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地理大背景下，跨境（人口和资本）流动逐渐成为再塑城市社会空间、景观和地方的重要变量之一。换个角度来讲，跨境流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现代城市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之一^[1]。近年来，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活动和国际社会治理方面的参与度日渐增强，中国作为跨境流动目的地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强，不仅移民和资本数量剧增，跨境流动的类型亦愈发多元。在全球化以及伴随而来的跨境流动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不仅时间与空间发生了压缩，人们的日常生活体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2]。对于中国，尤其是对于中国大城市空间而言，这样的冲击更为剧烈。日趋频繁的跨境流动使得中国大城市空间不断复杂化、破碎化和多元化，文化冲突和协商在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政治语境以及城市管制模式下不断上演。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许多地区都成为跨国流动的关键节点，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族裔群体。例如，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华南地区的经济重心，粤港澳地区已经成为多元族群和多元文化交流汇聚的焦点地区。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更是在粤港澳地区经济活力的刺激下，一些来自非洲大陆、东亚地区、欧美地区以及南亚地区的人口和资本开始在这汇聚，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广州、深圳、东莞和珠海等粤港澳大中型城市开始涌现出非裔社区、日韩裔社区、欧美社区和菲裔社区，为城市文化景观的感知带来了新的体验^[4]。当然，这些新生的异质空间背后也深刻地反映了全球化跨境流动背景下的地方协商和地方重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围绕跨境流动及跨境移民生活休闲需要所产生的“异国风味”的族裔社区逐渐成为多元文化主义新时空纹理的重要体现，但其在社会层面也为新时代的城市治理带来了新的课题和挑战。在空间研究“社会转向”^[5]以及地理学研究“文化转向”^[6]的背景下，在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经济情景下，在中国的跨国族裔群体如何通过其与迁入地的其它社会群体以及地方社会经济文化语境协商，从而践行跨国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已成为中国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命题。鉴之，本文提出跨境流动研究应聚焦于高度全球化地区跨境族裔催生的“新型流动性”社会文化问题，以跨国族裔所根植的空间、地方和景观为重要切入点，综合考量文化经济、移民政策、跨国移民与空间政治之间的互动，重新审视中国愈趋全球化的大都市对于全球人力和人才环流的响应，并对其如何整合国内外人才资源和改革地方管治与文化治理提供相应的对策，以构建更为和谐的多元化流动性社会。

本文利用“Web of Science”数据库搜索国外相关研究，以“migration”“ethnic”“diversity”“mobility”“ethnic community/enclave”等为主题关键词展开检索，文献时间截止2018年12月31日，由于初步检索得到的文献数量较多且议题庞杂，又进一步按照研究领域、代表性刊物等进行筛选，并通过摘要提供的信息选取与研究相关性高的文献，最终选取并援引了78篇具有较强相关性和代表性的论文和专著，作为核心参考资料和数据信息来源。在国内相关研究方面，以中国知网（CNKI）为检索工具，通过“高级检索”的功能对“跨境流动”“移民”“族裔”和“族裔社区”等关键词进行全文检索。为了保证文献的一致性和代表性，文献时间同样截止2018年12月31日，检索数据来源则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和中文核心期刊为主，同时还通过台湾文献学术数据库以作补充。经论证分析最终选取了25篇期刊载文作为研究的核心论文以分析讨论国内跨境、移民、族裔等的相关研究。

通过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后文将对跨境流动现象中的地理学关注进行论述，跨境流动往往与“移民”“文化” “空间”“社区”等紧密相关。在研究热度上，国内外关于移民、流动等的研究均呈现递增的趋势，学界对其的关注度也在不断上升，以“Web of Science”检索地理学研究为例，从1956年仅有的一篇关于移民的研究到2018年已有近2000篇以“migration”为主题的论文。此外，本文还关注地理学对跨境流动现象的解析作用和对多元文化与族裔空间的建构情况，包括了跨境流动下研究立足点的讨论、城市空间的塑造（如族裔经济、族裔社区）等。最后，本文对中国跨国族裔研究展开论述，一方面，提出国内跨境流动研究的理论与现实价值；另一方面，对比国外族裔研究进展分析得到国内跨境流动研究的特点，进而提出国内研究的关注空缺和后续研究的施展空间。

跨境流动始终与人类社会相伴，特别在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的流动性显著增强，关于流动性的讨论不仅涉及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对流动性的关注也由来已久^{[7, 8]}。

地理学对流动性关注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移民地理学的兴起。人口迁移作为人类社会重要的社会经济特征，早已受到西方学术界多学科和多方位关注，相关论著汗牛充栋。在早期的研究中，推动跨境移民的动力机制和普适规律无疑是跨境（人口）流动研究的关注所在。宏观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为人口流动的重要驱动，移民研究早期的经典“推—拉理论”即强调多种迁出地的消极因素和迁入地的积极因素对于移民迁移的决定作用^[9]。在其后，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新经济移民理论等经典理论也强调了宏观经济因素、发达国家市场的双重结构以及个人与家庭的理性经济选择对移民迁移的影响^{[10, 11]}。Wallenstein的世界经济体系理论则强调了世界体系的政治经济不平衡对移民的影响^[12]。20世纪末期，跨境流动现象日趋活跃，国际移民的现象更为全球化、多元化和加速化^[13]，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对国际移民的文化适应、社会网络和跨国互动予以关注。一方面，学界更为关注国际移民与东道国之间的积极互动^[14]。移民与接纳国社会的同化、适应、融合以及文化适应的过程受到了广泛的关注^[15]，其社会行为、经济活动和文化认同成为新的研究热点^[16]。同时，国际移民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亦是被作为维系流动过程、改变社会地位的重要方式受到关注^[17]。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快速推进，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这一新的研究范式开始兴起。在此理论范式下，移民的主体性和流动性开始凸显^{[18, 19]}，移民被认为依赖于跨越文化、政治和地理边界的社会场域及其所连结的远距离分隔的地方社会网络，并因其多样的社会实践和复杂的社会网络，而被赋予混杂的文化身份^{[20, 21]}。

跨境流动所创造的各种空间模式也引起了人文地理学者的广泛兴趣，被视为地理学的重要命题^[22]。在早期的人文地理学研究中，受计量革命以及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学者主要着力探究移民流动的普适法则、移民社会的演变规律、移民系统的组成要素以及移民的时间地理和空间行为模式等^[23-27]。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和社会批判理论逐渐兴起，有学者开始关注人口迁移过程中微观个人的决策过程，关注移民的生活经验，强调以人为本的研究取向^[28]。“移民—地方”的视角也开始凸显，地方（place）作为移民所身处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制度本底，同时，特定时空背景下的人地互动被重新认识为理解移民空间流动进程和文化认同塑造的窗口，并可更好地揭示由性别、族群、阶级和性向等因素所影响的权力机制^{[29, 30]}。

伴着社会理论对人文地理学的大量渗透，地理学所关注的移民研究更趋多元性、人本化和微观化。在人口地理学方面，人口迁移的微观过程和生活经验更受重视，研究范式更为多样化^[31]，学术界亦愈发认识到国际移民过程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女性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新兴社会思潮也开始不断涉入，移民族裔研究呈现出崭新的研究局面。在文化地理学主导的研究新形势下，国际移民不仅已被视为充斥在各个尺度的具有社会文化意义的事件，移民个人的经验和感受也得到了关切^[32]，突破了过往研究过度量化所落入的困境。同时，在新型的流动性范式（mobility paradigms）之下，人文地理学所强调的包括身体日常移动、物质流动、视觉载体所带来的流动想象、虚拟技术以及各种渠道的信息交流，都可使国际移民的空间现象得到更好的剖析。而国际移民愈发显著的跨国性（transnationality）不仅显现于新兴的跨国空间中，亦蕴含于移民各种形式的具身（embodied）流动、象征性和想象性的空间联结之中^[33]。此外，散居人口的流动现象亦可被视为一种集体性、策略性和政治性的过程，并在跨国网络和各式地理连接中对认同进行生产^[34]。值得注意的是，“情感转向”和女性主义地理学等新兴潮流亦扩展了国际移民研究的界域，国际移民中的归属感^[35]、亲密性、情感政治和性别权力关系^[36]等新兴议题不断涌现。

相较于阶级、性别和性倾向等群体分类，族裔或族裔特质（ethnicity）这一基于文化差异的分类标准在移民研究中备受瞩目^[37]。移民流入新的城市以及不同族裔或族群在城市空间中的互动、冲突及其对空间结构的塑造，早已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议题。城市社会学的重要先驱芝加哥学派认为，各阶级和族群有如植物的不同群落，在空间进行竞逐、入侵、适应和更替，形塑了城市不同的空间结构和社会空间^{[38, 39]}。早期的城市研究关注不同特定族群集中居住于贫困内城区的现象，并强调临近社区的优势族群对相对弱势族群的空间排斥过程[40.41]。基于特定族裔群体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集聚和隔离，地理学者已对不同族裔群体的空间分异现象的呈现和机制投入大量的研究。长期以来，人文地理学者关注衡量族裔空间分化的方法、族裔空间分化的程度、族裔空间分化的模式及演变、族裔空间分化背后的机制以及族裔隔离的空间效应^[42-46]。近年来，研究的视野已不仅限于不同族裔群体基于居住区的集聚和分异现象，越来越多研究开始关注族裔群体的工作、教育和其他社会活动空间的分异状况和程度^[47]。

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理论对人文地理研究的涉入，不少研究关注族裔聚集区或社区中的族裔企业和经济的集聚现象。在批判地理学的视角下，空间不仅是中立的载体，而且是根植于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动态背景^[48]，各族群亦假借空间进行社会关系的生产，空间无疑是各族裔生存、划界、吸纳、排斥和认同的重要根据^[49]，也是构成族裔特质的重要因素。作为跨国族裔最为重要的社会建构，以多种物质形态呈现的族裔景观不断浮现于大都市中，并具有突出的情景性和动态性，是其寄托情感和身份象征的重要载体^{[50, 51]}。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地理研究仅关注族裔商业的经济产出，社会文化地理视角更重视族裔经济如何成为跨国族裔群体拢集社会文化资本、维系其社会文化身份认同、加强劳动力社会依附的重要手段^[52]。

不少人文地理和城市研究学者已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对族裔经济带来的文化景观进行了考察。族裔经济的多种服务载体，如各式商店，已成为社区生活、社会融合和创造就业机会的重要空间。如Kaplan和Li所强调，族裔化的消费空间和形式不仅塑造了族裔化的经济，还生产和维系族裔化的人际网络，与此同时族裔化的经济运作也为创造族裔化的地方提供了可能，两者相辅相成^[49]。族裔企业家或社群也有可能推动自身的族裔特性商品化，以获取利益且稳固社群的认同^[53]。从消费的角度，不仅是族裔消费空间可不断对族裔社区中的个体传递强烈和复杂的文化信息，少数族裔也需要通过前往特定的族裔商店活动以维持其对特定群体的归属感，而族裔消费者与其他同族裔个体的交往和互动，也使其成为独特的消费环境的重要塑造力量^[54]。在物理景观方面，族裔群体对于社区的塑造不仅在于其对于特定建筑风格和空间设计样式的引入，也对不少内部景观或公共空间进行营造。如Skop所关注的美国印度裔所建造的文化交流中心和影剧院，其虽不为外人所知，但却为多种族裔活动提供了空间，为持续稳固社区提供了可能^[55]。而其中的族裔社会组织（如宗教组织）往往也是群体和地方之间，以及不同族裔群体之间关系的重要协调者^[56]。族裔群体对身份也很重视，表现在其对族裔符号的持续呈现，族裔对私人空间中族裔符号（如绘画和雕塑等）的布置也为族裔群体广泛表达其身份提供了更为亲切的方式。此外，族裔社区的地方营造也并非受限于固定或长期稳定的空间模式，它也可能是透过节庆等临时性的领域化实践来实现。如Law关注香港菲佣群体每周日在中环的公共空间通过音乐和饮食实践临时营造出的“小马尼拉”，其不仅赋予了有别主流资本和权力所限定的公共空间意义，也建构了自身族裔的地方感^[57]。总体而言，新近的地理研究认为族裔特质不能使其所身处的空间割裂，族裔群体的身份认同和特性的塑造有赖于通过空间这一个平台和中介培育、协商、强化和维系^[58]，族裔社区的发展是一个地方建构的过程。众多不同文化习性的持续展演，以及信息、物质和情感交换的族裔网络的形成，需要落脚于特定的空间以获取支撑^[59]。

随着在城市中的公共和半公共场域中“与差异性共处”（living with difference）显得愈发重要，西方人文地理学者也开始更多地把视角延伸至城市空间中的“邂逅”现象（geographies of urban encounter）^{[60, 61]}，不少研究已重视空间和时空背景对于社会群体的认同及其对于差异性想象的重要影响^[62]。此外，基于西方社会中逐步显著的城市多样性，不少学者开始重新检视和理论化族裔之间的交流、互动、刻板印象和偏见^[63]。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不同社会群体在共享空间之中的身体化互动，日常化的邂逅可能使社会文化之间的差异更为突显，认同感也在互动之中更为突出。不同群体所邂逅的空间不仅意味着丰富的边界划分与协商，也呈现出物质性之于多元文化的塑造，不同主体对于不同物件的不同挪用和实践不断生产着差异性^[64]。此外，学者亦关注“邂逅空间”的时空特性，“邂逅空间”具有明显的暂时性，其是否可有效地持续和维系不同居民的交流，可能将会影响社会的融合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协商和冲突。

随着文化经济的兴起，商品和消费空间的美学化和符号化开始受到重视，独特文化的塑造成为营造商品差异化的一部分。族裔经济的特殊文化符号，也往往被卷入商品化的浪潮。因少数族裔的特质和文化相对于社会大众具有异质性，其具有吸引追求文化差异性的消费者潜力，族裔文化已开始被外来资本力量挪用为包装社区和空间的工具，并推动了地区营销、土地升值、城市更新和绅士化的进程^{[65, 66]}。在此之下，族裔化社区和地方的塑造和演变有时也涉及到外部社会力量的涉入，社区通过族裔商品和节庆进行地方建构也可能并非只面向族裔内部群体，而是有意识地针对社区外潜在的消费者和观光客。这也意味着族裔群体和族裔企业有时需面对其他企业、社会群体乃至地方政府的市场竞争以及对地方意义的争夺^{[67, 68]}。从更为广阔的背景来看，对于族裔多元性的城市治理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转型紧密相连。族裔文化的多样性和移民群体迁出国的文化形象与传统，已被不少企业主义城市视为塑造全球性独特形象和推进市场导向的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69]。不少西方文献也开始对于相应的城市多元性和多样性的规划进程进行批判检视。尽管“城市多元性”也成为一些西方城市的重要规划议题和规范标准，但不少学者发现，这些“为了多样性的规划”（planning for diversity）和“多元文化规划”会不经意地推动一些城市的企业主义性质的发展策略或只关注特定的政治议程^[70]，族裔经济的文化符号和文化节庆成为地方增长联盟进行地方营造（place-making）的工具。在西方新自由主义背景之下，城市的经济竞争力成为关键概念，社会的再分配、社会认知和“邂逅”（encounter）等议题则一定程度上被忽视。

Raco在其最新的研究中关注到伦敦居民对于城市多样性的地方想象如何受到城市邂逅空间变化的影响：在金融危机和紧缩性城市主义（austerity urbanism）兴起的背景下，生活在城市衰败区的特定群体不仅被城市政策所忽视，也往往被视为社会问题的重要制造者；而地方政府在紧缩财政的压力下减少对于公共设施和住房的投入，反而也加深了地方居民对于外来“他者”的敌意想象^[71]。

总体来说，地理学对跨境族裔空间、景观和社区的关注由来已久，对跨境形成的族裔社区的空间分隔、地方塑造、城市多元性以及规划视野下的多样性共存等现象展开了相关的探讨。社会文化地理不仅注重中宏观的文化政治，也愈发关注微观的物质、身体、实践和日常的社会文化意义^[72]。跨境族裔和本地居民不仅通过感知和界定特定的景观和符号来表征自我身份、营造族裔气氛，食物、物件、休憩节奏、身体的出现、展演、感官实践和相互观看等也成为转化和生成族裔空间的物质化和具身化实践^[73-78]，使各种尺度的空间成为人际网络维系的介面，而族裔的动态划界为微观化的空间政治行为。此外，跨境族裔的性别、家庭、亲密感和情绪等议题无疑也值得进一步审视。从认同的塑造而言，现有研究较少关注不同族裔特质与种族，阶级和性别等其他社会差异的塑造因素的相互作用^[79]。从地域性来看，较多研究集中在族裔群体于特定空间的领域化实践，鲜有关注跨地方和跨国尺度的力量以及“关系性”的地方建构^[80]。此外，尽管不同类型的邂逅空间已在城市中浮现，但不同社会群体的真实生活接触实质上受地方特定的历史和地理背景所影响和限定。在全球南方的城市转型背景之下，族裔化社区的塑造如何受到非族裔因素的影响，仍需进一步探讨。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移民大国，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跨国移民大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日趋多元及其国际影响力日渐增强，越来越多的国际移民将中国视为移民目的地。其中，跨国精英和商贸人士、留学生、回流华裔、跨境移民以及“淘金者”不啻为主要的跨界移民类型^[81]。愈来越多的跨国移民集聚于特定的城市空间，多元的族裔社区的涌现开始吸引地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多学科的关注。

一方面，部分学者关注中东和非洲贸易移民对中国城市空间的重塑，他们将跨国移民视为全球化的践行者，正是这些跨国群体对物品的出口和转运建立起了跨地方联系。如关于广州非裔和中东裔跨国移民的研究指出这些跨国移民群体催生了自下而上的“草根多语言主义”（grassroots multilingualism）、“草根全球化”和“第三类全球化”^[82-85]。广州的非洲商贸社区可为中国与非洲国家架构沟通的桥梁^[86]，或折射出竞争、互补和协作的复杂中非关系^[87]。而非洲的跨国移民如何通过食物^[88]、音乐^[89]和社团^[90]塑造身份认同及建构“家”^[91]也不乏学界的关注，其在流动过程中需回应较为严格的各种形式的地方管治^{[92, 93]}。相较于较为广泛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层面的研究，地理学者似乎对空间视角更加依赖，他们更加倾向于关注族裔群体的空间特征、族裔社区的边界、族裔经济空间及其对地方景观的影响等^[94]。因而，人文地理学者也更为关注族裔聚居区的特性和演变^[95-99]。Gilles认为在非洲商贸移民的各式跨越边界的组织形式下，广州已被建构为跨地方（translocal）的地方^[100]，特殊的城市空间成为社会经济网络的重要节点，为多重社会关系和地方营造（place-making）策略所形构^[101]，而非洲散居者的高度流动性和跨地方活动又使其社会空间具有显著的短暂性（transiency）^[102]。此外，Ho关注到了中国的非洲留学生群体，认为教育移民通过在中国城市学习积聚人力和文化资本，其对中非关系的感知也必然影响于其家庭及个人目标。而且，Ho也发现，烹饪实践和食物已成为非洲留学生在中国城市与全球的权力地理（global geographies of power）进行协商的重要载体，非洲留学生通过中国食物展现其对于中国生活方式的适应并于非洲食物寄托了思乡之情，西方食物已被用作其世界主义认同（cosmopolitan identity）的标志和抵抗种族化的工具^[103]。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关注了来自发达国家的精英族裔群体（如中产阶级、外派精英等）及其与城市空间生产之间的关系。如刘云刚等以日裔群体为观察对象，讨论了族裔经济与城市空间生产，研究发现日裔族群的生产和生活高度依赖族裔经济，而族裔经济通过企业媒体、企业日程、社团活动以及文化建设等建立了高度封闭和排他的社会空间，成为服务和维系其族裔身份的有力工具^{[104, 105]}。与之相似，韩国族裔的聚居区以自我服务为主，并具有鲜明的主动融入和隐性隔离特征^[94]。此外，Kong则发现，在京新加坡人通过维持传统活动、阅读家乡报刊、聚会和庆祝节日等仪式化活动划分“自我”和“他者”的边界，对“小新加坡”这一想象社区进行生产，以加强身份认同^[106]。经济地位较高的族裔群体不仅具有主动集聚的倾向^[107]，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亦会积极迎合跨国精英的需求，参与外国飞地的设计、建构和推进^[108]，凸显另一类型的全球化与地方互动。周雯婷等对广州市远景路“韩国街”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通过积极利用韩国族裔所带来的文化符号，推动远景路城中村向“韩国街”转变^[109]。

由此可见，中外学界的研究主要关注全球化的政治经济背景、制度结构和社会层面对于跨国族裔与中国城市空间互动的影响，并重点关注族裔聚居区及族裔经济的特征和总体演变形式，为我们理解区域商贸移民的空间和社会网络生产过程提供了大量的基础性和背景性信息。然而，当前的相关族裔研究主要基于非洲和日韩移民，对于其他来源地的跨国族裔缺乏关注。作为中国转型期重要的外来投资推动者，港台跨界散居者对于城市空间和自身生活空间的塑造理应得到更为细致的研究和重视。而在不同的侨务政策、地缘环境和文化经济背景之下，回流华侨亦被动或主动地对空间进行了文化生产，也应是中国城市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环。在另一方面，跨境族裔的阶层及其社会属性为学界所忽视，不同阶层对归属感和家的认知和构建具有较大的差异^[110]。如跨国精英的居住和社交空间的布置往往是由特定企业、科技、资本和文化的网络空间所塑造^{[111, 112]}，其社群特质和生活方式触发了城市空间的相应重构^[113]，并展现出外国人才的柔性策略与国家选择性政策和规训的互动^{[114, 115]}。此外，族裔化社区和地方在被族裔群体赋予独特的空间意义时，其地方建构过程更牵涉到移民体制、公民权、阶级关系、城市管治、文化经济政策、国族政治话语和地缘政治等众多非族裔因素^[116]，并于不同的机制和要素的交互作用下形成多样的跨国族裔景观。

跨境流动研究的地理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探究跨境流动现象产生的地理结果，即对跨境流动形成的地理景观的关注。已有研究主要关注跨境流动现象的过程本身，如对流动或流动中产生的经验、实践、经历和关系的建立及其发生的动机、影响和意义的关注^[117-120]，而对跨境流动所产生的地理结果及其对空间和地方重塑的理论探究则相对较弱；第二，在城市和社区等地理尺度上探究跨境流动现象的社会文化意义。跨境流动往往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现象，其在跨境行为之后最终还是会在城市和社区等尺度上落地，从而对特定的城市和社区空间景观产生深远影响。即使目前已有研究尝试关注跨境流动群体的空间响应^{[94, 104, 105]}，然而对该群体在社会文化地理层面响应的关注仍然比较薄弱；第三，将中国作为案例地，探究中国案例在剧烈全球化背景下的特殊性。中国作为世界重要的人口大国和移民大国，不同时期的人口流动皆深刻地反映和塑造着中国的社会情景和发展模式。在经济政治体制快速转型，以及市场化、工业化和全球化迅猛推进的趋势之下，流动性已成为不断建构和重塑当前中国空间、社会、文化和经济的重要力量^[4]。在这样大的历史、社会、文化和经济背景下，如何通过中国案例的研究讲述“中国故事”对于外界正确认识关于中国的流动现象以及我们自身如何准确认识自己都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西方人文地理学无疑已展现出较为鲜明的“文化转向”印迹。传统的空间计量视角已不再是分析移民空间特征的主流，西方学术界开始更为关注移民群体或跨国族裔如何通过空间与移入地进行协商和塑造文化认同，以及城市空间如何作为不同族裔之间交流的重要载体。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非表征”和“重返物质主义”的新思潮，当前人文地理学不仅关注跨国族裔的文化政治、领域化和景观表征，也开始愈发关注移民群体在日常生活情景中的身体化实践、物质运用和情感体验。毕竟，微观的“身体”的集合、与物体有表现性和目的性的参与，身体的感觉体验状态及其所处的地方氛围的重要性，都使其成为生成文化意义的重要尺度。与此相对应，不断兴起的城市多元性和社会流动性下的城市政策和管治，逐渐成为城市地理学的新兴议题。因而，国内相关的人文地理学研究也应在“文化转向”的推动和更多的社会性理论的引入下，不断拓展和深化对移民群体和跨国族裔的社会文化过程分析。这样的研究不仅可反映原居地和暂居地或移居地之间深层次社会网络和地缘政治联系，也可深入探讨族裔社区的身份建构、文化政治以及微观层次的身体实践和情感体验等问题。一方面这将丰富我国人文地理学对于移民群体研究的多元性，提高对于跨国族裔这一“特殊”群体及其空间意义塑造的关注，并可于多个层面给予更为合理的分析和解释。另一方面，“流动性”逐渐成为全球化秩序下的重要特征和社会问题，国内的人文地理学研究也不应再局限于“固定”的“物理空间”，而应更为关注“空间流动性”和“关系性”（relational）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议题。

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包括社会学、人类学和地理学等众多学者已对中国城市中的跨国族裔给予了关注。然而，研究仍多集中于非洲和日韩移民，对其他来源地的跨境族裔缺乏深入研究。同时，与西方人文地理学对跨境移民研究相比，国内的人文地理学研究较倾向于关注跨国空间的特征、演变以及脉络，社会文化地理的分析视角缺乏拓展。不同跨境族裔的空间文化行为如何深刻嵌套于不同的地缘政治背景、跨国网络和社会阶层属性之中？跨境族裔空间的建构如何与地方政府的城市管治和文化政策相互作用？其空间的塑造如何展现不同族裔或不同群体之间吸纳、交融或排斥的状态？皆值得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通过批判借鉴相应的国外新兴理论视角，可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于中国城市跨境族裔的认识，更为深入地把握其融入地方社会的多元轨迹。与此同时，结合中国城市的独特情景，与西方的相关研究和理论体系进行批判性对话也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话题。

在当前的研究中，针对中国城市族裔空间的研究仍以具体的描述性和解释性的研究居多，多尺度和多地方的对比研究较为缺乏。不同尺度的社会动力如何交互影响跨境族裔的动态空间文化进程？不同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制度背景的差异如何具体影响跨境族裔的社会文化融入？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细究。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跨境族裔的空间意义塑造过程与动态的城市管治紧密相连。这也意味着，面对中国大城市的国际化进程，更多地关注跨境族裔的地方建构及其带来地方政策的响应，能弥补现时国内人文地理学城市全球化研究中的社会文化价值线索的缺失。同时，多元文化或多元主义族裔政策已成为部分西方大都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多元性是否已在中国出现？中国大城市的城市管治和移民体制又应如何面对全球性兴起的多元文化论述？这值得更多相应的研究提供“中国经验”。