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是一种文化形式，其表现的内容既是物质理想的产物，又是审美理想的体现^[1]，同时，音乐也是时空的产物，它既是一种“时间艺术”，又需要声学上的物理空间和心理上的意象空间^[2]。在新文化地理学的视角下，文化是通过空间组成的^[3]，而地理学家眼中的音乐也是受地方政治、社会、文化和话语权的影响而建构的，这一建构不仅仅反应了地方特点，更进一步引发出相关联的地理问题^[4]。然而，目前音乐地理学的大多数研究都是选择从宏观做出音乐的“区划”，以鸟瞰的方式进行描绘^{[5, 6]}，这样的方式虽可从大尺度进行比较并进行流动性研究，但往往忽略从小尺度地方“背景”、“声音”和“意义”建构起来的“音乐景观”，研究小尺度“音乐景观”对地方的演绎和刻画，是音乐地理研究中必须面对的理论与实践议题。

在景观学家眼中，“音乐景观”是文化景观的一种类型，是可以让参观者进入、体验、拍摄图片，甚至录音和录像回家的文化展示^[7]，音乐景观的听觉体验部分和“声景观”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早期声景观研究者Schafer就是一个音乐学家，在他眼中声景观就是“现实世界的音乐”，是一个音乐主导、环境保护指向的概念^[8]。因此，音乐景观不仅仅局限于声音，也包括其它和音乐相关的视觉吸引物，它是一种从形式和流派上阐释目的地内涵的多感官象征性文化景观，而旅游地的音乐景观则包括各类能吸引游客的特色音乐歌舞、能展现音乐美的特色视觉景观、音乐文化历史展示及景区音乐声音氛围的营造等。虽然目前对于视觉类文化景观的意象及其对目的地的影响已有较多讨论，但仍缺少对于多感官类文化景观进行知觉意象的内在形成机制的探讨，也很少研究游客对这类景观的感知和行为之间的关系。那么游客对音乐景观的意象认知是由哪些维度构成？这种意象认知如何影响游客地方依恋的形成？又如何影响游客对于目的地的满意度？基于此，本研究将以“音乐之岛”鼓浪屿上的音乐景观这一多感官类型的特殊文化景观为研究对象，从小尺度的“音乐景观”着手，探索音乐景观意象的组成维度及其对于游客行为的影响，揭示游客对多感官景观的知觉形成过程及机制，以期为音乐景观的保护和营造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支持，拓展文化景观和音乐地理的研究领域。

意象（mental images）是一个包括印象、情感和评价等要素的概念，也涉及人与地方之间的情感关系^[9]，而地理意象则是地理思维的产物，也是地理思维得以进行的“载体”^[10]。对于视觉景观而言，对其意象的认知需要表现出景观的视觉属性和色彩、形状等要素的内部构造^[11]。而对于声音景观而言，声音的涉入和感知可以影响视觉意象，并进一步影响听者眼中的目的地整体意象^[12]。因此，人们所认知到的音乐景观意象是由其听觉意象和视觉意象共同作用而形成的整体景观意象。

目前学者们主要是从景观或目的地功能的角度对景观意象或地方意象的形成进行研究^{[13, 14]}，也有部分学者从主观认知角度对景观意象的形成进行分析^[15]。关于景观意象认知的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Kaplan提出的景观偏好模型（landscape preference model）^{[16, 17]}，这一模型认为景观认知包括意义理解（making sense/ understanding）和涉入（involvement）两个维度，意义理解是代表游览景观后对其意义理解的深入程度，而涉入则是指对于景观的探索和对功能多样性的体验。Singh等认为这一模型缺少情感方面的评价，他们发现意义理解和涉入之间会互相影响，并且意义理解和涉入都会影响游客情绪，这一论调也被称之为“认知—情感”论^[18]。在旅游地意象研究领域中，国内外多数学者认同这一观点，并在研究中均发现认知意象对情感意象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19, 20]}。也有学者提出情绪也会对场景感知有反馈影响^[21]，特别是对于音乐、绘画的视听而言，这种反馈更加明显，甚至愉悦感和美感这些情绪体验就是音乐意象中的一部分^[22]。

因此，拥有听觉感知的音乐景观认知构成可能不同于传统的视觉景观，其认知意象和情感意象可能并非单纯的指向关系，而是有显著的内部联系甚至是内部一致性。不同于以往视觉景观的“认知—情感”论，本研究针对音乐景观的特性，选择将情绪体验加入意义理解和涉入两个维度中构建音乐景观意象的三因子维度认知模型，而非将其作为因变量，提出音乐景观意象的三个维度“审美意义理解”、“功能涉入体验”及“音律情感评价”。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探讨音乐景观意象认知中是否存在有内部一致性，并提出假设H1：音乐景观意象认知的三个维度即审美意义理解、功能涉入体验及音律情感评价之间相互影响。并将假设扩充为：

H1a:音乐景观审美意义理解和音乐景观功能涉入体验相互影响

H1b:音乐景观审美意义理解和音乐景观音律情感评价相互影响

H1c:音乐景观功能涉入体验和音乐景观音律情感评价相互影响

由上文可知，地理学中的意象并非是虚无的想象，而是一个包含认知和情感等多要素的思维“载体”，游客的地方依恋则是一种判断、态度、信仰和价值观，是建立在其对旅游地景观的认知基础上^{[23, 24]}，因此景观意象对游客地方依恋有着指向性关系。在认知意象方面，Prayag发现目的地意象认知和游客对旅游地的涉入程度在培育游客地方依恋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25]，也有学者直接将艺术认知、地方感与旅游吸引相结合^[26]。而在情感意象方面，Yeh等认为文化旅游者的怀旧情绪会影响其对体验价值的感知，唤起他们目的地意象，并有助于地方依恋的形成^[27]。因此，游客对于音乐景观意象三个维度“审美意义理解”、“功能涉入体验”及“音律情感评价”的认知，可以让游客对旅游地产生功能性和精神性的依恋，并形成整体的地方依恋。

因此，本研究提出理论假设H2：音乐景观地方知觉意象对地方依恋有显著影响。并将其扩充为：

H2a:音乐景观审美意义理解对地方依恋有显著影响

H2b:音乐景观音律情感评价对地方依恋有显著影响

H2c:音乐景观功能涉入体验对地方依恋有显著影响

Stedman认为地方满意度是个体对一个地方各个方面、多维度、总体的质量感知^[28]，而高满意度则是大量目的地取得成功的关键点^[29]。目前已有较多研究表明地方依恋和满意度之间的联系，其具体的维度如地方依赖、地方认同都会对游客的满意度产生显著的影响^[30]。Yuksel等发现游客对地方积极的情感和认知连接能够正面影响游客的满意度^[31]，Kyle和Mowen则发现旅游者对目的地的情感会影响体验深度，游客的地方依恋感越强，体验就越强，满意度也越高^[32]。基于此，本研究提出理论假设H3：地方依恋对游客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并且基于以上假设，构建了游客音乐景观意象认知与游客的地方依恋、游客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模型（图 1）。

图 1(Fig. 1)

图 1 音乐景观意象对游客地方依恋的影响 Fig.1 Relationship Between Musicscape Image and Sense of Place

鼓浪屿位于福建省厦门岛西南隅，自1913年开始，钢琴艺术自教会学校传向普通市民，先后出现过100多户钢琴世家、音乐世家。且根据1962年，上海《文汇报》报道，面积仅为1.78 km²的鼓浪屿有钢琴近600台，有着全国最高的钢琴密度，因此这里也被称为“钢琴之乡”。作为近现代西洋音乐发展的沃土，鼓浪屿曾经走出中国第一位女指挥家周淑安，原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李嘉禄、著名钢琴家殷承宗等乐坛的名人大家，音乐人才辈出，且拥有著名的钢琴式码头、钢琴博物馆、音乐厅、交响乐团、音乐学校等一批与音乐有关的硬件设施，因此享有“音乐之岛”的美誉^[33]。岛内路边各处咖啡馆的背景音乐，巷弄里偶尔传出的练琴声，路边演奏艺人的表演，每周音乐厅的专业演出及钢琴博物馆里的钢琴乐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音乐景观体系，是研究旅游目的地音乐景观的典型案例地。但近些年旅游发展对鼓浪屿的音乐景观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如岛内原住民的钢琴声减少，闹市街区的嘈杂声范围越来越大。2017年7月鼓浪屿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本文以鼓浪屿为案例地，研究游客对音乐景观的知觉意象对地方依恋的影响，有助于配合鼓浪屿的音乐遗产保护，为建筑空间赋予非物质文化内涵，对遗产地的价值挖掘有着重要作用。

本研究在充分借鉴已有声景观、地方依恋等研究成果和鼓浪屿预调研情况的基础上，最终设计出相应问卷，包括四部分内容：人口统计量表、音乐景观意象认知量表、游客满意度量表、景区地方依恋量表。其中音乐景观意象认知量表是综合景观偏好模型的相关文献，将景观意象的维度分为审美意义理解，功能涉入体验和音律情感评价三方面，共11个变量（见表 1）。景区地方依恋量表除了较多使用的地方依赖（place dependence）与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两个地方依恋维度之外^[34]，也有学者将其进行简化提出单一维度的地方依恋量表^[35-37]，本研究则是通过预调研的因子分析，将Williams的地方依恋量表简化为单一维度共5个变量^[34]。研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探讨音乐景观意象认知中是否存在三因子维度，运用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音乐景观意象的内部一致性进行探索，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音乐景观意象对游客地方依恋的影响。

表 1(Tab. 1

表 1 部分测量指标及来源 Tab.1 Part of the Measurement Indicators

表 1 部分测量指标及来源 Tab.1 Part of the Measurement Indicators

作者在线上的访谈和问卷预调研基础上最终确定正式问卷，并于2016年1月15日—1月19日在在厦门鼓浪屿发放，由游客现场填写并回收。小组分别在鼓浪屿音乐景观比较典型的菽庄花园、钢琴博物馆、音乐学校、音乐厅以及龙头路商业街等地对游客进行便利抽样调查。问卷包括3个部分，前两部分主要采用五进制Likert量表测量。第一部分调查游客对鼓浪屿音乐景观的声音意象记忆和视觉意象认知，包括听到音乐景观的具体地点、听到音乐后的情绪评价以及对于音乐景观的功能涉入体验和游客自身的审美意义理解；第二部分是游客行为和地方依恋的测量，包括游客地方依恋及满意度；第三部分主要了解被调查者人口统计学特征。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600份，经检查其中有500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为83.3%。其中男性被调查者的比例为36.5%，女性为56.4%，可以发现在有音乐感知的人群中性别差异较明显（7.1%没有填写性别信息）；在受教育水平方面，大专/本科学历的被调查者最多，占有效样本的69.2%；在职业方面，学生比例最大，占有效样本的40.8%，其次为专业/文教技术人员（12.2%）和企事业管理人员（11.0%）。

本研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音乐景观意象是否存在三因子维度。为了保证测量模型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在数据核对后对于缺少的数据采用样本均值进行替代处理。依据Cronbach's α系数和组合信度（CR），检验测量指标的内部一致性，结果显示，Cronbach's α系数均介于0.82—0.91之间（>0.7）；信度组合最低为0.822（>0.6），即观察变量之间有非常好的异质性；平均方差抽取值（AVE）均>0.5，问卷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40]，即各观察变量均有效。且结果中所有潜变量AVE平方根均大于与其他潜变量的相关系数，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模型结果如图 2所示，所有观察变量的t检验值都在0.001水平上显著，说明音乐意象认知的三因子维度模型中的观察变量对特定潜变量的影响都非常显著，解释力较强，不需要剔除任何观察变量。各潜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均是非常显著的，取值介于0.29—0.71，假设1成立，游客音乐景观意象认知的三个维度之间都有着显著的相关性，说明音乐景观意象认知的三因子维度模型得到了很好的验证，假设1的3个子假设全部成立。

图 2(Fig. 2)

图 2 音乐景观意象的三因子维度验证模型 Fig.2 Three-factor Dimension Model of Musicscape Image

旅游景观意象的形成并非线性过程，而是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本研究使用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500份有效问卷进行计算，探讨其系统内部的有序性，对假设1进行三种维度耦合关系的分析，试探讨鼓浪屿音乐景观意象的三因子维度关系是否成熟。目前已经有部分学者在旅游和景观等方面使用耦合模型进行了适用性探索，本文参考周永博等对于古镇景观意象的耦合性研究方法^[14]，首先通过方程（1）计算二级（潜变量）、三级指标（观察变量）的权重，其中V_i为因子分析中三个维度的总解释方差：

(1)

其次通过方程（2）计算音乐景观意象认知指标标准化功效系数，α，β分别为系统稳定临界点序参量的上下限值：

(2)

并以方程（3）计算出各维度对于音乐景观意象认知整体贡献度：

(3)

最终通过耦合度模型（4）以及总和协调度模型（5）得出结果。

(4)

(5)

由上述公式计算可得音律情感评价、功能涉入体验、审美意义理解三个维度的标准化功效系数（U）分别为0.565、0.733和0.675，三个维度组成的音乐景观意象认知的内部耦合度（C）为0.498，在这一阶段的景观意象结构处于颉颃时期但即将步入整合时期，协调度（D）也达到0.554，意味着三个维度组成的系统内部处于高度协调化的状态，因此音乐景观意象认知的三个维度内部的确应该存在较强的内部一致性且结构较为成熟。并且各维度的标准化功效系数UF>UA>UE，这表明音乐景观的功能涉入体验在游客音乐景观意象的形成中占有较大的比重。

本研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游客音乐景观意象认知与游客的地方依恋、游客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假设检验与模型构建，采用AMOS18.0进行数据统计处理，以极大似然法作为模型的估计方法，模型总体拟合结果表明，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RMSEA）为0.055（< 0.08），绝对拟合指数中卡方与自由度之比（χ²/df）为2.537；适配度指数（GFI）为0.921，相对拟合指数中比较适配指数（CFI）为0.959，规准适配指数（NFI）、非规准适配指数（TLI）均大于0.9；简约型指标中的简约调整后比较适配指数（PCFI）为0.823，简约调整后规准适配指数（PNFI）为0.802，均大于0.5，有较好的拟合度，且整个模型完全显著（p值< 0.001）。

模型拟合结果（表 2）表明，在0.05的置性区间下，音乐景观的审美意义理解、音律情感评价、功能涉入体验这三个音乐景观意象维度都对游客地方依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系数分别为0.234、0.292和0.203，即假设2的3个子假设全部成立，并且游客自身的审美理解对其地方依恋影响最大。同样可以发现，被调查者对景区的地方依恋会进一步增强游客对景区的满意度（t =17.179，β =0.799），假设3成立。因此，在0.05的置信区间下，本研究所提出的3个研究假设均成立。

表 2(Tab. 2

表 2 模型假设检验结果 Tab.2 The Testresult of SEM

表 2 模型假设检验结果 Tab.2 The Testresult of SEM

为了进一步检验音乐景观意象感知与游客地方依恋、满意度之间的互动效应，以探讨模型的内在机制和统计学意义，本研究采用Sobel单侧检验^[41]和AMOS18.0中偏差矫正非参数百分比Bootstrap两种方法对地方依恋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42]，在Bootstrap方法中计算95%的置信区间并进行2000次重复抽样，结果如表 3所示。

表 3(Tab. 3

表 3 中介效应检验 Tab.3 Mediation Effects Testing

表 3 中介效应检验 Tab.3 Mediation Effects Testing

从Sobel检验的z-Value来看，地方依恋在音乐景观意象的三个维度与游客满意度之间都具有中介效应（z-Value > 1.96）。而考虑到中介变量的抑制效应，本研究进一步采用了Bootstrap方法进行检验，发现音乐景观的音律情感评价与游客满意度之间的间接效应显著（P=0.001），偏差矫正估计的置信区间的上限和下限为（0.272，0.090）；审美意义理解与游客满意度之间的间接效应显著（P=0.001），偏差矫正估计的置信区间的上限和下限为（0.419，0.104）；功能涉入体验与游客满意度之间的间接效应较为显著（P=0.048），偏差矫正估计的置信区间的上限和下限为（0.280，0.002）。考虑到三个维度与游客满意度之间直接效应的上限和下限之间均包含0值，因此地方依恋在音乐景观意象的三个维度与游客满意度之间都具有显著的完全中介效应。

本研究基于音乐景观的听觉、美学特殊性，提出了不同于普通视觉景观“认知—情感”论的意象认知三因子维度模型和音乐景观意象对游客地方依恋的影响模型，得到了良好的模型拟合结果，并在此基础上检验了地方依恋对音乐景观意象的三个维度与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区别于普通视觉景观的认知和情感的指向关系，游客对音乐景观的知觉意象构建具有连通性和整体性。在意象的形成过程中，审美意义理解、功能涉入体验、音律情感评价三个维度间互相影响和重构，形成一种认知心理结构（perceived mental structure）。即游客对音乐审美意义理解、游客对音乐相关联的机构游览功能的体验以及自身的情绪波动有着一致性和整体性。

（2）景观意象的信息结构是一个由非线性过程中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14]，而鼓浪屿音乐景观意象认知的内部维度已经到达比较高的协调阶段，这说明鼓浪屿音乐景观意象的三因子维度关系已经成熟。各维度的标准化功效系数UF>UA>UE，表明音乐景观的功能涉入体验在游客音乐景观意象的形成中占有较大的比重，甚至高于对音乐审美意义的认知，即音乐相关博物馆的建设可以最为有效的构建游客音乐意象认知，音乐景观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也主要由此体现。

（3）音乐景观意象的三个维度均对游客地方依恋有显著正向影响，并通过地方依恋作用于游客满意度。当游客处在特定的音乐景观环境中时，声音景观和视觉景观的涉入与游客已有的心理图式相互作用，为游客营造由自身认知到外部环境的目的地系统知觉意象，从而使游客对于目的地有着更强烈的依恋并带来更满意的体验。音乐景观已经成为鼓浪屿独特的社会和文化符号，形成游客对自身和地方环境的依恋，并因此带来对目的地更好的理解和体验。

本研究从小尺度音乐景观出发，将情感纳入多感官音乐景观意象的三个维度中，验证了其联通性和整体性，是对视觉景观“认知—情感”理论指向关系的扩展，并通过检验地方依恋的中介作用，发现音乐景观是通过对地方的演绎和刻画带来更高的游客满意度，具有一定的创新及理论意义。本次对鼓浪屿音乐景观的研究使受访者意识到当地“音乐之岛”的悠久历史并让其对鼓浪屿的景观有了拓展性的认知，对鼓浪屿特色的音乐景观遗产价值和美学价值的展示和营造均具有指导意义。然而对于音乐景观意象这一颇具游客情感多重体验的客体，本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首先，本文仅选取了鼓浪屿这一典型案例地进行了短时段研究，缺少时空动态性，因此样本地域范围还应该继续扩大，并且可以加入后续的历时研究；其次，本文仅采用定量研究，缺少能够凸显体验者主观体验的方法，因此加入访谈法、图片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有助于更好的拓展音乐景观知觉意象模型，这些方面是本研究后续将努力探索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