追求抽象的空间分布规律和经济活动区位，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本文对城市民族餐馆分布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对其经济区位的分析，而是充分考虑文化因素的影响。因为民族餐馆实质上也是一种跨文化的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更多“朝向生活的世界”，不仅关照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及生活习惯，而且面向更多人群的社会需求，是在具有地域性民族文化情境中被型塑，通过象征和规范等方式展现着社会秩序的建构、意义世界的构造以及特定文化的诉求。由此，城市民族餐馆的空间分布，如果不考虑特定的消费者群体及其文化传统，就很难真正的理解。

另一方面，民族餐馆其实也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城市长期积累的文化形态和文化景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已经对它产生了文化的认同，使其具有独特的地方性^[47]。这种经由民族餐馆呈现的地方性，体现出城市回族经济与社会文化相嵌合的特征^{[48, 49]}，以及民族经济活动对民族文化的根植性^[33]。民族餐馆与城市少数民族居住生活区的这种紧密空间关联，不仅呈现出独特的散杂居民族文化景观，而且为城市发展带来文化的多样性和更多的可能性。城市管理和规划部门，需要思考如何保护这种民族文化的传统，以增强城市的活力。

另外，由于采用静态的民族餐馆位置点数据，未能进一步呈现民族餐馆动态演变趋势。而且由于数据采集的局限性，未能进一步对民族餐馆的规模与类型进行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