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大众媒体所主导的当代社会，生活的一切都表现为景观（spectacle）的堆积^{[1, 2]}—这一论述来自居伊·德波（Guy Debord）的景观社会理论^①，它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对生产与消费进行了剖析，认为图像商品化在当代不仅主导着经济交换，更成为社会的首要交流和符号互动方式^[1]。在Debord看来，景观化的社会中不存在必要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划分，因为人们在自由时间里的休闲也被景观所建构，成为资本逻辑统治的延伸场所^[3]。在此意义上，旅游市场也是典型的景观文化商品化市场^[4]，景观社会范式为旅游研究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基于此，本文对该范式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梳理，对其概念丛和研究方法进行评述，并在更深层次上探讨该范式在旅游研究领域的本土化方向。

1967年，作为情境主义代表人物的Guy Debord出版了《景观社会》一书，将情境主义运动推向高峰^[5]，也将景观社会理论奠定为该流派的范式基础。这一范式不仅将理论触角延伸至社会、政治领域，同时还作为直接指导艺术、设计以及规划活动的哲学观，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力。Crary指出，景观社会理论是现代艺术的批判理论、日常生活的政治理论，以及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理论^[6]。不过，Debord所使用的“spectacle”一词译成中文的“景观”之后，与地理学中的“景观”（其英文指涉是“landscape”）还是存在着字面上的冲突。后者是地理学中一个常见的概念，而Debord的“景观”概念则来自Lefebvre的《日常生活批判》 ^[6]，并借用了情境主义国际（situationism international）流派的概念形式，其内涵带有明确的理论观念，并标志着一个影响深远的社会思潮。从地理学和社会景观理论中所使用的两个英文术语的原意来看，“landscape”是指某地区或某种类型的自然景色，也指人工活动建造的景观，而“spectacle”是一种通过传播媒介表现的社会现象，是人们基于自己的世界观及与他人的关系创造、表述和解释的结果^[7]②。虽然“景观”（spectacle）最初作为生态学和地理学概念被提出，是一种地表现象^[8]，但在其后的发展中，已成为具有深刻文化和社会意义的概念。针对二者的关系，以往研究者指出，Debord的景观概念“spectacle”对“landscape”不仅具有相当的解释力，甚至某种意义上包含后者^{[9, 10]}，因为“那些拥塞在地表空间上的文化景观何尝不是被无意识或下意识生产制造的一种表象或表征呢?”^[9]。

从词源上考察“spectacle”一词，它出自拉丁文“spectate”和“specere”，有“去看”和“被看”的含义^{[11, 12]}。显然，Debord在使用“spectacle”一词时，强调了该词所包含的“被看”的含义。在Debord看来，现代社会中人们的被动观看已成为普遍的现象，由此使得“spectacle”一词成为景观社会理论观点的基石，用以揭示媒体景象和消费主义取代了生活体验，对影像的被动凝视替代了主动的社会参与，新的异化形式造成了较之以往社会更大的分离^[13]。从思想源流上看，Debord的这一理论反映了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特征^[14]，也说明情境主义国际通过对马克思学说中的异化、商品化以及物化等概念的再发展，在资本主义的动态机制上赋予了马克思学说中这些概念新的解释力。虽然Debord的理论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但21世纪之后的社会状况使其越发吸引研究者的注意^[15]。Kaplan指出，Debord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为基础，用景观概念描述了我们与社会世界之间被动的、虚假的视觉关系^[16]。

从旅游的视野审视Debord的景观社会理论，可以发现其更具一般性和强有力的解释能力。随着大众旅游的发展，在旅游世界不仅同样弥漫着消费主义潮流，而且旅游世界的独特性质也存在着与Debord的景观社会高度契合的现象。例如，景观社会范式涉及情境消费、体验生产、后现代景观生产等诸多现象，这对于集视觉体验、大众消费与传媒特征为一体的旅游活动来说，自然具有极大的解释力。以Debord频繁使用的一个词—“伪”（pseudo）为例，其不但被用于Boorstin等人所使用的“伪事件”（pseudoevents）^[17]概念，Debord更提出了“集体性的伪旅行”（collective pseudo-travel）、“大众伪庆典”（mass pseudo-festival）、“伪田园”（pseudo-countryside）、“伪新奇”（pseudonovelty）^[1]等概念，用以描述当代景观消费中建构起的非真实现象。赵红梅和李庆雷指出，旅游景观本是自然界或人类社会的一种“中性存在”，之所以成为旅游景观仅仅是因为人类看中了它的特殊价值，与旅游者形成看和被看的关系，用“spectacle”取其“观看、被看”的含义，可强调旅游景观的“被制造性”^[9]。

景观社会理论所崇尚的情境主义将“物”分解为现实与意象^[18]，这为延续马克思针对商品拜物教理论中的异化思想预留了空间。在本体论上，景观社会范式认为，马克思所阐述的商品社会已异化成为景观社会，“商品”已超越传统的生产品，在当代被影像所定义，这是对马克思的商品社会理论在当代新现实中的再发展。情境主义理论命题围绕景观化的世界观展开。作为继商品化理论之后最重要的社会消费和权力理论之一，景观社会范式认为在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中，商品拜物教已发展为影像拜物教，使人们以主体的自觉进入到消费社会的资本逻辑之中^[19]。景观并非简单的图像集合，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是通过图像的中介而建立的关系，是一种世界观（Weltanschauung）^{[1, 2]}。

在方法论上，景观社会范式以视觉与图像分析、情境分析、心理地图等为路径，提供了一系列观看、记录以及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论取向也向旅游世界的图像景观开放了理论探索空间。从旅游的特征上来看，旅游活动典型地沿着时间与空间而展开并强烈地受地方性所约束，而在目的性上则以视觉和具身体验为核心，从这一点上来看，情境主义方法论中的情境化技术在旅游研究中有很强的针对性。Bridger在曼彻斯特使用了情境主义的质性研究方法，以情境技术为指导，通过使用录像对曼彻斯特进行视觉化，证明了视觉化在城市环境研究与城市心理学研究中的有用性^[20]；McGarrigle指出情境主义国际作为一种艺术思潮作用于当代实践，通过应用新奇和体验性的技术，城市空间可实现一种具有导航性和探索性的城市体验^[21]。情境理论中的范畴和技术，包括心理地理学/心理地图及其技术、纪录片技术以及草图技术等都发挥着巨大的影响^[22]。在操作中，国外研究已经使用景观社会理论对旅游现象从多个入口进行了分析。Angelini对里约热内卢的一个微缩城市景观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其相异性和抵抗性、视觉与权力的关系^[23]。Whybrow分析了“表演性地图”项目，探究了针对一个“未知”目的地来说，何种基于表演的战略适用于邂逅、记录和创造性的研究过程^[24]。这些技术不但在概念上指向了新的领域，同时也在实证分析上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景观社会范式的主要概念围绕情境与体验展开，其三大概念包括漂移（dérive）、异轨（détournement）以及心理地理学/心理地图（psychogeography）。对源于法语的概念“dérive”和“détournement”，国内学界有多种翻译，包括漂移与异轨^[25]，漫游和征用^[26]等。“Dérive”也被译为云游^[27]，英文中则为“drift”，表达不受已有规则约束的漂移或漫游之意。情境主义者对该术语的定义是：“一种与城市生活相联系的体验行为模式”^{[28, 29]}。“Détournement”在法语中的解释为“偏移轨道”，英文翻译为“diversion”，是指对已存在之物的改变^[30]。这些概念看似抽象，实际强调的是对个体空间体验的分析，并能通过分析个体空间体验来获得对宏观空间结构的认识。1957年，Debord在心理地理学展中发起的“赤裸的城市”（The Naked City）项目^[31]就是对这些概念的实践，即打破格式化的城市参观方式，以个体的体验为核心，以人的“漂移/漫游”的体验方式来实现与城市空间的联通。这一理念后来成为诸多城市空间研究与规划实践的参考。第三个概念是Psychogeography，其两层含义对应两种译法。一是“心理地理学” ^[32]；二是“心理地图”^[33]或“心理认知地图”^[34]等。“心理地理学”这一翻译强调系统性的理论意义，Bridger指出，心理地理学以一种无目的地的、嬉戏的漫步思想为核心，经验式地参与有关乡镇与城市的转变的对话，创造性地思考人们真正中意的社会形式^[35]。“心理地图”这一翻译则描述一种建构地图的实践方法。在《巴黎心理地图指南》（Guide Psychogeographic de Paris）中，Debord以主观心理距离，而非客观空间距离为尺度对巴黎的城市空间进行了标注，成为通过主观心理体验来定义城市结构的先驱。

景观社会理论与旅游实践和旅游研究有着内在一致性。情境主义思潮以景观社会范式为核心，既在宏观上解释了景观的生产与消费，也在微观上分析了现代景观的观看与体验。Debord指出，旅游业是打包消费的人类交往和商品流通的副产品，为现代大众旅游所趋之若鹜的城市和风景，并不能满足人和环境的真正需求，常常只是作为纯粹的、速成的、表面的景观（spectacle）呈现于人们面前，是人类对环境进行资本主义占有的一种方式^[1]。旅游不仅成为一种商品而被消费，而且既离不开视觉，也已经成为一种景观化的消费行为^[36]。作为现代性引发的当代批评理论思潮之一，Debord的《景观社会》与本雅明（Benjamin）《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以及鲍德里亚（Baudrillard）的《拟仿物与拟像》等著作所关注的都是真实与虚构的视觉景观之关系^[37]，该主题在关于大众旅游本真性的讨论中尤为典型。

历史地看，人们要把真实转化为景观（spectacle）的偏好由来已久。在18世纪，欧洲的旅游者会携带一种名为“克劳德镜”的黑色镜片，通过其改变风景色调，在旅行中体验风景油画的效果。克劳德镜被旅游者用来主动将真实世界转化为景观，在当代社会则无需人们刻意地自行进行转换，新的图像生产理念已主动迎合了人们内心的景观欲望。张一兵指出，为数众多的影视媒体和平面媒体的内容皆为预先设计，商人们躲在幕后制造出人们所预期和将要追求的东西，最终将影像内容内化为欲望^[38]。李拉扬则指出，旅游者将凝视到的其他旅游者、当地人和景观等行动者都纳入一个凝视与被凝视交织的关系网络中，进而建构出自己的旅游体验^[39]。这些观点也是对商品拜物教转变为影像拜物教的具体阐释。在旅游研究的经典理论中，MacCannell将“旅游吸引物”界定为旅游者、景观和标志物之间的一种经验关系^[40]；Urry指出旅游是对一系列符号景观的收集^[41]。正如Best和Kellner评论的，景观将人们“直接的体验移入到令人眩目的影像世界和符号之中，代替他们建立自己的生活”^[42]。Gotham指出旅游产业的发展使城市营销和转型朝着娱乐的方向发展，这一过程中消费优先于生产、符号价值大于交换价值^[43]。这些理论的建立都与情境主义的哲学思想紧密相关，其中既有涉及本体论的旅游景观（landscape）性质的研究，亦有应用景观（spectacle）社会视角与方法的分析，但最终往往都能统合在情境主义的模型当中，并进而为研究旅游世界中具有拟像性质的景观（spectacle）提供理论关联的切口。正如Davis所指出的那样，在情境主义的理论指导下进行实证研究能够扩展旅游研究的关注点，更好地理解旅游的空间与地点^[2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旅游世界能够展示出景观社会范式之分析对象和践行者的双重性质（图 1）。一方面，旅游结合了当代消费、移动性、空间生产，典型地展现为景观社会范式的解释对象；另一方面，现代大众旅游业正是景观的设计方、生产方、体验与消费的供给方，旅游的个体凝视与体验，目的地的设计理念与规划技术，都可在景观社会理论中获得有益参照。

图 1(Fig. 1)

图 1 景观社会范式与旅游的双向关系 Fig.1 The Bidirec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ciety of Spectacle Paradigm and Tourism

尽管旅游学术界对Debord的景观社会范式的反应并不算早，而且还存在着理解中不完善之处，但从相关文献中已能窥见景观社会范式在旅游研究实践中得到运用的端倪，一些研究的问题指向和方法论反映了景观社会范式的理念，展示出研究进路的变迁：①从视觉到体验：黄燕等通过对互联网时代游客照片的符号学解析，发现政府与目的地营销商已不再是旅游目的地意象表征的唯一渠道，游客自身的情境感知成为景观体验的核心^[44]；Joyce提出旅游业应试图恢复对“未知”的参与感，这种感觉也是形成情境主义项目的原始动机^[45]。②从图像到空间：作为对现代城市庸凡体验的一种修正，情境主义的“漫游”所推崇的是一种不经计划的、即兴的、漫游式的城市空间，例如Crang在旅游研究中接纳了Debord的景观社会理念，并指出通过旅游组织而成的景观具有特殊的空间结果^[46]。③从景观凝视到景观交互：从Cartier和Goss等人的研究出发，研究者认为旅游中距离的存在使得理想化的自我体验得以实现，因为旅游者暂时会舍弃日常生活的社会、家庭和工作圈，体验纯粹基于欲望的空间交互^[45]。④从分析到项目构建：例如拱廊项目（arcades project）展示了个体与城市交往中的商业化，表达了情境主义对自由体验的追求^[47]。⑤从一般到具体的特征：例如Canestrino等研究者利用情境主义的现象观对医疗旅游进行的分析^[48]等。

谢小芹将Debord的景观社会理论作为框架，提出制造旅游景观的一般化逻辑可以概括为“民间认知—权威认证—资本布景—巩固强化”^[49]。刘昆在研究空间生产机制下城市景观的拼贴问题时指出，形而上的景观物化实质上透射着社会关系的权力化生产，城市应为日常的自然，才能去除竞技式的城市化妆术带来的地域文化认同的缺失和危机^[50]。景观社会理论家认识到媒介对生活景观的控制，因此强调要把主体引入一个超然的非功利的想象和情感的空间，指出要使人的体验摆脱刻板化的认知和日常行为的种种强制^[51]。在新文化地理学观点中，地理要素的体验对文化有再建构与再生产的作用^[52]。城市更新的三个核心动能中，第一个就是体验^[53]。该思维也为“自下而上”的城市设计理念提供了参照。城市旅游的空间景观融合了消费文化、视觉文化和新媒体等文化特征，带有明显的景观社会印记^[54]，以情境主义为指导的城市空间研究强调体验性特征，心理地理学/心理地图成为一个核心概念，漂移、异轨、景观，体验等概念则围绕它发挥作用。胡娟指出，城市由大量情境组成，城市的目标随着城市的变化也将随时更替。城市创造的情境空间被视为表演空间，参与者被视为表演者，通过“游戏”、“漂移”、“异轨”和“心理认知地图”四种方式来实现这种参与过程^[34]。对情境时间维度的研究也逐渐发展，例如基于时间和空间差异对事件性景观进行的分析^[55]；应用情境方法（scenario approach）基于未来时间维度对景观变化进行的预测^[56]等。Barnard指出，情境主义国际涉及艺术和政治领域，对创意产业和文化生产来说具有重要影响力^[57]。

大型事件的生产与消费在现代社会日益兴盛，是产生旅游吸引力的重要元素，也是景观社会范式的重要分析对象。Rustin对现代奥林匹克及其吸引力进行了分析，指出一系列庆典给予了盛会一种神圣的光晕（aura）^[58]，此概念同时也呼应了Benjamin等人的后现代理论。Gotham应用Debord和Lefebvre的理论，批判性地研究了新西兰一系列城市庆典，指出了将城市转变为旅游景观过程中的矛盾之处。同景观社会理论本身的逻辑相同，Gotham讨论了旅游在剥夺当地权力的同时如何引发当地自治和抵抗^[59]，这一领域的分析如今已成为旅游研究的热点话题。McMichael从景观社会理论出发，分析了大型事件中的安保现象，指出该过程使安全概念自身变为一种景观力量^[60]。在节庆活动方面，Richards提出了社会的节庆化和节庆的社会化问题^[61]。此外，符号和游戏也是情境主义理论下旅游研究中的核心主题之一。Gotham和Krie在讨论以旅游为代表的文化产业特征时提出，特定的冒险特征被组合成商品形式提供给旅游者，这些特征包括地方、景观、具身体验、记忆等，在这一过程中，符号交换至关重要^[13]。

黑色旅游是后现代景观生产的另一独特侧面。Rojek^[62]、Stone和Sharpley^[63]等人的经典研究都将黑色旅游称为一种“后现代景观”（postmodern spectacle）。黑色旅游将不宜观看的灾难转化为可凝视的景观，黑色旅游的景观性质具有从受难到凝视，从悲剧到娱乐之转化的矛盾性质，是社会景观化的极端典型，因此该理论也成为黑色旅游研究的有力分析工具。Gotham检视了旅游参观渗透到灾难发生地的逻辑，分析了灾区景象如何成为一种景观和娱乐^[64]；Crysle以景观社会理论为基础，探讨了暴力如何成为一种社会景观，在对比了大屠杀纪念馆和种族隔离纪念馆后，提出“移情认同”是当代消费景观和虚假自我形塑（prosthetic self-fashioning）的一种表现，是“情感劳动”和全球经济欲望催生的结果^[65]；Morten和Stone等人则将心理地理学的概念应用到黑色旅游研究中，分析了参观者的景观阐释过程^[66]。除了对黑色旅游景观建构的讨论，在黑色旅游地的灾后重构过程中，景观与空间的理念也成为有用的指导。我国学者在地震灾区重建的研究中指出，地方重构实质上是旅游景观、旅游活动和旅游形象对原有乡村景观、活动和形象进行替代的城镇化和现代化过程^[67]。

在操作层面上，郑荣娟等人通过手绘认知地图对旅游意象的研究^[68]、魏鹏等人通过意境草图对旅游者的空间意象与空间决策关系的调查^[69]、蒋春燕等基于视觉形态的旅游地图符号提出的分类标准^[70]等均采用了景观社会中对个体地理体验的情境化分析思路，其研究方法的核心是围绕被研究者的个体体验与当下情境展开，分析材料正是情境主义者所使用的视觉材料和心理地图。

将景观社会范式吸纳到旅游研究，其目的不仅在于理论的应用，更进一步说，是为了寻求旅游理论生成路径上的突破。首先，在旅游世界，流动的意义不仅仅是抽象的，还包括实地的人、物、体验和景观的流动。Debord所讨论的情境作为一种时空现象在旅游世界几乎无处不在。旅游者不仅在时空上处于景观之中，还在追逐景观，并通过体验与回忆来建构景观。因此，情境景观、后现代景观生产、景观时间消费等都将是未来旅游研究的新兴方向。其次，在地理学所探讨的景观（landscape）概念框架下，未来的研究可发掘更多的、原本客观存在但经过社会文化建构、主观认同以及传媒引导而异化的新的景观（spectacle）类型，这些景观（spectacles）在物理形态上并非新的创造，而是经由建构转变了身份。最后，以景观社会范式分析旅游景观的生产逻辑，是对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消费中的延展和应用，有助于研究者探究旅游景观的消费哲学、景观生产中权力关系机制，发现和解决旅游发展带来的深刻社会问题，也会对旅游营销战略提供有益的参考。

总之，旅游研究的目标并不止于解释现象，也追求用新的方法来优化休闲与人类生活体验。正如Best和Kellner指出的，情境主义的实践目标就在于改造社会和日常生活，去征服由景观所导致的冷漠、假象和支离破碎。战胜被动，才有可能恢复现有的存在，并通过积极的情境创造和技术利用来提高人类生活^{[42, 71]}，旅游的实践与研究亦然。

注释：

① 这一概念的法语表述为“spectacle”，英文为“spectacle”，中文研究中主流的译法为“景观”。可分别参见《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Paris：Gallimard Education, 2015）；《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New York：Zone Books, 1995）；《景观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

② 两个英文术语在文意上的这种区别，值得引起中文读者的注意。从理论概念的使用原则上来看，这种理解上的严谨性是避免相关理论界产生望文生义弊端的关键所在，同时，也向学术界提出了这两个英文术语译成中文之后应怎样做出适当区别的问题。鉴于此，尽管本文的意图本来仅限于对Debord的理论加以引介，但仍建议可以将Debord的“spectacle”译成“景象”甚至“景像”为宜，以凸显Debord概念中所强调的“建构”成分，反映人类的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仿佛是对真实世界的一种“镜像”这一事实。不过，在本文中暂时不做这种术语翻译上的调整，仅在行文中容易引起混淆的地方通过标注英文原词来加以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